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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我接到罗燕女士的电话时，正准备动身去刘岳厚那里。这个电话接得很匆忙，我已经换好了出门的衣服，摸了摸钥匙串，意识到它确实是在口袋里，然后换上鞋，刚拉开门，电话铃响了。以往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的电话可以录音，有时候因为偷懒，我故意不去接电话，然而这一次，我似乎预感到了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犹豫了片刻，脱了一只鞋，在刚吸过尘的地毯上蹦着，跌倒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一把抓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罗燕女士的声音，我首先听到的是张艺谋的名字。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我不由得一怔。
罗燕女士说:“是张艺谋向我推荐了你！”
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虽然张艺谋让几位作家同时替他撰写武则天，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害得许多义愤人士跳出来痛加指责，有的人甚至在我面前大骂他，但是我对张艺谋并没有什么恶意。作家受点侮辱，吃点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张艺谋起码有两点可喜之处：第一，中国电影这么差劲，而他的电影确实不错，还可以看；第二，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看小说了，总算他还是个能坚持看小说的人。我并不认识张艺谋，自然也谈不上和他打过交道，却听许多认识他的人谈起过他。
罗燕女士接着在电话里作自我介绍。由于她说自己刚从美国过来，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在好莱坞拍电影的卢燕女士。当我自作聪明提到卢燕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了更正的声音。
罗燕女士说:“我姓罗，是‘思维’罗，燕子的‘燕’。”
我怔了一下，敷衍说自己明白了。
罗燕告诉我她曾经拍过电影，若干年前，曾经主演过女大学生宿舍，并问我有没有看过。我又怔了一怔，说看过。说完了就后悔，事实是，我只知道有过这么一部电影，我看过的国产电影极少。好在罗燕女士不会从电话里感觉到我因为说谎而脸红。直到去医院，在电梯上，我才想明白所谓“思维”罗，应该是“四维”罗“四”和“维”两个字，合起来，便成了一个繁体字的“罗”对于没有实行简化字的台湾和香港，这样的文字障碍绝对不会存在，可是对于我这种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偶尔闹些简体字繁体字的笑话，就在所难免了。
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不知我为什么要笑，她盯着我手中的电梯票看，表情十分严肃。两位首次前来探视病人的访问者，对医院电梯的收费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电梯缓缓地上升，两个人的嘴里便叽里咕噜。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显然不想理睬他们，然而到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恶声恶气地说:“不就是一毛钱一个人嘛，舍不得的话，我送你们下去，你们再自己走上来！”
两个人立刻无话可说，一个人的脸上，显出了愤怒之色，另一个解嘲地对我一笑，转过头去，看电梯显示器上的阿拉伯数字。
2
我从电梯间出去的时候，一辆盖着白被单的推车，挡住了我的去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这座癌症专科医院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频繁程度让人震惊。这是一座死亡的医院，死神在医院的过道上散着步，一不留神就把谁带走了。刘岳厚最初住在一个大病房里，同病房的都是癌症晚期患者，他们像医生一样熟悉自己的病情，一旦他们被送到那些单间的小病房，就意味着他们的大限就要到了。
刘岳厚是在两天前被送进小病房的。他的女儿刘丽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父亲“差不多了”我问她刘岳厚是什么时候进小病房的。刘丽英有些不耐烦，说刚安置好，大约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她此时正在病区的办公室。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护士的说话声，我不知道自己在此时说什么好，听了一会电话那头的噪音，奇怪刘丽英怎么没声了。
我对着电话里大声地“喂”了一下。
刘丽英压低着嗓子说:“我只是通知你一下，也没什么事。”
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忙。
电话里又没声音了，我不知道她是在继续听我说话，还是在哭。我想，此时她的心情肯定很难过。我说一定抽时间去趟医院，我的话音刚落，她就把电话给挂了。我的住处离刘岳厚所在的医院不远，但是一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正式决定去看他。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自从刘岳厚的癌症复发，重新住进这家医院，医生就向刘丽英暗示过，她的父亲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性。所有的治疗将是象征性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延缓生命，究竟有没有效果，很难说。在这期间，我曾经无数次地去医院看望过刘岳厚，每次都以为是最后一次，可结果都不是。
从一开始，我就在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不仅是我，还有刘丽英，还有刘丽英的丈夫，当然也包括刘岳厚自己。刘岳厚在乡下的妻子，在乡下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一次次赶来为他送终，临了都是不耐烦地怏怏而去。这是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死亡游戏，幸好刘岳厚有公费医疗，要不然真是拖不起。刘丽英作为这座城市中刘岳厚唯一的亲人，被父亲的病拖得已失去了耐心。久病无孝子，刘丽英可以说已经尽力了。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农村老家不停地来人，结果弄得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
在一刹那间，我突然心惊肉跳地想到，那辆和我擦肩而过的手推车上，那具雪白的被单罩着的尸体，很可能就是刘岳厚。这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在刘丽英给我打过电话的两天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磨磨蹭蹭，直到两天以后才来医院，潜意识里难道不是正等待着这样的结局吗？
很快我明白自己错了。为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当我真走进刘岳厚的单人小病房时，我感到有些说不出的尴尬。事实上，刘岳厚并不像我想象的，只剩了最后一口气，已进入弥留状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瞪大着眼睛，一看见我，竟然笑起来。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只是苦笑，不说话。
3
很长时间里，我和刘岳厚什么话也没说。说什么呢，安慰的话我向来不擅长，而且事到如今，说什么都白说。癌细胞已经在刘岳厚的身上充分扩散，尽管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尽管他精神好的时候仍可以健谈，但是当他向我伸出自己的舌头，展示在那上面泛滥作怪的癌细胞病变时，我便明白那一天不会太远。我仿佛已经嗅出了他身上的死亡气息。
他的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我做出很认真的样子，研究那些管子。一名护士进来换输液药水，她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作家，笑着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一边十分麻利地插着针管，一边打听我的一部正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的结局。
“现在的作家，都喜欢悲剧，”她十分关心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命运，对我的安排似乎是不太满意“我觉得如今的时代，需要的应该是喜剧。”
一直不吭声的刘岳厚，突然很认真地插起话来:“可惜生活，却被证明是个悲剧。”
刘岳厚的声音低低的，有些嘶哑，听起来很瘆人。我和病房的护士和负责刘岳厚治疗的医生，都熟悉。为了让他们对刘岳厚有所关照，我曾经根据病区的医护人员花名册，每人送了一本我的小说集。刘岳厚时常对护士和医生提起我，也对那些癌症病友吹嘘我的故事。他到处对人说我曾是他的学生。他喜欢和别人谈我的祖父，谈我的父亲，甚至谈我的妻子和女儿。一旦我在本地的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散文之类的东西，他肯定会和周围的人讨论半天。如果没有人愿意听他谈论这些，他便跑到病区办公室，往我的家里挂电话，结果害得整个病区的人，都觉得他精神有些毛病。
护士离去以后，我告诉刘岳厚，有一个叫罗燕的女人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替她改编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刘岳厚不知道罗燕是谁，于是我提到了某某的名字。
“张艺谋想改编你的小说？”他有气无力地说着。
我告诉他不是这么回事。张艺谋和我要说的这件事根本不搭界。刘岳厚也从来没有看过张艺谋的片子，他只是不断地在报纸上看到过张的名字。和我的许多热心的读者一样，他坚持认为只要我的小说能被张艺谋改编，我就会像当今那些最走红的小说家一样火爆起来。
“你已经有些名气了，但是还需要再来一把火。”刘岳厚润了润沙哑的嗓子，还想再说什么，但是气力已经不够了。他的嘴唇无意义地动着，发不出声来，于是只好对我苦笑。自从他住进这家医院以后，他总是这样苦笑。苦笑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表情。我决定继续和他谈论张艺谋，因为此时此刻，也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话题。我向他介绍张艺谋拍摄的一部电影，恰巧这部电影我也没有看过，只能是转述别人的观点。
“那么究竟是谁想改编你的小说？”刘岳厚似乎还不死心，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把话题又拉了回去。
“没有人想改编我的小说。”我笑着说。
“你的小说应该有人把它拍成电影！”
我对他耸了耸肩膀。这是个多余的动作，躺在那儿的刘岳厚不可能注意到我在对他耸肩膀。他的脸上都是疲倦，想说话，又有些力不从心。类似的话题，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他根本不在乎我愿不愿谈论这些。我决定不做声，他反正也没什么气力说话了，大家就这么静静地相对，也挺好。
外面走道上，一位病人的家属，和护士小姐为了什么事争起来。嗓音突然就高起来，然后便可以听见有许多脚步声从过道上跑过。我注意到刘岳厚和我一样，正竖着耳朵，十分认真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显然已经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有人在帮着吵，有人在劝，乱作一团。这医院里老是吵架，都是绝症病人，家属的火气特别旺，想找机会发泄。护士小姐的工作量很重，待遇一点也不比别的医院好，因此脾气也大。一个想找点事，一个根本就不怕事，大家都是针尖对麦芒，稍一碰撞，就冒出了火花。
外面的声音终于小了下来。我注意到，刘岳厚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正轻轻地打着呼噜。他的女儿刘丽英拎着一个塑料口袋走进来，对我点点头，站在床边看着刘岳厚。
刘岳厚突然睁开眼睛，非常突兀地问着:“那个打电话给你的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以为他是在说梦话。刘丽英显然已经被父亲的病拖得筋疲力尽，她不耐烦地问他究竟在说什么。
刘岳厚的眼神在空中转了一圈，落在我的脸上:“那个女制片人？”
他指的是罗燕，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惦记着这事。刘丽英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只好把说过的话，很无趣地再说一遍。我告诉他，多少年以前，罗燕曾是一名女演员，主演过一部叫女大学生宿舍的电影，后来去了美国，现在肯定是混阔了，想拍摄赛珍珠的一部小说。
刘岳厚依然满脸困惑:“赛珍珠是谁？”
4
从医院出来，我开始一直在想赛珍珠。赛珍珠是谁，很多人都会提这样的问题。如今的中国人，除了写小说的，或者是搞小说研究的，许多人已经不太知道赛珍珠这个名字。就算是知道她的名字，对她的作品和生平也了解甚少。在小病房里，我试图用最简短的语言，向刘岳厚介绍赛珍珠。我觉得自己是说清楚了，可是刘岳厚的眼神变得越来越黯淡，他似乎并不是真的想知道赛珍珠是谁。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并不想弄清楚赛珍珠是谁。
医生告诉我，刘岳厚最多还能活一个星期。看着我心情沉重的样子，医生劝我想开一些。死亡在这个医院里是例行公事，人总会有一死，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活着的人，应该好好地活着。他希望我有可能的话，写写他的病区，写写那些死到临头的病人。由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望刘岳厚，因此这样与医生之间的谈话，显然也不是第一次。事实上，这次谈话和以往任何一次谈话都如出一辙。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敷衍。很多人知道我是一个写小说的，常常极度热心地希望我写什么，向我推荐素材，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许多事可以写，可惜他们不是作家。
回到家里，妻子知道我去了医院，让我赶快洗手，用消毒肥皂洗手。她问我刘岳厚的病情如何，我把医生说过的话如实汇报。吃晚饭时，妻子看我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以为我是在为刘岳厚的事难过，安慰我应该想开一些。她说明天去菜场买些鲫鱼，熬汤给刘岳厚喝。刘岳厚一度是我们家的常客，虽然有时候也烦他，但是他和我们家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死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个解脱。”妻子一边安排女儿的功课，一边对正看着报纸的我说。
我的脑海里在想着赛珍珠。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改编赛珍珠的小说一事，老实说还没有什么底。对于电影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我心不在焉地看着报，看完了报，又看电视，噼里啪啦地胡乱换频道。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天晚上的电影频道，恰巧播放女大学生宿舍。天下竟然真会有这样的巧事。这是一部老掉牙的电影，我之所以能记住，是因为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姨表妹，曾在这部电影里演过一个配角。妻子不明白一向不爱看国产电影的丈夫，为什么突然对这种老片子感起兴趣，她不声不响地站在我旁边，观察着我的表情。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在想着赛珍珠。我进入不了电视屏幕上已经发展到了一半的剧情，弄不清哪一位是女主角，自然也吃不准哪位是罗燕女士。我唯一认出来的，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姨表妹，她戴着一副眼镜，和生活中的本人并不太像。我一边走神，一边看电视的样子大概很滑稽，也有些可疑，结果不得不心虚地向妻子解释，自己今天接到过一个叫罗燕的女士的电话。我本来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因为和电影界人士打交道，最终结局十有八九不会愉快。我想等事情有了正式眉目以后再说。
“你已经答应改编了？”妻子认真地问我。
我说没有，说究竟接不接这个活，得好好地想一想。我并没有在电话里立刻给罗燕女士一个肯定答复。
“为什么？”妻子是电影迷，她总是希望我能在电影这个行当上插上一脚。
“电影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我叹了一口气，将电视换了一个频道，笑着说。
第二章
1
如果我从来没有和影视界人士打过交道，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罗燕女士的邀请。虽然我对电影是个门外汉，但是我对电影抱着极大的热情。问题是中国的影视界人士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毛病，这就是他们忽冷忽热，不把信义当回事，常常忘记对作家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尊重。他们总是太自以为是，在你的面前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然后绝无意外地在别人面前糟蹋你。他们会热情洋溢地从千里之外给你挂来长途，就你的某一部小说大加赞赏，近乎夸张地表明自己想改编你的小说的愿望。当你作出同意改编的允许之后，或者你根据对方的要求，寄出你的小说以后，事情于是就到此为止。一切仿佛没发生过一样，没有一点痕迹，就像一滴水掉到大海里一样。
交道打多了，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一类的事情太当真。报纸上捕风捉影地提出批评，说我们这些青年作家陷入了影视的泥潭。由于影视剧本的稿费大大地高于小说，于是所谓陷入影视的泥潭，便是追逐金钱的代名词。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扮演那种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膻的尴尬角色。过去的三年里面，我没有为影视写过一个字，但是一位老作家却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说我不应该成天搞影视。好事不出门，一个人，天天认认真真地写小说，未必会有什么人注意你，如果你一旦“触电”和电影或电视稍稍有了瓜葛，顿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
我没有当场拒绝罗燕女士的原因，是觉得赛珍珠这个人物的确应该用影视来再现一下。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是把她平凡的一生拍成电影，我相信起码在中国会有相当可观的观众。此外，我相信罗燕女士找我，是找对了人，因为我一度曾经研究过赛珍珠。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围城和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在资料室里读过许多老版的赛珍珠的小说。对于赛珍珠的生平和她的主要作品，我已了然在心。我并不觉得赛珍珠的小说如何了不得，虽然有诺贝尔文学奖这块金字招牌，赛珍珠仍然算不了什么第一流的大作家。在图书馆里，很难再找到赛珍珠的作品，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名冷门作家，如今大多数人仅仅是知道她的名字。
罗燕女士似乎对赛珍珠的生平没有太大兴趣。她告诉我，最初的兴趣，是想改编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可惜由于版权，她只弄到了赛珍珠的另一部不是太重要的作品pavilionofwomen，这部小说解放前的译名叫深闺里，在1991年首次出版的赛珍珠自传中，这部小说的名字又被译成女子亭。罗燕女士认为小说只能提供一个契机，提供一个框架，关键是改编时的发挥。她认为原著最多提供百分之二十的东西，百分之八十要靠改编者去创造。她告诉我，所以会看中赛珍珠，是因为她在美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她的作品仍然出现在美国的教材中。另外，从投资的角度和市场的回报来看，都比较乐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赛珍珠毕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又得过普利策奖，而且好莱坞现在很看好东方题材的影片。
