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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天启六年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巨大灾变,一声巨响,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人畜,树木,砖石等被卷入空中,又随风落下,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2万余人。灾后,男女尽皆裸体,衣物首饰器皿全都飘到西山上去了。紫禁城外正在修缮围墙的3千工匠尽皆跌下脚手架,摔成肉饼,正在用早膳的天启皇帝躲在龙书案下才幸免于难。奇怪的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这些记录,从记录者到内容的详实度都极可信,没办法像野史或志怪小说那样忽视,却又怎么来解释呢。
而让阳传良更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因为如果这些可以用飞碟、外星生命一类来大胆解释,却有另一些现象,用他的话来说“完全无解”
这就是记载与现实的自相矛盾。
阳传良在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不知挖过多少座大墓,其中有一些,在历史上有记载,那么很自然,挖出来后,就会把墓的情况,和记载一一对照。这种对照,经常可以痛惜地发现,有多少的东西被历代的盗墓贼盗挖干净,但极少时,却有另外的发现。
比如汉代的一座王公大墓里,有一名女子并葬。然而在相关的历史记录里,墓主人之外,明明是该有一妻一妾合葬的,怎么会少了一个?这可和盗墓者无关,没人会连尸体带棺材一起盗走。再比如有的时候,记录里死者是躺在汉白玉棺中,挖出来一看,却是铜棺。
这就是自相矛盾,当年的记录者对这些基本的事实,是不应该搞错,也没必要作假的。可是为什么几百上千年后,再次挖出来时,就变了样呢?
还有两个例子,对大众来说则更为著名。
其一就是秦皇陵。
汉旧仪中记载: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这“旁行三百丈”即意味着骊山和秦陵之间,应该有一条地下通道。然而多年来秦陵考古队用遥感和物探在相关区域进行了许多次探测,均未发现这条记载中的地道。
而史记中载,秦皇陵中有天空大地,天空中镶有星辰,大地有江河入海。依司马迁所言,这座地宫的结构格局,大异于其它墓葬。然而阳传良一次在和秦陵考古队队长聊天时却得知,虽然还未挖开地宫,但是各种仪器的探测,均表明秦陵还是较传统的房屋式墓葬的格局。当然规模要大很多,但格局和史记中的记载,有很大差异。
第二个例子就是阿房宫,这就更典型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汉书?贾山传中记载:“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
关于阿房宫的史书记载,还有许多,都是言之凿凿,具体到了数字。然而当代考古证实,现西安的所谓“阿房宫遗址”实为汉时所建,而真正确认下来的阿房宫,在离“阿房宫遗址”十公里外的另一处,而且只是一个夯土台子。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考据,阿房宫从来就没有建起来过,建了个夯土台就停了下来。诸多史书中对阿房宫的详尽记载,都无法从考古中得到证实。
难道那些治史严谨的史官,都在凭空瞎写?
如果是个不细想的人,当然就凭着现在的考古成果,认为当初的史官尽都在杜撰。但阳传良恰恰是个追根究底的性子,这么一琢磨起来,反倒百思不得其解。
他在肚子里千绕百回之后,又和近现代的许多事情联系起来。这样的自相矛盾,就是当下也并非没有。现在陆陆续续有许多的老人,开始回忆建国前后,党内党外的许多掌故,一本本的回忆录,有的出版在大陆,有的出版在港台,也有的出版在美国。这样的书多了,不免说到的事情会重合,可是不同的人,竟然常常对同一样件事情,如某时某人说了什么,说法迥异。
这些写回忆录的老先生们,都是嗅见死亡气息的岁数了,之所以写书,无非为了还原出当年的历史真相,以解胸中块垒。而那些事件多数对他们的人生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断没有记错的可能。则彼此之间的矛盾处,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
无解,完全无解。
说到这里之时,阳传良两根手指捏着紫砂小杯,微微瞌起眼,嗅了圈茶香,再把这杯金骏眉的三汤唆入嘴中,舌头搭巴了几下,让整条舌头的味蕾都能沾上茶水,正是地道的老茶客模样,几乎熏熏然要醉过去了。
然后,他喟然一声长叹道:“我此生的愿望,并不是挖出哪座传说大墓,也不求填补上哪一环中华历史中的缺失,只要能解了这些谜团,就无憾了。”
舒星妤依旧浅笑,眉目中藏着股子平实的爱意,仿佛连他此时的痴颠,也是极喜欢的。
当时我听得津津有味,说给小侯听的时候,他也是一般模样。
“这样的自相矛盾,真是不可思异,而且还不止一桩两桩,那老师,你说是什么道理,有哪些可能性?”
