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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潮漉漉的早晨，浑蒙蒙的武汉。
吉姆车从武汉军区急驰武汉空军驻地。
“娘卖x的吴法宪！”陈再道咬牙切齿骂粗话。外面传说“陈大麻了”见面没有谁看出麻子，只有这种盛怒之际，隐隐能感觉到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出现于肌厚肉重的脸孔上。
武空政委刘丰一早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武汉，要见陈再道。陈再道一听就火：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为啥事先不告诉？总理到了武汉，提出要见陈再道才告诉陈再道。我陈再道在你吴法宪眼里是什么东西？
急刹车，狠摔门。陈再道大声大响地下车往招待所里闯，一看就来势不妙。随周恩来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
“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径直跨入门去。
周恩来正用早餐，闻声抬起头，将手一招：“来吧，都来一起用餐。”接着吩咐接待人员：“拿几套餐具来，数数几个人。”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按总理手势，在餐桌旁人座。周恩来平平静静，边吃边问：“东湖那边怎么”
“东湖宾馆乱得很！”陈再道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又涌上来“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
周恩来并不在意陈再道的情绪，那是一种从容大度的宁静，只把头点一点，像谈家常话：“把它打扫出来。”
“打扫？”陈再道差点又喊出不好听的话，被钟汉华捅捅，才降低声音，边喝边嘀咕“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我去看看。”周恩来仍然是家常谈话的清淡语气“你们吃过饭也来一下。”
当武汉军区的将军们来到东湖宾馆时，周恩来已经把两派服务员都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嘛。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两派群众都被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找工具打扫房间。
陈再道开始不安。让总理做这种管理员干的琐事，唉，太不过意他赧颜走到周恩来面前喃喃：“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
总理用手势止住陈再道，面对面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稍停顿，然后加重一点语气：“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心里一热，全明白了总理的心意，不由得诉说一句：“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断陈再道的话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谢谢总理！”陈再道振奋起来，立正敬了一个精神十足的军礼。
一微行
人大会堂二楼一间小餐厅，两位将军草草用过夜宵。
“没有酒。”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嘀咕。
“不是喝酒的时候。”杨成武呷口茶水漱嘴。
“头次进京，咱们拿大杯子喝。”郑维山一脸怀恋之色。
“在遵义还拿碗喝呢”杨成武不无惆怅。
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遵义会议结束，传来毛泽东重新回来领导红军的消息。三军沸腾，杨成武的部队举行了会餐。铁盆子盛莱，大碗装满茅台酒，将士们席地围了一圈又一圈。杨成武举起酒碗说：“毛主席回来领导咱们，这下准能打胜仗，革命一定能成功了！”先锋团的将士轰声响应，大碗喝酒像喝凉水一般干脆痛快。欢呼、拥抱、鼓掌、歌唱，好像胜利已经到来。
果然，十三年后，天翻地覆。三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把杨成武请到司令部所在地清河。那一夜，三十多位将领欢聚一堂。
“庆祝胜利，过春节，一个人先来三杯！”郑维山擎起高脚杯，走到杨成武面前“你是这个部队的老司令员，你先喝！”
立刻有几名将军举杯附和：“于！干！”
不容杨成武搭话，耿飚已然逼上来：“三杯！干三杯！”
这位三十五岁的“老司令”豪兴陡发，奋然起身举杯：“不，五杯！我干五杯！”
五大杯烈性白酒被杨成武一口气连续干完，激情更是不可遏制，转过来向耿飚、杨得志、郑维山等将军展开反攻：“来，六杯！干六杯！”
杨得志犹豫：“你先喝，我后喝。”
杨成武坚持按规矩办：“我干过这次你喝了我就喝！”
“喝！喝！我先喝！”还是耿飚痛快，脖子一仰，那杯酒便倒进肚子里去了
唉，那时可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天下大乱。
两位没喝酒的将军驱车北京站，在专运处那边登上专列。等候几分钟，车下响起骚动。
是负责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到八十名成员都是精明剽悍、训练有素的连排级干部。除了轻捷的跑动声，听不到其他音响，转眼之间便从站台上消失，都登上了前驱车和后卫车。
几乎是在站台空寂下来的同时，几辆黑色轿车急驶而入，停在主车车门口。杨成武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下车，立刻就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登上主车，几辆轿车随即驶离。他刚把目光离开重新空寂下来的站台，专列已经开动。他看一眼腕上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
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江东兴、秘书及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没有招呼不会乱串。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谈。”
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起身。
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
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
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人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个“道”要比那个“器”扑朔迷离，深奥得多。
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胜不衰。军阀也罢，蒋介石国民党也罢旧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陈独秀也罢，张国烹也罢；甚至还有那位“也许是你正确”的彭德怀，只要站到了对立面，他无不挑战而出，胜而不休“宜将剩勇追穷寇”要一个完全彻底。
可是，同“无形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
