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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伊渡：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草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迷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党，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枪、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色草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
当时我们村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很有名气，经常被县里抽去各地巡回演出。我大姐长得漂亮，算是里头的头牌演员。他们自编了一出歌舞，叫插秧舞，很受社员喜爱，公社干部也说演得好。后来，省里要从各地调演优秀节目，插秧舞被作为上报节目候选。县里有位领导亲自审查节目，却发现插秧舞存在很大问题。这位领导还没看完节目，就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们这节目是丢社会主义的丑！中央说了，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你们还在这里表演原始的人工插秧！我们快进入共产主义了，你们还在搞原始社会！
插秧舞这个节目上面已经知道了，仍要上报，但必须重编重排。歌舞我一窍不通，但总觉得人工插秧尽管原始，用歌舞表现起来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现插秧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倒是插秧机的工作场面我是见识过的：一台插秧机得十几个人伺候，除了驾驶员外，还得有人不断往上面放秧苗，后面还得跟着很多人补蔸、将禾苗扶正。我见过的插秧机，技术从来就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乡还偶尔有过拖拉机耕地，现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辕犁。我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曲辕犁是秦代发明的重大农耕技术。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农民仍在使用曲辕犁！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人类近百年的科技发明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怎么就不见农耕技术有半点儿进步呢？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件事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贪官，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你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我玩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当然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你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王跃文：我家乡有个传统，爷爷奶奶疼长孙，爸爸妈妈爱满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这么一种风气。我家本来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个大姐、一个四哥。活下来的五个兄妹当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现在被我们叫做大姐的其实是二姐。那时候大人也没能力精心照顾每一个小孩儿，我们都像野草一样长大。我放学之后就在村子里野，没谁管我在干什么。突然听说哪家小孩儿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树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热闹，说些毫无意义的安慰话。没谁真的当心再出危险。大人们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顾自己玩儿。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大人站在门口连叫带骂高声叫喊：野路鬼，吃饭了！野路鬼，就是书里说的孤魂野鬼。早饭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床后随便吃点儿，就上学去了。中饭没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咙喊几声，小孩子未必听得见，仍只顾玩儿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残饭剩菜，还得低头挨骂。大人骂小孩儿无非是说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吃饭都要人喊！我们父辈并不懂得玩儿是孩子的权利。小孩子听大人骂得多了，也觉得自己玩儿心太大，真是罪过。吃残饭剩菜我不怕，早习惯了；挨骂也不怕，反正只当耳边风。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边捣蛋，故意说脏东西。我从小怕脏，吃饭时想起什么脏东西，马上恶心，吃不下饭。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见我挨骂，幸灾乐祸，故意说些屎尿、鼻涕之类，我就吃不下饭了。三四岁的时候，吃饭时见弟弟屙屎屙尿，我就会哭，不吃饭。可弟弟好像总是在吃饭时屙屎屙尿，我就每饭必哭。家里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哭鬼。长大些了，吃饭时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说屎尿之类，我们就打架。吃饭时家里最是热闹，小孩子的哭闹声、打架声和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大人的骂骂咧咧让我自小就有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消五谷的，没有任何用处。“消五谷的”这是我们家乡骂小孩儿和懒汉常用的话。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大人也通常在这天出门赶集。我可以在家里玩儿，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大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我马上拿起扫把扫地，然后擦桌子、去井边挑水。忙过之后，见家里干干净净，水缸里盛满了水，我才安心下来。没多时，大人回来了。我偷偷瞟着他们，想让他们发现我的劳动成果，然后表扬几句。但我多半会失望。他们不会发现我努力做了事，该骂的照样骂。小孩子不可能万事周全，大人们永远都有骂人的理由。