我曾经接触过pavilionofwomen的中译本，可是神使鬼差，在看完了大地三部曲和龙种以后，我觉得赛珍珠的小说已经没必要再看。我一度曾是个很用功做学问的人，然而不可能为了学位论文，把资料室里汗牛充栋的旧图书统统读完。接到罗燕女士电话的第二天，我给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同学打电话，让他帮我借阅深闺里。电脑资料显示，那本在资料室里躺了将近五十年的旧书，已经没了踪影。我的同学又帮我联系南京的各大图书馆。由于南京是国民党时期的首都，又是赛珍珠写作和工作过的地方，各大图书馆里都藏有相当数量的旧版书。但是很快得到的反馈，都是绝对没有这本书。
南京大学外文系的一位姓刘的教授，正带领着他的研究生，在翻译赛珍珠的系列作品，pavilionofwomen便是其中之一。新的译本在近期内不可能问世，而我的英文水平今非昔比，已经没办法阅读原著。虽然我还没有答应为罗燕女士改编，然而我也没有拒绝她。我只是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我突然发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赛珍珠。我仿佛一下子对赛珍珠入了迷，恨不得立刻把赛珍珠的作品，都找来看一遍。
在我追寻pavilionofwomen的译本毫无结果的时候，一个叫胡雪桦的导演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被罗燕女士选中，将担任这部影片的导演。胡雪桦新近完成的一部影片叫兰陵王，报纸上的广告做得很厉害。由于他还有一个弟弟也是干导演的，而且成绩很不错，我一直弄不清他们两个究竟谁是谁。胡雪桦在电话里问我对改编究竟有没有兴趣。我十分坦白地告诉他，自己还没有最后打定主意。胡雪桦似乎有些意外，一时不知对我说什么好。我觉得这时候出现冷场是很尴尬的事，便反问他对这部影片是不是真的非常有兴趣。胡雪桦说他一开始也不是很有兴趣，不过，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这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们可以把它编得非常有趣。”他信心十足地说着。
我告诉胡雪桦，我更有兴趣的是赛珍珠本人。
我说，要是不改编赛珍珠的小说，而是把她自己的生平拍摄成电影，也许更好。
2
我不知道23年前逝世的赛珍珠，得知今天有人会改编她的小说，会持什么样的态度。1972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赛珍珠曾经无比兴奋。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她盼望着中美关系能够正常化，盼望着能回到朝思暮想的中国来。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但是她的申请落了空，并没有成为尼克松访华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这时候她已经年逾古稀，疾病缠身，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刚刚架通的第二年，带着终身遗憾离开了人世。赛珍珠始终把中国当做她的第二祖国，她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深情。没有中国，就没有赛珍珠。当赛珍珠这个名字重新进入我的大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晚年的她，被拒之于中国的国门之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中国人的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就是我的生活。”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踌躇满志的赛珍珠，充满了激情对公众这么说着。她这么说着，绝对不是矫情，因为她完全有资格这么说。虽然赛珍珠的父母是地道的美国人，虽然赛珍珠出生在美国，但在她出生刚三个月的时候，就随父母回到了中国。赛珍珠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才出生在美国。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在中国待了许多年。早在赛珍珠之前，她的母亲已经在中国生了四个小孩，然而四个小孩中，有三个很快就死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婴儿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赛珍珠的母亲选择了回美国生养她的小女儿。
虽然金发碧眼的赛珍珠在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美国人，她出生于美国，有着纯粹的美国人的血统，然而她首先面对的世界，却是中国。美国只是在父母的描述中才存在，它虚无缥缈，只是童话世界中的王国。由于一个人不可能记住出生三个月以内的事情，赛珍珠童年的最初记忆，和她周围的中国儿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她的母亲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这个中国女孩在赛珍珠母亲的照料下成长，然后又嫁给中国人。赛珍珠出生以后，她的中国姐姐也开始当了母亲，于是中国姐姐的小孩就成了赛珍珠童年时代最初的伴侣。
赛珍珠出生于1892年，她两岁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结束。此后的清朝政府一蹶不振，元气大伤，开始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但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里，赛珍珠和所有大清臣民的孩子们一样，对皇帝尤其是皇太后慈禧，仍然充满了崇敬的心情。皇权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赛珍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别的孩子肤色不同意味着什么。美国在她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她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不一样，就好像小猫小狗有着不同的花纹。她们在一起玩着游戏，亲密无间，在城乡结合部的旷野里奔过来跑过去。童年的赛珍珠和中国的小孩一样，目睹了当时的一切。她常常看到瘦骨伶仃的麻风病人，躺在庙门口向人乞讨，看到那些被扔在野地里的正被野狗撕扯着身体的死孩子，看到地痞流氓在大街上撒野，听他们骂不完的脏话。
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最初的游戏是犯上作乱。赛珍珠是美国人，和她一起玩的中国孩子都是教民的小孩。她们把山坡上突起的坟茔当做了王位，用野草野花编织成王冠，戴在头上，轮流扮演皇太后。一个孩子扮演皇太后的时候，其他的孩子便毕恭毕敬地跪下来磕头。这种游戏屡试不爽，没完没了，每个女孩子都盼望着自己能再一次地扮演。由于她们对远在紫禁城的慈禧太后的真实生活一无所知，于是她们只能模仿看过的中国旧戏曲中的皇后娘娘。渐渐地，孩子们对于慈禧开始有所了解，她们知道她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她们知道她很厉害，黑头发，黑眼睛，有着冰激凌一样白嫩的皮肤，她的头发总是高高地绾起，这样她看上去就会显得很高大，她坐在高高的王位上，觐见她的那些大臣只有抬起头来，才能一睹皇太后的威颜。孩子们开始不喜欢慈禧太后了，因为她下令把光绪皇帝软禁了起来。游戏的内容稍稍有些改变，女孩子们仍然抢着要扮演皇后娘娘，扮演皇后意味着可以发号施令。为了让这种游戏看上去更逼真，她们找到了一个最胆小的小弟弟扮演小皇帝，游戏的高潮就是太后发怒了，让大臣们把小皇帝囚禁起来。她们把小弟弟的手绑了起来，一直弄到他真吓哭了为止。
中国人最初给赛珍珠的印象是爱，这种爱可能是源于两个原因：第一，金发碧眼的赛珍珠确实可爱，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喜欢小孩的民族，娇宠小孩是一种传统；第二，在赛珍珠周围的中国人不是男用人就是老妈子，他们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小主人有什么照顾不周。可惜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赛珍珠感受越来越多的，是不爱。这种不爱的极端，便是发生于赛珍珠8岁时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许多传教士被杀，许多教堂被焚。赛珍珠随同家人，仓皇离开南方的小城，逃往上海的租界。只有在租界，一切才似乎是安全的。这里完全是洋人的天下，有持枪的洋人巡捕，有在黄浦江里停泊的洋人兵舰。
有一天，赛珍珠和母亲从一条人潮如涌的大街上走过。一个粗胖的中国人慢腾腾地走在她们的前面，挡住了她们的去路。他穿着蓝色缎袍和黑色马褂，一条长辫子在赛珍珠的眼前晃来晃去，长辫子的辫梢上用黑丝带打着结。天气很热，那人不住地摇着扇子，慢悠悠地迈着方步。赛珍珠实在是忍不住了，既有些热得人心烦躁，又觉得那在眼前晃来晃去的长辫子是个诱惑。她十分果断地拉住了那个人的辫梢，很淘气地摇了摇，请他快走，或者赶快把路让开来。粗胖的中国人转过身来，用赛珍珠从未见到过的严厉目光瞪着她。这是一种充满了仇恨的敌对目光，反应之强烈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天真的赛珍珠并没有被他吓唬住，受到惊吓的是赛珍珠的母亲。她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用颤抖的声音请求这位正生着气的中国人原谅。
“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赛珍珠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那天会怕成那样，她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在说话“她是个调皮的孩子，我会惩罚她的，请你饶恕她吧！”
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赛珍珠母亲的求饶改变脸色，他依然满脸怒气，不肯宽恕的样子。赛珍珠想不明白他有什么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她的母亲连连赔罪，拉着她向另一条街走去，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地警告女儿。她用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告诫赛珍珠，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了。她告诉赛珍珠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赛珍珠的母亲过去从来不害怕中国人，可是突然之间，她竟然会对中国人怕成那样。赛珍珠终于在这一天，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人对她的敌意，同时也是第一次意识到，一个西方人对古老中国可能会有的恐惧，那种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在这之前，赛珍珠只知道中国人不喜欢那些坏的洋鬼子。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和那些坏的洋鬼子联系在一起。她和中国人一样，恨那些坏洋鬼子，恨那些在中国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外国人。
在她居住过的一个城市里，有一个稍欠教养的美国传教士，对下人常常傲慢无礼，动不动就大动肝火。几乎所有的中国仆人在他那里都干不长，他属于那种中国人人见人恨的坏洋鬼子，可是却有位老女佣为他干了许多年。赛珍珠从老女佣那里了解到她能够忍气吞声的秘密。这位老女佣很有些幽默感，她觉得赛珍珠是一个靠得住的女孩子，决定让她分享她的秘密。原来那个洋鬼子的窗前，放着一个巨大的盛雨水的容器，他嫌井水苦涩，从来不喝井水，只喝平时积蓄的雨水。老女佣住在阁楼上，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窗户，将自己的便盆倒在铁皮的屋顶上。黄澄澄的尿液沿着屋脊流入水槽，再流过盛水的容器。这便是老女佣对坏主人的报复，这种报复给她带来快感，这种快感给了她忍受主人脾气暴戾的毅力。当她受到主人不公平的对待时，想到主人喝着她的尿液，她便苦中作乐地笑起来。
3
我始终觉得把赛珍珠在中国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将会非常有趣。一部好的影片，无非是找到了一双好的观察世界的眼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赛珍珠的眼睛里，和今天教科书上所记述的历史，并不完全相同。虽然以血缘而论，赛珍珠是百分之百的西方人，她长得金发碧眼、牛高马大，但是东方潜移默化的教育，很自然地就给了她一种与纯粹的西方人根本不同的性格。美国是赛珍珠的第一祖国，但是中文却成了她的第一母语。她不仅仅会说流利的中文，而且在整个童年时期，她都是用中文来思考问题。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一个人若离开了语言将无法进行思考。换句话说，赛珍珠的童年，差不多都是浸泡在东方文化之中的。
童年的赛珍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洋人”“洋人”对她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提醒。她和中国的孩子们掺和在一起在庙前的空地上看戏，从戏里似是而非地知道中国的历史，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豪杰。逢年过节，她穿上地道的中国衣服，梳着中国女孩的发辫，穿着中国工匠手工制作的皮鞋走街穿巷，拜访她的中国小朋友。每到一处，大家鞠躬行礼，互赠礼物，拜年问安，恭喜发财。中国的世界就是她的世界，她去拜访她的那些好朋友，她的好朋友也回访她。童年的世界里充满了欢乐，也充满烦恼。当赛珍珠在游戏中，与小伙伴发生了什么不快，在街上走过，被那些陌生的小孩唤做“小洋鬼子”的时候，她便会不甘示弱地以“乌龟王八蛋”作为回答。当别人把她当做异类的时候，她就把别人叫做“杂种”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从用人和老妈子那里学来的。赛珍珠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用中国人的思维对付中国人，她知道中国人最忌讳别人喊他们是“龟孙”是“杂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侮辱人。
赛珍珠童年的中国印象，是用人和老妈子的世界。她所结交的那些所谓好朋友，大多也是用人和老妈子的孩子。这些人是她了解世界的第一扇窗户。在她的那些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中，很多故事都是从这扇窗户里看到的。她的奶妈，干粗活的男仆，做饭的女厨娘，养花的花匠，一个个都是说故事的高手。他们精彩的故事，使得一个本该感到寂寞的异国小女孩，在生活中充满了盎然的乐趣。她听到许多一个女孩子也许还不应该听到的故事。这些故事本来并不是说给她听的，它们只是女仆之间的悄悄话，是东家长西家短，其中相当一部分和性有关系。高贵的洋主人在中国仆人的眼里，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她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她们的主人们的隐私，尽情地嘲笑他们。一个神情严肃的男主人，喜欢坐在中国的马桶上酗酒，然后人事不省地跌倒在地上。一个女主人为了什么不可知的原因，总是不和丈夫同床，结果她的丈夫便无缘无故地找下人的错处来撒气，把那些不是太值钱的瓷器摔碎在地上。有位男主人令人可笑地好色，他的肚子很大，想勾引所有的女用人，连生着癞痢头的门房妻子也不放过，于是他的妻子便去和别的洋人眉来眼去。一位女佣讲自己所以离开她原来的主人，就是因为她不安分的女主人，想勾引她的游手好闲的丈夫，她发誓自己的丈夫已经和那位不要脸的女主人睡过觉了，并且根据她丈夫的描述，由于洋女人的那玩意儿太大，毫无乐趣可言。
献身宗教事业的父母，总是把女儿过于放心地交给那些看上去所知甚少的劳动人民去教育。到了赛珍珠必须识字的时候，他们又为女儿找了一位姓孔的先生当家庭教师。这位孔夫子的后裔，十分尽职地向赛珍珠灌输地道的中国儒家文化。他向赛珍珠灌输孔子的思想，大讲忠孝仁义信，把孔子的学术思想推崇到了最高境界。有趣的是，笃信基督教的赛珍珠父母，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快。也许，世界上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冲突。总之，在教育上，赛珍珠成为真正的“杂种”她是美国人，同时也是中国人。东西方两种文化同时在她身上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她跟随父母学习英文，又和周围的用人及老妈子说汉语，不仅能说中国的官话，而且会说很土的方言。她从父母那里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又从家庭教师孔先生那里接受儒家思想。她身上既有作为一个洋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她感到自己高中国人一等，同时又常恨自己不能像她的好朋友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敌视西方的目光中，她甚至羞于自己的洋人血统。她的双重身份，使她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她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文化上的混血儿。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洋人的威风。赛珍珠亲眼目睹了在中国横行无阻的传教士们，那些信教的教民，如何在突然之间惊惶失措，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走投无路。在教堂高耸的塔楼上，升起了一面小小的红旗，这是事先约好的信号，它表明危险正在向大家迫近。但是这场革命来得快，去得更快。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中国人的脸面丢尽了。慈禧太后狼狈西窜，洋人提什么不合理的条件，都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尽管中国人对列强的仇恨达到了极点，但是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反抗完全失败。意气用事是徒劳的，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安全，由于这次闹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外国人在华特权不是被削弱，而是不可思议地被扩大，外国人在中国的大地上来去更加自由，他们的商船和战舰可以在任何水域游弋，在任何一个码头停泊。外国传教士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居住地，到处公开地兜售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宗教，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办洋学堂教洋书，开设洋医院行洋医。虽然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和惩罚性的赔款，与小小年纪的赛珍珠无关，但是她在无形中显然得到了好处。没有人再敢得罪和冒犯她，再敢叫她小洋鬼子。那些不懂事的中国孩子偶尔这么喊了一声，他们的大人知道了，立刻像揍贼似的扇自己小孩的耳光。中国人开始习惯用沉默来对待外国人，把仇恨积累在心底里。洋人从街上走过，只有不明事理的狗，才会对他们发出不友好的吠叫。
赛珍珠的家庭教师孔先生在北京的祖居，被德国士兵捣毁了，家人也因此蒙难。赛珍珠曾听人说过，德国的皇帝给他英勇的士兵下过一道命令，这就是让所有的中国人一听到德国这个名字，就浑身战栗，仓皇逃命。孔先生依然是孔先生，他依然穿着长袍，梳着乌黑的长辫子，用四方形的柔软黑丝布包上一本书，喝茶时不停地用茶碗盖拨弄浮在水面上的茶叶，然后出其不意地指出正在听课的赛珍珠的错来。
“你最好还是回到美国去，”有一天，正上着课，孔先生突然神情严肃，很沉重地对赛珍珠说“在新的风暴到来之前，你应该回到美国，然后永远不要再回来。”
“为什么呢？”赛珍珠有些摸不着头脑。
孔先生说:“中国人并不喜欢你们。”
赛珍珠感到很悲伤。她的年纪还小，不可能明白老实巴交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恨外国人。但是她毕竟也已经10岁了，她是个敏感的女孩子，比同龄的其他美国女孩子懂事很多。孔先生所说的新的风暴，自然是指类似义和团那样的暴力行动。在西方人眼里，这样的风暴似乎已经不再可能发生，然而在华的每一位外国人的内心深处恐惧犹存。东方和西方，在心理上已经打了一个死结。