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英国的“羊吃人”恶不恶，但社会获得巨大进步。难道只有“恶”才能积累财富，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他与生俱来地“疾恶”如仇，所以要“另辟溪径”不信“善”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是要扬“善”除“恶”倡“公”废“私”
他困惑苦恼的是人性的不可思议。
新中国成立，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是为“自己”这个主人干活了，人人都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心尽力吧？生产力该获得最充分的解放吧？
可惜，这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实际却是举国的消极怠工，惊人的浪费；这些“主人”在“父爱”下不思进取，悠闲度日。
一群人在地里干同样的活儿，哪怕是一名妇女因为来例假停下来歇口气，其他人也会觉得吃亏，心理失衡，跟着停下来歇气。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们是宣过誓的，应该“献身”可是，党员干部带头出大力，流大汗，群众看着不过意，也可以跟着轰轰烈烈流点汗，一旦党员干部不在了，群众又顺着不垄睡大觉；如果党员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甚至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那么群众会怎样就可想而知
莫非人就是只有看到实际利益，能满足个人的私欲才会生出积极性？难道人就不能改造成只讲奉献不要享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毛泽东坚持不让这一步。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得不对现实退一步，稍喘过一口气他就又坚持到原来的战线上。而且，对那些讲求实际，从“一大二公”退到“三自一包”的人逐个“算账”把他们视为“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怕这些人是昔日的亲密战友呢！
谁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没有一种悲壮的美？毛泽东与他想象中的那个魔鬼搏斗，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说：“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不情泯灭人性他的人民至今还没摆脱贫穷。”
毛泽东主张“水至清则无鱼”主张有右派朋友，主张留有对立面，惟独在人性上，却主张除“恶”务尽，容不得人性的矛盾。莫非他忘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他恼怒“宣过誓”的党员干部不能都像铁人王进喜，不能都像虎头山上的陈永贵。他希望人人都能像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讲的。所以他首先拿干部开刀，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想象中的魔鬼战斗，同时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可是，实际的矛盾仍然不像理论一样那么简单。
曾经为他开过专列现在担任铁路局机务段党委书记的孟昭勤敲着饭盒问工人：“你们见过吃‘钢丝面’1的走资派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一个月只能凭票吃半斤肉？”
1一种用玉米压制的食品，粗糙、难消化。
工人说不出话。
理论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到了内蒙古，就变成汉族干部与蒙族干部的矛盾，东部区干部与西部区干部的矛盾，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到了云南，又变成南下干部与“边纵”干部的矛盾，转业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
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根据地多，山头多，现在一“斗争”矛盾就更多更激烈。这些矛盾一经和新产生的更加激烈复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矛盾“相结合”那就绝无是非可言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成了各山头、各派群众组织的“争权”、“夺利”
理论上讲，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到了实际中全然不可能。如果说最初群众组织还有“造反”和“保卫”之别，一旦造反不杀头，造反有理，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擎出这面旗，反正有个“三结合”无非是“结合”谁“打倒”谁而已。于是，解放军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山头”和“派系”的争斗中，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再超脱，不得不忙于在各派政治力量中搞平衡，作仲裁。若不是有周恩来作得力助手，他简直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思考大的决策
“这么说，都在抬出我的招牌嘛！”毛泽东终于对郑维山的汇报发出惊叹。
不是河北省几大派，各自“造反”都有要打倒的“走资派”也都有准备结合的“革命干部”
你是先判别“走资派”再论“造反派”还是先定“造反派”再论“走资派”？
河北省军区支持一家造反派，三十八军又支持另一家造反派；中央文革先表态河北省军区支持的是造反派，陈伯达转一圈又说三十八军支持的是造反派，各自发枪，刀兵相向，用不着“走资派挑动”就天下大乱
杨成武说：“原来六十九军与河北省军区观点一致，三十八军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后观点不一致了，闹起矛盾。”
毛泽东无法仲裁，只能平衡：“你是总长，你给两边做工作。”
杨成武说：“我找了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的领导在京西宾馆开一次会，我说你们不要不一致。你们三十八军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河北省军区也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不要闹矛盾。我批评河北军区，说三十八军从东北来，你们有责任帮助三十八军了解情况。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可他们回去观点还是不一致，还是闹。”
一个山头出来的还闹翻天，不是一个山头出来的还了得？
