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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文字。像左传所记的宋国筑城民夫们讽刺华元的诗，就是口头创作，那些民夫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当然，这还不是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诗歌的起源和劳动有关系。西汉时代的典籍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许多人一起抬大木头，用喊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号子很有节奏。如果在号子中加进一些有内容和有趣的话，那就是原始诗歌了。鲁迅曾把这种喊着“杭育杭育”声音的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并风趣地说这就是“杭育杭育”派。此外，诗歌的起源还同宗教和娱乐有关系。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推测，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古代有“玄鸟生商”的说法，商民族奉“玄鸟”(燕子)为图腾，这里的“玄鸟”可能也是类似的神话传说。“草木”、“五谷”显然是有关牧业和农业的事。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形从现在世界上某些原始民族中仍可看到。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后来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诗又称“诗歌”就说明了它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诗歌虽然已经突破了格律的束缚，但我认为诗歌若完全将格律抛弃，诗歌将乱成一团。诗歌需要自由，诗歌也同样需要格律。当然，这里的格律并非岿然不动。微型诗是诗歌的组成部分，微型诗也应当同音乐站在同一战线上，不断创新。
诗是分行的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把微型诗限定在三行以内是否必要呢？微型诗是诗体的创新。所谓诗体，即是诗的格式，一般包括句式、句法，篇章结构，声韵等因素，这些因素，用不同的方式组合所形成的格式，丰富多样，无限精彩，而微型诗只是其中之一。微型诗从其勃兴的客观环境来看，是“变革时代的快餐文化”是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而蓬勃发展的微型文学大潮的一条支流；从创作主体来看，体现了诗人对精致化艺术的自觉追求；从诗体发展本身来看，微型诗是从小诗中分离出来的独立诗体。所以，微型诗是客观现实需要、主观自觉追求和诗歌发展规律交互作用下兴盛的一种崭新诗体。虽“微”但却承载着时代发展的需要、折射着诗人灵魂的颤动，也承负着探索新诗发展的使命。不成规矩无以成，限制微型诗的行数是“有的放矢”闻一多先生就曾把诗歌创作中追求格律形象地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但他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镣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得障碍；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得利器”所以，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正如歌德所说的“在限制中才显示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明王夫之薑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微型诗虽三行之内，却能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如同在一幅不足盈尺的画面，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正是微型诗“限制”与“无限”的艺术辩证法。当然，若是创作者把“三行以内”抓住牢牢不放，你将可能陷入一个创作的误区。微型诗并不将三行以上的诗拒之门外，三行以上的诗仍可以冠上“微型诗”这个响亮的名字。诗，应该是生命个体精神世界的自由抒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不削足适履，该多少行就多少行。只不过多于三行，就是小诗、短诗甚或长诗了。
五、微型诗与禅悟
中国古代诗歌从逐渐摆脱儒家传统诗教的束缚，走向唐代的多元与辉煌，禅宗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禅宗的顿悟思维方式改变了诗人的艺术思维模式。由于顿悟思维与灵感思维十分相似，所以，禅悟的非功利化、非逻辑化和非客观化特征使诗歌创作在内容上由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由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儒家传统诗教的崭新天地，大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总体看，我国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在这一时期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容上，从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从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这种转变自魏晋始，到盛唐达到高峰。