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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男人不作声，他扳过她的脸就吻起来，这吻销魂蚀骨，使多米全身酥软。
很轻的风从窗口潜入，掠过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阵凉意，这使她悚然一惊，她发现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经被男人完全解开了。
事情已经完全不可挽回，男人的全部动作迅猛、有力、简捷、娴熟，像真正高级的艺术一样没有半点儿拖泥带水，比那个山上碰到的稚嫩的强暴者强了一千倍。
她对那男人说：我还是处女。
男人说：你是处女？
她无辜地望着他，认真地说：是。
男人说：不可能！
多米说：我真的是处女。
男人说：不可能，我听说插过队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处女。
多米着急起来，说：可我是，我从来没有跟男人睡过觉。
男人顾不上听她的申辩，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炽热而黑暗的巨大洞穴，一下就把她吞没了。她来不及绝望就被吞没了。又像一个深渊，她事先不知道她已经站到了深渊的边缘，男人说，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会掉下去的，但话还没说完人就掉下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没有开灯，房间就像真正的洞穴或深渊一样黑暗。多米恢复了感觉，她感到某种异物充塞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类似于木质一样的异物，又硬又涩，它毫无理由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
一阵剧痛滞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像有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疼痛就像一种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细腻的知觉统统遮盖住了。即使在后来的几天，疼痛逐渐减轻，她也没有获得丝毫快感。
无休无止的疼痛挤压着她，她体内的液汁潮水般地退去，她的身体就像干涩粗糙的沙滩，两个人的身体干涩地磨擦着，使她难以忍受。
她又累又疼又绝望，总算等到了结束，她听到那男人说：你确实是处女。她闭着眼睛想：但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怀着身上的疼痛睡着了。半夜的时候他把她弄醒了，又一次要她，她说：我疼极了。但她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她无法阻止那男人再一次进入她的身体里。辣痛的感觉重新升起，她开始意识到，她毫不被怜惜，她身上的这个男人丝毫不在乎她的意愿，他是一个恶棍和色狼，她竟眼睁睁地就让他践踏了自己的初夜。
耻辱和悲愤使她哭了起来，第一声抽泣就像一根鞭子，一旦抽落，万马奔腾，她充满了绝望地嚎哭起来，哭声在黑夜中撕心裂肺。男人只得提前结束了。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房间，一个陌生的男人，多米跟它们度过了自己的初夜。这个初夜像一道阴影，永远笼罩了多米日后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到了武汉，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常常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找舒群，她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闷。当时武汉的情况很紧张，日本侵略军的战线向西延伸，窗外时时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空中经常出现狂吼怪叫的日军轰炸机，萧红只好拖着沉重的身体到处躲避。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文化人仓促向四川转移。萧红也坐船到了重庆。萧红分娩前夕，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家，她在白朗家住了两个月，生下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肖凤萧红传）。
多米从重庆到成都，中途在江津下了车，这是她在看地图时忽然冒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冒出来不久，火车就到江津了，她跳下车，坐上江轮到县城里去。
她在一个招待所找到了住处，那是一个双人间，一个床位三块八，同室住了一个身材长相都很清秀的姑娘，多米奇怪地想要知道她的年龄，她不懈地追问她，后来问急了，那姑娘便说她三十岁。
第二天多米就到街上找那所萧红生下一个死孩子的房子，她转了几条街之后很容易就找到了，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说明文字，但是没有辟为陈列馆。里面住着人家，一个退休老太太模样的人正坐在门里，双眼警惕地看着多米，把多米打算闯进去看看的愿望彻底打消了。
但她不甘心就此走开，她像一个负有重任的人那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这房子，她退到屋前的青石板去看。她想：一个天才女作家就在这间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二十四岁成名，三十一岁夭折，有专门研究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她的纪念馆和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她却在这个小镇的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死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生了一个死孩子的屋子却挂了一块牌子，供人参观。
多米盯着那牌子看了又看，觉得它就是那个死孩子。
这是一个路标，还是一个暗示？
一个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婴，横亘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这里的隐喻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能破译。
多米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大城市装束，很有文化的样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后看那牌子，多米一转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时地看了多米一眼，两人目光对视的时候，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便说起话来。
年轻男人说他是四川日报记者，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刚分去，他说他当天下午就要赶五点多钟的火车回成都。多米一听，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是的！她立即拉开随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车票让那男人看，她说：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这趟车啊！
记者高兴地说：我们正好同路。他们像两个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开始谈起了文学和人生，多米发现，她所敬仰的一个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后自愿援藏，不久前因为翻车牺牲在藏北的一条冰河里，多米为此还写了一首悼诗，当她听说她曾跟他同班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她缠着记者，反复追问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当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以及关于她扎头发用橡皮筋还是发带的问题，多米把记者逼了半天。好在记者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只是无奈地说：多米，你真像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诗人。
他们中午在街头的一个面铺吃了担担面，之后他们又聊了好大一会儿才各自回住地收拾东西退房结账。
他们约好时间在江边码头等候，但是渡轮在他们到达之前刚刚上完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渡轮慢吞吞地走了一个来回。
这一耽误就坏了事，当他们看着手表赶到小火车站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们说，那趟车五分钟前刚刚开走。仅仅五分钟！多米懊丧极了，这是她此行的第一个突发性事件，她马上想到，她的票作废了，她又要在这里呆上一天一夜，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多米越想越烦，记者却到售票处打听了消息来，他告诉多米，当晚九点还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车。一听说不用在这里过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来了。
多米问：那我还要重新买票吗？记者说：不用，我有记者证，到时我跟他们说说。多米便真正放松了起来，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给你一件坏事，又随手补给你一件好事，车误是误了，却给你一个不错的伙伴。她看了看四处的荒地和田野，暮色无声地袭来，除了车站有灯，八面一片苍茫，秋风从看不见的江那边凉嗖嗖地过来，多米想，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该是多么凄凉！
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
多米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她有时不怕一切，比如不怕如此漫长艰苦的只身独行，有时却又怕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独自去温泉、独自留在孤零零的火车站过夜。她常常以为自己经过了磨炼已经很坚强，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多米曾听几个不同的男人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多米，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
她不十分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多年之后有一个博学、聪明、外号叫康德的男人对多米说，她应该学习西方的女权主义，使自己的作品强悍一些。他凝视着多米虽过而立之年却仍然显得十分年轻的脸庞（这超越年龄的年轻也许正是她内心的“纯粹的女性”所赋予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多米，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
（美与强悍，到底什么更重要呢？）
多米反驳男人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女权主义者对此会不屑一顾的。
同时她却在心里想，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如玛丽莲梦露，她也是很喜欢的。
