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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休息室，他要在房里怎么样也说不定的。你去看看，千万注意保密，这关系到李书记和刘主任的形象名誉问题，也关系到县委的形象和名誉问题。”张道然听了这今古奇闻，醉意已醒了大半，没有了醉的样儿，忙答应着说：“好，好。”向中堂又交待说：“小张，我在办公室等你。”
县供销社与县委会只隔着一条巷子，而供销社的大门与县委会的大门是相反向开着。即县委会面临的是一条大街叫红军路，而供销社面临的又是一条大街叫建设路。五十年代初县委会和供销社在此创建时还是一个整体的地方，随后各自打起了围墙，中间留了两条大街对通的五少来宽的巷子。供销社还把一栋位于县委院墙内的房子无偿地给了县委会。谁是谁的，供销社是党和人民的桥梁和纽带，都是共产党的。张道然很快从供销社回来，向在办公室等待着各路信息而作总协调处理的向主任作了回报。也许是他走得急促了些，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去了供销社，没…有…找到他…”向中堂忙拦住他的话说：“你坐下歇口气，喝口茶，慢点说，不要慌。”他按照向主任说的，端起自己桌上的茶杯喝了口，又缓了缓气，然后又去给向主任倒了杯茶递给他，这才坐下来，静了静说：“我找门卫问了彭康的房间，是在办公楼的楼梯间，挨着档案室。门卫说他这时肯定不在房里，我不放心，还是去了，并趴着门凭着摇窗看了，房里空空的，床上纹帐是开的，被子叠着。门卫还是不放心，又跑到背面的窗口去瞧，但窗玻璃被纸糊着，看不到房里。我还问了门卫是否有他的钥匙，说是刘主任让我来拿一本学习资料的。门卫说他手里没有，他很热情，又去找通讯员问，通讯员说只有他们供销社主任住房的钥匙，别的我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汇报终于完了，够详细的。
向中堂听着听着，知道反正没有找到彭康，这条线索已断了，也没有心思记小张讲的那些过程。刘主任叫刘春梅，是县委委员，是妇联的主任，彭康是供销社的政工股长，可以说他俩是一对革命的红色夫妻。向中堂紧锁眉头，深深地思虑着：一向正人君子的李树光怎么能和一向循规蹈矩的刘春梅搞上那种苟且之事呢，说不相信吧，但有郭书记亲自给他看的彭康的那封信，而且从郭书记的嘴里听出，好象郭书记已经找刘春梅谈过，她并没有否认。人啊，就是这样难以捉摸！这个彭康啊，彭康，你为什么这么心胸狭隘，走上绝路呢，你何不推牌各奔前程，硬要白白搭上一条性命。你何必丢下一封遗书，害得众人不安宁呢。向中堂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彭康不会这么憨，拿生命开玩笑的，一定是丢下的烟雾弹，一走了之。他在心里祝福着，但愿如此！
一石激起千层浪。彭康去向不明，生死未卜在大县留给了人们猜测的疑案。李树光是否和刘春梅有风流韵事，对于无足挂齿的小人物张道然来说，确也关系盛大，系着个人的前程命运。他想到周国庆曾几次提到过他是李记现在出了问题，自己还能在这县委办公室呆得很长吗，呆得下去吗？谁又宁愿轻易放弃眼前已拥有的一切而下基层受苦受累呢。张道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机关呆长了会得一种机关病的，不如趁着年纪轻早早下去干一番事业。他已经下了决心，就是李书记和刘主任没有那种事，自己也要申请下基层的。他确信自己的命运还要靠自己来掌握，不能听天由命。他看准的事，认准的道儿是不会反悔的。
几天紧张的搜寻过去后，寻找彭康的蔽密行动只好无果而终。江边毫无蛛丝马迹一件遗物也没有；江中有翻滚的混浊的江水。他的亲友，他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老家、他插队劳动的生产队，均无他的音讯，一纸辛酸泪给大县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和推测。张道然觉得在这个当口，不适合自己主动提出下基层的申请，得看准个时机。他送周国庆走马上任的那天，实际是周国庆向办公室主任和同志们谢辞的那天。张道然突然觉得这是个时机，等周国庆离去，同志们还沉浸在依依惜别之中，他张道然毅然当着向主任和办公室在场的四位同志们的面，提出了自己的申请。他很诚恳地说：“向主任，在您的帮助教育和同志们的关心下，我在办公室工作四五个年头了。我今天向您申请，我想到基层去接受锻炼。如果需要的话，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再回来给您当兵，请领导上务必批准。”
