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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这间房，越快越好。
“快过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想爱人吧？”他用着老共产区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词。顾冈只是笑。“王同志，你过年不回家去看你的爱人？”
“我两年没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说。“一年忙到头，实在走不开。”
“你为人民服务太热心，王同志。我看你实在是忙，从早忙到晚，让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学习。”
“你太客气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气。”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请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镇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谈谈。”
“那好极了，我们走吧。我本来也就该走了。”
小张同志在院子外面等着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齐全，大都拿着棍棒、大刀与红樱枪。小张同志倒是拿着一枝来福枪。他们一行人缓缓地走出村庄，看上去很威风，后面有这样一个护兵压队。
王同志问顾冈他的剧本写得怎样了。王同志这话已经说过好几回了，这次又说“你土改的时候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真是感动人！真是好材料！”
顾冈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疮，说他没有去参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的肺向来弱，他的妻子没让他去报名。当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落后份子，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
“真是感动人——这些农民分子到了农具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们那喜欢的神气，”王同志说。
“可是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顾冈有点气愤地说。“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它说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再拿土改后农民的欢乐做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王同志谨慎地听着，对于全国性的权威刊物表示适当的尊敬。“嗳，这是对的，”他点着头说。“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文艺报严厉批评了现在农村里的思想情况。它说翻身农民只想着大吃大喝，还梦想着“生产发家”在北边，他们还编了个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
“他们的确是缺少政治觉悟，”王同志承认。
“他们家里只要有一只猪，嫁女儿的时候就恨不得杀了它，大家庆祝一通。这种思想真是要不得。”顾冈继续转述文章上的话。
王同志忱惜地点着头。“农民的确是落后，还是缺少政治觉悟。”
“你们的互助组搞得怎么样了？”
“今年秋天我们的秋收队搞得很不错，”王同志愉快地说。“明年春天我们计划着把秋收队入编为互助组，预备团结得更紧密一点。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来，重新分配给各小组。一声哨子一吹，大家就集体下田。”
顾冈对于这些并不感到兴趣——走向集体农场的最初步骤。要把农民刚得到的土地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步一步像断奶似地，使他渐渐失去了它。顾冈绝对不想采取这个题材作为他的剧本的主题。要是太轻描淡写，让剧中的农民一个个欣然加入互助组，那就一点戏也没有。如果他们稍微有点退缩不前需要一番争取说服，这退缩的程度很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一个不小心，就像是农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还得了！
王同志说起这件事来，虽然态度愉快，对答如流，恐怕他心里也正担着心事，只是不愿意露出来。说话之间，已经到了村口，突然看见那溪水亮堂堂的横在前面。他们在溪岸上走着，王同志便叹了气。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说。“我真羡慕你们文艺工作者。在现在这大时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写。工农兵的事，写给工农兵去看。从前反动政府不准提的事，现在全可以写了。到处都是现在的题材。”
顾冈点了点头。“这的确是个大时代。”
“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作，”王同志惆怅地说。
顾冈可以想像王同志从前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共产党的时候，在校刊上写的那一类东西。但是他耐心地听着王同志的叙述，说他从前怎样在江西一个小城的报纸上授稿，由投稿而变为副刊的编辑。
冬季水浅，溪流中露出一堆堆的灰色石块，使顾冈联想到城市里修马路的情形。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那筑坝的故事。假定这条溪每年都泛滥出来，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破坏了一部份的农作物，那么，就有一个工程师被派到这里来筹划对策。他和当地年老的农民会商之下，由老农建议，筑了一个坝，上面有活动的闸门，开关随意。于是就解决了这问题。这故事正可以表现农民的智慧与技术上的知识的结合。如果这办法是工程师独自一个人想出来的，那么编剧不免要被批评为“耽溺在知识份子自高自大的幻想里。”剧中可能有一个顽固的老农不肯和技术人员合作，只倚赖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他是犯了“经验主义”结果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已经有过许多影片关于工程师和老工人怎样合作，完成许多奇迹。他们修好一只爆炸了的锅炉；一只车床年代久远不能再用下去了，他们又给它延长了生命；纱厂里缺少一样重要的零件，以前是从美国输入的，现在无法添置了，他们有办法利用废铁，造出新的来。但是到现在为止，这局面始终限于工厂里，从来没有移用到农村上。他给新中国的电影又开出了一条新路。这题材至少够拍三五十张影片。
他太兴奋了，竟打破了平日的沉默态度，等王同志的写作生活回忆录稍稍停顿一下，他就岔进去问：“王同志，这附近有水坝没有？”
“水坝？”王同志怔了一怔。“没有——怎么？你要参观水坝？”他突然感到兴趣起来，堆上一脸的笑容，双目灼灼盯着他望着。顾冈看得出来他是起了疑心。
“不，我不过是这么想着，如果这条小河夏天不大，满出来淹坏了庄稼，筑个坝有用没用。”
王同志似乎仍旧有点疑心。“夏天水高一点，可是并不满出来。”
“但是譬如它要是满出来——”顾冈解释着。“我不过这么想着，也许我可以根据这一点，拟出一个故事来。”
“可是——”王同志惊异地望着他。“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去造个假的故事。现在这大时代，有那么许多现成的好材料”现在他终于知道顾冈是哪一等的作家了。他几乎笑出声来，好容易才忍住了。但是突然有一大群鸭子在上游出现，飞快在顺流而下，快到不可想像。一片“呷呷呷呷”的叫声，就像老年人扁而尖的笑声。这在一刹那间，似乎产生一种错觉，就仿佛是王同志连用最奇妙的腹语术，把他的笑声移植到水面上“呷呷呷呷”顺流而下。王同志和顾冈两人都觉得有点窘，脸上颜色都变了。
