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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慌，自己都感觉自己有点鬼鬼祟祟，感觉有点自轻自贱，有点像那些无家可归的盲流，甚至有点不像好人，甚至就是个流窜的罪犯。他觉得还是找个地方体面地坐坐。进入一家小商店，马上一个接一个的店员上来问他买什么。他只好出来。再走进旁边的饭馆。刚一进门，又是服务员迎上来问先生吃什么，然后热情地介绍特色菜。他不免有点尴尬。看来服务太热情了也不是好事。他还是灵机一动说要杯茶，然后在椅子上坐下。
再回到反贪局，副局长仍然没有回来。他不知要不要再守下去，但不守下去怎么办？完不成任务，就没有了前途。他也想用其他办法，比如找熟人，比如晚上到家里去找。但这些办法都不行。如果这样一搞，性质就变了，人家再傻，也知道这事和你有关系，说不定人家还以为案子很重大，很复杂。现在只能公事公办。现在还没到找熟人托关系的时候。找熟人托关系，那是后一步的事情。胡增泉叹口气，他还是想起那句老话：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他决定死等下去，等到下班时还不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明天还得来等。
孔副局长终于回来了。胡增泉递上介绍信，然后说是局长让找他接洽的。副局看了介绍信，让他坐下，然后笑一笑问他有什么事。胡增泉立即将想好的话都说了。副局长说，我们只是先查查你们基建的账目情况，现在也没什么要你们协助的。如果查出什么问题，我们到时再和你联络，好不好。
意思几乎和局长说得一模一样，也几乎等于是没说。这样的结果怎么向宋振兴交代。胡增泉知道不能就这么走。他只好说，虎平向我们自首后，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还得问问你。
副局长说，这件事我们还没着手处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至于你们怎么办，我更不知道，如果非要做点什么，那可能就是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他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而且能够主动积极地把问题说清楚。
虽然仍不甘心，但再想不出还能问什么。见人家有到此为止的意思，只好起身告辞。
刚回到学校，就接到宋振兴的电话。宋振兴说他现在在皇天宾馆，要他马上过去一趟。
皇天宾馆应该在省城。难道宋振兴已经从西阳回到了省城？他还是小心地问哪个皇天宾馆。宋振兴说，我已经回到了省城，就是东湖的皇天宾馆，我在305房间等你。
看来事情确实重大了，而且宋振兴和这个案子牵连得很深。怎么向宋振兴汇报，这当然要仔细考虑好。当然不能说今天去检察院一无所获。事实上也不是一无所获。从副局长的话音里判断，这个案子确实归他办理，人家确实要查整个基建的账目。他觉得还应该加上一句，就说检察院把基建的所有账目拿去，就是有彻底清查学校基建的意思。这样说，一是检察院确实有这个意思，二是也让宋振兴再紧张一点，再急迫一点。狗急了跳墙，人急了才会不顾一切不惜血本。他决定把事情说得尽可能地危险一点，紧张一点。
房间里只有宋振兴一个人，连司机也不知被派到了哪里。宋振兴不仅样子有点急，脸色也有点垂头丧气。宋振兴开口就问去检察院了没有。胡增泉不敢卖什么关子，开门见山把去检察院找人的情况和想好的话说了一遍。宋振兴说，这样看来，他们确实要彻底查学校的账了。
宋振兴悲伤地说，这样我们就得更主动一些。我想过了，得直接找这位副局长活动一下。活动的目的当然不是不让他查这个案子，这样的要求他也办不到。我们也不为难他，我们只提一点要求，那就是就事论事，葫芦浮起摁葫芦，发现了虎平，那就只查虎平，别的没问题，就不要再费工夫找问题。至于为什么这样，你也可以告诉他，就是为了学校的稳定，就是为了不给学校造成不必要的坏影响。