我也没有理由埋怨父母。他们背着政治压力，又十分贫穷，生活太艰难了。我没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样夭折，已是万幸了。
伊渡：心理学认为，童年缺少爱，会影响到成人之后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作为朋友相处，见你总是乐观、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没有人格的另一面？
王跃文：谁的人格都有多面性，这是常识。总体上讲，我是积极向上、乐观通达的，但内心也掩藏着很多痛苦、孤独、苍凉、灰心，有时甚至是绝望。有医学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病根在于婴儿期缺少抚摸。我不能确认自己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我似乎有周期性的情绪低谷。当我的情绪陷入低谷时，我易怒、孤僻、冷漠，耳闻目睹，索然无趣。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婴儿期得到过多少抚摸，但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没有过被大人爱抚的经历。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有种撒娇的冲动，但我怎么也不敢扑到父母的怀抱里去。我甚至为自己这种心思而羞愧。
我小时候在情感上能享受最高待遇的时候，就是生病。一旦病了，妈妈就会温柔些，问我想吃什么。我永远能够想起的，就是吃面。面是那时候的奢侈品，拿大米换来的。不过就是碗光头面，几点油星子，几段香葱。就是这碗光头面，还得躲在灶屋里偷偷吃，怕弟弟看见了也吵着要。我现在人到中年，知道健康是福。可我童年里却总盼着生病。生病了，就可恃宠称娇。
我小时候偏偏多病，哮喘、贫血、缺钙、失眠、抽风。我经常额头胀痛，其实是因为贫血，大脑缺氧。缺钙容易形成过敏性体质，就会犯哮喘病。可大人判断我是否生病，就是摸摸我的额头是否发烧。我身体不舒服了，哼哼着。大人扯我过去，摸摸额头，并没有发烧，就一把推开，说我装病。所以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病了，欣喜之余，就是不停地摸自己的额头，期待着发高烧。真发高烧了，兴许就有碗光头面吃。
我的身体是十八九岁以后慢慢强健起来的。少年以前，我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常常连拳头都捏不紧。上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通常已是黄昏了。因为饥饿和虚弱，赶着十几里的路程，感觉肚皮越来越往背上贴。腰就不由得往下弯，最后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我们家乡人形容饥饿，会说“肚皮饿到背膛心了”真是太生动了。
伊渡：我从你有些写亲情的散文中看到，你很敬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王跃文：我说自己从小缺少爱，却并不等于说我不敬重长辈。他们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方式同别人没什么区别。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父母那代，信奉棍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母亲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当爹之后，还被她打了一顿。“他崭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烂！”妈妈现在说起这事，还眉飞色舞。一家人拉家常，妈妈说起自己当年打小孩儿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听着，只是笑笑。妈妈是颇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说自己到王家几十年，就是同别人斗过来的。妈妈能说会道，性子刚烈，不怕事，不信邪。父亲挨整那些年，的确搭帮妈妈撑着。家里风雨飘摇几十年，也多亏妈妈敢于同别人争斗，不然家人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可也正是她几十年的斗争生涯，让她养成了好斗的性格，有时候心硬如铁。母亲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许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旧、半通不通、半开明半固执，那是不允许任何人违抗的。我们做儿女的，只好顺着她，或者阳奉阴违。阖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顺着她，就越让她的控制欲膨胀。村里人也都尊敬她，几乎把她尊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里宗族里面辈份也很高。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摆不平的，搬她出马，她几句话就能让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的，毕竟是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她说的话在家里不灵验，她就怒火万丈。除非儿女们佯装顺着她，不然家无宁日。老人家的自我感觉越好，家里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妈妈这些让人难以适应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轻的时候并不如此。但当众人拥戴她并肯定了她的地位时，她渐渐异化成了家庭暴君。暴君有时候或许就是众人养虎为患的恶果。幸好她只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别的什么。这让我联想到可怕的老人政治。我自己身为人父之后，常引父母为戒。
伊渡：我童年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快快长大。大人们有很多让我眼馋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跃文：我也有这个愿望。我从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当大人的好处。比方说他可以抽烟。可以抽烟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习惯，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么管。做父亲的，自己喝着酒，总喜欢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塞进儿子嘴里去。那儿子通常只有两三岁。说是父亲不让儿子学会喝酒，自己老了就没有酒喝了。烟就不同了，小男孩儿得偷着抽。偷学抽烟的孩子，被大人发现几回，打骂几回，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一个成年的乡下男儿就呷着烟，在村头村尾转悠了。
