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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课，令食韦红之盐，则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惠矣。”本台详所言盐法，宜从省部定拟，具呈中书省，送户部议之。本部议云：“陕西行台所言盐事，宜从都省选官，前赴陕西，与行省、行台及河东运司官一同讲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
三年，都省移咨陕西行省，仍摘委河东运司正官一员赴省，一同再行讲究。三月初二日，陕西行省官及李御史、运司同知郝中顺会巩昌、延安、兴元、奉元、凤翔、邠州等官，与总帅汪通议等，俱称当从御史帖木儿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黄河为界，令陕西之民从便食用韦红二盐，解盐依旧西行，红盐不许东渡。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见纳乾课，办钞七万锭，通行按季输纳，运司不须散引。如此则民不受害，而课以无亏矣。郝同知独言：“运司每岁办课四十五万锭，陕西该办二十万锭，今止认七万锭，余十三万锭，从何处恢办？”议不合而散。本省检照运司逐年申报文册，陕西止办七万二千六十余锭，郝遂称疾不出，其后讫无定论。
户部参照至顺二年中书省尝遣兵部郎中井朝散，与陕西行省官一同讲究，以泾州白家河永为定界，听民食用。仍督所在军民官严行禁约，毋致韦红二盐犯境侵课。中书如所拟行之。
两淮之盐：至元六年八月，两淮运司准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从实恢办，自后累增至六十五万七十五引。客人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场官逼勒灶户，加其斛面，以通盐商，坏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奏准，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本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至大间，煎添正额余盐三十万引，通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运至扬州东关，俱于城河内停泊，听候通放，不下三四十万余引，积叠数多，不能以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言：‘岁卖额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买引，关给勘合，赴仓支盐，雇船脚力，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近仓不下七八贯，运至扬州东关，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盐主不能照管，视同己物，恣为侵盗，弊病多端。及事败到官，非不严加惩治，莫能禁止。其所盗盐，以钞计之，不过折其旧船以偿而已，安能如数征之？是以里河客商，亏陷资本，外江兴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价以买不洁之盐，公私俱受其害。’窃照扬州东关城外，沿河两岸，多有官民空闲之地。如蒙听从盐商自行赁买基地，起造仓房，支运盐袋到场，籍定资次，贮置仓内，以俟通放。临期用船，载往真州发卖，既防侵盗之患，可为悠久之利，其于盐法非小补也。”
既申中书户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议拟，文移往复，纷纭不决。久之，户部乃定议，令运司于已收在官客商带纳挑河钱内，拨钞一万锭，起盖仓房，仍从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与运司偕往，相视空地，果无违碍，而后行之。
两浙之盐：至元五年，两浙运司申中书省云：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创立，当时未有定额。至十五年始立额，办盐十五万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自后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则为三锭矣。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较之初年，引增十倍，价增三十倍。课额愈重，煎办愈难，兼以行盐地界所拘户口有限。前时听从客商就场支给，设立检校所，称检出场盐袋。又因支查停积，延祐七年，比两淮之例，改法立仓，纲官押船到场，运盐赴仓收贮，客旅就仓支盐。始则为便，经今二十余年，纲场仓官任非其人，惟务掊克。况淮、浙风土不同，两淮跨涉四省，课额虽大，地广民多，食之者众，可以办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亭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盐法隳坏，亭民消废，其弊有五：
本司所辖场司三十四处，各设令、丞、管勾、典史，管领灶户火丁。用工之时，正当炎暑之月，昼夜不休。才值阴雨，束手彷徨。贫穷小户，余无生理，衣食所资，全籍工本，稍存抵业之家，十无一二。有司不体其劳，又复差充他役。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即今未蒙签补，所据抛下额盐，唯勒见户包煎而已。若不早为签补，优加存恤，将来必致损见户而亏大课。此弊之一也。
