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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的19年间，诸葛亮、王粲、徐庶、司马徽、王叔和（晋太医）、杜夔（音乐家）、宋忠（古文经学家）、梁鹄（书法家）等一大批社会精英从外地寓居襄阳。后汉书？刘表传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千数聚集荆州。”这表明，当时的荆州首府襄阳堪为全国人才洼地。杜甫的祖先即在这一时期迁居襄阳(从襄阳东进灭吴的杜预系杜甫13代祖先，后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自襄阳迁至河南巩县)。东晋时期的佛教学者释道安，南下襄阳建寺弘法15年，成为中国最旱的佛教领袖。唐、宋安定时期，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杜审言、皮日休、王昌龄、岑参、李贺、张继、温庭筠、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坛巨擘都纷纷游历襄阳。还有唐朝吏部尚书刘晏（三字经里“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说的就是他）随难民流落襄阳；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自称“米襄阳”）迁居襄阳；元朝淄州人杨宏道(其诗与元好问齐名)、平州人王元粹(著名诗人)、韩若拙(著名画师)为避乱而来襄阳
这些大师级的文人画家游历或定居襄阳，留下了众多赞美襄阳的名篇佳作。如李白的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还有白居易感佩这里“南船北马”的地理之优：“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泽”（襄阳舟夜）；王维醉中咏叹：“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汉江临眺）；李贺美中不足：“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大堤曲）；岑参恋恋不忘：“不厌楚山路，只怜襄水情。津头习氏宅，江上夫人城”；杜甫归来兴叹：“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更有襄阳本土诗人孟浩然感触至深：“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据当代学者研究搜罗，自先秦至民国，描写襄阳的诗歌辞赋达4000多首（篇）。其中唐、宋名家吟咏襄阳并留传至今的诗词达120多首，加上襄阳本土作家群的作品，这两个时期讴歌襄阳的诗词超过500首。可见，历史上游历襄阳的文人何其多矣，对襄阳本土文化产生的影响又何其深矣。比如与王维齐名的唐代山水田园诗代表人物孟浩然，同王维、李白、杜甫、王昌龄、张九龄等都是好友，在他们游历襄阳和孟浩然去长安求士时有很深的交往。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杜甫也赞“吾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王维曾在郢州亭子里为他画像，题曰“浩然亭”全唐诗收集了孟浩然200多首诗，其中有30余首是他歌颂家乡襄阳的。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走向顶峰的唐宋时期，也是襄阳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高潮期。
如果说襄阳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军事要津与文化高地，是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所铸就；那么，其商贸的发达则与汉江“来如行云，去若流水”的集散与流通功能分不开。所谓“南船北马”说的是南方的物资从汉江运至襄阳后起岸，再由马车从陆路运抵长安等北方地区；而“七省通衢”的美誉，则缘于便利的水上交通使襄阳成为周边7省人口、物资、信息乃至风俗的集散地。早在春秋战国，襄阳便有商贸交易场所，楚国设“市令”官职，专门管理市场。随着商业文明的延绵，到了明清时期，各路商人纷至沓来，襄阳江边会馆林立，码头多达20多个，江、浙、闽、徽、山、陕、豫等省在襄设立会馆20余家。南（瓷器、丝绸等）北（皮货、木材等）物资在此汇集交易之后，一些有头脑的商人就地兴办布匹、印染、铁器、木业等加工企业，吸引了大批工匠云集襄阳。他们带来的先进工艺和商业理念，不仅夯实了襄阳近代工商业基础，也加速了襄阳南、北文化交融地和经济桥头堡的形成。