胡增泉不住地点头。但活动这位副局长谈何容易？公事公办见一面都如此艰难，要让人家担风险，没有点特别的门路特别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办到。胡增泉问有没有具体的办法，有没有认识的熟人。宋振兴说，认识的人肯定是有，省反贪局的领导咱也认识，但我的意思是先不要惊动上面，惊动了，闹得满城风雨不说，也容易把事情闹大，也容易弄出不必要的麻烦。咱不到万一，不这样去做。我的意思是先谁都别惊动，谁办这事，咱们就去找谁，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只要现管这事的人不再深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源头上把火摁灭，事情就算办成了。
胡增泉还是为难。他不得不说这位副局长很牛，如果没有门路，很可能油盐不进，刀枪不入。
宋振兴说，我的判断正好和你相反。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嫌疑人去找他送礼，他肯定不敢轻易接收。而你是什么人，是领导干部不说，也和他们是同行同事。在同行同事面前，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是送礼，那也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当然他也更清楚，收你们的礼和收别人的礼不同，因为你们的素质高，收你们的礼，即使你出了事，他知道你也不会说出他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觉得你还是以纪委书记的身份去活动，这样不仅你方便，他也没顾虑。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再考虑其他办法。
道理是对的，可事情还是难办。但不办也不行，还真要明知山有虎，只得偏向虎山行。胡增泉虽然点头答应，但还是说，我觉得事情还是麻烦，检察院把基建的账目全拿走了，如果账上有什么问题，事情就更加麻烦。
宋振兴说，账上能有什么问题？傻瓜也不会让账面有什么问题。账面上的事，审计税务每年都要查几次，如果有问题，早就有问题了。他们拿走账本的意思，也是看咱们这些年都和哪些公司哪些人交往，然后再去查这些公司这些人。这样问题就麻烦了。这些公司这些人咱们又不摸底，素质高低咱们更不知道，万一他们那里出事，万一他们胡说乱咬，就会连累咱们，我怕的就是这个。
胡增泉猛然明白了。但他胡增泉怕的当然也是这些。人和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又千丝万缕，本来他是清白的，万一哪个环节出错，万一哪个人出问题，把他也牵连进去，那就真成了冤大头。胡增泉止不住又有点怕。但不冒一点险，又怎么能改变目前的地位？不改变一下现状，也让那帮得势的小人小看。胡增泉只好什么也不说。
宋振兴掏出五张银行卡，递给胡增泉，说，这里大概有十多万，你看着去用。密码都写在卡上，如果不够，你再告诉我。
胡增泉推托不要。宋振兴说，钱对我现在并不重要，你再不要推辞，只要你能把事情办好，再多花点也没什么。
胡增泉猜测，这些卡也是别人送他的，他还没去取就转手给了他。也好，这样即使出事，在银行的账户上也留不下他的痕迹。但把卡装入口袋后，他还是不禁有点紧张。当了领导后，他就无数次告诫自己，贪污受贿的事不干，违法犯罪的事不干，可现在还是要干了。他觉得这事回去后还得好好想想，不管办成办不成，至少不能把自己陷进去。
宋振兴说，我来之前，和书记已经商量了调你过去的事。我对书记说市发改委需要一个既懂经济又能跑项目能跑资金的大能人，如果有这样一个能人，不仅能从上面跑来资金跑来项目，还能对全市的经济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计划，这样全市的经济才能快速健康地发展。我说我原来工作的大学就有这样一个大教授大能人。我这样说，书记当然得同意调来。但当正主任暂时还是不行，因为这个位子太重要，目前这个位子也空不出来。没办法，我只能让你先当副主任，但能够带一个括号，保留你正处级的职务。你清楚，带括号就是要去括号，如果我在市里工作，我敢保证，不仅一两年就能给你把括号去掉，而且还能让你很快再继续高升。