我还没被允许抽烟时候，被一种盒子上印着鱼儿图案的香烟蛊惑着。有人给我表姑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职工。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找个吃国家粮的，应该算是前世修来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长得不好，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下面露着长长的胸毛。那时候并不流行浑身长毛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销社职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里，掏出那种盒子上印有鱼儿的香烟，递给我父亲。父亲抽了几口，只说这烟好。供销社职工说，这烟难得买到手，要票。他说下次想办法弄条来，送给我父亲。供销社职工走后，父亲对母亲说，这人不错。没过多久，这个供销社职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终于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帮那鱼儿香烟。他口袋里揣着那包烟，走访了表姑的所有亲戚。亲戚们都说这年轻人很好，表姑就没话说了。但是，从来没有哪家亲戚收到过年轻人答应送的鱼儿香烟。我长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烟。
但我抽的第一口烟，却是父亲自种的老旱烟，喇叭筒。上中学时，有个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忙过一会儿，就有男人打喊，呷烟呷烟！于是偃旗息鼓，男人们坐在田头，舔着口水卷了喇叭筒，吞云吐雾。女人们就在一旁说笑，你们男人真懒，功夫不见做多少，喊着要呷烟了。男人们说，女人又不呷烟，坐着干什么呢？做事去！女人又说，修个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烟呷，还有酒喝，喝酒还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腰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棍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满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抽旱烟的料，长大了抽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抽。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伊渡：当年作为公务员，你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吗？换句话说，你在官场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因为怀才不遇？
王跃文：说实话，平时有很多记者提过这个问题，我很讨厌。好像我真为什么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似的。我很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没有意思。应该说，官场里面有很多素质优秀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场用人的机制却是劣胜优汰。曾经有位同事看上去很热心，总是对我说，你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学会抓主要矛盾，跟紧一把手，别的副手“不要甩起”“不要甩起”是长沙方言，意思是不要理会。我总是含混地笑笑，不在乎他的建议。我是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不想抓的人。所谓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无非就是平时多向他们表忠心，逢年过节上门拜访。我想着这些就烦，哪里愿意去做？当时我也有些天真，看着有些人温文尔雅，应该不是贪图小利的人。事实证明，我太高看他们了。那些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是勾心斗角。我谁也不靠拢，他们就暗自猜测，甲以为我是乙的人，乙以为我是丙的人，丙以为我是甲的人。反正谁都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人，就没有任何人替我说话。我工作再刻苦，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伊渡：你认为官场中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殊人格才能飞黄腾达？
王跃文：我不想抽象地谈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我在县里工作时，有年闹洪灾，县长日夜战斗在抗洪前线。抗洪结束后，有关方面要我写篇报告文学。抗洪那几天，有位同事天天跟着县长跑，已经将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文字。正是这个时候，这位同事要外出学习，领导要求他把材料移交给我。这位同事临走的时候还专门同我讲，材料在某人那里。我去找某人，某人就是不肯交出材料。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是县里领导布置的工作。我反复找某人说服，他才道出真相。原来，写第一手材料的那位同事特意嘱咐过他，不能把材料交给我。我真是开了眼界！这位同事比我还小两岁，职务也比我低，却能干这种当人一套背人一套的事！我便料定，此人在官场必然大有作为。果然，当时那批年轻人里，只有他后来做到了副县级领导。别看副县级比芝麻官还小，但在县里从普通干部做上去很不容易。
调长沙后，有位外处室的同事，我同他平时只是点头之交，不太熟悉。有回，这位同事受他朋友之托，约我吃饭。席间，这位同事大谈科学，总是遗憾自己脱离了本行。有位服务员走路时滑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同事便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我说：不知道。同事说：地板太滑了，磨擦系数太小。哎，处处都有学问啊！我说：你真是长了个科学脑袋。同事说：我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浮想联翩，感觉宇宙太博大了，有多少奥秘等待人们去揭示啊！我说：你真该去搞科研。同事摇头叹道：太忙了，太忙了。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等哪天有空了，我会去研究研究生命科学。我暗自好笑：很多科学家毕生致力于生命科学都无所建树，这个人今后只要抽空搞搞研究就能大有斩获！我当时就想：这个活宝，在官场上肯定有出息。我又算准了。这个人很年轻，现在已是处级干部了。我想他继续这么愚蠢下去，还会当更大的官。
