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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中野重治的一生并重读他的作品，为了在纪念他逝世五周年的会上讲话作准备，这次不打算谈妨碍“某种乐趣”的事物，主要内容是使中野内心涌起微笑并给他以鼓励的“某种乐趣”的本身。
“某种乐趣”这朴素而单纯的说法，表现了历经复杂多变的生活磨难终于达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传达给我们的是真实，同时也让我们受到“某种乐趣”的感染。从朴素的单纯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写人的文学总体的巨大和确实。这次我想谈的就是从这“某种乐趣”中看到的对世界的把握，对人的把握，才是文学的特性。
关于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论考相继出现。通过这些论考，自然而然地到达深入研究中野的几多途径。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制造反对“某种乐趣”的社会斗争，他的工作只是表现了“某种乐趣”但是却有充分的重要意义。我想反复强调，这些地方才是文学的有趣之处。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学习的所在。
从前边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经理解到“某种乐趣”的另一主题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间文化上的断裂，以旧的一代的生活感觉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轻一代却了解得很差。比如，翻译现场上语言与语言对译时的无从理解，就是具体表现。革命后新一代的生活感觉中，对于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经无缘了。中野对于这种断裂未必仅仅否定，而是以宽容的眼光对待。他认为，不知道也不要紧。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是无可避免的，那不要紧。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甚至还不行。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周年的集会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后创造新事物的年轻一代说说话，所以，从表现中野幼年与少年时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开除党籍之后那漫长日子的甲乙丙丁，总能找得到——不仅小说，随笔就更无须多说，即使评论文章，从他的思考、论述的文风本身，都能引起读者幸福的微笑——“某种乐趣”所以我呼吁大家要接受这“某种乐趣”以此为起点，这样，自然就不会有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的事了。
这年的8月5日夜，我躺在从这里能够望见纪念原子弹灾害的那圆顶穹窿遗址的旅馆床上，眼睛凝视着昏暗，想着每次来广岛都给我以鼓舞的重藤文夫原子病医院院长，以及金井利博中国新闻社论委员。这两位已经逝世了。由此而来的感伤情绪一直纠缠着我。阳光普照的和平公园里，青年们正在为了明天的表演而练习管弦乐。宣传车播放着军歌开过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几倍，几乎使全市都能听得见，可能是由于器械精良的缘故，声音并不破。同时播放演说：为什么反对保护日本的美国核武器？拿苏联钱的那些家伙们明天就要举行动员大会如此内容的演说始终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听来原是所谓忧国派指斥国家主义的自立哪里去了的感事伤情的呼喊。
这时，我被床头收音机的广播吸引，终于坐起来，拧大音量，开始收听时事广播。这是广岛广播电台“阿保机——原子弹孤儿，颠沛的青春”节目。一个中年男子用浓重的大阪口音叙说着他的来历，女播音员不时插上几句解说词这样一种形式的节目，那中年男人说的话并不粗糙，大概是想把过去传奇式的经验说个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话都发音很强，而且逐渐地有些气喘。看得出，讲话的人是个吃过苦的，然而也是一个为人朴实无华的人。
他讲的经历确实令人吃惊。此人现在在一个制造不锈钢洗碗槽工厂干活，老婆加上5个孩子，一家7口住在市营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阔别39年的下关到釜山的班轮前往韩国的汉城，一路上边走边回忆的形式构成的。
朝日新闻社广岛分社拍的纪实电视片“每个人的战争广岛”（最近，作为岩波新书由岩波书店出版）之中，因为叙述者“原子弹孤儿”现为工人的47岁的友田典弘的电视片我看过，我想这里不妨说说友田先生的经历。
昭和20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东侧沿河的大手町，因为战争期间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儿童本来是疏散到乡下去的，他因为要和母亲在一起又从乡下回来了，结果遇上了8月6日这一天。那天他去上学，袋町国民学校距爆炸中心480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钢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脱鞋处。“我在学校地下室看到的闪光简直没法形容。好像一个大电灯泡砰地一声炸了，白光一闪，一瞬之间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护所领饭团子的时间之外，每天每日到处找我的母亲。到处堆着死尸，我一个死尸一个死尸地查。晚上住在楼房的地下室或者学校的废游泳池。记不得这种日子过了几天，有一天在街上见到一个熟悉的朝鲜人，他是以前曾经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见，整个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他们在京桥川的桥旁搭了个小棚子，两人就住在里边。这期间金山说要回国，友田下定决心要求金山带他走。从8月底到9月初，金山带着少年友田从广岛动身去了开往釜山的船码头。金山嘱咐他，绝对别说日本话，只喊我“阿保机”（爸爸）。
开往釜山的船是条大货船。船底上全铺着木板，几百个人大声说话，大声欢笑，热闹极了。现在回想起来，那船底的朝鲜人一定是为了能回到他们祖国满怀解放感吧，可惜我听不懂话。那场面越热闹我心里越没底，总想，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觉也没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码头，只见许多警察已经等候在那里。对下船的人每个都问一遍。我很害怕，扯着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给我的那句“阿保机”