带括号就是在副主任的任命文件上加一个括号说明是正处级，这也可以了。市发改委不同于一般的处级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是一个小市政府，是代替市政府在管理各行各业。一般来说，主任基本就是副市长的候选人。当两年副主任如果转成主任，凭他的能力，当个副市长应该不成问题。副主任就副主任吧，因为他还有年龄优势，即使在副主任的位子上待上三五年，在年龄上仍然可以升正主任。如果再在正主任的位子上待上三四年，仍然不超龄，仍然可以升任副市长。当然，即使超龄了，至少还可以当个市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前途还是光明的。当然，如果检察院的事办不好，一切就都是空的。这样看来，检察院的事还得想尽一切办法办好。胡增泉高兴地表示感谢，然后再一次表态要尽一切努力要想一切办法去办。
临走时，宋振兴告诉他，再不要打他的电话，手机不能打，固定电话也不能打，以防止电话被人家监听。宋振兴给了胡增泉一个手机号，说，有事就打这个号，但也只能用公用电话来打，这事你要记清楚。
从宾馆出来，天已经黑尽。应该顺便吃了晚饭再回学校。但胡增泉只感到口干心烦，虽然觉得肚子很空，还是没有心思吃饭。他想喝一碗稀饭，或者吃一点凉爽清淡的。前面有家农家乐饭馆。进去看一阵挂在墙上的菜谱，决定吃一碗清汤面算了。
他不想回那个冷清的家，他决定到办公室好好想想。
虽然答应宋振兴去活动副局长，但只知道副局长姓孔，叫什么他都不知道，怎么去活动人家？怎么去接近人家？弄不好，不但会把事情办砸，而且还会引火烧身。
还是得找人引荐一下。当然，对引荐的人，也不能说办案的事，得找个借口，就说自己有个侄女想从老家的县检察院调到区检察院。如果能请副局长吃一顿饭，事情就算好办多了。
想来想去，觉得找区政府办公室的汪主任最合适。汪主任也是奇才大学毕业，那次在省城校友聚会上，因为汪主任和他又是老乡，现在又在一个区居住，便格外多碰了几杯酒，还互相留了名片，过后又通过一次电话，互相也算有点联系。翻出汪主任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汪主任很快就接了电话。问候几句，他便问认识不认识检察院反贪局的孔副局长。汪主任谨慎地说认识当然认识，但不太熟悉。胡增泉急忙说，也没什么大事，我有个侄女想调一下工作，人家同意不同意没关系，你给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就算完成了任务。
汪主任说，我可能也只能引荐你们认识一下，别的忙肯定帮不上。
胡增泉说，老弟能引荐我就感激不尽了。我想老弟是主任，他们也归你管，你说一句话，他们也不敢不听。不过我也不用你说话，我想请他们吃一顿饭，把他们请到饭店，别的事就不敢麻烦你了。
汪主任问什么时候请。胡增泉说，明天晚上最好，如果明天晚上人家没空，咱就后天，总之咱们得将就人家的时间。
汪主任答应明天上午他就联系。挂了电话，汪主任又打了过来，问还有谁参加。胡增泉说，再谁也没有，只有我，还有你，别的人，看孔局长想带谁来就带谁来。
第二天上午，胡增泉怕汪主任忘记了那事，想打电话过去提醒一下，又觉得不如亲自跑一趟合适。胡增泉再次拿出那五张银行卡。除了密码，卡里的钱数也写在上面。其中有三张上写了两万，两张上写着五万。胡增泉来到大街上，在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上将每张卡里的钱查寻确认了一遍，无误后，拿出一张两万元的装在另一个口袋里，然后才来到区政府。
汪主任果然还没联系。等到没人时，胡增泉将那张卡拿出递给汪主任。汪主任看一眼卡，脸色一下严肃起来。他悄悄说，就办这么件小事，你出手就这么大方，让我都有点害怕。
这倒让胡增泉没想到，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但事情已经做了，就只能解释了。胡增泉说，我大哥最近发了点小财，他钱也没处花，他就那么一个宝贝女儿，一心想要调到大城市，所以就硬让我给你带这个卡。
汪主任还是有点担心，他说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无功受禄，让他心里不安。胡增泉说，能引荐一下，就是帮了最大的忙了。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咱们把她引进门，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能不能修行得道，那就靠她个人了。
直到下午快下班，汪主任才打来电话，说孔局长同意去吃饭，还带两个手下人一起去。时间就定在七点，地点定在了绿色山庄。
胡增泉一连声说好，然后问是不是要去接人家。汪主任说不用，人家有车，你来接一下我就行了。
