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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事件、上海袭警事件之后，我们每个人关于幸福、关于美好的信仰必再次在深渊中变成苦涩的疑问。这正是信仰蒙耻的危机事件。
我们愤怒于暴行的同时，应当追问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是否丧失了有爱的心灵而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狰狞？谴责那些基于报复的血腥、残忍和疯狂，更有必要追问我们关于爱的体验究竟从何处断裂？难道我们真没有爱的基因，抑或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何以我们常觉得我们处于一个地狱般的世界？我所说的爱，不仅是亲情、爱情之爱，而更是一种普通个体之间的无私的本体性的怜悯、同情、关心。
摊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地图，我不得不悲观地感叹，我们从根本上缺乏爱的资源。本来儒家是有“温柔敦厚”“仁者爱人”的教诲，然而历史的秘密就在于权力把持下，这些教诲成为驯民的治人心术，让“人皆有怜悯之心”成了王道和霸道而非人道的基础。况且这些“爱”的表述本身就是很微弱甚至脆弱的，它仅仅从伦常出发，根本不针对一个普通的他者。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君子无畏”的高亢声音里与强大的道德光环中显得微不足道、暗淡无光。道家的指向反而是“无爱”或者“有爱抛爱”庄禅的精髓是超脱自己“无累于世”它的世界是无情的。谁说佛家宣扬爱？它讲的是忍受，拒绝了现世的爱与来世幸福的联结。就算这些传统文化的因子里有些许爱的道义要求，然而却被历史武断地切割掉了。与之呼应，我们的古典文学早就被礼仪、风俗、教化阉割掉了爱，强调心机、智慧、意境、技艺，或者热衷某种宏大叙事，爱无踪无影——只有对君王的爱（忠）对父母的爱（孝）对子女的爱（慈）——甚至没有爱情。
新文化运动，强调民主与科学，又演变成启蒙与革命的主题。我们总是躲避爱，将对爱的宣扬和认同付之阙如，认为爱这种不过是最动物性的东西何须我们用心。据说在新文学圈里，有人远离流行主题，既没有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冷漠，又没有革命家罔顾个体的高蹈。可是“冰心是单纯的母爱的赞颁者；周作人笔涉花鸟虫鱼，都是博物学意义的；郁达夫游记，不过是柳宗元山水小品的放大罢了；丰子恺和许地山有一些泛爱主义的散文，其实是从释道的遗教”（参林贤治未曾消失的苇岸）
当革命成为主流，文学里“人类之爱”遭到批判。从革命的抽象理想出发，爱、怜悯和同情成了软弱，成了小布尔乔亚情调。于是，革命的暴力赶走了反“革命”爱，我们欣赏的是“杀尽”和“推翻”是痛打“落水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一个崇高目标下“人必须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赫尔岑），个人的爱、对个人的爱就被扼杀了。随着革命的加剧，越来越倚重恐怖的暴力。文革时代以“打倒”式的污蔑与冷酷成为几乎唯一的声音。文革的颠峰是武斗，反映的不就是那粗暴时代的无爱之荒吗？希腊是如何变成罗马的（参日瓦戈医生结尾），就是从来不在意个人化的情感，特别是爱。而与革命对应的革命文学，还能（敢）在革命的压力面前讴歌爱、呼唤爱、表现爱吗？
当代，技术时代的黑夜降临，又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爱的精神自然在“和谐”的政局观念下隐匿：我们不在意个人心灵的爱或是不爱的受伤，只在乎有没有国家的稳定。神圣感的消失“尤其是商品社会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我们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已经暴露于前。（参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三联2006年p108）时代的扭曲、盘剥的忘形、人心的张皇“没有认清痛苦，爱也没有学成”（里尔克）。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的反思咀嚼曾经的苦难——只当成国家坚韧的考验，个体的苦痛之思被耽搁——所以关于爱，浅薄的我们再次错过了一个把握住的机遇。某个人的哭泣与无端之死，有谁倾听与在意？
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摩罗先生一言以蔽之，就是“冷硬与荒寒”那些“优秀作家都在漫长而又艰难的努力中找到了一点什么，他们形成这样一种冷硬荒寒的文学气质乃是得自于生活的暗示。生活所给予这一批或曰这一代优秀作家的刺激与暗示竟然如此相同，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中如此忠实地凸现出这样共同的诗学特征。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生活的冷硬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冷硬，是心灵的荒寒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荒寒。”（参摩罗冷硬与荒寒——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爱的情感担当已经被放弃了。
我说我们的文化、文学资源里缺少爱，但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暴行就因此是合理的存在，也并不是说我们... -->>
