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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七十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
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
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
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七十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
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
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
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