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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望，无不表现出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熟悉这些诗人和他们诗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写道。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不久他爱上了一个红头发姑娘，他很快就体验到爱情给他带来的占有的激情；他参加集会，参加五一游行，辩论，呼口号，他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没有比这些更令人激动的了，革命似乎张开双臂在欢迎他。因而当他面对眼前的爱情与历史运动时，他象所有的浪漫诗人，象1968年巴黎大学造反的学生，象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充满豪情地喊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如果说我们为了超越自身的生存状况必须具有对崇高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就还应当记住，崇高往往也会导致绝对和专制。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心灵中没有崇高的东西，人会显得卑微渺小，感到自己无所归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以追求崇高为荣。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反抗与专制，崇高与残酷，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身上。历史上无数成功的反抗和充满激情的爱情无不如此。雅罗米尔对崇高的热烈追求最终变成了对情人的无情告发。当红头发姑娘由于误了约会，为了平息他的愤怒，遂编造了一个她兄弟企图背叛祖国的荒唐借口时，雅罗米尔毫不迟疑地就告发了他们。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话，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是根于捷克民族那种随便的天性，有时候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玩笑却是愚蠢的，不负责任的。不管怎样，她和她的兄弟都因此而被捕入狱，从而毁掉了他们的一生。
尽管如此，悲剧的主人公仍然是雅罗米尔。他自认为是在维护一个崇高的事业，结果却使他的女友无辜地身陷囹圄。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从美学的角度看（美学在康德那里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雅罗米尔的悲剧就在于，他还年轻，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现实已成为永恒的时代，身边的世界已经没有战壕和街垒，只有开会和秩序；他不知道文学和现实是不能相容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人对崇高感的激情中同时也包合了残酷的成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是生活的别处还是此处。一句话，他不知道蝴蝶与蛹之间在美学上有质的不同，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象兰波、雪莱、菜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他的死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年的红卫兵的命运。
雅罗米尔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值得我们同情。他心灵丰富且敏感，也很有才华。同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欧根奥涅金，毕巧林，安德列公爵，拉斯科尔尼科夫，莫索尔一样，他身上也同样怀有一种对于绝对的激情。他之成为告密者和迫害者，不是出于对秩序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崇高的追求。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激情并没有使他成为反抗现实的人，而是成为了现实的合作者，这使他的悲剧失去了崇高的意味。为了迎合时代追求荣誉，他可以转过头来痛诋曾经热烈崇奉的现代主义艺术；甚至还可以告发他的女友。如果说我们对他的这个行为还觉得情有可原的话（他毫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那么他在出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使我们顿生反感，"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我们甚至都很难判断这一切到底是卑鄙还是幼稚！但是，这句话却显然表明了一种为人熟知的逻辑。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二十世纪则大放实践光彩。它的实质就在于：当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道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困扰着二十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正是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崇高激情。这是一个最没有思想而人们却普遍声称获得了最正确思想的时代。似乎经过几千年的蒙昧期，人们终于走出了历史的宿命论，一劳永逸地掌握了客观的必然规律，从此一切都变得简单和明快了。在一次文学授奖会上，昆德拉曾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闪烁着智慧的民间谚语倒是比许多大部头的文人著作更有力地表明了，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深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尽管它们往往还是拾前人的牙慧。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愚昧，一种现代的愚昧罢了：小说中有一个绝妙的象征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的实质，在幼年的雅罗米尔画笔下，出现在画面上的人一个个都顶着狗头。这也许是尚属天真的孩子继皇帝的新衣之后又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对于这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的狗头人身形象，我们在十年文革满街走着的游行人群中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有上帝和孩子才会忍不住笑起来。
毋庸置疑，生活在别处不是一部纯然写实主义的作品。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灌注了他对人类激情的怀疑和对现代愚昧的探索。他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个性，而是人物的共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诗歌批评"的小说。他的目的在于总结各个时代诗人们的表演和作用（包括象诗人一样怀有激情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他们写照，为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艾吕雅、叶赛宁以及现代许多捷克诗人写照。因而书中很少有对人物个性的着意刻划，甚至全书中除了诗人雅罗米尔（意谓"他爱春天"）和他的母亲玛曼（音同"妈妈"），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名有姓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红头发姑娘"，"拍片姑娘""画家"，"看门人的儿子"等等人称谓，即使两个主人公，母亲和儿子，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和他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思考的确是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了整个人类。更确切他说，他是想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研究人性的崇高与邪恶，透视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激情，以及揭示这种激情可能导致的悲剧，浪漫主义的悲剧，毫无价值可又深刻的悲剧。
生活在别处完成于1969年，当时正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小说出版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广大知青开始下乡插队的年头。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别处"已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无奈了。从当年反抗苏联入侵到后来承认现实的捷克青年，也和从当年的红卫兵到后来的知青一样，他们的命运都好象总是在激情和无奈这两种悲剧之间的摇摆。
这部小说第一次问世是在1973年，以法文版的形式刊行，第二年又在美国出了英文版。译者彼得库西是一位翻译家，作家和斯拉夫文学研究者。为了告别的聚会英译本也是他翻译的。他的译笔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和语言特点。多年后他又对生活在别处的译本重新作了修改。昆德拉本人亲自为这个修订本作了序。本书即是根据企鹅丛书1986年版的这个修订本翻译的。英译本对原书中引用的人名没有作注，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中许多人名系由译者注出。