又如所设三十五纲监运纲司，专掌召募船户，照依随场日煎月办课额，官给水脚钱，就场支装所煎盐袋，每引元额四百斤，又加折耗等盐十斤，装为二袋，纲官押运前赴所拨之仓而交纳焉。客人到仓支盐，如自二月至于十月河冻之时，以运足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纲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途盗卖，杂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既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在仓日久，又复消折。袋法不均，诚非细故。不若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既免纲运俸给水脚之费，又盐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万余口。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而计之，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虽卖尽其数，犹剩盐三万一千余引。每年督勒有司，验户口请买。又值荒歉连年，流亡者众，兼以濒江并海，私盐公行，军民官失于防御，所以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凡九十余万引，无从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凭遵守，赏罚既明，私盐减少，户口食盐，不致废弛。此弊之三也。
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运盐到所卖之地，先须住报水程及所止店肆，缴纳退引。岂期各处提调之官，不能用心检举，纵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钱，不满所欲，则多端留难。客人或因发卖迟滞，转往他所，水程虽住，引不拘纳，遂有埋没，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盐，所司亦不检勘拘收。其懦善者，卖过官盐之后，即将引目投之乡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纳官，通同盐徒，执以为凭，兴贩私盐。如蒙将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尽实还官，不致影射私盐。此弊之四也。
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仓，设置部辖，掌收各纲船户，运到盐袋，贮顿在仓，听候客人，依次支盐，俱有定制。比年以来，各仓官攒，肆其贪欲，出纳之间，两收其利。凡遇纲船到仓，必受船户之贿，纵其杂和灰土，收纳入仓。或船户运至好盐，无钱致贿，则故生事留难，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盗卖。其仓官与盐运人等为弊多端，是以各仓积盐九十余万引，新旧相并，充溢廊屋，不能支发，走卤消折，利害非轻。虽系客人买过之物，课钞入官，实恐年复一年，为患益甚。若仍旧令客商自备脚力，就场支装，庶免停积。此弊之五也。
五者之中，各仓停积，最为急务。验一岁合卖之数，止该四十四万余引，尽卖二年，尚不能尽，又复煎运到仓，积累转多。如蒙特赐奏闻，选委德望重臣，与拘该官府，从长讲究，参酌时宜，更张法制，定为良规，惠济黎元，庶望大课无亏。见为住煎余盐三万引，差人赍江浙行省咨文赴中书省，请照详焉。
户部详运司所言，除余盐三万引别议外，其余事理，未经行省明白定拟，呈省移咨，从长讲究。六年五月，中书省奏，选官整治江浙盐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纳麟及首领官赵郎中等提调，既而纳麟又以他故辞。
至正元年，运使霍亚中又言：“两淮、福建运司，俱有余盐，已行住免。本司系同一体，如蒙依例住煎三万引，庶大课易为办集。”中书省上奏，得旨权将余盐三万引倚阁，俟盐法通行而后办之。
二年十月，中书右丞相脱脱、平章铁木儿塔识等奏：“两浙食盐，害民为甚，江浙行省官、运司官屡以为言。拟合钦依世祖皇帝旧制，除近盐地十里之内，令民认买，革罢见设盐仓纲运，听从客商赴运司买引，就场支盐，许于行盐地方发卖，革去派散之弊。及设检校批验所四处，选任廉干之人，直隶运司，如遇客商载盐经过，依例秤盘，均平袋法，批验引目，运司官常行体究。又自至元十三年岁办盐课，额少价轻，今增至四十五万，额多价重，转运不行。今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两浙额盐量减一十万引，俟盐法流通，复还元额，散派食盐，拟合住罢。”有旨从之。
福建之盐：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据福建运司申：“本司岁办额课盐，十有三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场，至元四年闰八月终，积下附余增办等盐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详，既有积攒附余盐数，据至元五年额盐，拟合照依天历元年住煎正额五万引，不给工本，将上项余盐五万，准作正额，省官本钞二万锭，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办额盐八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计盐十有三万九引有奇，通行发卖，办纳正课。除留余盐五万余引，预支下年军民食盐，实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拟，咨呈中书省。送户部参详，亦如所拟。其下余盐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发卖为钞，通行起解。回咨本省，从所拟行之。
至正元年，诏：“福建、山东表卖食盐，病民为甚。行省、监察御史、廉访司拘该有司官，宜公同讲究。”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与行台监察御史、福建廉访司官及运使常山李鹏举、漳州等八路正官讲究得食盐不便，其目有三：一曰余盐三万引，难同正额，拟合除免。二曰盐额太重，比依广海例，止收价二锭。三曰住罢食盐，并令客商通行。