孔先生说:“到时候，你会和所有的其他白人，一起被处死。”
4
赛珍珠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说好话。起码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她觉得她热爱中国人，即使中国人并不爱她，她仍然不改初衷。她一生都在为美国人辩护，虽然美帝国主义也是凶恶的八国联军之一，但是她总是觉得美国人的罪过要轻得多。在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就不停地向她灌输，中国人所以恨洋人，是因为在华的其他外国人实在不像话。美国人并不像其他的外国人那样穷凶极恶。尽管他们也让中国人赔了款，然而这些赔款却用在了培养中国的留学生上。美国人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从慈禧那个垂死的老妇人手里，硬拿了一笔最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的钱。没有庚子赔款就没有清华。如果没有庚子赔款，这笔钱充其量也是被慈禧用来再建造一座新的颐和园。历史上从来就有许多扯不清的话题，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用于建造海军的钱，被慈禧挪用建造公园，这一直是老佛爷留下的让人攻击的话柄，但是毕竟颐和园今天还能供我们游玩，像清朝政府那样腐败的朝廷，真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
在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人绝对不会因此感谢西方的长枪大炮。中国人的感情被伤害了，中国人的财富被掠夺了，这些都是铁定的事实。随着赛珍珠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感到这种裂痕无法弥补。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中国人永远不会喜欢她这样的小洋鬼子。恩师孔先生的病逝，给赛珍珠带来极大的悲哀。孔先生给她讲述了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东西，让她明白了许多东方真正的可爱之处。孔先生的葬礼一定给赛珍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她出现在葬礼上，给当时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样。由于葬礼庄严肃穆，大家都绷紧着脸，人们把对洋人的不满都埋藏了起来。当赛珍珠像中国学生一样跪下来磕头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背后做着鄙视的神情，为逝去的孔先生竟然会收一位洋弟子感到可惜。有人甚至埋怨，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让一个洋鬼子登门，十分不妥。
孔先生的葬礼让赛珍珠又一次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父母，忽视了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自己已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的女儿，最终究竟能不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待下去。赛珍珠开始发育了，开始成为大姑娘，开始有了自己的心思。她意识到自己虽然爱中国，但是正像孔先生所警告的那样，中国人并不爱她，中国人根本不会欢迎像她这样的洋人。赛珍珠开始在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人群中，结交新的朋友。而在这之前，她的好朋友都是中国人。孔先生不在了，赛珍珠必须进在华的教会学校，继续接受正规的西方文化教育。她先后在不同的学校读过书，时间最长的，是上海的朱厄尔小姐的学校。这座学校死板的教育，给赛珍珠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
赛珍珠对宗教并不陌生，但是在朱厄尔小姐的学校里，她突然发现每天漫长的祈祷是那么可怕。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大厅里，由一个很世故的中国男仆领着，跌跌撞撞地从人腿或从俯卧的人身边走过，直到能找到下跪的地方。赛珍珠十分厌恶在黑暗中祈求上帝的显灵，也害怕听那些伴着痛苦的惨叫声和叹息声。那种祈求上帝宽恕的声音，让赛珍珠有一种置身于罪犯的世界里的感觉。这种以匍匐来表现的情感，这种祈祷动作上的千姿百态，让她感到忍受不了。在她的印象中，宗教是一种非常正常健康的活动，是由音乐伴奏的一种信仰和现实的结合。人们相信上帝，不是因为害怕下地狱，而是渴望着进入天堂。宗教应该是人们对美的追求。
朱厄尔小姐学校典型的西方教育，没给赛珍珠留下什么好印象。好在这个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到来的前一年，她随着回国探亲的父母，取道欧洲，经过长途旅行到达美国。这一年，赛珍珠正好18岁，回到美国是为了接受大学教育。她终于回到自己的同胞身边，这些同胞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另一种人。在大学里，一个在亚洲长大的美国姑娘，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奇人，大家给赛珍珠起的绰号叫“怪物”就像她在中国时被叫做“洋鬼子”一样。她立刻明白自己如果不采取主动，必将在孤独和郁闷中度日如年地熬过四年大学生活。她用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姑娘。在大学里她从不使用汉语，就好像自己没说过中国话似的，虽然在这之前，汉语一直是她的第一母语。她的英语在美国人听来有些滑稽，她的有些用词纯粹是书面语，而她也听不明白那些流行的俚语，分辨不出那些分明带有猥亵意味的玩笑。她不得不把熟悉的中国世界，暂时丢弃在一旁。既然她是美国人，既然中国人从内心深处不喜欢洋人。但赛珍珠意识到自己临了还将回到美国这个世界里生存。孔先生的叮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她必须学会和她的同胞打成一片。她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像一个地道的美国姑娘那样，谈论她们心目中觉得有趣的东西。她试着和她们谈论男孩子，谈论跳舞，谈论妇女团体和女权运动。
赛珍珠把母亲为她定做的中国亚麻和丝绸衣服，放到了箱子底下，压根儿就不打算再穿这些质地优良的服装。这些衣服都是中国最好的裁缝精心缝制的，虽然参照了最新出版的时装大全上的式样，但是在同学们的眼里仍然有些不入时。她宁愿穿那些廉价的美国服装，笨重的美国皮鞋。她首先使自己和周围的女孩子比起来，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自然不能再梳了，从镜子里看自己，变得都有些认不出自己。她现在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她终于走进了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只有在梦中，赛珍珠才会想到中国，想到她熟悉的用人和老妈子，想到香喷喷的中国菜肴，想到童年的中国伙伴，想到人们不无恶意地喊她小洋鬼子。在美国的四年里，为实现自己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理想，她不懈地努力着。对于一个纯粹的美国人来说，竞争意识十分重要，但是在中国环境中长大的赛珍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竞争。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她参加了本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和最佳诗歌的有奖征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然双双获奖。获奖的原因，当然不是她善于竞争，善于琢磨评委的趣味。她能得奖，只是自己的文学才能的牛刀小试。
大学生活对于赛珍珠来说，并不重要。除了如何成为一个美国人之外，她所学的知识微乎其微。大学生活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段旋律演奏完毕，她将开始面临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是留在美国，还是去中国？这两个地方都是她的家。天平仿佛是倾向祖国这一面，还是孔先生的话在起着作用，既然中国人并不欢迎自己，她干吗非要赖在那里呢。她并不想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当传教士，她没有这样的宗教热情。这里是她的祖国，和中国相比，它是那样的可爱。这儿的一切似乎都那么合乎她的胃口，水很干净，即使是饮用生水也不会害病，没有痢疾和霍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树上摘下苹果，不用削皮就吃。这里有许多可爱的美国男孩子，她的年龄已经到了可以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赛珍珠又一次回到中国，她远在中国的母亲病了，是一种很可能送命的疾病。赛珍珠立刻决定回中国。没有什么比探望母亲更重要的事了。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在这时候爆发，所有开往欧洲的船只一律停开。已经收拾好了的行李由于交通缘故，不得不重新打开。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表明，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母亲在召唤着她，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立刻赶往中国。她爱美国，可是更爱自己的母亲。一个热爱母亲的人，才可能真正的热爱自己的祖国。赛珍珠排除了重重困难，终于登上了去中国的航船。这时候，她第一次有了远离祖国的感觉，她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正在逝去的美国大陆，才是她真正的祖国。
在去中国的途中，赛珍珠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艳遇。这是位英俊的美国小伙子，在菲律宾的标准石油公司工作。在船上的几周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并且十分理智地说定，等船一到上海，大家立刻分道扬镳。他们像恋人一样形影不离。现代人一定会把他们的关系，想象得非常浪漫，大家已经习惯了好莱坞的故事，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他们及时寻欢作乐。就像后来一度流传的那样，说赛珍珠和比她年轻的诗人徐志摩有一腿，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一个美国姑娘不可能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太重。有关赛珍珠和徐志摩的艳情故事，已经有人把它作为纪实文学或者小说写了出来，有一天还可能会变成影视作品出来蒙人。
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即使到了思想极度开放的今天，美国也并不像电影电视上表现的那样，刚认识就迫不及待地脱去裤子。我们应该想一想，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她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她的家庭历史上从未有人离过婚。对婚姻的忠诚是她从小就记住的做人准则。赛珍珠唯一的哥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由于她的父母在婚姻态度上十分保守，虽然哥哥的婚姻事实上已经死亡，然而为了不让父母为此感到痛苦，赛珍珠的哥哥决定等到父母都过世以后，再考虑离婚。其悲剧性的结果是，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饱受分居之苦、过着苦行僧一样生活的哥哥已经没必要再离婚，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并且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也不多了。他很快就告别了人世。
赛珍珠在男女问题上和她哥哥一样保守，大学的四年生活，使她还原成一名美国女孩，但是她并不赞成自由恋爱。自从她懂事以后，她的中国小朋友总是偷偷地向她打听，问她的父母有没有替她找到婆家。中国的包办婚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可笑，赛珍珠却由衷地赞同这一传统。自由恋爱并不能保证婚姻生活的质量。在赛珍珠的那个时代里，她所见到的大多数婚姻悲剧，都是自由恋爱造成的。年轻人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难免盲目，他们不可能像自己饱经世故的父母那样，头脑冷静地考虑终身大事。婚姻是神圣的，一旦铸错便无可挽回。赛珍珠不否认自己对船上偶遇的那位美国小伙子的好感，然而绝对没有勇气再向前迈出一步。
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航行，离中国的距离越近，赛珍珠就越感受到母亲的召唤。她仿佛听见母亲在呼唤她的乳名。她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这也是她的第二祖国对她的召唤。她的母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块热土，她的母亲已经和中国融为一体。船上遇到的那位可爱的美国小伙子已不太重要，现在赛珍珠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她的母亲。
她想象着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母亲！”
赛珍珠无数遍地念叨着这句话。故乡美国对她来说，已是那么遥远，遥远得已经足以让人忘怀，当新的地平线就要在海平面上出现的时候，赛珍珠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回家之感。她突然意识到中国就是她的家。新大陆终于出现在面前，船正驶向吴淞口，很快就可以看到上海的海关大楼。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海鸥追逐着轮船驶过的波涛。赛珍珠十分激动地握着美国小伙子的手，使劲地捏着，以至于让别人误会她是舍不得分开。好在美国小伙子也和赛珍珠一样理智，他和菲律宾的标准石油公司有一份合同，并不觉得自己应该为了爱情，就放弃这份诱人的合同。在船上，他们相处得很愉快。能够愉快，这就足够了。赛珍珠的心口咚咚直跳，有许多不可知的事情正在等着赛珍珠，一切皆在发展变化之中，一切都是未定数。她母亲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这是她最担心的一件事。她即将在中国找到新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她的婚姻大事，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她只有22岁。在早婚的中国人眼里，这已经是一个老姑娘的年龄。她将和在中国的白人圈子里的男人打交道，结果是劳而无功，父亲打算将她介绍给一位年轻体面的中国绅士，但是她的母亲反对，年轻体面的中国绅士的父母也坚决不赞成。
第三章
1
在刘岳厚的告别仪式上，刘岳厚的女婿高丰文，也就是刘丽英的丈夫，一本正经问我最近在写些什么。我已经习惯了人们类似的提问，总是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自己没写什么。高丰文盯着我不放，又问我打算写什么，我觉得自己总得告诉他一些什么，便说自己打算写一写赛珍珠。他显然不知道赛珍珠是谁，看着我，点点头。我们正在等火葬场的小礼堂空出来。这种等待有一种荒唐之感，小礼堂不停地换着人，一批又一批不相干的人，哭着从我们面前走过。刘岳厚终于死了，久病无孝子，我感到他们的家人，为此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是倾巢出动，所有的子女，媳妇和女婿，尚未成婚的小儿子的女朋友，孙儿孙女以及外孙外孙女，七姑八姨，都来了。虽然刘岳厚的一家都认识我，但是在他的子女中，我除了和刘丽英夫妇熟悉以外，其他的人仍然弄不清楚。
这么多奔丧的人，不可能都住在刘丽英家里。刘丽英曾想让一部分人住到我的家里来，她的母亲坚决反对，因为戴着黑孝住在别人家是有些忌讳的。虽然刘岳厚生前与我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在我家住过，虽然他的家人过去也在我家借宿，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在火葬场，当我向刘岳厚的妻子姚五妹表示慰问的时候，姚五妹抹着眼泪重提她内心深处的不安。由于来奔丧的人都吃住在招待所里，这笔开支显然不少，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尽快让刘岳厚火化。年轻人的思想都很开化，他们根本不把姚五妹的反对当回事，决定第二天就把事情了结。
“在我们乡下，尸首起码要搁三五天，”姚五妹叹着气，无可奈何地说“这么快就烧了，人怕是还没有死透呢！”
终于轮到刘岳厚了，高丰文手上拿着一包中华牌香烟，在小礼堂的前后来回照应着，不时地给工作人员递烟。刘丽英的弟弟妹妹们却在那抱怨，嫌南京的规矩和他们那里不一样。一切都布置好了，我作为一个大家信得过的人，被事先安排好说几句悼念的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尽管我是个作家，是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在刘岳厚的家人看来，一定能说会道，而且我确实也事前一直在做着准备，然而事到临头，我突然觉得自己原先准备的话，是不适合的。我原来想说，刘岳厚的一生，很可以用来写一篇不错的小说，甚至拍部电影，但是这话尚未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有些二百五。我想不仅是刘岳厚的家人，不想听这样的废话，就算是我自己，也不想听。这样的话，只有死去的刘岳厚乐意听。刘岳厚已经死了，在追悼会上，所有的话都是说给活人听的，我必须说一些面对活人的话。
我突然灵机一动，说刘岳厚曾经是我的老师，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为他教过我，所以我始终尊敬他。我说得有些动情，刘岳厚的家人听了，似乎也有些感动。接下来应景的话就容易说了，我把人们在追悼会上常说的话，拿出来复述，近乎肉麻地抬高死人的地位，最后用“敬爱的刘岳厚老师，你安息吧”作为结束语。我的结束语带来一片哭声，大家绕尸体一圈，还没有来得及退出小礼堂，新的一轮就已经又开始了。一个小伙子捧着一张巨大的遗像冲进来，刘岳厚的遗像刚被拿下来，新的遗像便占据了他刚才的位置。再也没有比火葬场更乱哄哄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太快，太匆忙，匆忙得大家目瞪口呆。我发现刘岳厚的家人都陷入迷惘之中。
从火葬场出来，我拦了一辆的士直奔金陵饭店。昨天晚上，我接到罗燕女士的秘书的电话，说罗燕和胡雪桦今天要来南京和我见面。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以为自己会迟到，可结果迟到的是罗燕女士。胡雪桦早就到达，可是我在关键的时候，把胡雪桦和他兄弟胡雪杨的名字弄颠倒了，我向服务生询问胡雪杨或者罗燕是否到达，得到的回答是电脑上没有这两个人的记录。于是我便在大堂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刘岳厚的逝世，弄得我十分疲倦。我这人不能遇到什么事，其实我也没尽什么义务，只不过是跑了几趟医院，少睡了一点觉。刘岳厚是在昨天凌晨咽气的，从那以后，我几乎一直在和这件事打交道。草拟电报文稿，给刘岳厚所在的乡政府挂长途电话，我有一个乡长的大哥大号码，可是打通手机的难度，差不多都快令我绝望。对方不停告诉我，说我拨打的号码正在使用，让我稍候再拨，我一个接一个地拨着，终于从内心深处开始心痛起电话费来，因为只要对方服务小姐一说话，我的长途电话就算是接通一次。收费的老头很乐意遇到我这样的用户，他希望我能一直这么打下去，永远也不要真正地接通。
现在，我坐在大堂的真皮沙发里，心不在焉地等待着。不时地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从我面前走过，当然还有那些西装笔挺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成功者。这里是南京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除了外国人，只有高等的华人才能住在这里。不久前，在火葬场的时候，我曾很无聊地想到，人死了以后的区别，不过是看你租大礼堂或者小礼堂来举行告别仪式。时时刻刻都有人会死去，死是人世间最大的平等。
