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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就喜欢支持少数观点，但是这件事
林翠坚持的论调和昨天的一样：铁牛是1992年已经捞上来了，说现在才捞上来的人，是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颠倒黑白，掩盖事实其余的所有人只是在给他人和自己作证，试图说服林翠没人有必要进行这样一场阴谋。
我只好爱莫能助了。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和什么时候主动上前打招呼的时候，林翠发现了我，但是这个时候她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证实她所记得的事实，看到我出现，第一个念头就是“拉来作证”
“那多！你来说说！你第一天来采访岁修，我们还在铁牛边上合了影。你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呀！”
天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再这样下去不行，她的毛病得治治”我背后出现了这样嗡嗡的低语，让我觉得刺耳，但我此时心里所想的其实也是一样。我默默打开背包，拿出胶片袋。
林翠看到我的举动，一副对“真相大白”的期待表情“我真不明白你们撒谎有什么意义？跟我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所里面你们可以众口一词，不是所里的人一来，你们就没辙了吧！”
“你自己看吧。”我尽量让自己的语调严肃而又不显得冷酷“这是我和你唯一合影过的照片。”
空气像凝固了——很多文学作品里有这样的描述——我想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骗人！”打破凝固的果然必定是大叫。
“骗人骗人骗人！”林翠显得歇斯底里，她对着阳光看底片的眼睛带动着整个面部在抽搐。
“难道你要说，这张照片里本该有我、你，还有铁牛？”我试探地问。
“对！”没想到她真的这么回答“假的！这是假的！”
背后的嗡嗡声更多了。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对待，如果这是数码相机拍的，我有办法做假。但这是光学底片。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是没办法做假的。“
这个时候，我相信唯一的办法是用铁一样的事实和她耐心的讲道理，而不是强调她的种种谬误和偏差。把一个处于不正常状态下的人当作完全正常对待，对于她的恢复只有好处，反之大惊小怪的话，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果然，林翠沉默了下来。虽然还是浑身发抖，但是已经不像是要继续和所有人争执下去。嗡嗡声也随之消失了，所有人都看着林翠苦苦思索。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经历过一觉醒来，发现一切和自己记得的不一样，但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分外痛苦，似乎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林翠终于开始用手腕敲击自己的脑袋，轻轻地。我守到了好时机过去抓她，即使有那么多人在身后，我也相信足够大方自然。
“好了，你先休息一下，别想太多了。”我轻抚了一下她的头，就算这动作在“大方自然”上有所欠缺我也顾不得了“都会好的，睡一觉，一切都会好的。”
事实当然不那么简单。让病人睡去是容易的，守候病人的人要心安就不那么容易。出了病房，几乎所有人都在听医生讲述病情。
医生不过是老生常谈，简直同电视里一模一样。“病人的精神状态还不稳定”“可能是头部受了冲击”“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做个ct”“现在只能给她用一些调节情绪的药”云云。都是废话且毫无新意。
虽然刚才在病房可以“放肆”一把但回到外头我还是知道自己不宜介入过深，虽说林翠没有亲人，但是这里的事情还是交给她的同事们为宜。
原本采访是可以在这一天结束了——铁牛已经捞上来了，尽管受俞老所托，我答应了在消息确实以后再发稿，但也尽可以回到上海等他的消息。不过既然社里给我批了五天时间，我乐得用足。当然，我也有些放心不下林翠。
医院的ct报告说脑部全无损伤，记忆偏差只是功能性问题，并非器质性的。于是乎第二天就把她打发回家乐。研究所里当然没有要求她上班，就算她虽身体没问题，其他人恐怕也受不了和她继续“对质”
铁牛的报告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出来，同样毫无悬念地证实了“铁牛的确是铁的”年代检测也无问题，它绝对不是现代的，甚至比元朝更古——这一点并无关系，古人很可能用当时的“古铁”铸造具有吉祥意味的镇压铁牛。至于它为什么不生锈，只有天知道了。
