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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曲，走出高楼林立、鲜花簇拥的校园时，不免想起自己当年在中、小学读书时的情景。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由于多年内战外患的蹂躏，真是千创百孔，百废待兴。那时国民教育体系尚未健全，特别是农村，许多儿童因失学而流浪街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人祸，致使人们食不裹腹，生命朝不保夕，更不用说上学读书了。1964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人们的生活逐步得到好转，农村教育才渐渐纳入正规，但家长对按时让孩子入学的意识还是不强，每年都是老师组织学生对全村进行生源调查，老师再根据学生摸到的情况，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学龄儿童家中走访，动员家长让孩子入学。
我是1964年的夏天入的学，当时7岁多点，记得滕老师和刘老师在麦假期间曾上我家动员了三次，过麦以后，我终于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第一次走进教室，从此开始了我十多年的学生生涯。
那时，小学生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课本，农村学生每年放三次假，即麦假、秋假和寒假。麦假后新生入学。那时书费和学费总计才几毛钱，学校对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还要给予减免，那时学的科目虽少，但教材还算正规。
1966年的夏天，我刚刚升入三年级，新课本发下来不久，记的语文刚学过第一课社会主义好，也就是当时传唱的歌词“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学校接上级通知把课本收了回去。从此，有序的教学制度被彻底打乱，每天就是学毛主席语录，组织“破四旧”活动。记得有一天我们刚到学校，老师便一声令下，要学生各自回家拿祭伺用的“神主匣”和“家谱”不一会儿全部集中到学校院内一起烧毁了。当时，凡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建筑雕刻，瓷器用品等全部砸毁。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游行宣传，忆苦思甜，斗“四类分子”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四类分子”和“走资派”糊高帽戴上开批斗会或游街。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凡是管人的都成了“当权派”都要过关挨批，甚至置以死地。
学生在任何时期往往是各种运动的急先锋“文革”期间更不例外。当初，中学生的组织成员称“红卫兵”小学生称“红小兵”天天戴着红袖章标志。“红卫兵”似乎成了天皇老子，手持红白棍，想整谁就整谁，稍不高兴就要打人，当时的顺口流是“红棍儿白棍儿，打人没事儿”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各行各业都被搅地没了秩序，到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老师也被称为“臭老九”学生稍不如意老师就要挨批斗。
乱了一阵逐渐平稳了一些，又发了新的课本，但内容也是全新的，全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时代英雄的内容。学校管理也比较严格，冻天有早自习，夏天在学校午休，主要是预防学生私自下河、下湾洗澡发生危险。一直到1969年底小学毕业。
记得升初中时还实行考试，印象最深的是一道算圆面积的文字几何题，大意就是一只羊拴在草地上，绳子有多长，羊最多能吃多大面积的草。1970年春，我们村有15名同学升入在梁院办的联中，就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由于受“文革”影响，前几年没有正常招生，也有上几届压下来的学生，所以年龄结构差别很大，我是最小的，还不到13岁，有的比我大五、六岁之多，起初学习还算正常。
到了1970年下半年，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新高潮，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今依然背诵如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说的毕竟是“以学为主”啊，兼学的东西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意是不错的，可就是硬被那些脑袋发热的人把主次给颠倒过来啦“开门办学”成了时尚“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行成一股热潮。我们公社南片十一个村的初中班，集中到我村东南五里以外荒凉的盐碱大洼办起了学校。
1970年8月3日，杨庄“五七红校”宣布成立，当时有四个初中班，两个初一，两个... -->>
每当看到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曲，走出高楼林立、鲜花簇拥的校园时，不免想起自己当年在中、小学读书时的情景。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由于多年内战外患的蹂躏，真是千创百孔，百废待兴。那时国民教育体系尚未健全，特别是农村，许多儿童因失学而流浪街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人祸，致使人们食不裹腹，生命朝不保夕，更不用说上学读书了。1964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人们的生活逐步得到好转，农村教育才渐渐纳入正规，但家长对按时让孩子入学的意识还是不强，每年都是老师组织学生对全村进行生源调查，老师再根据学生摸到的情况，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学龄儿童家中走访，动员家长让孩子入学。
我是1964年的夏天入的学，当时7岁多点，记得滕老师和刘老师在麦假期间曾上我家动员了三次，过麦以后，我终于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第一次走进教室，从此开始了我十多年的学生生涯。
那时，小学生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课本，农村学生每年放三次假，即麦假、秋假和寒假。麦假后新生入学。那时书费和学费总计才几毛钱，学校对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还要给予减免，那时学的科目虽少，但教材还算正规。
1966年的夏天，我刚刚升入三年级，新课本发下来不久，记的语文刚学过第一课社会主义好，也就是当时传唱的歌词“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学校接上级通知把课本收了回去。从此，有序的教学制度被彻底打乱，每天就是学毛主席语录，组织“破四旧”活动。记得有一天我们刚到学校，老师便一声令下，要学生各自回家拿祭伺用的“神主匣”和“家谱”不一会儿全部集中到学校院内一起烧毁了。当时，凡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建筑雕刻，瓷器用品等全部砸毁。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游行宣传，忆苦思甜，斗“四类分子”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四类分子”和“走资派”糊高帽戴上开批斗会或游街。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凡是管人的都成了“当权派”都要过关挨批，甚至置以死地。
学生在任何时期往往是各种运动的急先锋“文革”期间更不例外。当初，中学生的组织成员称“红卫兵”小学生称“红小兵”天天戴着红袖章标志。“红卫兵”似乎成了天皇老子，手持红白棍，想整谁就整谁，稍不高兴就要打人，当时的顺口流是“红棍儿白棍儿，打人没事儿”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各行各业都被搅地没了秩序，到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老师也被称为“臭老九”学生稍不如意老师就要挨批斗。
乱了一阵逐渐平稳了一些，又发了新的课本，但内容也是全新的，全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时代英雄的内容。学校管理也比较严格，冻天有早自习，夏天在学校午休，主要是预防学生私自下河、下湾洗澡发生危险。一直到1969年底小学毕业。
记得升初中时还实行考试，印象最深的是一道算圆面积的文字几何题，大意就是一只羊拴在草地上，绳子有多长，羊最多能吃多大面积的草。1970年春，我们村有15名同学升入在梁院办的联中，就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由于受“文革”影响，前几年没有正常招生，也有上几届压下来的学生，所以年龄结构差别很大，我是最小的，还不到13岁，有的比我大五、六岁之多，起初学习还算正常。
到了1970年下半年，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新高潮，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今依然背诵如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说的毕竟是“以学为主”啊，兼学的东西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意是不错的，可就是硬被那些脑袋发热的人把主次给颠倒过来啦“开门办学”成了时尚“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行成一股热潮。我们公社南片十一个村的初中班，集中到我村东南五里以外荒凉的盐碱大洼办起了学校。
1970年8月3日，杨庄“五七红校”宣布成立，当时有四个初中班，两个初一，两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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