“解放军还是好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毛泽东决心不再仲裁谁是谁非，沉吟片刻，说：“坐在一起开会好。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武的要训练，文的、党政群干部也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全国的县人武部和军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轮流训练。小省来二三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来八九百、千把人。训练时间不一定太长，每一次训练至多两个月，两个月一期。到北京集训，各大军区也集训，各省市也集训。”毛泽东边思考边说，边说边补充完善“到北京训练以前和训练以后，各省市、各大区都可以办训练班。一个是北京训练不了这么多，各省市、各大区可以分工办。还有一种，在北京训练完了以后，再加以训练，以巩固思想。”
谈话间，列车缓缓停站。望窗外，天光熹微。
“主席，天快亮”杨成武建议“您休息休息吧？”
“郑维山要在石家庄下车。”毛泽东向窗外望石家庄。
“如果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
“就这样吧。”毛泽东起身向卧室走去。他谈过自己的体会：想不出办法，那就睡觉，睡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直到想出办法来。
毛泽东毫无倦意。既没吞服安眠药，也没有睡。他只是想躺躺，躺倒才能想出站立不倒的办法。
车人河南境内，毛泽东站立起来，再次召郑维山。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他思考再三，决定回到过去的态度上。过去他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后来又说“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从他们手里“夺权”现在他对郑维山说：“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
想了想，他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句话，他在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批示上已经写过。
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忽然变得浑厚，出现一种“共鸣”的轰响声。朝窗外望去，专列已驶上黄河大铁桥。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毛泽东望望郑维山，又望望杨成武，看到他们点头，便把目光转向窗外。
黄河一派苍凉，浓稠的河水仿佛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行军在阔大的沙质河床里，蜿蜒向东，融化在热浪里，消失于颤动的蜃气中。
毛泽东用一种郁郁的声调望着黄河轻诉：“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像自语，像说给杨成武和郑维山，又像是把他阶级分析的立场和方法留给黄河。所幸是杨成武记录了下来，这段话没有随黄河流逝。
黄河已经被留在身后，再也看不到那派苍凉。
渐渐呈现于面前的是灰色基调的古城郑州。
“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出来，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
“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进行曲“联络员”杨成武将这段“最高指示”通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中。
二梅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
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
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复：“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要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他的左边坐了“三三制”那时还没形成“四人帮”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干部私下称为“三三制”包括了‘大三”康生、陈伯达、江青；“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的右边坐了“旧（救）国军”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文革”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称为“旧国军”“旧”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新”生力量而言。但是国务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把“旧”说成“救”；天下大乱，他们是“救国军”
碰头会上，毛泽东举起左手，朝“大三”、“小三”那边一划：“我们的干部，不烧不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继续煽风点火”接着，他又举起右手，朝国务院和军队干部的“旧（救）国军”们一划：“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救人于水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
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深明“将兵”、“将将”治军治国之道。他常讲：“一个篱笆要三个桩”天下不能清一色。“大三”、“小三”不能没有“旧（救）国军”更不能丢，林彪这股力量也得用。
“一统天下”可以“一色天下”不存在。“一色天下”就没有他这位领袖、统帅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碰头会上，毛泽东决定让陶铸“南巡”“救人于水火”他点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叫陶铸去保。会后，周恩来开列二十余人名单，经毛泽东同意，交陶铸“南巡”时加以保护。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断然采取措施，利用“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制造事端，抓住借口，在陶铸南巡之前，将他打倒
现在，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不过，要把文章做到毛泽东头上，怕也没那么容易，也未必有那个胆儿
杨成武带着这种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顾不及休息，直奔“百花一号”周恩来的住地。
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他没进自己的住房，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总理！”杨成武敬礼，然后同周恩来握手“主席已经安全到达，住进了梅岭一号。”
“好。”周恩来拉扬成武坐“先讲讲路上的情况。”
杨成武拿出沿途所作记录。虽然早已发过电报，他还是详细地汇报了全过程。
