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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蹁子”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蹁子”笑着打断他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唿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利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得得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
“你去吧，到隔壁房里找潘干事拿调令，明天到学校报到。”苍蝇终于落在办公桌上，杂志“啪”地一下，但苍蝇却狡猾地飞跑了，董副主任又失望地坐在椅子上。“以后可要好好干了，再不能犯错误了。！”
他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在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在认识上，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次改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对他本人生活的根本性改变；他过去甚至也没有敢想象有这样一天。但是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这副情景，使庄重得毫无表情的董副主任也感动了，竟向他伸出手来。他两手捧着董副主任的手，这时，才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个朦胧的希望。
从此以后，他又穿上了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重续了二十二年前那个美丽的梦。农场的职工都不富裕，孩子们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教室里混合着汗味、尘土味和干燥的阳光味。孩子们在简陋的课桌后面瞪大了天真的眼睛惊异地瞧着他，想不到一个放牲口的人成了他们的老师。可是不久，他就使孩子们信服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他甚至还没有敢想象他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他认为那是英雄们的业绩。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到了他的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他也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临来北京的那个早晨，他看见孩子们一伙一伙地站在上学的小路上望着他的马车。大概他们也听说他找到了在外国的爸爸，要跟有钱的爸爸出国了吧。他们一个个都压抑着惜别的冲动，带着沮丧的神情，默默地目送他的马车过了军垦桥，过了白杨树林，消失在荒地的那边有时，放牧员们还会从十几里外来看他。那位老放牧员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腿脚依然强健。他坐在炕上，捧着灵均的现代汉语词典摩挲着：“还是有学问的人能，看这么厚的书，这怕要看一辈子哩！”“这是字典，是查字的，”“郭蹁子”告诉他“你真是，活糊涂了！”“是呀，活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睁眼瞎，看电影连个名字都不认得，光看个人影儿动弹。”放牧员们感叹着，在这崭新的时代里产生了对文化的需求。“干啥都得有文化。上次我给牲口拿药，差点把外用的喂了牲口。”“郭蹁子”说：“‘老右’，你可是从咱们堆里出来的。咱们这些人完了，咱们的孩子可托付你了”“是呀，”老放牧员说“你要是教得我那小孙孙能看这么厚的书本本子，也不负咱们穷哥们在草场上滚出来的交情”
这些毫无文采的语言，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工作的意义，使他对未来的希望更加明确起来。他在他们身上闻到马汗味，闻到汁水饱满的青草味，闻到浓烈的大自然的气息；他们给他带来那么熟悉的、亲切的感觉，完全和跟父亲与密司宋在一起时所有的那种压抑感迥然不同。
他在他们眼里，在学生们眼里，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眼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什么能比在别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更宝贵、更幸福呢？
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蹁子”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蹁子”笑着打断他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唿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利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得得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
“你去吧，到隔壁房里找潘干事拿调令，明天到学校报到。”苍蝇终于落在办公桌上，杂志“啪”地一下，但苍蝇却狡猾地飞跑了，董副主任又失望地坐在椅子上。“以后可要好好干了，再不能犯错误了。！”
他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在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在认识上，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次改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对他本人生活的根本性改变；他过去甚至也没有敢想象有这样一天。但是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这副情景，使庄重得毫无表情的董副主任也感动了，竟向他伸出手来。他两手捧着董副主任的手，这时，才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个朦胧的希望。
从此以后，他又穿上了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重续了二十二年前那个美丽的梦。农场的职工都不富裕，孩子们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教室里混合着汗味、尘土味和干燥的阳光味。孩子们在简陋的课桌后面瞪大了天真的眼睛惊异地瞧着他，想不到一个放牲口的人成了他们的老师。可是不久，他就使孩子们信服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他甚至还没有敢想象他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他认为那是英雄们的业绩。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到了他的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他也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临来北京的那个早晨，他看见孩子们一伙一伙地站在上学的小路上望着他的马车。大概他们也听说他找到了在外国的爸爸，要跟有钱的爸爸出国了吧。他们一个个都压抑着惜别的冲动，带着沮丧的神情，默默地目送他的马车过了军垦桥，过了白杨树林，消失在荒地的那边有时，放牧员们还会从十几里外来看他。那位老放牧员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腿脚依然强健。他坐在炕上，捧着灵均的现代汉语词典摩挲着：“还是有学问的人能，看这么厚的书，这怕要看一辈子哩！”“这是字典，是查字的，”“郭蹁子”告诉他“你真是，活糊涂了！”“是呀，活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睁眼瞎，看电影连个名字都不认得，光看个人影儿动弹。”放牧员们感叹着，在这崭新的时代里产生了对文化的需求。“干啥都得有文化。上次我给牲口拿药，差点把外用的喂了牲口。”“郭蹁子”说：“‘老右’，你可是从咱们堆里出来的。咱们这些人完了，咱们的孩子可托付你了”“是呀，”老放牧员说“你要是教得我那小孙孙能看这么厚的书本本子，也不负咱们穷哥们在草场上滚出来的交情”
这些毫无文采的语言，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工作的意义，使他对未来的希望更加明确起来。他在他们身上闻到马汗味，闻到汁水饱满的青草味，闻到浓烈的大自然的气息；他们给他带来那么熟悉的、亲切的感觉，完全和跟父亲与密司宋在一起时所有的那种压抑感迥然不同。
他在他们眼里，在学生们眼里，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眼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什么能比在别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更宝贵、更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