造成我国诗风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佛教的影响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基本上依两条线索发展。一条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强调诗歌的济世化人的功利作用，重诗的“兴观群怨”带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一条以道家哲学为基础，强调诗人审美体验的深化和诗的审美境界的开拓，重内心观照，带有浓浓的出世色彩。然而，以上两条线索的发展既非同步，亦非平行。禅属宗教，诗属艺术；两者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宗教与艺术之间往往有着趋同性，或有着形式上的异质同构。因而，二者是可以互相渗透的。而禅宗与诗歌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
禅宗以“梵我合一”为其世界观理论，在它看来，我心即佛，佛即我心，客观世界中的万物均为我心幻化而已。据说有一天，印宗和尚问众人，风吹幡动，究竟是风动还是幡动？众人或说风动，或说幡动。而慧能说：风也不动，幡也不动，而是人心自动。慧能后来成为禅宗的奠基人。故禅宗认为，既然人人皆有佛性——本心，那么只要能发掘出“本心”就人人皆可成佛。而发掘本心的方法就是“顿悟”“顿”是指“直接当下”“悟”即妙悟。“顿悟”就是“直指人心，见性见佛”它强调在直觉体验中“直接当下地领悟佛教真谛。如果揭开禅宗神秘主义的宗教外衣，我们会发现“顿悟”其实与艺术思维中的“灵感”十分相像。“这是一种非分析又非综合、非片断又非系统的飞跃性的直觉灵感”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形式。钱学森把人类的思维分为三种形式，即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顿悟”和艺术创造中的灵感有着同形同构的关系。
佛教倡导“摄心静坐，潜神内观，息虑静缘”、“简单为真理”微型诗的创作主旨便是“以小取胜，以巧取胜”那三行小诗正是佛的真实写照，也正是非功利化的象征。
现代心理学已经发现，灵感思维主要发生在潜意识，是显意识和潜意识相互交融的结果。它的发生一般分为准备、松弛、爆发、验证四个阶段。对艺术创造主体而言，准备阶段实际是一个长期观察、不断积累的过程，观察时间越长，所积淀的形象形式也就越丰富，并最终形成某一定势的直觉力。松弛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理性思维加工停止，而非理性思维开始运转，即显意识活动处于停顿状态，而潜意识活动渐趋活跃。因为灵感主要发生在潜意识，故这是灵感爆发的重要前提。禅悟是由欲界到禅界，主张“对境观心”即往往借取客观事物作暗示，促使联想的飞跃，从而获得顿悟，达到佛我同一、物我双忘的境界。而诗悟是由客观到主观，即从对外物的静心观照中获得物我双遗的审美愉悦。因此，两者均不离欲界，又超越欲界，而这一超越又建立在不以功利为目的和静心观照的基础上，最终又都获得了心灵的净化。这是禅悟与诗悟相通的又一个方面。这实质上就是艺术思维的超越性。只有超越了功利，审美主体才能在审美时获得最大程度的审美愉悦。费歇尔在美学中说：“我们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本身能够美化一切。”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更是明确指出，距离是美感的一种显著特点。禅僧与诗人的这种超越功利性的顿悟正与这种“心理距离说”相符。一切文学的创作，根本便是静其心。禅宗发展了他们的“言不尽意”说，把“不立文字”作为其根本宗旨之一。所谓“不立文字”就是不借助文字解释禅法大意。在他们看来，每一个语言符号均有明确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会使被表达事物固定化。禅理是丰富的、多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语言文字远远代替不了禅理真义，而只能是帮助人们通向禅理真义的工具。禅理真义只能靠内心自悟。
“不立文字”并非“不用文字”而是超越文字，将语言文字从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可言说毕竟又要言说，不可表达却还要表达；既不能落入平常的思辨、理性和语言，又得传达、表示某种意蕴。这就不但把日常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含混性作了充分的展开和运用，而且也使得禅宗的语言和传道非常主观任意，完全不符合日常的逻辑和一般的规范”微型诗将短小的诗歌进行了进一步的再加工，缩之为精华，字里行前透着天地，言不尽意。四川大学的张弢教授曾提出过“无我相”的概念：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征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微型诗歌创作的根本精神。微型诗追求诗的意境，拘以体物而取之象外，张文勋先生在从佛学的“六根”、“六境”说看艺术“境界”的审美心理因素一文中，曾就佛学的“境界”说与艺术创造的“意境”说的关系，作过深入系统的论述，证明了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诗刊放假徐志摩陕西人民出版社
新月诗选1931年9月
谈微型诗的“分行”寒山石
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第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沧浪诗话•诗辨严羽
判断力批判上卷第4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张弢