因得汉江之便，天南海北，人来客往，互为浸润，孕育了襄阳开放豪爽、兼容并包、多元复合的地域文化特质，铸就了襄阳人重情讲义、贵和尚美、崇文善谋的精神气质。今天，我们从襄阳的饮食、着装等生活习俗，说话、口音的言腔语调，性格、行为表现特征等方面，都可感受到“不南不北，不东不西，不排不斥”的魅力。
如今，南下北上的火车、西进东出的高速，早已替代了汉水繁忙的帆影；沃尔玛、佳乐福、电子商务，则已完全取代了旧时会馆商业洽淡；城市的有序膨胀、工业的转型崛起，更是荡尽了传统农耕社会拙朴的图景可我一直觉得，那悠悠岁月的巨磐打磨的一个个人物依然灵动鲜活，那渺渺历史的长河淘漉的一滩滩故事依然斑驳陆离生活在这样一个随地都可拾捡到历史的碎片、随处都可钩沉一段封尘的故事的城市，那种时刻沐浴着古风古韵的陶醉感，那种驰骋古今之辉煌的豪迈感，那种乐天享地般的幸福感，实谓享之不尽的精神大餐！
每天，我都照例或去十里江堤游走，或去护城河畔徜徉，或去古城墙上漫步。驰目临眺，汉江碧波似镜，岘山苍翠如濯，逶迤绵延的古城墙静默地透着悠久的历史气息，城垛上的仲宣楼、临汉阁、夫人亭以及古城中心的昭明台，不论日月星辰映照，还是风霜雨雪浸蚀，都一直保持着古雅的遗韵，那层叠的楼阁、欲飞的翘檐、镂空的花窗，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古城兴衰更替的过往。而城区段的汉江已然为湖（因崔家营水利枢纽的兴建而形成7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与古老而宽阔的护城河焊接成一把硕大的u字锁“锁”出了一方“道法自然”的古城布局“锁”出了一幅“浴水古城”的天然巨画。城郭外，岘山的细腻剪影与河湖的渺渺波影相映成趣；近郊处，中国园林的鼻祖——习家池，则隐伏着汉、唐时期习氏家族（东汉襄阳候习郁、东晋文艺评论家习凿齿等）的风云整个古城，亦古亦今，其集古朴厚重与简约明快于一体的人为和自然之布局，独具特色地传递着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风光遥相呼应的艺术美感。
当然，最富生机的还是这幅画里的芸芸众生。在每天的步行中，我都会观察到，清澈的汉江一年四季都有畅游的泳者，垂钓的闲者，捣衣的浣者，放生的佛者；而在岸边、堤上、湖畔、城头及岘山绿道，走步的，骑车的，爬山的，摄影的，练嗓的，跳舞的，溜狗的，打太极的，抽陀螺的，甩响鞭的不一而足，各司其“好”各得其“怡”那种恬适、淡定、和谐的况味，那种亲近自然、贴近山水的执着，是一种志趣，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有人说，休闲的质量就是城市的质量。但凡一座美丽的城市，必定首先是一座宜于休闲、宜于居住的城市。而一座伟大的城市，也必定是一座文化元素根深叶茂的城市。襄阳二者兼备，美伟比肩。然而，古城人并未因天赐之美而止步，更未因历史的辉煌、先贤的眷顾而浑惑。“解放老城，重塑古城，打造新城”这不仅仅是决策者们的一种理念，而已是古城人扮美古城的一种行为自觉。做实文化软实力，致力现代制造、服务业，以及正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而去打造汉江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实施“绿满襄阳”生态工程等举措，硬是在把襄阳城市的质量推向更高
那天，在临汉门广场，华灯初上，游人如织。幽蓝的天空下，临汉楼显得更加雄伟，古城墙显得更加瑰丽，一群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喜笑颜开地燃放着孔明灯，一位外地来的老摄影家，架好摄影机，对准临汉门，连续不断地摁着快门。老摄影家见我对他的拍摄充满疑惑，无比自得地对我说：“难得的良辰美景啊！在同一地点、同一背景与不同时间，能够拍摄到不同的人文景象，这是一种美的邂逅呢。”
