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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朴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爿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爆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她,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沉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虽然很多人都这么以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大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疑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余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窸窣的响声。
第二大,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一九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是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处。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哭也不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朴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爿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爆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她,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沉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虽然很多人都这么以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大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疑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余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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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一九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是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处。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哭也不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