让我们再回到车站，那个男人并没有给多米制造麻烦，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温和善良的、既尊重女人又老实本分的男人，他跟多米分食了一些他带的饼干，然后在候车室里等到了九点。他们在极其拥挤吵闹的慢车里熬了一夜，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到了成都。由于人太多，出口处只好敞开围栏，让人流涌出。没有验票，多米一直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她轻松地走出车站，她没有车票，她第一次混票成功了。
记者把她领到四川日报自己的办公室，他给她打水洗脸，又打了早饭，吃完之后她就礼貌地告辞了。
这个温和的男人姓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再次面临着找住处的问题，因为刚刚吃过早餐，我心情愉快，此外我还有另一个愉快的理由，我出发的时候办公室的同事好心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到成都后找成都图书馆的馆长安排住处，他是我同事的大学同学。
我走在路上，幻想着这个馆长如同那个记者一样热情友好，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将住在他的家里，先洗一个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但我扑了一个空。
馆长不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站在别人的办公室门口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跟他们毫无关系，别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他们有好几个人，他们看了她的介绍信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多米沮丧地站在门口。但是她听到其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去帮她找找住的地方吧。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立即站了起来，其他人纷纷安慰多米说：他去帮你想办法，你跟他去吧。
多米立即就放下了心。男人说：你跟我来吧。她跟在他身后，她想：这是一个好人。好人问她累不累，多米马上老实地说她刚下火车，累极了，真想睡一觉。好人就说，让她先到他家歇一会儿，他去联系住处。
好人的家十分狭窄，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多米看到舒适平整的床顿感亲切，好人刚刚说完:你就在这床上睡一觉吧，多米立马就把鞋脱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好人把多米领到文化厅招待所，四人间，一个铺三块。有了着落，又睡了觉，多米精神好起来，便想起问好人的名字，好人说他叫林森木，很好记。
十年过去，所有萍水相逢的名字我全都忘记了，包括初夜的矢村，矢村是一个虚构的外号，我最后也未能把它用熟。只有林森木这个名字，我轻易就能想起，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在老地方，我也弄不清我当初去的是省图书馆还是市图书馆，我希望图书馆的前同行们有读了这篇小说的，请转告林森木好人，有一个当年只身漫游的女孩，曾经得到他的照顾，她至今仍然记得他的名字。
我记得这个名字还跟我的一段假设有关。这要涉及到另一个男人。
我到招待所的当天中午就到处打听洗热水澡的办法，有人告诉我可以用几瓶开水在洗脸间洗，于是我又到处找开水，当我终于知道需要自己到值班室用电炉一壶壶烧时，据说又停电了，我怀疑是那个值班的瘦女人故意关的闸。正沮丧着，坐在值班室里看报纸的一个男人说他可以为我提供两壶开水，我这就可以跟他去拿。
我当时虽然觉得这个男人在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人感到不放心，但洗热水澡的迫切愿望压倒了一切，我当时认为那种不放心不是别的，只是不放心他说话不算数。
于是我尾随他到四楼他的房间，正好在我三楼的房间的头顶。我拿了开水扭头就走，他在后面追着说：一会别忘了还给我开水瓶啊！
就是这个男人，后来我想起来他最使我不安的地方是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非常狠的像狼一样的目光，这目光使人害怕。这是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找到的一种比喻，当时我只是觉得不安，他不像林森木那样给我一种天然的安全感，使我一到他家就敢在他家的床上睡觉，这个狼眼男人使我总是如坐针毡，我总是想从他的房间逃跑，但他的话题又总是把我留住。
狼眼男人说他五十岁了。
同时他说他身体很好，我看到他在那个秋天的早晨里穿了一件短袖衫，他像日后的健美表演一样捏紧拳头使肌肉隆起，他还炫耀说他的皮肤没有皱纹。第二天一早，他在我去值班室找开水的时候在门口的自来水龙头下光着膀子冲冷水澡，我看见他举着一盆冷水哗的一下罩头罩脑地冲下去，他发红的皮肤上立即升上一层白色的水汽，把初秋的清晨衬托得冷嗖嗖的。
这使我害怕。
狼眼男人冲完冷水之后也到值班室打开水。
他说他从前是一个演员，是省剧团的头一号。他的五官的确很好，是坚毅有力的那种，有雕塑感。他说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西部农村，在那里放牛，后来又到当地的商店当售货员，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改正，现在厅里还没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合适的房子，他在招待所住了快四年了。
我隐约感到，一个长期住招待所的独身男人是危险的，但我不会说谎，仍然老实地回答他的问题，我说我是独自一个人来旅游，要上峨眉山，在成都没有任何熟人。
他显得很高兴。他的高兴让我害怕。
第二天我去峨眉县，三天之后返回成都仍然住进这个招待所，我不知道别的去处，而且我奇怪地认为，虽然有一个狼眼男人，但我住过了一夜的地方毕竟有一种熟悉的安全感，我把狼眼男人当成了我的熟人。
狼眼男人说他什么事都没有，时间极多，他可以陪我。这时我的依赖性再次走了出来，一脚踏在了旧的脚印上面，成语叫做“重蹈覆辙”他陪我到一些就近的游览点四处看看，有一次他带我到了一个公园，我们在一个微雕陈列室看完微雕现场表演之后一直往公园深处走。
我突然发现狼眼男人把我带到了一个僻静的深处，四周是树丛，十分安静，我向四面看看，竟没有看到一个别的人。当时正是下午三四点，秋天的太阳凄切地悬在头顶，恐怖像一种无可抵挡的流体顷刻弥漫在了每一棵树丛后面，我感到手心在出汗，内心一片冰凉，我靠近狼眼男人的那边身体紧张极了。
我站在这块无人的空地中间一动不动，我恐怖地想着：这下完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脑子里胡乱地选择着：是扭头就跑，还是大喊救命？我的双脚却一点儿都动不了。
突然狼眼男人抓住了我的手，他说我看看你的手。他的手像铁做的，把我的手腕抓得很痛。
他把我的手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
多米，你的手不像女人的手。
我深感意外，问：为什么？
你一定练过拳的，是不是？他说。这是一句解救的话，一句立即改变了我的地位的话，把我从内心深处的弱女子变成了我自以为的奇女子。
我答说：练过。
我说的虽然是谎话，但我虽没练过拳，却练过剑，心里有些底气。
他说：你看，我猜对了吧。他又问：你练了几年？我说：有两三年。他问：能打吗？我说：有些手生，不过也能打一点儿。
这样的对答使我彻底放松了。我放松地说：我们走吧。我便走出了险境。
但后来狼眼男人说了一句别的话，使我怀疑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手像练过拳的手而获救的。
在回去的路上男人突然说：那个林什么，就是图书馆的那个老头，对你还挺负责的。
我说：什么？
男人说：昨晚他还来看你。
我忽然觉得，是这个叫林森木的人救了我，这个想法使我此时眼里饱含着眼泪。我想，在成都，我是一个熟人也没有啊，我孤零零地浮在空气中，假如我消失了（我马上想到n城的公园深处的无名女尸，或车站里无人认领的行李袋，罪行和血腥，像深渊一样张着大口），谁也不会知道，谁都不会有责任，谁都不会有关系。但是有一个林森木来看我，如果我失踪了他就会知道，狼眼男人一定想到了这一点。
前一天的晚上，狼眼男人把我叫到他房间聊天，约八九点的时候，林森木到狼眼男人的房间找我来了，我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没有坐（我没有想到应该把他让到我的房间坐坐），他站在门口跟我说：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来看看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就走了。
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事，也不知道该说些别的话，他略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又隔了两天，到我准备走的那个晚上，林森木又来看我一次。那也是一个我感到危机四伏的时刻，我现在想，林森木怎么能这样不失时机地到来呢，他就像是上帝派来的。
那天晚上狼眼男人说他可以给我看看他年轻时候的剧照，这使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我又到他房间去了。
他说他的剧照是他姐姐保存下来的，他手头的早就烧掉了，他边说边找钥匙，翻箱倒柜地拿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两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画面很单调，动作和表情又都很夸张，让我觉得不自然，我本来期待着看到像外国电影剧照那样的照片，我失望地催他再拿别的来看，他说再也没有了。
我失望之极。
他向我讲解剧照，说一张是江姐里的甫志高，一张是洪湖赤卫队里的副官。我对这两个人物都兴趣不大。
他又问我能不能认出这剧照里的人就是他本人，我说能认出。
他便高兴了起来。我说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天上午还要赶火车。他想想说：你可能饿了，我给你冲杯牛奶。
我似乎觉得的确有点儿饿了。他冲好牛奶给我，我接过来很快就喝掉了。又稍坐了一会儿，我觉得困极了，又像头有些晕，我尽力支持着，却觉得有些站不起来。这时我听见狼眼男人的声音在我身后远远地问：
你怎么了？
我说:我困了。但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狼眼男人的声音说:我扶你躺下来。
我说:不，我要回我房间。我一点儿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这时我听见门口响了几下，狼眼男人一时站着不动，门又响了几下，狼眼男人开了门，林森木进来看见我，说：你明天要走，我来看看你。
这个新到的刺激使我清醒了一些，我说我困得很，我正要下去。我出了门，林森木送我到门口便回去了。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比较模糊，觉得就像是在梦里，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喝了狼眼男人的牛奶还是做了一个梦。现在追忆起来，有许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像夜晚的水流，在梦中变化，永远没有一个清晰的形状，只有林森木这个名字，像水中的礁石，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坚硬、闪亮。
我曾经跟不同的人谈到我只身走上峨眉山的经历，这样下面这段叙述就有些陈旧了，为了本章的完整，我还要将这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以往的多次讲述都是口头的，我应该写下来。
当时天已经凉了，旅游车都停开了，形势很不利，是一副去不成的态势。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上山，上山的念头成了我那时的一个信念，我想既然那么远的路我都过来了，冷些怕什么呢，人少怕什么呢。我潜意识中把这次上山当成了我整个人生的隐喻，我毫无理由地坚信：只要我能登上金顶，我的一生就是成功的，不然就是失败的。
