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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天已透亮了。驴车又过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就上了通往魏家桥的大道。东边的沙坡，被阴森的树林所遮掩，现在还没有绚丽的霞光，阴森的林木上方是一片迷蒙的、灰白色的薄雾。这条朝东的大道紧挨着灵渠，和渠堤平行。渠上植的柳树和灵渠一样古老，有人说它们是某人某年某月栽的，有人说不是，总之，它们和岸边的水车、和它们脚下的水渠都有一段不可追溯的历史。现在，它们弯着腰、驼着背，把长长的柔软的柳丝垂在行人的头上，仿佛以恬静淡泊的姿态在观察不断变迁的人世。
路上，还阒无人迹。厚厚的尘土上洒着晓露的湿润，只有一群群早起的喜鹊在上面尾巴一翘一翘地跳跃，在湿润的尘土上留下它们杂乱的爪迹。原来，大道上哩哩啦啦地摆着一串串牲口粪：有驴粪，也有马粪；有的摔裂成几瓣，黑褐色的外皮下露出新鲜的暗绿色的草渣，有的还很完整，蒙着一层油彩似的光泽。不在昨天夜里，就在今天凌晨，准是有牲口贩子从河东贩来了牲口。
渠和土路的两边，在渐渐开朗、渐渐高去的天底下，展开着一片绿油油的美丽得像清晨的梦一般的田野。这一带，他当然非常熟悉。原先，这里是一片沼泽，水中芜生着蒲草、水韭和芦苇，湿地上长满“爬地虎”和三棱草。开春，一对对灰白的水鹬就“呷呷”地飞来，在水面上翻上冲下。入夏，灼热的阳光把沼泽的水晒得跟鼻涕一样，到处浮着一层墨绿色的碱苔。蚊子、小咬和牛虻，成群结队从这里飞起，随风散向四面八方。而现在，这块本来放牲口的都不来的地方，已变成一档档往河边排列开去的条田了。
田是从“大跃进”直到“学大寨”那些年间开的，回答了老贺说的“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是的，在集体的力量下，大自然毕竟改变了面貌。但是，前些年，田里长的是啥样的苗啊！田是庄户人开的，而庄户人却不爱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田地。那时候，这里的队年年是“三靠队”每天打了钟，书记队长们就捧着一碗麦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谁出工？谁出工现给粮食！”要不，就提着根柳木棍，指爹捣娘地把赖在屋里的社员骂个狗血喷头。
现在呢，田里齐刷刷的小麦正在灌浆，在欲亮未亮的晨光中更显得黝黑茁壮。往年，纵横交错的、宽大的田埂两边，这时节早长出了一丛丛肥大的猪耳菜、颀长的灰条、黄花的蒲公英和紫花的马兰草，斑驳陆离，五彩缤纷，比田里的麦苗还高。而眼下，庄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承包田的面积，把田埂修得就像一条条细长的金属管道，埋在茂密的麦苗底下了。
他是行家，他从苗里行间、田边地头，处处看到了庄户人粗糙而细心的手爱抚过的痕迹。他不由得产生了妒意，这种田，是魏家桥大队也没有的。
他又想起他老婆，他老婆窝囊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但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临终的时候终于说了句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如果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田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庄户人却毫无支配它、使用它的权利。这样，庄户人干起活来就跟算盘珠儿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连地也不会种了，还要队长、老农掰着手教他。种田的跟土地没有感情，常常使他痛心疾首。
他三叔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少言寡语，前些日子突然问他：
“我说，天贵哩，你说说古时候，拿锹把子的庄户人有没有合在一起干活的？”
“古时候？没有。”
“那为啥我们非合在一起干不行？”
“那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他把过去学过的道理告诉他三叔“个体劳动总要变成集体劳动。”
“嘿嘿！”他三叔笑他“那是古时候有能人哩。那能人知道这么干不行，才不这么干哩，都拿锹把子、镰把子，家什攥在自家手里，合起来，就像鸭蹼蹼上树哩。你看人家分了的队，哪一个都比过去翻了一番。分，合道理哩，我看现时中央也出了能人。吴尚荣的机修厂为啥没人叫唤分，那是那些工人分开来干就不行，非得合在一个工厂里。我看啦，要叫咱庄户人合起来干，就你说的那话，等能用空气造大米的时候，咱魏家桥成了造米工厂还差不离！”
“黄毛鬼”的儿子，老大在矿上当工人，老二在大队开拖拉机，下面三个在庄子上当社员。那老五，就是六年掏他口袋要馍的小“黄毛鬼”从小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大了也是如此。有一天，绷着脸这么质问他：
“喂，小爹（这儿的人把叔称为爹），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别的地方都包干到户了，你为啥不搞？”
“我‘为啥不搞’！”他也有点生气“搞了，怕你娃娃连口粮都挣不上哩！你现时一个劳动日拿两块多钱，还想咋的？”