周恩来听得很细，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不放过，不时地点头，显然比较高兴。可是，听完汇报后，他像想起什么事，眉头微微一皱，起身踱了几步，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他们怎么过来碰头会上并没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周恩来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杨成武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
周恩来用手势阻止杨成武，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讲话必须慎重：“他是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通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杨成武回到自己住处，立刻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纸漏，我找谁算账！”
余立金和李作鹏不由得都挺挺身，好久没有这种“上战场”的感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园一号。
周恩来早饭后对杨成武说：“今天你参加听听。”
东湖在武昌市东郊。碧波万顷，渔舟荡漾；港汉交错，称九十九弯；大湖之外连小湖，小湖左右又连湖。南岸山峦吐秀，东岸丛林飞翠，北岸获芦含碧，西岸亭台楼阁。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去梅岭一号，一路“丛林飞翠”远眺九女墩。湖光阁、磨山，彼此相望，互为映衬；山容水貌宽荡胸怀，不禁消去几分隐忧。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杨成武一进梅岭一号，就给热得淌汗的毛泽东泼冷水。“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上几天？”
“一整年”毛泽东将沾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三根指头拎起来，轻轻扇动，不无抱怨“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毛泽东动气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连火车也坐不稳，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他可一个也没遇上。
杨成武不急不忙陈述理由，决定他态度的是职责，而不是领袖的情绪。
起于青苹之末，掠于秀木之梢。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从到达武汉那一天，他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预兆。再见到谢富治和王力，再接触一下武汉军民，再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可是，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下，他又不能直接据此发出“气象预报”只能另谈理由。
他做了一些应急准备，比如下令机场打开后门，以备前门万一被堵，可以从后门登机。他与汪东兴、郑维山坐船查看了长江水。他的秘书张忠庆是白洋淀人，一身好水性，还下水游了一趟。上船后，天快黑了，好多人围住船看热闹，其中不乏红卫兵，一片声喊：“杨成武！这个是杨成武，是杨成武将军！”杨成武忙否认：“我不是。”红卫兵们喊声更高：“你骗人！你就是杨成武，我们认识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在吉普车上陪毛主席一道检阅过我们！”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乘敞篷吉普车。司机旁坐着汪东兴，身后两侧站立杨成武和谢富治，照片发在各大报刊，贴满宣传栏。现在陪检阅红卫兵的三个人都来了武汉，其中杨成武更显眼些，一下子就被红卫兵托出了老底。他没法解释，忙钻进汽车溜走
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是“微行”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来劝阻毛泽东：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张张嘴，没有马上说出话。他要游长江，并非只是“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也不仅是“一整年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这里有政治。“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是总有人讲“到了斯大林晚年”我还在游长江！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就是政治。
可是，他毕竟不愿过早暴露，过早轰动。那样不利于“微行”不利于他的调查研究，把握真实情况。
“要推后几天？”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
“或许要一个星期。”杨成武认真回答。
“那好吧。”毛泽东沮丧地摆了下手“只好如此”
周恩来赞赏地朝杨成武点点头，去毛泽东身边坐下。
郑维山、余立金、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已经陆续来到，各自找位坐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每天上午这些人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由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杨成武在长江水上忙了两天，这是第一次听汇报。看来毛泽东是在拾头一天的话题。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住谢富治问“还讲了话？”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谢富治回答。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卫戍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
“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是保护军队和军队干部的态度“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一针见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王力一边紧张记录，一边从字里行间揣摸毛泽东讲话的含意和精神。他眼睛有些发亮，似乎摸清了什么。毛泽东保护军队，但也点了几名将军的名。不言之中的意思该是军队也有“一小撮”这“一小撮”还是要揪出来的。
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像是拿着一枝针管要打预防针：“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枝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表示“小事一桩”“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毛泽东抬高眼皮朝着王力，目光里像是在问：你们能替代这个“名”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 -->>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潮漉漉的早晨，浑蒙蒙的武汉。