我把上金顶上升到了这样一个境界，一切审美的心情，观光看风景的心情统统消隐了。当时我发着烧，天上飘着不小的雨，我没有带任何雨具，淋着雨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雨飘进眼睛里，四周水蒙蒙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的衣服全湿透了，身上发烧的热量把湿衣服蒸腾出一层白色的水汽，我全身裹在这层水汽中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我一步都不敢停，我知道，只要我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走下去了。从我身边经过的大多数人都拄着拐棍，所有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男伴帮她们背着包，拖着她们上去的。只有我是一个人，背着自己的东西，全身湿漉漉地往上走。我觉得自己英勇极了。
我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天黑的时候上到了金顶。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开始从大学时代的低潮走出来，一夜之间，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同时，就是这一夜之间，我的字体也变了，这是令我十分奇怪的一件事。我工作之后，我的字体沿袭了大学时代的瘦、软、犹豫，看起来十分难看，但我下山后，中间没有经过任何过渡，一写出来就遒劲、挺拔，一去猥琐之气，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字像出自男性之手。
（当然，十年过去，我再没有力气和勇气重复当年的旅途，我的字体也渐渐失去了某种气质。）
以上的事情我已经说过多次，它们都是事实，但是中间还有一些重要的人我还没有提到。让我从头再来。
我到成都火车站打听开往峨眉县的旅游列车，别人告诉我，因为天气转冷，这趟列车已经停开了。我不甘心，又打听到有慢车同样可到峨眉县，于是我便上了慢车。
开车大概个把小时后，我发现隔了过道的同一排座位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翻出了一本书在看。他在三人座位最靠走道的一侧，他的右边是另外两个人，阳光照进他的右边，他正好是一道阴影。我突然看到他看的书是诗，这使我有一种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我在想像中拨开陌生的人群，朝我熟悉的身影走去，我问他，读的是谁的诗？他说是莱蒙托夫。
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像国际歌的旋律一样，一经说出，立即连空气都充满了同志般的微笑。
读诗的男孩使我信任，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又将一个人到哪里去。
读诗的男孩毫不辜负我，他马上叫起来，哎呀！他说，我们早点儿认识就好了，我刚刚休完假，假期已经用光了，不然我一定陪你上峨眉山。
他说他是蛾眉县境内一家国家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和假期都很多，只是工厂保密，叫什么三七一或六五九，他郑重地写在我的本子上，我没能记住这组数字，他说他姓李，叫李华荣，是不是这个名字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一问年龄，他才二十岁，这太让我高兴了，年轻的男孩总是比上了年纪的男人更富有诗意，除了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面容，红唇皓齿，像花朵一样，浓密的黑发，让人想起“蓬勃”、“茁壮”这样的好词。
这是我漫漫长途的一道阳光，明媚、坦荡，像火车的节奏一样，把遥远而美好的东西送到你的脚下。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好男孩我遇到的太少了。我能想起来的，连这小李在内，一共只有两个。
红唇男孩。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那另一个红唇男孩竟也姓李，也叫李华荣，现在我有些怀疑前面那个李华荣名字的真实性，有可能我把后面这个男孩的名字提前想出来了，让我再想一下，确实，这两个男孩都姓李，他们甚至长得很像。
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吗？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他们中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吗？
让我插进第二个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比峨眉男孩的故事还要简单，但他的确是我在一段灰暗日子里的一道光亮。
那是我漫游大西南之后的许多年，大概六七年吧，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刚刚经历了一次十分投入又十分失败的恋爱，这在下面我将要说到，总之失恋使我身心俱伤，我看上去十分苍老疲惫，为了拯救自己，我再次独自出来旅游。我先到北京，后到上海，我毫无目的地在这两座城市中乱窜，找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瞎聊天。
那天我去浦东找陈村，我在电话里问清楚了楼号门牌，结果却在一片相同的楼群里迷了路，正要找人打听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红唇男孩。他惊讶地说：原来陈村就住在我们这一带呀！他接过我手头的地址说：我领你去找。我在上海的日子里，红唇男孩常常来看我，他给我打电话，只要我不出门他就来陪我，有时我出门不认路，他就赶过来为我领路，我要上街买衣服他也来领我去，他叫我“林姐”跟那个峨眉男孩的叫法一模一样。上海这个红唇男孩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岁。他说他喜欢写小说。以后要将他的小说寄给我看。
后来我回n城去了，没有收到他寄来的小说，他像一道阴影一样消失了。
让我们再回到峨眉山。
二十岁的男孩因为假期已满不能送我上山，但他决定把我送到山脚。
到了峨眉县，男孩帮我找地方安顿下来。晚饭后他从家里带来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经秋意很深了，他还找来了几个跟他同样大的男孩跟我谈诗。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负责地来叫醒我，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山脚，下了车，他四处看看，觉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几里地，直到他看到了两男两女的一伙游人，问清楚人家是两对新婚旅游的夫妇，又将我托给人家关照，懂事的男孩才放心下山。
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愿上帝格外宠爱他，给他一个最好的女孩，让他过最好的日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下山后我按照约定就地将他姐姐的衣服寄到他的秘密工厂，在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我一直等他到n城来，至今没有等到。
我跟着两对蜜月夫妻上山，我发现他们步履轻盈、行动敏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地质队的，这使我大惊失色，我想我最好还是重新搭伴，但我前瞻后顾，总没看到有合适的团伙，这团伙要有男有女，人数不多不少，若只一对夫妻，自然不能厚颜无耻地挤进去。
我便跟着这两对地质队员，以最快的速度一天爬上了金顶。他们都是好心人，拉远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们还替我拍照，这照片在几个月后如数寄到我手里，还是放大的。
我们在夜色浓重的金顶发着抖摸到了气象站的房子，那里有棉大衣、炉火和热水，管房子的人说，你们有没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两个新娘纷纷说：不消了，不消了，她一个人会害怕，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个接一个地烫脚，又摸着黑手拉手去上厕所，然后上床，被子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把租来的棉大衣压上还全身发冷，像在南极一样。
第二天没有太阳，阴沉沉雾蒙蒙的，我站在悬崖边的铁链旁边留了一个影，是山上的摄影服务社照的，这是我在金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画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我穿着一件深色衣服，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黑色的铁链。
这是一张奇特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几张，它是我生命中到达的一个顶峰。
从成都到贵阳，印象最深的是一头剖成两半的猪。在半夜的时候，从窗口爬上来一群农民，他们把半边开了膛的猪搁在座位前的小茶几上，这只猪有半只嘴，一只耳朵，一只紧闭着的眼，半边身体和一条完整的尾巴，它头朝车窗平放着，像一具全身赤裸的尸体。死猪头正好对着我，血的腥气和生肉的气味不可抵挡地罩着我，使我感到又恐怖又恶心。我既没有办法弄开这头猪，又不可能离开这个位置，过道里已经满是人，我的座位靠背上也被一个老女人坐上了，她的屁股正好顶着我的头，空气十分污浊，令人要晕过去。
这一夜像一个真正的噩梦，扛着半只猪上车的农民们甚至带着杀猪刀，在黑暗中，快速行驶的列车呼啸着，雪亮刺眼的刀刃闪闪发光。有一个抽烟的人把燃着的火柴捅到猪皮上，发出一阵焦糊的气味。
一切都令人不安。
这种不安一直延续到了贵阳街头，我发现街上的行人出奇地少，少得根本不像一个省会，同时每个行人都行色匆匆，像是急着办什么事，我站在街边看了好一会儿，没有发现一个闲聊的人。
我糊糊涂涂地感到饿了，找到一家半开半闭的铺面，竟说不营业，一直找到第三家，才吃上一碗面。我想起来打听此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店主说，正在流行一种病，这种病介于霍乱与鼠疫之间，吓得大家都不敢上街。
我大惊。
我想我必须赶快逃跑，我体质弱，又经过了长途跋涉，一旦染上这种怪病，必死无疑。
于是我立马又回到火车站售票厅，室内乱纷纷的，听到有人说开往都匀方向的列车封掉了，有说不开了的，有说只准上不准下的，有说上下都不准的，还有一个人说，就像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全封闭，不开窗，从这边发车，经过都匀不停，直达终点，但会不会像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在某一个秘密的地方被炸掉，那很难说。
众说纷纭。
但我已经弄明白，关键的地方是都匀，那是这种怪病的发源地，也是病人最多最严重的地方。
但都匀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它对我是一个不相干的地方。只有当我看了地图之后，才发现，都匀是我去往柳州的必经之路，我准备从柳州返回n城的，这样我不得不改变我的计划了。
我从随身带的袖珍交通册上重新选择了我的路线，我决定往都匀相反的方向走，到六盘水，然后坐汽车到云南境内的文山地区，再从富宁到百色，回n城。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正常路线，我隐隐有些兴奋，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神秘的改变，奇异的事情就要来临了，它们将沿着这条意外的线路芬芳地逸出，如同一些花朵，沿着这意外的枝条，渐次绽开。
到六盘水的时间是夜晚，我恍惚走出车站，出站口空无一人，我奇怪怎么会没有人从这里出站，刚才跟我擦肩而过的那些人此刻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回过头去看他们，我看到四处一片寂静，火车在瞬间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车站的灯奇怪地发出一种介于青黄与棕绿之间的光，像文物的色泽一样，就像陈年的光散落到了这个地方，陈旧、阴柔、慵懒、恍恍惚惚。车站里的窗口能看见一些人影，但这些人木然不动，既像一些人形道具，又像一些平面上的影像，我竭力想要看到他们的背后，但我总是看不到。
检票口没有人，只有一盏散发着青黄光线的灯，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这层神秘的灯光下拖着奇怪而长的阴影。
