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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父亲们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
我听到父亲吼叫声的时候，天空的雨忽然停住了。
那雨就像婴儿的哭声，不仅在下落时没有一个从哽咽、抽泣、再到泪水夺眶涌出的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前奏或者预兆；而且收场也是戛然而止，没有一个雨珠渐渐稀疏细小、乌云慢慢散开去的过度，仿佛那雨珠还悬在半空，忽然就决定不再掉落下来。大概是父亲的叫声的威慑力量把它吓住了吧。
我惊惧地定位脚，扯了扯母亲的衣袖“妈妈？”
母亲仰起头，望了望天空忽然就止住雨水的沉甸甸的样子，便也把自己眼中的湿润尽量收住，搂着我的肩继续往家里走。
母亲不打算和我说什么的神情，使我明白，父亲又在和母亲闹别扭。
我说“妈妈，”我咽了咽唾沫，想压制住心口突突乱跳的慌乱，使嗓子里流出来的声音能够像一条直溜溜的棉线，不要打结扣，不要出现不流畅的断裂。我说“妈妈，毛主席都说了，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我把那时候从小学校里“天天读”学来的毛的语录，终于直溜溜地说了出来，没有断住。
然后，我就说不出话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要搞团结”的这个“搞”字之微妙。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确是需要“搞”才能“团结”在一起的，他(她)们的性别角色、立场、心理、行为方式等等差异很大，以至于不“搞”是完全无法沟通的。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天然的“战”友，而不可能是天然的“朋”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搞”好了，就“团结”到一个屋檐下，形成一个小的团体来对付外界的一片片混乱的男男女女。他(她)们在家庭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下，收敛起作为个体性别的差异，淡化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维持住家庭的融和与安定，以便于一致对外。
当然，也有“搞”了“团结”之后，又“分裂”的情形。
当有一天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强烈到可以置家庭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组合便宣告瓦解、崩溃。
这些道理，当然是我后来才慢慢领悟的。
这时候，我低着头，努力去观察土地上湿湿的泥巴正漫过我的凉鞋，在我的脚趾缝间穿梭，随着我的脚步的移动，那灰乎乎的泥巴出出进进时隐时现。
我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脚上，欣赏着这一种并不好玩的情况是多么的好玩，把自己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话来的哽咽的感觉，赶快转移分散掉。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母亲说“你爸爸不想再让奶奶留在家里了。”
奶奶是我家的保姆，已经照料我们全家的日常生活好多年了。她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从奶奶来到我家，几年来她哭过无数次。她哭的时候，为了不和她一起伤心，我就专注地留心观察她的那一只瞎掉的眼睛，我发现那只眼睛从未流出过泪水。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哭？
奶奶说，因为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不会了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死了，被她的男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给打死了。所以，她才离开了他，才来我家里干活，受爸爸的气。
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找你的男人，我要他赔你的那一只眼睛。
奶奶说，傻拗拗，长大了要嫁个好男人，就不会受苦。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关于奶奶要我将来嫁个好男人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有一个吃饭时总把筷子掉到地上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能根除)，一顿饭吃下来，总要换两双或三双筷子，因为我的兴趣完全没在食物上。我总是一边吃着，一边东望望西瞧瞧，吃一会儿就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拿起身边的一本什么书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看上一会儿，再接着吃饭。吃一会儿，又停下来，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又拿起什么。屡次三番，心不在焉，碗上悬放的筷子不免被碰到地上。每每总是奶奶再给我拿来一双干净的。奶奶便叨叨我说“攥筷子攥得近，将来嫁得就近；攥筷子攥得远，将来嫁得就远。你呢，干脆把筷子弄到地上去，这么漫不经心怎么行！”
我不知道奶奶的这些老理有什么科学根据，就装作没听见，继续把筷子掉到地上。但是，我的确不是存心的。
奶奶对我的家庭的价值，是我长大之后才领悟到的。她默默无声地为着这个家庭的“荒地”除草、灌木，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奶奶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眼皮的眼睛格外温柔妩媚，一身乳白色的皮毛干净而高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菲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强，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子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
我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家庭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高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七点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节目，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欢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高歌。
有一次，大约是在七五年底或七... -->>