“我说啊,哈哈,我哪里猜得到,有一点我和阳传良相同,那就是要说全都是当年史官记错了,未免也解释得太轻巧了些。至于其中的原因,每一桩应该都各自不同吧。这个世界的秘密太多啦,也不多这几件。”
和小侯聊了个尽兴,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去赶发布会,却被告之发布会延迟一天。
第三天,宣布发布会暂时推后。也就是说,取消了。我拨打阳传良的手机想了解出了什么事情,却是关机。
那么多记者聚在一起被放了鸽子,想弄清楚究竟的人多了去了,很快就飞出小道消息,原来出事情的不是别人,正是阳传良。
他失踪了。
直到一周之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发布会重新举行,地方改在了北京。阳传良依旧不见,却已经有了下落。
他死于自杀。
据说他从468米高的紫金山顶一跃而下,摔得肢体模糊。警方的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他杀可能。
发布会后,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飞快写完新闻稿传到报社,然后搭上了去南京的班机,希望能赶得上当天的追悼会。
追悼会下午三点开始,我抵达南京殡仪馆时,已经是四点过八分钟了。心中忐忑,不知还来不来得及鞠上一躬,以谢彼年香茶款待之情。原本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和这位考古学家接触的机会,却不料他的人生这样戛然而止了。
说不奇怪是假的,虽与他的私下接触只有那么一次,但分明觉得,他不是那种容易想不开自寻短见的人,何况还有那样一位太太相伴左右。言犹在耳,他说过此生之愿,能解开那些谜团就无憾了。有此执念念兹在兹,是什么让他放下这一切去寻死的呢。要说他已经解开那些谜团,可真是说笑话了。
追悼会在殡仪馆的西中厅,一路过去处处白花,各家里哭声震天,哀乐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传来,把空气板结起来。
还要拐个弯才到西中厅,我就听见有女人凄厉的骂声。
“滚,你给我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不会有好报的!滚,滚出去,我不要再看见你。我真是瞎了眼才”
然后一个皱着眉的黑西装中年男人拐出来,双手插在裤袋里,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眉间已经舒展开来,仿佛全不把刚才的喝骂放在心上。
“杨教授!”我喊他。
“你是?”
“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在去年五一的校友会上见过。”
这人叫杨展,是国内量子物理界相当有名的专家,和我同一所中学毕业。去年母校八十年校庆,我就是在校友联谊上认识他的。也就是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话递了张名片,无怪乎他不记得。
“啊你好,你来阳传良的追悼会?”