人总是习惯用“只有天知道”来解释自己不明白的也不愿意花力气去想的事情，好像说了这句话就与己无关了，从此可以什么都不用管。我说这话大致上也是这意思，甚至已经准备好在报道里做个“存疑”没曾想到，事实发展到后来，居然变成了“只有我知道”
而我建议，一旦你碰到哪件事情变成“只有我知道”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吞下肚去，不要试图让更多的人相信它。当然，除非你打算把它写下来，注明了是“纯属虚构”的小说，满足于拿它换几个稿费钱。
离开都江堰之前，我打算到林翠家里去看看，跟她告个别。虽然知道以后不会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但是她记忆出了问题，总让人多少觉得放心不下。
按照她给的地址，我打的来到那片小区。小区的楼别分布很古怪，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顺序，大概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分期建造起来的吧，房子也显得新旧不一。我正踌躇间，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向老少问路正是我的习惯。
“小妹妹，12号楼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找谁？”小女孩还很有紧惕感。我不知道自己哪儿点长得像坏人。
“我找12号401。”
“你是找林阿姨吧？”原来她和林翠认识。“你跟我走吧。”
多半小姑娘也住12楼，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我刚才的些许不快马上烟消云散。
短短几十米路，我们还是做了一点交谈。我知道了她叫诺诺。至于小孩子能够对一个陌生男子来访自己的“林阿姨”作出什么样的猜测，问出什么样的问题，你大可以尽情想象，我可以告诉你，这小女孩完全对得上号。
林翠开门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吓一跳的感觉，才几天的工夫，她就憔悴了许多。看到我，她勉强露出了点笑容。很快她又注意到了我身后的诺诺。
“诺诺，是你带叔叔来的？哎，你怎么流血了？”
“摔的。”我这才注意到小女孩膝盖上有个地方破了。不过伤口不大，少量的血也凝固住了。
但林翠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怎么你不晕血了？”
“晕血？”诺诺很奇怪地重复着这两个字。这语气让我想到对，和那个时候林翠刚醒来，重复“采访”的语气一模一样。
看到林翠马上眉头深锁，我急忙岔开话题：“怎么，只能站在门外吗？”心里想林翠不但记得铁牛捞上来了，还记得一个小女孩晕血。亏得她没有记错家里的门牌号码。
在把诺诺打发走之前，林翠显然心神不宁，对我问的任何问题都唯唯作答。我想她可能对我有些想说的话，但又不想在其他任何人面前和我起争执。这只能是关乎一个主题——她的记忆。
其实我一直对人的记忆活动感到兴趣。在大学里的门门考试，几乎都是靠着自己优秀的记忆力，在考前的几天里突击背出来的pass。然而一旦考完，只消过几个小时，再问起我关于这门课的内容，我就一点也不记得了。说起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仔细想想也有奇妙之处：这些记忆，它确实存在于我的大脑某处，曾经鲜明正确，清晰无误，试卷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它现在却不再出现了，认为它就此不翼而飞是荒谬的，合理的解释是它沉睡在某个角落，直到有一天会再次以本来面目醒来。偶尔有过这样的深夜，赶稿子到恍恍惚惚、不辨梦境的时候，突然一联江淹的诗句就顺溜地冒出来了，而就在之前一秒，我还以为自己会背的诗只剩下了“床前明月光”呢——还得特意提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并不是“地上鞋两双”
现在林翠产生的记忆偏差的情况，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虽然说起来有点残酷，但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记忆也许是记者最应该关注的东西，常常用笔和键盘记录下真实和虚假的记者，其实很想知道，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下面会留下些什么。当然，也有完全不考虑这些的记者，但这些人在我心目中，根本算不上真正的journalist。
但在这个问题上交流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诺诺回家以后，林翠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不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反而更像是发着呆，就这样让时间流过。我猜我必须要采取主动。
“铁牛的报告，出来了。”我仔细观察着林翠的表情——没任何波动迹象——才继续说“体积还真是惊人啊。”
