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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着这个钻字实在很丑，那是个什么形象？这不是君子的语言，居然被这一群精英人物面不改色自然而然坦坦荡荡说了出来。世界真的是变了。我说：“上级就那么浅薄，你一拍他就喜欢你那不可能吧。”伍巍说：“你一拍他恨你那更不可能吧。”我说：“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把他自己还没想到的需求挖出来，像开发市场一样开发他的潜在需求。”大家连声说深刻。伍巍说：“大为你都晓得你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呢？”我说：“我是理论上的，我又不傻，不会做看总会看吧。”伍巍说：“领导跟前就不能少个明白人，他也是人吧，是人也有个要解决的问题吧，自己不好解决，也不好说，这就要明白人悟到了去替他办了。你们说你身边有这么个明白人，你会恨他？他有点小毛病你会揪着不放？要求谁坚持原则就像一个机器人，那可能吗？近人情吗？”大家越谈越兴奋，也叫我大开眼界。大家都是同学，又不在一个单位，把面具卸下来，去掉了表演性，就是这个样子。平时在单位，再怎么样都蒙了一层面纱，看不透。我倒觉得这些人是正常的人，想升官，想发财，都说了出来，而平时是绝对不敢说的，要说另外一套话。我理解他们，人总是人吧。可又有点失望，社会精英，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意识到，长期以来，自己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总认为在那个份上的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就应该代表了公平正义，不然就太令人沮丧了。可特别地要求他们克制，压抑，那又怎么可能？几千年来，人们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没放弃过这种幻觉，毕竟有过一个包公，还有过一个海瑞。眼前这些人吧，平时说得最多的，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辞反复强调的，恰恰是自己最不相信的那些话。反正非说不可，大家用布条蒙着眼睛往下说吧。说是说那一套道理，做则是按需要操作，习惯了，也就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了。大家都这样，反而成了一条游戏规则，不懂规则的人信以为真，要用他说的话去要求他，那就是违规，违规者必然受到惩处，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当年我就是吃了这个亏，结果违规了，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到现在还没爬起来，也许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就不再会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他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其实默认了这一条规则，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有群众反映上来了也置之不理。谁又有权利要求别人特别地怎么样吗？看着大家这么兴奋，赤裸裸地诉说着对权和钱的欲望，我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无论如何，总比戴着面具要好。
这时许小曼和几个女同学进来了，大家更加亢奋起来。汪贵发说：“许小曼，我这个处级跟你那个处级就不一回事呢。你吧，下面的厅长都要拍你，他拍我？”说着在自己屁股上拍一下。“我还要拍他呢。”又作势要去拍许小曼，手扬起来，又慢慢收回去，说：“想不到留北京的同学就是你许小曼出息最大。”许小曼说：“说出息不敢跟四川人比，比如邓小平，又比如汪贵发。”汪贵发举起双手说：“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说：“许小曼，你在部里，哪里知道我们下面人的苦日子，有时也发发善心抬一抬我们这些受苦人吧。”许小曼说：“你都不认识钱还是钱了，要我隔河渡水飞越关山跑到广州去抬你？”那人说：“有什么办法搞到一个国家课题，我愿意拿五万块钱来攻关。国家课题钱只有二万三万，难得的是那个名。”伍巍说：“抓一个国家课题在手里，你的位子就稳了，上去也更有条件了。”那人说：“是那么回事，我还担心被别人挤了呢，我明年还要到哪里去挂个博士读一读，先把硬件备齐了它，将来别人替你说话也好说一点，不然真有危机感。”说着仰头把一瓶啤酒喝了，脸上放着光“明年我报一个国家课题上来，许小曼你给我批了。”许小曼说：“那是专家组的事。”他说：“我拿五万块钱，你承包了替我攻关，专家组的人也是人嘛，要争课题总是要出点血的。”许小曼说：“你以为别人没看到过钱？”那人说：“不肯帮忙，领导的艺术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把我们挡了还叫人家放不出个屁来。”又打自己的嘴巴说：“这张嘴臭惯了，在文明之都的女性面前也香不起来。”