伊渡：俗话说，早知三年事，富贵万万年。你当初如果不那么自作聪明，学着傻一点儿，现在可能也在官场上发达了。你现在后悔吗？
王跃文：我呆在官场里面也不会发达，我不具备某种特殊人格。我不后悔。我现在过得比原来好多了，为什么后悔？我指的不光是物质生活，精神也充实多了。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灵魂。
伊渡：你从事职业写作近五年了，感觉应该是非常惬意吧。
王跃文：话又说回来，人想彻底的自由与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太忙了。手头总有做不完的事，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无所事事、独自远行。我夜里多梦，但绝少美梦。有回梦见自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问了很多路人，没人理我。就从梦里急醒了。醒过之后却想，为何不在梦里远行呢？干吗急着回去？醒着不由人，梦里也不由人！
几年前，见媒体报道，有位中年男子在长沙街头徘徊，警察上前询问，原来那男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很羡慕那男子，居然患上这种很哲学的病。只可惜这种病用医学术语一说，就索然无味了，叫暂时性失忆症。此病极易治疗，甚至不治自愈，只需让他置身熟悉的环境，记忆很快就恢复了。
有回晚上起来，我朝卫生间里的镜子望着自己，很陌生。心中窃喜，可能要患失忆症了。可是，脑子马上又清晰起来，尘事种种，历历在目。还有回，某高校约请我去讲学，我却找错了地方。那地方我本来很熟悉的，几个月前还去过。我又想，自己可能真的要患失忆症了。可是，我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
我曾经把一个真实事情写进了小说。有个疯子，每天坐在街头，望着对面高楼大厦微笑。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坐在老地方，幸福地微笑。当时我还在政府机关，内心很彷徨，不明白自己去路何方。我就老琢磨那疯子，羡慕他的自在。他面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他浑然不觉。他眼里只有对街的高楼，那里面也许黄金如山、美女如云，都属于他独自所有。可我马上发现自己也许亵渎了疯子的纯粹。疯子脑子里只有快乐，地地道道的快乐。
近些年，我只做过一回美梦。我梦见很多很多飞机，多得像夏日雨前的蜻蜓，低低地贴着田野飞。天边霞光万道。没多时，我自己也驾着飞机，擦着田垅飞翔。我把飞机停在水田里，飞机也像蜻蜓一样，翅膀上下摆动着，优游自在。我穿得浑身素白，皮鞋都是白的，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醒过好久，我仍恋恋不舍梦里那蜻蜓一样的飞机。盼着这样的好梦，却总不遂意。
我想耐着性子做好手头的事情，然后独自上路。不用周密筹划，也不去风景名胜，就像行脚僧人，载行载止，了无牵挂。
伊渡：我感觉到你内心有着强烈的孤独。
王跃文：也许是吧，我很孤独。孤独这东西在我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记得当年迷恋罗大佑歌曲的时候，还是一个倔头倔脑的少年。那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平素没有音乐细胞的，罗大佑的歌却一下听到心里去了。夜里，我坐在窗下，听着不知被翻录了多少次的沙哑、苍凉的罗大佑，心中感觉实在无以言说。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感觉就是孤独。有时听遥远处火车呜地一声长鸣，一头撞进茫茫夜色，渐行渐远，我也会感觉孤独。罗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里面几句歌词我却印象很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和你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怆痛的回忆。”
我活了这么些年，爱情这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很清楚。这暂且不去管它。但永远是什么，我倒慢慢儿有几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愿说，越不忍说。永远是什么呢？就是孤独。
伊渡：我有时也感觉孤独就那么没来由地笼罩着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孤独，好像仅仅只是孤独而已。
王跃文：我有时并不很信科学。按科学的说法，孤独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我却相信孤独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生理机制，一种物质，它蜇伏在我们大脑某处，就在那里，阴暗，固执，沉默，与我们的生命共始终、共存亡。有时我们感觉不到孤独，那是它睡了。可它只打了个盹，一转念间它又会醒来，睁着灵闪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像人的大脑。我们已经能知道大脑的模样儿，它的构成、功能，哪里管形象思维，哪里管逻辑思维，好像都挺明白。可孤独所在的那块地方，永远处于黑暗蒙昧之中，没有任何一束亮光能照亮它，不论是神，还是人。
伊渡：作家也许本来就需要孤独？孤独也许是创作的必要条件？
王跃文：写作，孤独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它像虫子一样无情啮噬着你的神经、你的生命，把你的心吃个空空，除非你已麻木到以为自己没有心。千万别凭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断他是否孤独。当今最有名的喜剧大师憨豆先生就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贵为王妃的戴安娜因为孤独而去求助医生和药物。逃避孤独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别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代为保管。于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艺术家，有人纵欲无度、及时行乐，有人吸食毒品。也许只有彻底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孤独才不再存在。
伊渡：我想，独自远行还是太寂寞了。有个伴儿，到底还是会好些。
王跃文：我真的已独自出走过一回了。前不久一个风雪夜，阳历新年的前几天，我给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独自驾车出走了。我在信里说，我不知要走向哪里，我没有地方可去，可我一定要走，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追我，使我无法安宁。我想暂时独自离开，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转过身面对这追我的东西。
