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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
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健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鬃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得发黑的痕迹，好象一径接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媚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一”
吴敏的声音从黑睹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象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暖昧的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飘泊着。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器，已经寂灭了，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么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劈劈啪啪，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傅杨教头，衰疲的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耋，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作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宵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魇，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嫌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的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好象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儿根排骨，好象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渡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裁缝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的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嘹明的话：“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的企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毛的眼睛，满怀悲悯的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的，危急的，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论欲望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瓜，开始四处？的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
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已，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的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象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的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那双炯炯的眼睛，是那样执着，那样的急切，好象拼命在向我探索，向我恳求什么似的。他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园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
“去吧不碍事的，”我们师傅杨教头在我身后凑近我耳根低声指示道“我看见他跟了你一夜了。”
那个陌生客已走下了台阶，站在石径那端一裸大王椰下，面朝着我这边，高高的矗立在那里，静静的，然而却咄咄逼人的在那儿等待着。陌生客，平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以免搭错了线，发生危险。我们总要等我们的师傅鉴定认可后，才敢跟去，因为杨教头看人，从来不会走眼。我走下台阶，步到那条通往公园路大门的石径上。我经过那位陌生客的面前，装作没看见他，径自往大门走去，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踏在碎石径上。我走出公园大门一直往前，蹭到台大医院那边，没有人迹的一条巷子口路灯下，停下脚来，等候着。
在路灯下，我才看清楚，那个陌生客，跟我站在一起，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总有六尺以上，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他身上那件深蓝的衬衫，好象是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他那长方形的面庞，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的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的张起。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的轮廓该十分直挺的，可是他却是那般的枯瘦，好象全身的肌肉都干枯了似的。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象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的跳跃着，一径在急切的追寻着什么。当他望着我，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便提议道：
“我们到圆环去。”
3
瑶台旅社二楼三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懊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助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靶、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源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鸣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婉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恩？”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播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道，白纷纷的便飞了起采。在美国这么些中，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鸶。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
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仍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
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ngo广东人把‘吴’念成‘恩，’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限里叫我‘恩，恩，恩，——”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ng死了，王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随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日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梳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裸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
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大概总有七八十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啾啾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奥，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哎，”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
‘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掀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来。兜卖海狗灾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鸣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奥，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费摘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的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梳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在我身上滚动起采，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黑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熏熏的窄巷，投身到园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妨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闻，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悉悉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绘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踏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磕、磕、磕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
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健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鬃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得发黑的痕迹，好象一径接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媚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一”
吴敏的声音从黑睹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象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暖昧的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飘泊着。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器，已经寂灭了，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么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劈劈啪啪，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傅杨教头，衰疲的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耋，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作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宵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魇，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嫌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的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好象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儿根排骨，好象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渡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裁缝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的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嘹明的话：“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的企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毛的眼睛，满怀悲悯的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的，危急的，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论欲望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瓜，开始四处？的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
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已，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的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象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的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那双炯炯的眼睛，是那样执着，那样的急切，好象拼命在向我探索，向我恳求什么似的。他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园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
“去吧不碍事的，”我们师傅杨教头在我身后凑近我耳根低声指示道“我看见他跟了你一夜了。”
那个陌生客已走下了台阶，站在石径那端一裸大王椰下，面朝着我这边，高高的矗立在那里，静静的，然而却咄咄逼人的在那儿等待着。陌生客，平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以免搭错了线，发生危险。我们总要等我们的师傅鉴定认可后，才敢跟去，因为杨教头看人，从来不会走眼。我走下台阶，步到那条通往公园路大门的石径上。我经过那位陌生客的面前，装作没看见他，径自往大门走去，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踏在碎石径上。我走出公园大门一直往前，蹭到台大医院那边，没有人迹的一条巷子口路灯下，停下脚来，等候着。
在路灯下，我才看清楚，那个陌生客，跟我站在一起，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总有六尺以上，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他身上那件深蓝的衬衫，好象是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他那长方形的面庞，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的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的张起。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的轮廓该十分直挺的，可是他却是那般的枯瘦，好象全身的肌肉都干枯了似的。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象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的跳跃着，一径在急切的追寻着什么。当他望着我，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便提议道：
“我们到圆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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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台旅社二楼三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懊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助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靶、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源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鸣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婉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恩？”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播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道，白纷纷的便飞了起采。在美国这么些中，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鸶。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
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仍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
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ngo广东人把‘吴’念成‘恩，’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限里叫我‘恩，恩，恩，——”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ng死了，王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随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日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梳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裸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
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大概总有七八十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啾啾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奥，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哎，”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
‘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掀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来。兜卖海狗灾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鸣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奥，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费摘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的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梳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在我身上滚动起采，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黑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熏熏的窄巷，投身到园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妨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闻，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悉悉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绘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踏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磕、磕、磕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