孔副局长准时到达，而且果然带了两个部下。胡增泉估计，这两个手下肯定是参与虎平案件的办案人员。因为都是聪明人，昨天和人家见过面，今天又请客，人家当然能猜到是什么事。胡增泉既紧张又有点兴奋。好在孔局长在饭桌上很开朗，谈笑风生，还不时说一段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样一来，胡增泉也不再紧张拘束。好不容易等到孔局长去上厕所，胡增泉急忙跟了出去。
乘孔副局长撒尿，胡增泉将五万的一张银行卡塞进孔局长的裤兜。孔副局长一收胳膊将胡增泉的手夹住，低声问，你要干什么？
胡增泉愣一下，急忙说，也不干什么，一点小意思，也不为难您，就是想让您抓住虎平就处理虎平，怎么处理按法律办，但不要节外生枝把整个学校搞乱，因为学校马上要接受上面的评估。
孔副局长松开了胳膊。
胡增泉抽出手时，他知道，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一桩生意就算基本成交了。
以后两个部下又陆续去上厕所。胡增泉同样热情地跟去给指路。同样，也在人家撒尿时，将那张两万元的卡不知不觉地塞进了人家的口袋。
检察院的三位都不喝酒，也不啰唆，吃完饭，便说有事要回去。然后便起身先走了。
回到家，胡增泉却越想越怕。如果人家是设计诱敌怎么办？如果人家是引蛇出洞又怎么办？如果真是那样，不仅自己完蛋，还要连累汪主任也完蛋。
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想给汪主任打个电话，又觉得自己也太过小心。汪主任毕竟是区政府办的主任，虽然不直接管检察院，但检察院的许多工作也和政府办有联系，如果他们设计引诱，他们也不能不考虑汪主任的面子。这样看来，设计引蛇出洞的可能性就不大，如果人家不同意，就不答应汪主任的请客，何必又来设计害人？
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想，又觉得设计绝对不可能，法律上好像也不允许这样引诱设计。胡增泉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一点。
但胡增泉还是莫名其妙地紧张，一连几天，端起饭碗就饱了。他苦恼地想，这是何苦来着，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这种不人不鬼的事，下辈子也不能再干，干了，违法犯法不说，担惊害怕，寿命恐怕也要缩短几年。
好在并没让胡增泉担心太久，孔副局长就打来了电话，说事情已经研究过了，问题不大，案情也简单，案值也小，又有自首情节，决定从宽处理。副局长说，我们已经决定免予起诉，虎平交给你们处理。但你们必须要严肃对待，处理轻了绝对不行。如果处分轻了有人告状，就会拿到我们这里重新处理。
挂了电话，胡增泉一下感到浑身都软了。这一难关终于过了，这样的事，下辈子再干，那就是孙子。如果真的当了市发改委的副主任，不管再能不能升，都不再干这些不干不净的事，甚至低三下四的事也不再干。要凭本事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能升就升，不能升也罢。官升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什么时候才是个满足。差不多也就算了。
闭了眼兴奋一阵，胡增泉又有点不踏实。他不知道孔副局长的电话是正式通知还是给他透个信息。如果是正式通知，那事情就是最后定了。不知检察院能不能给一个正式文件。如果能给个正式文件，学校才好正式接手案子正式处理虎平。胡增泉决定给孔副局长打个电话，不问清楚确实不太好办。
孔副局长既不耐烦又牛？菖地说，我打电话告诉你，当然是局里的最后决定。至于文件，我们当然要印发。不发文件，那还叫什么决定？文件已经起草好了，过几天印好了就发给你们。
胡增泉高兴得再一次有点眩晕，但他决定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宋振兴。拿出宋振兴给的手机号，才突然想起宋振兴说过要用公用电话。起身准备去校外找公用电话，但又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人家已经免予起诉了，还监听你干什么。胡增泉用办公室电话拨通宋振兴的手机，开口便说妥了，已经决定免予起诉了，已经决定交给学校处理了。宋振兴打断他的话，问是谁说的，消息是不是确实可靠。胡增泉说，是孔副局长打电话来说的，说文件已经起草好了，过几天打印好了就给我们。
