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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的脸，晚风毫无顾忌地抚摸着田野的胸脯，瞧，田野竟激动得红光焕发、浑身颤动了，咦，田野真野！回去的路上，我不回头，深怕再看一眼，就想躺在那片金黄色的地毯上不愿再起来回去；深怕再看一眼，就要把那块巨大的蛋糕咬上一口。（杨圭臬田野）
我时常在想，与这片清淡质朴的草原邂逅，与这些平民化的野花邂逅，是不是我命中早就注定了的一个美好的承诺或者幸福的际遇。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那是就她们全都是大地对我们的恩赐。那些野花，开放得是那样的彻底，连一丁点的余香或余美，她们都不会为自己留下。她们会把芳香毫不犹豫地奉献给这个季节以及愿意把心灵与它们贴近的每一个崇尚自然之美的人们。（李智红丽江北部的一片草原）
天桥上的风很凉，桥下的车流照亮了整条街道。车里的人不停地到来，在瞬间又不停地离去。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旁边的每一幢楼里的每一个窗口，也许是终点，也许还是起点。天桥是行人匆匆的时候，城市里虽然已是灯火通明，但是生活还没有结束，工作依旧在进行。天桥上的夜色，被脚步踩得看不见的尘埃四处逃窜。（陈洪金城市的场景或者零乱的记忆碎片）
通过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相当清楚的看出，这种艺术体察中的移情，有着相当结实的哲学依据。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人的感知一般情况下无法逃避自我，纯然的客体只能是天方夜谭式的话语。在文章中能否艺术地呈现现实景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接受能力、承受能力和内在的适应性，取决于个人的体验角度和感受方式，一切间接或直接的创作资料，必须经由个人的主观来消化。
通过以上约略的论述，现在，对民族文化在云南作者文章中的美学品位我们有了大致的了解，当然，如果要详细去说，我倒更希望各位读者打开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篇文章，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用自己的标准去检验，用自己的心灵或者情感去校正。
四、对云南作者群散文语境审美的关注
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的存在，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是由区别于一般日常用语的语言构筑起来的艺术。无论文本结构、技巧、美学风格等等，首先表现为语言的创造。在漫长的艺术形式的演变中，语言也在悄悄改变，对语言重视，是古往今来每一个作家莫不一以贯之的。
文学语言可分为两大层面，一是本体的，一是文本的。本体语言直接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艺术气质和文化素养；而文本语言，则是通过文本的结构关系而才显示出来。语言并不是文学的全部，却是文学形式的全部外观。读者只有通过语言的直观性，才能决定是走进该作品或者远离该作品。
在散文的写作中，主要是由描写和叙述两大支柱构成，议论等因素虽然也在散文中经常被使用，但却处于从属地位。问题是，面临当下的散文创作的审美变迁，如何在语言上适应这种变迁。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在实用主义不断获得尊崇的今天，散文创作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这种审美趋势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社会问题聚焦式的再现，或者对历史流程的现场式演绎，还是对个人隐密体验的沉醉式临摹，再或者对另类时尚生活的狂欢性书写相当部分的作品——不论是传统媒体或者网络bbs，在很大程度上紧抱着所谓的客观真实描写，却很难让人们感受到审美思想漫游的亮光，领略到审美语言飞升的姿态。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客观真实描写的羽翼下，很多的散文以下坠的方式借助各种共识性的人生经验和历史常识，不断复制现实生存的客观秩序，拷贝历史记忆中的外在表象，却不是去想办法揭开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由欲望，不是展示人类的某些可能性生活，也无法让人们在梦想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便是散文创作已越来越远离审美语言的质感，越来越依赖于客观现实生活作为阅读上的逻辑证明。也就是说散文语言越来越模式化，一体化，从而缺少了个体特征。
这种对语言审美质感的疏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散文核心品质的一种漠视和淡化，她不仅仅意味着作者在艺术思维上的平庸和苍白，而是直接暴露了作者对实利化生存原则的迎合，暴露了作者对艺术探索的潜意识抗拒心理，也呈现出作者原创能力的孱弱。
这个话并不针对哪一个作者说。但既然已经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注意到贾平凹的小说语言意识和实践，注意到莫言汪洋恣肆的“胡说”注意到李锐坚持多年的对现在白话传统的质疑和思考，注意到韩少功“准词典式”写作，更应该在张承志的散文中重视他语言上与标准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文体上的独特魅力。由此，我们看到很多现代散文的语言是“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它无法脱离情节要素而自立，也没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的气息，更不会焕发出某种经由地域文化长期浸润而形成的韵致和光泽（王鸿生）”