赖文字。像左传所记的宋国筑城民夫们讽刺华元的诗，就是口头创作，那些民夫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当然，这还不是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诗歌的起源和劳动有关系。西汉时代的典籍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许多人一起抬大木头，用喊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号子很有节奏。如果在号子中加进一些有内容和有趣的话，那就是原始诗歌了。鲁迅曾把这种喊着“杭育杭育”声音的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并风趣地说这就是“杭育杭育”派。此外，诗歌的起源还同宗教和娱乐有关系。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推测，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古代有“玄鸟生商”的说法，商民族奉“玄鸟”(燕子)为图腾，这里的“玄鸟”可能也是类似的神话传说。“草木”、“五谷”显然是有关牧业和农业的事。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形从现在世界上某些原始民族中仍可看到。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后来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诗又称“诗歌”就说明了它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诗歌虽然已经突破了格律的束缚，但我认为诗歌若完全将格律抛弃，诗歌将乱成一团。诗歌需要自由，诗歌也同样需要格律。当然，这里的格律并非岿然不动。微型诗是诗歌的组成部分，微型诗也应当同音乐站在同一战线上，不断创新。
诗是分行的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把微型诗限定在三行以内是否必要呢？微型诗是诗体的创新。所谓诗体，即是诗的格式，一般包括句式、句法，篇章结构，声韵等因素，这些因素，用不同的方式组合所形成的格式，丰富多样，无限精彩，而微型诗只是其中之一。微型诗从其勃兴的客观环境来看，是“变革时代的快餐文化”是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而蓬勃发展的微型文学大潮的一条支流；从创作主体来看，体现了诗人对精致化艺术的自觉追求；从诗体发展本身来看，微型诗是从小诗中分离出来的独立诗体。所以，微型诗是客观现实需要、主观自觉追求和诗歌发展规律交互作用下兴盛的一种崭新诗体。虽“微”但却承载着时代发展的需要、折射着诗人灵魂的颤动，也承负着探索新诗发展的使命。不成规矩无以成，限制微型诗的行数是“有的放矢”闻一多先生就曾把诗歌创作中追求格律形象地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但他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镣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得障碍；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得利器”所以，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正如歌德所说的“在限制中才显示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明王夫之薑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微型诗虽三行之内，却能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如同在一幅不足盈尺的画面，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正是微型诗“限制”与“无限”的艺术辩证法。当然，若是创作者把“三行以内”抓住牢牢不放，你将可能陷入一个创作的误区。微型诗并不将三行以上的诗拒之门外，三行以上的诗仍可以冠上“微型诗”这个响亮的名字。诗，应该是生命个体精神世界的自由抒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不削足适履，该多少行就多少行。只不过多于三行，就是小诗、短诗甚或长诗了。
五、微型诗与禅悟
中国古代诗歌从逐渐摆脱儒家传统诗教的束缚，走向唐代的多元与辉煌，禅宗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禅宗的顿悟思维方式改变了诗人的艺术思维模式。由于顿悟思维与灵感思维十分相似，所以，禅悟的非功利化、非逻辑化和非客观化特征使诗歌创作在内容上由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由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儒家传统诗教的崭新天地，大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总体看，我国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在这一时期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容上，从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从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这种转变自魏晋始，到盛唐达到高峰。