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11熬过冬天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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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斯特勒西班牙自白的评论不加掩饰地写道：“很显然，要不将房屋碾成粉末，涂炭一切，要不就甘愿为他人奴役。”
6月末，艾琳可以告诉丹尼斯金法罗“埃里克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病得很厉害。”虽然他还需精心的照料，但偶尔还能写一篇报道：比如，他在6月为康芒刊登在新英语周刊上的街道的自由写了一篇评论。不过，同纳尔逊公司的书目暂定为真实的贫困的合同遭到搁浅，还只不过是草草的构思。他告诉穆尔，这篇小说还只是轮廓，等身体好了，他再动笔。这封信进一步印证了奥威尔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作家，他饶有兴趣地提到他曾写到的“主题无外乎是和平主义”的小册子。不过这从未出版过——独立工党出版委员会拒绝的理由是“太长，太专制”——不过也无人再追问，这倒成了反映战前奥威尔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他对文学政治的兴趣变得越来越狭窄，他曾给康芒写过几封信，信中隐约透露出他要解剖出版业的问题。奥威尔那时以及今后的观点是一篇书评的长短与调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商在广告中投入了多少。如同那本丢失的倡导和平主义的小册子，这也佐证了奥威尔对自己狂热的事物有一种“专制主义”的心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将来，所评论的书与出版商之间当然会有一层关系——20世纪30年代是这方面最腐败黯淡的时期——奥威尔猛烈抨击他认为的“评论圈中丑恶的现象”当时，他一定已不安地觉察出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自己比起观察者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雇佣文人，还差几个档次。早在杰弗里戈尔看到奥威尔的书上市前，奥威尔早已发现他的朋友杰克康芒的书已在书架上了。任何文学时代都存在诸如此类的低水准的伎俩，强调这位来自爱来斯福德疗养院的人士指出这种弊端在世上的存在，我们想要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精明的、善于操纵他人的文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善于利用各种盟友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关系。在他人生的这段时期，他很可能孑然一身，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他的影响上达与之关系密切的有闲阶层，如康诺利（他即将出版的希望的敌人使他一跃成为誉满英国的年轻的批评家），下至为不足挂齿的各类周报卖命的底层文人，像杰克康芒。康芒那时似乎同他这位哈福德郡的邻居关系密切。根据安排，他应该负责掌管奥威尔的乡下别墅。别墅的历任主人一针见血指出别墅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奥威尔曾提醒他“你知道，我的别墅太不像样了。”艾琳还提到没有热水、洪水易泛滥等不利因素）。
1938年8月份，奥威尔向他的母亲汇报说，他们已决定到摩洛哥度冬天，正在做一些准备。老布莱尔先生年事已高，80多岁了，一直身患疾病。奥威尔想去索思伍德小镇一趟看望父亲。他在爱来斯福特又待了两个星期，陶醉于茁壮生长中的庄稼，游览了梅德斯通动物园，然后在萨福克镇小住了几日才返回肯特郡准备这趟出远门的旅行（“冷茶是天竺葵上好的肥料，”他在一篇描述植物标本的日记这样写道）。奥威尔从过去的老板弗朗西斯韦斯特罗普处买来了各种旅行指南，又为杰克康芒收集了饲养山羊详尽的注意事项。从这些事情来看，碰到此类事情时，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很在行的人。没想到，他和艾琳地理知识都很差，误认为法属摩洛哥毗邻地中海，而非大西洋。原先计划途经巴黎（奥威尔原本希望看望戴夫特夫人）与马赛，但这样就意味着要途经西班牙所属摩洛哥才能到达目的地——对于知道他们曾在共和制的西班牙待过的人来说，这是不明智的。最终，他们从蒂尔伯里乘船出发，沿途经过直布罗陀和丹吉尔港。他们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到达了直布罗陀。那里仍残有混乱的迹象。一艘西班牙的驱逐舰停靠在港口中，一侧留有巨大的弹孔，舰上还飘着共和党的旗帜。9月10日，他们到达丹吉尔港。墙上到处张贴着标语，支持佛朗哥的与反对佛朗哥的，奥威尔认为各占一半，不分上下。两人由于旅途的劳顿，身体都不太舒服。他们搭乘清晨的火车进入该国境内，终于闯过了迷宫似的海关，挺过了警察的严格盘查，在卡萨布兰卡等待行李的到来，等了近一天的时间，之后才继续前行到马拉克。这是第一个他们作短暂停留的地方。