我步履轻盈，有一种浮动感，我肩上挎着的背包似乎也有了浮动感，我被一股气流所裹挟，恍惚之中就来到了车站前的空地上。
有一辆卡车停在那里，车门敞开着。我看见开车的人戴着一只像灯光那种青黄色的口罩，他转向我，把口罩摘下，我一下子认出了他，我说：原来是你啊！
他说：是我。
他是我多年前一个老同学，他的面容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安全，但我无论如何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仍然叫不出他的名字，常常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他的名字浮到了我的眼前，但我一旦醒来，他的名字就沉下去了，有时候我很有把握地要喊出他的名字了，但我一开口，他的名字随即消遁。
我只好叫他“你”在我的叙述中，叫他开车人。
开车人说：你上来吧。我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诡秘一笑，说：我知道你要来，我已经等了有一会儿。我问：你要到哪里去呢？他说：你不是要去文山吗？我正是要去那里。我看到他的卡车后厢用厚厚的帆布篷严严实实地罩着，他说里面装的是盐。
我坐进车头位子，他从黑暗中抓出一只青黄色的口罩让我戴上。我说我不戴，他说都要戴上的，这是一个规矩。我又问他这口罩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颜色，他说：都是这样的。就好像我问他口罩为什么是白色的一样。
我戴上口罩，立即感到一种潮乎乎的气息沿着我的口鼻迅速蔓延到了我的全身，这气味有点像下雨时灰尘的气味，同时有一些可以分辨出来的香气弥漫其间，这种香气我觉得有些熟悉，它的陈旧的幽闭感使我感到我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与正常的事物不能连接的维度。这种怪异的香气又像另一种载体把我载往时间的深处。
自上车后，开车人就几乎不开口了。我从车窗看到我们的车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我们有时在山顶，有时在山脚，有时在山腰，上坡和下坡是明显的，但我发现，我在车里却感觉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我所坐的车是在一个十分平直的平面上行驶，这平面平到没有凹凸和石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磨擦力。卡车就像是腾空而行的飞船，腾空而又贴近地面，呈匀速飞行状态。
有时路过小镇，能看见房屋和人，都像那个奇怪的车站那样，笼罩了一种青黄的光，它们静止不动，模糊不清，像是隔了一层极薄但又无法穿越的帷幔。我闻到陈年的气息越来越浓重。
我们穿过了一大片异常妖娆、艳红无比的花田，后来我知道那就是神秘的罂粟花，青黄的光线隐去，明亮的太阳的白光从敞开的青天之上直抵罂粟花的花瓣，呈现着自古到今、亘古长存的姿势。罂粟花的红在薄如蝉翼的花瓣上，有跃动、飘浮、闪烁之感，像火焰；红土高原的红色却沉厚得无法穿透，它是一切红色的母体，一切的红色，都是它随处散布的精灵和儿女，它红得无边无际，天老地荒，在阳光下，灿烂而苍凉。
我们在红土高原上走了很久，路上全是艳红硕大的木棉花，它们像肥硕的雨滴一样飘落，在红土蓝天的背影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我在极度的静谧中，听见花朵落地时的叭嗒声。
车子停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问开车人，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他同时说了三个地名：文山、马关、麻粟坡。这虽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回答，但确是我在地图上找出来，准备去的地方，于是我不再苛求，就下了车。
我让开车人把我领到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我们在镇子上行走。我看到，此地虽然偏僻，但从房屋看来，却是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热闹的重镇。我依稀看到，各色人等塞满了十字路口、酒馆、米行、集市，有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戴着瓜皮帽的财主，手执棍杖的地绅、商人、小贩、拉车者、穿着绸缎的太太、穿着白衣黑裙的小姐，小家碧玉、农家女、老人和孩子。盐、药材、八角、桂皮、木炭、土布、织机、农具、种子、动物的皮毛、干辣椒、生姜、花生、黄豆、白菜、萝卜，等等，它们在空中和地上穿梭不已，从一些人手到另一些人的手，或者到土里，或者到火里，或者在人的身体中消失。它们是斑斓的一片，在那种奇怪而陈旧的光线的照耀下，渐次消退。
所以我走在街道上时，它们已经全然消隐了，它们的影像悄然远去，消隐到背景之中，我所到达的街道，空无一人。
空无一人是一个我喜欢的词，这个词意味着静谧、肃穆、隔绝、神秘。这是我心爱的空间，我笔下的女人总是在这样一个被我扫清了闹声和人流的空间出现，她美丽的面容就要浮现出来了。
开车人把我领到一座红色的宅楼跟前，这宅楼雍容大方，品格典雅，我在n城及家乡的广大地区均没有见过如此建筑，它那幽深神秘带着往昔岁月的影子使我感到一种隐约的召唤，这座楼或许就像那辆卡车，等候我多时了，我此生中注定要来到这里，命定地在经历了初夜和曲折、经历了西南最有名的山峰后，乘坐一辆奇怪的卡车，在布满往昔时光的日子里，来到这里。
我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是必然。为什么在那一年会有一场霍乱，就是为了阻挡我一无所获地返回n城，为了让我偏离正常轨道，来到这座楼跟前。
这样我就看见了她——一个穿着旧时代旗袍的女人站在大天井里，一层薄薄的雾状颗粒悬浮在我面前，折射着青黄色的光线，使她的身影不太清晰，像是被某种难以言说的帷幔阻隔着。
这个女人是我在十年之后所写的小说回廊之椅中出现的人物，在她尚未到达我的笔尖之前，我跟她相遇了。
在那篇十年后才出现的小说中，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这里，我在这幢红楼中遇到的是另一个女人，是她的使女七叶，全部有关这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七叶的叙说，我始终没有见到她本人，我所见到的只是她的照片，全身坐像，黑白两色。我在小说中写道：“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衩很高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使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朱凉，当我在黄色光线映照着的红楼天井中看到她的背影，她的名字就像两颗晶莹透亮的水晶在浮光中飘然而至。她正像她日后将在她的照片中出现的那样，面容明艳，美丽无比。
她站在天井的夹竹桃树下，我将要走近她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我看到的就是我将在十年后看到的那个照片里的朱凉。她说：多米，我知道你要来。她的声音像从时间的深处逸出，带着穿越时间产生的气流摩擦声。我说我不认识你，她说：我们有缘分，隔世也能认识的。
她说你跟我来，她的裙裾拂动，散发出一种阴凉的气息。我跟在她身后，穿过空无一人的天井和回廊，走进一间看样子是客厅的房间，里面既黑又大，我只能看到朱凉的衣角在我面前隐隐飘动。正厅的屏风后面有一窄小的通道，穿过通道就到了后园。
我看到模糊的红墙之中的一块平缓的坡地，靠围墙放着一些大水缸，夹竹桃参差立着。我在这个陌生的后园中寻找早已消失了的往日影像，我看到朱凉的使女七叶在土改到来之前的某一个时刻出现在这个后园，那个隐秘的木门就在靠近楼墙的一只大缸的背后，我用手一推，木门轻易就被推开了。我弯腰从木门进去，发现里面是一个夹墙，有一张桌子那么宽，一种我熟悉的气味从夹墙的深处散发出来。我看到七叶把朱凉送到这个幽闭的夹墙，她们在这里消失。
十年之后我笔下的朱凉神秘失踪，我本人则进入一个可怕的梦境，我摸索着往夹墙深处走，我全身紧张，手心出汗，陈年的香气从夹墙的深处漫出，我隐约看到前面坐着一个女人，我大声喊七叶，没有人回答我。那个女人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我壮着胆往前走近，那女人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穿着一件民国时期的旧式旗袍，这旗袍使我想起了七叶枕边的那照片，我想这个肯定是朱凉无疑，我轻轻叫了一声，她还是没有抬头，我壮着胆伸出手碰她一下，指尖上悚然感到一阵僵硬冰冷，我吓得转身就跑，忙乱中撞到了一个什么机关，这个人形标本僵硬地抬起了脖子，发出一声类似于女人叹息那样的声音。
在小说中我以一声恐怖的尖叫返回现实，我在旅馆的黑暗中看到，七叶苍老的面容、梦中朱凉的人形标本、妖艳的夹竹桃、阴森的夹墙，它们像一些冰凉陈旧的叶片从空中俯向我，带着已逝岁月的气味和游丝，构成另一个真假难辨的空间，这个空间越来越真实，使我难逃其中。
我便让自己搭上了一辆运盐的货车离开了此地。
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在我第一次到达这幢红楼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返回现实的方式有所不同，并不是从梦境的缠绕中以尖叫的力量返回现实，而是以另一种形式。
当时朱凉领我走上楼，我看到每层楼梯的拐弯处都有一个奇怪的小木门，我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朱凉的脚步轻盈如飘，我听不见它们的声响。
我们走上三楼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只放在廊椅上的茶杯，那只青瓷茶杯孤零零地在暗红色的廊椅上，一只杯盖斜盖着，那种我已经习惯了的青黄色光线照着它。有一种年深日久之感。
朱凉领我穿过回廊走进她的房间，一种我所熟悉的薰草的香气从里面漫出来，室内光线幽暗，那种让人不安的黄色光线未能进入其中。我发现这个房间比从外面看的要大得多，大得有些不真实。我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里，看到那张我后来在小说中提到的缎子丝棉被，被面是上好的底，上面是猩红艳丽的玉兰，看上去质感像水一样，又软又滑。
房间各处摆着一些核桃大的小香炉，朱凉在香炉上插上一小根干草辫，她点着它们，灰色婀娜的烟开始在房间里飘动，香草的气味渐渐充满了室内。这时我才看到，这个房间四面都是镜子，它的三面都是镶在墙里的大镜子，一面墙上是各式各样的大小镜子，连床头的木板、床的内侧都镶有镜子。
这使我心有所感。
朱凉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地方，你迟早要到这里来，你以后还要到这里来的。
我有些疑惑。朱凉又说：你可以从这里出去，然后你将经历一场愚蠢的恋爱和一场单调乏味的婚姻。你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你还将来到这里。
我问：我怎么才能出去呢？
你面对这面最大的镜子，闭上眼睛，在意念中想像你的身体穿过这面镜子，你要坚持这个意念，不能有任何杂念，直到我给你点的干草全部燃尽，朱凉说。
朱凉连同她的话音像烟一样消失了，我独自坐在这间满是镜子的奇怪房间里，看到自己的身影在四面的镜子里虚幻地浮动着。
我闭上了眼睛，穿镜而过的意念在眼前明晰地浮现。
我听到鼎沸的人声，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正在喇叭里唱着，满街都是军人，我奇怪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后来我看到“文山州百货公司”的牌子，想起这是对越战争的前线，有一阵没有仗打了，军人们放心地在街上溜达。
有几个军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并立即就跟我攀上了老乡，他们说晚上有全总文工团的慰问演出，他们可以把我带进场，我想起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演出了，就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我跟部队的卡车去百色，从百色回到n城。
十年以后，我果然像朱凉所预言的那样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找到那幢红楼，一个年迈的守门人告诉我，朱凉是五十年前这幢宅楼的主人章孟达的姨太太，她上过洋学堂，是这一带有名的美人，但她五十年前就死了。
我知道朱凉肯定在那间神秘的满是镜子的房间里等我，但她匆忙中忘记了告诉我返回的方法，我只有在那层黄色的光线之外，凝望囚禁在时间深处的影像了。