一辆豪华大巴士送了一车外国客人到酒店门口。在导游小姐的招呼下，他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大堂。说着我听不懂的外语，兴致很高，很可能是刚从某个旅游风景点过来。我看了看手表，时间已快四点半，突然想到自己可能出了什么差错。罗燕小姐的秘书昨天在电话里，先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钟，但是她很快又打电话给我，说罗燕小姐因为有事，可能要到四点钟才能到达。不过我早一点去金陵饭店也无妨，因为胡雪桦会提前到达那里的。我又一次去向服务生询问，这次我提到了胡雪桦，我解释说，在这之前，自己可能把名字弄错了，服务生熟练地把胡雪桦输入电脑，告诉客人已到，并报了房间。我走进胡雪桦的房间，看见他正十分无聊地看电视体育节目，看两个胖胖的日本人相扑。
我们很快就进入赛珍珠的话题，这是我们这次会面的目的。由于我还没有看到pavilionofwomen，胡雪桦给了我一份请人翻译的内容提纲。如果我们要合作的话，问题将变得非常简单，这就是说我们将根据赛珍珠原著小说中的一个次要情节，改编成一个现代人乐意看的电影。这个次要情节就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一位传教士的感情纠葛。
“说白了，这是一个偷情的故事。”胡雪桦提纲挈领地说着。
我明白胡雪桦的意思，这个偷情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男女表演，它还将影射东西方关系。同时“偷情”在电影上也是一个类概念，是法定婚姻之外的故事，可以简单地引申为婚外恋和第三者插足。我们谈了没一会儿，罗燕女士也匆匆赶到，而且立刻加入谈话。大多是他们在叙述，我尽可能集中注意力地听着。我想他们一定看得出我很疲倦，或是觉出我对合作不是太感兴趣。
我带了两本自己的书送给他们。我告诉他们，我仍然没有找到兴奋点，虽然在过去的许多天里，我满脑子都在想赛珍珠，但是对是否有把握写好一个传教士和中国女人的故事，暂时还没有把握。毕竟只是刚看完原著小说的故事梗概，我不能胡乱地答应他们。而且胡雪桦提供给我的故事梗概，甚至也是不完整的，竟然缺了一页，使得本来就不完整的故事，更显得支离破碎。好在我心里总算有数了，事实上，对于写传教士，我自认还是有些把握，为了写长篇小说花煞，我曾经读过不少资料，而反映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一直是我觉得有趣的话题。我所以还感到犹豫，是改编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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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开始，罗燕女士就表明我有充分的自由度。我只要从原著中得到一个框架，抓到一点点蛛丝马迹，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种事说起来很容易，可是一旦进入到了具体操作，会有许多预想不到的麻烦。首先，这样的改编肯定是对赛珍珠的扭曲，它更多的意义只是我新写了一部小说。而这新写的小说与导演和制片人的要求有多大的距离？电影不可能像小说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电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一场有严格规则的游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感到吃不准的，是究竟想让我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过多的自由，对于写电影剧本来说，不是好事。过多的自由，其结果很可能是让人白忙一场。
就这部要写的电影，我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如何对待“爱”这个词。对于一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个“爱”字，说出来非常肉麻。偷情说到底还是一个爱情故事。罗燕女士曾向我说过，这部电影的市场在国外，它将要被翻译成英语，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电影。但是毕竟反映的是中国的人和事，女主角自然是用汉语来思维。不仅是女主角，整个影片都得如此进行思考。因此我想，如果出现调情的场面，女主角不说中文的“爱”而是说英语的“love”一切就自然得多。洋泾浜的英语有时候很适合于处理尴尬场面。在自己的中文中嵌一两个难以说出口的洋文，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
第二，女主角是个40岁的女人。虽然民间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说，但是在影片所要描写的那个特定的年代里，40岁绝对是一个已经做了祖母的老女人，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内心，都应该是成熟过了头的感觉。如何处理一个老女人的浪漫情调，这也是个难题。我们将要描写的女人，是一个没有欲望，只是一味贤惠、做事得体的大家贵妇，她毫无嫉妒心地在自己40岁生日那一天，心甘情愿地为丈夫娶了一个花容月貌的小妾。要让女主角变得真实可信，得花很大的工夫。
我承认，出于这样那样的难度的考虑，我反而开始有了些兴趣。艺术就是克服困难。容易写的东西，往往写不好的。女主角的形象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打转，她时隐时现，虽然还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我意识到，这是个好兆头。人物形象永远是最重要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罗燕和胡雪桦，说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想一想，再作最后的答复。
“那好，两天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罗燕女士看了看手表，笑着说“我想你绝对能写好，你大胆地写好了，其实电影剧本用不了多高的智力。”
我没想到谈话就这么结束了，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罗燕女士说她晚上有个约会，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我本来以为我们会在一起吃顿饭，她这么一说，倒有些下逐客令的味道，我再不告辞，便是不知趣了。我走出金陵饭店，发现天已经黑了，街上灯火辉煌，我等了好一会，才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家，妻子告诉我刘岳厚的女婿高丰文来过一个电话，说他的岳母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我，本来想送到我家来，可是考虑到他们有孝在身，还是让我自己去一趟好。我稍稍吃了一些东西，又马不停蹄地奔姚五妹所住的招待所。他们全家刚刚聚过餐，一见面就埋怨我不应该不吃这顿饭。他们说这是丧饭，叫什么“豆腐饭”表示丧事已经结束，大家集合在一起撮一顿。显然他们是喝了酒的，刘岳厚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都面红耳赤。
“你现在成了名人了，不愿意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刘岳厚的小儿子从来没和我说过笑话，他是个腼腆的乡下小伙子，酒精使他居然调侃起我来。
姚五妹张嘴就骂，显然她有一肚子不痛快，借此由头，把小儿子好一顿数落。小儿子的女朋友出来打圆场，姚五妹依然不肯善罢甘休。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数落完。还是刘丽英厉害，她是长女，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板着脸问她母亲有完没完，有什么话带到乡下说去。姚五妹还说，于是母女两个又不分青红皂白吵起来。姚五妹终究有些怵刘丽英，声音越来越低，突然拉了我到她住的房间。
刘岳厚的骨灰盒用一块红布裹着，放在电视机上。由于怕招待所的服务员抗议，在骨灰盒上又盖了一张当天的报纸。刘岳厚的遗像也被面朝里靠墙放着。姚五妹神秘兮兮地从一个破旅行包拿出一包东西，说刘岳厚生前曾经说过，他死了以后，将这包东西交给我作纪念。我早就听说他有这么一包他各个时期写的手稿。姚五妹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似的，把那包东西往我手里一塞。我顿时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我知道刘岳厚的手稿是怎么回事。老实说，只有他自己把那些改了无数遍的手稿当做宝贝，而于别人这根本就是一堆废纸。
“我——”我支吾着，说这东西最好还是留在你们手里为好。我说我家里已经够乱了，拿回去也没地方放。
姚五妹说得很爽快:“要是没用的话，就把它烧了好了。依着我，早就想烧了，这些破东西有什么用，害得这死鬼迷了一辈子。”
我几乎是被迫收下了这包死者的礼物。我该死的老毛病，又一次让我陷入尴尬境地。在关键的时候，我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作为家属都不想要的东西，为什么非要硬塞给我。在回去的路上，我几乎要赌气将那包东西扔进垃圾箱。回到家，妻子看我捧着这么一包东西回来，一脸的不高兴。虽然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在这时候，把一个死人的遗物带回家，实在不合时宜。妻子说，这包东西除了你的书房，什么地方也不许放，并且再三关照我的女儿，绝对不许碰那个包。
为了刘岳厚的手稿，过去就有过种种麻烦。自从我成名以后，刘岳厚老是没完没了地让我给他推荐文章。他是那种什么样文章都写的人，写完了就往我这寄，把发表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有一次稿子寄丢了，他大为光火，说我根本就不重视他的手稿。刘岳厚一辈子都没有明白过来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他的文章从来没有真正地写好过。他总是自以为是，可怜兮兮地瞎清高，无论什么样的暗示，他都弄不明白。我敢肯定，在他留给我的那包手稿中，所有的文字我都见过，所有的文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么想，对死者显然是有些不恭敬，但是我的确明白刘岳厚留下的，只是一堆废纸。
那天晚上，我希望妻子能问我改编电影剧本的事，让我谈谈对导演和制片人的印象，但是她懒得问。在后来的两天里，仍然没有问。两天后，罗燕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打算立刻去美国，先找一个美国佬写一个草稿，由于这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而赛珍珠不管怎么说，也是美国人，因此先让美国人写一稿，也许可以省去我许多事。我觉得这样也好，在过去的两天内，我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剧本的构思中去，老实说我还没有最后答应写。现在这样最好，那个美国佬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出初稿来，而我却有充足的一个月考虑电影剧本怎么写。
3
刘岳厚一直为能有我这么一个学生，感到骄傲，而我所以能成为他的好学生，又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的父母就不会进牛棚，父母不进牛棚，我就不会去农村念书，不去农村念书，就不会成为刘岳厚的学生。这一环套着的一环，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刘岳厚是祠堂小学的教师，祠堂小学一共就二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应有尽有。刘岳厚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他穿着一条黄军裤，在以后的多少年里，他一直穿着这种颜色的裤子。当时他刚从部队复员，正是得赶紧找对象的年龄，据说已经有很多姑娘看中他了。我由外祖母带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们还在上课，他坐在讲台前临毛笔字，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正临到一页的末了几个字。
“这就是你外孙。”他一边临帖，一边说。
“赶快叫刘老师。”外祖母吩咐我。
我冒冒失失地喊了一句，正在做作业的小学生哄笑起来。我的话带着明显的异乡口音，他们调皮地模仿着我的腔调。刘岳厚瞪了一眼他的学生，继续临他的帖，临完这一页，抬起头，对我说：“三年级人少，你就读三年级吧。”我想告诉他，我应该读四年级了，可是我外祖母已经一口答应。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就被留了一级。
在这种混合班里读书，永远有一种喜剧效果。刘岳厚总是安排这个年级的人做算术作业，安排那个年级的人写毛笔字，然后给另外一个年级讲解语文课文。他很难做到有条不紊，课堂上始终是乱哄哄的。学生并不是真的害怕他，他也无所谓学生怕不怕他。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他对诗词特别爱好，老是没完没了地在课堂上讲解毛主席诗词。我记得第一堂课就是讲解七律？送瘟神，其中有一句是“千村薜苈人遗矢”他很认真说:“人遗矢，这个矢，在这就是屎的意思。遗矢就是拉屎的意思。”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这解释究竟对不对，反正当时他振振有词，说得十分投入。小学生总是认为老师的话千真万确，人到了到处拉屎的境地，其荒凉自然不用再解释。我记得刘岳厚还说过:“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多厉害，什么样的词都敢用。‘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动不动就是苍蝇，有几个诗人敢这么写？”
在祠堂小学的门前，横着一条河。天依然很热，下课的时候，男孩子们便往河里跳。当地游泳叫“汰冷浴”女人是不下水的，男的却无论老少，都是光着屁股下河。刘岳厚从来不在课间下河游泳，天再热，他都是焐着那条黄军裤。他就住在祠堂小学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到太阳快下山之际，他拿着一个塑料的肥皂盒，笃悠悠地向码头走去，跳进河里，一口气游好几个来回。我在农村的那几年里，大家洗澡都不用肥皂，唯有他，喜欢赤条条地站在码头上，往身上到处抹肥皂。夕阳下，刘岳厚作为村子里独一无二的文化人，赤身裸体地站在光溜溜的码头上。干了一天农活的庄稼人收工回来，从河堤上走过，冲他大声嚷嚷。他感觉良好地继续洗着，嘴里永远哼着同一首语录歌：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我和我的新同学干的第一件偷偷摸摸的事，便是去偷看刘岳厚在河边洗澡。很难说清楚这样的偷窥，有什么样的乐趣。刘岳厚往身上抹着肥皂，有人就笑着说“刘老师又要洗jī巴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村的笑话，男人们一边在地里干农活，一边很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了，好像别人没有那玩意似的。”甚至女人也对这样的话题有兴趣，我就听过一位俊俏的小媳妇，对几位大姑娘谈论此事，大姑娘们捂着嘴笑，小媳妇更是笑得十分开心。
有一天正上着课，一个叫老扁头的孩子，因为犯了错被罚站，突然很淘气地说:“我三大妈说了，你那玩意是个宝贝，因此天天要洗！”
刘岳厚一时不明白老扁头的话，可是全班的学生都笑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大家哈哈大笑，前仰后翻。刘岳厚很生气，放学了，留住了老扁头不让回家，到天黑他娘找了来。刘岳厚板着脸说:“你问问你儿子，他说了什么话。”老扁头娘甩手给儿子就是一个耳光，但是当儿子坦白了究竟说了什么的时候，老扁头娘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回去说给自己男人听，男人也笑，说给周围的邻居听，一个个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转眼快过年了，鱼塘里的水被抽干，抓了鱼分给大家。那口一年难得用上一次的大铁锅，烧了满满的一锅水，让全村人洗澡。就一锅水，要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挨个地都洗过来。第一个下锅洗的是生产队长，然后就轮到刘岳厚。负责烧水的姚胡子以商量的口吻说:“刘老师，你千万不要用肥皂，全村的一百多号人，还在你后面排着队！”
刘岳厚为难地说:“不抹肥皂，这澡怎么洗？”
最后，刘岳厚还是在身上抹了些肥皂，只是不好意思把肥皂沫子弄在铁锅里，用勺子把身上冲干净了再跳进锅里。按秩序是全村的男人先洗，男人洗完了年轻的女人洗，年轻的女人洗完了，才轮到老太太，洗到临了，那一锅水早就成了酱油汤。女人们一边洗，一边抱怨，姚胡子把责任统统推到了刘岳厚身上，隔着布帘子说：“刘老师非要用肥皂洗他的jī巴，我有什么办法！”
那一阵，扫盲班办了起来，村上不识字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被集中起来上夜校，上一次课，记一次工分。许多女人都是为了工分才上夜校的，只有两个人是例外。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岳厚的恋人胡冬琴，一个便是他后来的老婆姚五妹。胡冬琴比姚五妹漂亮，但是她爹是富农，因此常常受人欺负。上课时，刘岳厚老让胡冬琴回答问题，胡冬琴答对了，刘岳厚就当众表扬她。生性泼辣的姚五妹终于跳出来批评，说胡冬琴是富农，你可不要包庇她。刘岳厚说，我怎么包庇了？姚五妹说，你就是包庇了。其他的妇女也跟着一起起哄，说刘岳厚确实是包庇胡冬琴。
刘岳厚知道胡冬琴和姚五妹都喜欢自己。他很得意，可是并不想娶其中的某一位。胡冬琴是富农，这成分在“文革”中可了不得。姚五妹却太穷，她的大哥三十多了，还没有娶上媳妇。于是有人出来说媒，大家做点牺牲，让姚五妹嫁给胡冬琴的哥哥胡矮子，胡冬琴嫁给姚五妹的大哥阿喜，恰巧两个男人都有些欠缺，胡矮子出奇地矮，姚阿喜小时候爬树摘柿子，摔瘸了一条腿。张飞与李逵，乌鸦落在猪背上，都是黑对黑，正好般配，谁也不吃亏。不乐意的是姚五妹和胡冬琴，心里都惦记着刘岳厚，不甘心自己要嫁那样差劲的男人。刘岳厚心里也酸酸的，说不出什么滋味。
正月里，姚胡两家同时办喜事，刘岳厚被拉着轮流在两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两位新娘的眼睛都有些红，都不理他。刘岳厚喝多了，终于醉了，被架到空地上去呕吐，吐完了，又回来接着喝，一直喝到新娘双双被送入洞房。那一天，整个村子闹得就像是过节。胡冬琴从小受人欺负惯的，进了洞房，乖乖地成了别人的老婆。姚五妹是烈女，悄悄地揣了一把剪刀在怀里，对胡矮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绝不让一个富农的儿子，日贫下中农的女儿！”
胡矮子被她的气势吓得又矮了半截。他傻了好一阵子，说：“你哥能娶我妹，我为什么不能娶你？”
姚五妹理直气壮地说:“贫下中农的儿子日富农的女儿，和富农的儿子日贫下中农的女儿，这不一样。”
胡矮子气不服地说:“怎么不一样？”
姚五妹说:“是革命和反革命！”
胡矮子拿姚五妹没办法，像小孩子一样捂着脸哭起来。老富农夫妇听听动静不对，敲门进来，涎着脸对姚五妹说好话。姚五妹说:“你们要是逼我，我就死在你们家里，富农逼死人命，贫下中农饶不了你们。”老富农的尿差一点吓在裤子上。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动不动就被拉出去游街，如今真要逼死了姚五妹，还有好日子过？整个蜜月里，姚五妹都揣着一把剪刀睡觉，她把胡矮子的一家当做了阶级敌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老富农如坐针毡，富农婆躺在床上犯胃病，胡矮子憋得脸色发青，姚五妹的气焰却越来越高涨，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姚五妹的革命行动成了笑话，全村都在议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看法不同，结论不同，但谁都觉得这事很有趣。到了蜜月结束的那一天，姚五妹突然想到了学文化。她拿着一本教材跑去找刘岳厚，一直磨蹭到天黑也没有离开。刘岳厚似乎知道她想干什么，心里揣着只小兔子，扑通扑通直跳。临了，姚五妹咬牙切齿地说:“刘岳厚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没指望了，胡冬琴已经是我哥的老婆，你除了我，没别的人可挑。”
4
我成为一名作家后，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在许多人眼里，既然父亲是作家，祖父也是作家，那么我很可能从小就是按照制作作家的配方，进行培养的。刘岳厚逝世以后，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完全可能是上小学的时候，受到刘岳厚的影响。我已经反复向别人解释过许多次，我的家庭并没想到过要让我成为作家，我当了作家完全是后来的事。
在祠堂小学，我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刘岳厚从来就不是个好教师，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好课程。不同的年级老是冲突，有的同学太调皮，常常课上到一... -->>