在今天这个语言与灵魂联手堕落的时代语境下，我们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语言是这样一种器皿：既可以托举思想与文化，亦能腌制卑污与罪恶；既可以盛放道路与花卉，亦能蛰伏陷阱与坟墓；即能述说光荣与梦想，亦可藏纳堕落与恐怖；不仅被用来讲述人的历史，也参与着腐渎和消灭人的历史；不仅仅涉及了种种美好，也通过蛊惑、煽动、欺骗以完成各种勾当（王开岭关于保卫语言）”
行文至此，所谓我想讨论的语言问题才刚刚开了头，但却是应该打住的时候了。我把问题提出来，是希望每一个朋友、先生或老师能够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语言问题，重视语言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刘半农等就提出过方言写作的问题。胡适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刘半农说：“我们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
1892年，松江人韩庆邦创办文艺期刊海上奇书，并将自己的小说海上花列传连载。孙玉声在退醒芦笔记中这样记载了一次他们之间的谈话：“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曰‘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散文语言的“神理”、“神味”、“神韵”是与语言的“根柢”紧密相连的，而方言是有“根柢”的语言，一方面“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学，则知今世方言上和周汉者众（章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另一方面，方言又是当今“生活世界”的语言，是“生活语言”把语言的“根柢”和生活的“根柢”合起来，就可以说方言是有历史的活的语言，从而相对于眼下仿佛统一模式的“写作语言”来说，后者显然就是呆板、停滞或者行将死亡的语言。
五、结语
因为云南作者群文章中显著的民族地域特色，因为我对这个作者群部落的特别关注，才把有关散文语言的问题提出来和他们商榷。我始终觉得他们的文章中缺少一种古老而年轻的、陈旧而新鲜的可以和他们的文章所展示给我们的美丽景色相媲美的民族语言。所以，与其说是一种探讨，倒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但也并不仅仅针对他们，我想每一个在散文创作中的朋友，都应该重视语言问题，并且能够在不同的地域、民族、风土人情和方言中汲取更多的语言因素，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散文特色和特点，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对散文语言问题的探讨或者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我想很多朋友都能够或多或少有些体会和想法，巴陵把自己的浅见陋识说出来，或者在贻笑大方的同时，也可为他人提供一点点帮助和思考，那么就算巴陵是在抛砖引玉吧。
野的脸，晚风毫无顾忌地抚摸着田野的胸脯，瞧，田野竟激动得红光焕发、浑身颤动了，咦，田野真野！回去的路上，我不回头，深怕再看一眼，就想躺在那片金黄色的地毯上不愿再起来回去；深怕再看一眼，就要把那块巨大的蛋糕咬上一口。（杨圭臬田野）
我时常在想，与这片清淡质朴的草原邂逅，与这些平民化的野花邂逅，是不是我命中早就注定了的一个美好的承诺或者幸福的际遇。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那是就她们全都是大地对我们的恩赐。那些野花，开放得是那样的彻底，连一丁点的余香或余美，她们都不会为自己留下。她们会把芳香毫不犹豫地奉献给这个季节以及愿意把心灵与它们贴近的每一个崇尚自然之美的人们。（李智红丽江北部的一片草原）
天桥上的风很凉，桥下的车流照亮了整条街道。车里的人不停地到来，在瞬间又不停地离去。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旁边的每一幢楼里的每一个窗口，也许是终点，也许还是起点。天桥是行人匆匆的时候，城市里虽然已是灯火通明，但是生活还没有结束，工作依旧在进行。天桥上的夜色，被脚步踩得看不见的尘埃四处逃窜。（陈洪金城市的场景或者零乱的记忆碎片）
通过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相当清楚的看出，这种艺术体察中的移情，有着相当结实的哲学依据。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人的感知一般情况下无法逃避自我，纯然的客体只能是天方夜谭式的话语。在文章中能否艺术地呈现现实景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接受能力、承受能力和内在的适应性，取决于个人的体验角度和感受方式，一切间接或直接的创作资料，必须经由个人的主观来消化。
通过以上约略的论述，现在，对民族文化在云南作者文章中的美学品位我们有了大致的了解，当然，如果要详细去说，我倒更希望各位读者打开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篇文章，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用自己的标准去检验，用自己的心灵或者情感去校正。
四、对云南作者群散文语境审美的关注
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的存在，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是由区别于一般日常用语的语言构筑起来的艺术。无论文本结构、技巧、美学风格等等，首先表现为语言的创造。在漫长的艺术形式的演变中，语言也在悄悄改变，对语言重视，是古往今来每一个作家莫不一以贯之的。
文学语言可分为两大层面，一是本体的，一是文本的。本体语言直接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艺术气质和文化素养；而文本语言，则是通过文本的结构关系而才显示出来。语言并不是文学的全部，却是文学形式的全部外观。读者只有通过语言的直观性，才能决定是走进该作品或者远离该作品。