开平事件、上海袭警事件之后，我们每个人关于幸福、关于美好的信仰必再次在深渊中变成苦涩的疑问。这正是信仰蒙耻的危机事件。
我们愤怒于暴行的同时，应当追问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是否丧失了有爱的心灵而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狰狞？谴责那些基于报复的血腥、残忍和疯狂，更有必要追问我们关于爱的体验究竟从何处断裂？难道我们真没有爱的基因，抑或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何以我们常觉得我们处于一个地狱般的世界？我所说的爱，不仅是亲情、爱情之爱，而更是一种普通个体之间的无私的本体性的怜悯、同情、关心。
摊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地图，我不得不悲观地感叹，我们从根本上缺乏爱的资源。本来儒家是有“温柔敦厚”“仁者爱人”的教诲，然而历史的秘密就在于权力把持下，这些教诲成为驯民的治人心术，让“人皆有怜悯之心”成了王道和霸道而非人道的基础。况且这些“爱”的表述本身就是很微弱甚至脆弱的，它仅仅从伦常出发，根本不针对一个普通的他者。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君子无畏”的高亢声音里与强大的道德光环中显得微不足道、暗淡无光。道家的指向反而是“无爱”或者“有爱抛爱”庄禅的精髓是超脱自己“无累于世”它的世界是无情的。谁说佛家宣扬爱？它讲的是忍受，拒绝了现世的爱与来世幸福的联结。就算这些传统文化的因子里有些许爱的道义要求，然而却被历史武断地切割掉了。与之呼应，我们的古典文学早就被礼仪、风俗、教化阉割掉了爱，强调心机、智慧、意境、技艺，或者热衷某种宏大叙事，爱无踪无影——只有对君王的爱（忠）对父母的爱（孝）对子女的爱（慈）——甚至没有爱情。
新文化运动，强调民主与科学，又演变成启蒙与革命的主题。我们总是躲避爱，将对爱的宣扬和认同付之阙如，认为爱这种不过是最动物性的东西何须我们用心。据说在新文学圈里，有人远离流行主题，既没有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冷漠，又没有革命家罔顾个体的高蹈。可是“冰心是单纯的母爱的赞颁者；周作人笔涉花鸟虫鱼，都是博物学意义的；郁达夫游记，不过是柳宗元山水小品的放大罢了；丰子恺和许地山有一些泛爱主义的散文，其实是从释道的遗教”（参林贤治未曾消失的苇岸）
当革命成为主流，文学里“人类之爱”遭到批判。从革命的抽象理想出发，爱、怜悯和同情成了软弱，成了小布尔乔亚情调。于是，革命的暴力赶走了反“革命”爱，我们欣赏的是“杀尽”和“推翻”是痛打“落水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一个崇高目标下“人必须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赫尔岑），个人的爱、对个人的爱就被扼杀了。随着革命的加剧，越来越倚重恐怖的暴力。文革时代以“打倒”式的污蔑与冷酷成为几乎唯一的声音。文革的颠峰是武斗，反映的不就是那粗暴时代的无爱之荒吗？希腊是如何变成罗马的（参日瓦戈医生结尾），就是从来不在意个人化的情感，特别是爱。而与革命对应的革命文学，还能（敢）在革命的压力面前讴歌爱、呼唤爱、表现爱吗？
当代，技术时代的黑夜降临，又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爱的精神自然在“和谐”的政局观念下隐匿：我们不在意个人心灵的爱或是不爱的受伤，只在乎有没有国家的稳定。神圣感的消失“尤其是商品社会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我们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已经暴露于前。（参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三联2006年p108）时代的扭曲、盘剥的忘形、人心的张皇“没有认清痛苦，爱也没有学成”（里尔克）。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好好的反思咀嚼曾经的苦难——只当成国家坚韧的考验，个体的苦痛之思被耽搁——所以关于爱，浅薄的我们再次错过了一个把握住的机遇。某个人的哭泣与无端之死，有谁倾听与在意？
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摩罗先生一言以蔽之，就是“冷硬与荒寒”那些“优秀作家都在漫长而又艰难的努力中找到了一点什么，他们形成这样一种冷硬荒寒的文学气质乃是得自于生活的暗示。生活所给予这一批或曰这一代优秀作家的刺激与暗示竟然如此相同，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中如此忠实地凸现出这样共同的诗学特征。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生活的冷硬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冷硬，是心灵的荒寒导致了一代作家文学气质的荒寒。”（参摩罗冷硬与荒寒——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爱的情感担当已经被放弃了。
我说我们的文化、文学资源里缺少爱，但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暴行就因此是合理的存在，也并不是说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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