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随便找家旅馆住下。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可又想家，结果还是回来了。
伊渡：一定把你妻子吓坏了。
王跃文：是啊。她驾车沿着长沙环线转圈儿，转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问题了，曾经假冒我的症状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其实就是我患了抑郁症。我回来之后，她说她一整夜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开着炫目的车灯，在风雪中驾车狂奔。她害怕极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够理解你的！其实谁又能说自己的心理绝对没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觉，有些人不愿正视，有些人就自暴自弃，还有些人在苦苦挣扎。
王跃文：也许人永远是在围城之中。人生的荒谬与困惑就在这里。
伊渡：我发现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电话、网络等等，简直太神奇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也许日日相处一室，却彼此陌生。据说现在患抑郁症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王跃文：世界越来越热闹，人们越来越孤独。如果从文学上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人类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离和缓慢，但现代社会，速度、节奏，消失了距离，毁了缓慢，破坏了很多人类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些美丽和忧愁，只能是往古的绝响了。宋词说道“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我很多次乘飞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万般感叹。蓑笠毛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我正沉浸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我得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然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也不会有忧愁。我们就像鲁迅先生在酒楼上里的那只苍蝇，嗡嗡地转了一圈儿，又飞快地回到原地。
有回，我去深圳。有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宾馆知道了，辗转托人，邀请我去住几天。盛情难却，我入住了那家宾馆。那是家很有个性的水景主题宾馆，克林顿曾在那里下榻过。宾馆经理很客气，硬要我提些建议。
一介书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肠刮肚，琢磨了一个点子，让他们倡议每位住店旅客给家人写封信，酒店提供邮资。中国邮政的信封按说应是印制最精美的，但恰恰是他们的信封最丑陋；相反倒是中国各地宾馆自制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宾馆信笺。人们现在很少写信了，通常只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捧读亲朋好友的书信，那份温馨，早已久违了。
酒店经理很高兴，说我的点子有意思，他们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飞，也是很好的广告啊！
我当晚就给妻子写了封信，并且告诉她我今后每次出远门，都会用酒店的信封、信笺给她写封信。我打电话告诉妻子，她也很是高兴。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个多月后，妻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后面贴着张纸条，上书一行字：请使用标准信封！
真是太扫兴了。
伊渡：你的浪漫破产了。我发现你好像特别需要交流和沟通，我突然产生了某种猜测，你是否承受了很大压力？
王跃文：你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都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其实我的真实处境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惟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党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还活着！
。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伊渡：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草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迷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党，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枪、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色草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
当时我们村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很有名气，经常被县里抽去各地巡回演出。我大姐长得漂亮，算是里头的头牌演员。他们自编了一出歌舞，叫插秧舞，很受社员喜爱，公社干部也说演得好。后来，省里要从各地调演优秀节目，插秧舞被作为上报节目候选。县里有位领导亲自审查节目，却发现插秧舞存在很大问题。这位领导还没看完节目，就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们这节目是丢社会主义的丑！中央说了，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你们还在这里表演原始的人工插秧！我们快进入共产主义了，你们还在搞原始社会！