我到后园看了一下，那几棵夹桃竹还在，正开着妖艳无比的桃色花朵。
bsp;男人不作声，他扳过她的脸就吻起来，这吻销魂蚀骨，使多米全身酥软。
很轻的风从窗口潜入，掠过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阵凉意，这使她悚然一惊，她发现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经被男人完全解开了。
事情已经完全不可挽回，男人的全部动作迅猛、有力、简捷、娴熟，像真正高级的艺术一样没有半点儿拖泥带水，比那个山上碰到的稚嫩的强暴者强了一千倍。
她对那男人说：我还是处女。
男人说：你是处女？
她无辜地望着他，认真地说：是。
男人说：不可能！
多米说：我真的是处女。
男人说：不可能，我听说插过队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处女。
多米着急起来，说：可我是，我从来没有跟男人睡过觉。
男人顾不上听她的申辩，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炽热而黑暗的巨大洞穴，一下就把她吞没了。她来不及绝望就被吞没了。又像一个深渊，她事先不知道她已经站到了深渊的边缘，男人说，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会掉下去的，但话还没说完人就掉下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没有开灯，房间就像真正的洞穴或深渊一样黑暗。多米恢复了感觉，她感到某种异物充塞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类似于木质一样的异物，又硬又涩，它毫无理由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
一阵剧痛滞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像有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疼痛就像一种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细腻的知觉统统遮盖住了。即使在后来的几天，疼痛逐渐减轻，她也没有获得丝毫快感。
无休无止的疼痛挤压着她，她体内的液汁潮水般地退去，她的身体就像干涩粗糙的沙滩，两个人的身体干涩地磨擦着，使她难以忍受。
她又累又疼又绝望，总算等到了结束，她听到那男人说：你确实是处女。她闭着眼睛想：但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怀着身上的疼痛睡着了。半夜的时候他把她弄醒了，又一次要她，她说：我疼极了。但她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她无法阻止那男人再一次进入她的身体里。辣痛的感觉重新升起，她开始意识到，她毫不被怜惜，她身上的这个男人丝毫不在乎她的意愿，他是一个恶棍和色狼，她竟眼睁睁地就让他践踏了自己的初夜。
耻辱和悲愤使她哭了起来，第一声抽泣就像一根鞭子，一旦抽落，万马奔腾，她充满了绝望地嚎哭起来，哭声在黑夜中撕心裂肺。男人只得提前结束了。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房间，一个陌生的男人，多米跟它们度过了自己的初夜。这个初夜像一道阴影，永远笼罩了多米日后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到了武汉，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常常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找舒群，她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闷。当时武汉的情况很紧张，日本侵略军的战线向西延伸，窗外时时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空中经常出现狂吼怪叫的日军轰炸机，萧红只好拖着沉重的身体到处躲避。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文化人仓促向四川转移。萧红也坐船到了重庆。萧红分娩前夕，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家，她在白朗家住了两个月，生下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肖凤萧红传）。
多米从重庆到成都，中途在江津下了车，这是她在看地图时忽然冒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冒出来不久，火车就到江津了，她跳下车，坐上江轮到县城里去。
她在一个招待所找到了住处，那是一个双人间，一个床位三块八，同室住了一个身材长相都很清秀的姑娘，多米奇怪地想要知道她的年龄，她不懈地追问她，后来问急了，那姑娘便说她三十岁。
第二天多米就到街上找那所萧红生下一个死孩子的房子，她转了几条街之后很容易就找到了，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说明文字，但是没有辟为陈列馆。里面住着人家，一个退休老太太模样的人正坐在门里，双眼警惕地看着多米，把多米打算闯进去看看的愿望彻底打消了。
但她不甘心就此走开，她像一个负有重任的人那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这房子，她退到屋前的青石板去看。她想：一个天才女作家就在这间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二十四岁成名，三十一岁夭折，有专门研究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她的纪念馆和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她却在这个小镇的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死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生了一个死孩子的屋子却挂了一块牌子，供人参观。
多米盯着那牌子看了又看，觉得它就是那个死孩子。
这是一个路标，还是一个暗示？
一个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婴，横亘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这里的隐喻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能破译。
多米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大城市装束，很有文化的样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后看那牌子，多米一转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时地看了多米一眼，两人目光对视的时候，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便说起话来。
年轻男人说他是四川日报记者，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刚分去，他说他当天下午就要赶五点多钟的火车回成都。多米一听，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是的！她立即拉开随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车票让那男人看，她说：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这趟车啊！
记者高兴地说：我们正好同路。他们像两个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开始谈起了文学和人生，多米发现，她所敬仰的一个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后自愿援藏，不久前因为翻车牺牲在藏北的一条冰河里，多米为此还写了一首悼诗，当她听说她曾跟他同班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她缠着记者，反复追问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当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以及关于她扎头发用橡皮筋还是发带的问题，多米把记者逼了半天。好在记者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只是无奈地说：多米，你真像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诗人。
他们中午在街头的一个面铺吃了担担面，之后他们又聊了好大一会儿才各自回住地收拾东西退房结账。
他们约好时间在江边码头等候，但是渡轮在他们到达之前刚刚上完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渡轮慢吞吞地走了一个来回。
这一耽误就坏了事，当他们看着手表赶到小火车站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们说，那趟车五分钟前刚刚开走。仅仅五分钟！多米懊丧极了，这是她此行的第一个突发性事件，她马上想到，她的票作废了，她又要在这里呆上一天一夜，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多米越想越烦，记者却到售票处打听了消息来，他告诉多米，当晚九点还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车。一听说不用在这里过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来了。
多米问：那我还要重新买票吗？记者说：不用，我有记者证，到时我跟他们说说。多米便真正放松了起来，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给你一件坏事，又随手补给你一件好事，车误是误了，却给你一个不错的伙伴。她看了看四处的荒地和田野，暮色无声地袭来，除了车站有灯，八面一片苍茫，秋风从看不见的江那边凉嗖嗖地过来，多米想，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该是多么凄凉！
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
多米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她有时不怕一切，比如不怕如此漫长艰苦的只身独行，有时却又怕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独自去温泉、独自留在孤零零的火车站过夜。她常常以为自己经过了磨炼已经很坚强，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多米曾听几个不同的男人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多米，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
她不十分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多年之后有一个博学、聪明、外号叫康德的男人对多米说，她应该学习西方的女权主义，使自己的作品强悍一些。他凝视着多米虽过而立之年却仍然显得十分年轻的脸庞（这超越年龄的年轻也许正是她内心的“纯粹的女性”所赋予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多米，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
（美与强悍，到底什么更重要呢？）
多米反驳男人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女权主义者对此会不屑一顾的。
同时她却在心里想，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如玛丽莲梦露，她也是很喜欢的。
