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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底根本基础是人权；凡侵害人权的政治一概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从个人出发而又回归到个人的。任何强调群体而抹煞个人的政治无疑不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对是常态。凡不能容忍反对的政治，不能算是民主政治。
——殷海光民主底试金石（中国现代思想家）
中国宋朝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新唐书第五十七卷中，有一段话：“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斗米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十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这段对大唐王朝社会的美妙描述，简直就是在说“大同世界”太平盛世，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们外出无需自带干粮，因为国富民强，衣丰食足，到处都是好客的人。上千万国民的大唐王朝，只有二十九个死刑犯人，这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都绝对是个奇迹。贞观之治是君主统治下的成果，读到新唐书里的这段话，我玩笑式地想，我猛然明白了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的含义。看来，人类若想寻找比“最不坏的制度”更加优良的社会制度，需要在中国的“历史镜子”里探秘。
一、民主和君主的优劣评判
今天所言的民主制度诞生于西方社会，而西方的哲人对于民主制度却有一个比较深切且中立的认识，既不会盲目崇拜，也不会过于贬低。美国哲学家查德。罗蒂说：“民主不是真理，民主与真理无关，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由此可见，西方人所言的民主制度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从科学严谨的角度来评判，这种工具仿佛高科技一般，无所谓好坏之分。“民主”这种工具若是掌握在好人手中，自可造福大众，若是掌握在坏人手中，也会成为其满足私欲的手段，祸害大众。佛教禅宗有句话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可作类比。
所以，社会制度的形式，无论是民主也好，还是君主也罢，如果能够约束人们不犯错误，预防世间的杀伐纷争，让人们和睦相处，达到“济苍生，安黎元”的效果，都值得赞许。若想对民主和君主做一个比较，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评判，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民主和君主，孰优孰劣，倒是很难下论定。
目前，民主制度是大家相当公认的合理制度，但民主若无科学原则的指导，就会沦为“大多数人的暴政”衍生出“暴民统治”在历史潮流的惯性冲击中，大众很容易迷失自我，做出错误的判断。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死在民主制度的洪水猛兽下。当时，雅典用民主的方式把十位将军送上断头台，就因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某一次战役中因为没有及时处理阵亡士兵的尸体而触犯了众怒。苏格拉底开始对这种民主政体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这种民主按照众人的意志来动作，缺乏理性的法治传统，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专政，是非常危险的。苏格拉底正是从这里开始对希腊民主以及孕育、支撑这一制度的全部希腊文明——多神信仰、哲学传统、人生方式、道德伦理等进行全面的发难、诘问和挑战，并以此影响周围的青年。果然，雅典的公民无法忍受了，控告他毁谤国家的信仰、腐蚀青年，最后通过500人投票表决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很多时候“暴民统治”的可怕和可恶程度绝对不亚于暴君政治，例如，中国近代的义和团运动，中国台湾的228事件，大众在这些事件中失去理智时所表现的暴力和残忍，已足以媲美历史上的任何暴君了。另外，民主制度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基础，也会成为集体作恶的手段。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英国议会投票表决是否对中国开战。最后，这场厚颜无耻的鸦片战争居然是民主投票的结果。因此，民主的殿堂里如果都是小偷、强盗和掮客，那么，无论是以多么民主的方式做出决策，民主都是罪恶的帮凶。还有印度这个国家，虽然在政治形式上产生了民主制度，但政府人员低劣的素质导致了集体性贪污，集体性为非作歹，这种民主制度虚有其表，败絮其中，有何值得赞许之处呢？
相比于民主制度，君主制度、甚至独裁制度，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上述大唐的贞观盛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若从近代历史来看，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借助自己的个人领袖魅力，一度让德国的经济扶摇直上，迅速摆脱一战后的落后状况，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使德国有雄厚实力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接替胡佛执政，成为手握超越最高法院大权的独裁者，以便当机立断，速下决策，从而带领国家迅速走出了困境，摆脱经济危机；二战后，独裁者斯大林也曾让苏联的科技、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一日千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候。西哲柏拉图说：“民主制度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最没有效率的。”确实点出了民主制度相较于其他制度的一个明显缺陷。
英国哲学家罗素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希特勒如果不是操之过急，整天想着迅速吃下欧洲，称霸全球，以至于头昏脑胀，作战方案全乱了套，他很可能会成功。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希特勒称霸了全球，作了世界之王成为现实，根据“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媒体必然如墙头草，一边倒向赞美希特勒这边。那时，代表正义的就不是如今称霸全球、侵略四方的美国人所到处宣扬的民主了，君主制度必将会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希特勒如果再发扬一下“民为贵，君为轻”的作风，迅猛发展世界经济，让人们过上富裕快乐的生活，那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就会同现在大相径庭了。