法属摩洛哥在20世纪30年代于文人来说，是大受欢迎的享乐之地。伊夫林沃1934年在这里住过——后来他的作品暂停工作讲到了这一阶段的经历。伊夫林写信给好友凯瑟琳阿斯奎恩女士，时而以厌烦的口吻，时而又已大加赞赏的口吻详细叙述在非斯市妓院自己的行为（“这里真是快乐无比，有十五、六岁的阿拉伯的姑娘，每个只需10法郎和一杯薄荷茶就可打发”）。萨克凡瑞尔西特韦尔也在1938年来过这个国家。在那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中，西特韦尔身穿制作精美的上等西服，左右伴随着成群的艳丽佳人，两辆汽车浩浩荡荡，还有一名导游为其开道。当奥威尔与艾琳伫立在夕阳西下长老会广场的主广场时，西特韦尔为他们带来了半是辉煌、半是凄凉的无限遐思，尽管他的眼界是那么另类。
中间巨大的广场就像一个马戏场，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人挤人，人撞人。到处飞扬着尘土，人声鼎沸。混杂其中，一会儿就辨不清东西南北了。这就是长老会广场，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
除了奥威尔，还有许多外国游客踏过这片国土。西特韦尔在作品毛里塔尼亚：武士，男人与女人中描述了摩洛哥。在这里，他看到了壮观景色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蒙着面纱的妓女使人恍若回到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女巫调制灵丹妙药不禁让人不寒而栗（“一盘令人作呕的东西，里面混杂着蝙蝠或青蛙，还有从镇里马尾后拖来的乌鸦尸骸”）。奥威尔对于摩洛哥之行只写过一篇文章（“马拉克”发表在约翰利曼的新作品上）。他目睹了贫困，列队行进的士兵——马拉克是法属的一个重要的驻军要塞——还有成群成群跟在装在棺材里的尸体后面的苍蝇。总的来说，他并不喜欢那里，尽管在那里待了6个月。“在我看来，摩洛哥似乎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国家，”他告诉康诺利：“这里没有森林，实际上也没有野生动物，”有的只是被贫困和旅游业所“腐化”堕落的城镇人民。他的健康至少没有好转，他对于自己在国家紧急关头没有挺身而出感到恼火：那段时期，张伯伦飞往柏林，以延迟战争的爆发。然而，摩洛哥之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插曲。在摩洛哥，他完成了游上来吸口气，重新拜读了狄更斯的作品（书是由韦斯特罗普一家送来的），并由此于1939年夏天，他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尤为重要的是，他开始思索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态度。
奥威尔与艾琳起初住在那里的大陆旅馆，但只住了一天，这里原来明显是一个妓院。艾琳说：“埃里克极力想住进来时，才发现这里不一般。”他们住进了高贵大旅馆，后来又搬到了马拉克郊外的埃德蒙杜特街的一个地方，想要在距离卡萨布兰卡大道五、六英里之外的地方租一幢别墅，别墅的主人是一个叫西蒙的法国人。艾琳原想这里肯定“充满情趣”——别墅为橘树所环抱，他们打算购买一些廉价的法式家具，甚至还打算请阿弗丽尔来住——但后来两人对这里的环境都不很感兴趣。奥威尔两个星期后给杰克康芒写了封信承认了这一点，尽管自己对当地的农耕作了详细的记录。“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已经打定主意回英国了。”战争的前途让人感到压抑——艾琳注意到，法国的定居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两人太不喜欢马拉克了。奥威尔为新作品撰写文章收集素材时，看到了犹太人居住地的极度贫困以及童工悲惨的境况，这里疾病蔓延，恶臭熏天。沿着街道50码，总能碰到三、四个盲人。到10月中旬，他们才能入住西蒙的别墅中。奥威尔已经养成了习惯：据艾琳讲，他总是写写小说，再搭搭鸡笼、羊棚，他还打算过几个月养些鸡、羊什么的。当地有一个医生可随时为他检查胸部的情况，但他已习惯采取淡然处之的态度。9月末，他轻描淡写地告诉康芒“我真的没什么病。”
1938年至1939年的冬天，奥威尔写给家里的信经常寄给康芒。信的内容无所不包，随意地谈论着天下事，家庭琐事，混杂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欧洲严峻的形势转而又谈论沃林顿小农场抽水马桶的毛病；在比较法国与英国殖民统治后，又大谈特谈哈福德郡的家畜养殖业（“我对那些母鸡感到很伤心，不过我想他们不久也该下蛋了。”）到10月中旬，他们终于在别墅内安顿下来——据艾琳估算，配备家具的费用约为10英镑——奥威尔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写给约翰斯克茨两三封信。约翰斯克茨是一位保险经纪人，曾到过普雷斯顿霍尔拜访过他。约翰斯克茨曾问起他小说主人公的职业背景（“我对于保险经纪人到底从事什么工作，并不是很清楚”）。摩洛哥的萧条乏味让他抱怨连连，但无可置疑间接地推动了小说游上来吸口气的创作。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对逝去的旧英国的一首挽歌。