顿时，办公室的空气又凝固起来，向主任的脸一下变白了，同志们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张道然。已在办公室做秘书工作的吴汉斌机灵地笑着说：“张秘书，你这该不是说的真的吧？”张道然的脸面已有些胀然，还是坚定的说：“大家几时见我张道然和向主任开过玩笑的，何况是这种严肃的事件，怎么能随口说说好玩的呢。”向中堂见小张重复自己的观点，便改变了过去居高临下的口气，换成了笑脸说：“你要是再回来和我当兵，不仅说明你白白下了趟基层，就是我向中堂也没法向同志们交帐。我办公室出去的人都应该是大手笔，是能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否则，我只有回河南老家吃窝窝头了。”向中堂还是拣起了平时对张道然的称呼，说：“小张，这事也不要太作急，就算我同意了，县领导也不一定会同意。你想周围国庆才下去，我们办公室不可能一下子去二人吧。再说办公室正是缺写材料的人手，你刚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你写的讲话稿刚对合领导的味口，你先不要有杂念了，还是安心在办公室工作，是金子倒处都能发光的。”张道然接过向中堂的话说：“领导上一天不批准，我不会因此而影响工作的，保证比过去干得更好。”这时，向中堂把话题转向大家说：“大家都听到的，小张表态说了，一天不下去，工作会干得更好。同志们放心吧！都要继续努力地搞好本职工作。”
自从张道然当着众人公开了要下基层的意愿，他觉得似乎包括向主任在内的同志们都和自己隔着了一层什么。他想主动和大家沟通沟通，又觉得是不是自己太多疑了。他认为只有用积极努力的工作来向大家证实自己，是大公无私又无畏的。向中堂也不象从前什么事都安排他做，就只当办公室里没有他存在似的冷落他。这天下午刚上班，向中堂又一反常态，当着同志们热情地喊了他，说：“小张。”并接着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张同志的要求县委批准了。是上午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组织部很快会下文件任命。”吴汉斌便插话说：“张秘书是到哪个公社去？”向中堂高吭地说：“是到小张的家乡，南桥公社，当任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大家听后心里很是明白，周国庆是任公社主任，而张道然只是副主任，距副书记至少相差两个台阶。当然张道然只是办公室的秘书，不比周国庆已是副科长了。县委考虑到他是领导身边的同志，下基层当然要给个职位，而经起那些土改根子的基层干部一身只能是名中层干部，他张道然还是幸运多了。
间休息室，他要在房里怎么样也说不定的。你去看看，千万注意保密，这关系到李书记和刘主任的形象名誉问题，也关系到县委的形象和名誉问题。”张道然听了这今古奇闻，醉意已醒了大半，没有了醉的样儿，忙答应着说：“好，好。”向中堂又交待说：“小张，我在办公室等你。”
县供销社与县委会只隔着一条巷子，而供销社的大门与县委会的大门是相反向开着。即县委会面临的是一条大街叫红军路，而供销社面临的又是一条大街叫建设路。五十年代初县委会和供销社在此创建时还是一个整体的地方，随后各自打起了围墙，中间留了两条大街对通的五少来宽的巷子。供销社还把一栋位于县委院墙内的房子无偿地给了县委会。谁是谁的，供销社是党和人民的桥梁和纽带，都是共产党的。张道然很快从供销社回来，向在办公室等待着各路信息而作总协调处理的向主任作了回报。也许是他走得急促了些，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去了供销社，没…有…找到他…”向中堂忙拦住他的话说：“你坐下歇口气，喝口茶，慢点说，不要慌。”他按照向主任说的，端起自己桌上的茶杯喝了口，又缓了缓气，然后又去给向主任倒了杯茶递给他，这才坐下来，静了静说：“我找门卫问了彭康的房间，是在办公楼的楼梯间，挨着档案室。门卫说他这时肯定不在房里，我不放心，还是去了，并趴着门凭着摇窗看了，房里空空的，床上纹帐是开的，被子叠着。门卫还是不放心，又跑到背面的窗口去瞧，但窗玻璃被纸糊着，看不到房里。我还问了门卫是否有他的钥匙，说是刘主任让我来拿一本学习资料的。门卫说他手里没有，他很热情，又去找通讯员问，通讯员说只有他们供销社主任住房的钥匙，别的我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汇报终于完了，够详细的。
向中堂听着听着，知道反正没有找到彭康，这条线索已断了，也没有心思记小张讲的那些过程。刘主任叫刘春梅，是县委委员，是妇联的主任，彭康是供销社的政工股长，可以说他俩是一对革命的红色夫妻。向中堂紧锁眉头，深深地思虑着：一向正人君子的李树光怎么能和一向循规蹈矩的刘春梅搞上那种苟且之事呢，说不相信吧，但有郭书记亲自给他看的彭康的那封信，而且从郭书记的嘴里听出，好象郭书记已经找刘春梅谈过，她并没有否认。人啊，就是这样难以捉摸！这个彭康啊，彭康，你为什么这么心胸狭隘，走上绝路呢，你何不推牌各奔前程，硬要白白搭上一条性命。你何必丢下一封遗书，害得众人不安宁呢。向中堂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彭康不会这么憨，拿生命开玩笑的，一定是丢下的烟雾弹，一走了之。他在心里祝福着，但愿如此！
