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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床头的hellokitty脑袋大大的，有身躯的两倍那么长，头重脚轻地栖息在两个枕头之间的缝隙里，粉红色的蝴蝶结像个伤员的绷带那样斜斜地扎在雪白的额头上。她稚拙地看着我，没轻没重地问：“郑南音，你怕死吗？”我对她笑笑，我知道这又是那种浅尝辄止的小睡眠，我可以强作镇定地不答理她，然后我就真的清醒了。满室灯光像是一盆橙汁，缓慢地淋下来，浇到了我的视线里。kitty固执地维持着刚才的表情，一定是不打算承认她开口跟我说过话。
只不过十二点，是我自己看着书，就不小心打了个盹儿。外面一声门响，是哥哥回来了。自从昭昭住院以后，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回来，有时候更晚。昭昭的病到底怎样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甚至是每个小时，但是我和哥哥心照不宣地不去聊这个。我们聊我上班的地方那些讨人嫌的同事，聊昭昭今天在医院里又闹了什么笑话，顺便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取笑她对那个陈医生莫名其妙的花痴，有时候话题扯远了也问问哥哥——下一次，他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只是，昭昭会死吗？
郑南音，你怕死吗？
你怕死吗？
苏远智，你怕死吗？——这是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如今，我们都不再提了。很早以前，还是哥哥跟我说的，有些事，如果我们都装作没发生过，那就是真的没发生过。
还是去年的春节前，在那个原本没有冬天，当时却莫名其妙下了雪的南方城市。在飞机上的时候我问自己：我在干什么？然后就问：我为什么？再然后，就问：我为什么要问自己在干什么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让这三个问题交替出现上，空姐广播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才发现，我忘记了要回答。
来不及回答了，那么，就这么去吧。当你已经无法思考和追问的时候，就让行动成为唯一的意义，反正，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你有的是时间去阐释它，去整理它，去把它当成历史来纪念，甚至是缅怀。真相一定早就面目全非了，说不定连“真相”自己都嗅不出当初的气味——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爱自己。
满街熙熙攘攘的人们都在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是远在天边的陌生城市吧？就是我们大家在高中毕业留言册上写的“天各一方”那个词所指的另一边——值得庆幸的是，天空的样子还没变。这样我就没那么怕了。我知道心脏正在那里蓄势待发地颤动着，似乎我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融化了，就剩下了那颗忠于节奏的心。其实我动身之前，一直都想给姐姐打个电话。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我是那么需要姐姐。我需要姐姐用她那种一贯的挑衅的语气跟我说：“要上战场喽。”可是那个时候，姐姐每天都把自己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执意要把自己和她的婴儿变成两件新房子里的家具。大伯的葬礼打垮了她，郑成功打垮了她，那个最终心照不宣地放任她离开的热带植物也打垮了她。
若不是见过了那个时候的姐姐，我想我不会来广州的。她让我发现“勇气”其实是朝露一般脆弱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抓住它，就算是最终它只能被我自己捏碎在手心里。我不能就那么认输，哪怕我还是可以说服了自己平静地再去跟别人恋爱然后沉浸在幸福中终于可以笑着回忆当初的痛苦和眼泪自言自语地说感情这种事情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也是认输。姐，你同意的吧？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极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平静如初，这样很好。那间大学附近全是学生出没的小馆子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搏击的场地。他说：“南音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危险？”我说：“你觉得我来干什么？我难道会是来祝你们永远幸福的么？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笑。他说：“郑老师知道你来这儿么？——算了，我一会儿打给他”