胡增泉还想说得更清楚一些，或者表表功劳，但宋振兴已经关了手机。
他心慌，自己都感觉自己有点鬼鬼祟祟，感觉有点自轻自贱，有点像那些无家可归的盲流，甚至有点不像好人，甚至就是个流窜的罪犯。他觉得还是找个地方体面地坐坐。进入一家小商店，马上一个接一个的店员上来问他买什么。他只好出来。再走进旁边的饭馆。刚一进门，又是服务员迎上来问先生吃什么，然后热情地介绍特色菜。他不免有点尴尬。看来服务太热情了也不是好事。他还是灵机一动说要杯茶，然后在椅子上坐下。
再回到反贪局，副局长仍然没有回来。他不知要不要再守下去，但不守下去怎么办？完不成任务，就没有了前途。他也想用其他办法，比如找熟人，比如晚上到家里去找。但这些办法都不行。如果这样一搞，性质就变了，人家再傻，也知道这事和你有关系，说不定人家还以为案子很重大，很复杂。现在只能公事公办。现在还没到找熟人托关系的时候。找熟人托关系，那是后一步的事情。胡增泉叹口气，他还是想起那句老话：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他决定死等下去，等到下班时还不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明天还得来等。
孔副局长终于回来了。胡增泉递上介绍信，然后说是局长让找他接洽的。副局看了介绍信，让他坐下，然后笑一笑问他有什么事。胡增泉立即将想好的话都说了。副局长说，我们只是先查查你们基建的账目情况，现在也没什么要你们协助的。如果查出什么问题，我们到时再和你联络，好不好。
意思几乎和局长说得一模一样，也几乎等于是没说。这样的结果怎么向宋振兴交代。胡增泉知道不能就这么走。他只好说，虎平向我们自首后，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还得问问你。
副局长说，这件事我们还没着手处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至于你们怎么办，我更不知道，如果非要做点什么，那可能就是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他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而且能够主动积极地把问题说清楚。
虽然仍不甘心，但再想不出还能问什么。见人家有到此为止的意思，只好起身告辞。
刚回到学校，就接到宋振兴的电话。宋振兴说他现在在皇天宾馆，要他马上过去一趟。
皇天宾馆应该在省城。难道宋振兴已经从西阳回到了省城？他还是小心地问哪个皇天宾馆。宋振兴说，我已经回到了省城，就是东湖的皇天宾馆，我在305房间等你。
看来事情确实重大了，而且宋振兴和这个案子牵连得很深。怎么向宋振兴汇报，这当然要仔细考虑好。当然不能说今天去检察院一无所获。事实上也不是一无所获。从副局长的话音里判断，这个案子确实归他办理，人家确实要查整个基建的账目。他觉得还应该加上一句，就说检察院把基建的所有账目拿去，就是有彻底清查学校基建的意思。这样说，一是检察院确实有这个意思，二是也让宋振兴再紧张一点，再急迫一点。狗急了跳墙，人急了才会不顾一切不惜血本。他决定把事情说得尽可能地危险一点，紧张一点。
房间里只有宋振兴一个人，连司机也不知被派到了哪里。宋振兴不仅样子有点急，脸色也有点垂头丧气。宋振兴开口就问去检察院了没有。胡增泉不敢卖什么关子，开门见山把去检察院找人的情况和想好的话说了一遍。宋振兴说，这样看来，他们确实要彻底查学校的账了。
宋振兴悲伤地说，这样我们就得更主动一些。我想过了，得直接找这位副局长活动一下。活动的目的当然不是不让他查这个案子，这样的要求他也办不到。我们也不为难他，我们只提一点要求，那就是就事论事，葫芦浮起摁葫芦，发现了虎平，那就只查虎平，别的没问题，就不要再费工夫找问题。至于为什么这样，你也可以告诉他，就是为了学校的稳定，就是为了不给学校造成不必要的坏影响。
胡增泉不住地点头。但活动这位副局长谈何容易？公事公办见一面都如此艰难，要让人家担风险，没有点特别的门路特别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办到。胡增泉问有没有具体的办法，有没有认识的熟人。宋振兴说，认识的人肯定是有，省反贪局的领导咱也认识，但我的意思是先不要惊动上面，惊动了，闹得满城风雨不说，也容易把事情闹大，也容易弄出不必要的麻烦。咱不到万一，不这样去做。我的意思是先谁都别惊动，谁办这事，咱们就去找谁，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只要现管这事的人不再深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源头上把火摁灭，事情就算办成了。