通过这种对比和设想，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地觉察到，民主制、君主制，甚或独裁制和寡头制，都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一种管理工具，只要能达到“强国富民”的效用，自然会受到普罗大众的拥护，成为人间“真理”放眼当今时代，看似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可在民主形式的背后，却是一些利益财团控制着整个世界大局，一如货币战争中所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财团寡头的天下。在成人的世界中，人间的是非对错，似乎太难分析清楚了，对于民主和君主，若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态度，确实武断了一些。
不过，从历史上的统计概率来看，民主制度确实是“最不坏的制度”优于君主、独裁等非民主制度。试看，中国五千年的非民主历史和美国两百年的民主历史，对比一下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哪种制度占据上风，大家一目了然。中国历代为了改朝换代和转移政权所流血之重，牺牲之惨，世所罕见，几无与伦比。在一次次的流血转移政权中，中国勤劳的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投入暴力的烈火中，损失殆尽。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说：“民主是人所已经发现的唯一和平改变的方法。”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虽然弊端很多，但台湾的政权如今毕竟实现了和平过渡，很值得中国大陆的借鉴。
至于非民主制度是否是“最坏的制度”还有待于今后的验证。谁也无法断定，在今后的社会制度探索中，愚蠢的人类是否会创造出更加恶劣的社会制度出来。
二、言论自由的监督效应
无论推行何种社会制度，有一种原则却是不变的真理，那就是，人民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进行监督的权利。因为社会制度施行后的果实，是由人民亲口品尝，所以人民有权对种子的发育好坏进行监督。监督制度的施行，有赖于人民要拥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般来说，对社会制度进行监督的方式就是人们的言论评判，所以，言论自由作为监督的必要条件，乃是人民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仿佛人民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一样，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而一个社会是否拥有言论自由，也可以作为衡量这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客观评判标准。
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府，力求为人民谋求福利，让人民真正作国家的主人，毫无理由害怕言论自由。试想，一个国家如果真正视人民为主人，那么，主人要求对国家政府这种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甚至要求其公开“财务支出”“税收流向”等工作报表，作为提供服务的国家政府机构，或者说作为人民主人“管家”的国家政府机构，毫无理由防民之口，或者拒不公开工作报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宣称为民服务的政府却视言论自由为蛇蝎毒物，如果其服务下的国民一谈到“搞政治”便紧张，仿佛谈虎变色，那么，这其中的“症结”就相当让人反省和怀疑了。
一些坚定拥护民主制度的学者，像中国现代启蒙哲学家殷海光，一直把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当成判断民主真假的标准。殷海光认为，如果一个宣称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却不能... -->>
民主底根本基础是人权；凡侵害人权的政治一概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从个人出发而又回归到个人的。任何强调群体而抹煞个人的政治无疑不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对是常态。凡不能容忍反对的政治，不能算是民主政治。
——殷海光民主底试金石（中国现代思想家）
中国宋朝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新唐书第五十七卷中，有一段话：“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斗米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十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这段对大唐王朝社会的美妙描述，简直就是在说“大同世界”太平盛世，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们外出无需自带干粮，因为国富民强，衣丰食足，到处都是好客的人。上千万国民的大唐王朝，只有二十九个死刑犯人，这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都绝对是个奇迹。贞观之治是君主统治下的成果，读到新唐书里的这段话，我玩笑式地想，我猛然明白了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的含义。看来，人类若想寻找比“最不坏的制度”更加优良的社会制度，需要在中国的“历史镜子”里探秘。
一、民主和君主的优劣评判
今天所言的民主制度诞生于西方社会，而西方的哲人对于民主制度却有一个比较深切且中立的认识，既不会盲目崇拜，也不会过于贬低。美国哲学家查德。罗蒂说：“民主不是真理，民主与真理无关，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由此可见，西方人所言的民主制度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从科学严谨的角度来评判，这种工具仿佛高科技一般，无所谓好坏之分。“民主”这种工具若是掌握在好人手中，自可造福大众，若是掌握在坏人手中，也会成为其满足私欲的手段，祸害大众。佛教禅宗有句话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可作类比。
所以，社会制度的形式，无论是民主也好，还是君主也罢，如果能够约束人们不犯错误，预防世间的杀伐纷争，让人们和睦相处，达到“济苍生，安黎元”的效果，都值得赞许。若想对民主和君主做一个比较，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评判，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民主和君主，孰优孰劣，倒是很难下论定。