插秧舞这个节目上面已经知道了，仍要上报，但必须重编重排。歌舞我一窍不通，但总觉得人工插秧尽管原始，用歌舞表现起来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现插秧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倒是插秧机的工作场面我是见识过的：一台插秧机得十几个人伺候，除了驾驶员外，还得有人不断往上面放秧苗，后面还得跟着很多人补蔸、将禾苗扶正。我见过的插秧机，技术从来就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乡还偶尔有过拖拉机耕地，现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辕犁。我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曲辕犁是秦代发明的重大农耕技术。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农民仍在使用曲辕犁！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人类近百年的科技发明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怎么就不见农耕技术有半点儿进步呢？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件事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贪官，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你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我玩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当然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你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王跃文：我家乡有个传统，爷爷奶奶疼长孙，爸爸妈妈爱满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这么一种风气。我家本来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个大姐、一个四哥。活下来的五个兄妹当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现在被我们叫做大姐的其实是二姐。那时候大人也没能力精心照顾每一个小孩儿，我们都像野草一样长大。我放学之后就在村子里野，没谁管我在干什么。突然听说哪家小孩儿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树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热闹，说些毫无意义的安慰话。没谁真的当心再出危险。大人们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顾自己玩儿。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大人站在门口连叫带骂高声叫喊：野路鬼，吃饭了！野路鬼，就是书里说的孤魂野鬼。早饭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床后随便吃点儿，就上学去了。中饭没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咙喊几声，小孩子未必听得见，仍只顾玩儿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残饭剩菜，还得低头挨骂。大人骂小孩儿无非是说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吃饭都要人喊！我们父辈并不懂得玩儿是孩子的权利。小孩子听大人骂得多了，也觉得自己玩儿心太大，真是罪过。吃残饭剩菜我不怕，早习惯了；挨骂也不怕，反正只当耳边风。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边捣蛋，故意说脏东西。我从小怕脏，吃饭时想起什么脏东西，马上恶心，吃不下饭。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见我挨骂，幸灾乐祸，故意说些屎尿、鼻涕之类，我就吃不下饭了。三四岁的时候，吃饭时见弟弟屙屎屙尿，我就会哭，不吃饭。可弟弟好像总是在吃饭时屙屎屙尿，我就每饭必哭。家里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哭鬼。长大些了，吃饭时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说屎尿之类，我们就打架。吃饭时家里最是热闹，小孩子的哭闹声、打架声和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大人的骂骂咧咧让我自小就有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消五谷的，没有任何用处。“消五谷的”这是我们家乡骂小孩儿和懒汉常用的话。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大人也通常在这天出门赶集。我可以在家里玩儿，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大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我马上拿起扫把扫地，然后擦桌子、去井边挑水。忙过之后，见家里干干净净，水缸里盛满了水，我才安心下来。没多时，大人回来了。我偷偷瞟着他们，想让他们发现我的劳动成果，然后表扬几句。但我多半会失望。他们不会发现我努力做了事，该骂的照样骂。小孩子不可能万事周全，大人们永远都有骂人的理由。
我也没有理由埋怨父母。他们背着政治压力，又十分贫穷，生活太艰难了。我没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样夭折，已是万幸了。
伊渡：心理学认为，童年缺少爱，会影响到成人之后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作为朋友相处，见你总是乐观、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没有人格的另一面？
王跃文：谁的人格都有多面性，这是常识。总体上讲，我是积极向上、乐观通达的，但内心也掩藏着很多痛苦、孤独、苍凉、灰心，有时甚至是绝望。有医学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病根在于婴儿期缺少抚摸。我不能确认自己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我似乎有周期性的情绪低谷。当我的情绪陷入低谷时，我易怒、孤僻、冷漠，耳闻目睹，索然无趣。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婴儿期得到过多少抚摸，但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没有过被大人爱抚的经历。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有种撒娇的冲动，但我怎么也不敢扑到父母的怀抱里去。我甚至为自己这种心思而羞愧。