第一章
1
我接到罗燕女士的电话时，正准备动身去刘岳厚那里。这个电话接得很匆忙，我已经换好了出门的衣服，摸了摸钥匙串，意识到它确实是在口袋里，然后换上鞋，刚拉开门，电话铃响了。以往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的电话可以录音，有时候因为偷懒，我故意不去接电话，然而这一次，我似乎预感到了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犹豫了片刻，脱了一只鞋，在刚吸过尘的地毯上蹦着，跌倒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一把抓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罗燕女士的声音，我首先听到的是张艺谋的名字。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我不由得一怔。
罗燕女士说:“是张艺谋向我推荐了你！”
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虽然张艺谋让几位作家同时替他撰写武则天，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害得许多义愤人士跳出来痛加指责，有的人甚至在我面前大骂他，但是我对张艺谋并没有什么恶意。作家受点侮辱，吃点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张艺谋起码有两点可喜之处：第一，中国电影这么差劲，而他的电影确实不错，还可以看；第二，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看小说了，总算他还是个能坚持看小说的人。我并不认识张艺谋，自然也谈不上和他打过交道，却听许多认识他的人谈起过他。
罗燕女士接着在电话里作自我介绍。由于她说自己刚从美国过来，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在好莱坞拍电影的卢燕女士。当我自作聪明提到卢燕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了更正的声音。
罗燕女士说:“我姓罗，是‘思维’罗，燕子的‘燕’。”
我怔了一下，敷衍说自己明白了。
罗燕告诉我她曾经拍过电影，若干年前，曾经主演过女大学生宿舍，并问我有没有看过。我又怔了一怔，说看过。说完了就后悔，事实是，我只知道有过这么一部电影，我看过的国产电影极少。好在罗燕女士不会从电话里感觉到我因为说谎而脸红。直到去医院，在电梯上，我才想明白所谓“思维”罗，应该是“四维”罗“四”和“维”两个字，合起来，便成了一个繁体字的“罗”对于没有实行简化字的台湾和香港，这样的文字障碍绝对不会存在，可是对于我这种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偶尔闹些简体字繁体字的笑话，就在所难免了。
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不知我为什么要笑，她盯着我手中的电梯票看，表情十分严肃。两位首次前来探视病人的访问者，对医院电梯的收费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电梯缓缓地上升，两个人的嘴里便叽里咕噜。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显然不想理睬他们，然而到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恶声恶气地说:“不就是一毛钱一个人嘛，舍不得的话，我送你们下去，你们再自己走上来！”
两个人立刻无话可说，一个人的脸上，显出了愤怒之色，另一个解嘲地对我一笑，转过头去，看电梯显示器上的阿拉伯数字。
2
我从电梯间出去的时候，一辆盖着白被单的推车，挡住了我的去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这座癌症专科医院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频繁程度让人震惊。这是一座死亡的医院，死神在医院的过道上散着步，一不留神就把谁带走了。刘岳厚最初住在一个大病房里，同病房的都是癌症晚期患者，他们像医生一样熟悉自己的病情，一旦他们被送到那些单间的小病房，就意味着他们的大限就要到了。
刘岳厚是在两天前被送进小病房的。他的女儿刘丽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父亲“差不多了”我问她刘岳厚是什么时候进小病房的。刘丽英有些不耐烦，说刚安置好，大约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她此时正在病区的办公室。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护士的说话声，我不知道自己在此时说什么好，听了一会电话那头的噪音，奇怪刘丽英怎么没声了。
我对着电话里大声地“喂”了一下。
刘丽英压低着嗓子说:“我只是通知你一下，也没什么事。”
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忙。
电话里又没声音了，我不知道她是在继续听我说话，还是在哭。我想，此时她的心情肯定很难过。我说一定抽时间去趟医院，我的话音刚落，她就把电话给挂了。我的住处离刘岳厚所在的医院不远，但是一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正式决定去看他。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自从刘岳厚的癌症复发，重新住进这家医院，医生就向刘丽英暗示过，她的父亲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性。所有的治疗将是象征性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延缓生命，究竟有没有效果，很难说。在这期间，我曾经无数次地去医院看望过刘岳厚，每次都以为是最后一次，可结果都不是。
从一开始，我就在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不仅是我，还有刘丽英，还有刘丽英的丈夫，当然也包括刘岳厚自己。刘岳厚在乡下的妻子，在乡下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一次次赶来为他送终，临了都是不耐烦地怏怏而去。这是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死亡游戏，幸好刘岳厚有公费医疗，要不然真是拖不起。刘丽英作为这座城市中刘岳厚唯一的亲人，被父亲的病拖得已失去了耐心。久病无孝子，刘丽英可以说已经尽力了。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农村老家不停地来人，结果弄得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
在一刹那间，我突然心惊肉跳地想到，那辆和我擦肩而过的手推车上，那具雪白的被单罩着的尸体，很可能就是刘岳厚。这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在刘丽英给我打过电话的两天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磨磨蹭蹭，直到两天以后才来医院，潜意识里难道不是正等待着这样的结局吗？
很快我明白自己错了。为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当我真走进刘岳厚的单人小病房时，我感到有些说不出的尴尬。事实上，刘岳厚并不像我想象的，只剩了最后一口气，已进入弥留状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瞪大着眼睛，一看见我，竟然笑起来。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只是苦笑，不说话。
3
很长时间里，我和刘岳厚什么话也没说。说什么呢，安慰的话我向来不擅长，而且事到如今，说什么都白说。癌细胞已经在刘岳厚的身上充分扩散，尽管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尽管他精神好的时候仍可以健谈，但是当他向我伸出自己的舌头，展示在那上面泛滥作怪的癌细胞病变时，我便明白那一天不会太远。我仿佛已经嗅出了他身上的死亡气息。
他的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我做出很认真的样子，研究那些管子。一名护士进来换输液药水，她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作家，笑着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一边十分麻利地插着针管，一边打听我的一部正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的结局。
“现在的作家，都喜欢悲剧，”她十分关心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命运，对我的安排似乎是不太满意“我觉得如今的时代，需要的应该是喜剧。”
一直不吭声的刘岳厚，突然很认真地插起话来:“可惜生活，却被证明是个悲剧。”
刘岳厚的声音低低的，有些嘶哑，听起来很瘆人。我和病房的护士和负责刘岳厚治疗的医生，都熟悉。为了让他们对刘岳厚有所关照，我曾经根据病区的医护人员花名册，每人送了一本我的小说集。刘岳厚时常对护士和医生提起我，也对那些癌症病友吹嘘我的故事。他到处对人说我曾是他的学生。他喜欢和别人谈我的祖父，谈我的父亲，甚至谈我的妻子和女儿。一旦我在本地的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散文之类的东西，他肯定会和周围的人讨论半天。如果没有人愿意听他谈论这些，他便跑到病区办公室，往我的家里挂电话，结果害得整个病区的人，都觉得他精神有些毛病。
护士离去以后，我告诉刘岳厚，有一个叫罗燕的女人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替她改编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刘岳厚不知道罗燕是谁，于是我提到了某某的名字。
“张艺谋想改编你的小说？”他有气无力地说着。
我告诉他不是这么回事。张艺谋和我要说的这件事根本不搭界。刘岳厚也从来没有看过张艺谋的片子，他只是不断地在报纸上看到过张的名字。和我的许多热心的读者一样，他坚持认为只要我的小说能被张艺谋改编，我就会像当今那些最走红的小说家一样火爆起来。
“你已经有些名气了，但是还需要再来一把火。”刘岳厚润了润沙哑的嗓子，还想再说什么，但是气力已经不够了。他的嘴唇无意义地动着，发不出声来，于是只好对我苦笑。自从他住进这家医院以后，他总是这样苦笑。苦笑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表情。我决定继续和他谈论张艺谋，因为此时此刻，也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话题。我向他介绍张艺谋拍摄的一部电影，恰巧这部电影我也没有看过，只能是转述别人的观点。
“那么究竟是谁想改编你的小说？”刘岳厚似乎还不死心，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把话题又拉了回去。
“没有人想改编我的小说。”我笑着说。
“你的小说应该有人把它拍成电影！”
我对他耸了耸肩膀。这是个多余的动作，躺在那儿的刘岳厚不可能注意到我在对他耸肩膀。他的脸上都是疲倦，想说话，又有些力不从心。类似的话题，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他根本不在乎我愿不愿谈论这些。我决定不做声，他反正也没什么气力说话了，大家就这么静静地相对，也挺好。
外面走道上，一位病人的家属，和护士小姐为了什么事争起来。嗓音突然就高起来，然后便可以听见有许多脚步声从过道上跑过。我注意到刘岳厚和我一样，正竖着耳朵，十分认真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显然已经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有人在帮着吵，有人在劝，乱作一团。这医院里老是吵架，都是绝症病人，家属的火气特别旺，想找机会发泄。护士小姐的工作量很重，待遇一点也不比别的医院好，因此脾气也大。一个想找点事，一个根本就不怕事，大家都是针尖对麦芒，稍一碰撞，就冒出了火花。
外面的声音终于小了下来。我注意到，刘岳厚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正轻轻地打着呼噜。他的女儿刘丽英拎着一个塑料口袋走进来，对我点点头，站在床边看着刘岳厚。
刘岳厚突然睁开眼睛，非常突兀地问着:“那个打电话给你的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以为他是在说梦话。刘丽英显然已经被父亲的病拖得筋疲力尽，她不耐烦地问他究竟在说什么。
刘岳厚的眼神在空中转了一圈，落在我的脸上:“那个女制片人？”
他指的是罗燕，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惦记着这事。刘丽英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只好把说过的话，很无趣地再说一遍。我告诉他，多少年以前，罗燕曾是一名女演员，主演过一部叫女大学生宿舍的电影，后来去了美国，现在肯定是混阔了，想拍摄赛珍珠的一部小说。
刘岳厚依然满脸困惑:“赛珍珠是谁？”
4
从医院出来，我开始一直在想赛珍珠。赛珍珠是谁，很多人都会提这样的问题。如今的中国人，除了写小说的，或者是搞小说研究的，许多人已经不太知道赛珍珠这个名字。就算是知道她的名字，对她的作品和生平也了解甚少。在小病房里，我试图用最简短的语言，向刘岳厚介绍赛珍珠。我觉得自己是说清楚了，可是刘岳厚的眼神变得越来越黯淡，他似乎并不是真的想知道赛珍珠是谁。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并不想弄清楚赛珍珠是谁。
医生告诉我，刘岳厚最多还能活一个星期。看着我心情沉重的样子，医生劝我想开一些。死亡在这个医院里是例行公事，人总会有一死，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活着的人，应该好好地活着。他希望我有可能的话，写写他的病区，写写那些死到临头的病人。由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望刘岳厚，因此这样与医生之间的谈话，显然也不是第一次。事实上，这次谈话和以往任何一次谈话都如出一辙。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敷衍。很多人知道我是一个写小说的，常常极度热心地希望我写什么，向我推荐素材，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许多事可以写，可惜他们不是作家。
回到家里，妻子知道我去了医院，让我赶快洗手，用消毒肥皂洗手。她问我刘岳厚的病情如何，我把医生说过的话如实汇报。吃晚饭时，妻子看我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以为我是在为刘岳厚的事难过，安慰我应该想开一些。她说明天去菜场买些鲫鱼，熬汤给刘岳厚喝。刘岳厚一度是我们家的常客，虽然有时候也烦他，但是他和我们家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死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个解脱。”妻子一边安排女儿的功课，一边对正看着报纸的我说。
我的脑海里在想着赛珍珠。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改编赛珍珠的小说一事，老实说还没有什么底。对于电影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我心不在焉地看着报，看完了报，又看电视，噼里啪啦地胡乱换频道。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天晚上的电影频道，恰巧播放女大学生宿舍。天下竟然真会有这样的巧事。这是一部老掉牙的电影，我之所以能记住，是因为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姨表妹，曾在这部电影里演过一个配角。妻子不明白一向不爱看国产电影的丈夫，为什么突然对这种老片子感起兴趣，她不声不响地站在我旁边，观察着我的表情。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在想着赛珍珠。我进入不了电视屏幕上已经发展到了一半的剧情，弄不清哪一位是女主角，自然也吃不准哪位是罗燕女士。我唯一认出来的，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姨表妹，她戴着一副眼镜，和生活中的本人并不太像。我一边走神，一边看电视的样子大概很滑稽，也有些可疑，结果不得不心虚地向妻子解释，自己今天接到过一个叫罗燕的女士的电话。我本来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因为和电影界人士打交道，最终结局十有八九不会愉快。我想等事情有了正式眉目以后再说。
“你已经答应改编了？”妻子认真地问我。
我说没有，说究竟接不接这个活，得好好地想一想。我并没有在电话里立刻给罗燕女士一个肯定答复。
“为什么？”妻子是电影迷，她总是希望我能在电影这个行当上插上一脚。
“电影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我叹了一口气，将电视换了一个频道，笑着说。
第二章
1
如果我从来没有和影视界人士打过交道，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罗燕女士的邀请。虽然我对电影是个门外汉，但是我对电影抱着极大的热情。问题是中国的影视界人士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毛病，这就是他们忽冷忽热，不把信义当回事，常常忘记对作家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尊重。他们总是太自以为是，在你的面前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然后绝无意外地在别人面前糟蹋你。他们会热情洋溢地从千里之外给你挂来长途，就你的某一部小说大加赞赏，近乎夸张地表明自己想改编你的小说的愿望。当你作出同意改编的允许之后，或者你根据对方的要求，寄出你的小说以后，事情于是就到此为止。一切仿佛没发生过一样，没有一点痕迹，就像一滴水掉到大海里一样。
交道打多了，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一类的事情太当真。报纸上捕风捉影地提出批评，说我们这些青年作家陷入了影视的泥潭。由于影视剧本的稿费大大地高于小说，于是所谓陷入影视的泥潭，便是追逐金钱的代名词。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扮演那种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膻的尴尬角色。过去的三年里面，我没有为影视写过一个字，但是一位老作家却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说我不应该成天搞影视。好事不出门，一个人，天天认认真真地写小说，未必会有什么人注意你，如果你一旦“触电”和电影或电视稍稍有了瓜葛，顿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
我没有当场拒绝罗燕女士的原因，是觉得赛珍珠这个人物的确应该用影视来再现一下。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是把她平凡的一生拍成电影，我相信起码在中国会有相当可观的观众。此外，我相信罗燕女士找我，是找对了人，因为我一度曾经研究过赛珍珠。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围城和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在资料室里读过许多老版的赛珍珠的小说。对于赛珍珠的生平和她的主要作品，我已了然在心。我并不觉得赛珍珠的小说如何了不得，虽然有诺贝尔文学奖这块金字招牌，赛珍珠仍然算不了什么第一流的大作家。在图书馆里，很难再找到赛珍珠的作品，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名冷门作家，如今大多数人仅仅是知道她的名字。
罗燕女士似乎对赛珍珠的生平没有太大兴趣。她告诉我，最初的兴趣，是想改编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可惜由于版权，她只弄到了赛珍珠的另一部不是太重要的作品pavilionofwomen，这部小说解放前的译名叫深闺里，在1991年首次出版的赛珍珠自传中，这部小说的名字又被译成女子亭。罗燕女士认为小说只能提供一个契机，提供一个框架，关键是改编时的发挥。她认为原著最多提供百分之二十的东西，百分之八十要靠改编者去创造。她告诉我，所以会看中赛珍珠，是因为她在美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她的作品仍然出现在美国的教材中。另外，从投资的角度和市场的回报来看，都比较乐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赛珍珠毕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又得过普利策奖，而且好莱坞现在很看好东方题材的影片。