和金山抵达汉城的友田起了个朝鲜名：金炯进，上了小学，一开头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40已过的金山结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13岁，他从家里只拿了一条毯子便出走了。有个叫东大门市场的大自选商场，他从那里偷些萝卜和白薯吃，靠这个活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韩国的市场很景气。不过汉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冻伤而失掉了脚趾。
接下来就是战争。我记得那是昭和25年的夏天打起来的。北方的军队潮水般涌进汉城，朝鲜战争开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弹扯着一条红线在夜空中交相飞舞。到处都是市街战的战场。机关枪的响声分不出来自何方。我在市场悄悄弄下的那个窝和市场全化为乌有。我也只好向汉城以南300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为什么碰上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战后他当上了面包房的伙计，吃住都在那里，算是摆脱了流浪儿的生活。长到20岁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军里当兵。“因为原子弹我成了孤儿，来到韩国，成了流浪儿，还得东奔西跑地逃战争之难，好不容易找了个干活的地方想喘口气，又给征去当了兵。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简直没法说！”他退伍之后，向广岛写了几封信，要求承认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国的机会。可是当时他已经24岁了，日本话他只记住“早晨好”、“再见”这么两句。广岛市长浜井信三给他当身份保证人，在广岛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后去了大阪。在一家韩国人开的街道小厂干活，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韩国话说话了，这对他来说就比什么都强。
从电视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厂主评价为干活诚实的友田今年请了假，前往韩国，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经有80岁了，友田打听到的消息只是朝鲜战争刚开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听着纪实广播，听叙述者讲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本来，这个大肆夸张苦难、颠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称实验伦理道德思想的小说。“被黑人海盗无数次殴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来。被保加利亚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绞刑，挨解剖，干苦活划橡皮船”（岩波文库版）
书简里也引用了同样的文章，老实人接受哲学大师乐观主义思想的教导，在三番五次的苦难之中也毫不动摇，如果有人问他乐观主义是什么，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汉回答说：‘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疯子一般这么说。’”
友田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和朝鲜战争这样的大灾大难，经历过各种困苦生活的磨炼，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想过一切全是善事。不过，从友田叙述的回忆之中，确实令人感到含有“某种乐趣”的气氛，虽然细微，然而却不乏光采。在化为一片废墟的广岛这片土地上，友田没有一个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鲜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窝棚：“好啊，好啊，干得不错！别的不说，得先给咱俩弄个住处！”以后是去日本人大举撤退中的韩国，告诉他，只能叫他“阿保机”然后带他回去。尽管金山的家人理所当然地指责金山“为什么带个日本人回来？”然而金山却始终庇护着他。正是战争方酣的时候，战况发生了变化，他得以回到汉城，他回到东大门市场看他的旧窝。友田谈到那时的情况是这么说的：“可是到了夜里，几个不相识的孩子就来了。起初我还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朝鲜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从此以后，我这原子弹孤儿就和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
纪实电视片上也描写了友田在汉城的唱片商店找到25年前的流行歌“梦中故乡”放在电唱机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干活的那面包房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的镜头，这些当然会唤起友田的哀戚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乐趣”今天的友田生活于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实人历经苦难之后反复说的话：“种我们园地要紧”由此可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和一般激励人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义，但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摆在人们面前。从友田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写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从原子弹直到朝鲜战争、社会罪恶、陷人以悲惨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种乐趣”这句话提示，可能不怎么响亮。但是，如果通过中野重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经历而充实这句话时，我们是不是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准确而严密的“某种乐趣”的定义？