吉姆车从武汉军区急驰武汉空军驻地。
“娘卖x的吴法宪！”陈再道咬牙切齿骂粗话。外面传说“陈大麻了”见面没有谁看出麻子，只有这种盛怒之际，隐隐能感觉到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出现于肌厚肉重的脸孔上。
武空政委刘丰一早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武汉，要见陈再道。陈再道一听就火：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为啥事先不告诉？总理到了武汉，提出要见陈再道才告诉陈再道。我陈再道在你吴法宪眼里是什么东西？
急刹车，狠摔门。陈再道大声大响地下车往招待所里闯，一看就来势不妙。随周恩来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
“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径直跨入门去。
周恩来正用早餐，闻声抬起头，将手一招：“来吧，都来一起用餐。”接着吩咐接待人员：“拿几套餐具来，数数几个人。”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按总理手势，在餐桌旁人座。周恩来平平静静，边吃边问：“东湖那边怎么”
“东湖宾馆乱得很！”陈再道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又涌上来“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
周恩来并不在意陈再道的情绪，那是一种从容大度的宁静，只把头点一点，像谈家常话：“把它打扫出来。”
“打扫？”陈再道差点又喊出不好听的话，被钟汉华捅捅，才降低声音，边喝边嘀咕“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我去看看。”周恩来仍然是家常谈话的清淡语气“你们吃过饭也来一下。”
当武汉军区的将军们来到东湖宾馆时，周恩来已经把两派服务员都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嘛。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两派群众都被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找工具打扫房间。
陈再道开始不安。让总理做这种管理员干的琐事，唉，太不过意他赧颜走到周恩来面前喃喃：“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
总理用手势止住陈再道，面对面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稍停顿，然后加重一点语气：“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心里一热，全明白了总理的心意，不由得诉说一句：“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断陈再道的话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谢谢总理！”陈再道振奋起来，立正敬了一个精神十足的军礼。
一微行
人大会堂二楼一间小餐厅，两位将军草草用过夜宵。
“没有酒。”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嘀咕。
“不是喝酒的时候。”杨成武呷口茶水漱嘴。
“头次进京，咱们拿大杯子喝。”郑维山一脸怀恋之色。
“在遵义还拿碗喝呢”杨成武不无惆怅。
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遵义会议结束，传来毛泽东重新回来领导红军的消息。三军沸腾，杨成武的部队举行了会餐。铁盆子盛莱，大碗装满茅台酒，将士们席地围了一圈又一圈。杨成武举起酒碗说：“毛主席回来领导咱们，这下准能打胜仗，革命一定能成功了！”先锋团的将士轰声响应，大碗喝酒像喝凉水一般干脆痛快。欢呼、拥抱、鼓掌、歌唱，好像胜利已经到来。
果然，十三年后，天翻地覆。三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把杨成武请到司令部所在地清河。那一夜，三十多位将领欢聚一堂。
“庆祝胜利，过春节，一个人先来三杯！”郑维山擎起高脚杯，走到杨成武面前“你是这个部队的老司令员，你先喝！”
立刻有几名将军举杯附和：“于！干！”
不容杨成武搭话，耿飚已然逼上来：“三杯！干三杯！”
这位三十五岁的“老司令”豪兴陡发，奋然起身举杯：“不，五杯！我干五杯！”
五大杯烈性白酒被杨成武一口气连续干完，激情更是不可遏制，转过来向耿飚、杨得志、郑维山等将军展开反攻：“来，六杯！干六杯！”
杨得志犹豫：“你先喝，我后喝。”
杨成武坚持按规矩办：“我干过这次你喝了我就喝！”
“喝！喝！我先喝！”还是耿飚痛快，脖子一仰，那杯酒便倒进肚子里去了
唉，那时可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天下大乱。
两位没喝酒的将军驱车北京站，在专运处那边登上专列。等候几分钟，车下响起骚动。
是负责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到八十名成员都是精明剽悍、训练有素的连排级干部。除了轻捷的跑动声，听不到其他音响，转眼之间便从站台上消失，都登上了前驱车和后卫车。
几乎是在站台空寂下来的同时，几辆黑色轿车急驶而入，停在主车车门口。杨成武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下车，立刻就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登上主车，几辆轿车随即驶离。他刚把目光离开重新空寂下来的站台，专列已经开动。他看一眼腕上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
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江东兴、秘书及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没有招呼不会乱串。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谈。”
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起身。
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
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
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人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个“道”要比那个“器”扑朔迷离，深奥得多。
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胜不衰。军阀也罢，蒋介石国民党也罢旧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陈独秀也罢，张国烹也罢；甚至还有那位“也许是你正确”的彭德怀，只要站到了对立面，他无不挑战而出，胜而不休“宜将剩勇追穷寇”要一个完全彻底。
可是，同“无形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