福建盐课始自至元十三年，见在盐六千五十五引，每引钞九贯。二十年，煎卖盐五万四千二百引，每引钞十四贯。二十五年，增为一锭。三十一年，始立盐运司，增盐额为七万引。元贞二年，每引增价十五贯。大德八年，罢运司，并入宣慰使司恢办。十年，立都提举司，增盐额为十万引。至大元年，各场煎出余盐三万引。四年，复立运司，遂定额为十三万引，增价钞为二锭。延祐元年，又增为三锭，运司又从权改法，建、延、汀、邵仍旧客商兴贩，而福、兴、漳、泉四路桩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余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贫，民不加多，盐额增重。八路秋粮，每岁止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余石，夏税不过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盐课十三万引，该钞三十九万锭。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扰攘，亦由于此。运司官耳闻目见，盖因职专恢办，惠无所施。如蒙钦依诏书事意，罢余盐三万引，革去散卖食盐之弊，听从客商八路通行发卖，诚为官民两便。其正额盐，若依广海盐价，每引中统钞二锭，宜从都省区处。
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讲究，咨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余盐三万引，权令减免，散派食盐拟合住罢。其减正额盐价，即与广海提举司事例不同，别难更议。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脱脱、平章帖木儿达失等，以所拟奏而行之。
广东之盐：至元二年，御史台准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咨备监察御史韩承务建言：“广东道所管盐课提举司，自至元十六年为始，止办盐额六百二十一引，自后累增至三万五千五百引，延祐间又增余盐，通正额计五万五百五十二引。灶户窘于工程，官民迫于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间，蒙宪台及奉使宣抚，交章敷陈，减免余盐一万五千引。元统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权将已减余盐，依旧煎办，今已三载，未蒙住罢。窃意议者，必谓广东控制海道，连接诸蕃，船商辏集，民物富庶，易以办纳，是盖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辖七路八州，平土绝少，加以岚瘴毒疠，其民刀耕火种，巢颠穴岸，崎岖辛苦，贫穷之家，经岁淡食，额外办盐，卖将谁售。所谓富庶者，不过城郭商贾与舶船交易者数家而已。灶户盐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将见存人户，勒令带煎。又有大可虑者，本道密迩蛮獠，民俗顽恶，诚恐有司责办太严，敛怨生事，所系非轻。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元统三年为始，广东提举司所办余盐，量减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书省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广海之盐：至元五年三月，湖广行省咨中书省云：“广海盐课提举司额盐三万五千一百六十五引，余盐一万五千引。近因黎贼为害，民不聊生，正额积亏四万余引，卧收在库。若复添办余盐，困苦未苏，恐致不安。事关利害，如蒙怜悯，闻奏除免，庶期元额可办，不致遗患边民。”户部议云：“上项余盐，若全恢办，缘非元额，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辖灶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窜，民物凋弊，拟于一万五千引内，量减五千引，以舒民力。”中书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四川之盐：元统三年，四川行省据盐茶转运使司申：“至顺四年，中书坐到添办余盐一万引外，又带办两浙运司五千引，与正额盐通行煎办，已后支用不阙，再行议拟。卑司为各场别无煎出余盐，不免勒令灶户承认规划，幸已足备。以后年分，若不申覆，诚恐灶户逃窜，有妨正课。如蒙怜悯，备咨中书省，于所办余盐一万引内，量减带办两浙之数。”又准分司运官所言云：“四川盐井，俱在万山之间，比之腹里、两淮，优苦不同，又行带办余盐，灶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书省，上奏得旨，权以带办余盐五千引倚阁之。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广两行省具以茶运司同知万家闾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书省云：“本司岁办额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数内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末茶自有官印筒袋关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该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客商兴贩。其小民买食及江南产茶去处零斤采卖，皆须由帖为照。春首发卖茶由，至于夏秋，茶由尽绝，民间阙用。以此考之，茶由数少课轻，便于民用而不敷，茶引课重数多，止于商旅兴贩，年终尚有停闲未卖者。每岁合印茶由，以十分为率，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算依引目内官茶，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增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比验减去引目二万九千七十六张，庶几引不停闲，茶无私积。中书户部定拟，江西茶运司岁办公据十万道，引一百万，计钞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茶引便于商贩，而山场小民全凭茶由为照，岁办茶由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计钞五千八百一十六锭七两四钱一分，减引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张。茶引一张，造茶九十斤，纳官课十二两五钱。如于茶由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积出余零钞数，官课无亏，而便于民用。”合准本省所拟，具呈中书省，移咨行省，如所拟行之。