目前，民主制度是大家相当公认的合理制度，但民主若无科学原则的指导，就会沦为“大多数人的暴政”衍生出“暴民统治”在历史潮流的惯性冲击中，大众很容易迷失自我，做出错误的判断。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死在民主制度的洪水猛兽下。当时，雅典用民主的方式把十位将军送上断头台，就因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某一次战役中因为没有及时处理阵亡士兵的尸体而触犯了众怒。苏格拉底开始对这种民主政体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这种民主按照众人的意志来动作，缺乏理性的法治传统，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专政，是非常危险的。苏格拉底正是从这里开始对希腊民主以及孕育、支撑这一制度的全部希腊文明——多神信仰、哲学传统、人生方式、道德伦理等进行全面的发难、诘问和挑战，并以此影响周围的青年。果然，雅典的公民无法忍受了，控告他毁谤国家的信仰、腐蚀青年，最后通过500人投票表决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很多时候“暴民统治”的可怕和可恶程度绝对不亚于暴君政治，例如，中国近代的义和团运动，中国台湾的228事件，大众在这些事件中失去理智时所表现的暴力和残忍，已足以媲美历史上的任何暴君了。另外，民主制度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基础，也会成为集体作恶的手段。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英国议会投票表决是否对中国开战。最后，这场厚颜无耻的鸦片战争居然是民主投票的结果。因此，民主的殿堂里如果都是小偷、强盗和掮客，那么，无论是以多么民主的方式做出决策，民主都是罪恶的帮凶。还有印度这个国家，虽然在政治形式上产生了民主制度，但政府人员低劣的素质导致了集体性贪污，集体性为非作歹，这种民主制度虚有其表，败絮其中，有何值得赞许之处呢？
相比于民主制度，君主制度、甚至独裁制度，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上述大唐的贞观盛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若从近代历史来看，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借助自己的个人领袖魅力，一度让德国的经济扶摇直上，迅速摆脱一战后的落后状况，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使德国有雄厚实力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接替胡佛执政，成为手握超越最高法院大权的独裁者，以便当机立断，速下决策，从而带领国家迅速走出了困境，摆脱经济危机；二战后，独裁者斯大林也曾让苏联的科技、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一日千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候。西哲柏拉图说：“民主制度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最没有效率的。”确实点出了民主制度相较于其他制度的一个明显缺陷。
英国哲学家罗素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希特勒如果不是操之过急，整天想着迅速吃下欧洲，称霸全球，以至于头昏脑胀，作战方案全乱了套，他很可能会成功。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希特勒称霸了全球，作了世界之王成为现实，根据“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媒体必然如墙头草，一边倒向赞美希特勒这边。那时，代表正义的就不是如今称霸全球、侵略四方的美国人所到处宣扬的民主了，君主制度必将会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希特勒如果再发扬一下“民为贵，君为轻”的作风，迅猛发展世界经济，让人们过上富裕快乐的生活，那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就会同现在大相径庭了。
通过这种对比和设想，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地觉察到，民主制、君主制，甚或独裁制和寡头制，都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一种管理工具，只要能达到“强国富民”的效用，自然会受到普罗大众的拥护，成为人间“真理”放眼当今时代，看似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可在民主形式的背后，却是一些利益财团控制着整个世界大局，一如货币战争中所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财团寡头的天下。在成人的世界中，人间的是非对错，似乎太难分析清楚了，对于民主和君主，若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态度，确实武断了一些。
不过，从历史上的统计概率来看，民主制度确实是“最不坏的制度”优于君主、独裁等非民主制度。试看，中国五千年的非民主历史和美国两百年的民主历史，对比一下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哪种制度占据上风，大家一目了然。中国历代为了改朝换代和转移政权所流血之重，牺牲之惨，世所罕见，几无与伦比。在一次次的流血转移政权中，中国勤劳的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投入暴力的烈火中，损失殆尽。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说：“民主是人所已经发现的唯一和平改变的方法。”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虽然弊端很多，但台湾的政权如今毕竟实现了和平过渡，很值得中国大陆的借鉴。
至于非民主制度是否是“最坏的制度”还有待于今后的验证。谁也无法断定，在今后的社会制度探索中，愚蠢的人类是否会创造出更加恶劣的社会制度出来。
二、言论自由的监督效应
无论推行何种社会制度，有一种原则却是不变的真理，那就是，人民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进行监督的权利。因为社会制度施行后的果实，是由人民亲口品尝，所以人民有权对种子的发育好坏进行监督。监督制度的施行，有赖于人民要拥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般来说，对社会制度进行监督的方式就是人们的言论评判，所以，言论自由作为监督的必要条件，乃是人民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仿佛人民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一样，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而一个社会是否拥有言论自由，也可以作为衡量这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客观评判标准。
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府，力求为人民谋求福利，让人民真正作国家的主人，毫无理由害怕言论自由。试想，一个国家如果真正视人民为主人，那么，主人要求对国家政府这种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甚至要求其公开“财务支出”“税收流向”等工作报表，作为提供服务的国家政府机构，或者说作为人民主人“管家”的国家政府机构，毫无理由防民之口，或者拒不公开工作报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宣称为民服务的政府却视言论自由为蛇蝎毒物，如果其服务下的国民一谈到“搞政治”便紧张，仿佛谈虎变色，那么，这其中的“症结”就相当让人反省和怀疑了。
一些坚定拥护民主制度的学者，像中国现代启蒙哲学家殷海光，一直把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当成判断民主真假的标准。殷海光认为，如果一个宣称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却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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