我说：“你敢。”
他说：“我有什么不敢？”
若是在平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把对白接上——我一定会哭的吧，眼泪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尴尬。可是，谁让雪灾把这城市变成了一个乱世呢？我就不要脸地扮演一次乱世佳人算了。我抓过来桌上一张干净的餐巾纸，对照着手边那张旅馆的信笺，把地址一笔一画地写在上面。“我的房号是703。”我慢慢地说“你看见了，这个是房卡，703的意思就是，房间在七楼。我现在回去等你，到十二点。过了十二点你要是还不来的话，我就打开窗子跳下去。你不信啊？”我笑了“不信就不信吧。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哥哥，但是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机场都封了，他就算是想要赶过来，怎么也得是明天晚上——还得是在火车正常的情况下，那时候，十二点早就过了，你就做做好事，不要让我哥哥十万火急地过来，只是替我收尸，好不好呢？”
晚上十点半，我想我应该把房间里的电视机打开。因为等他来的时候，他若看见了我呆坐在一片死寂里，我会很丢脸吧——我是说，如果他真来的话。
十点四十七分，我从背包里拿出来那本我随手装进去，原本打算在路上看的书——从中间打开，不小心瞟到左下角，是第一百零七页，我把它倒过来扣在枕头上面。这样可以表示，我在等待的期间，一直都有事情做。
十一点十二分，我把电视关上了，那里面的声音搅得我心烦意乱，还是安静一点的好。他不来就不来好了，我明天回家去——只是我该怎么买票呢？我走到窗子前面，打开它，夜风涌进来的时候像烫手那样迅速地把它关上了。隐隐约约映出来我对自己微笑的脸：才怪，谁会真的跳下去啊，当我那么傻。
十一点三十八分，我打电话给前台，我说我房间里的枕套不大干净，想要换一下。前台的人很客气地说，服务员马上会给我拿新的来——挂上电话的时候，我轻轻的深呼吸听起来格外清楚，像一根抖动着闪着亮光的蜘蛛丝。其实，我只是想在十二点之前听见敲门的声音。听见了，我便可以提着一颗心去开门，就算外面站着的果然是服务生，我至少可以有几秒钟的时间用来隐隐地欣喜。
十一点四十五分，服务生来过，又走了。
十一点五十六分，我一个人坐到了窗台上——不，当然不是窗子是关着的，我根本就没打开。玻璃真凉呀。我开始后悔我刚才为什么要关上电视机呢，现在好了，我的心跳声是那么清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郑南音，你自己的心脏怎么会嘲笑你呢。我把额头抵在了蜷曲的膝盖上面。外面在下雪。雪整整齐齐地落在地上，葬了自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我梦见一片整齐得没有一个脚印的雪地，天亮以后我告诉妈妈，妈妈说：这个梦可不大好啊。第二天，奶奶就死了。我开始幻想自己站在窗台上，背后是清澈的夜晚，我轻盈地张开手，像跳水冠军那样胸有成竹地纵身一跃，然后就笔直地坠下去，像根削尖了的铅笔，把地面上厚厚的白毯子砸出一个小洞，飞溅出来的雪沫如花。也许我不会死吧。这场雪那么大，半个中国都被埋在了它下面，它说不定会温柔松软地托住我，让我相信绝望它只是一个去处而已，不会是末路。
十二点。我的手机屏幕上已经是四个看上去大惊小怪的“0”可是手表的表盘上还差了两分钟。这是常有的事情。时间在这种需要精确刻度的时候总是不值得信任的。应该以电视上的时间为准吧。早知道刚才还是不关电视机了——还是算了，蜷缩得久了，我像是长在了窗台上，没有力气走过去了。
十二点十分，我突然觉得这样背靠着窗子的形象有点蠢。就算我仰下去了，也不可能是优美的。那种幻想里面美好纯净的死法也许只会属于姐姐那样的女孩子，不会是我的。也许我注定了只能以一种笨拙的姿态丢脸地下坠，我注定了一无所有——除了偶尔冒出来的不怕被羞辱和嘲弄的勇气。
十二点十五分，我挪回到床上去，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了一个蚕茧。我开始觉得有点冷了。我终于还是打开了电视机，按下遥控器的时候才发现手指僵硬。就让我在法制节目的声音里睡着吧。一个女人乱刀砍死了喝醉的老公然后企图溺死他们的小孩——现在我不会觉得电视机的声音让我坐立不安了，因为我有的是时间。这漫长的一夜过去之后，我一觉醒来——或许会在睡梦中，不知情的状况下流一些眼泪，明天就是下辈子。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怔怔地盯着门注视了几秒，我又浪费了几秒说服自己也许是服务生尽管我知道那不大可能，我站起来去开门的时候腿在发抖——我忘记了看一眼那一刻的准确时间，所以我说了，时间是不可靠的。他的脸撞到了我的眼睛里来，我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迟到了。我没死。你输了。