让我们再回到车站，那个男人并没有给多米制造麻烦，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温和善良的、既尊重女人又老实本分的男人，他跟多米分食了一些他带的饼干，然后在候车室里等到了九点。他们在极其拥挤吵闹的慢车里熬了一夜，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到了成都。由于人太多，出口处只好敞开围栏，让人流涌出。没有验票，多米一直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她轻松地走出车站，她没有车票，她第一次混票成功了。
记者把她领到四川日报自己的办公室，他给她打水洗脸，又打了早饭，吃完之后她就礼貌地告辞了。
这个温和的男人姓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再次面临着找住处的问题，因为刚刚吃过早餐，我心情愉快，此外我还有另一个愉快的理由，我出发的时候办公室的同事好心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到成都后找成都图书馆的馆长安排住处，他是我同事的大学同学。
我走在路上，幻想着这个馆长如同那个记者一样热情友好，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将住在他的家里，先洗一个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但我扑了一个空。
馆长不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站在别人的办公室门口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跟他们毫无关系，别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他们有好几个人，他们看了她的介绍信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多米沮丧地站在门口。但是她听到其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去帮她找找住的地方吧。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立即站了起来，其他人纷纷安慰多米说：他去帮你想办法，你跟他去吧。
多米立即就放下了心。男人说：你跟我来吧。她跟在他身后，她想：这是一个好人。好人问她累不累，多米马上老实地说她刚下火车，累极了，真想睡一觉。好人就说，让她先到他家歇一会儿，他去联系住处。
好人的家十分狭窄，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多米看到舒适平整的床顿感亲切，好人刚刚说完:你就在这床上睡一觉吧，多米立马就把鞋脱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好人把多米领到文化厅招待所，四人间，一个铺三块。有了着落，又睡了觉，多米精神好起来，便想起问好人的名字，好人说他叫林森木，很好记。
十年过去，所有萍水相逢的名字我全都忘记了，包括初夜的矢村，矢村是一个虚构的外号，我最后也未能把它用熟。只有林森木这个名字，我轻易就能想起，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在老地方，我也弄不清我当初去的是省图书馆还是市图书馆，我希望图书馆的前同行们有读了这篇小说的，请转告林森木好人，有一个当年只身漫游的女孩，曾经得到他的照顾，她至今仍然记得他的名字。
我记得这个名字还跟我的一段假设有关。这要涉及到另一个男人。
我到招待所的当天中午就到处打听洗热水澡的办法，有人告诉我可以用几瓶开水在洗脸间洗，于是我又到处找开水，当我终于知道需要自己到值班室用电炉一壶壶烧时，据说又停电了，我怀疑是那个值班的瘦女人故意关的闸。正沮丧着，坐在值班室里看报纸的一个男人说他可以为我提供两壶开水，我这就可以跟他去拿。
我当时虽然觉得这个男人在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人感到不放心，但洗热水澡的迫切愿望压倒了一切，我当时认为那种不放心不是别的，只是不放心他说话不算数。
于是我尾随他到四楼他的房间，正好在我三楼的房间的头顶。我拿了开水扭头就走，他在后面追着说：一会别忘了还给我开水瓶啊！
就是这个男人，后来我想起来他最使我不安的地方是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非常狠的像狼一样的目光，这目光使人害怕。这是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找到的一种比喻，当时我只是觉得不安，他不像林森木那样给我一种天然的安全感，使我一到他家就敢在他家的床上睡觉，这个狼眼男人使我总是如坐针毡，我总是想从他的房间逃跑，但他的话题又总是把我留住。
狼眼男人说他五十岁了。
同时他说他身体很好，我看到他在那个秋天的早晨里穿了一件短袖衫，他像日后的健美表演一样捏紧拳头使肌肉隆起，他还炫耀说他的皮肤没有皱纹。第二天一早，他在我去值班室找开水的时候在门口的自来水龙头下光着膀子冲冷水澡，我看见他举着一盆冷水哗的一下罩头罩脑地冲下去，他发红的皮肤上立即升上一层白色的水汽，把初秋的清晨衬托得冷嗖嗖的。
这使我害怕。
狼眼男人冲完冷水之后也到值班室打开水。
他说他从前是一个演员，是省剧团的头一号。他的五官的确很好，是坚毅有力的那种，有雕塑感。他说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西部农村，在那里放牛，后来又到当地的商店当售货员，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改正，现在厅里还没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合适的房子，他在招待所住了快四年了。
我隐约感到，一个长期住招待所的独身男人是危险的，但我不会说谎，仍然老实地回答他的问题，我说我是独自一个人来旅游，要上峨眉山，在成都没有任何熟人。
他显得很高兴。他的高兴让我害怕。
第二天我去峨眉县，三天之后返回成都仍然住进这个招待所，我不知道别的去处，而且我奇怪地认为，虽然有一个狼眼男人，但我住过了一夜的地方毕竟有一种熟悉的安全感，我把狼眼男人当成了我的熟人。
狼眼男人说他什么事都没有，时间极多，他可以陪我。这时我的依赖性再次走了出来，一脚踏在了旧的脚印上面，成语叫做“重蹈覆辙”他陪我到一些就近的游览点四处看看，有一次他带我到了一个公园，我们在一个微雕陈列室看完微雕现场表演之后一直往公园深处走。
我突然发现狼眼男人把我带到了一个僻静的深处，四周是树丛，十分安静，我向四面看看，竟没有看到一个别的人。当时正是下午三四点，秋天的太阳凄切地悬在头顶，恐怖像一种无可抵挡的流体顷刻弥漫在了每一棵树丛后面，我感到手心在出汗，内心一片冰凉，我靠近狼眼男人的那边身体紧张极了。
我站在这块无人的空地中间一动不动，我恐怖地想着：这下完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脑子里胡乱地选择着：是扭头就跑，还是大喊救命？我的双脚却一点儿都动不了。
突然狼眼男人抓住了我的手，他说我看看你的手。他的手像铁做的，把我的手腕抓得很痛。
他把我的手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
多米，你的手不像女人的手。
我深感意外，问：为什么？
你一定练过拳的，是不是？他说。这是一句解救的话，一句立即改变了我的地位的话，把我从内心深处的弱女子变成了我自以为的奇女子。
我答说：练过。
我说的虽然是谎话，但我虽没练过拳，却练过剑，心里有些底气。
他说：你看，我猜对了吧。他又问：你练了几年？我说：有两三年。他问：能打吗？我说：有些手生，不过也能打一点儿。
这样的对答使我彻底放松了。我放松地说：我们走吧。我便走出了险境。
但后来狼眼男人说了一句别的话，使我怀疑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手像练过拳的手而获救的。
在回去的路上男人突然说：那个林什么，就是图书馆的那个老头，对你还挺负责的。
我说：什么？
男人说：昨晚他还来看你。
我忽然觉得，是这个叫林森木的人救了我，这个想法使我此时眼里饱含着眼泪。我想，在成都，我是一个熟人也没有啊，我孤零零地浮在空气中，假如我消失了（我马上想到n城的公园深处的无名女尸，或车站里无人认领的行李袋，罪行和血腥，像深渊一样张着大口），谁也不会知道，谁都不会有责任，谁都不会有关系。但是有一个林森木来看我，如果我失踪了他就会知道，狼眼男人一定想到了这一点。
前一天的晚上，狼眼男人把我叫到他房间聊天，约八九点的时候，林森木到狼眼男人的房间找我来了，我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没有坐（我没有想到应该把他让到我的房间坐坐），他站在门口跟我说：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来看看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就走了。
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事，也不知道该说些别的话，他略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又隔了两天，到我准备走的那个晚上，林森木又来看我一次。那也是一个我感到危机四伏的时刻，我现在想，林森木怎么能这样不失时机地到来呢，他就像是上帝派来的。
那天晚上狼眼男人说他可以给我看看他年轻时候的剧照，这使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我又到他房间去了。
他说他的剧照是他姐姐保存下来的，他手头的早就烧掉了，他边说边找钥匙，翻箱倒柜地拿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两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画面很单调，动作和表情又都很夸张，让我觉得不自然，我本来期待着看到像外国电影剧照那样的照片，我失望地催他再拿别的来看，他说再也没有了。
我失望之极。
他向我讲解剧照，说一张是江姐里的甫志高，一张是洪湖赤卫队里的副官。我对这两个人物都兴趣不大。
他又问我能不能认出这剧照里的人就是他本人，我说能认出。
他便高兴了起来。我说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天上午还要赶火车。他想想说：你可能饿了，我给你冲杯牛奶。
我似乎觉得的确有点儿饿了。他冲好牛奶给我，我接过来很快就喝掉了。又稍坐了一会儿，我觉得困极了，又像头有些晕，我尽力支持着，却觉得有些站不起来。这时我听见狼眼男人的声音在我身后远远地问：
你怎么了？
我说:我困了。但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狼眼男人的声音说:我扶你躺下来。
我说:不，我要回我房间。我一点儿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这时我听见门口响了几下，狼眼男人一时站着不动，门又响了几下，狼眼男人开了门，林森木进来看见我，说：你明天要走，我来看看你。
这个新到的刺激使我清醒了一些，我说我困得很，我正要下去。我出了门，林森木送我到门口便回去了。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比较模糊，觉得就像是在梦里，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喝了狼眼男人的牛奶还是做了一个梦。现在追忆起来，有许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像夜晚的水流，在梦中变化，永远没有一个清晰的形状，只有林森木这个名字，像水中的礁石，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坚硬、闪亮。
我曾经跟不同的人谈到我只身走上峨眉山的经历，这样下面这段叙述就有些陈旧了，为了本章的完整，我还要将这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以往的多次讲述都是口头的，我应该写下来。
当时天已经凉了，旅游车都停开了，形势很不利，是一副去不成的态势。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上山，上山的念头成了我那时的一个信念，我想既然那么远的路我都过来了，冷些怕什么呢，人少怕什么呢。我潜意识中把这次上山当成了我整个人生的隐喻，我毫无理由地坚信：只要我能登上金顶，我的一生就是成功的，不然就是失败的。