在老摄影家的相机显示屏上，我果然看到了镜头里的一种不同时空的美！
荆州的19年间，诸葛亮、王粲、徐庶、司马徽、王叔和（晋太医）、杜夔（音乐家）、宋忠（古文经学家）、梁鹄（书法家）等一大批社会精英从外地寓居襄阳。后汉书？刘表传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千数聚集荆州。”这表明，当时的荆州首府襄阳堪为全国人才洼地。杜甫的祖先即在这一时期迁居襄阳(从襄阳东进灭吴的杜预系杜甫13代祖先，后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自襄阳迁至河南巩县)。东晋时期的佛教学者释道安，南下襄阳建寺弘法15年，成为中国最旱的佛教领袖。唐、宋安定时期，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杜审言、皮日休、王昌龄、岑参、李贺、张继、温庭筠、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坛巨擘都纷纷游历襄阳。还有唐朝吏部尚书刘晏（三字经里“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说的就是他）随难民流落襄阳；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自称“米襄阳”）迁居襄阳；元朝淄州人杨宏道(其诗与元好问齐名)、平州人王元粹(著名诗人)、韩若拙(著名画师)为避乱而来襄阳
这些大师级的文人画家游历或定居襄阳，留下了众多赞美襄阳的名篇佳作。如李白的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还有白居易感佩这里“南船北马”的地理之优：“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泽”（襄阳舟夜）；王维醉中咏叹：“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汉江临眺）；李贺美中不足：“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大堤曲）；岑参恋恋不忘：“不厌楚山路，只怜襄水情。津头习氏宅，江上夫人城”；杜甫归来兴叹：“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更有襄阳本土诗人孟浩然感触至深：“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据当代学者研究搜罗，自先秦至民国，描写襄阳的诗歌辞赋达4000多首（篇）。其中唐、宋名家吟咏襄阳并留传至今的诗词达120多首，加上襄阳本土作家群的作品，这两个时期讴歌襄阳的诗词超过500首。可见，历史上游历襄阳的文人何其多矣，对襄阳本土文化产生的影响又何其深矣。比如与王维齐名的唐代山水田园诗代表人物孟浩然，同王维、李白、杜甫、王昌龄、张九龄等都是好友，在他们游历襄阳和孟浩然去长安求士时有很深的交往。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杜甫也赞“吾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王维曾在郢州亭子里为他画像，题曰“浩然亭”全唐诗收集了孟浩然200多首诗，其中有30余首是他歌颂家乡襄阳的。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走向顶峰的唐宋时期，也是襄阳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高潮期。
如果说襄阳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军事要津与文化高地，是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所铸就；那么，其商贸的发达则与汉江“来如行云，去若流水”的集散与流通功能分不开。所谓“南船北马”说的是南方的物资从汉江运至襄阳后起岸，再由马车从陆路运抵长安等北方地区；而“七省通衢”的美誉，则缘于便利的水上交通使襄阳成为周边7省人口、物资、信息乃至风俗的集散地。早在春秋战国，襄阳便有商贸交易场所，楚国设“市令”官职，专门管理市场。随着商业文明的延绵，到了明清时期，各路商人纷至沓来，襄阳江边会馆林立，码头多达20多个，江、浙、闽、徽、山、陕、豫等省在襄设立会馆20余家。南（瓷器、丝绸等）北（皮货、木材等）物资在此汇集交易之后，一些有头脑的商人就地兴办布匹、印染、铁器、木业等加工企业，吸引了大批工匠云集襄阳。他们带来的先进工艺和商业理念，不仅夯实了襄阳近代工商业基础，也加速了襄阳南、北文化交融地和经济桥头堡的形成。