他说：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思。
他用力地推了我一把，我倒退了好几步，险些撞到床脚。他逼近我，抓着我的肩膀说：你去死啊。你不是豁得出去么？那你就去死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想着他是不是真的要打开窗子把我丢出去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抱住了我，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像是在诅咒：“你够狠。”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神其实是仁慈的，他看出来我是真的在赌，所以允许我赢。眼泪涌了上来，我谦卑地跟神保证这种恩典我不会滥用的。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相信我真的能在十二点的时候跳下去——但是他会犹豫，他会害怕万一，他心里还是有不忍，我赌的就是那点负罪感。他一定只是想来看我一眼，一定跟自己说他只是想劝我别做蠢事快点回家——我的嘴唇缓缓地在他脖颈上滑行，它在装糊涂，似乎真的以为它想要寻找的另一张嘴唇长在那里。他叹息着，回应了我，接吻的时候我几乎能够听到，他的心裂了一道缝隙。
我相信，赴约之前，他隐隐觉得也许从今晚以后，他再不会回到端木芳那里了——但在此时此刻之前，他还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问他：你还爱我吗？
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痛苦，我几乎要因为这陌生的眼神重温最初那种单纯的怦然心动。他说：“爱。”那个字像是一滴鲜红的血一样落下来。我知道，我们终于属于彼此了。有种厚重难言的东西把我们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我没有问他是否还爱着端木芳。赶尽杀绝是不好的。
其实，上个周末，我们曾经的一个高中同学跟我聊msn的时候提起过，端木芳最近常跟他抱怨，她和苏远智总在吵架，她知道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却又不知出在哪里。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帮她诊断一下了。我其实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勇敢，我只不过是抓住了一个我认为对的机会。
现在，当我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昭昭，那个晚上会在我脑子里回放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总在折磨我。因为看着昭昭凝视着窗外树叶的神情，我才知道，生死是一件如此严重的事情。至少“死”是件有尊严的事情，无论如何，我当初都不该用它来要挟苏远智，那不公平。这种温柔像若隐若现的音乐声那样回荡在我心里，它来临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应该对苏远智更好一点。
就这样，直到暑假结束，我们都很好，甚至没有为了什么细小的事情争执过。我们是曾经向彼此低过头的人啊。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自己忘记了。
“跟我一起去看看昭昭吧。”我跟他说“我原本每隔两三天就会过去陪她吃顿饭的。现在她住院了，我就只能带一点她喜欢吃的东西进去，有时候还得躲着护士，一边替她望风，一边看着她吃完。很好玩的。”
“学会照顾人了。”他笑着在我脑门上弹一下。
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昭昭的病床前面。他们三个人都互相不讲话。是个奇怪的场景——因为两个都是男人，一个年长些，可能四十多岁——谁看得准中年男人的年龄呢，反正我觉得他们都差不多；另一个年轻些，可能比我大几岁吧——好吧我其实也经常看不准年轻人的年纪。总之，这两个人坐在那里，都不讲话。昭昭的眼睛漠然地盯着那二人之间的空气中一个恰到好处的点。我们进去的时候，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个中年人讲的“我帮你在医院又交了一笔押金——不是公司的钱，公司的账现在一塌糊涂，人人都来逼债，没有钱了，我拿的都是自己的。你正在难处，我今后也不用你还我在你爸爸这里做了这么多年，这点忙也该帮。不过我也有我的难处，你接下来治病、上学都需要钱，我尽快吧——我去想想办法，跟那几个股东说说，他们这样不管你也不像话你家在龙城不是有亲戚么？他们能不能照顾你？”
昭昭不说话。眼光轻微地躲闪着，像是小心翼翼地寻找到了一个干净的落脚的空地——那两人的脸是一左一右的两个泥水坑。
那人叹了口气“也对。这种时候，人家躲都来不及。你爸爸得罪... -->>