“是啊,和他喝过几次茶,很好的人,想不到。”我往他身后的转角看了眼,当然看不见什么,杨展的表情却露出些微尴尬。原来刚才被骂的人真是他。
我便识趣地不再说下去,彼此示意后,我继续前行,拐过弯,看见舒星妤站在门口,手扶着墙,胸口喘息未定,犹自往我这边恨恨地望着。
刚才的声音居然是她。
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般浅笑不语的模样,我简直没法把那泼妇般的声音和她对应起来。更何况,今天她是未亡人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恩怨,要让她在前来悼念的友人前这样子发作。
我向她点头示意,未多说什么,跨步迈入灵堂。堂中的其它人面色都还残留着怪异,显然先前的一幕对他们也都造成了许多困扰。
空气中有不知何处飘来的焚烧的气味,也许某个陌生人骨骼的微小分子正随风进入我的鼻腔,然后被我吞进胃里。也许只是些纸钱锡花。也许是生者和死者合力造成的一种错觉。我把花放在灵前,对着遗体三鞠躬。遗体被缝合过又经了专业上妆,有着油彩的艳丽。但死时躯体毁坏太重,现在仍有许多不自然处,经不得细看。我转过眼去,这刻心里没有其它的念头,对着死亡只有空空荡荡的虚无感。过了会儿,从虚无中生出了唏嘘来,我就转身离开,再和舒星妤打了个无声的招呼,也不管她有没有记起我的身份,径自出了殡仪馆,搭上去火车站的出租车。
车上我才叹息出声,这次短暂的南京之行,就此结束。
回到上海的几天后,我和行内的记者聊天时才得知,舒星妤竟是杨展的前妻。杨阳两人是中学的同学,也就是说,我和阳传良,也是校友。
这三人间的关系坊间有许多的传说版本,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杨展在国外当了几年的访问学者回来后,老婆就是别人的了。
这么说来,舒星妤对着杨展骂出的最后半句,瞎了眼云云,也就有了出处。不管故事里是谁对不起谁,可在阳传良的灵前,又何必说这些东西呢。
我这样疑问,就有人来解惑,说你不知道,风闻舒星妤在阳传良死后,在好几个场合都说阳传良的死和杨展肯定是有关系的。直说到公安局找她谈,说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这才作罢。
一场夜谈,很快话题又拐到别处,乃至天南海北。人死如灯灭,终究会远离活人的世界,在记忆里消磨掉痕迹。
我未和人再谈起过阳传良和舒星妤,直到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张邀请函。
函上写着:兹定于3月29日晚6时30分,在外滩广东路20号7楼m on the 波nd餐厅,举行鄙人五十岁生日冷餐会,敬请光临。杨展。
当时我并不知道,杨展是摩羯座,生于一月。
载,天启六年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巨大灾变,一声巨响,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人畜,树木,砖石等被卷入空中,又随风落下,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2万余人。灾后,男女尽皆裸体,衣物首饰器皿全都飘到西山上去了。紫禁城外正在修缮围墙的3千工匠尽皆跌下脚手架,摔成肉饼,正在用早膳的天启皇帝躲在龙书案下才幸免于难。奇怪的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这些记录,从记录者到内容的详实度都极可信,没办法像野史或志怪小说那样忽视,却又怎么来解释呢。
而让阳传良更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因为如果这些可以用飞碟、外星生命一类来大胆解释,却有另一些现象,用他的话来说“完全无解”
这就是记载与现实的自相矛盾。
阳传良在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不知挖过多少座大墓,其中有一些,在历史上有记载,那么很自然,挖出来后,就会把墓的情况,和记载一一对照。这种对照,经常可以痛惜地发现,有多少的东西被历代的盗墓贼盗挖干净,但极少时,却有另外的发现。
比如汉代的一座王公大墓里,有一名女子并葬。然而在相关的历史记录里,墓主人之外,明明是该有一妻一妾合葬的,怎么会少了一个?这可和盗墓者无关,没人会连尸体带棺材一起盗走。再比如有的时候,记录里死者是躺在汉白玉棺中,挖出来一看,却是铜棺。
这就是自相矛盾,当年的记录者对这些基本的事实,是不应该搞错,也没必要作假的。可是为什么几百上千年后,再次挖出来时,就变了样呢?