因得汉江之便，天南海北，人来客往，互为浸润，孕育了襄阳开放豪爽、兼容并包、多元复合的地域文化特质，铸就了襄阳人重情讲义、贵和尚美、崇文善谋的精神气质。今天，我们从襄阳的饮食、着装等生活习俗，说话、口音的言腔语调，性格、行为表现特征等方面，都可感受到“不南不北，不东不西，不排不斥”的魅力。
如今，南下北上的火车、西进东出的高速，早已替代了汉水繁忙的帆影；沃尔玛、佳乐福、电子商务，则已完全取代了旧时会馆商业洽淡；城市的有序膨胀、工业的转型崛起，更是荡尽了传统农耕社会拙朴的图景可我一直觉得，那悠悠岁月的巨磐打磨的一个个人物依然灵动鲜活，那渺渺历史的长河淘漉的一滩滩故事依然斑驳陆离生活在这样一个随地都可拾捡到历史的碎片、随处都可钩沉一段封尘的故事的城市，那种时刻沐浴着古风古韵的陶醉感，那种驰骋古今之辉煌的豪迈感，那种乐天享地般的幸福感，实谓享之不尽的精神大餐！
每天，我都照例或去十里江堤游走，或去护城河畔徜徉，或去古城墙上漫步。驰目临眺，汉江碧波似镜，岘山苍翠如濯，逶迤绵延的古城墙静默地透着悠久的历史气息，城垛上的仲宣楼、临汉阁、夫人亭以及古城中心的昭明台，不论日月星辰映照，还是风霜雨雪浸蚀，都一直保持着古雅的遗韵，那层叠的楼阁、欲飞的翘檐、镂空的花窗，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古城兴衰更替的过往。而城区段的汉江已然为湖（因崔家营水利枢纽的兴建而形成7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与古老而宽阔的护城河焊接成一把硕大的u字锁“锁”出了一方“道法自然”的古城布局“锁”出了一幅“浴水古城”的天然巨画。城郭外，岘山的细腻剪影与河湖的渺渺波影相映成趣；近郊处，中国园林的鼻祖——习家池，则隐伏着汉、唐时期习氏家族（东汉襄阳候习郁、东晋文艺评论家习凿齿等）的风云整个古城，亦古亦今，其集古朴厚重与简约明快于一体的人为和自然之布局，独具特色地传递着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风光遥相呼应的艺术美感。
当然，最富生机的还是这幅画里的芸芸众生。在每天的步行中，我都会观察到，清澈的汉江一年四季都有畅游的泳者，垂钓的闲者，捣衣的浣者，放生的佛者；而在岸边、堤上、湖畔、城头及岘山绿道，走步的，骑车的，爬山的，摄影的，练嗓的，跳舞的，溜狗的，打太极的，抽陀螺的，甩响鞭的不一而足，各司其“好”各得其“怡”那种恬适、淡定、和谐的况味，那种亲近自然、贴近山水的执着，是一种志趣，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有人说，休闲的质量就是城市的质量。但凡一座美丽的城市，必定首先是一座宜于休闲、宜于居住的城市。而一座伟大的城市，也必定是一座文化元素根深叶茂的城市。襄阳二者兼备，美伟比肩。然而，古城人并未因天赐之美而止步，更未因历史的辉煌、先贤的眷顾而浑惑。“解放老城，重塑古城，打造新城”这不仅仅是决策者们的一种理念，而已是古城人扮美古城的一种行为自觉。做实文化软实力，致力现代制造、服务业，以及正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而去打造汉江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实施“绿满襄阳”生态工程等举措，硬是在把襄阳城市的质量推向更高
那天，在临汉门广场，华灯初上，游人如织。幽蓝的天空下，临汉楼显得更加雄伟，古城墙显得更加瑰丽，一群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喜笑颜开地燃放着孔明灯，一位外地来的老摄影家，架好摄影机，对准临汉门，连续不断地摁着快门。老摄影家见我对他的拍摄充满疑惑，无比自得地对我说：“难得的良辰美景啊！在同一地点、同一背景与不同时间，能够拍摄到不同的人文景象，这是一种美的邂逅呢。”
在老摄影家的相机显示屏上，我果然看到了镜头里的一种不同时空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