我曾经接触过pavilionofwomen的中译本，可是神使鬼差，在看完了大地三部曲和龙种以后，我觉得赛珍珠的小说已经没必要再看。我一度曾是个很用功做学问的人，然而不可能为了学位论文，把资料室里汗牛充栋的旧图书统统读完。接到罗燕女士电话的第二天，我给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同学打电话，让他帮我借阅深闺里。电脑资料显示，那本在资料室里躺了将近五十年的旧书，已经没了踪影。我的同学又帮我联系南京的各大图书馆。由于南京是国民党时期的首都，又是赛珍珠写作和工作过的地方，各大图书馆里都藏有相当数量的旧版书。但是很快得到的反馈，都是绝对没有这本书。
南京大学外文系的一位姓刘的教授，正带领着他的研究生，在翻译赛珍珠的系列作品，pavilionofwomen便是其中之一。新的译本在近期内不可能问世，而我的英文水平今非昔比，已经没办法阅读原著。虽然我还没有答应为罗燕女士改编，然而我也没有拒绝她。我只是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我突然发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赛珍珠。我仿佛一下子对赛珍珠入了迷，恨不得立刻把赛珍珠的作品，都找来看一遍。
在我追寻pavilionofwomen的译本毫无结果的时候，一个叫胡雪桦的导演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被罗燕女士选中，将担任这部影片的导演。胡雪桦新近完成的一部影片叫兰陵王，报纸上的广告做得很厉害。由于他还有一个弟弟也是干导演的，而且成绩很不错，我一直弄不清他们两个究竟谁是谁。胡雪桦在电话里问我对改编究竟有没有兴趣。我十分坦白地告诉他，自己还没有最后打定主意。胡雪桦似乎有些意外，一时不知对我说什么好。我觉得这时候出现冷场是很尴尬的事，便反问他对这部影片是不是真的非常有兴趣。胡雪桦说他一开始也不是很有兴趣，不过，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这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们可以把它编得非常有趣。”他信心十足地说着。
我告诉胡雪桦，我更有兴趣的是赛珍珠本人。
我说，要是不改编赛珍珠的小说，而是把她自己的生平拍摄成电影，也许更好。
2
我不知道23年前逝世的赛珍珠，得知今天有人会改编她的小说，会持什么样的态度。1972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赛珍珠曾经无比兴奋。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她盼望着中美关系能够正常化，盼望着能回到朝思暮想的中国来。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但是她的申请落了空，并没有成为尼克松访华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这时候她已经年逾古稀，疾病缠身，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刚刚架通的第二年，带着终身遗憾离开了人世。赛珍珠始终把中国当做她的第二祖国，她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深情。没有中国，就没有赛珍珠。当赛珍珠这个名字重新进入我的大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晚年的她，被拒之于中国的国门之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中国人的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就是我的生活。”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踌躇满志的赛珍珠，充满了激情对公众这么说着。她这么说着，绝对不是矫情，因为她完全有资格这么说。虽然赛珍珠的父母是地道的美国人，虽然赛珍珠出生在美国，但在她出生刚三个月的时候，就随父母回到了中国。赛珍珠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才出生在美国。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在中国待了许多年。早在赛珍珠之前，她的母亲已经在中国生了四个小孩，然而四个小孩中，有三个很快就死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婴儿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赛珍珠的母亲选择了回美国生养她的小女儿。
虽然金发碧眼的赛珍珠在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美国人，她出生于美国，有着纯粹的美国人的血统，然而她首先面对的世界，却是中国。美国只是在父母的描述中才存在，它虚无缥缈，只是童话世界中的王国。由于一个人不可能记住出生三个月以内的事情，赛珍珠童年的最初记忆，和她周围的中国儿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她的母亲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这个中国女孩在赛珍珠母亲的照料下成长，然后又嫁给中国人。赛珍珠出生以后，她的中国姐姐也开始当了母亲，于是中国姐姐的小孩就成了赛珍珠童年时代最初的伴侣。
赛珍珠出生于1892年，她两岁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结束。此后的清朝政府一蹶不振，元气大伤，开始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但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里，赛珍珠和所有大清臣民的孩子们一样，对皇帝尤其是皇太后慈禧，仍然充满了崇敬的心情。皇权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赛珍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别的孩子肤色不同意味着什么。美国在她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她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不一样，就好像小猫小狗有着不同的花纹。她们在一起玩着游戏，亲密无间，在城乡结合部的旷野里奔过来跑过去。童年的赛珍珠和中国的小孩一样，目睹了当时的一切。她常常看到瘦骨伶仃的麻风病人，躺在庙门口向人乞讨，看到那些被扔在野地里的正被野狗撕扯着身体的死孩子，看到地痞流氓在大街上撒野，听他们骂不完的脏话。
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最初的游戏是犯上作乱。赛珍珠是美国人，和她一起玩的中国孩子都是教民的小孩。她们把山坡上突起的坟茔当做了王位，用野草野花编织成王冠，戴在头上，轮流扮演皇太后。一个孩子扮演皇太后的时候，其他的孩子便毕恭毕敬地跪下来磕头。这种游戏屡试不爽，没完没了，每个女孩子都盼望着自己能再一次地扮演。由于她们对远在紫禁城的慈禧太后的真实生活一无所知，于是她们只能模仿看过的中国旧戏曲中的皇后娘娘。渐渐地，孩子们对于慈禧开始有所了解，她们知道她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她们知道她很厉害，黑头发，黑眼睛，有着冰激凌一样白嫩的皮肤，她的头发总是高高地绾起，这样她看上去就会显得很高大，她坐在高高的王位上，觐见她的那些大臣只有抬起头来，才能一睹皇太后的威颜。孩子们开始不喜欢慈禧太后了，因为她下令把光绪皇帝软禁了起来。游戏的内容稍稍有些改变，女孩子们仍然抢着要扮演皇后娘娘，扮演皇后意味着可以发号施令。为了让这种游戏看上去更逼真，她们找到了一个最胆小的小弟弟扮演小皇帝，游戏的高潮就是太后发怒了，让大臣们把小皇帝囚禁起来。她们把小弟弟的手绑了起来，一直弄到他真吓哭了为止。
中国人最初给赛珍珠的印象是爱，这种爱可能是源于两个原因：第一，金发碧眼的赛珍珠确实可爱，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喜欢小孩的民族，娇宠小孩是一种传统；第二，在赛珍珠周围的中国人不是男用人就是老妈子，他们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小主人有什么照顾不周。可惜爱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赛珍珠感受越来越多的，是不爱。这种不爱的极端，便是发生于赛珍珠8岁时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许多传教士被杀，许多教堂被焚。赛珍珠随同家人，仓皇离开南方的小城，逃往上海的租界。只有在租界，一切才似乎是安全的。这里完全是洋人的天下，有持枪的洋人巡捕，有在黄浦江里停泊的洋人兵舰。
有一天，赛珍珠和母亲从一条人潮如涌的大街上走过。一个粗胖的中国人慢腾腾地走在她们的前面，挡住了她们的去路。他穿着蓝色缎袍和黑色马褂，一条长辫子在赛珍珠的眼前晃来晃去，长辫子的辫梢上用黑丝带打着结。天气很热，那人不住地摇着扇子，慢悠悠地迈着方步。赛珍珠实在是忍不住了，既有些热得人心烦躁，又觉得那在眼前晃来晃去的长辫子是个诱惑。她十分果断地拉住了那个人的辫梢，很淘气地摇了摇，请他快走，或者赶快把路让开来。粗胖的中国人转过身来，用赛珍珠从未见到过的严厉目光瞪着她。这是一种充满了仇恨的敌对目光，反应之强烈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天真的赛珍珠并没有被他吓唬住，受到惊吓的是赛珍珠的母亲。她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用颤抖的声音请求这位正生着气的中国人原谅。
“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赛珍珠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那天会怕成那样，她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在说话“她是个调皮的孩子，我会惩罚她的，请你饶恕她吧！”
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赛珍珠母亲的求饶改变脸色，他依然满脸怒气，不肯宽恕的样子。赛珍珠想不明白他有什么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她的母亲连连赔罪，拉着她向另一条街走去，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地警告女儿。她用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告诫赛珍珠，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了。她告诉赛珍珠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赛珍珠的母亲过去从来不害怕中国人，可是突然之间，她竟然会对中国人怕成那样。赛珍珠终于在这一天，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人对她的敌意，同时也是第一次意识到，一个西方人对古老中国可能会有的恐惧，那种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在这之前，赛珍珠只知道中国人不喜欢那些坏的洋鬼子。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和那些坏的洋鬼子联系在一起。她和中国人一样，恨那些坏洋鬼子，恨那些在中国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外国人。
在她居住过的一个城市里，有一个稍欠教养的美国传教士，对下人常常傲慢无礼，动不动就大动肝火。几乎所有的中国仆人在他那里都干不长，他属于那种中国人人见人恨的坏洋鬼子，可是却有位老女佣为他干了许多年。赛珍珠从老女佣那里了解到她能够忍气吞声的秘密。这位老女佣很有些幽默感，她觉得赛珍珠是一个靠得住的女孩子，决定让她分享她的秘密。原来那个洋鬼子的窗前，放着一个巨大的盛雨水的容器，他嫌井水苦涩，从来不喝井水，只喝平时积蓄的雨水。老女佣住在阁楼上，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窗户，将自己的便盆倒在铁皮的屋顶上。黄澄澄的尿液沿着屋脊流入水槽，再流过盛水的容器。这便是老女佣对坏主人的报复，这种报复给她带来快感，这种快感给了她忍受主人脾气暴戾的毅力。当她受到主人不公平的对待时，想到主人喝着她的尿液，她便苦中作乐地笑起来。
3
我始终觉得把赛珍珠在中国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将会非常有趣。一部好的影片，无非是找到了一双好的观察世界的眼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赛珍珠的眼睛里，和今天教科书上所记述的历史，并不完全相同。虽然以血缘而论，赛珍珠是百分之百的西方人，她长得金发碧眼、牛高马大，但是东方潜移默化的教育，很自然地就给了她一种与纯粹的西方人根本不同的性格。美国是赛珍珠的第一祖国，但是中文却成了她的第一母语。她不仅仅会说流利的中文，而且在整个童年时期，她都是用中文来思考问题。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一个人若离开了语言将无法进行思考。换句话说，赛珍珠的童年，差不多都是浸泡在东方文化之中的。
童年的赛珍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洋人”“洋人”对她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提醒。她和中国的孩子们掺和在一起在庙前的空地上看戏，从戏里似是而非地知道中国的历史，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豪杰。逢年过节，她穿上地道的中国衣服，梳着中国女孩的发辫，穿着中国工匠手工制作的皮鞋走街穿巷，拜访她的中国小朋友。每到一处，大家鞠躬行礼，互赠礼物，拜年问安，恭喜发财。中国的世界就是她的世界，她去拜访她的那些好朋友，她的好朋友也回访她。童年的世界里充满了欢乐，也充满烦恼。当赛珍珠在游戏中，与小伙伴发生了什么不快，在街上走过，被那些陌生的小孩唤做“小洋鬼子”的时候，她便会不甘示弱地以“乌龟王八蛋”作为回答。当别人把她当做异类的时候，她就把别人叫做“杂种”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从用人和老妈子那里学来的。赛珍珠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用中国人的思维对付中国人，她知道中国人最忌讳别人喊他们是“龟孙”是“杂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侮辱人。
赛珍珠童年的中国印象，是用人和老妈子的世界。她所结交的那些所谓好朋友，大多也是用人和老妈子的孩子。这些人是她了解世界的第一扇窗户。在她的那些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中，很多故事都是从这扇窗户里看到的。她的奶妈，干粗活的男仆，做饭的女厨娘，养花的花匠，一个个都是说故事的高手。他们精彩的故事，使得一个本该感到寂寞的异国小女孩，在生活中充满了盎然的乐趣。她听到许多一个女孩子也许还不应该听到的故事。这些故事本来并不是说给她听的，它们只是女仆之间的悄悄话，是东家长西家短，其中相当一部分和性有关系。高贵的洋主人在中国仆人的眼里，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她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她们的主人们的隐私，尽情地嘲笑他们。一个神情严肃的男主人，喜欢坐在中国的马桶上酗酒，然后人事不省地跌倒在地上。一个女主人为了什么不可知的原因，总是不和丈夫同床，结果她的丈夫便无缘无故地找下人的错处来撒气，把那些不是太值钱的瓷器摔碎在地上。有位男主人令人可笑地好色，他的肚子很大，想勾引所有的女用人，连生着癞痢头的门房妻子也不放过，于是他的妻子便去和别的洋人眉来眼去。一位女佣讲自己所以离开她原来的主人，就是因为她不安分的女主人，想勾引她的游手好闲的丈夫，她发誓自己的丈夫已经和那位不要脸的女主人睡过觉了，并且根据她丈夫的描述，由于洋女人的那玩意儿太大，毫无乐趣可言。
献身宗教事业的父母，总是把女儿过于放心地交给那些看上去所知甚少的劳动人民去教育。到了赛珍珠必须识字的时候，他们又为女儿找了一位姓孔的先生当家庭教师。这位孔夫子的后裔，十分尽职地向赛珍珠灌输地道的中国儒家文化。他向赛珍珠灌输孔子的思想，大讲忠孝仁义信，把孔子的学术思想推崇到了最高境界。有趣的是，笃信基督教的赛珍珠父母，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快。也许，世界上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冲突。总之，在教育上，赛珍珠成为真正的“杂种”她是美国人，同时也是中国人。东西方两种文化同时在她身上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她跟随父母学习英文，又和周围的用人及老妈子说汉语，不仅能说中国的官话，而且会说很土的方言。她从父母那里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又从家庭教师孔先生那里接受儒家思想。她身上既有作为一个洋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她感到自己高中国人一等，同时又常恨自己不能像她的好朋友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敌视西方的目光中，她甚至羞于自己的洋人血统。她的双重身份，使她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她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文化上的混血儿。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洋人的威风。赛珍珠亲眼目睹了在中国横行无阻的传教士们，那些信教的教民，如何在突然之间惊惶失措，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走投无路。在教堂高耸的塔楼上，升起了一面小小的红旗，这是事先约好的信号，它表明危险正在向大家迫近。但是这场革命来得快，去得更快。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中国人的脸面丢尽了。慈禧太后狼狈西窜，洋人提什么不合理的条件，都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尽管中国人对列强的仇恨达到了极点，但是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反抗完全失败。意气用事是徒劳的，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安全，由于这次闹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外国人在华特权不是被削弱，而是不可思议地被扩大，外国人在中国的大地上来去更加自由，他们的商船和战舰可以在任何水域游弋，在任何一个码头停泊。外国传教士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居住地，到处公开地兜售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宗教，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办洋学堂教洋书，开设洋医院行洋医。虽然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和惩罚性的赔款，与小小年纪的赛珍珠无关，但是她在无形中显然得到了好处。没有人再敢得罪和冒犯她，再敢叫她小洋鬼子。那些不懂事的中国孩子偶尔这么喊了一声，他们的大人知道了，立刻像揍贼似的扇自己小孩的耳光。中国人开始习惯用沉默来对待外国人，把仇恨积累在心底里。洋人从街上走过，只有不明事理的狗，才会对他们发出不友好的吠叫。
赛珍珠的家庭教师孔先生在北京的祖居，被德国士兵捣毁了，家人也因此蒙难。赛珍珠曾听人说过，德国的皇帝给他英勇的士兵下过一道命令，这就是让所有的中国人一听到德国这个名字，就浑身战栗，仓皇逃命。孔先生依然是孔先生，他依然穿着长袍，梳着乌黑的长辫子，用四方形的柔软黑丝布包上一本书，喝茶时不停地用茶碗盖拨弄浮在水面上的茶叶，然后出其不意地指出正在听课的赛珍珠的错来。
“你最好还是回到美国去，”有一天，正上着课，孔先生突然神情严肃，很沉重地对赛珍珠说“在新的风暴到来之前，你应该回到美国，然后永远不要再回来。”
“为什么呢？”赛珍珠有些摸不着头脑。
孔先生说:“中国人并不喜欢你们。”
赛珍珠感到很悲伤。她的年纪还小，不可能明白老实巴交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恨外国人。但是她毕竟也已经10岁了，她是个敏感的女孩子，比同龄的其他美国女孩子懂事很多。孔先生所说的新的风暴，自然是指类似义和团那样的暴力行动。在西方人眼里，这样的风暴似乎已经不再可能发生，然而在华的每一位外国人的内心深处恐惧犹存。东方和西方，在心理上已经打了一个死结。