“长3。63米，最宽处1。12米，高2。34米，算角的话2。47米。”
林翠说话的声音很平静，我却睁大了眼。
她还是侧着脸，却很清楚的发现了我的表情。“铁牛的标准数据。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我点点头，我确信她看得到。
“因为十年来，一直挂在嘴上啊。”
这是林翠自“记忆出问题”以来，第一次让我这个记忆健全的人感到震惊。
不会有错的。铁牛的长宽高数据是昨天才出来的，那时候林翠已经回家休养了。她不可能是在单位里得知的。要说有什么同事朋友之类的，特地打电话告诉她有关“让她记忆偏差的铁牛”的事情，则未免有些不合情理。何况我觉得林翠没有骗我，她说的那些数据使她一直记得的，就应该确是如此。
难道说这世上真有洗脑术，可以任意编排人的记忆？如果有那么被洗脑的是谁呢？是林翠还是“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惯性思维，让我马上就有些心虚起来。假使这里真的发生过修改记忆的事情，那么从难度上来说修改一个人的记忆自然比修改一群人的记忆容易，但是从修改的内容上来讲“把现有的抹去”比起“凭空制造出新的，而且还和‘未发现’的事实相符”来，又要简单得多，也符合逻辑得多。
想到这里。我发现我的思维已经有些混乱起来，或者说思维本身并无差错，但是心理上算恐惧阻止我再朝这个方向想下去。当然，这样的“心理分析报告”也是事后才给自己做的。当时让我停止探究这个问题的表面理由挺简单；林翠已经神志不清了，情绪不稳定，我可不能陪着她一起瞎搅和。
这样一想，就自然而然地给一切找合理解释；一定是某个同事告诉林翠有关铁牛的数据（至于他她为什么这么做是个谜，但我不打算解开它），而林翠却把这说成是她十年前就知道的（至于她这样做是故意骗我还是真的脑子出了问题，也是个谜，解开它得看可行不可行）。
我定了定神，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林翠重复了一遍我和俞建国说过的猜测：由于我们管理记忆的大脑部分是不是地会发生点小问题，偶尔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第一次碰到的事是以前经历过很多次的，或者当下的事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
当我开始说这段话的时候，林翠一听到我“循循善诱”的语气就显露出失望的神色，我不加理会，尽量把自信体现出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代表人类的理性在和林翠对话，我没有理由不这样振振有辞。林翠的眼睛里一直有泪珠在闪动，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表情，几乎让我心软，想对她说：好，我相信你，你说的我都相信。但是理性告诉我这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有可能会让她在错误里越陷越深。于是我只好尽量在严肃和和善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林翠还是很快从失望变成了绝望，当我问她“你仔细想想，林翠，数据是谁告诉你的？你早上有没有接过电话？”的时候，她已经压抑不住情绪，歇斯底里的叫起来：“你也不相信我？！你也觉得我脑子有病是吗？！”
我赶紧解释：“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人的大脑也好像机器，总会发生点小故障的。你最近又受了外伤，可能也影响到”
林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客厅右侧的一扇门，我都来不及看清那究竟是不是她的卧室，只看到房门上留下的一个破洞，应当是被人用拳头砸破的——大学里有过喝醉酒砸坏寝室门的经历，因此我对这种痕迹不陌生，只是没想到林翠也有如此暴力的一面。
后来发生的情况就好像任何连续剧里都会有的场景一样了，我在门外轻敲房门，苦口婆心劝说无用，她在里面死不开门，并一口一个“你走啊！”说实在的自从和大学里的女朋友分手以后，我就再没经历过这场面。按理我应当一笑离开，主人都躲起来了，客人没道理那么不识趣。但是这时候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很担心她会做什么傻事。仍然执着的敲着房门，直到林翠终于用哭完以后比较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对比起，那多，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如此情况下我当然不好去找太平斧，只能悻悻离去，高喊一嗓子“林翠，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把铁门关得震天响，好让她听见。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尽量告诉自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想得太多，但不知道是否因为火车过于颠簸了，我时不时地总想起泛舟江上的舒畅感——也许只是因为太久没有坐江轮了。