我小时候在情感上能享受最高待遇的时候，就是生病。一旦病了，妈妈就会温柔些，问我想吃什么。我永远能够想起的，就是吃面。面是那时候的奢侈品，拿大米换来的。不过就是碗光头面，几点油星子，几段香葱。就是这碗光头面，还得躲在灶屋里偷偷吃，怕弟弟看见了也吵着要。我现在人到中年，知道健康是福。可我童年里却总盼着生病。生病了，就可恃宠称娇。
我小时候偏偏多病，哮喘、贫血、缺钙、失眠、抽风。我经常额头胀痛，其实是因为贫血，大脑缺氧。缺钙容易形成过敏性体质，就会犯哮喘病。可大人判断我是否生病，就是摸摸我的额头是否发烧。我身体不舒服了，哼哼着。大人扯我过去，摸摸额头，并没有发烧，就一把推开，说我装病。所以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病了，欣喜之余，就是不停地摸自己的额头，期待着发高烧。真发高烧了，兴许就有碗光头面吃。
我的身体是十八九岁以后慢慢强健起来的。少年以前，我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常常连拳头都捏不紧。上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通常已是黄昏了。因为饥饿和虚弱，赶着十几里的路程，感觉肚皮越来越往背上贴。腰就不由得往下弯，最后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我们家乡人形容饥饿，会说“肚皮饿到背膛心了”真是太生动了。
伊渡：我从你有些写亲情的散文中看到，你很敬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王跃文：我说自己从小缺少爱，却并不等于说我不敬重长辈。他们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方式同别人没什么区别。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父母那代，信奉棍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母亲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当爹之后，还被她打了一顿。“他崭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烂！”妈妈现在说起这事，还眉飞色舞。一家人拉家常，妈妈说起自己当年打小孩儿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听着，只是笑笑。妈妈是颇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说自己到王家几十年，就是同别人斗过来的。妈妈能说会道，性子刚烈，不怕事，不信邪。父亲挨整那些年，的确搭帮妈妈撑着。家里风雨飘摇几十年，也多亏妈妈敢于同别人争斗，不然家人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可也正是她几十年的斗争生涯，让她养成了好斗的性格，有时候心硬如铁。母亲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许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旧、半通不通、半开明半固执，那是不允许任何人违抗的。我们做儿女的，只好顺着她，或者阳奉阴违。阖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顺着她，就越让她的控制欲膨胀。村里人也都尊敬她，几乎把她尊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里宗族里面辈份也很高。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摆不平的，搬她出马，她几句话就能让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的，毕竟是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她说的话在家里不灵验，她就怒火万丈。除非儿女们佯装顺着她，不然家无宁日。老人家的自我感觉越好，家里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妈妈这些让人难以适应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轻的时候并不如此。但当众人拥戴她并肯定了她的地位时，她渐渐异化成了家庭暴君。暴君有时候或许就是众人养虎为患的恶果。幸好她只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别的什么。这让我联想到可怕的老人政治。我自己身为人父之后，常引父母为戒。
伊渡：我童年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快快长大。大人们有很多让我眼馋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跃文：我也有这个愿望。我从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当大人的好处。比方说他可以抽烟。可以抽烟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习惯，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么管。做父亲的，自己喝着酒，总喜欢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塞进儿子嘴里去。那儿子通常只有两三岁。说是父亲不让儿子学会喝酒，自己老了就没有酒喝了。烟就不同了，小男孩儿得偷着抽。偷学抽烟的孩子，被大人发现几回，打骂几回，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一个成年的乡下男儿就呷着烟，在村头村尾转悠了。
我还没被允许抽烟时候，被一种盒子上印着鱼儿图案的香烟蛊惑着。有人给我表姑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职工。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找个吃国家粮的，应该算是前世修来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长得不好，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下面露着长长的胸毛。那时候并不流行浑身长毛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销社职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里，掏出那种盒子上印有鱼儿的香烟，递给我父亲。父亲抽了几口，只说这烟好。供销社职工说，这烟难得买到手，要票。他说下次想办法弄条来，送给我父亲。供销社职工走后，父亲对母亲说，这人不错。没过多久，这个供销社职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终于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帮那鱼儿香烟。他口袋里揣着那包烟，走访了表姑的所有亲戚。亲戚们都说这年轻人很好，表姑就没话说了。但是，从来没有哪家亲戚收到过年轻人答应送的鱼儿香烟。我长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烟。