我把上金顶上升到了这样一个境界，一切审美的心情，观光看风景的心情统统消隐了。当时我发着烧，天上飘着不小的雨，我没有带任何雨具，淋着雨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雨飘进眼睛里，四周水蒙蒙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的衣服全湿透了，身上发烧的热量把湿衣服蒸腾出一层白色的水汽，我全身裹在这层水汽中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我一步都不敢停，我知道，只要我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走下去了。从我身边经过的大多数人都拄着拐棍，所有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男伴帮她们背着包，拖着她们上去的。只有我是一个人，背着自己的东西，全身湿漉漉地往上走。我觉得自己英勇极了。
我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天黑的时候上到了金顶。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开始从大学时代的低潮走出来，一夜之间，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同时，就是这一夜之间，我的字体也变了，这是令我十分奇怪的一件事。我工作之后，我的字体沿袭了大学时代的瘦、软、犹豫，看起来十分难看，但我下山后，中间没有经过任何过渡，一写出来就遒劲、挺拔，一去猥琐之气，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字像出自男性之手。
（当然，十年过去，我再没有力气和勇气重复当年的旅途，我的字体也渐渐失去了某种气质。）
以上的事情我已经说过多次，它们都是事实，但是中间还有一些重要的人我还没有提到。让我从头再来。
我到成都火车站打听开往峨眉县的旅游列车，别人告诉我，因为天气转冷，这趟列车已经停开了。我不甘心，又打听到有慢车同样可到峨眉县，于是我便上了慢车。
开车大概个把小时后，我发现隔了过道的同一排座位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翻出了一本书在看。他在三人座位最靠走道的一侧，他的右边是另外两个人，阳光照进他的右边，他正好是一道阴影。我突然看到他看的书是诗，这使我有一种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我在想像中拨开陌生的人群，朝我熟悉的身影走去，我问他，读的是谁的诗？他说是莱蒙托夫。
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像国际歌的旋律一样，一经说出，立即连空气都充满了同志般的微笑。
读诗的男孩使我信任，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又将一个人到哪里去。
读诗的男孩毫不辜负我，他马上叫起来，哎呀！他说，我们早点儿认识就好了，我刚刚休完假，假期已经用光了，不然我一定陪你上峨眉山。
他说他是蛾眉县境内一家国家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和假期都很多，只是工厂保密，叫什么三七一或六五九，他郑重地写在我的本子上，我没能记住这组数字，他说他姓李，叫李华荣，是不是这个名字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一问年龄，他才二十岁，这太让我高兴了，年轻的男孩总是比上了年纪的男人更富有诗意，除了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面容，红唇皓齿，像花朵一样，浓密的黑发，让人想起“蓬勃”、“茁壮”这样的好词。
这是我漫漫长途的一道阳光，明媚、坦荡，像火车的节奏一样，把遥远而美好的东西送到你的脚下。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好男孩我遇到的太少了。我能想起来的，连这小李在内，一共只有两个。
红唇男孩。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那另一个红唇男孩竟也姓李，也叫李华荣，现在我有些怀疑前面那个李华荣名字的真实性，有可能我把后面这个男孩的名字提前想出来了，让我再想一下，确实，这两个男孩都姓李，他们甚至长得很像。
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吗？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他们中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吗？
让我插进第二个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比峨眉男孩的故事还要简单，但他的确是我在一段灰暗日子里的一道光亮。
那是我漫游大西南之后的许多年，大概六七年吧，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刚刚经历了一次十分投入又十分失败的恋爱，这在下面我将要说到，总之失恋使我身心俱伤，我看上去十分苍老疲惫，为了拯救自己，我再次独自出来旅游。我先到北京，后到上海，我毫无目的地在这两座城市中乱窜，找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瞎聊天。
那天我去浦东找陈村，我在电话里问清楚了楼号门牌，结果却在一片相同的楼群里迷了路，正要找人打听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红唇男孩。他惊讶地说：原来陈村就住在我们这一带呀！他接过我手头的地址说：我领你去找。我在上海的日子里，红唇男孩常常来看我，他给我打电话，只要我不出门他就来陪我，有时我出门不认路，他就赶过来为我领路，我要上街买衣服他也来领我去，他叫我“林姐”跟那个峨眉男孩的叫法一模一样。上海这个红唇男孩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岁。他说他喜欢写小说。以后要将他的小说寄给我看。
后来我回n城去了，没有收到他寄来的小说，他像一道阴影一样消失了。
让我们再回到峨眉山。
二十岁的男孩因为假期已满不能送我上山，但他决定把我送到山脚。
到了峨眉县，男孩帮我找地方安顿下来。晚饭后他从家里带来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经秋意很深了，他还找来了几个跟他同样大的男孩跟我谈诗。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负责地来叫醒我，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山脚，下了车，他四处看看，觉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几里地，直到他看到了两男两女的一伙游人，问清楚人家是两对新婚旅游的夫妇，又将我托给人家关照，懂事的男孩才放心下山。
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愿上帝格外宠爱他，给他一个最好的女孩，让他过最好的日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下山后我按照约定就地将他姐姐的衣服寄到他的秘密工厂，在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我一直等他到n城来，至今没有等到。
我跟着两对蜜月夫妻上山，我发现他们步履轻盈、行动敏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地质队的，这使我大惊失色，我想我最好还是重新搭伴，但我前瞻后顾，总没看到有合适的团伙，这团伙要有男有女，人数不多不少，若只一对夫妻，自然不能厚颜无耻地挤进去。
我便跟着这两对地质队员，以最快的速度一天爬上了金顶。他们都是好心人，拉远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们还替我拍照，这照片在几个月后如数寄到我手里，还是放大的。
我们在夜色浓重的金顶发着抖摸到了气象站的房子，那里有棉大衣、炉火和热水，管房子的人说，你们有没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两个新娘纷纷说：不消了，不消了，她一个人会害怕，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个接一个地烫脚，又摸着黑手拉手去上厕所，然后上床，被子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把租来的棉大衣压上还全身发冷，像在南极一样。
第二天没有太阳，阴沉沉雾蒙蒙的，我站在悬崖边的铁链旁边留了一个影，是山上的摄影服务社照的，这是我在金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画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我穿着一件深色衣服，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黑色的铁链。
这是一张奇特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几张，它是我生命中到达的一个顶峰。
从成都到贵阳，印象最深的是一头剖成两半的猪。在半夜的时候，从窗口爬上来一群农民，他们把半边开了膛的猪搁在座位前的小茶几上，这只猪有半只嘴，一只耳朵，一只紧闭着的眼，半边身体和一条完整的尾巴，它头朝车窗平放着，像一具全身赤裸的尸体。死猪头正好对着我，血的腥气和生肉的气味不可抵挡地罩着我，使我感到又恐怖又恶心。我既没有办法弄开这头猪，又不可能离开这个位置，过道里已经满是人，我的座位靠背上也被一个老女人坐上了，她的屁股正好顶着我的头，空气十分污浊，令人要晕过去。
这一夜像一个真正的噩梦，扛着半只猪上车的农民们甚至带着杀猪刀，在黑暗中，快速行驶的列车呼啸着，雪亮刺眼的刀刃闪闪发光。有一个抽烟的人把燃着的火柴捅到猪皮上，发出一阵焦糊的气味。
一切都令人不安。
这种不安一直延续到了贵阳街头，我发现街上的行人出奇地少，少得根本不像一个省会，同时每个行人都行色匆匆，像是急着办什么事，我站在街边看了好一会儿，没有发现一个闲聊的人。
我糊糊涂涂地感到饿了，找到一家半开半闭的铺面，竟说不营业，一直找到第三家，才吃上一碗面。我想起来打听此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店主说，正在流行一种病，这种病介于霍乱与鼠疫之间，吓得大家都不敢上街。
我大惊。
我想我必须赶快逃跑，我体质弱，又经过了长途跋涉，一旦染上这种怪病，必死无疑。
于是我立马又回到火车站售票厅，室内乱纷纷的，听到有人说开往都匀方向的列车封掉了，有说不开了的，有说只准上不准下的，有说上下都不准的，还有一个人说，就像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全封闭，不开窗，从这边发车，经过都匀不停，直达终点，但会不会像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在某一个秘密的地方被炸掉，那很难说。
众说纷纭。
但我已经弄明白，关键的地方是都匀，那是这种怪病的发源地，也是病人最多最严重的地方。
但都匀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它对我是一个不相干的地方。只有当我看了地图之后，才发现，都匀是我去往柳州的必经之路，我准备从柳州返回n城的，这样我不得不改变我的计划了。
我从随身带的袖珍交通册上重新选择了我的路线，我决定往都匀相反的方向走，到六盘水，然后坐汽车到云南境内的文山地区，再从富宁到百色，回n城。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正常路线，我隐隐有些兴奋，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神秘的改变，奇异的事情就要来临了，它们将沿着这条意外的线路芬芳地逸出，如同一些花朵，沿着这意外的枝条，渐次绽开。
到六盘水的时间是夜晚，我恍惚走出车站，出站口空无一人，我奇怪怎么会没有人从这里出站，刚才跟我擦肩而过的那些人此刻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回过头去看他们，我看到四处一片寂静，火车在瞬间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车站的灯奇怪地发出一种介于青黄与棕绿之间的光，像文物的色泽一样，就像陈年的光散落到了这个地方，陈旧、阴柔、慵懒、恍恍惚惚。车站里的窗口能看见一些人影，但这些人木然不动，既像一些人形道具，又像一些平面上的影像，我竭力想要看到他们的背后，但我总是看不到。
检票口没有人，只有一盏散发着青黄光线的灯，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这层神秘的灯光下拖着奇怪而长的阴影。
我步履轻盈，有一种浮动感，我肩上挎着的背包似乎也有了浮动感，我被一股气流所裹挟，恍惚之中就来到了车站前的空地上。