论我就喜欢支持少数观点，但是这件事
林翠坚持的论调和昨天的一样：铁牛是1992年已经捞上来了，说现在才捞上来的人，是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颠倒黑白，掩盖事实其余的所有人只是在给他人和自己作证，试图说服林翠没人有必要进行这样一场阴谋。
我只好爱莫能助了。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和什么时候主动上前打招呼的时候，林翠发现了我，但是这个时候她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证实她所记得的事实，看到我出现，第一个念头就是“拉来作证”
“那多！你来说说！你第一天来采访岁修，我们还在铁牛边上合了影。你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呀！”
天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再这样下去不行，她的毛病得治治”我背后出现了这样嗡嗡的低语，让我觉得刺耳，但我此时心里所想的其实也是一样。我默默打开背包，拿出胶片袋。
林翠看到我的举动，一副对“真相大白”的期待表情“我真不明白你们撒谎有什么意义？跟我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所里面你们可以众口一词，不是所里的人一来，你们就没辙了吧！”
“你自己看吧。”我尽量让自己的语调严肃而又不显得冷酷“这是我和你唯一合影过的照片。”
空气像凝固了——很多文学作品里有这样的描述——我想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骗人！”打破凝固的果然必定是大叫。
“骗人骗人骗人！”林翠显得歇斯底里，她对着阳光看底片的眼睛带动着整个面部在抽搐。
“难道你要说，这张照片里本该有我、你，还有铁牛？”我试探地问。
“对！”没想到她真的这么回答“假的！这是假的！”
背后的嗡嗡声更多了。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对待，如果这是数码相机拍的，我有办法做假。但这是光学底片。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是没办法做假的。“
这个时候，我相信唯一的办法是用铁一样的事实和她耐心的讲道理，而不是强调她的种种谬误和偏差。把一个处于不正常状态下的人当作完全正常对待，对于她的恢复只有好处，反之大惊小怪的话，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果然，林翠沉默了下来。虽然还是浑身发抖，但是已经不像是要继续和所有人争执下去。嗡嗡声也随之消失了，所有人都看着林翠苦苦思索。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经历过一觉醒来，发现一切和自己记得的不一样，但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分外痛苦，似乎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林翠终于开始用手腕敲击自己的脑袋，轻轻地。我守到了好时机过去抓她，即使有那么多人在身后，我也相信足够大方自然。
“好了，你先休息一下，别想太多了。”我轻抚了一下她的头，就算这动作在“大方自然”上有所欠缺我也顾不得了“都会好的，睡一觉，一切都会好的。”
事实当然不那么简单。让病人睡去是容易的，守候病人的人要心安就不那么容易。出了病房，几乎所有人都在听医生讲述病情。
医生不过是老生常谈，简直同电视里一模一样。“病人的精神状态还不稳定”“可能是头部受了冲击”“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做个ct”“现在只能给她用一些调节情绪的药”云云。都是废话且毫无新意。
虽然刚才在病房可以“放肆”一把但回到外头我还是知道自己不宜介入过深，虽说林翠没有亲人，但是这里的事情还是交给她的同事们为宜。
原本采访是可以在这一天结束了——铁牛已经捞上来了，尽管受俞老所托，我答应了在消息确实以后再发稿，但也尽可以回到上海等他的消息。不过既然社里给我批了五天时间，我乐得用足。当然，我也有些放心不下林翠。
医院的ct报告说脑部全无损伤，记忆偏差只是功能性问题，并非器质性的。于是乎第二天就把她打发回家乐。研究所里当然没有要求她上班，就算她虽身体没问题，其他人恐怕也受不了和她继续“对质”
铁牛的报告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出来，同样毫无悬念地证实了“铁牛的确是铁的”年代检测也无问题，它绝对不是现代的，甚至比元朝更古——这一点并无关系，古人很可能用当时的“古铁”铸造具有吉祥意味的镇压铁牛。至于它为什么不生锈，只有天知道了。
人总是习惯用“只有天知道”来解释自己不明白的也不愿意花力气去想的事情，好像说了这句话就与己无关了，从此可以什么都不用管。我说这话大致上也是这意思，甚至已经准备好在报道里做个“存疑”没曾想到，事实发展到后来，居然变成了“只有我知道”