胡增泉还是为难。他不得不说这位副局长很牛，如果没有门路，很可能油盐不进，刀枪不入。
宋振兴说，我的判断正好和你相反。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嫌疑人去找他送礼，他肯定不敢轻易接收。而你是什么人，是领导干部不说，也和他们是同行同事。在同行同事面前，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是送礼，那也是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当然他也更清楚，收你们的礼和收别人的礼不同，因为你们的素质高，收你们的礼，即使你出了事，他知道你也不会说出他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觉得你还是以纪委书记的身份去活动，这样不仅你方便，他也没顾虑。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再考虑其他办法。
道理是对的，可事情还是难办。但不办也不行，还真要明知山有虎，只得偏向虎山行。胡增泉虽然点头答应，但还是说，我觉得事情还是麻烦，检察院把基建的账目全拿走了，如果账上有什么问题，事情就更加麻烦。
宋振兴说，账上能有什么问题？傻瓜也不会让账面有什么问题。账面上的事，审计税务每年都要查几次，如果有问题，早就有问题了。他们拿走账本的意思，也是看咱们这些年都和哪些公司哪些人交往，然后再去查这些公司这些人。这样问题就麻烦了。这些公司这些人咱们又不摸底，素质高低咱们更不知道，万一他们那里出事，万一他们胡说乱咬，就会连累咱们，我怕的就是这个。
胡增泉猛然明白了。但他胡增泉怕的当然也是这些。人和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又千丝万缕，本来他是清白的，万一哪个环节出错，万一哪个人出问题，把他也牵连进去，那就真成了冤大头。胡增泉止不住又有点怕。但不冒一点险，又怎么能改变目前的地位？不改变一下现状，也让那帮得势的小人小看。胡增泉只好什么也不说。
宋振兴掏出五张银行卡，递给胡增泉，说，这里大概有十多万，你看着去用。密码都写在卡上，如果不够，你再告诉我。
胡增泉推托不要。宋振兴说，钱对我现在并不重要，你再不要推辞，只要你能把事情办好，再多花点也没什么。
胡增泉猜测，这些卡也是别人送他的，他还没去取就转手给了他。也好，这样即使出事，在银行的账户上也留不下他的痕迹。但把卡装入口袋后，他还是不禁有点紧张。当了领导后，他就无数次告诫自己，贪污受贿的事不干，违法犯罪的事不干，可现在还是要干了。他觉得这事回去后还得好好想想，不管办成办不成，至少不能把自己陷进去。
宋振兴说，我来之前，和书记已经商量了调你过去的事。我对书记说市发改委需要一个既懂经济又能跑项目能跑资金的大能人，如果有这样一个能人，不仅能从上面跑来资金跑来项目，还能对全市的经济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计划，这样全市的经济才能快速健康地发展。我说我原来工作的大学就有这样一个大教授大能人。我这样说，书记当然得同意调来。但当正主任暂时还是不行，因为这个位子太重要，目前这个位子也空不出来。没办法，我只能让你先当副主任，但能够带一个括号，保留你正处级的职务。你清楚，带括号就是要去括号，如果我在市里工作，我敢保证，不仅一两年就能给你把括号去掉，而且还能让你很快再继续高升。
带括号就是在副主任的任命文件上加一个括号说明是正处级，这也可以了。市发改委不同于一般的处级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是一个小市政府，是代替市政府在管理各行各业。一般来说，主任基本就是副市长的候选人。当两年副主任如果转成主任，凭他的能力，当个副市长应该不成问题。副主任就副主任吧，因为他还有年龄优势，即使在副主任的位子上待上三五年，在年龄上仍然可以升正主任。如果再在正主任的位子上待上三四年，仍然不超龄，仍然可以升任副市长。当然，即使超龄了，至少还可以当个市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前途还是光明的。当然，如果检察院的事办不好，一切就都是空的。这样看来，检察院的事还得想尽一切办法办好。胡增泉高兴地表示感谢，然后再一次表态要尽一切努力要想一切办法去办。