我曾怀疑过，白天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平常祭神节日抬的神舆的耍闹，并不怎么令人发笑，但是年轻的观众却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地发笑，如果让这些观众从显像管上每天都看这些，他们就不会感到“某种乐趣”为了用挠胳肢窝使人发笑以补偿欠缺部分，才采用现场直播的办法。与世界的核体系。恢复“某种乐趣”甚至应该说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标。
怀念中野重治的一生并重读他的作品，为了在纪念他逝世五周年的会上讲话作准备，这次不打算谈妨碍“某种乐趣”的事物，主要内容是使中野内心涌起微笑并给他以鼓励的“某种乐趣”的本身。
“某种乐趣”这朴素而单纯的说法，表现了历经复杂多变的生活磨难终于达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传达给我们的是真实，同时也让我们受到“某种乐趣”的感染。从朴素的单纯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写人的文学总体的巨大和确实。这次我想谈的就是从这“某种乐趣”中看到的对世界的把握，对人的把握，才是文学的特性。
关于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论考相继出现。通过这些论考，自然而然地到达深入研究中野的几多途径。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制造反对“某种乐趣”的社会斗争，他的工作只是表现了“某种乐趣”但是却有充分的重要意义。我想反复强调，这些地方才是文学的有趣之处。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学习的所在。
从前边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经理解到“某种乐趣”的另一主题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间文化上的断裂，以旧的一代的生活感觉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轻一代却了解得很差。比如，翻译现场上语言与语言对译时的无从理解，就是具体表现。革命后新一代的生活感觉中，对于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经无缘了。中野对于这种断裂未必仅仅否定，而是以宽容的眼光对待。他认为，不知道也不要紧。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是无可避免的，那不要紧。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甚至还不行。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周年的集会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后创造新事物的年轻一代说说话，所以，从表现中野幼年与少年时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开除党籍之后那漫长日子的甲乙丙丁，总能找得到——不仅小说，随笔就更无须多说，即使评论文章，从他的思考、论述的文风本身，都能引起读者幸福的微笑——“某种乐趣”所以我呼吁大家要接受这“某种乐趣”以此为起点，这样，自然就不会有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的事了。
这年的8月5日夜，我躺在从这里能够望见纪念原子弹灾害的那圆顶穹窿遗址的旅馆床上，眼睛凝视着昏暗，想着每次来广岛都给我以鼓舞的重藤文夫原子病医院院长，以及金井利博中国新闻社论委员。这两位已经逝世了。由此而来的感伤情绪一直纠缠着我。阳光普照的和平公园里，青年们正在为了明天的表演而练习管弦乐。宣传车播放着军歌开过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几倍，几乎使全市都能听得见，可能是由于器械精良的缘故，声音并不破。同时播放演说：为什么反对保护日本的美国核武器？拿苏联钱的那些家伙们明天就要举行动员大会如此内容的演说始终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听来原是所谓忧国派指斥国家主义的自立哪里去了的感事伤情的呼喊。
这时，我被床头收音机的广播吸引，终于坐起来，拧大音量，开始收听时事广播。这是广岛广播电台“阿保机——原子弹孤儿，颠沛的青春”节目。一个中年男子用浓重的大阪口音叙说着他的来历，女播音员不时插上几句解说词这样一种形式的节目，那中年男人说的话并不粗糙，大概是想把过去传奇式的经验说个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话都发音很强，而且逐渐地有些气喘。看得出，讲话的人是个吃过苦的，然而也是一个为人朴实无华的人。
他讲的经历确实令人吃惊。此人现在在一个制造不锈钢洗碗槽工厂干活，老婆加上5个孩子，一家7口住在市营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阔别39年的下关到釜山的班轮前往韩国的汉城，一路上边走边回忆的形式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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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20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东侧沿河的大手町，因为战争期间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儿童本来是疏散到乡下去的，他因为要和母亲在一起又从乡下回来了，结果遇上了8月6日这一天。那天他去上学，袋町国民学校距爆炸中心480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钢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脱鞋处。“我在学校地下室看到的闪光简直没法形容。好像一个大电灯泡砰地一声炸了，白光一闪，一瞬之间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护所领饭团子的时间之外，每天每日到处找我的母亲。到处堆着死尸，我一个死尸一个死尸地查。晚上住在楼房的地下室或者学校的废游泳池。记不得这种日子过了几天，有一天在街上见到一个熟悉的朝鲜人，他是以前曾经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见，整个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他们在京桥川的桥旁搭了个小棚子，两人就住在里边。这期间金山说要回国，友田下定决心要求金山带他走。从8月底到9月初，金山带着少年友田从广岛动身去了开往釜山的船码头。