，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这间房，越快越好。
“快过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想爱人吧？”他用着老共产区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词。顾冈只是笑。“王同志，你过年不回家去看你的爱人？”
“我两年没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说。“一年忙到头，实在走不开。”
“你为人民服务太热心，王同志。我看你实在是忙，从早忙到晚，让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学习。”
“你太客气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气。”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请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镇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谈谈。”
“那好极了，我们走吧。我本来也就该走了。”
小张同志在院子外面等着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齐全，大都拿着棍棒、大刀与红樱枪。小张同志倒是拿着一枝来福枪。他们一行人缓缓地走出村庄，看上去很威风，后面有这样一个护兵压队。
王同志问顾冈他的剧本写得怎样了。王同志这话已经说过好几回了，这次又说“你土改的时候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真是感动人！真是好材料！”
顾冈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疮，说他没有去参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的肺向来弱，他的妻子没让他去报名。当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落后份子，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
“真是感动人——这些农民分子到了农具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们那喜欢的神气，”王同志说。
“可是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顾冈有点气愤地说。“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它说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再拿土改后农民的欢乐做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王同志谨慎地听着，对于全国性的权威刊物表示适当的尊敬。“嗳，这是对的，”他点着头说。“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文艺报严厉批评了现在农村里的思想情况。它说翻身农民只想着大吃大喝，还梦想着“生产发家”在北边，他们还编了个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
“他们的确是缺少政治觉悟，”王同志承认。
“他们家里只要有一只猪，嫁女儿的时候就恨不得杀了它，大家庆祝一通。这种思想真是要不得。”顾冈继续转述文章上的话。
王同志忱惜地点着头。“农民的确是落后，还是缺少政治觉悟。”
“你们的互助组搞得怎么样了？”
“今年秋天我们的秋收队搞得很不错，”王同志愉快地说。“明年春天我们计划着把秋收队入编为互助组，预备团结得更紧密一点。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来，重新分配给各小组。一声哨子一吹，大家就集体下田。”
顾冈对于这些并不感到兴趣——走向集体农场的最初步骤。要把农民刚得到的土地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步一步像断奶似地，使他渐渐失去了它。顾冈绝对不想采取这个题材作为他的剧本的主题。要是太轻描淡写，让剧中的农民一个个欣然加入互助组，那就一点戏也没有。如果他们稍微有点退缩不前需要一番争取说服，这退缩的程度很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一个不小心，就像是农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还得了！
王同志说起这件事来，虽然态度愉快，对答如流，恐怕他心里也正担着心事，只是不愿意露出来。说话之间，已经到了村口，突然看见那溪水亮堂堂的横在前面。他们在溪岸上走着，王同志便叹了气。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说。“我真羡慕你们文艺工作者。在现在这大时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写。工农兵的事，写给工农兵去看。从前反动政府不准提的事，现在全可以写了。到处都是现在的题材。”
顾冈点了点头。“这的确是个大时代。”
“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作，”王同志惆怅地说。
顾冈可以想像王同志从前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共产党的时候，在校刊上写的那一类东西。但是他耐心地听着王同志的叙述，说他从前怎样在江西一个小城的报纸上授稿，由投稿而变为副刊的编辑。
冬季水浅，溪流中露出一堆堆的灰色石块，使顾冈联想到城市里修马路的情形。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那筑坝的故事。假定这条溪每年都泛滥出来，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破坏了一部份的农作物，那么，就有一个工程师被派到这里来筹划对策。他和当地年老的农民会商之下，由老农建议，筑了一个坝，上面有活动的闸门，开关随意。于是就解决了这问题。这故事正可以表现农民的智慧与技术上的知识的结合。如果这办法是工程师独自一个人想出来的，那么编剧不免要被批评为“耽溺在知识份子自高自大的幻想里。”剧中可能有一个顽固的老农不肯和技术人员合作，只倚赖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他是犯了“经验主义”结果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已经有过许多影片关于工程师和老工人怎样合作，完成许多奇迹。他们修好一只爆炸了的锅炉；一只车床年代久远不能再用下去了，他们又给它延长了生命；纱厂里缺少一样重要的零件，以前是从美国输入的，现在无法添置了，他们有办法利用废铁，造出新的来。但是到现在为止，这局面始终限于工厂里，从来没有移用到农村上。他给新中国的电影又开出了一条新路。这题材至少够拍三五十张影片。
他太兴奋了，竟打破了平日的沉默态度，等王同志的写作生活回忆录稍稍停顿一下，他就岔进去问：“王同志，这附近有水坝没有？”
“水坝？”王同志怔了一怔。“没有——怎么？你要参观水坝？”他突然感到兴趣起来，堆上一脸的笑容，双目灼灼盯着他望着。顾冈看得出来他是起了疑心。
“不，我不过是这么想着，如果这条小河夏天不大，满出来淹坏了庄稼，筑个坝有用没用。”
王同志似乎仍旧有点疑心。“夏天水高一点，可是并不满出来。”
“但是譬如它要是满出来——”顾冈解释着。“我不过这么想着，也许我可以根据这一点，拟出一个故事来。”
“可是——”王同志惊异地望着他。“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去造个假的故事。现在这大时代，有那么许多现成的好材料”现在他终于知道顾冈是哪一等的作家了。他几乎笑出声来，好容易才忍住了。但是突然有一大群鸭子在上游出现，飞快在顺流而下，快到不可想像。一片“呷呷呷呷”的叫声，就像老年人扁而尖的笑声。这在一刹那间，似乎产生一种错觉，就仿佛是王同志连用最奇妙的腹语术，把他的笑声移植到水面上“呷呷呷呷”顺流而下。王同志和顾冈两人都觉得有点窘，脸上颜色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