临走时，宋振兴告诉他，再不要打他的电话，手机不能打，固定电话也不能打，以防止电话被人家监听。宋振兴给了胡增泉一个手机号，说，有事就打这个号，但也只能用公用电话来打，这事你要记清楚。
从宾馆出来，天已经黑尽。应该顺便吃了晚饭再回学校。但胡增泉只感到口干心烦，虽然觉得肚子很空，还是没有心思吃饭。他想喝一碗稀饭，或者吃一点凉爽清淡的。前面有家农家乐饭馆。进去看一阵挂在墙上的菜谱，决定吃一碗清汤面算了。
他不想回那个冷清的家，他决定到办公室好好想想。
虽然答应宋振兴去活动副局长，但只知道副局长姓孔，叫什么他都不知道，怎么去活动人家？怎么去接近人家？弄不好，不但会把事情办砸，而且还会引火烧身。
还是得找人引荐一下。当然，对引荐的人，也不能说办案的事，得找个借口，就说自己有个侄女想从老家的县检察院调到区检察院。如果能请副局长吃一顿饭，事情就算好办多了。
想来想去，觉得找区政府办公室的汪主任最合适。汪主任也是奇才大学毕业，那次在省城校友聚会上，因为汪主任和他又是老乡，现在又在一个区居住，便格外多碰了几杯酒，还互相留了名片，过后又通过一次电话，互相也算有点联系。翻出汪主任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汪主任很快就接了电话。问候几句，他便问认识不认识检察院反贪局的孔副局长。汪主任谨慎地说认识当然认识，但不太熟悉。胡增泉急忙说，也没什么大事，我有个侄女想调一下工作，人家同意不同意没关系，你给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就算完成了任务。
汪主任说，我可能也只能引荐你们认识一下，别的忙肯定帮不上。
胡增泉说，老弟能引荐我就感激不尽了。我想老弟是主任，他们也归你管，你说一句话，他们也不敢不听。不过我也不用你说话，我想请他们吃一顿饭，把他们请到饭店，别的事就不敢麻烦你了。
汪主任问什么时候请。胡增泉说，明天晚上最好，如果明天晚上人家没空，咱就后天，总之咱们得将就人家的时间。
汪主任答应明天上午他就联系。挂了电话，汪主任又打了过来，问还有谁参加。胡增泉说，再谁也没有，只有我，还有你，别的人，看孔局长想带谁来就带谁来。
第二天上午，胡增泉怕汪主任忘记了那事，想打电话过去提醒一下，又觉得不如亲自跑一趟合适。胡增泉再次拿出那五张银行卡。除了密码，卡里的钱数也写在上面。其中有三张上写了两万，两张上写着五万。胡增泉来到大街上，在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上将每张卡里的钱查寻确认了一遍，无误后，拿出一张两万元的装在另一个口袋里，然后才来到区政府。
汪主任果然还没联系。等到没人时，胡增泉将那张卡拿出递给汪主任。汪主任看一眼卡，脸色一下严肃起来。他悄悄说，就办这么件小事，你出手就这么大方，让我都有点害怕。
这倒让胡增泉没想到，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但事情已经做了，就只能解释了。胡增泉说，我大哥最近发了点小财，他钱也没处花，他就那么一个宝贝女儿，一心想要调到大城市，所以就硬让我给你带这个卡。
汪主任还是有点担心，他说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无功受禄，让他心里不安。胡增泉说，能引荐一下，就是帮了最大的忙了。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咱们把她引进门，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能不能修行得道，那就靠她个人了。
直到下午快下班，汪主任才打来电话，说孔局长同意去吃饭，还带两个手下人一起去。时间就定在七点，地点定在了绿色山庄。
胡增泉一连声说好，然后问是不是要去接人家。汪主任说不用，人家有车，你来接一下我就行了。
孔副局长准时到达，而且果然带了两个部下。胡增泉估计，这两个手下肯定是参与虎平案件的办案人员。因为都是聪明人，昨天和人家见过面，今天又请客，人家当然能猜到是什么事。胡增泉既紧张又有点兴奋。好在孔局长在饭桌上很开朗，谈笑风生，还不时说一段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样一来，胡增泉也不再紧张拘束。好不容易等到孔局长去上厕所，胡增泉急忙跟了出去。