1988年5月于南京
的渴望，无不表现出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熟悉这些诗人和他们诗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写道。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不久他爱上了一个红头发姑娘，他很快就体验到爱情给他带来的占有的激情；他参加集会，参加五一游行，辩论，呼口号，他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没有比这些更令人激动的了，革命似乎张开双臂在欢迎他。因而当他面对眼前的爱情与历史运动时，他象所有的浪漫诗人，象1968年巴黎大学造反的学生，象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充满豪情地喊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如果说我们为了超越自身的生存状况必须具有对崇高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就还应当记住，崇高往往也会导致绝对和专制。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心灵中没有崇高的东西，人会显得卑微渺小，感到自己无所归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以追求崇高为荣。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反抗与专制，崇高与残酷，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身上。历史上无数成功的反抗和充满激情的爱情无不如此。雅罗米尔对崇高的热烈追求最终变成了对情人的无情告发。当红头发姑娘由于误了约会，为了平息他的愤怒，遂编造了一个她兄弟企图背叛祖国的荒唐借口时，雅罗米尔毫不迟疑地就告发了他们。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话，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是根于捷克民族那种随便的天性，有时候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玩笑却是愚蠢的，不负责任的。不管怎样，她和她的兄弟都因此而被捕入狱，从而毁掉了他们的一生。
尽管如此，悲剧的主人公仍然是雅罗米尔。他自认为是在维护一个崇高的事业，结果却使他的女友无辜地身陷囹圄。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从美学的角度看（美学在康德那里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雅罗米尔的悲剧就在于，他还年轻，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现实已成为永恒的时代，身边的世界已经没有战壕和街垒，只有开会和秩序；他不知道文学和现实是不能相容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人对崇高感的激情中同时也包合了残酷的成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是生活的别处还是此处。一句话，他不知道蝴蝶与蛹之间在美学上有质的不同，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象兰波、雪莱、菜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他的死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年的红卫兵的命运。
雅罗米尔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值得我们同情。他心灵丰富且敏感，也很有才华。同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欧根奥涅金，毕巧林，安德列公爵，拉斯科尔尼科夫，莫索尔一样，他身上也同样怀有一种对于绝对的激情。他之成为告密者和迫害者，不是出于对秩序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崇高的追求。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激情并没有使他成为反抗现实的人，而是成为了现实的合作者，这使他的悲剧失去了崇高的意味。为了迎合时代追求荣誉，他可以转过头来痛诋曾经热烈崇奉的现代主义艺术；甚至还可以告发他的女友。如果说我们对他的这个行为还觉得情有可原的话（他毫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那么他在出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使我们顿生反感，"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我们甚至都很难判断这一切到底是卑鄙还是幼稚！但是，这句话却显然表明了一种为人熟知的逻辑。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二十世纪则大放实践光彩。它的实质就在于：当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道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困扰着二十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正是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崇高激情。这是一个最没有思想而人们却普遍声称获得了最正确思想的时代。似乎经过几千年的蒙昧期，人们终于走出了历史的宿命论，一劳永逸地掌握了客观的必然规律，从此一切都变得简单和明快了。在一次文学授奖会上，昆德拉曾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闪烁着智慧的民间谚语倒是比许多大部头的文人著作更有力地表明了，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深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尽管它们往往还是拾前人的牙慧。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愚昧，一种现代的愚昧罢了：小说中有一个绝妙的象征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的实质，在幼年的雅罗米尔画笔下，出现在画面上的人一个个都顶着狗头。这也许是尚属天真的孩子继皇帝的新衣之后又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对于这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的狗头人身形象，我们在十年文革满街走着的游行人群中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有上帝和孩子才会忍不住笑起来。
毋庸置疑，生活在别处不是一部纯然写实主义的作品。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灌注了他对人类激情的怀疑和对现代愚昧的探索。他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个性，而是人物的共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诗歌批评"的小说。他的目的在于总结各个时代诗人们的表演和作用（包括象诗人一样怀有激情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他们写照，为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艾吕雅、叶赛宁以及现代许多捷克诗人写照。因而书中很少有对人物个性的着意刻划，甚至全书中除了诗人雅罗米尔（意谓"他爱春天"）和他的母亲玛曼（音同"妈妈"），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名有姓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红头发姑娘"，"拍片姑娘""画家"，"看门人的儿子"等等人称谓，即使两个主人公，母亲和儿子，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和他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思考的确是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了整个人类。更确切他说，他是想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研究人性的崇高与邪恶，透视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激情，以及揭示这种激情可能导致的悲剧，浪漫主义的悲剧，毫无价值可又深刻的悲剧。
生活在别处完成于1969年，当时正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小说出版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广大知青开始下乡插队的年头。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别处"已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无奈了。从当年反抗苏联入侵到后来承认现实的捷克青年，也和从当年的红卫兵到后来的知青一样，他们的命运都好象总是在激情和无奈这两种悲剧之间的摇摆。
这部小说第一次问世是在1973年，以法文版的形式刊行，第二年又在美国出了英文版。译者彼得库西是一位翻译家，作家和斯拉夫文学研究者。为了告别的聚会英译本也是他翻译的。他的译笔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和语言特点。多年后他又对生活在别处的译本重新作了修改。昆德拉本人亲自为这个修订本作了序。本书即是根据企鹅丛书1986年版的这个修订本翻译的。英译本对原书中引用的人名没有作注，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中许多人名系由译者注出。
1988年5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