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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心静如水先生的大作，很惊诧于他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是谁删去了他的文章，请站出来！我所惊诧的，不是居然有人删去了他的文章，而是他会因为自己的文章被删去了而发出质问。这个时候的心静如水先生给我的印象只是——天真懵懂未谙世事的一个孩子。这么说并不存在什么不敬，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心静如水先生显然是那种早经参加了工作并且整日坐镇办公室的人。这样的人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班只干两件事：品着香茶淡茗，翻着报纸文件。报纸文件这样的东西看得多了，便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潜意识：跟随着报纸文件的话语，相信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极度民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着言论自由的权利，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大多数的报纸都是以这些为基本的思想根底的。所以当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他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又被别人删除了——他就难免感觉到不可思议而终至于要质问了：“是谁删去了我的文章，请站出来！”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现在的社会里大家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大概也是不切实际的。在如水先生发出了质问之后，就有人在评论栏里发表意见了：谁删的？答曰博客管理员；为什么删？答曰文章可能有观点与“官方”相冲突；简言之，说出了官方不想听到和看到的话；再简言之，触犯了官方的利益。可见我们一向喜欢宣扬的在民主社会里官方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这说法还是大有其问题存在的。这就是言论自由的界限——不能与官方的观点相抵触，不能触犯官方的利益。然而，现在的社会毕竟是民主的，那么一旦你已经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又如何呢？自然他不可能动用军警来拿办你，然而他却有着另外一个上上之策：釜底抽薪，删掉你的文章了事。质问归质问，该删的我还是要删的，你又能奈我何？
欧洲文艺复兴早期舞文弄墨的先生们总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里埋怨生活环境的恶劣对自己产生的大的坏的影响，荷兰人文大师伊拉斯谟先生甚而至于时时怀疑自己快要因此而死掉了。在我们中国，抱怨生活环境的倒好象并不多见。多见的都是在抱怨自己没有开口说话的权利的，这个可在历史中轻而易举地找到太多的佐证。康熙先生是后世所公认的贤明之君了，然而庄廷鑨先生修明史错用了几个年号就至于“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了，可见言论不自由之甚。后世大概民主得多了，名义上没了文字狱这一说，然而还是有人在抱怨。被誉为中国最耿直的脊梁的鲁迅先生就总抱怨自己的文章经常要被抽去若干根骨头然后才能见诸报端的。倘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然则鲁迅之抱怨抽骨头也就等如伊拉斯谟之怀疑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然而他们都错了。伊拉斯谟非但没有死掉，反倒一直活到了古稀之龄，算得是长寿了；鲁迅的文章不论被怎样地抽掉了骨头，但见诸报端的，毕竟还是“无花的蔷薇”甚而至于段祺瑞政府、“党国”政要也不得不在他的照妖镜之下现出原形。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些无花的蔷薇，也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用说，现代社会是要远比康熙、段祺瑞、“党国”时代民主得多了——至少，那些报纸文件是这样教育我们的。然而，在文章里发表了自己的某些见解竟而至于就被人删掉，这就很是与报纸文件的教育背道而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蹩脚的自相矛盾。
很多年前，唐•吉柯德先生看游侠小说至于发了疯，学着游侠的模样行侠仗义去了。然而终于一败涂地地回来了。于是乎家人以为是游侠小说惹的祸，特请专家选定了几本“有用的”其余的没用，自然都烧掉。其实，倘将那“有用的”书的作者请来，让他看了那烧掉的名单，他只怕是很要脸红的。同样的，一个稍稍有点良知的删去了别人文章的人，他倘是认真地看了他所保留的和被他所删去的文章，也一定是会脸红的。
以上只是个人偶然的一点牢骚，它的命运尚在未知之天，不知道会不会被删掉的。倘有着那样的运命呢，我是不会也来那么个质问的，因为这实在很正常。毕竟，言论自由是有着界限存在的。
拜读心静如水先生的大作，很惊诧于他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是谁删去了他的文章，请站出来！我所惊诧的，不是居然有人删去了他的文章，而是他会因为自己的文章被删去了而发出质问。这个时候的心静如水先生给我的印象只是——天真懵懂未谙世事的一个孩子。这么说并不存在什么不敬，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心静如水先生显然是那种早经参加了工作并且整日坐镇办公室的人。这样的人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班只干两件事：品着香茶淡茗，翻着报纸文件。报纸文件这样的东西看得多了，便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潜意识：跟随着报纸文件的话语，相信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极度民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着言论自由的权利，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大多数的报纸都是以这些为基本的思想根底的。所以当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他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又被别人删除了——他就难免感觉到不可思议而终至于要质问了：“是谁删去了我的文章，请站出来！”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现在的社会里大家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大概也是不切实际的。在如水先生发出了质问之后，就有人在评论栏里发表意见了：谁删的？答曰博客管理员；为什么删？答曰文章可能有观点与“官方”相冲突；简言之，说出了官方不想听到和看到的话；再简言之，触犯了官方的利益。可见我们一向喜欢宣扬的在民主社会里官方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这说法还是大有其问题存在的。这就是言论自由的界限——不能与官方的观点相抵触，不能触犯官方的利益。然而，现在的社会毕竟是民主的，那么一旦你已经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又如何呢？自然他不可能动用军警来拿办你，然而他却有着另外一个上上之策：釜底抽薪，删掉你的文章了事。质问归质问，该删的我还是要删的，你又能奈我何？
欧洲文艺复兴早期舞文弄墨的先生们总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里埋怨生活环境的恶劣对自己产生的大的坏的影响，荷兰人文大师伊拉斯谟先生甚而至于时时怀疑自己快要因此而死掉了。在我们中国，抱怨生活环境的倒好象并不多见。多见的都是在抱怨自己没有开口说话的权利的，这个可在历史中轻而易举地找到太多的佐证。康熙先生是后世所公认的贤明之君了，然而庄廷鑨先生修明史错用了几个年号就至于“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了，可见言论不自由之甚。后世大概民主得多了，名义上没了文字狱这一说，然而还是有人在抱怨。被誉为中国最耿直的脊梁的鲁迅先生就总抱怨自己的文章经常要被抽去若干根骨头然后才能见诸报端的。倘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然则鲁迅之抱怨抽骨头也就等如伊拉斯谟之怀疑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然而他们都错了。伊拉斯谟非但没有死掉，反倒一直活到了古稀之龄，算得是长寿了；鲁迅的文章不论被怎样地抽掉了骨头，但见诸报端的，毕竟还是“无花的蔷薇”甚而至于段祺瑞政府、“党国”政要也不得不在他的照妖镜之下现出原形。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些无花的蔷薇，也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用说，现代社会是要远比康熙、段祺瑞、“党国”时代民主得多了——至少，那些报纸文件是这样教育我们的。然而，在文章里发表了自己的某些见解竟而至于就被人删掉，这就很是与报纸文件的教育背道而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蹩脚的自相矛盾。
很多年前，唐•吉柯德先生看游侠小说至于发了疯，学着游侠的模样行侠仗义去了。然而终于一败涂地地回来了。于是乎家人以为是游侠小说惹的祸，特请专家选定了几本“有用的”其余的没用，自然都烧掉。其实，倘将那“有用的”书的作者请来，让他看了那烧掉的名单，他只怕是很要脸红的。同样的，一个稍稍有点良知的删去了别人文章的人，他倘是认真地看了他所保留的和被他所删去的文章，也一定是会脸红的。
以上只是个人偶然的一点牢骚，它的命运尚在未知之天，不知道会不会被删掉的。倘有着那样的运命呢，我是不会也来那么个质问的，因为这实在很正常。毕竟，言论自由是有着界限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