柯斯特勒西班牙自白的评论不加掩饰地写道：“很显然，要不将房屋碾成粉末，涂炭一切，要不就甘愿为他人奴役。”
6月末，艾琳可以告诉丹尼斯金法罗“埃里克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病得很厉害。”虽然他还需精心的照料，但偶尔还能写一篇报道：比如，他在6月为康芒刊登在新英语周刊上的街道的自由写了一篇评论。不过，同纳尔逊公司的书目暂定为真实的贫困的合同遭到搁浅，还只不过是草草的构思。他告诉穆尔，这篇小说还只是轮廓，等身体好了，他再动笔。这封信进一步印证了奥威尔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作家，他饶有兴趣地提到他曾写到的“主题无外乎是和平主义”的小册子。不过这从未出版过——独立工党出版委员会拒绝的理由是“太长，太专制”——不过也无人再追问，这倒成了反映战前奥威尔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他对文学政治的兴趣变得越来越狭窄，他曾给康芒写过几封信，信中隐约透露出他要解剖出版业的问题。奥威尔那时以及今后的观点是一篇书评的长短与调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商在广告中投入了多少。如同那本丢失的倡导和平主义的小册子，这也佐证了奥威尔对自己狂热的事物有一种“专制主义”的心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将来，所评论的书与出版商之间当然会有一层关系——20世纪30年代是这方面最腐败黯淡的时期——奥威尔猛烈抨击他认为的“评论圈中丑恶的现象”当时，他一定已不安地觉察出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自己比起观察者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雇佣文人，还差几个档次。早在杰弗里戈尔看到奥威尔的书上市前，奥威尔早已发现他的朋友杰克康芒的书已在书架上了。任何文学时代都存在诸如此类的低水准的伎俩，强调这位来自爱来斯福德疗养院的人士指出这种弊端在世上的存在，我们想要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精明的、善于操纵他人的文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善于利用各种盟友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关系。在他人生的这段时期，他很可能孑然一身，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他的影响上达与之关系密切的有闲阶层，如康诺利（他即将出版的希望的敌人使他一跃成为誉满英国的年轻的批评家），下至为不足挂齿的各类周报卖命的底层文人，像杰克康芒。康芒那时似乎同他这位哈福德郡的邻居关系密切。根据安排，他应该负责掌管奥威尔的乡下别墅。别墅的历任主人一针见血指出别墅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奥威尔曾提醒他“你知道，我的别墅太不像样了。”艾琳还提到没有热水、洪水易泛滥等不利因素）。
1938年8月份，奥威尔向他的母亲汇报说，他们已决定到摩洛哥度冬天，正在做一些准备。老布莱尔先生年事已高，80多岁了，一直身患疾病。奥威尔想去索思伍德小镇一趟看望父亲。他在爱来斯福特又待了两个星期，陶醉于茁壮生长中的庄稼，游览了梅德斯通动物园，然后在萨福克镇小住了几日才返回肯特郡准备这趟出远门的旅行（“冷茶是天竺葵上好的肥料，”他在一篇描述植物标本的日记这样写道）。奥威尔从过去的老板弗朗西斯韦斯特罗普处买来了各种旅行指南，又为杰克康芒收集了饲养山羊详尽的注意事项。从这些事情来看，碰到此类事情时，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很在行的人。没想到，他和艾琳地理知识都很差，误认为法属摩洛哥毗邻地中海，而非大西洋。原先计划途经巴黎（奥威尔原本希望看望戴夫特夫人）与马赛，但这样就意味着要途经西班牙所属摩洛哥才能到达目的地——对于知道他们曾在共和制的西班牙待过的人来说，这是不明智的。最终，他们从蒂尔伯里乘船出发，沿途经过直布罗陀和丹吉尔港。他们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到达了直布罗陀。那里仍残有混乱的迹象。一艘西班牙的驱逐舰停靠在港口中，一侧留有巨大的弹孔，舰上还飘着共和党的旗帜。9月10日，他们到达丹吉尔港。墙上到处张贴着标语，支持佛朗哥的与反对佛朗哥的，奥威尔认为各占一半，不分上下。两人由于旅途的劳顿，身体都不太舒服。他们搭乘清晨的火车进入该国境内，终于闯过了迷宫似的海关，挺过了警察的严格盘查，在卡萨布兰卡等待行李的到来，等了近一天的时间，之后才继续前行到马拉克。这是第一个他们作短暂停留的地方。