有一辆卡车停在那里，车门敞开着。我看见开车的人戴着一只像灯光那种青黄色的口罩，他转向我，把口罩摘下，我一下子认出了他，我说：原来是你啊！
他说：是我。
他是我多年前一个老同学，他的面容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安全，但我无论如何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仍然叫不出他的名字，常常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他的名字浮到了我的眼前，但我一旦醒来，他的名字就沉下去了，有时候我很有把握地要喊出他的名字了，但我一开口，他的名字随即消遁。
我只好叫他“你”在我的叙述中，叫他开车人。
开车人说：你上来吧。我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诡秘一笑，说：我知道你要来，我已经等了有一会儿。我问：你要到哪里去呢？他说：你不是要去文山吗？我正是要去那里。我看到他的卡车后厢用厚厚的帆布篷严严实实地罩着，他说里面装的是盐。
我坐进车头位子，他从黑暗中抓出一只青黄色的口罩让我戴上。我说我不戴，他说都要戴上的，这是一个规矩。我又问他这口罩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颜色，他说：都是这样的。就好像我问他口罩为什么是白色的一样。
我戴上口罩，立即感到一种潮乎乎的气息沿着我的口鼻迅速蔓延到了我的全身，这气味有点像下雨时灰尘的气味，同时有一些可以分辨出来的香气弥漫其间，这种香气我觉得有些熟悉，它的陈旧的幽闭感使我感到我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与正常的事物不能连接的维度。这种怪异的香气又像另一种载体把我载往时间的深处。
自上车后，开车人就几乎不开口了。我从车窗看到我们的车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我们有时在山顶，有时在山脚，有时在山腰，上坡和下坡是明显的，但我发现，我在车里却感觉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我所坐的车是在一个十分平直的平面上行驶，这平面平到没有凹凸和石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磨擦力。卡车就像是腾空而行的飞船，腾空而又贴近地面，呈匀速飞行状态。
有时路过小镇，能看见房屋和人，都像那个奇怪的车站那样，笼罩了一种青黄的光，它们静止不动，模糊不清，像是隔了一层极薄但又无法穿越的帷幔。我闻到陈年的气息越来越浓重。
我们穿过了一大片异常妖娆、艳红无比的花田，后来我知道那就是神秘的罂粟花，青黄的光线隐去，明亮的太阳的白光从敞开的青天之上直抵罂粟花的花瓣，呈现着自古到今、亘古长存的姿势。罂粟花的红在薄如蝉翼的花瓣上，有跃动、飘浮、闪烁之感，像火焰；红土高原的红色却沉厚得无法穿透，它是一切红色的母体，一切的红色，都是它随处散布的精灵和儿女，它红得无边无际，天老地荒，在阳光下，灿烂而苍凉。
我们在红土高原上走了很久，路上全是艳红硕大的木棉花，它们像肥硕的雨滴一样飘落，在红土蓝天的背影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我在极度的静谧中，听见花朵落地时的叭嗒声。
车子停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问开车人，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他同时说了三个地名：文山、马关、麻粟坡。这虽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回答，但确是我在地图上找出来，准备去的地方，于是我不再苛求，就下了车。
我让开车人把我领到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我们在镇子上行走。我看到，此地虽然偏僻，但从房屋看来，却是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热闹的重镇。我依稀看到，各色人等塞满了十字路口、酒馆、米行、集市，有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戴着瓜皮帽的财主，手执棍杖的地绅、商人、小贩、拉车者、穿着绸缎的太太、穿着白衣黑裙的小姐，小家碧玉、农家女、老人和孩子。盐、药材、八角、桂皮、木炭、土布、织机、农具、种子、动物的皮毛、干辣椒、生姜、花生、黄豆、白菜、萝卜，等等，它们在空中和地上穿梭不已，从一些人手到另一些人的手，或者到土里，或者到火里，或者在人的身体中消失。它们是斑斓的一片，在那种奇怪而陈旧的光线的照耀下，渐次消退。
所以我走在街道上时，它们已经全然消隐了，它们的影像悄然远去，消隐到背景之中，我所到达的街道，空无一人。
空无一人是一个我喜欢的词，这个词意味着静谧、肃穆、隔绝、神秘。这是我心爱的空间，我笔下的女人总是在这样一个被我扫清了闹声和人流的空间出现，她美丽的面容就要浮现出来了。
开车人把我领到一座红色的宅楼跟前，这宅楼雍容大方，品格典雅，我在n城及家乡的广大地区均没有见过如此建筑，它那幽深神秘带着往昔岁月的影子使我感到一种隐约的召唤，这座楼或许就像那辆卡车，等候我多时了，我此生中注定要来到这里，命定地在经历了初夜和曲折、经历了西南最有名的山峰后，乘坐一辆奇怪的卡车，在布满往昔时光的日子里，来到这里。
我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是必然。为什么在那一年会有一场霍乱，就是为了阻挡我一无所获地返回n城，为了让我偏离正常轨道，来到这座楼跟前。
这样我就看见了她——一个穿着旧时代旗袍的女人站在大天井里，一层薄薄的雾状颗粒悬浮在我面前，折射着青黄色的光线，使她的身影不太清晰，像是被某种难以言说的帷幔阻隔着。
这个女人是我在十年之后所写的小说回廊之椅中出现的人物，在她尚未到达我的笔尖之前，我跟她相遇了。
在那篇十年后才出现的小说中，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这里，我在这幢红楼中遇到的是另一个女人，是她的使女七叶，全部有关这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七叶的叙说，我始终没有见到她本人，我所见到的只是她的照片，全身坐像，黑白两色。我在小说中写道：“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衩很高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使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朱凉，当我在黄色光线映照着的红楼天井中看到她的背影，她的名字就像两颗晶莹透亮的水晶在浮光中飘然而至。她正像她日后将在她的照片中出现的那样，面容明艳，美丽无比。
她站在天井的夹竹桃树下，我将要走近她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我看到的就是我将在十年后看到的那个照片里的朱凉。她说：多米，我知道你要来。她的声音像从时间的深处逸出，带着穿越时间产生的气流摩擦声。我说我不认识你，她说：我们有缘分，隔世也能认识的。
她说你跟我来，她的裙裾拂动，散发出一种阴凉的气息。我跟在她身后，穿过空无一人的天井和回廊，走进一间看样子是客厅的房间，里面既黑又大，我只能看到朱凉的衣角在我面前隐隐飘动。正厅的屏风后面有一窄小的通道，穿过通道就到了后园。
我看到模糊的红墙之中的一块平缓的坡地，靠围墙放着一些大水缸，夹竹桃参差立着。我在这个陌生的后园中寻找早已消失了的往日影像，我看到朱凉的使女七叶在土改到来之前的某一个时刻出现在这个后园，那个隐秘的木门就在靠近楼墙的一只大缸的背后，我用手一推，木门轻易就被推开了。我弯腰从木门进去，发现里面是一个夹墙，有一张桌子那么宽，一种我熟悉的气味从夹墙的深处散发出来。我看到七叶把朱凉送到这个幽闭的夹墙，她们在这里消失。
十年之后我笔下的朱凉神秘失踪，我本人则进入一个可怕的梦境，我摸索着往夹墙深处走，我全身紧张，手心出汗，陈年的香气从夹墙的深处漫出，我隐约看到前面坐着一个女人，我大声喊七叶，没有人回答我。那个女人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我壮着胆往前走近，那女人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穿着一件民国时期的旧式旗袍，这旗袍使我想起了七叶枕边的那照片，我想这个肯定是朱凉无疑，我轻轻叫了一声，她还是没有抬头，我壮着胆伸出手碰她一下，指尖上悚然感到一阵僵硬冰冷，我吓得转身就跑，忙乱中撞到了一个什么机关，这个人形标本僵硬地抬起了脖子，发出一声类似于女人叹息那样的声音。
在小说中我以一声恐怖的尖叫返回现实，我在旅馆的黑暗中看到，七叶苍老的面容、梦中朱凉的人形标本、妖艳的夹竹桃、阴森的夹墙，它们像一些冰凉陈旧的叶片从空中俯向我，带着已逝岁月的气味和游丝，构成另一个真假难辨的空间，这个空间越来越真实，使我难逃其中。
我便让自己搭上了一辆运盐的货车离开了此地。
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在我第一次到达这幢红楼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返回现实的方式有所不同，并不是从梦境的缠绕中以尖叫的力量返回现实，而是以另一种形式。
当时朱凉领我走上楼，我看到每层楼梯的拐弯处都有一个奇怪的小木门，我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朱凉的脚步轻盈如飘，我听不见它们的声响。
我们走上三楼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只放在廊椅上的茶杯，那只青瓷茶杯孤零零地在暗红色的廊椅上，一只杯盖斜盖着，那种我已经习惯了的青黄色光线照着它。有一种年深日久之感。
朱凉领我穿过回廊走进她的房间，一种我所熟悉的薰草的香气从里面漫出来，室内光线幽暗，那种让人不安的黄色光线未能进入其中。我发现这个房间比从外面看的要大得多，大得有些不真实。我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里，看到那张我后来在小说中提到的缎子丝棉被，被面是上好的底，上面是猩红艳丽的玉兰，看上去质感像水一样，又软又滑。
房间各处摆着一些核桃大的小香炉，朱凉在香炉上插上一小根干草辫，她点着它们，灰色婀娜的烟开始在房间里飘动，香草的气味渐渐充满了室内。这时我才看到，这个房间四面都是镜子，它的三面都是镶在墙里的大镜子，一面墙上是各式各样的大小镜子，连床头的木板、床的内侧都镶有镜子。
这使我心有所感。
朱凉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地方，你迟早要到这里来，你以后还要到这里来的。
我有些疑惑。朱凉又说：你可以从这里出去，然后你将经历一场愚蠢的恋爱和一场单调乏味的婚姻。你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你还将来到这里。
我问：我怎么才能出去呢？
你面对这面最大的镜子，闭上眼睛，在意念中想像你的身体穿过这面镜子，你要坚持这个意念，不能有任何杂念，直到我给你点的干草全部燃尽，朱凉说。
朱凉连同她的话音像烟一样消失了，我独自坐在这间满是镜子的奇怪房间里，看到自己的身影在四面的镜子里虚幻地浮动着。
我闭上了眼睛，穿镜而过的意念在眼前明晰地浮现。
我听到鼎沸的人声，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正在喇叭里唱着，满街都是军人，我奇怪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后来我看到“文山州百货公司”的牌子，想起这是对越战争的前线，有一阵没有仗打了，军人们放心地在街上溜达。
有几个军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并立即就跟我攀上了老乡，他们说晚上有全总文工团的慰问演出，他们可以把我带进场，我想起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演出了，就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我跟部队的卡车去百色，从百色回到n城。
十年以后，我果然像朱凉所预言的那样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找到那幢红楼，一个年迈的守门人告诉我，朱凉是五十年前这幢宅楼的主人章孟达的姨太太，她上过洋学堂，是这一带有名的美人，但她五十年前就死了。
我知道朱凉肯定在那间神秘的满是镜子的房间里等我，但她匆忙中忘记了告诉我返回的方法，我只有在那层黄色的光线之外，凝望囚禁在时间深处的影像了。
我到后园看了一下，那几棵夹桃竹还在，正开着妖艳无比的桃色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