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英国的“羊吃人”恶不恶，但社会获得巨大进步。难道只有“恶”才能积累财富，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他与生俱来地“疾恶”如仇，所以要“另辟溪径”不信“善”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是要扬“善”除“恶”倡“公”废“私”
他困惑苦恼的是人性的不可思议。
新中国成立，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是为“自己”这个主人干活了，人人都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心尽力吧？生产力该获得最充分的解放吧？
可惜，这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实际却是举国的消极怠工，惊人的浪费；这些“主人”在“父爱”下不思进取，悠闲度日。
一群人在地里干同样的活儿，哪怕是一名妇女因为来例假停下来歇口气，其他人也会觉得吃亏，心理失衡，跟着停下来歇气。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们是宣过誓的，应该“献身”可是，党员干部带头出大力，流大汗，群众看着不过意，也可以跟着轰轰烈烈流点汗，一旦党员干部不在了，群众又顺着不垄睡大觉；如果党员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甚至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那么群众会怎样就可想而知
莫非人就是只有看到实际利益，能满足个人的私欲才会生出积极性？难道人就不能改造成只讲奉献不要享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毛泽东坚持不让这一步。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得不对现实退一步，稍喘过一口气他就又坚持到原来的战线上。而且，对那些讲求实际，从“一大二公”退到“三自一包”的人逐个“算账”把他们视为“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怕这些人是昔日的亲密战友呢！
谁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没有一种悲壮的美？毛泽东与他想象中的那个魔鬼搏斗，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说：“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不情泯灭人性他的人民至今还没摆脱贫穷。”
毛泽东主张“水至清则无鱼”主张有右派朋友，主张留有对立面，惟独在人性上，却主张除“恶”务尽，容不得人性的矛盾。莫非他忘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他恼怒“宣过誓”的党员干部不能都像铁人王进喜，不能都像虎头山上的陈永贵。他希望人人都能像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讲的。所以他首先拿干部开刀，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想象中的魔鬼战斗，同时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可是，实际的矛盾仍然不像理论一样那么简单。
曾经为他开过专列现在担任铁路局机务段党委书记的孟昭勤敲着饭盒问工人：“你们见过吃‘钢丝面’1的走资派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一个月只能凭票吃半斤肉？”
1一种用玉米压制的食品，粗糙、难消化。
工人说不出话。
理论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到了内蒙古，就变成汉族干部与蒙族干部的矛盾，东部区干部与西部区干部的矛盾，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到了云南，又变成南下干部与“边纵”干部的矛盾，转业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
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根据地多，山头多，现在一“斗争”矛盾就更多更激烈。这些矛盾一经和新产生的更加激烈复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矛盾“相结合”那就绝无是非可言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成了各山头、各派群众组织的“争权”、“夺利”
理论上讲，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到了实际中全然不可能。如果说最初群众组织还有“造反”和“保卫”之别，一旦造反不杀头，造反有理，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擎出这面旗，反正有个“三结合”无非是“结合”谁“打倒”谁而已。于是，解放军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山头”和“派系”的争斗中，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再超脱，不得不忙于在各派政治力量中搞平衡，作仲裁。若不是有周恩来作得力助手，他简直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思考大的决策
“这么说，都在抬出我的招牌嘛！”毛泽东终于对郑维山的汇报发出惊叹。
不是河北省几大派，各自“造反”都有要打倒的“走资派”也都有准备结合的“革命干部”
你是先判别“走资派”再论“造反派”还是先定“造反派”再论“走资派”？
河北省军区支持一家造反派，三十八军又支持另一家造反派；中央文革先表态河北省军区支持的是造反派，陈伯达转一圈又说三十八军支持的是造反派，各自发枪，刀兵相向，用不着“走资派挑动”就天下大乱
杨成武说：“原来六十九军与河北省军区观点一致，三十八军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后观点不一致了，闹起矛盾。”
毛泽东无法仲裁，只能平衡：“你是总长，你给两边做工作。”
杨成武说：“我找了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的领导在京西宾馆开一次会，我说你们不要不一致。你们三十八军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河北省军区也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不要闹矛盾。我批评河北军区，说三十八军从东北来，你们有责任帮助三十八军了解情况。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可他们回去观点还是不一致，还是闹。”
一个山头出来的还闹翻天，不是一个山头出来的还了得？
“解放军还是好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毛泽东决心不再仲裁谁是谁非，沉吟片刻，说：“坐在一起开会好。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武的要训练，文的、党政群干部也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全国的县人武部和军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轮流训练。小省来二三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来八九百、千把人。训练时间不一定太长，每一次训练至多两个月，两个月一期。到北京集训，各大军区也集训，各省市也集训。”毛泽东边思考边说，边说边补充完善“到北京训练以前和训练以后，各省市、各大区都可以办训练班。一个是北京训练不了这么多，各省市、各大区可以分工办。还有一种，在北京训练完了以后，再加以训练，以巩固思想。”