金山嘱咐他，绝对别说日本话，只喊我“阿保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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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战争。我记得那是昭和25年的夏天打起来的。北方的军队潮水般涌进汉城，朝鲜战争开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弹扯着一条红线在夜空中交相飞舞。到处都是市街战的战场。机关枪的响声分不出来自何方。我在市场悄悄弄下的那个窝和市场全化为乌有。我也只好向汉城以南300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为什么碰上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战后他当上了面包房的伙计，吃住都在那里，算是摆脱了流浪儿的生活。长到20岁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军里当兵。“因为原子弹我成了孤儿，来到韩国，成了流浪儿，还得东奔西跑地逃战争之难，好不容易找了个干活的地方想喘口气，又给征去当了兵。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简直没法说！”他退伍之后，向广岛写了几封信，要求承认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国的机会。可是当时他已经24岁了，日本话他只记住“早晨好”、“再见”这么两句。广岛市长浜井信三给他当身份保证人，在广岛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后去了大阪。在一家韩国人开的街道小厂干活，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韩国话说话了，这对他来说就比什么都强。
从电视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厂主评价为干活诚实的友田今年请了假，前往韩国，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经有80岁了，友田打听到的消息只是朝鲜战争刚开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听着纪实广播，听叙述者讲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本来，这个大肆夸张苦难、颠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称实验伦理道德思想的小说。“被黑人海盗无数次殴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来。被保加利亚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绞刑，挨解剖，干苦活划橡皮船”（岩波文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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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田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和朝鲜战争这样的大灾大难，经历过各种困苦生活的磨炼，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想过一切全是善事。不过，从友田叙述的回忆之中，确实令人感到含有“某种乐趣”的气氛，虽然细微，然而却不乏光采。在化为一片废墟的广岛这片土地上，友田没有一个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鲜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窝棚：“好啊，好啊，干得不错！别的不说，得先给咱俩弄个住处！”以后是去日本人大举撤退中的韩国，告诉他，只能叫他“阿保机”然后带他回去。尽管金山的家人理所当然地指责金山“为什么带个日本人回来？”然而金山却始终庇护着他。正是战争方酣的时候，战况发生了变化，他得以回到汉城，他回到东大门市场看他的旧窝。友田谈到那时的情况是这么说的：“可是到了夜里，几个不相识的孩子就来了。起初我还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朝鲜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从此以后，我这原子弹孤儿就和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
纪实电视片上也描写了友田在汉城的唱片商店找到25年前的流行歌“梦中故乡”放在电唱机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干活的那面包房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的镜头，这些当然会唤起友田的哀戚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乐趣”今天的友田生活于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实人历经苦难之后反复说的话：“种我们园地要紧”由此可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和一般激励人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义，但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摆在人们面前。从友田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写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从原子弹直到朝鲜战争、社会罪恶、陷人以悲惨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种乐趣”这句话提示，可能不怎么响亮。但是，如果通过中野重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经历而充实这句话时，我们是不是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准确而严密的“某种乐趣”的定义？
我曾怀疑过，白天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平常祭神节日抬的神舆的耍闹，并不怎么令人发笑，但是年轻的观众却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地发笑，如果让这些观众从显像管上每天都看这些，他们就不会感到“某种乐趣”为了用挠胳肢窝使人发笑以补偿欠缺部分，才采用现场直播的办法。与世界的核体系。恢复“某种乐趣”甚至应该说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