我床头的hellokitty脑袋大大的，有身躯的两倍那么长，头重脚轻地栖息在两个枕头之间的缝隙里，粉红色的蝴蝶结像个伤员的绷带那样斜斜地扎在雪白的额头上。她稚拙地看着我，没轻没重地问：“郑南音，你怕死吗？”我对她笑笑，我知道这又是那种浅尝辄止的小睡眠，我可以强作镇定地不答理她，然后我就真的清醒了。满室灯光像是一盆橙汁，缓慢地淋下来，浇到了我的视线里。kitty固执地维持着刚才的表情，一定是不打算承认她开口跟我说过话。
只不过十二点，是我自己看着书，就不小心打了个盹儿。外面一声门响，是哥哥回来了。自从昭昭住院以后，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回来，有时候更晚。昭昭的病到底怎样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甚至是每个小时，但是我和哥哥心照不宣地不去聊这个。我们聊我上班的地方那些讨人嫌的同事，聊昭昭今天在医院里又闹了什么笑话，顺便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取笑她对那个陈医生莫名其妙的花痴，有时候话题扯远了也问问哥哥——下一次，他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只是，昭昭会死吗？
郑南音，你怕死吗？
你怕死吗？
苏远智，你怕死吗？——这是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如今，我们都不再提了。很早以前，还是哥哥跟我说的，有些事，如果我们都装作没发生过，那就是真的没发生过。
还是去年的春节前，在那个原本没有冬天，当时却莫名其妙下了雪的南方城市。在飞机上的时候我问自己：我在干什么？然后就问：我为什么？再然后，就问：我为什么要问自己在干什么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让这三个问题交替出现上，空姐广播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才发现，我忘记了要回答。
来不及回答了，那么，就这么去吧。当你已经无法思考和追问的时候，就让行动成为唯一的意义，反正，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你有的是时间去阐释它，去整理它，去把它当成历史来纪念，甚至是缅怀。真相一定早就面目全非了，说不定连“真相”自己都嗅不出当初的气味——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爱自己。
满街熙熙攘攘的人们都在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是远在天边的陌生城市吧？就是我们大家在高中毕业留言册上写的“天各一方”那个词所指的另一边——值得庆幸的是，天空的样子还没变。这样我就没那么怕了。我知道心脏正在那里蓄势待发地颤动着，似乎我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融化了，就剩下了那颗忠于节奏的心。其实我动身之前，一直都想给姐姐打个电话。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我是那么需要姐姐。我需要姐姐用她那种一贯的挑衅的语气跟我说：“要上战场喽。”可是那个时候，姐姐每天都把自己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执意要把自己和她的婴儿变成两件新房子里的家具。大伯的葬礼打垮了她，郑成功打垮了她，那个最终心照不宣地放任她离开的热带植物也打垮了她。
若不是见过了那个时候的姐姐，我想我不会来广州的。她让我发现“勇气”其实是朝露一般脆弱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抓住它，就算是最终它只能被我自己捏碎在手心里。我不能就那么认输，哪怕我还是可以说服了自己平静地再去跟别人恋爱然后沉浸在幸福中终于可以笑着回忆当初的痛苦和眼泪自言自语地说感情这种事情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也是认输。姐，你同意的吧？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极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平静如初，这样很好。那间大学附近全是学生出没的小馆子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搏击的场地。他说：“南音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危险？”我说：“你觉得我来干什么？我难道会是来祝你们永远幸福的么？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笑。他说：“郑老师知道你来这儿么？——算了，我一会儿打给他”