一会话题又转到怎么合法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大家一致同意，靠工资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弄钱也不必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问题是怎么才能绕开法律。有人说：“鲨鱼吧，他咬一大口几大口也是合法的。”说着身子猛地往上一跃，凌空咬了一口，叫人看着心惊胆颤“我们这些虾兵蟹将，那就要多几个心眼，有十分把握了才能下口。”日本回来的黎勇说：“我到日本四年，说起来也算小康了。说起来你们不信，你们谁背过死尸没有？死尸是不能坐电梯的。”把从高层建筑背死尸下楼的过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把双手放到后面，躬着腰比划着。讲完了马上又申明：“那是刚去的时候，要谋生，生存总是高于一切的吧，现在好多了。”我说：“怪不得老是闻到一股解剖室的味道。”谈话继续下去，我在不觉之间又出了局。
”我想着这个钻字实在很丑，那是个什么形象？这不是君子的语言，居然被这一群精英人物面不改色自然而然坦坦荡荡说了出来。世界真的是变了。我说：“上级就那么浅薄，你一拍他就喜欢你那不可能吧。”伍巍说：“你一拍他恨你那更不可能吧。”我说：“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把他自己还没想到的需求挖出来，像开发市场一样开发他的潜在需求。”大家连声说深刻。伍巍说：“大为你都晓得你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呢？”我说：“我是理论上的，我又不傻，不会做看总会看吧。”伍巍说：“领导跟前就不能少个明白人，他也是人吧，是人也有个要解决的问题吧，自己不好解决，也不好说，这就要明白人悟到了去替他办了。你们说你身边有这么个明白人，你会恨他？他有点小毛病你会揪着不放？要求谁坚持原则就像一个机器人，那可能吗？近人情吗？”大家越谈越兴奋，也叫我大开眼界。大家都是同学，又不在一个单位，把面具卸下来，去掉了表演性，就是这个样子。平时在单位，再怎么样都蒙了一层面纱，看不透。我倒觉得这些人是正常的人，想升官，想发财，都说了出来，而平时是绝对不敢说的，要说另外一套话。我理解他们，人总是人吧。可又有点失望，社会精英，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意识到，长期以来，自己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总认为在那个份上的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就应该代表了公平正义，不然就太令人沮丧了。可特别地要求他们克制，压抑，那又怎么可能？几千年来，人们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没放弃过这种幻觉，毕竟有过一个包公，还有过一个海瑞。眼前这些人吧，平时说得最多的，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辞反复强调的，恰恰是自己最不相信的那些话。反正非说不可，大家用布条蒙着眼睛往下说吧。说是说那一套道理，做则是按需要操作，习惯了，也就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了。大家都这样，反而成了一条游戏规则，不懂规则的人信以为真，要用他说的话去要求他，那就是违规，违规者必然受到惩处，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当年我就是吃了这个亏，结果违规了，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到现在还没爬起来，也许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就不再会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他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其实默认了这一条规则，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有群众反映上来了也置之不理。谁又有权利要求别人特别地怎么样吗？看着大家这么兴奋，赤裸裸地诉说着对权和钱的欲望，我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无论如何，总比戴着面具要好。
这时许小曼和几个女同学进来了，大家更加亢奋起来。汪贵发说：“许小曼，我这个处级跟你那个处级就不一回事呢。你吧，下面的厅长都要拍你，他拍我？”说着在自己屁股上拍一下。“我还要拍他呢。”又作势要去拍许小曼，手扬起来，又慢慢收回去，说：“想不到留北京的同学就是你许小曼出息最大。”许小曼说：“说出息不敢跟四川人比，比如邓小平，又比如汪贵发。”汪贵发举起双手说：“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说：“许小曼，你在部里，哪里知道我们下面人的苦日子，有时也发发善心抬一抬我们这些受苦人吧。”许小曼说：“你都不认识钱还是钱了，要我隔河渡水飞越关山跑到广州去抬你？”那人说：“有什么办法搞到一个国家课题，我愿意拿五万块钱来攻关。国家课题钱只有二万三万，难得的是那个名。”伍巍说：“抓一个国家课题在手里，你的位子就稳了，上去也更有条件了。”那人说：“是那么回事，我还担心被别人挤了呢，我明年还要到哪里去挂个博士读一读，先把硬件备齐了它，将来别人替你说话也好说一点，不然真有危机感。”说着仰头把一瓶啤酒喝了，脸上放着光“明年我报一个国家课题上来，许小曼你给我批了。”许小曼说：“那是专家组的事。”他说：“我拿五万块钱，你承包了替我攻关，专家组的人也是人嘛，要争课题总是要出点血的。”许小曼说：“你以为别人没看到过钱？”那人说：“不肯帮忙，领导的艺术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把我们挡了还叫人家放不出个屁来。”又打自己的嘴巴说：“这张嘴臭惯了，在文明之都的女性面前也香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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