还有两个例子,对大众来说则更为著名。
其一就是秦皇陵。
汉旧仪中记载: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这“旁行三百丈”即意味着骊山和秦陵之间,应该有一条地下通道。然而多年来秦陵考古队用遥感和物探在相关区域进行了许多次探测,均未发现这条记载中的地道。
而史记中载,秦皇陵中有天空大地,天空中镶有星辰,大地有江河入海。依司马迁所言,这座地宫的结构格局,大异于其它墓葬。然而阳传良一次在和秦陵考古队队长聊天时却得知,虽然还未挖开地宫,但是各种仪器的探测,均表明秦陵还是较传统的房屋式墓葬的格局。当然规模要大很多,但格局和史记中的记载,有很大差异。
第二个例子就是阿房宫,这就更典型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汉书?贾山传中记载:“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
关于阿房宫的史书记载,还有许多,都是言之凿凿,具体到了数字。然而当代考古证实,现西安的所谓“阿房宫遗址”实为汉时所建,而真正确认下来的阿房宫,在离“阿房宫遗址”十公里外的另一处,而且只是一个夯土台子。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考据,阿房宫从来就没有建起来过,建了个夯土台就停了下来。诸多史书中对阿房宫的详尽记载,都无法从考古中得到证实。
难道那些治史严谨的史官,都在凭空瞎写?
如果是个不细想的人,当然就凭着现在的考古成果,认为当初的史官尽都在杜撰。但阳传良恰恰是个追根究底的性子,这么一琢磨起来,反倒百思不得其解。
他在肚子里千绕百回之后,又和近现代的许多事情联系起来。这样的自相矛盾,就是当下也并非没有。现在陆陆续续有许多的老人,开始回忆建国前后,党内党外的许多掌故,一本本的回忆录,有的出版在大陆,有的出版在港台,也有的出版在美国。这样的书多了,不免说到的事情会重合,可是不同的人,竟然常常对同一样件事情,如某时某人说了什么,说法迥异。
这些写回忆录的老先生们,都是嗅见死亡气息的岁数了,之所以写书,无非为了还原出当年的历史真相,以解胸中块垒。而那些事件多数对他们的人生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断没有记错的可能。则彼此之间的矛盾处,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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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之时,阳传良两根手指捏着紫砂小杯,微微瞌起眼,嗅了圈茶香,再把这杯金骏眉的三汤唆入嘴中,舌头搭巴了几下,让整条舌头的味蕾都能沾上茶水,正是地道的老茶客模样,几乎熏熏然要醉过去了。
然后,他喟然一声长叹道:“我此生的愿望,并不是挖出哪座传说大墓,也不求填补上哪一环中华历史中的缺失,只要能解了这些谜团,就无憾了。”
舒星妤依旧浅笑,眉目中藏着股子平实的爱意,仿佛连他此时的痴颠,也是极喜欢的。
当时我听得津津有味,说给小侯听的时候,他也是一般模样。
“这样的自相矛盾,真是不可思异,而且还不止一桩两桩,那老师,你说是什么道理,有哪些可能性?”
“我说啊,哈哈,我哪里猜得到,有一点我和阳传良相同,那就是要说全都是当年史官记错了,未免也解释得太轻巧了些。至于其中的原因,每一桩应该都各自不同吧。这个世界的秘密太多啦,也不多这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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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宣布发布会暂时推后。也就是说,取消了。我拨打阳传良的手机想了解出了什么事情,却是关机。
那么多记者聚在一起被放了鸽子,想弄清楚究竟的人多了去了,很快就飞出小道消息,原来出事情的不是别人,正是阳传良。
他失踪了。
直到一周之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发布会重新举行,地方改在了北京。阳传良依旧不见,却已经有了下落。
他死于自杀。
据说他从468米高的紫金山顶一跃而下,摔得肢体模糊。警方的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他杀可能。
发布会后,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飞快写完新闻稿传到报社,然后搭上了去南京的班机,希望能赶得上当天的追悼会。
追悼会下午三点开始,我抵达南京殡仪馆时,已经是四点过八分钟了。心中忐忑,不知还来不来得及鞠上一躬,以谢彼年香茶款待之情。原本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和这位考古学家接触的机会,却不料他的人生这样戛然而止了。
说不奇怪是假的,虽与他的私下接触只有那么一次,但分明觉得,他不是那种容易想不开自寻短见的人,何况还有那样一位太太相伴左右。言犹在耳,他说过此生之愿,能解开那些谜团就无憾了。有此执念念兹在兹,是什么让他放下这一切去寻死的呢。要说他已经解开那些谜团,可真是说笑话了。
追悼会在殡仪馆的西中厅,一路过去处处白花,各家里哭声震天,哀乐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传来,把空气板结起来。
还要拐个弯才到西中厅,我就听见有女人凄厉的骂声。
“滚,你给我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不会有好报的!滚,滚出去,我不要再看见你。我真是瞎了眼才”
然后一个皱着眉的黑西装中年男人拐出来,双手插在裤袋里,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眉间已经舒展开来,仿佛全不把刚才的喝骂放在心上。
“杨教授!”我喊他。
“你是?”