我说：“你敢。”
他说：“我有什么不敢？”
若是在平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把对白接上——我一定会哭的吧，眼泪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尴尬。可是，谁让雪灾把这城市变成了一个乱世呢？我就不要脸地扮演一次乱世佳人算了。我抓过来桌上一张干净的餐巾纸，对照着手边那张旅馆的信笺，把地址一笔一画地写在上面。“我的房号是703。”我慢慢地说“你看见了，这个是房卡，703的意思就是，房间在七楼。我现在回去等你，到十二点。过了十二点你要是还不来的话，我就打开窗子跳下去。你不信啊？”我笑了“不信就不信吧。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哥哥，但是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机场都封了，他就算是想要赶过来，怎么也得是明天晚上——还得是在火车正常的情况下，那时候，十二点早就过了，你就做做好事，不要让我哥哥十万火急地过来，只是替我收尸，好不好呢？”
晚上十点半，我想我应该把房间里的电视机打开。因为等他来的时候，他若看见了我呆坐在一片死寂里，我会很丢脸吧——我是说，如果他真来的话。
十点四十七分，我从背包里拿出来那本我随手装进去，原本打算在路上看的书——从中间打开，不小心瞟到左下角，是第一百零七页，我把它倒过来扣在枕头上面。这样可以表示，我在等待的期间，一直都有事情做。
十一点十二分，我把电视关上了，那里面的声音搅得我心烦意乱，还是安静一点的好。他不来就不来好了，我明天回家去——只是我该怎么买票呢？我走到窗子前面，打开它，夜风涌进来的时候像烫手那样迅速地把它关上了。隐隐约约映出来我对自己微笑的脸：才怪，谁会真的跳下去啊，当我那么傻。
十一点三十八分，我打电话给前台，我说我房间里的枕套不大干净，想要换一下。前台的人很客气地说，服务员马上会给我拿新的来——挂上电话的时候，我轻轻的深呼吸听起来格外清楚，像一根抖动着闪着亮光的蜘蛛丝。其实，我只是想在十二点之前听见敲门的声音。听见了，我便可以提着一颗心去开门，就算外面站着的果然是服务生，我至少可以有几秒钟的时间用来隐隐地欣喜。
十一点四十五分，服务生来过，又走了。
十一点五十六分，我一个人坐到了窗台上——不，当然不是窗子是关着的，我根本就没打开。玻璃真凉呀。我开始后悔我刚才为什么要关上电视机呢，现在好了，我的心跳声是那么清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郑南音，你自己的心脏怎么会嘲笑你呢。我把额头抵在了蜷曲的膝盖上面。外面在下雪。雪整整齐齐地落在地上，葬了自己。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我梦见一片整齐得没有一个脚印的雪地，天亮以后我告诉妈妈，妈妈说：这个梦可不大好啊。第二天，奶奶就死了。我开始幻想自己站在窗台上，背后是清澈的夜晚，我轻盈地张开手，像跳水冠军那样胸有成竹地纵身一跃，然后就笔直地坠下去，像根削尖了的铅笔，把地面上厚厚的白毯子砸出一个小洞，飞溅出来的雪沫如花。也许我不会死吧。这场雪那么大，半个中国都被埋在了它下面，它说不定会温柔松软地托住我，让我相信绝望它只是一个去处而已，不会是末路。
十二点。我的手机屏幕上已经是四个看上去大惊小怪的“0”可是手表的表盘上还差了两分钟。这是常有的事情。时间在这种需要精确刻度的时候总是不值得信任的。应该以电视上的时间为准吧。早知道刚才还是不关电视机了——还是算了，蜷缩得久了，我像是长在了窗台上，没有力气走过去了。
十二点十分，我突然觉得这样背靠着窗子的形象有点蠢。就算我仰下去了，也不可能是优美的。那种幻想里面美好纯净的死法也许只会属于姐姐那样的女孩子，不会是我的。也许我注定了只能以一种笨拙的姿态丢脸地下坠，我注定了一无所有——除了偶尔冒出来的不怕被羞辱和嘲弄的勇气。
十二点十五分，我挪回到床上去，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了一个蚕茧。我开始觉得有点冷了。我终于还是打开了电视机，按下遥控器的时候才发现手指僵硬。就让我在法制节目的声音里睡着吧。一个女人乱刀砍死了喝醉的老公然后企图溺死他们的小孩——现在我不会觉得电视机的声音让我坐立不安了，因为我有的是时间。这漫长的一夜过去之后，我一觉醒来——或许会在睡梦中，不知情的状况下流一些眼泪，明天就是下辈子。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怔怔地盯着门注视了几秒，我又浪费了几秒说服自己也许是服务生尽管我知道那不大可能，我站起来去开门的时候腿在发抖——我忘记了看一眼那一刻的准确时间，所以我说了，时间是不可靠的。他的脸撞到了我的眼睛里来，我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迟到了。我没死。你输了。
他说：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思。