造成我国诗风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佛教的影响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基本上依两条线索发展。一条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强调诗歌的济世化人的功利作用，重诗的“兴观群怨”带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一条以道家哲学为基础，强调诗人审美体验的深化和诗的审美境界的开拓，重内心观照，带有浓浓的出世色彩。然而，以上两条线索的发展既非同步，亦非平行。禅属宗教，诗属艺术；两者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宗教与艺术之间往往有着趋同性，或有着形式上的异质同构。因而，二者是可以互相渗透的。而禅宗与诗歌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
禅宗以“梵我合一”为其世界观理论，在它看来，我心即佛，佛即我心，客观世界中的万物均为我心幻化而已。据说有一天，印宗和尚问众人，风吹幡动，究竟是风动还是幡动？众人或说风动，或说幡动。而慧能说：风也不动，幡也不动，而是人心自动。慧能后来成为禅宗的奠基人。故禅宗认为，既然人人皆有佛性——本心，那么只要能发掘出“本心”就人人皆可成佛。而发掘本心的方法就是“顿悟”“顿”是指“直接当下”“悟”即妙悟。“顿悟”就是“直指人心，见性见佛”它强调在直觉体验中“直接当下地领悟佛教真谛。如果揭开禅宗神秘主义的宗教外衣，我们会发现“顿悟”其实与艺术思维中的“灵感”十分相像。“这是一种非分析又非综合、非片断又非系统的飞跃性的直觉灵感”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形式。钱学森把人类的思维分为三种形式，即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顿悟”和艺术创造中的灵感有着同形同构的关系。
佛教倡导“摄心静坐，潜神内观，息虑静缘”、“简单为真理”微型诗的创作主旨便是“以小取胜，以巧取胜”那三行小诗正是佛的真实写照，也正是非功利化的象征。
现代心理学已经发现，灵感思维主要发生在潜意识，是显意识和潜意识相互交融的结果。它的发生一般分为准备、松弛、爆发、验证四个阶段。对艺术创造主体而言，准备阶段实际是一个长期观察、不断积累的过程，观察时间越长，所积淀的形象形式也就越丰富，并最终形成某一定势的直觉力。松弛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理性思维加工停止，而非理性思维开始运转，即显意识活动处于停顿状态，而潜意识活动渐趋活跃。因为灵感主要发生在潜意识，故这是灵感爆发的重要前提。禅悟是由欲界到禅界，主张“对境观心”即往往借取客观事物作暗示，促使联想的飞跃，从而获得顿悟，达到佛我同一、物我双忘的境界。而诗悟是由客观到主观，即从对外物的静心观照中获得物我双遗的审美愉悦。因此，两者均不离欲界，又超越欲界，而这一超越又建立在不以功利为目的和静心观照的基础上，最终又都获得了心灵的净化。这是禅悟与诗悟相通的又一个方面。这实质上就是艺术思维的超越性。只有超越了功利，审美主体才能在审美时获得最大程度的审美愉悦。费歇尔在美学中说：“我们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本身能够美化一切。”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更是明确指出，距离是美感的一种显著特点。禅僧与诗人的这种超越功利性的顿悟正与这种“心理距离说”相符。一切文学的创作，根本便是静其心。禅宗发展了他们的“言不尽意”说，把“不立文字”作为其根本宗旨之一。所谓“不立文字”就是不借助文字解释禅法大意。在他们看来，每一个语言符号均有明确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会使被表达事物固定化。禅理是丰富的、多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语言文字远远代替不了禅理真义，而只能是帮助人们通向禅理真义的工具。禅理真义只能靠内心自悟。
“不立文字”并非“不用文字”而是超越文字，将语言文字从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可言说毕竟又要言说，不可表达却还要表达；既不能落入平常的思辨、理性和语言，又得传达、表示某种意蕴。这就不但把日常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含混性作了充分的展开和运用，而且也使得禅宗的语言和传道非常主观任意，完全不符合日常的逻辑和一般的规范”微型诗将短小的诗歌进行了进一步的再加工，缩之为精华，字里行前透着天地，言不尽意。四川大学的张弢教授曾提出过“无我相”的概念：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征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微型诗歌创作的根本精神。微型诗追求诗的意境，拘以体物而取之象外，张文勋先生在从佛学的“六根”、“六境”说看艺术“境界”的审美心理因素一文中，曾就佛学的“境界”说与艺术创造的“意境”说的关系，作过深入系统的论述，证明了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诗刊放假徐志摩陕西人民出版社
新月诗选1931年9月
谈微型诗的“分行”寒山石
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第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沧浪诗话•诗辨严羽
判断力批判上卷第4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张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