谈话间，列车缓缓停站。望窗外，天光熹微。
“主席，天快亮”杨成武建议“您休息休息吧？”
“郑维山要在石家庄下车。”毛泽东向窗外望石家庄。
“如果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
“就这样吧。”毛泽东起身向卧室走去。他谈过自己的体会：想不出办法，那就睡觉，睡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直到想出办法来。
毛泽东毫无倦意。既没吞服安眠药，也没有睡。他只是想躺躺，躺倒才能想出站立不倒的办法。
车人河南境内，毛泽东站立起来，再次召郑维山。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他思考再三，决定回到过去的态度上。过去他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后来又说“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从他们手里“夺权”现在他对郑维山说：“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
想了想，他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句话，他在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批示上已经写过。
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忽然变得浑厚，出现一种“共鸣”的轰响声。朝窗外望去，专列已驶上黄河大铁桥。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毛泽东望望郑维山，又望望杨成武，看到他们点头，便把目光转向窗外。
黄河一派苍凉，浓稠的河水仿佛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行军在阔大的沙质河床里，蜿蜒向东，融化在热浪里，消失于颤动的蜃气中。
毛泽东用一种郁郁的声调望着黄河轻诉：“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像自语，像说给杨成武和郑维山，又像是把他阶级分析的立场和方法留给黄河。所幸是杨成武记录了下来，这段话没有随黄河流逝。
黄河已经被留在身后，再也看不到那派苍凉。
渐渐呈现于面前的是灰色基调的古城郑州。
“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出来，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
“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进行曲“联络员”杨成武将这段“最高指示”通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中。
二梅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
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
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复：“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要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他的左边坐了“三三制”那时还没形成“四人帮”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干部私下称为“三三制”包括了‘大三”康生、陈伯达、江青；“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的右边坐了“旧（救）国军”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文革”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称为“旧国军”“旧”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新”生力量而言。但是国务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把“旧”说成“救”；天下大乱，他们是“救国军”
碰头会上，毛泽东举起左手，朝“大三”、“小三”那边一划：“我们的干部，不烧不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继续煽风点火”接着，他又举起右手，朝国务院和军队干部的“旧（救）国军”们一划：“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救人于水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
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深明“将兵”、“将将”治军治国之道。他常讲：“一个篱笆要三个桩”天下不能清一色。“大三”、“小三”不能没有“旧（救）国军”更不能丢，林彪这股力量也得用。
“一统天下”可以“一色天下”不存在。“一色天下”就没有他这位领袖、统帅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碰头会上，毛泽东决定让陶铸“南巡”“救人于水火”他点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叫陶铸去保。会后，周恩来开列二十余人名单，经毛泽东同意，交陶铸“南巡”时加以保护。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断然采取措施，利用“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制造事端，抓住借口，在陶铸南巡之前，将他打倒
现在，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不过，要把文章做到毛泽东头上，怕也没那么容易，也未必有那个胆儿
杨成武带着这种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顾不及休息，直奔“百花一号”周恩来的住地。
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他没进自己的住房，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总理！”杨成武敬礼，然后同周恩来握手“主席已经安全到达，住进了梅岭一号。”
“好。”周恩来拉扬成武坐“先讲讲路上的情况。”
杨成武拿出沿途所作记录。虽然早已发过电报，他还是详细地汇报了全过程。
周恩来听得很细，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不放过，不时地点头，显然比较高兴。可是，听完汇报后，他像想起什么事，眉头微微一皱，起身踱了几步，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他们怎么过来碰头会上并没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周恩来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杨成武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