“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在去年五一的校友会上见过。”
这人叫杨展,是国内量子物理界相当有名的专家,和我同一所中学毕业。去年母校八十年校庆,我就是在校友联谊上认识他的。也就是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话递了张名片,无怪乎他不记得。
“啊你好,你来阳传良的追悼会?”
“是啊,和他喝过几次茶,很好的人,想不到。”我往他身后的转角看了眼,当然看不见什么,杨展的表情却露出些微尴尬。原来刚才被骂的人真是他。
我便识趣地不再说下去,彼此示意后,我继续前行,拐过弯,看见舒星妤站在门口,手扶着墙,胸口喘息未定,犹自往我这边恨恨地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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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般浅笑不语的模样,我简直没法把那泼妇般的声音和她对应起来。更何况,今天她是未亡人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恩怨,要让她在前来悼念的友人前这样子发作。
我向她点头示意,未多说什么,跨步迈入灵堂。堂中的其它人面色都还残留着怪异,显然先前的一幕对他们也都造成了许多困扰。
空气中有不知何处飘来的焚烧的气味,也许某个陌生人骨骼的微小分子正随风进入我的鼻腔,然后被我吞进胃里。也许只是些纸钱锡花。也许是生者和死者合力造成的一种错觉。我把花放在灵前,对着遗体三鞠躬。遗体被缝合过又经了专业上妆,有着油彩的艳丽。但死时躯体毁坏太重,现在仍有许多不自然处,经不得细看。我转过眼去,这刻心里没有其它的念头,对着死亡只有空空荡荡的虚无感。过了会儿,从虚无中生出了唏嘘来,我就转身离开,再和舒星妤打了个无声的招呼,也不管她有没有记起我的身份,径自出了殡仪馆,搭上去火车站的出租车。
车上我才叹息出声,这次短暂的南京之行,就此结束。
回到上海的几天后,我和行内的记者聊天时才得知,舒星妤竟是杨展的前妻。杨阳两人是中学的同学,也就是说,我和阳传良,也是校友。
这三人间的关系坊间有许多的传说版本,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杨展在国外当了几年的访问学者回来后,老婆就是别人的了。
这么说来,舒星妤对着杨展骂出的最后半句,瞎了眼云云,也就有了出处。不管故事里是谁对不起谁,可在阳传良的灵前,又何必说这些东西呢。
我这样疑问,就有人来解惑,说你不知道,风闻舒星妤在阳传良死后,在好几个场合都说阳传良的死和杨展肯定是有关系的。直说到公安局找她谈,说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这才作罢。
一场夜谈,很快话题又拐到别处,乃至天南海北。人死如灯灭,终究会远离活人的世界,在记忆里消磨掉痕迹。
我未和人再谈起过阳传良和舒星妤,直到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张邀请函。
函上写着:兹定于3月29日晚6时30分,在外滩广东路20号7楼m on the 波nd餐厅,举行鄙人五十岁生日冷餐会,敬请光临。杨展。
当时我并不知道,杨展是摩羯座,生于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