至正二年，李宏陈言内一节，言江州茶司据引不便事云：“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来，其法始备。国朝既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专任散据卖引，规办国课，莫敢谁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间，司官不能偕聚。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此时春月已过。及还本司，方欲点对给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取要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饣尽之资。提举司虽以榷茶为名，其实不能专散据卖引之任，不过为运司官吏营办资财而已。上行下效，势所必然。提举司既见分司官吏所为若是，亦复仿效迁延。及茶户得据还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间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户消乏为名，转卖与新兴之户。每据又多取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分派，各为己私。不知此等之钱，自何而出，其为茶户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据在手，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不知茶未发卖，何从得钱？间有充裕之家，必须别行措办。其力薄者，例被拘监，无非典鬻家私，以应官限。及终限不能足备，上司紧并，重复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运司给引之迟，分司苛取之过。茶户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乏逃亡，情实堪悯。今若申明旧制，每岁正月，须要运司尽将据引给付提举司，随时派散，无得停留在库，多收分例，妨误造茶时月；如有过期，别行定罪。仍不许运司似前分司自行散卖据引，违者从肃政廉访司依例纠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贪黩之风，茶户免损乏之害。”中书省以其言送户部定拟，复移咨江西行省，委官与茶运司讲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
之课，令食韦红之盐，则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惠矣。”本台详所言盐法，宜从省部定拟，具呈中书省，送户部议之。本部议云：“陕西行台所言盐事，宜从都省选官，前赴陕西，与行省、行台及河东运司官一同讲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
三年，都省移咨陕西行省，仍摘委河东运司正官一员赴省，一同再行讲究。三月初二日，陕西行省官及李御史、运司同知郝中顺会巩昌、延安、兴元、奉元、凤翔、邠州等官，与总帅汪通议等，俱称当从御史帖木儿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黄河为界，令陕西之民从便食用韦红二盐，解盐依旧西行，红盐不许东渡。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见纳乾课，办钞七万锭，通行按季输纳，运司不须散引。如此则民不受害，而课以无亏矣。郝同知独言：“运司每岁办课四十五万锭，陕西该办二十万锭，今止认七万锭，余十三万锭，从何处恢办？”议不合而散。本省检照运司逐年申报文册，陕西止办七万二千六十余锭，郝遂称疾不出，其后讫无定论。
户部参照至顺二年中书省尝遣兵部郎中井朝散，与陕西行省官一同讲究，以泾州白家河永为定界，听民食用。仍督所在军民官严行禁约，毋致韦红二盐犯境侵课。中书如所拟行之。
两淮之盐：至元六年八月，两淮运司准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从实恢办，自后累增至六十五万七十五引。客人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场官逼勒灶户，加其斛面，以通盐商，坏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奏准，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本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至大间，煎添正额余盐三十万引，通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运至扬州东关，俱于城河内停泊，听候通放，不下三四十万余引，积叠数多，不能以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言：‘岁卖额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买引，关给勘合，赴仓支盐，雇船脚力，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近仓不下七八贯，运至扬州东关，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盐主不能照管，视同己物，恣为侵盗，弊病多端。及事败到官，非不严加惩治，莫能禁止。其所盗盐，以钞计之，不过折其旧船以偿而已，安能如数征之？是以里河客商，亏陷资本，外江兴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价以买不洁之盐，公私俱受其害。’窃照扬州东关城外，沿河两岸，多有官民空闲之地。如蒙听从盐商自行赁买基地，起造仓房，支运盐袋到场，籍定资次，贮置仓内，以俟通放。临期用船，载往真州发卖，既防侵盗之患，可为悠久之利，其于盐法非小补也。”