乘孔副局长撒尿，胡增泉将五万的一张银行卡塞进孔局长的裤兜。孔副局长一收胳膊将胡增泉的手夹住，低声问，你要干什么？
胡增泉愣一下，急忙说，也不干什么，一点小意思，也不为难您，就是想让您抓住虎平就处理虎平，怎么处理按法律办，但不要节外生枝把整个学校搞乱，因为学校马上要接受上面的评估。
孔副局长松开了胳膊。
胡增泉抽出手时，他知道，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一桩生意就算基本成交了。
以后两个部下又陆续去上厕所。胡增泉同样热情地跟去给指路。同样，也在人家撒尿时，将那张两万元的卡不知不觉地塞进了人家的口袋。
检察院的三位都不喝酒，也不啰唆，吃完饭，便说有事要回去。然后便起身先走了。
回到家，胡增泉却越想越怕。如果人家是设计诱敌怎么办？如果人家是引蛇出洞又怎么办？如果真是那样，不仅自己完蛋，还要连累汪主任也完蛋。
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想给汪主任打个电话，又觉得自己也太过小心。汪主任毕竟是区政府办的主任，虽然不直接管检察院，但检察院的许多工作也和政府办有联系，如果他们设计引诱，他们也不能不考虑汪主任的面子。这样看来，设计引蛇出洞的可能性就不大，如果人家不同意，就不答应汪主任的请客，何必又来设计害人？
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想，又觉得设计绝对不可能，法律上好像也不允许这样引诱设计。胡增泉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一点。
但胡增泉还是莫名其妙地紧张，一连几天，端起饭碗就饱了。他苦恼地想，这是何苦来着，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这种不人不鬼的事，下辈子也不能再干，干了，违法犯法不说，担惊害怕，寿命恐怕也要缩短几年。
好在并没让胡增泉担心太久，孔副局长就打来了电话，说事情已经研究过了，问题不大，案情也简单，案值也小，又有自首情节，决定从宽处理。副局长说，我们已经决定免予起诉，虎平交给你们处理。但你们必须要严肃对待，处理轻了绝对不行。如果处分轻了有人告状，就会拿到我们这里重新处理。
挂了电话，胡增泉一下感到浑身都软了。这一难关终于过了，这样的事，下辈子再干，那就是孙子。如果真的当了市发改委的副主任，不管再能不能升，都不再干这些不干不净的事，甚至低三下四的事也不再干。要凭本事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能升就升，不能升也罢。官升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什么时候才是个满足。差不多也就算了。
闭了眼兴奋一阵，胡增泉又有点不踏实。他不知道孔副局长的电话是正式通知还是给他透个信息。如果是正式通知，那事情就是最后定了。不知检察院能不能给一个正式文件。如果能给个正式文件，学校才好正式接手案子正式处理虎平。胡增泉决定给孔副局长打个电话，不问清楚确实不太好办。
孔副局长既不耐烦又牛？菖地说，我打电话告诉你，当然是局里的最后决定。至于文件，我们当然要印发。不发文件，那还叫什么决定？文件已经起草好了，过几天印好了就发给你们。
胡增泉高兴得再一次有点眩晕，但他决定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宋振兴。拿出宋振兴给的手机号，才突然想起宋振兴说过要用公用电话。起身准备去校外找公用电话，但又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人家已经免予起诉了，还监听你干什么。胡增泉用办公室电话拨通宋振兴的手机，开口便说妥了，已经决定免予起诉了，已经决定交给学校处理了。宋振兴打断他的话，问是谁说的，消息是不是确实可靠。胡增泉说，是孔副局长打电话来说的，说文件已经起草好了，过几天打印好了就给我们。
胡增泉还想说得更清楚一些，或者表表功劳，但宋振兴已经关了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