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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但是，明早的太阳和明年的花儿即便如何相似，却已经不是今天的太阳和今天的花儿了”（走过从前）在陶然看来，所谓真实地“复原”过去永远只是一种奢望、一种幻想。“过去”意味着丧失，时间的线形流失已将“失落”先验地置于我们面前。
一位哲人曾说：生活就是感受着自己的失落——这是个浅显的真理。我无从确证究竟是怎样的一番精神历练使陶然顿悟到这个“浅显的真理”并将之作为本质性的生存状态认同接受下来，但从他对“过去”那无限深情地低回吟唱中，我们不难想象，必定是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过去”永远的失落了。这些“过去”往往关乎着爱情、理想、青春、梦幻它拥有着生命的质感和鲜活，即便是痛苦和艰辛，也自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如此“过去”之失落，无疑会给他的经验世界刻下深深的印痕，并进而影响到他对世界人生的观照态度。那些“过去”越是难以在“现在”中被遭遇，其意义价值就越发凸显出来，也就越需要在冥想中将其召唤回来，从而想象性地补偿了现实的匮乏。但是，从“过去”又必然牵连着“失落”这一点而言，在一次次缅怀“过去”的同时“失落”的体验也被一次次地强化。因而，在陶然的笔下，重温旧梦的欣喜往往会伴随着梦醒时分的无奈、时光无情的感叹。
在这里，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悖论：既然“记忆”的乐感价值已被“失落”的痛苦抵消甚至替代，那么“追忆”的意义价值何在？这一精神活动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内在驱动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难作答的，这就正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面对无尽永恒的“滚落”我们不禁要问：“推”的意义何在？人类在此类问题上也许要永远地自我纠缠、自我发难下去，这亦是生存绝境中的自我较量。对此，日常的因果逻辑已失去了效力，我们的思考，在到达某种极限后，也许最终还是要回返到“失落”——这一命定存在的残酷前提本身。惟其“失落”才有对“失落”的追寻;惟其“失落”的永失不再，才有追寻的生生不已。纵然“回忆”不能在物理的客观意义上使“过去”复原再生，但它毕竟是在抗拒失落的同时赋予了“过去”与“现实”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卡西尔语)。于是，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之后，陶然不禁释然了：“也许永恒的只有颗温热跳动的心”(依然那座钟楼)。
是啊，如果“永恒”不是关乎于内心的东西，那又能是什么呢？在终于窥破了生存的真实面目后，那能使我们于绝望处逢生，于深渊中获救的“永恒”的支撑如果不是欲望、信仰、梦想——这些导源于心灵的东西，还能是什么呢？陶然的散文，常常能唤起人们对于“失落”、“残缺”的共通的失落感、残缺感，但却不会将人拽入不可救药的感伤气氛中。因为，与其说他是在书写“失落”的记忆，不如说他是在书写一种抵抗失落、寻求永恒的记忆。一方面，他从不讳言对于现实、对于失落的无奈甚至绝望，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放弃与之抗衡的欲念。而这种抗衡，也正是在心灵的自我挣扎、梳理、开解中，完成对外在世界的重新命名。
面对命运的多劫、好梦的难圆，陶然不由地感慨：“再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脆弱不堪的东西了”但他又说：“可是，假如绝对没有梦想，人活着又有什么乐趣？特别当面对着太多的冰冷现实，梦想可以温情地抚慰受伤的心；比如水晶球转出的柔情旋律。”(水晶夜)——梦想的无法兑现并不是最可悲的，可悲的是绝对没有梦想。但是尽管如此，陶然的人生经历、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以及他所置身的文化语境都注定了他在倚重精神性因素的同时并不会走上一条背弃尘世的孤绝之路。在他的文字中，始终渗透着对现世人生的几许温热的关爱，这使得他的“冥想”中总能留有几分清醒、几分通达、几分不矫情不做作的“平常心”从而不至于坠入虚无缥缈的“空想”中。譬如说，一派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固然令久居都市的现代人体尝到了返朴归真的惬意，但是惯于灯红酒绿的都市人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几星灯火，几声虫鸣”的寂静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万丈红尘说声再见”呢？—在真切检视了自身的真实欲求后，陶然坦言道：“我的向往古朴，原来只是出于调剂心理，我终究是个俗人，总也还是愿意回到世俗中去。”(田园风)
一曲“古典”的吟唱却以一句“回到世俗”煞了尾，未免有些扫兴，但正是在这里，陶然摆脱了文化守成主义的负累，在他看来“诗意”是超乎于现实、却又无法与现实人生相割裂的精神空气，事实上，他所孜孜以求的，也正是内在诗情得以在凡俗中产生的可行性途径。惟其有凡俗做底色，他的“冥想”才能如此真实可感，才能始终葆有一份人间的温暖情怀
“身陷红尘，不舍浪漫”—一位女作家曾这样自况，想来陶然也是如此。对他而言，身陷红尘并不可怕，因为，只要有“冥想”作自由飞渡的桥，此岸，也许就是彼岸。
（散文集秋天的约会 陶然著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2期
