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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着说：“嗬，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着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着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像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ortea？whichdoyouprefer？1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着我了呢？我还不是听xxx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白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xxx，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xxx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着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xxx，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xxx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xxx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1979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27首。进入1980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着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着写小说闯人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1980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着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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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着说：“嗬，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着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着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像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ortea？whichdoyouprefer？1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着我了呢？我还不是听xxx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白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xxx，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xxx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着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xxx，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xxx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xxx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1979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27首。进入1980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着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着写小说闯人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着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1980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着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着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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