“算了吧，你那两块多钱不就靠机修厂么？你包给我！我不要机修厂贴钱，哪怕我卖裤子哩！”小“黄毛鬼”最像他爸爸，两肘一抱，眼睛瞪得溜圆。“我听队长的呵斥听够了，我也该当家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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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天已透亮了。驴车又过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就上了通往魏家桥的大道。东边的沙坡，被阴森的树林所遮掩，现在还没有绚丽的霞光，阴森的林木上方是一片迷蒙的、灰白色的薄雾。这条朝东的大道紧挨着灵渠，和渠堤平行。渠上植的柳树和灵渠一样古老，有人说它们是某人某年某月栽的，有人说不是，总之，它们和岸边的水车、和它们脚下的水渠都有一段不可追溯的历史。现在，它们弯着腰、驼着背，把长长的柔软的柳丝垂在行人的头上，仿佛以恬静淡泊的姿态在观察不断变迁的人世。
路上，还阒无人迹。厚厚的尘土上洒着晓露的湿润，只有一群群早起的喜鹊在上面尾巴一翘一翘地跳跃，在湿润的尘土上留下它们杂乱的爪迹。原来，大道上哩哩啦啦地摆着一串串牲口粪：有驴粪，也有马粪；有的摔裂成几瓣，黑褐色的外皮下露出新鲜的暗绿色的草渣，有的还很完整，蒙着一层油彩似的光泽。不在昨天夜里，就在今天凌晨，准是有牲口贩子从河东贩来了牲口。
渠和土路的两边，在渐渐开朗、渐渐高去的天底下，展开着一片绿油油的美丽得像清晨的梦一般的田野。这一带，他当然非常熟悉。原先，这里是一片沼泽，水中芜生着蒲草、水韭和芦苇，湿地上长满“爬地虎”和三棱草。开春，一对对灰白的水鹬就“呷呷”地飞来，在水面上翻上冲下。入夏，灼热的阳光把沼泽的水晒得跟鼻涕一样，到处浮着一层墨绿色的碱苔。蚊子、小咬和牛虻，成群结队从这里飞起，随风散向四面八方。而现在，这块本来放牲口的都不来的地方，已变成一档档往河边排列开去的条田了。
田是从“大跃进”直到“学大寨”那些年间开的，回答了老贺说的“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是的，在集体的力量下，大自然毕竟改变了面貌。但是，前些年，田里长的是啥样的苗啊！田是庄户人开的，而庄户人却不爱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田地。那时候，这里的队年年是“三靠队”每天打了钟，书记队长们就捧着一碗麦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谁出工？谁出工现给粮食！”要不，就提着根柳木棍，指爹捣娘地把赖在屋里的社员骂个狗血喷头。
现在呢，田里齐刷刷的小麦正在灌浆，在欲亮未亮的晨光中更显得黝黑茁壮。往年，纵横交错的、宽大的田埂两边，这时节早长出了一丛丛肥大的猪耳菜、颀长的灰条、黄花的蒲公英和紫花的马兰草，斑驳陆离，五彩缤纷，比田里的麦苗还高。而眼下，庄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承包田的面积，把田埂修得就像一条条细长的金属管道，埋在茂密的麦苗底下了。
他是行家，他从苗里行间、田边地头，处处看到了庄户人粗糙而细心的手爱抚过的痕迹。他不由得产生了妒意，这种田，是魏家桥大队也没有的。
他又想起他老婆，他老婆窝囊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但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临终的时候终于说了句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如果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田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庄户人却毫无支配它、使用它的权利。这样，庄户人干起活来就跟算盘珠儿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连地也不会种了，还要队长、老农掰着手教他。种田的跟土地没有感情，常常使他痛心疾首。
他三叔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少言寡语，前些日子突然问他：
“我说，天贵哩，你说说古时候，拿锹把子的庄户人有没有合在一起干活的？”
“古时候？没有。”
“那为啥我们非合在一起干不行？”
“那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他把过去学过的道理告诉他三叔“个体劳动总要变成集体劳动。”
“嘿嘿！”他三叔笑他“那是古时候有能人哩。那能人知道这么干不行，才不这么干哩，都拿锹把子、镰把子，家什攥在自家手里，合起来，就像鸭蹼蹼上树哩。你看人家分了的队，哪一个都比过去翻了一番。分，合道理哩，我看现时中央也出了能人。吴尚荣的机修厂为啥没人叫唤分，那是那些工人分开来干就不行，非得合在一个工厂里。我看啦，要叫咱庄户人合起来干，就你说的那话，等能用空气造大米的时候，咱魏家桥成了造米工厂还差不离！”
“黄毛鬼”的儿子，老大在矿上当工人，老二在大队开拖拉机，下面三个在庄子上当社员。那老五，就是六年掏他口袋要馍的小“黄毛鬼”从小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大了也是如此。有一天，绷着脸这么质问他：
“喂，小爹（这儿的人把叔称为爹），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别的地方都包干到户了，你为啥不搞？”
“我‘为啥不搞’！”他也有点生气“搞了，怕你娃娃连口粮都挣不上哩！你现时一个劳动日拿两块多钱，还想咋的？”
“算了吧，你那两块多钱不就靠机修厂么？你包给我！我不要机修厂贴钱，哪怕我卖裤子哩！”小“黄毛鬼”最像他爸爸，两肘一抱，眼睛瞪得溜圆。“我听队长的呵斥听够了，我也该当家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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