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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1953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的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去广岛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编辑部刊登了我的随笔。这里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随笔的汇总。我接连去广岛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给了我最为深刻的感动，但是，我又无可回避地多次接到这些广岛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随笔在杂志上刚刚刊登，就收到许多尤其是从广岛寄来的恳切的信，我想从这些来信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章节，将其刊载于下。写下面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坂义孝。在第五章里引用的在广岛的不屈的医生们当中，有一个人，他尽管负伤了，但还是被他儿子（医大学生）背着去参加救护活动，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个人叫松坂义正，义孝是他的儿子。在原子弹刚刚爆炸后，就背着负伤的医生，通过广岛市街，赶往救护所。这个医大学生就是义孝。现在，他已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在广岛开业呢。
“广岛的人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们想把自己的生与死当作个人的事情。他们不愿把个人的悲惨公诸于世，去充当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他们还不愿意被别人看做是原子弹受害者和由此而变成的乞丐。当然，痛诉受害者的悲惨情状，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原子弹氢弹，莫如说是为了得到救济金更为切合实际，因为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他们对痛诉悲惨这种作法保持沉默。他们希望采取归还能够正常活动的受害者的税金或贺年卡的收益等办法，实际上，这是在心情舒畅地寻求着团结合作的办法。采取乞讨的办法、募捐的办法，究竟能有多大实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说，沉默不行，而劝说原子弹受害者说真话。我憎恶那些对我们的沉默不体谅的人们。我们虽然不能够去迎接8月6日那一天，但是，能够与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们不能小题大作地为了迎接8月6日这一天的到来而东奔西走。那样，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为资料留存下来。只有8月6日在广岛呆一天的思想家对此不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对我写的随笔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随笔中写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对广岛保持沉默。我被这封信所激励，同时，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为一个广岛以外的人，我写的全部文章，是会遭到最尖锐的批评的。松坂先生在广岛的同人杂志齿轮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狮子雄的名义，这样写着。他在给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我从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广岛内部的人对广岛以外的人的正当批判的声音。这可以说是广岛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正当防卫的声音。我希望读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边的文章结合起来一块儿读。
“大江氏讲的在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医生——面对患了遭受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不得不陷入绝望的医生，往往在听了一些‘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简称“原爆症”）已不复存在’之类乐观的报告之后，理当反复地予以苦涩的纠正。当时我正在距离爆炸中心地带1.5公里的地方，虽然稍微有点后遗症状，可是不管怎样现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当时还是女子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妻子，还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来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健康的。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是因为没有发现后遗症而尽可能地表示乐观，其原因盖出于此吧。被称作‘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文学’几乎都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悲惨的人们的故事，除了描写后遗症的症状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情况了，以前曾为此而纳闷。比如，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蒙受了这种悲惨命运的平常之家的成员，恢复了健康，作为一个正常人继续活下去，这样的故事难道没有吗？是否原子弹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后遗症，而不得不悲剧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弹受害者死的时候，必须克服像方才讲的他们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种负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许他们像普通人那样自然地死去呢？我们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所导致的悲惨的死，这里包含着对原子弹的诅咒；是作为对反对原子弹爆炸有用的资料去死。是不是只能这样去想问题？的确，我们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弹爆炸的灾难而被大大扭曲了。我们经受了磨难，这点不能否定。但是，这种灾害和苦难，即使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也会程度不同地尝受过。我常提醒自己，特别是对广岛的受害者所独有的‘受爆炸之害的人的意识’（受害者意识）不能有一种偏袒的感情。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想办法治愈后遗症，自力更生地去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正常人，尽管蒙受了原子弹灾难，但同没受到灾难的人一样，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如同与原子弹爆炸无关那样地死去。
被炸后的第19年，活到93岁而故世的我的祖母，她的一生虽然经历了称不上幸福的变迁，可一直是健康的，大概没有染上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最后自然寿终。须知，在被炸者当中，往往有摆脱了原子弹爆炸的影响，而自然死去的。8月6日广岛即兴的政治性发言当中，正好含有大量原子弹受害者之死的材料。这一天应该是举办肃穆的丧事的一天，很可能受那些外来人的支配，不要仅仅作为别处的政治性发言的资料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也有这样的乐观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后遗症，与其充当反对原子弹爆炸的资料，不如切实地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普通人。
“长崎有一个名叫原口喜久也的受害者，是一位诗人，他患了骨髓性白血症... -->>