孔先生说:“到时候，你会和所有的其他白人，一起被处死。”
4
赛珍珠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说好话。起码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她觉得她热爱中国人，即使中国人并不爱她，她仍然不改初衷。她一生都在为美国人辩护，虽然美帝国主义也是凶恶的八国联军之一，但是她总是觉得美国人的罪过要轻得多。在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就不停地向她灌输，中国人所以恨洋人，是因为在华的其他外国人实在不像话。美国人并不像其他的外国人那样穷凶极恶。尽管他们也让中国人赔了款，然而这些赔款却用在了培养中国的留学生上。美国人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从慈禧那个垂死的老妇人手里，硬拿了一笔最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的钱。没有庚子赔款就没有清华。如果没有庚子赔款，这笔钱充其量也是被慈禧用来再建造一座新的颐和园。历史上从来就有许多扯不清的话题，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用于建造海军的钱，被慈禧挪用建造公园，这一直是老佛爷留下的让人攻击的话柄，但是毕竟颐和园今天还能供我们游玩，像清朝政府那样腐败的朝廷，真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
在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人绝对不会因此感谢西方的长枪大炮。中国人的感情被伤害了，中国人的财富被掠夺了，这些都是铁定的事实。随着赛珍珠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感到这种裂痕无法弥补。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中国人永远不会喜欢她这样的小洋鬼子。恩师孔先生的病逝，给赛珍珠带来极大的悲哀。孔先生给她讲述了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东西，让她明白了许多东方真正的可爱之处。孔先生的葬礼一定给赛珍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她出现在葬礼上，给当时在场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样。由于葬礼庄严肃穆，大家都绷紧着脸，人们把对洋人的不满都埋藏了起来。当赛珍珠像中国学生一样跪下来磕头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背后做着鄙视的神情，为逝去的孔先生竟然会收一位洋弟子感到可惜。有人甚至埋怨，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让一个洋鬼子登门，十分不妥。
孔先生的葬礼让赛珍珠又一次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父母，忽视了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自己已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的女儿，最终究竟能不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待下去。赛珍珠开始发育了，开始成为大姑娘，开始有了自己的心思。她意识到自己虽然爱中国，但是正像孔先生所警告的那样，中国人并不爱她，中国人根本不会欢迎像她这样的洋人。赛珍珠开始在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人群中，结交新的朋友。而在这之前，她的好朋友都是中国人。孔先生不在了，赛珍珠必须进在华的教会学校，继续接受正规的西方文化教育。她先后在不同的学校读过书，时间最长的，是上海的朱厄尔小姐的学校。这座学校死板的教育，给赛珍珠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
赛珍珠对宗教并不陌生，但是在朱厄尔小姐的学校里，她突然发现每天漫长的祈祷是那么可怕。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大厅里，由一个很世故的中国男仆领着，跌跌撞撞地从人腿或从俯卧的人身边走过，直到能找到下跪的地方。赛珍珠十分厌恶在黑暗中祈求上帝的显灵，也害怕听那些伴着痛苦的惨叫声和叹息声。那种祈求上帝宽恕的声音，让赛珍珠有一种置身于罪犯的世界里的感觉。这种以匍匐来表现的情感，这种祈祷动作上的千姿百态，让她感到忍受不了。在她的印象中，宗教是一种非常正常健康的活动，是由音乐伴奏的一种信仰和现实的结合。人们相信上帝，不是因为害怕下地狱，而是渴望着进入天堂。宗教应该是人们对美的追求。
朱厄尔小姐学校典型的西方教育，没给赛珍珠留下什么好印象。好在这个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到来的前一年，她随着回国探亲的父母，取道欧洲，经过长途旅行到达美国。这一年，赛珍珠正好18岁，回到美国是为了接受大学教育。她终于回到自己的同胞身边，这些同胞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另一种人。在大学里，一个在亚洲长大的美国姑娘，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奇人，大家给赛珍珠起的绰号叫“怪物”就像她在中国时被叫做“洋鬼子”一样。她立刻明白自己如果不采取主动，必将在孤独和郁闷中度日如年地熬过四年大学生活。她用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姑娘。在大学里她从不使用汉语，就好像自己没说过中国话似的，虽然在这之前，汉语一直是她的第一母语。她的英语在美国人听来有些滑稽，她的有些用词纯粹是书面语，而她也听不明白那些流行的俚语，分辨不出那些分明带有猥亵意味的玩笑。她不得不把熟悉的中国世界，暂时丢弃在一旁。既然她是美国人，既然中国人从内心深处不喜欢洋人。但赛珍珠意识到自己临了还将回到美国这个世界里生存。孔先生的叮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她必须学会和她的同胞打成一片。她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像一个地道的美国姑娘那样，谈论她们心目中觉得有趣的东西。她试着和她们谈论男孩子，谈论跳舞，谈论妇女团体和女权运动。
赛珍珠把母亲为她定做的中国亚麻和丝绸衣服，放到了箱子底下，压根儿就不打算再穿这些质地优良的服装。这些衣服都是中国最好的裁缝精心缝制的，虽然参照了最新出版的时装大全上的式样，但是在同学们的眼里仍然有些不入时。她宁愿穿那些廉价的美国服装，笨重的美国皮鞋。她首先使自己和周围的女孩子比起来，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自然不能再梳了，从镜子里看自己，变得都有些认不出自己。她现在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她终于走进了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只有在梦中，赛珍珠才会想到中国，想到她熟悉的用人和老妈子，想到香喷喷的中国菜肴，想到童年的中国伙伴，想到人们不无恶意地喊她小洋鬼子。在美国的四年里，为实现自己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理想，她不懈地努力着。对于一个纯粹的美国人来说，竞争意识十分重要，但是在中国环境中长大的赛珍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竞争。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她参加了本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和最佳诗歌的有奖征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然双双获奖。获奖的原因，当然不是她善于竞争，善于琢磨评委的趣味。她能得奖，只是自己的文学才能的牛刀小试。
大学生活对于赛珍珠来说，并不重要。除了如何成为一个美国人之外，她所学的知识微乎其微。大学生活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段旋律演奏完毕，她将开始面临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是留在美国，还是去中国？这两个地方都是她的家。天平仿佛是倾向祖国这一面，还是孔先生的话在起着作用，既然中国人并不欢迎自己，她干吗非要赖在那里呢。她并不想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当传教士，她没有这样的宗教热情。这里是她的祖国，和中国相比，它是那样的可爱。这儿的一切似乎都那么合乎她的胃口，水很干净，即使是饮用生水也不会害病，没有痢疾和霍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树上摘下苹果，不用削皮就吃。这里有许多可爱的美国男孩子，她的年龄已经到了可以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赛珍珠又一次回到中国，她远在中国的母亲病了，是一种很可能送命的疾病。赛珍珠立刻决定回中国。没有什么比探望母亲更重要的事了。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在这时候爆发，所有开往欧洲的船只一律停开。已经收拾好了的行李由于交通缘故，不得不重新打开。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表明，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母亲在召唤着她，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立刻赶往中国。她爱美国，可是更爱自己的母亲。一个热爱母亲的人，才可能真正的热爱自己的祖国。赛珍珠排除了重重困难，终于登上了去中国的航船。这时候，她第一次有了远离祖国的感觉，她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正在逝去的美国大陆，才是她真正的祖国。
在去中国的途中，赛珍珠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艳遇。这是位英俊的美国小伙子，在菲律宾的标准石油公司工作。在船上的几周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并且十分理智地说定，等船一到上海，大家立刻分道扬镳。他们像恋人一样形影不离。现代人一定会把他们的关系，想象得非常浪漫，大家已经习惯了好莱坞的故事，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他们及时寻欢作乐。就像后来一度流传的那样，说赛珍珠和比她年轻的诗人徐志摩有一腿，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一个美国姑娘不可能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太重。有关赛珍珠和徐志摩的艳情故事，已经有人把它作为纪实文学或者小说写了出来，有一天还可能会变成影视作品出来蒙人。
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即使到了思想极度开放的今天，美国也并不像电影电视上表现的那样，刚认识就迫不及待地脱去裤子。我们应该想一想，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她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她的家庭历史上从未有人离过婚。对婚姻的忠诚是她从小就记住的做人准则。赛珍珠唯一的哥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由于她的父母在婚姻态度上十分保守，虽然哥哥的婚姻事实上已经死亡，然而为了不让父母为此感到痛苦，赛珍珠的哥哥决定等到父母都过世以后，再考虑离婚。其悲剧性的结果是，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饱受分居之苦、过着苦行僧一样生活的哥哥已经没必要再离婚，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并且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也不多了。他很快就告别了人世。
赛珍珠在男女问题上和她哥哥一样保守，大学的四年生活，使她还原成一名美国女孩，但是她并不赞成自由恋爱。自从她懂事以后，她的中国小朋友总是偷偷地向她打听，问她的父母有没有替她找到婆家。中国的包办婚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可笑，赛珍珠却由衷地赞同这一传统。自由恋爱并不能保证婚姻生活的质量。在赛珍珠的那个时代里，她所见到的大多数婚姻悲剧，都是自由恋爱造成的。年轻人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难免盲目，他们不可能像自己饱经世故的父母那样，头脑冷静地考虑终身大事。婚姻是神圣的，一旦铸错便无可挽回。赛珍珠不否认自己对船上偶遇的那位美国小伙子的好感，然而绝对没有勇气再向前迈出一步。
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航行，离中国的距离越近，赛珍珠就越感受到母亲的召唤。她仿佛听见母亲在呼唤她的乳名。她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这也是她的第二祖国对她的召唤。她的母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块热土，她的母亲已经和中国融为一体。船上遇到的那位可爱的美国小伙子已不太重要，现在赛珍珠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她的母亲。
她想象着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母亲！”
赛珍珠无数遍地念叨着这句话。故乡美国对她来说，已是那么遥远，遥远得已经足以让人忘怀，当新的地平线就要在海平面上出现的时候，赛珍珠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回家之感。她突然意识到中国就是她的家。新大陆终于出现在面前，船正驶向吴淞口，很快就可以看到上海的海关大楼。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海鸥追逐着轮船驶过的波涛。赛珍珠十分激动地握着美国小伙子的手，使劲地捏着，以至于让别人误会她是舍不得分开。好在美国小伙子也和赛珍珠一样理智，他和菲律宾的标准石油公司有一份合同，并不觉得自己应该为了爱情，就放弃这份诱人的合同。在船上，他们相处得很愉快。能够愉快，这就足够了。赛珍珠的心口咚咚直跳，有许多不可知的事情正在等着赛珍珠，一切皆在发展变化之中，一切都是未定数。她母亲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这是她最担心的一件事。她即将在中国找到新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她的婚姻大事，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她只有22岁。在早婚的中国人眼里，这已经是一个老姑娘的年龄。她将和在中国的白人圈子里的男人打交道，结果是劳而无功，父亲打算将她介绍给一位年轻体面的中国绅士，但是她的母亲反对，年轻体面的中国绅士的父母也坚决不赞成。
第三章
1
在刘岳厚的告别仪式上，刘岳厚的女婿高丰文，也就是刘丽英的丈夫，一本正经问我最近在写些什么。我已经习惯了人们类似的提问，总是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自己没写什么。高丰文盯着我不放，又问我打算写什么，我觉得自己总得告诉他一些什么，便说自己打算写一写赛珍珠。他显然不知道赛珍珠是谁，看着我，点点头。我们正在等火葬场的小礼堂空出来。这种等待有一种荒唐之感，小礼堂不停地换着人，一批又一批不相干的人，哭着从我们面前走过。刘岳厚终于死了，久病无孝子，我感到他们的家人，为此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是倾巢出动，所有的子女，媳妇和女婿，尚未成婚的小儿子的女朋友，孙儿孙女以及外孙外孙女，七姑八姨，都来了。虽然刘岳厚的一家都认识我，但是在他的子女中，我除了和刘丽英夫妇熟悉以外，其他的人仍然弄不清楚。
这么多奔丧的人，不可能都住在刘丽英家里。刘丽英曾想让一部分人住到我的家里来，她的母亲坚决反对，因为戴着黑孝住在别人家是有些忌讳的。虽然刘岳厚生前与我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在我家住过，虽然他的家人过去也在我家借宿，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在火葬场，当我向刘岳厚的妻子姚五妹表示慰问的时候，姚五妹抹着眼泪重提她内心深处的不安。由于来奔丧的人都吃住在招待所里，这笔开支显然不少，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尽快让刘岳厚火化。年轻人的思想都很开化，他们根本不把姚五妹的反对当回事，决定第二天就把事情了结。
“在我们乡下，尸首起码要搁三五天，”姚五妹叹着气，无可奈何地说“这么快就烧了，人怕是还没有死透呢！”
终于轮到刘岳厚了，高丰文手上拿着一包中华牌香烟，在小礼堂的前后来回照应着，不时地给工作人员递烟。刘丽英的弟弟妹妹们却在那抱怨，嫌南京的规矩和他们那里不一样。一切都布置好了，我作为一个大家信得过的人，被事先安排好说几句悼念的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尽管我是个作家，是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在刘岳厚的家人看来，一定能说会道，而且我确实也事前一直在做着准备，然而事到临头，我突然觉得自己原先准备的话，是不适合的。我原来想说，刘岳厚的一生，很可以用来写一篇不错的小说，甚至拍部电影，但是这话尚未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有些二百五。我想不仅是刘岳厚的家人，不想听这样的废话，就算是我自己，也不想听。这样的话，只有死去的刘岳厚乐意听。刘岳厚已经死了，在追悼会上，所有的话都是说给活人听的，我必须说一些面对活人的话。
我突然灵机一动，说刘岳厚曾经是我的老师，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为他教过我，所以我始终尊敬他。我说得有些动情，刘岳厚的家人听了，似乎也有些感动。接下来应景的话就容易说了，我把人们在追悼会上常说的话，拿出来复述，近乎肉麻地抬高死人的地位，最后用“敬爱的刘岳厚老师，你安息吧”作为结束语。我的结束语带来一片哭声，大家绕尸体一圈，还没有来得及退出小礼堂，新的一轮就已经又开始了。一个小伙子捧着一张巨大的遗像冲进来，刘岳厚的遗像刚被拿下来，新的遗像便占据了他刚才的位置。再也没有比火葬场更乱哄哄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太快，太匆忙，匆忙得大家目瞪口呆。我发现刘岳厚的家人都陷入迷惘之中。
从火葬场出来，我拦了一辆的士直奔金陵饭店。昨天晚上，我接到罗燕女士的秘书的电话，说罗燕和胡雪桦今天要来南京和我见面。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以为自己会迟到，可结果迟到的是罗燕女士。胡雪桦早就到达，可是我在关键的时候，把胡雪桦和他兄弟胡雪杨的名字弄颠倒了，我向服务生询问胡雪杨或者罗燕是否到达，得到的回答是电脑上没有这两个人的记录。于是我便在大堂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刘岳厚的逝世，弄得我十分疲倦。我这人不能遇到什么事，其实我也没尽什么义务，只不过是跑了几趟医院，少睡了一点觉。刘岳厚是在昨天凌晨咽气的，从那以后，我几乎一直在和这件事打交道。草拟电报文稿，给刘岳厚所在的乡政府挂长途电话，我有一个乡长的大哥大号码，可是打通手机的难度，差不多都快令我绝望。对方不停告诉我，说我拨打的号码正在使用，让我稍候再拨，我一个接一个地拨着，终于从内心深处开始心痛起电话费来，因为只要对方服务小姐一说话，我的长途电话就算是接通一次。收费的老头很乐意遇到我这样的用户，他希望我能一直这么打下去，永远也不要真正地接通。
现在，我坐在大堂的真皮沙发里，心不在焉地等待着。不时地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从我面前走过，当然还有那些西装笔挺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成功者。这里是南京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除了外国人，只有高等的华人才能住在这里。不久前，在火葬场的时候，我曾很无聊地想到，人死了以后的区别，不过是看你租大礼堂或者小礼堂来举行告别仪式。时时刻刻都有人会死去，死是人世间最大的平等。