既申中书户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议拟，文移往复，纷纭不决。久之，户部乃定议，令运司于已收在官客商带纳挑河钱内，拨钞一万锭，起盖仓房，仍从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与运司偕往，相视空地，果无违碍，而后行之。
两浙之盐：至元五年，两浙运司申中书省云：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创立，当时未有定额。至十五年始立额，办盐十五万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自后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则为三锭矣。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较之初年，引增十倍，价增三十倍。课额愈重，煎办愈难，兼以行盐地界所拘户口有限。前时听从客商就场支给，设立检校所，称检出场盐袋。又因支查停积，延祐七年，比两淮之例，改法立仓，纲官押船到场，运盐赴仓收贮，客旅就仓支盐。始则为便，经今二十余年，纲场仓官任非其人，惟务掊克。况淮、浙风土不同，两淮跨涉四省，课额虽大，地广民多，食之者众，可以办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亭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盐法隳坏，亭民消废，其弊有五：
本司所辖场司三十四处，各设令、丞、管勾、典史，管领灶户火丁。用工之时，正当炎暑之月，昼夜不休。才值阴雨，束手彷徨。贫穷小户，余无生理，衣食所资，全籍工本，稍存抵业之家，十无一二。有司不体其劳，又复差充他役。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即今未蒙签补，所据抛下额盐，唯勒见户包煎而已。若不早为签补，优加存恤，将来必致损见户而亏大课。此弊之一也。
又如所设三十五纲监运纲司，专掌召募船户，照依随场日煎月办课额，官给水脚钱，就场支装所煎盐袋，每引元额四百斤，又加折耗等盐十斤，装为二袋，纲官押运前赴所拨之仓而交纳焉。客人到仓支盐，如自二月至于十月河冻之时，以运足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纲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途盗卖，杂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既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在仓日久，又复消折。袋法不均，诚非细故。不若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既免纲运俸给水脚之费，又盐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万余口。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而计之，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虽卖尽其数，犹剩盐三万一千余引。每年督勒有司，验户口请买。又值荒歉连年，流亡者众，兼以濒江并海，私盐公行，军民官失于防御，所以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凡九十余万引，无从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凭遵守，赏罚既明，私盐减少，户口食盐，不致废弛。此弊之三也。
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运盐到所卖之地，先须住报水程及所止店肆，缴纳退引。岂期各处提调之官，不能用心检举，纵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钱，不满所欲，则多端留难。客人或因发卖迟滞，转往他所，水程虽住，引不拘纳，遂有埋没，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盐，所司亦不检勘拘收。其懦善者，卖过官盐之后，即将引目投之乡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纳官，通同盐徒，执以为凭，兴贩私盐。如蒙将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尽实还官，不致影射私盐。此弊之四也。
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仓，设置部辖，掌收各纲船户，运到盐袋，贮顿在仓，听候客人，依次支盐，俱有定制。比年以来，各仓官攒，肆其贪欲，出纳之间，两收其利。凡遇纲船到仓，必受船户之贿，纵其杂和灰土，收纳入仓。或船户运至好盐，无钱致贿，则故生事留难，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盗卖。其仓官与盐运人等为弊多端，是以各仓积盐九十余万引，新旧相并，充溢廊屋，不能支发，走卤消折，利害非轻。虽系客人买过之物，课钞入官，实恐年复一年，为患益甚。若仍旧令客商自备脚力，就场支装，庶免停积。此弊之五也。
五者之中，各仓停积，最为急务。验一岁合卖之数，止该四十四万余引，尽卖二年，尚不能尽，又复煎运到仓，积累转多。如蒙特赐奏闻，选委德望重臣，与拘该官府，从长讲究，参酌时宜，更张法制，定为良规，惠济黎元，庶望大课无亏。见为住煎余盐三万引，差人赍江浙行省咨文赴中书省，请照详焉。
