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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代我们找找房子。单靠继之，人家有许多工夫么？”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继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津细。”遂附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帐房里去。
恰好遇了伯述回来，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便道：“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又道：“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象世袭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不要说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
我道：“早上姻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甚么道理？”伯述叹道：“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坐。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俄罗斯灭了波兰，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我道：“那么要说甚话，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说他的俄罗斯话，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样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
“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无论那一门，都有专门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谗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有个深意在内。因为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贾一样，只有甚么多宝塔、珍珠船、大题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销场最利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一班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我道：“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伯述道：“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事如何得了！”我道：“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爇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势位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伯述笑道：“我已是上五十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销病假，也要等坐补原缺；再混几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也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述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
过得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姊姊到申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姊姊笑道：“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混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栈。刚进栈门，胡乙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
正是：无端天外飞鸿到，传得家庭噩耗来。不知此电报究竟是谁打来的，且待下回再记——
道：“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代我们找找房子。单靠继之，人家有许多工夫么？”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继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津细。”遂附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帐房里去。
恰好遇了伯述回来，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便道：“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又道：“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象世袭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不要说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
我道：“早上姻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甚么道理？”伯述叹道：“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坐。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俄罗斯灭了波兰，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我道：“那么要说甚话，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说他的俄罗斯话，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样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
“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无论那一门，都有专门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谗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有个深意在内。因为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贾一样，只有甚么多宝塔、珍珠船、大题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销场最利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一班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我道：“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伯述道：“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事如何得了！”我道：“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爇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势位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伯述笑道：“我已是上五十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销病假，也要等坐补原缺；再混几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也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述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
过得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姊姊到申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姊姊笑道：“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混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栈。刚进栈门，胡乙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
正是：无端天外飞鸿到，传得家庭噩耗来。不知此电报究竟是谁打来的，且待下回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