他用力地推了我一把，我倒退了好几步，险些撞到床脚。他逼近我，抓着我的肩膀说：你去死啊。你不是豁得出去么？那你就去死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想着他是不是真的要打开窗子把我丢出去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抱住了我，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像是在诅咒：“你够狠。”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神其实是仁慈的，他看出来我是真的在赌，所以允许我赢。眼泪涌了上来，我谦卑地跟神保证这种恩典我不会滥用的。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相信我真的能在十二点的时候跳下去——但是他会犹豫，他会害怕万一，他心里还是有不忍，我赌的就是那点负罪感。他一定只是想来看我一眼，一定跟自己说他只是想劝我别做蠢事快点回家——我的嘴唇缓缓地在他脖颈上滑行，它在装糊涂，似乎真的以为它想要寻找的另一张嘴唇长在那里。他叹息着，回应了我，接吻的时候我几乎能够听到，他的心裂了一道缝隙。
我相信，赴约之前，他隐隐觉得也许从今晚以后，他再不会回到端木芳那里了——但在此时此刻之前，他还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问他：你还爱我吗？
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痛苦，我几乎要因为这陌生的眼神重温最初那种单纯的怦然心动。他说：“爱。”那个字像是一滴鲜红的血一样落下来。我知道，我们终于属于彼此了。有种厚重难言的东西把我们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我没有问他是否还爱着端木芳。赶尽杀绝是不好的。
其实，上个周末，我们曾经的一个高中同学跟我聊msn的时候提起过，端木芳最近常跟他抱怨，她和苏远智总在吵架，她知道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却又不知出在哪里。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帮她诊断一下了。我其实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勇敢，我只不过是抓住了一个我认为对的机会。
现在，当我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昭昭，那个晚上会在我脑子里回放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总在折磨我。因为看着昭昭凝视着窗外树叶的神情，我才知道，生死是一件如此严重的事情。至少“死”是件有尊严的事情，无论如何，我当初都不该用它来要挟苏远智，那不公平。这种温柔像若隐若现的音乐声那样回荡在我心里，它来临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应该对苏远智更好一点。
就这样，直到暑假结束，我们都很好，甚至没有为了什么细小的事情争执过。我们是曾经向彼此低过头的人啊。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自己忘记了。
“跟我一起去看看昭昭吧。”我跟他说“我原本每隔两三天就会过去陪她吃顿饭的。现在她住院了，我就只能带一点她喜欢吃的东西进去，有时候还得躲着护士，一边替她望风，一边看着她吃完。很好玩的。”
“学会照顾人了。”他笑着在我脑门上弹一下。
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昭昭的病床前面。他们三个人都互相不讲话。是个奇怪的场景——因为两个都是男人，一个年长些，可能四十多岁——谁看得准中年男人的年龄呢，反正我觉得他们都差不多；另一个年轻些，可能比我大几岁吧——好吧我其实也经常看不准年轻人的年纪。总之，这两个人坐在那里，都不讲话。昭昭的眼睛漠然地盯着那二人之间的空气中一个恰到好处的点。我们进去的时候，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个中年人讲的“我帮你在医院又交了一笔押金——不是公司的钱，公司的账现在一塌糊涂，人人都来逼债，没有钱了，我拿的都是自己的。你正在难处，我今后也不用你还我在你爸爸这里做了这么多年，这点忙也该帮。不过我也有我的难处，你接下来治病、上学都需要钱，我尽快吧——我去想想办法，跟那几个股东说说，他们这样不管你也不像话你家在龙城不是有亲戚么？他们能不能照顾你？”
昭昭不说话。眼光轻微地躲闪着，像是小心翼翼地寻找到了一个干净的落脚的空地——那两人的脸是一左一右的两个泥水坑。
那人叹了口气“也对。这种时候，人家躲都来不及。你爸爸得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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