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但是，明早的太阳和明年的花儿即便如何相似，却已经不是今天的太阳和今天的花儿了”（走过从前）在陶然看来，所谓真实地“复原”过去永远只是一种奢望、一种幻想。“过去”意味着丧失，时间的线形流失已将“失落”先验地置于我们面前。
一位哲人曾说：生活就是感受着自己的失落——这是个浅显的真理。我无从确证究竟是怎样的一番精神历练使陶然顿悟到这个“浅显的真理”并将之作为本质性的生存状态认同接受下来，但从他对“过去”那无限深情地低回吟唱中，我们不难想象，必定是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过去”永远的失落了。这些“过去”往往关乎着爱情、理想、青春、梦幻它拥有着生命的质感和鲜活，即便是痛苦和艰辛，也自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如此“过去”之失落，无疑会给他的经验世界刻下深深的印痕，并进而影响到他对世界人生的观照态度。那些“过去”越是难以在“现在”中被遭遇，其意义价值就越发凸显出来，也就越需要在冥想中将其召唤回来，从而想象性地补偿了现实的匮乏。但是，从“过去”又必然牵连着“失落”这一点而言，在一次次缅怀“过去”的同时“失落”的体验也被一次次地强化。因而，在陶然的笔下，重温旧梦的欣喜往往会伴随着梦醒时分的无奈、时光无情的感叹。
在这里，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悖论：既然“记忆”的乐感价值已被“失落”的痛苦抵消甚至替代，那么“追忆”的意义价值何在？这一精神活动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内在驱动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难作答的，这就正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面对无尽永恒的“滚落”我们不禁要问：“推”的意义何在？人类在此类问题上也许要永远地自我纠缠、自我发难下去，这亦是生存绝境中的自我较量。对此，日常的因果逻辑已失去了效力，我们的思考，在到达某种极限后，也许最终还是要回返到“失落”——这一命定存在的残酷前提本身。惟其“失落”才有对“失落”的追寻;惟其“失落”的永失不再，才有追寻的生生不已。纵然“回忆”不能在物理的客观意义上使“过去”复原再生，但它毕竟是在抗拒失落的同时赋予了“过去”与“现实”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卡西尔语)。于是，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之后，陶然不禁释然了：“也许永恒的只有颗温热跳动的心”(依然那座钟楼)。
是啊，如果“永恒”不是关乎于内心的东西，那又能是什么呢？在终于窥破了生存的真实面目后，那能使我们于绝望处逢生，于深渊中获救的“永恒”的支撑如果不是欲望、信仰、梦想——这些导源于心灵的东西，还能是什么呢？陶然的散文，常常能唤起人们对于“失落”、“残缺”的共通的失落感、残缺感，但却不会将人拽入不可救药的感伤气氛中。因为，与其说他是在书写“失落”的记忆，不如说他是在书写一种抵抗失落、寻求永恒的记忆。一方面，他从不讳言对于现实、对于失落的无奈甚至绝望，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放弃与之抗衡的欲念。而这种抗衡，也正是在心灵的自我挣扎、梳理、开解中，完成对外在世界的重新命名。
面对命运的多劫、好梦的难圆，陶然不由地感慨：“再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脆弱不堪的东西了”但他又说：“可是，假如绝对没有梦想，人活着又有什么乐趣？特别当面对着太多的冰冷现实，梦想可以温情地抚慰受伤的心；比如水晶球转出的柔情旋律。”(水晶夜)——梦想的无法兑现并不是最可悲的，可悲的是绝对没有梦想。但是尽管如此，陶然的人生经历、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以及他所置身的文化语境都注定了他在倚重精神性因素的同时并不会走上一条背弃尘世的孤绝之路。在他的文字中，始终渗透着对现世人生的几许温热的关爱，这使得他的“冥想”中总能留有几分清醒、几分通达、几分不矫情不做作的“平常心”从而不至于坠入虚无缥缈的“空想”中。譬如说，一派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固然令久居都市的现代人体尝到了返朴归真的惬意，但是惯于灯红酒绿的都市人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几星灯火，几声虫鸣”的寂静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万丈红尘说声再见”呢？—在真切检视了自身的真实欲求后，陶然坦言道：“我的向往古朴，原来只是出于调剂心理，我终究是个俗人，总也还是愿意回到世俗中去。”(田园风)
一曲“古典”的吟唱却以一句“回到世俗”煞了尾，未免有些扫兴，但正是在这里，陶然摆脱了文化守成主义的负累，在他看来“诗意”是超乎于现实、却又无法与现实人生相割裂的精神空气，事实上，他所孜孜以求的，也正是内在诗情得以在凡俗中产生的可行性途径。惟其有凡俗做底色，他的“冥想”才能如此真实可感，才能始终葆有一份人间的温暖情怀
“身陷红尘，不舍浪漫”—一位女作家曾这样自况，想来陶然也是如此。对他而言，身陷红尘并不可怕，因为，只要有“冥想”作自由飞渡的桥，此岸，也许就是彼岸。
（散文集秋天的约会 陶然著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