而我建议，一旦你碰到哪件事情变成“只有我知道”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吞下肚去，不要试图让更多的人相信它。当然，除非你打算把它写下来，注明了是“纯属虚构”的小说，满足于拿它换几个稿费钱。
离开都江堰之前，我打算到林翠家里去看看，跟她告个别。虽然知道以后不会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但是她记忆出了问题，总让人多少觉得放心不下。
按照她给的地址，我打的来到那片小区。小区的楼别分布很古怪，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顺序，大概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分期建造起来的吧，房子也显得新旧不一。我正踌躇间，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向老少问路正是我的习惯。
“小妹妹，12号楼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找谁？”小女孩还很有紧惕感。我不知道自己哪儿点长得像坏人。
“我找12号401。”
“你是找林阿姨吧？”原来她和林翠认识。“你跟我走吧。”
多半小姑娘也住12楼，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我刚才的些许不快马上烟消云散。
短短几十米路，我们还是做了一点交谈。我知道了她叫诺诺。至于小孩子能够对一个陌生男子来访自己的“林阿姨”作出什么样的猜测，问出什么样的问题，你大可以尽情想象，我可以告诉你，这小女孩完全对得上号。
林翠开门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吓一跳的感觉，才几天的工夫，她就憔悴了许多。看到我，她勉强露出了点笑容。很快她又注意到了我身后的诺诺。
“诺诺，是你带叔叔来的？哎，你怎么流血了？”
“摔的。”我这才注意到小女孩膝盖上有个地方破了。不过伤口不大，少量的血也凝固住了。
但林翠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怎么你不晕血了？”
“晕血？”诺诺很奇怪地重复着这两个字。这语气让我想到对，和那个时候林翠刚醒来，重复“采访”的语气一模一样。
看到林翠马上眉头深锁，我急忙岔开话题：“怎么，只能站在门外吗？”心里想林翠不但记得铁牛捞上来了，还记得一个小女孩晕血。亏得她没有记错家里的门牌号码。
在把诺诺打发走之前，林翠显然心神不宁，对我问的任何问题都唯唯作答。我想她可能对我有些想说的话，但又不想在其他任何人面前和我起争执。这只能是关乎一个主题——她的记忆。
其实我一直对人的记忆活动感到兴趣。在大学里的门门考试，几乎都是靠着自己优秀的记忆力，在考前的几天里突击背出来的pass。然而一旦考完，只消过几个小时，再问起我关于这门课的内容，我就一点也不记得了。说起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仔细想想也有奇妙之处：这些记忆，它确实存在于我的大脑某处，曾经鲜明正确，清晰无误，试卷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它现在却不再出现了，认为它就此不翼而飞是荒谬的，合理的解释是它沉睡在某个角落，直到有一天会再次以本来面目醒来。偶尔有过这样的深夜，赶稿子到恍恍惚惚、不辨梦境的时候，突然一联江淹的诗句就顺溜地冒出来了，而就在之前一秒，我还以为自己会背的诗只剩下了“床前明月光”呢——还得特意提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并不是“地上鞋两双”
现在林翠产生的记忆偏差的情况，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虽然说起来有点残酷，但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记忆也许是记者最应该关注的东西，常常用笔和键盘记录下真实和虚假的记者，其实很想知道，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下面会留下些什么。当然，也有完全不考虑这些的记者，但这些人在我心目中，根本算不上真正的journalist。
但在这个问题上交流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诺诺回家以后，林翠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不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反而更像是发着呆，就这样让时间流过。我猜我必须要采取主动。
“铁牛的报告，出来了。”我仔细观察着林翠的表情——没任何波动迹象——才继续说“体积还真是惊人啊。”
“长3。63米，最宽处1。12米，高2。34米，算角的话2。47米。”
林翠说话的声音很平静，我却睁大了眼。