我们对父亲们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
我听到父亲吼叫声的时候，天空的雨忽然停住了。
那雨就像婴儿的哭声，不仅在下落时没有一个从哽咽、抽泣、再到泪水夺眶涌出的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前奏或者预兆；而且收场也是戛然而止，没有一个雨珠渐渐稀疏细小、乌云慢慢散开去的过度，仿佛那雨珠还悬在半空，忽然就决定不再掉落下来。大概是父亲的叫声的威慑力量把它吓住了吧。
我惊惧地定位脚，扯了扯母亲的衣袖“妈妈？”
母亲仰起头，望了望天空忽然就止住雨水的沉甸甸的样子，便也把自己眼中的湿润尽量收住，搂着我的肩继续往家里走。
母亲不打算和我说什么的神情，使我明白，父亲又在和母亲闹别扭。
我说“妈妈，”我咽了咽唾沫，想压制住心口突突乱跳的慌乱，使嗓子里流出来的声音能够像一条直溜溜的棉线，不要打结扣，不要出现不流畅的断裂。我说“妈妈，毛主席都说了，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我把那时候从小学校里“天天读”学来的毛的语录，终于直溜溜地说了出来，没有断住。
然后，我就说不出话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要搞团结”的这个“搞”字之微妙。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确是需要“搞”才能“团结”在一起的，他(她)们的性别角色、立场、心理、行为方式等等差异很大，以至于不“搞”是完全无法沟通的。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天然的“战”友，而不可能是天然的“朋”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搞”好了，就“团结”到一个屋檐下，形成一个小的团体来对付外界的一片片混乱的男男女女。他(她)们在家庭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下，收敛起作为个体性别的差异，淡化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维持住家庭的融和与安定，以便于一致对外。
当然，也有“搞”了“团结”之后，又“分裂”的情形。
当有一天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强烈到可以置家庭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组合便宣告瓦解、崩溃。
这些道理，当然是我后来才慢慢领悟的。
这时候，我低着头，努力去观察土地上湿湿的泥巴正漫过我的凉鞋，在我的脚趾缝间穿梭，随着我的脚步的移动，那灰乎乎的泥巴出出进进时隐时现。
我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脚上，欣赏着这一种并不好玩的情况是多么的好玩，把自己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话来的哽咽的感觉，赶快转移分散掉。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母亲说“你爸爸不想再让奶奶留在家里了。”
奶奶是我家的保姆，已经照料我们全家的日常生活好多年了。她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从奶奶来到我家，几年来她哭过无数次。她哭的时候，为了不和她一起伤心，我就专注地留心观察她的那一只瞎掉的眼睛，我发现那只眼睛从未流出过泪水。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哭？
奶奶说，因为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不会了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死了，被她的男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给打死了。所以，她才离开了他，才来我家里干活，受爸爸的气。
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找你的男人，我要他赔你的那一只眼睛。
奶奶说，傻拗拗，长大了要嫁个好男人，就不会受苦。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关于奶奶要我将来嫁个好男人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有一个吃饭时总把筷子掉到地上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能根除)，一顿饭吃下来，总要换两双或三双筷子，因为我的兴趣完全没在食物上。我总是一边吃着，一边东望望西瞧瞧，吃一会儿就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拿起身边的一本什么书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看上一会儿，再接着吃饭。吃一会儿，又停下来，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又拿起什么。屡次三番，心不在焉，碗上悬放的筷子不免被碰到地上。每每总是奶奶再给我拿来一双干净的。奶奶便叨叨我说“攥筷子攥得近，将来嫁得就近；攥筷子攥得远，将来嫁得就远。你呢，干脆把筷子弄到地上去，这么漫不经心怎么行！”
我不知道奶奶的这些老理有什么科学根据，就装作没听见，继续把筷子掉到地上。但是，我的确不是存心的。
奶奶对我的家庭的价值，是我长大之后才领悟到的。她默默无声地为着这个家庭的“荒地”除草、灌木，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奶奶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眼皮的眼睛格外温柔妩媚，一身乳白色的皮毛干净而高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菲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强，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子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
我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家庭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高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七点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节目，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欢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高歌。
有一次，大约是在七五年底或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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