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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千岁，叫杨国光。“老千岁”是他任人大主席时同志们不约而同对他的称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杨老千岁自幼聪颖，好学上进，但因家庭贫困，一九四七年解放了才上学读书，后被政府送去师资班深造。他二十岁参加工作，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后农中成立，去农中任了校长。
一九五九年反右时，杨老千岁响应号召，实实惠惠地鸣放了一阵子，被划到另类。只因为他出身好，又值年轻，才没被划成正式“右派”而是“中右”被组织规定控制使用。
我认识杨老千岁是一九六三年。当时大青嘴公社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杨老千岁当讲解员。因为这阶级教育展览的首篇是介绍家父在旧社会被地主剥削的情况，所以，我在哥哥的引领下前去观看，并且格外用心，也从此认识了杨老千岁，但他这时不认识我。后来我听人说，这展览的文字材料都出自杨老千岁一人之手。这让我惊讶，要知道这材料中光七言诗就有三百多首。
此后，杨老千岁任过茨梅林子中学校长，任过大青嘴公社文教助理。
杨老千岁认识我是我在德惠七中读书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是杨老千岁去学校专业班搞观摩教学，我朗诵了自己所写的长篇叙事诗春，他做了点评。后来，一九七五年我回乡劳动，任大青嘴大队理论总辅导员，继而去公社材料组帮忙与杨老千岁接触就多了起来。那时我一口叫他一声“杨老师”他叫我“小某”或者叫我名字的后两个字。我们像亲师生一样处得亲密。此次，他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政治仕途的导航标，官场升迁的鼓吹者。我有什么毛病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不留片言，让我受益匪浅。
杨老千岁因为“反右”时的那点儿污点，在入党上费尽了周折，从一九六零年算起，光入党申请书就写了五十四份，思想汇报不计其数；只正式党员登记表就填了五次。值到一九七七年他才解决了组织问题。解决组织问题的那天，杨老千岁喝了两瓶盖德惠大曲，痛哭了一场。——这事，我是后来听同事延章兄说的。
此后，杨老千岁在老家大青嘴，先后任过公社党委秘书，党委宣传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镇经委副主任，人大主席。从一九八零年开始，直到一九九二年我离开老家，杨老千岁一直是我的领导。
杨老千岁为政清廉，一直是我的楷模。一九八三年，他盖房子，很多同志都劝他去社办砖厂赊砖赊瓦，换言之是想让他占便宜，因为时间一长，谁能抹得开去杨老千岁那要钱？这便宜就算占定了。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做的。当跟杨老千岁说了这事，他死活不干。他说：“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影响不好。再说，碗边子饭是吃不饱人的，一辈子不去占人家的便宜，不理亏，活着安生。”
杨老千岁生活简朴，从不奢侈。一九八九年，我们党委一行人去吉化招商，当大家在吉化研究院坐定的时候，发现杨老千岁没有跟进来。我到门卫室一看，发现杨老千岁正跟门卫交涉呢，原来门卫把他当成了不相干的外人拦到了门外。我一生气，让企业办主任去给杨老千岁买一套西服，杨老千岁听说，说什么也不让，只好作罢。
杨老千岁不但自己上进，他也要求子女上进。他有两双儿女，都是大学毕业。为了培养孩子，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把孩子领在身边，给孩子们讲解景物的描写，讲解知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离老家，他光荣退休，我们再没有相见。
这期间，在一九九五年我接到过他的一封长信，信中他鼓励我要好好的工作。可此时的我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不但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信他的话。后来我兵败滑铁卢，走了麦城，也是他给我打来安慰的电话——记得那是二零零三年春。
人说“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此间的我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昔日的同学、下属、朋友，能想起我的人恐怕聊若星辰了，但，七十五岁的他却能记起我，给我打来电话，真让我无话可说，无地自容，不能不感慨一番。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说世间冷漠，不要说人情纸薄，还是有真情存在的。只不过这真情太沉重，太诚实，太朴素罢了。
