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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睡著。他悄悄对老头说,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万一查夜间起他人哪里去了,就这么打发。他想,这老头不会出卖他。宣布审查之前他带一个班劳动,总是把最轻的活分派给老头,修修松了的锄头耙子,看看晒场,别让附近的农民顺手装一口袋粮食走。老头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高血压有医生开的病休证明,可运动中倾向他这一派,为军代表不容也弄到干校来了。
村子里一片狗叫。老黄披件棉袄开的房门,他妻子还在土炕上被子里,拍著惊醒了直哭的小女儿。他匆匆说了一下他紧迫的困境,说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车还来,绝不给他们夫妇惹麻烦。
去县城的乡间土路许久没下雨,尘土很厚,又坑坑洼洼,骑在车上颠簸不已。风刮起来,灰沙扑面,呛得喘不过气来,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风沙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学大融曾经讨论过人生的意义,那是从一瓶墨水开始的。融被收养在一个孤寡的老大大家,离他家很近,放学后经常上他家一起做作业,听音乐。融二胡拉得不错,也迷上提琴,可别说买琴,连暑假期间最便宜的学生专场电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买了张票给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说这票只好浪费了,融才说,看了会还想看,要上瘾的。可融不拒绝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他们做完功课听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调弦乐四重奏,融听呆了。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沉默良久。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甚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质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这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著还有甚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著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敲了半个多小时县城邮电所的门,临街几个窗子都敲遍了,终于亮灯,有人起来开门。他说是从干校来的,有公文要发重报。写电文时也很费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根据有关下放人员的文件规定,又要让他这位多年断了联系的同学懂得事情急迫,尽快给他找个能落户的公社,并火速电覆一个接受他当农民的公文,又别引起这邮电所发报人对他的怀疑。
回去的路上,经过只有几间简易平房的火车站,灯光昏黄,照著空寂的站台。两个月前,军代表指派他和十多个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来车站接应他们机关新下来的大批职工、干部和家属,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专列几十个车厢,站台上卸满了铺盖卷,箱子、桌椅、衣柜之类的各色家具,还有腌咸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难。军代表叫做
“战备疏散”黑龙江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把京城的火药味弄得浓浓的,连干校也传达了林副统帅签署的
“一号战备动员令”
一口大缸搬下车来磕裂了,腌卤流了出来,到处弥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机关看后院大门的老头,仗著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骂,不知骂的谁,也没人阻止,总归他一冬的咸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当前,寒风中裹住围巾缩个脑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听候点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去。脸蛋冻得紫红的孩子在大人身边呜咽,也不敢放声哭闹。
好几个公社动员来的三百多套大车堵塞在站台外,骡马喷鼻嘶呜,空中鞭子直响,比农村集市还热闹。农民们不是捏著事先分发的纸条子站在大车上吆喝,便挤来窜去,叫号领人。一辆小汽车卡在骡马车之间进退两难,领章帽徽鲜红的宋代表披件军大衣终于从车里出来了,上了站台,登上个木箱子,指东划西。领导干校的宋代表号兵出身,革命资历算不了甚么,可也算驰战过疆场,却指挥不动这帮农民的大车,越弄越乱。
从中午到天黑,人总算一车一车领走了,站台上依然到处堆的没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几个哥们由军代表指定留下来看守。别人都到车站的候车室去避风,他一个人用木箱和衣柜垒起个挡风处,又买了瓶烧酒和两个掺了玉米面冻得硬梆梆的馒头,钻进盖上帆布的角落里,望着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样,借住到村里农家。横竖是种地,多少也可以有间土屋,脱离人盯人的集体宿舍,连说梦话都担、心人听见。
他想起一年前工厂和学校尚未由军队管制,到处在武斗,长江堤岸下的一个小客栈里,同那无处可藏的大学女生过的那一夜。
“我们命中注定是牺牲了的一代”这姑娘给他的信中居然敢这么写,想必也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防却无法防卫的时代。他已经到了无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农村有间屋,同个女人厮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别的奢望,可就连这种可能眼看也要丧失掉。天亮前,他骑车赶回村里。老黄夫妇守了一夜没睡,他们穿好了衣服,从北京带来的煤炉也生著了,屋里暖和起来。黄的妻子已经拼好了面,要给他做碗面汤。他没有推托,晚饭没吃,来回四十多公里一直紧踩快赶,也饿得不行了。他们看他把一大碗面呼呼吃完。出门前他向他们挥手,说他没有来过。他们也重复说,当然,没有来过,没来过。能做的他已经做完了,再就看运气。