户部详运司所言，除余盐三万引别议外，其余事理，未经行省明白定拟，呈省移咨，从长讲究。六年五月，中书省奏，选官整治江浙盐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纳麟及首领官赵郎中等提调，既而纳麟又以他故辞。
至正元年，运使霍亚中又言：“两淮、福建运司，俱有余盐，已行住免。本司系同一体，如蒙依例住煎三万引，庶大课易为办集。”中书省上奏，得旨权将余盐三万引倚阁，俟盐法通行而后办之。
二年十月，中书右丞相脱脱、平章铁木儿塔识等奏：“两浙食盐，害民为甚，江浙行省官、运司官屡以为言。拟合钦依世祖皇帝旧制，除近盐地十里之内，令民认买，革罢见设盐仓纲运，听从客商赴运司买引，就场支盐，许于行盐地方发卖，革去派散之弊。及设检校批验所四处，选任廉干之人，直隶运司，如遇客商载盐经过，依例秤盘，均平袋法，批验引目，运司官常行体究。又自至元十三年岁办盐课，额少价轻，今增至四十五万，额多价重，转运不行。今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两浙额盐量减一十万引，俟盐法流通，复还元额，散派食盐，拟合住罢。”有旨从之。
福建之盐：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据福建运司申：“本司岁办额课盐，十有三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场，至元四年闰八月终，积下附余增办等盐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详，既有积攒附余盐数，据至元五年额盐，拟合照依天历元年住煎正额五万引，不给工本，将上项余盐五万，准作正额，省官本钞二万锭，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办额盐八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计盐十有三万九引有奇，通行发卖，办纳正课。除留余盐五万余引，预支下年军民食盐，实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拟，咨呈中书省。送户部参详，亦如所拟。其下余盐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发卖为钞，通行起解。回咨本省，从所拟行之。
至正元年，诏：“福建、山东表卖食盐，病民为甚。行省、监察御史、廉访司拘该有司官，宜公同讲究。”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与行台监察御史、福建廉访司官及运使常山李鹏举、漳州等八路正官讲究得食盐不便，其目有三：一曰余盐三万引，难同正额，拟合除免。二曰盐额太重，比依广海例，止收价二锭。三曰住罢食盐，并令客商通行。
福建盐课始自至元十三年，见在盐六千五十五引，每引钞九贯。二十年，煎卖盐五万四千二百引，每引钞十四贯。二十五年，增为一锭。三十一年，始立盐运司，增盐额为七万引。元贞二年，每引增价十五贯。大德八年，罢运司，并入宣慰使司恢办。十年，立都提举司，增盐额为十万引。至大元年，各场煎出余盐三万引。四年，复立运司，遂定额为十三万引，增价钞为二锭。延祐元年，又增为三锭，运司又从权改法，建、延、汀、邵仍旧客商兴贩，而福、兴、漳、泉四路桩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余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贫，民不加多，盐额增重。八路秋粮，每岁止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余石，夏税不过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盐课十三万引，该钞三十九万锭。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扰攘，亦由于此。运司官耳闻目见，盖因职专恢办，惠无所施。如蒙钦依诏书事意，罢余盐三万引，革去散卖食盐之弊，听从客商八路通行发卖，诚为官民两便。其正额盐，若依广海盐价，每引中统钞二锭，宜从都省区处。
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讲究，咨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余盐三万引，权令减免，散派食盐拟合住罢。其减正额盐价，即与广海提举司事例不同，别难更议。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脱脱、平章帖木儿达失等，以所拟奏而行之。
广东之盐：至元二年，御史台准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咨备监察御史韩承务建言：“广东道所管盐课提举司，自至元十六年为始，止办盐额六百二十一引，自后累增至三万五千五百引，延祐间又增余盐，通正额计五万五百五十二引。灶户窘于工程，官民迫于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间，蒙宪台及奉使宣抚，交章敷陈，减免余盐一万五千引。元统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权将已减余盐，依旧煎办，今已三载，未蒙住罢。窃意议者，必谓广东控制海道，连接诸蕃，船商辏集，民物富庶，易以办纳，是盖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辖七路八州，平土绝少，加以岚瘴毒疠，其民刀耕火种，巢颠穴岸，崎岖辛苦，贫穷之家，经岁淡食，额外办盐，卖将谁售。所谓富庶者，不过城郭商贾与舶船交易者数家而已。灶户盐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将见存人户，勒令带煎。又有大可虑者，本道密迩蛮獠，民俗顽恶，诚恐有司责办太严，敛怨生事，所系非轻。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元统三年为始，广东提举司所办余盐，量减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书省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广海之盐：至元五年三月，湖广行省咨中书省云：“广海盐课提举司额盐三万五千一百六十五引，余盐一万五千引。