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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
在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一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
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就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用得出神人化、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和贝尔的“有意味形式”并不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本路蓝的人。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在，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怕别人说自己不够马列不够革命)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膝陇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股陇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
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不仅在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
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武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级，另辟溪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签，得免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五、历程
其实，即便有人愿意听，李泽厚的“课”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泽厚这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国外。实际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罢，情况都差不太多。在我看来，他的败迹，早在1988年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门月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2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华夏美学中便已有征兆，已见端倪。李泽厚很看重这本书，认为比美的历程更重要，而且认为谁喜欢华夏美学，谁就是“独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它好在哪里。比如开头这一段，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关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
这是什么话！文字表述与“美的历程”相比差太远了。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拍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华夏美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才尽技穷‘！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烨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册，和美的历程的轰动效应截然相反，便是明证。
随便翻翻1996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李泽厚的老态。洋洋42万字的集子，实在是老调重弹，新意无多，就连李泽厚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点，好听一点吧2然而你看他和刘再复的那篇对谈，简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絮絮叨叨，乏味之极。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的解释是；“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情结”或“哲学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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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
在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一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
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就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用得出神人化、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和贝尔的“有意味形式”并不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本路蓝的人。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在，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怕别人说自己不够马列不够革命)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膝陇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股陇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
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不仅在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
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武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级，另辟溪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签，得免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五、历程
其实，即便有人愿意听，李泽厚的“课”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泽厚这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国外。实际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罢，情况都差不太多。在我看来，他的败迹，早在1988年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门月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2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华夏美学中便已有征兆，已见端倪。李泽厚很看重这本书，认为比美的历程更重要，而且认为谁喜欢华夏美学，谁就是“独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它好在哪里。比如开头这一段，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关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
这是什么话！文字表述与“美的历程”相比差太远了。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拍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华夏美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才尽技穷‘！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烨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册，和美的历程的轰动效应截然相反，便是明证。
随便翻翻1996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李泽厚的老态。洋洋42万字的集子，实在是老调重弹，新意无多，就连李泽厚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点，好听一点吧2然而你看他和刘再复的那篇对谈，简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絮絮叨叨，乏味之极。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的解释是；“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情结”或“哲学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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