没睡著。他悄悄对老头说,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万一查夜间起他人哪里去了,就这么打发。他想,这老头不会出卖他。宣布审查之前他带一个班劳动,总是把最轻的活分派给老头,修修松了的锄头耙子,看看晒场,别让附近的农民顺手装一口袋粮食走。老头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高血压有医生开的病休证明,可运动中倾向他这一派,为军代表不容也弄到干校来了。
村子里一片狗叫。老黄披件棉袄开的房门,他妻子还在土炕上被子里,拍著惊醒了直哭的小女儿。他匆匆说了一下他紧迫的困境,说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车还来,绝不给他们夫妇惹麻烦。
去县城的乡间土路许久没下雨,尘土很厚,又坑坑洼洼,骑在车上颠簸不已。风刮起来,灰沙扑面,呛得喘不过气来,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风沙
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学大融曾经讨论过人生的意义,那是从一瓶墨水开始的。融被收养在一个孤寡的老大大家,离他家很近,放学后经常上他家一起做作业,听音乐。融二胡拉得不错,也迷上提琴,可别说买琴,连暑假期间最便宜的学生专场电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买了张票给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说这票只好浪费了,融才说,看了会还想看,要上瘾的。可融不拒绝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他们做完功课听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调弦乐四重奏,融听呆了。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沉默良久。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么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后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甚么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质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这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活著还有甚么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后,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于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著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敲了半个多小时县城邮电所的门,临街几个窗子都敲遍了,终于亮灯,有人起来开门。他说是从干校来的,有公文要发重报。写电文时也很费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根据有关下放人员的文件规定,又要让他这位多年断了联系的同学懂得事情急迫,尽快给他找个能落户的公社,并火速电覆一个接受他当农民的公文,又别引起这邮电所发报人对他的怀疑。
回去的路上,经过只有几间简易平房的火车站,灯光昏黄,照著空寂的站台。两个月前,军代表指派他和十多个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来车站接应他们机关新下来的大批职工、干部和家属,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专列几十个车厢,站台上卸满了铺盖卷,箱子、桌椅、衣柜之类的各色家具,还有腌咸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难。军代表叫做
“战备疏散”黑龙江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把京城的火药味弄得浓浓的,连干校也传达了林副统帅签署的
“一号战备动员令”
一口大缸搬下车来磕裂了,腌卤流了出来,到处弥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机关看后院大门的老头,仗著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骂,不知骂的谁,也没人阻止,总归他一冬的咸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当前,寒风中裹住围巾缩个脑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听候点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去。脸蛋冻得紫红的孩子在大人身边呜咽,也不敢放声哭闹。
好几个公社动员来的三百多套大车堵塞在站台外,骡马喷鼻嘶呜,空中鞭子直响,比农村集市还热闹。农民们不是捏著事先分发的纸条子站在大车上吆喝,便挤来窜去,叫号领人。一辆小汽车卡在骡马车之间进退两难,领章帽徽鲜红的宋代表披件军大衣终于从车里出来了,上了站台,登上个木箱子,指东划西。领导干校的宋代表号兵出身,革命资历算不了甚么,可也算驰战过疆场,却指挥不动这帮农民的大车,越弄越乱。
从中午到天黑,人总算一车一车领走了,站台上依然到处堆的没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几个哥们由军代表指定留下来看守。别人都到车站的候车室去避风,他一个人用木箱和衣柜垒起个挡风处,又买了瓶烧酒和两个掺了玉米面冻得硬梆梆的馒头,钻进盖上帆布的角落里,望着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样,借住到村里农家。横竖是种地,多少也可以有间土屋,脱离人盯人的集体宿舍,连说梦话都担、心人听见。
他想起一年前工厂和学校尚未由军队管制,到处在武斗,长江堤岸下的一个小客栈里,同那无处可藏的大学女生过的那一夜。
“我们命中注定是牺牲了的一代”这姑娘给他的信中居然敢这么写,想必也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防却无法防卫的时代。他已经到了无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农村有间屋,同个女人厮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别的奢望,可就连这种可能眼看也要丧失掉。天亮前,他骑车赶回村里。老黄夫妇守了一夜没睡,他们穿好了衣服,从北京带来的煤炉也生著了,屋里暖和起来。黄的妻子已经拼好了面,要给他做碗面汤。他没有推托,晚饭没吃,来回四十多公里一直紧踩快赶,也饿得不行了。他们看他把一大碗面呼呼吃完。出门前他向他们挥手,说他没有来过。他们也重复说,当然,没有来过,没来过。能做的他已经做完了,再就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