近因黎贼为害，民不聊生，正额积亏四万余引，卧收在库。若复添办余盐，困苦未苏，恐致不安。事关利害，如蒙怜悯，闻奏除免，庶期元额可办，不致遗患边民。”户部议云：“上项余盐，若全恢办，缘非元额，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辖灶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窜，民物凋弊，拟于一万五千引内，量减五千引，以舒民力。”中书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四川之盐：元统三年，四川行省据盐茶转运使司申：“至顺四年，中书坐到添办余盐一万引外，又带办两浙运司五千引，与正额盐通行煎办，已后支用不阙，再行议拟。卑司为各场别无煎出余盐，不免勒令灶户承认规划，幸已足备。以后年分，若不申覆，诚恐灶户逃窜，有妨正课。如蒙怜悯，备咨中书省，于所办余盐一万引内，量减带办两浙之数。”又准分司运官所言云：“四川盐井，俱在万山之间，比之腹里、两淮，优苦不同，又行带办余盐，灶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书省，上奏得旨，权以带办余盐五千引倚阁之。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广两行省具以茶运司同知万家闾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书省云：“本司岁办额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数内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末茶自有官印筒袋关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该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客商兴贩。其小民买食及江南产茶去处零斤采卖，皆须由帖为照。春首发卖茶由，至于夏秋，茶由尽绝，民间阙用。以此考之，茶由数少课轻，便于民用而不敷，茶引课重数多，止于商旅兴贩，年终尚有停闲未卖者。每岁合印茶由，以十分为率，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算依引目内官茶，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增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比验减去引目二万九千七十六张，庶几引不停闲，茶无私积。中书户部定拟，江西茶运司岁办公据十万道，引一百万，计钞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茶引便于商贩，而山场小民全凭茶由为照，岁办茶由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计钞五千八百一十六锭七两四钱一分，减引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张。茶引一张，造茶九十斤，纳官课十二两五钱。如于茶由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积出余零钞数，官课无亏，而便于民用。”合准本省所拟，具呈中书省，移咨行省，如所拟行之。
至正二年，李宏陈言内一节，言江州茶司据引不便事云：“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来，其法始备。国朝既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专任散据卖引，规办国课，莫敢谁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间，司官不能偕聚。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此时春月已过。及还本司，方欲点对给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取要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饣尽之资。提举司虽以榷茶为名，其实不能专散据卖引之任，不过为运司官吏营办资财而已。上行下效，势所必然。提举司既见分司官吏所为若是，亦复仿效迁延。及茶户得据还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间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户消乏为名，转卖与新兴之户。每据又多取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分派，各为己私。不知此等之钱，自何而出，其为茶户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据在手，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不知茶未发卖，何从得钱？间有充裕之家，必须别行措办。其力薄者，例被拘监，无非典鬻家私，以应官限。及终限不能足备，上司紧并，重复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运司给引之迟，分司苛取之过。茶户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乏逃亡，情实堪悯。今若申明旧制，每岁正月，须要运司尽将据引给付提举司，随时派散，无得停留在库，多收分例，妨误造茶时月；如有过期，别行定罪。仍不许运司似前分司自行散卖据引，违者从肃政廉访司依例纠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贪黩之风，茶户免损乏之害。”中书省以其言送户部定拟，复移咨江西行省，委官与茶运司讲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