法属摩洛哥在20世纪30年代于文人来说，是大受欢迎的享乐之地。伊夫林沃1934年在这里住过——后来他的作品暂停工作讲到了这一阶段的经历。伊夫林写信给好友凯瑟琳阿斯奎恩女士，时而以厌烦的口吻，时而又已大加赞赏的口吻详细叙述在非斯市妓院自己的行为（“这里真是快乐无比，有十五、六岁的阿拉伯的姑娘，每个只需10法郎和一杯薄荷茶就可打发”）。萨克凡瑞尔西特韦尔也在1938年来过这个国家。在那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中，西特韦尔身穿制作精美的上等西服，左右伴随着成群的艳丽佳人，两辆汽车浩浩荡荡，还有一名导游为其开道。当奥威尔与艾琳伫立在夕阳西下长老会广场的主广场时，西特韦尔为他们带来了半是辉煌、半是凄凉的无限遐思，尽管他的眼界是那么另类。
中间巨大的广场就像一个马戏场，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人挤人，人撞人。到处飞扬着尘土，人声鼎沸。混杂其中，一会儿就辨不清东西南北了。这就是长老会广场，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
除了奥威尔，还有许多外国游客踏过这片国土。西特韦尔在作品毛里塔尼亚：武士，男人与女人中描述了摩洛哥。在这里，他看到了壮观景色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蒙着面纱的妓女使人恍若回到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女巫调制灵丹妙药不禁让人不寒而栗（“一盘令人作呕的东西，里面混杂着蝙蝠或青蛙，还有从镇里马尾后拖来的乌鸦尸骸”）。奥威尔对于摩洛哥之行只写过一篇文章（“马拉克”发表在约翰利曼的新作品上）。他目睹了贫困，列队行进的士兵——马拉克是法属的一个重要的驻军要塞——还有成群成群跟在装在棺材里的尸体后面的苍蝇。总的来说，他并不喜欢那里，尽管在那里待了6个月。“在我看来，摩洛哥似乎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国家，”他告诉康诺利：“这里没有森林，实际上也没有野生动物，”有的只是被贫困和旅游业所“腐化”堕落的城镇人民。他的健康至少没有好转，他对于自己在国家紧急关头没有挺身而出感到恼火：那段时期，张伯伦飞往柏林，以延迟战争的爆发。然而，摩洛哥之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插曲。在摩洛哥，他完成了游上来吸口气，重新拜读了狄更斯的作品（书是由韦斯特罗普一家送来的），并由此于1939年夏天，他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尤为重要的是，他开始思索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态度。
奥威尔与艾琳起初住在那里的大陆旅馆，但只住了一天，这里原来明显是一个妓院。艾琳说：“埃里克极力想住进来时，才发现这里不一般。”他们住进了高贵大旅馆，后来又搬到了马拉克郊外的埃德蒙杜特街的一个地方，想要在距离卡萨布兰卡大道五、六英里之外的地方租一幢别墅，别墅的主人是一个叫西蒙的法国人。艾琳原想这里肯定“充满情趣”——别墅为橘树所环抱，他们打算购买一些廉价的法式家具，甚至还打算请阿弗丽尔来住——但后来两人对这里的环境都不很感兴趣。奥威尔两个星期后给杰克康芒写了封信承认了这一点，尽管自己对当地的农耕作了详细的记录。“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已经打定主意回英国了。”战争的前途让人感到压抑——艾琳注意到，法国的定居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两人太不喜欢马拉克了。奥威尔为新作品撰写文章收集素材时，看到了犹太人居住地的极度贫困以及童工悲惨的境况，这里疾病蔓延，恶臭熏天。沿着街道50码，总能碰到三、四个盲人。到10月中旬，他们才能入住西蒙的别墅中。奥威尔已经养成了习惯：据艾琳讲，他总是写写小说，再搭搭鸡笼、羊棚，他还打算过几个月养些鸡、羊什么的。当地有一个医生可随时为他检查胸部的情况，但他已习惯采取淡然处之的态度。9月末，他轻描淡写地告诉康芒“我真的没什么病。”
1938年至1939年的冬天，奥威尔写给家里的信经常寄给康芒。信的内容无所不包，随意地谈论着天下事，家庭琐事，混杂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欧洲严峻的形势转而又谈论沃林顿小农场抽水马桶的毛病；在比较法国与英国殖民统治后，又大谈特谈哈福德郡的家畜养殖业（“我对那些母鸡感到很伤心，不过我想他们不久也该下蛋了。”）到10月中旬，他们终于在别墅内安顿下来——据艾琳估算，配备家具的费用约为10英镑——奥威尔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写给约翰斯克茨两三封信。约翰斯克茨是一位保险经纪人，曾到过普雷斯顿霍尔拜访过他。约翰斯克茨曾问起他小说主人公的职业背景（“我对于保险经纪人到底从事什么工作，并不是很清楚”）。摩洛哥的萧条乏味让他抱怨连连，但无可置疑间接地推动了小说游上来吸口气的创作。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对逝去的旧英国的一首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