在散文的写作中，主要是由描写和叙述两大支柱构成，议论等因素虽然也在散文中经常被使用，但却处于从属地位。问题是，面临当下的散文创作的审美变迁，如何在语言上适应这种变迁。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在实用主义不断获得尊崇的今天，散文创作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这种审美趋势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对社会问题聚焦式的再现，或者对历史流程的现场式演绎，还是对个人隐密体验的沉醉式临摹，再或者对另类时尚生活的狂欢性书写相当部分的作品——不论是传统媒体或者网络bbs，在很大程度上紧抱着所谓的客观真实描写，却很难让人们感受到审美思想漫游的亮光，领略到审美语言飞升的姿态。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客观真实描写的羽翼下，很多的散文以下坠的方式借助各种共识性的人生经验和历史常识，不断复制现实生存的客观秩序，拷贝历史记忆中的外在表象，却不是去想办法揭开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由欲望，不是展示人类的某些可能性生活，也无法让人们在梦想中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力量。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便是散文创作已越来越远离审美语言的质感，越来越依赖于客观现实生活作为阅读上的逻辑证明。也就是说散文语言越来越模式化，一体化，从而缺少了个体特征。
这种对语言审美质感的疏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散文核心品质的一种漠视和淡化，她不仅仅意味着作者在艺术思维上的平庸和苍白，而是直接暴露了作者对实利化生存原则的迎合，暴露了作者对艺术探索的潜意识抗拒心理，也呈现出作者原创能力的孱弱。
这个话并不针对哪一个作者说。但既然已经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注意到贾平凹的小说语言意识和实践，注意到莫言汪洋恣肆的“胡说”注意到李锐坚持多年的对现在白话传统的质疑和思考，注意到韩少功“准词典式”写作，更应该在张承志的散文中重视他语言上与标准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文体上的独特魅力。由此，我们看到很多现代散文的语言是“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它无法脱离情节要素而自立，也没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的气息，更不会焕发出某种经由地域文化长期浸润而形成的韵致和光泽（王鸿生）”
在今天这个语言与灵魂联手堕落的时代语境下，我们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语言是这样一种器皿：既可以托举思想与文化，亦能腌制卑污与罪恶；既可以盛放道路与花卉，亦能蛰伏陷阱与坟墓；即能述说光荣与梦想，亦可藏纳堕落与恐怖；不仅被用来讲述人的历史，也参与着腐渎和消灭人的历史；不仅仅涉及了种种美好，也通过蛊惑、煽动、欺骗以完成各种勾当（王开岭关于保卫语言）”
行文至此，所谓我想讨论的语言问题才刚刚开了头，但却是应该打住的时候了。我把问题提出来，是希望每一个朋友、先生或老师能够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语言问题，重视语言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刘半农等就提出过方言写作的问题。胡适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刘半农说：“我们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
1892年，松江人韩庆邦创办文艺期刊海上奇书，并将自己的小说海上花列传连载。孙玉声在退醒芦笔记中这样记载了一次他们之间的谈话：“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曰‘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散文语言的“神理”、“神味”、“神韵”是与语言的“根柢”紧密相连的，而方言是有“根柢”的语言，一方面“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学，则知今世方言上和周汉者众（章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另一方面，方言又是当今“生活世界”的语言，是“生活语言”把语言的“根柢”和生活的“根柢”合起来，就可以说方言是有历史的活的语言，从而相对于眼下仿佛统一模式的“写作语言”来说，后者显然就是呆板、停滞或者行将死亡的语言。
五、结语
因为云南作者群文章中显著的民族地域特色，因为我对这个作者群部落的特别关注，才把有关散文语言的问题提出来和他们商榷。我始终觉得他们的文章中缺少一种古老而年轻的、陈旧而新鲜的可以和他们的文章所展示给我们的美丽景色相媲美的民族语言。所以，与其说是一种探讨，倒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但也并不仅仅针对他们，我想每一个在散文创作中的朋友，都应该重视语言问题，并且能够在不同的地域、民族、风土人情和方言中汲取更多的语言因素，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散文特色和特点，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对散文语言问题的探讨或者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我想很多朋友都能够或多或少有些体会和想法，巴陵把自己的浅见陋识说出来，或者在贻笑大方的同时，也可为他人提供一点点帮助和思考，那么就算巴陵是在抛砖引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