一辆豪华大巴士送了一车外国客人到酒店门口。在导游小姐的招呼下，他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大堂。说着我听不懂的外语，兴致很高，很可能是刚从某个旅游风景点过来。我看了看手表，时间已快四点半，突然想到自己可能出了什么差错。罗燕小姐的秘书昨天在电话里，先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钟，但是她很快又打电话给我，说罗燕小姐因为有事，可能要到四点钟才能到达。不过我早一点去金陵饭店也无妨，因为胡雪桦会提前到达那里的。我又一次去向服务生询问，这次我提到了胡雪桦，我解释说，在这之前，自己可能把名字弄错了，服务生熟练地把胡雪桦输入电脑，告诉客人已到，并报了房间。我走进胡雪桦的房间，看见他正十分无聊地看电视体育节目，看两个胖胖的日本人相扑。
我们很快就进入赛珍珠的话题，这是我们这次会面的目的。由于我还没有看到pavilionofwomen，胡雪桦给了我一份请人翻译的内容提纲。如果我们要合作的话，问题将变得非常简单，这就是说我们将根据赛珍珠原著小说中的一个次要情节，改编成一个现代人乐意看的电影。这个次要情节就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一位传教士的感情纠葛。
“说白了，这是一个偷情的故事。”胡雪桦提纲挈领地说着。
我明白胡雪桦的意思，这个偷情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男女表演，它还将影射东西方关系。同时“偷情”在电影上也是一个类概念，是法定婚姻之外的故事，可以简单地引申为婚外恋和第三者插足。我们谈了没一会儿，罗燕女士也匆匆赶到，而且立刻加入谈话。大多是他们在叙述，我尽可能集中注意力地听着。我想他们一定看得出我很疲倦，或是觉出我对合作不是太感兴趣。
我带了两本自己的书送给他们。我告诉他们，我仍然没有找到兴奋点，虽然在过去的许多天里，我满脑子都在想赛珍珠，但是对是否有把握写好一个传教士和中国女人的故事，暂时还没有把握。毕竟只是刚看完原著小说的故事梗概，我不能胡乱地答应他们。而且胡雪桦提供给我的故事梗概，甚至也是不完整的，竟然缺了一页，使得本来就不完整的故事，更显得支离破碎。好在我心里总算有数了，事实上，对于写传教士，我自认还是有些把握，为了写长篇小说花煞，我曾经读过不少资料，而反映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一直是我觉得有趣的话题。我所以还感到犹豫，是改编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
2
早在一开始，罗燕女士就表明我有充分的自由度。我只要从原著中得到一个框架，抓到一点点蛛丝马迹，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种事说起来很容易，可是一旦进入到了具体操作，会有许多预想不到的麻烦。首先，这样的改编肯定是对赛珍珠的扭曲，它更多的意义只是我新写了一部小说。而这新写的小说与导演和制片人的要求有多大的距离？电影不可能像小说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电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一场有严格规则的游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感到吃不准的，是究竟想让我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过多的自由，对于写电影剧本来说，不是好事。过多的自由，其结果很可能是让人白忙一场。
就这部要写的电影，我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如何对待“爱”这个词。对于一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个“爱”字，说出来非常肉麻。偷情说到底还是一个爱情故事。罗燕女士曾向我说过，这部电影的市场在国外，它将要被翻译成英语，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电影。但是毕竟反映的是中国的人和事，女主角自然是用汉语来思维。不仅是女主角，整个影片都得如此进行思考。因此我想，如果出现调情的场面，女主角不说中文的“爱”而是说英语的“love”一切就自然得多。洋泾浜的英语有时候很适合于处理尴尬场面。在自己的中文中嵌一两个难以说出口的洋文，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
第二，女主角是个40岁的女人。虽然民间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说，但是在影片所要描写的那个特定的年代里，40岁绝对是一个已经做了祖母的老女人，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内心，都应该是成熟过了头的感觉。如何处理一个老女人的浪漫情调，这也是个难题。我们将要描写的女人，是一个没有欲望，只是一味贤惠、做事得体的大家贵妇，她毫无嫉妒心地在自己40岁生日那一天，心甘情愿地为丈夫娶了一个花容月貌的小妾。要让女主角变得真实可信，得花很大的工夫。
我承认，出于这样那样的难度的考虑，我反而开始有了些兴趣。艺术就是克服困难。容易写的东西，往往写不好的。女主角的形象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打转，她时隐时现，虽然还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我意识到，这是个好兆头。人物形象永远是最重要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罗燕和胡雪桦，说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想一想，再作最后的答复。
“那好，两天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罗燕女士看了看手表，笑着说“我想你绝对能写好，你大胆地写好了，其实电影剧本用不了多高的智力。”
我没想到谈话就这么结束了，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罗燕女士说她晚上有个约会，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我本来以为我们会在一起吃顿饭，她这么一说，倒有些下逐客令的味道，我再不告辞，便是不知趣了。我走出金陵饭店，发现天已经黑了，街上灯火辉煌，我等了好一会，才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家，妻子告诉我刘岳厚的女婿高丰文来过一个电话，说他的岳母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我，本来想送到我家来，可是考虑到他们有孝在身，还是让我自己去一趟好。我稍稍吃了一些东西，又马不停蹄地奔姚五妹所住的招待所。他们全家刚刚聚过餐，一见面就埋怨我不应该不吃这顿饭。他们说这是丧饭，叫什么“豆腐饭”表示丧事已经结束，大家集合在一起撮一顿。显然他们是喝了酒的，刘岳厚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都面红耳赤。
“你现在成了名人了，不愿意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刘岳厚的小儿子从来没和我说过笑话，他是个腼腆的乡下小伙子，酒精使他居然调侃起我来。
姚五妹张嘴就骂，显然她有一肚子不痛快，借此由头，把小儿子好一顿数落。小儿子的女朋友出来打圆场，姚五妹依然不肯善罢甘休。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数落完。还是刘丽英厉害，她是长女，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板着脸问她母亲有完没完，有什么话带到乡下说去。姚五妹还说，于是母女两个又不分青红皂白吵起来。姚五妹终究有些怵刘丽英，声音越来越低，突然拉了我到她住的房间。
刘岳厚的骨灰盒用一块红布裹着，放在电视机上。由于怕招待所的服务员抗议，在骨灰盒上又盖了一张当天的报纸。刘岳厚的遗像也被面朝里靠墙放着。姚五妹神秘兮兮地从一个破旅行包拿出一包东西，说刘岳厚生前曾经说过，他死了以后，将这包东西交给我作纪念。我早就听说他有这么一包他各个时期写的手稿。姚五妹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似的，把那包东西往我手里一塞。我顿时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我知道刘岳厚的手稿是怎么回事。老实说，只有他自己把那些改了无数遍的手稿当做宝贝，而于别人这根本就是一堆废纸。
“我——”我支吾着，说这东西最好还是留在你们手里为好。我说我家里已经够乱了，拿回去也没地方放。
姚五妹说得很爽快:“要是没用的话，就把它烧了好了。依着我，早就想烧了，这些破东西有什么用，害得这死鬼迷了一辈子。”
我几乎是被迫收下了这包死者的礼物。我该死的老毛病，又一次让我陷入尴尬境地。在关键的时候，我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作为家属都不想要的东西，为什么非要硬塞给我。在回去的路上，我几乎要赌气将那包东西扔进垃圾箱。回到家，妻子看我捧着这么一包东西回来，一脸的不高兴。虽然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在这时候，把一个死人的遗物带回家，实在不合时宜。妻子说，这包东西除了你的书房，什么地方也不许放，并且再三关照我的女儿，绝对不许碰那个包。
为了刘岳厚的手稿，过去就有过种种麻烦。自从我成名以后，刘岳厚老是没完没了地让我给他推荐文章。他是那种什么样文章都写的人，写完了就往我这寄，把发表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有一次稿子寄丢了，他大为光火，说我根本就不重视他的手稿。刘岳厚一辈子都没有明白过来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他的文章从来没有真正地写好过。他总是自以为是，可怜兮兮地瞎清高，无论什么样的暗示，他都弄不明白。我敢肯定，在他留给我的那包手稿中，所有的文字我都见过，所有的文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么想，对死者显然是有些不恭敬，但是我的确明白刘岳厚留下的，只是一堆废纸。
那天晚上，我希望妻子能问我改编电影剧本的事，让我谈谈对导演和制片人的印象，但是她懒得问。在后来的两天里，仍然没有问。两天后，罗燕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打算立刻去美国，先找一个美国佬写一个草稿，由于这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而赛珍珠不管怎么说，也是美国人，因此先让美国人写一稿，也许可以省去我许多事。我觉得这样也好，在过去的两天内，我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剧本的构思中去，老实说我还没有最后答应写。现在这样最好，那个美国佬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出初稿来，而我却有充足的一个月考虑电影剧本怎么写。
3
刘岳厚一直为能有我这么一个学生，感到骄傲，而我所以能成为他的好学生，又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的父母就不会进牛棚，父母不进牛棚，我就不会去农村念书，不去农村念书，就不会成为刘岳厚的学生。这一环套着的一环，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刘岳厚是祠堂小学的教师，祠堂小学一共就二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应有尽有。刘岳厚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他穿着一条黄军裤，在以后的多少年里，他一直穿着这种颜色的裤子。当时他刚从部队复员，正是得赶紧找对象的年龄，据说已经有很多姑娘看中他了。我由外祖母带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们还在上课，他坐在讲台前临毛笔字，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正临到一页的末了几个字。
“这就是你外孙。”他一边临帖，一边说。
“赶快叫刘老师。”外祖母吩咐我。
我冒冒失失地喊了一句，正在做作业的小学生哄笑起来。我的话带着明显的异乡口音，他们调皮地模仿着我的腔调。刘岳厚瞪了一眼他的学生，继续临他的帖，临完这一页，抬起头，对我说：“三年级人少，你就读三年级吧。”我想告诉他，我应该读四年级了，可是我外祖母已经一口答应。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就被留了一级。
在这种混合班里读书，永远有一种喜剧效果。刘岳厚总是安排这个年级的人做算术作业，安排那个年级的人写毛笔字，然后给另外一个年级讲解语文课文。他很难做到有条不紊，课堂上始终是乱哄哄的。学生并不是真的害怕他，他也无所谓学生怕不怕他。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他对诗词特别爱好，老是没完没了地在课堂上讲解毛主席诗词。我记得第一堂课就是讲解七律？送瘟神，其中有一句是“千村薜苈人遗矢”他很认真说:“人遗矢，这个矢，在这就是屎的意思。遗矢就是拉屎的意思。”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这解释究竟对不对，反正当时他振振有词，说得十分投入。小学生总是认为老师的话千真万确，人到了到处拉屎的境地，其荒凉自然不用再解释。我记得刘岳厚还说过:“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多厉害，什么样的词都敢用。‘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动不动就是苍蝇，有几个诗人敢这么写？”
在祠堂小学的门前，横着一条河。天依然很热，下课的时候，男孩子们便往河里跳。当地游泳叫“汰冷浴”女人是不下水的，男的却无论老少，都是光着屁股下河。刘岳厚从来不在课间下河游泳，天再热，他都是焐着那条黄军裤。他就住在祠堂小学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到太阳快下山之际，他拿着一个塑料的肥皂盒，笃悠悠地向码头走去，跳进河里，一口气游好几个来回。我在农村的那几年里，大家洗澡都不用肥皂，唯有他，喜欢赤条条地站在码头上，往身上到处抹肥皂。夕阳下，刘岳厚作为村子里独一无二的文化人，赤身裸体地站在光溜溜的码头上。干了一天农活的庄稼人收工回来，从河堤上走过，冲他大声嚷嚷。他感觉良好地继续洗着，嘴里永远哼着同一首语录歌：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我和我的新同学干的第一件偷偷摸摸的事，便是去偷看刘岳厚在河边洗澡。很难说清楚这样的偷窥，有什么样的乐趣。刘岳厚往身上抹着肥皂，有人就笑着说“刘老师又要洗jī巴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村的笑话，男人们一边在地里干农活，一边很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了，好像别人没有那玩意似的。”甚至女人也对这样的话题有兴趣，我就听过一位俊俏的小媳妇，对几位大姑娘谈论此事，大姑娘们捂着嘴笑，小媳妇更是笑得十分开心。
有一天正上着课，一个叫老扁头的孩子，因为犯了错被罚站，突然很淘气地说:“我三大妈说了，你那玩意是个宝贝，因此天天要洗！”
刘岳厚一时不明白老扁头的话，可是全班的学生都笑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大家哈哈大笑，前仰后翻。刘岳厚很生气，放学了，留住了老扁头不让回家，到天黑他娘找了来。刘岳厚板着脸说:“你问问你儿子，他说了什么话。”老扁头娘甩手给儿子就是一个耳光，但是当儿子坦白了究竟说了什么的时候，老扁头娘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回去说给自己男人听，男人也笑，说给周围的邻居听，一个个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转眼快过年了，鱼塘里的水被抽干，抓了鱼分给大家。那口一年难得用上一次的大铁锅，烧了满满的一锅水，让全村人洗澡。就一锅水，要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挨个地都洗过来。第一个下锅洗的是生产队长，然后就轮到刘岳厚。负责烧水的姚胡子以商量的口吻说:“刘老师，你千万不要用肥皂，全村的一百多号人，还在你后面排着队！”
刘岳厚为难地说:“不抹肥皂，这澡怎么洗？”
最后，刘岳厚还是在身上抹了些肥皂，只是不好意思把肥皂沫子弄在铁锅里，用勺子把身上冲干净了再跳进锅里。按秩序是全村的男人先洗，男人洗完了年轻的女人洗，年轻的女人洗完了，才轮到老太太，洗到临了，那一锅水早就成了酱油汤。女人们一边洗，一边抱怨，姚胡子把责任统统推到了刘岳厚身上，隔着布帘子说：“刘老师非要用肥皂洗他的jī巴，我有什么办法！”
那一阵，扫盲班办了起来，村上不识字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被集中起来上夜校，上一次课，记一次工分。许多女人都是为了工分才上夜校的，只有两个人是例外。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岳厚的恋人胡冬琴，一个便是他后来的老婆姚五妹。胡冬琴比姚五妹漂亮，但是她爹是富农，因此常常受人欺负。上课时，刘岳厚老让胡冬琴回答问题，胡冬琴答对了，刘岳厚就当众表扬她。生性泼辣的姚五妹终于跳出来批评，说胡冬琴是富农，你可不要包庇她。刘岳厚说，我怎么包庇了？姚五妹说，你就是包庇了。其他的妇女也跟着一起起哄，说刘岳厚确实是包庇胡冬琴。
刘岳厚知道胡冬琴和姚五妹都喜欢自己。他很得意，可是并不想娶其中的某一位。胡冬琴是富农，这成分在“文革”中可了不得。姚五妹却太穷，她的大哥三十多了，还没有娶上媳妇。于是有人出来说媒，大家做点牺牲，让姚五妹嫁给胡冬琴的哥哥胡矮子，胡冬琴嫁给姚五妹的大哥阿喜，恰巧两个男人都有些欠缺，胡矮子出奇地矮，姚阿喜小时候爬树摘柿子，摔瘸了一条腿。张飞与李逵，乌鸦落在猪背上，都是黑对黑，正好般配，谁也不吃亏。不乐意的是姚五妹和胡冬琴，心里都惦记着刘岳厚，不甘心自己要嫁那样差劲的男人。刘岳厚心里也酸酸的，说不出什么滋味。
正月里，姚胡两家同时办喜事，刘岳厚被拉着轮流在两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两位新娘的眼睛都有些红，都不理他。刘岳厚喝多了，终于醉了，被架到空地上去呕吐，吐完了，又回来接着喝，一直喝到新娘双双被送入洞房。那一天，整个村子闹得就像是过节。胡冬琴从小受人欺负惯的，进了洞房，乖乖地成了别人的老婆。姚五妹是烈女，悄悄地揣了一把剪刀在怀里，对胡矮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绝不让一个富农的儿子，日贫下中农的女儿！”
胡矮子被她的气势吓得又矮了半截。他傻了好一阵子，说：“你哥能娶我妹，我为什么不能娶你？”
姚五妹理直气壮地说:“贫下中农的儿子日富农的女儿，和富农的儿子日贫下中农的女儿，这不一样。”
胡矮子气不服地说:“怎么不一样？”
姚五妹说:“是革命和反革命！”
胡矮子拿姚五妹没办法，像小孩子一样捂着脸哭起来。老富农夫妇听听动静不对，敲门进来，涎着脸对姚五妹说好话。姚五妹说:“你们要是逼我，我就死在你们家里，富农逼死人命，贫下中农饶不了你们。”老富农的尿差一点吓在裤子上。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动不动就被拉出去游街，如今真要逼死了姚五妹，还有好日子过？整个蜜月里，姚五妹都揣着一把剪刀睡觉，她把胡矮子的一家当做了阶级敌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老富农如坐针毡，富农婆躺在床上犯胃病，胡矮子憋得脸色发青，姚五妹的气焰却越来越高涨，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姚五妹的革命行动成了笑话，全村都在议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看法不同，结论不同，但谁都觉得这事很有趣。到了蜜月结束的那一天，姚五妹突然想到了学文化。她拿着一本教材跑去找刘岳厚，一直磨蹭到天黑也没有离开。刘岳厚似乎知道她想干什么，心里揣着只小兔子，扑通扑通直跳。临了，姚五妹咬牙切齿地说:“刘岳厚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没指望了，胡冬琴已经是我哥的老婆，你除了我，没别的人可挑。”
4
我成为一名作家后，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在许多人眼里，既然父亲是作家，祖父也是作家，那么我很可能从小就是按照制作作家的配方，进行培养的。刘岳厚逝世以后，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完全可能是上小学的时候，受到刘岳厚的影响。我已经反复向别人解释过许多次，我的家庭并没想到过要让我成为作家，我当了作家完全是后来的事。
在祠堂小学，我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刘岳厚从来就不是个好教师，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好课程。不同的年级老是冲突，有的同学太调皮，常常课上到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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