周恩来用手势阻止杨成武，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讲话必须慎重：“他是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通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杨成武回到自己住处，立刻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纸漏，我找谁算账！”
余立金和李作鹏不由得都挺挺身，好久没有这种“上战场”的感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园一号。
周恩来早饭后对杨成武说：“今天你参加听听。”
东湖在武昌市东郊。碧波万顷，渔舟荡漾；港汉交错，称九十九弯；大湖之外连小湖，小湖左右又连湖。南岸山峦吐秀，东岸丛林飞翠，北岸获芦含碧，西岸亭台楼阁。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去梅岭一号，一路“丛林飞翠”远眺九女墩。湖光阁、磨山，彼此相望，互为映衬；山容水貌宽荡胸怀，不禁消去几分隐忧。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杨成武一进梅岭一号，就给热得淌汗的毛泽东泼冷水。“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上几天？”
“一整年”毛泽东将沾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三根指头拎起来，轻轻扇动，不无抱怨“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毛泽东动气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连火车也坐不稳，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他可一个也没遇上。
杨成武不急不忙陈述理由，决定他态度的是职责，而不是领袖的情绪。
起于青苹之末，掠于秀木之梢。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从到达武汉那一天，他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预兆。再见到谢富治和王力，再接触一下武汉军民，再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可是，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下，他又不能直接据此发出“气象预报”只能另谈理由。
他做了一些应急准备，比如下令机场打开后门，以备前门万一被堵，可以从后门登机。他与汪东兴、郑维山坐船查看了长江水。他的秘书张忠庆是白洋淀人，一身好水性，还下水游了一趟。上船后，天快黑了，好多人围住船看热闹，其中不乏红卫兵，一片声喊：“杨成武！这个是杨成武，是杨成武将军！”杨成武忙否认：“我不是。”红卫兵们喊声更高：“你骗人！你就是杨成武，我们认识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在吉普车上陪毛主席一道检阅过我们！”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乘敞篷吉普车。司机旁坐着汪东兴，身后两侧站立杨成武和谢富治，照片发在各大报刊，贴满宣传栏。现在陪检阅红卫兵的三个人都来了武汉，其中杨成武更显眼些，一下子就被红卫兵托出了老底。他没法解释，忙钻进汽车溜走
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是“微行”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来劝阻毛泽东：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张张嘴，没有马上说出话。他要游长江，并非只是“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也不仅是“一整年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这里有政治。“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是总有人讲“到了斯大林晚年”我还在游长江！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就是政治。
可是，他毕竟不愿过早暴露，过早轰动。那样不利于“微行”不利于他的调查研究，把握真实情况。
“要推后几天？”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
“或许要一个星期。”杨成武认真回答。
“那好吧。”毛泽东沮丧地摆了下手“只好如此”
周恩来赞赏地朝杨成武点点头，去毛泽东身边坐下。
郑维山、余立金、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已经陆续来到，各自找位坐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每天上午这些人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由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杨成武在长江水上忙了两天，这是第一次听汇报。看来毛泽东是在拾头一天的话题。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住谢富治问“还讲了话？”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谢富治回答。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卫戍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
“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是保护军队和军队干部的态度“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一针见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王力一边紧张记录，一边从字里行间揣摸毛泽东讲话的含意和精神。他眼睛有些发亮，似乎摸清了什么。毛泽东保护军队，但也点了几名将军的名。不言之中的意思该是军队也有“一小撮”这“一小撮”还是要揪出来的。
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像是拿着一枝针管要打预防针：“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枝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表示“小事一桩”“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毛泽东抬高眼皮朝着王力，目光里像是在问：你们能替代这个“名”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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