她还是侧着脸，却很清楚的发现了我的表情。“铁牛的标准数据。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我点点头，我确信她看得到。
“因为十年来，一直挂在嘴上啊。”
这是林翠自“记忆出问题”以来，第一次让我这个记忆健全的人感到震惊。
不会有错的。铁牛的长宽高数据是昨天才出来的，那时候林翠已经回家休养了。她不可能是在单位里得知的。要说有什么同事朋友之类的，特地打电话告诉她有关“让她记忆偏差的铁牛”的事情，则未免有些不合情理。何况我觉得林翠没有骗我，她说的那些数据使她一直记得的，就应该确是如此。
难道说这世上真有洗脑术，可以任意编排人的记忆？如果有那么被洗脑的是谁呢？是林翠还是“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惯性思维，让我马上就有些心虚起来。假使这里真的发生过修改记忆的事情，那么从难度上来说修改一个人的记忆自然比修改一群人的记忆容易，但是从修改的内容上来讲“把现有的抹去”比起“凭空制造出新的，而且还和‘未发现’的事实相符”来，又要简单得多，也符合逻辑得多。
想到这里。我发现我的思维已经有些混乱起来，或者说思维本身并无差错，但是心理上算恐惧阻止我再朝这个方向想下去。当然，这样的“心理分析报告”也是事后才给自己做的。当时让我停止探究这个问题的表面理由挺简单；林翠已经神志不清了，情绪不稳定，我可不能陪着她一起瞎搅和。
这样一想，就自然而然地给一切找合理解释；一定是某个同事告诉林翠有关铁牛的数据（至于他她为什么这么做是个谜，但我不打算解开它），而林翠却把这说成是她十年前就知道的（至于她这样做是故意骗我还是真的脑子出了问题，也是个谜，解开它得看可行不可行）。
我定了定神，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林翠重复了一遍我和俞建国说过的猜测：由于我们管理记忆的大脑部分是不是地会发生点小问题，偶尔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第一次碰到的事是以前经历过很多次的，或者当下的事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
当我开始说这段话的时候，林翠一听到我“循循善诱”的语气就显露出失望的神色，我不加理会，尽量把自信体现出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代表人类的理性在和林翠对话，我没有理由不这样振振有辞。林翠的眼睛里一直有泪珠在闪动，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表情，几乎让我心软，想对她说：好，我相信你，你说的我都相信。但是理性告诉我这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有可能会让她在错误里越陷越深。于是我只好尽量在严肃和和善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林翠还是很快从失望变成了绝望，当我问她“你仔细想想，林翠，数据是谁告诉你的？你早上有没有接过电话？”的时候，她已经压抑不住情绪，歇斯底里的叫起来：“你也不相信我？！你也觉得我脑子有病是吗？！”
我赶紧解释：“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人的大脑也好像机器，总会发生点小故障的。你最近又受了外伤，可能也影响到”
林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客厅右侧的一扇门，我都来不及看清那究竟是不是她的卧室，只看到房门上留下的一个破洞，应当是被人用拳头砸破的——大学里有过喝醉酒砸坏寝室门的经历，因此我对这种痕迹不陌生，只是没想到林翠也有如此暴力的一面。
后来发生的情况就好像任何连续剧里都会有的场景一样了，我在门外轻敲房门，苦口婆心劝说无用，她在里面死不开门，并一口一个“你走啊！”说实在的自从和大学里的女朋友分手以后，我就再没经历过这场面。按理我应当一笑离开，主人都躲起来了，客人没道理那么不识趣。但是这时候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很担心她会做什么傻事。仍然执着的敲着房门，直到林翠终于用哭完以后比较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对比起，那多，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如此情况下我当然不好去找太平斧，只能悻悻离去，高喊一嗓子“林翠，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把铁门关得震天响，好让她听见。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尽量告诉自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想得太多，但不知道是否因为火车过于颠簸了，我时不时地总想起泛舟江上的舒畅感——也许只是因为太久没有坐江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