杨老千岁，叫杨国光。“老千岁”是他任人大主席时同志们不约而同对他的称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杨老千岁自幼聪颖，好学上进，但因家庭贫困，一九四七年解放了才上学读书，后被政府送去师资班深造。他二十岁参加工作，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后农中成立，去农中任了校长。
一九五九年反右时，杨老千岁响应号召，实实惠惠地鸣放了一阵子，被划到另类。只因为他出身好，又值年轻，才没被划成正式“右派”而是“中右”被组织规定控制使用。
我认识杨老千岁是一九六三年。当时大青嘴公社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杨老千岁当讲解员。因为这阶级教育展览的首篇是介绍家父在旧社会被地主剥削的情况，所以，我在哥哥的引领下前去观看，并且格外用心，也从此认识了杨老千岁，但他这时不认识我。后来我听人说，这展览的文字材料都出自杨老千岁一人之手。这让我惊讶，要知道这材料中光七言诗就有三百多首。
此后，杨老千岁任过茨梅林子中学校长，任过大青嘴公社文教助理。
杨老千岁认识我是我在德惠七中读书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是杨老千岁去学校专业班搞观摩教学，我朗诵了自己所写的长篇叙事诗春，他做了点评。后来，一九七五年我回乡劳动，任大青嘴大队理论总辅导员，继而去公社材料组帮忙与杨老千岁接触就多了起来。那时我一口叫他一声“杨老师”他叫我“小某”或者叫我名字的后两个字。我们像亲师生一样处得亲密。此次，他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政治仕途的导航标，官场升迁的鼓吹者。我有什么毛病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不留片言，让我受益匪浅。
杨老千岁因为“反右”时的那点儿污点，在入党上费尽了周折，从一九六零年算起，光入党申请书就写了五十四份，思想汇报不计其数；只正式党员登记表就填了五次。值到一九七七年他才解决了组织问题。解决组织问题的那天，杨老千岁喝了两瓶盖德惠大曲，痛哭了一场。——这事，我是后来听同事延章兄说的。
此后，杨老千岁在老家大青嘴，先后任过公社党委秘书，党委宣传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镇经委副主任，人大主席。从一九八零年开始，直到一九九二年我离开老家，杨老千岁一直是我的领导。
杨老千岁为政清廉，一直是我的楷模。一九八三年，他盖房子，很多同志都劝他去社办砖厂赊砖赊瓦，换言之是想让他占便宜，因为时间一长，谁能抹得开去杨老千岁那要钱？这便宜就算占定了。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做的。当跟杨老千岁说了这事，他死活不干。他说：“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影响不好。再说，碗边子饭是吃不饱人的，一辈子不去占人家的便宜，不理亏，活着安生。”
杨老千岁生活简朴，从不奢侈。一九八九年，我们党委一行人去吉化招商，当大家在吉化研究院坐定的时候，发现杨老千岁没有跟进来。我到门卫室一看，发现杨老千岁正跟门卫交涉呢，原来门卫把他当成了不相干的外人拦到了门外。我一生气，让企业办主任去给杨老千岁买一套西服，杨老千岁听说，说什么也不让，只好作罢。
杨老千岁不但自己上进，他也要求子女上进。他有两双儿女，都是大学毕业。为了培养孩子，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把孩子领在身边，给孩子们讲解景物的描写，讲解知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离老家，他光荣退休，我们再没有相见。
这期间，在一九九五年我接到过他的一封长信，信中他鼓励我要好好的工作。可此时的我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不但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信他的话。后来我兵败滑铁卢，走了麦城，也是他给我打来安慰的电话——记得那是二零零三年春。
人说“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此间的我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昔日的同学、下属、朋友，能想起我的人恐怕聊若星辰了，但，七十五岁的他却能记起我，给我打来电话，真让我无话可说，无地自容，不能不感慨一番。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说世间冷漠，不要说人情纸薄，还是有真情存在的。只不过这真情太沉重，太诚实，太朴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