一石激起千层浪。彭康去向不明，生死未卜在大县留给了人们猜测的疑案。李树光是否和刘春梅有风流韵事，对于无足挂齿的小人物张道然来说，确也关系盛大，系着个人的前程命运。他想到周国庆曾几次提到过他是李记现在出了问题，自己还能在这县委办公室呆得很长吗，呆得下去吗？谁又宁愿轻易放弃眼前已拥有的一切而下基层受苦受累呢。张道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机关呆长了会得一种机关病的，不如趁着年纪轻早早下去干一番事业。他已经下了决心，就是李书记和刘主任没有那种事，自己也要申请下基层的。他确信自己的命运还要靠自己来掌握，不能听天由命。他看准的事，认准的道儿是不会反悔的。
几天紧张的搜寻过去后，寻找彭康的蔽密行动只好无果而终。江边毫无蛛丝马迹一件遗物也没有；江中有翻滚的混浊的江水。他的亲友，他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老家、他插队劳动的生产队，均无他的音讯，一纸辛酸泪给大县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和推测。张道然觉得在这个当口，不适合自己主动提出下基层的申请，得看准个时机。他送周国庆走马上任的那天，实际是周国庆向办公室主任和同志们谢辞的那天。张道然突然觉得这是个时机，等周国庆离去，同志们还沉浸在依依惜别之中，他张道然毅然当着向主任和办公室在场的四位同志们的面，提出了自己的申请。他很诚恳地说：“向主任，在您的帮助教育和同志们的关心下，我在办公室工作四五个年头了。我今天向您申请，我想到基层去接受锻炼。如果需要的话，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再回来给您当兵，请领导上务必批准。”
顿时，办公室的空气又凝固起来，向主任的脸一下变白了，同志们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张道然。已在办公室做秘书工作的吴汉斌机灵地笑着说：“张秘书，你这该不是说的真的吧？”张道然的脸面已有些胀然，还是坚定的说：“大家几时见我张道然和向主任开过玩笑的，何况是这种严肃的事件，怎么能随口说说好玩的呢。”向中堂见小张重复自己的观点，便改变了过去居高临下的口气，换成了笑脸说：“你要是再回来和我当兵，不仅说明你白白下了趟基层，就是我向中堂也没法向同志们交帐。我办公室出去的人都应该是大手笔，是能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否则，我只有回河南老家吃窝窝头了。”向中堂还是拣起了平时对张道然的称呼，说：“小张，这事也不要太作急，就算我同意了，县领导也不一定会同意。你想周围国庆才下去，我们办公室不可能一下子去二人吧。再说办公室正是缺写材料的人手，你刚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你写的讲话稿刚对合领导的味口，你先不要有杂念了，还是安心在办公室工作，是金子倒处都能发光的。”张道然接过向中堂的话说：“领导上一天不批准，我不会因此而影响工作的，保证比过去干得更好。”这时，向中堂把话题转向大家说：“大家都听到的，小张表态说了，一天不下去，工作会干得更好。同志们放心吧！都要继续努力地搞好本职工作。”
自从张道然当着众人公开了要下基层的意愿，他觉得似乎包括向主任在内的同志们都和自己隔着了一层什么。他想主动和大家沟通沟通，又觉得是不是自己太多疑了。他认为只有用积极努力的工作来向大家证实自己，是大公无私又无畏的。向中堂也不象从前什么事都安排他做，就只当办公室里没有他存在似的冷落他。这天下午刚上班，向中堂又一反常态，当着同志们热情地喊了他，说：“小张。”并接着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张同志的要求县委批准了。是上午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组织部很快会下文件任命。”吴汉斌便插话说：“张秘书是到哪个公社去？”向中堂高吭地说：“是到小张的家乡，南桥公社，当任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大家听后心里很是明白，周国庆是任公社主任，而张道然只是副主任，距副书记至少相差两个台阶。当然张道然只是办公室的秘书，不比周国庆已是副科长了。县委考虑到他是领导身边的同志，下基层当然要给个职位，而经起那些土改根子的基层干部一身只能是名中层干部，他张道然还是幸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