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1953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的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去广岛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编辑部刊登了我的随笔。这里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随笔的汇总。我接连去广岛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给了我最为深刻的感动，但是，我又无可回避地多次接到这些广岛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随笔在杂志上刚刚刊登，就收到许多尤其是从广岛寄来的恳切的信，我想从这些来信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章节，将其刊载于下。写下面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坂义孝。在第五章里引用的在广岛的不屈的医生们当中，有一个人，他尽管负伤了，但还是被他儿子（医大学生）背着去参加救护活动，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个人叫松坂义正，义孝是他的儿子。在原子弹刚刚爆炸后，就背着负伤的医生，通过广岛市街，赶往救护所。这个医大学生就是义孝。现在，他已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在广岛开业呢。
“广岛的人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们想把自己的生与死当作个人的事情。他们不愿把个人的悲惨公诸于世，去充当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他们还不愿意被别人看做是原子弹受害者和由此而变成的乞丐。当然，痛诉受害者的悲惨情状，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原子弹氢弹，莫如说是为了得到救济金更为切合实际，因为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他们对痛诉悲惨这种作法保持沉默。他们希望采取归还能够正常活动的受害者的税金或贺年卡的收益等办法，实际上，这是在心情舒畅地寻求着团结合作的办法。采取乞讨的办法、募捐的办法，究竟能有多大实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说，沉默不行，而劝说原子弹受害者说真话。我憎恶那些对我们的沉默不体谅的人们。我们虽然不能够去迎接8月6日那一天，但是，能够与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们不能小题大作地为了迎接8月6日这一天的到来而东奔西走。那样，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为资料留存下来。只有8月6日在广岛呆一天的思想家对此不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对我写的随笔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随笔中写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对广岛保持沉默。我被这封信所激励，同时，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为一个广岛以外的人，我写的全部文章，是会遭到最尖锐的批评的。松坂先生在广岛的同人杂志齿轮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狮子雄的名义，这样写着。他在给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我从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广岛内部的人对广岛以外的人的正当批判的声音。这可以说是广岛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正当防卫的声音。我希望读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边的文章结合起来一块儿读。
“大江氏讲的在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医生——面对患了遭受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不得不陷入绝望的医生，往往在听了一些‘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简称“原爆症”）已不复存在’之类乐观的报告之后，理当反复地予以苦涩的纠正。当时我正在距离爆炸中心地带1.5公里的地方，虽然稍微有点后遗症状，可是不管怎样现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当时还是女子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妻子，还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来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健康的。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是因为没有发现后遗症而尽可能地表示乐观，其原因盖出于此吧。被称作‘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文学’几乎都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悲惨的人们的故事，除了描写后遗症的症状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情况了，以前曾为此而纳闷。比如，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蒙受了这种悲惨命运的平常之家的成员，恢复了健康，作为一个正常人继续活下去，这样的故事难道没有吗？是否原子弹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后遗症，而不得不悲剧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弹受害者死的时候，必须克服像方才讲的他们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种负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许他们像普通人那样自然地死去呢？我们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所导致的悲惨的死，这里包含着对原子弹的诅咒；是作为对反对原子弹爆炸有用的资料去死。是不是只能这样去想问题？的确，我们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弹爆炸的灾难而被大大扭曲了。我们经受了磨难，这点不能否定。但是，这种灾害和苦难，即使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也会程度不同地尝受过。我常提醒自己，特别是对广岛的受害者所独有的‘受爆炸之害的人的意识’（受害者意识）不能有一种偏袒的感情。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想办法治愈后遗症，自力更生地去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正常人，尽管蒙受了原子弹灾难，但同没受到灾难的人一样，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如同与原子弹爆炸无关那样地死去。
被炸后的第19年，活到93岁而故世的我的祖母，她的一生虽然经历了称不上幸福的变迁，可一直是健康的，大概没有染上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最后自然寿终。须知，在被炸者当中，往往有摆脱了原子弹爆炸的影响，而自然死去的。8月6日广岛即兴的政治性发言当中，正好含有大量原子弹受害者之死的材料。这一天应该是举办肃穆的丧事的一天，很可能受那些外来人的支配，不要仅仅作为别处的政治性发言的资料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也有这样的乐观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后遗症，与其充当反对原子弹爆炸的资料，不如切实地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普通人。
“长崎有一个名叫原口喜久也的受害者，是一位诗人，他患了骨髓性白血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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