但我抽的第一口烟，却是父亲自种的老旱烟，喇叭筒。上中学时，有个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忙过一会儿，就有男人打喊，呷烟呷烟！于是偃旗息鼓，男人们坐在田头，舔着口水卷了喇叭筒，吞云吐雾。女人们就在一旁说笑，你们男人真懒，功夫不见做多少，喊着要呷烟了。男人们说，女人又不呷烟，坐着干什么呢？做事去！女人又说，修个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烟呷，还有酒喝，喝酒还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腰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棍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满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抽旱烟的料，长大了抽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抽。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伊渡：当年作为公务员，你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吗？换句话说，你在官场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因为怀才不遇？
王跃文：说实话，平时有很多记者提过这个问题，我很讨厌。好像我真为什么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似的。我很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没有意思。应该说，官场里面有很多素质优秀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场用人的机制却是劣胜优汰。曾经有位同事看上去很热心，总是对我说，你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学会抓主要矛盾，跟紧一把手，别的副手“不要甩起”“不要甩起”是长沙方言，意思是不要理会。我总是含混地笑笑，不在乎他的建议。我是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不想抓的人。所谓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无非就是平时多向他们表忠心，逢年过节上门拜访。我想着这些就烦，哪里愿意去做？当时我也有些天真，看着有些人温文尔雅，应该不是贪图小利的人。事实证明，我太高看他们了。那些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是勾心斗角。我谁也不靠拢，他们就暗自猜测，甲以为我是乙的人，乙以为我是丙的人，丙以为我是甲的人。反正谁都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人，就没有任何人替我说话。我工作再刻苦，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伊渡：你认为官场中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殊人格才能飞黄腾达？
王跃文：我不想抽象地谈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我在县里工作时，有年闹洪灾，县长日夜战斗在抗洪前线。抗洪结束后，有关方面要我写篇报告文学。抗洪那几天，有位同事天天跟着县长跑，已经将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文字。正是这个时候，这位同事要外出学习，领导要求他把材料移交给我。这位同事临走的时候还专门同我讲，材料在某人那里。我去找某人，某人就是不肯交出材料。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是县里领导布置的工作。我反复找某人说服，他才道出真相。原来，写第一手材料的那位同事特意嘱咐过他，不能把材料交给我。我真是开了眼界！这位同事比我还小两岁，职务也比我低，却能干这种当人一套背人一套的事！我便料定，此人在官场必然大有作为。果然，当时那批年轻人里，只有他后来做到了副县级领导。别看副县级比芝麻官还小，但在县里从普通干部做上去很不容易。
调长沙后，有位外处室的同事，我同他平时只是点头之交，不太熟悉。有回，这位同事受他朋友之托，约我吃饭。席间，这位同事大谈科学，总是遗憾自己脱离了本行。有位服务员走路时滑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同事便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我说：不知道。同事说：地板太滑了，磨擦系数太小。哎，处处都有学问啊！我说：你真是长了个科学脑袋。同事说：我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浮想联翩，感觉宇宙太博大了，有多少奥秘等待人们去揭示啊！我说：你真该去搞科研。同事摇头叹道：太忙了，太忙了。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等哪天有空了，我会去研究研究生命科学。我暗自好笑：很多科学家毕生致力于生命科学都无所建树，这个人今后只要抽空搞搞研究就能大有斩获！我当时就想：这个活宝，在官场上肯定有出息。我又算准了。这个人很年轻，现在已是处级干部了。我想他继续这么愚蠢下去，还会当更大的官。
伊渡：俗话说，早知三年事，富贵万万年。你当初如果不那么自作聪明，学着傻一点儿，现在可能也在官场上发达了。你现在后悔吗？
王跃文：我呆在官场里面也不会发达，我不具备某种特殊人格。我不后悔。我现在过得比原来好多了，为什么后悔？我指的不光是物质生活，精神也充实多了。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灵魂。
伊渡：你从事职业写作近五年了，感觉应该是非常惬意吧。
王跃文：话又说回来，人想彻底的自由与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太忙了。手头总有做不完的事，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无所事事、独自远行。我夜里多梦，但绝少美梦。有回梦见自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问了很多路人，没人理我。就从梦里急醒了。醒过之后却想，为何不在梦里远行呢？干吗急着回去？醒着不由人，梦里也不由人！
几年前，见媒体报道，有位中年男子在长沙街头徘徊，警察上前询问，原来那男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很羡慕那男子，居然患上这种很哲学的病。只可惜这种病用医学术语一说，就索然无味了，叫暂时性失忆症。此病极易治疗，甚至不治自愈，只需让他置身熟悉的环境，记忆很快就恢复了。
有回晚上起来，我朝卫生间里的镜子望着自己，很陌生。心中窃喜，可能要患失忆症了。可是，脑子马上又清晰起来，尘事种种，历历在目。还有回，某高校约请我去讲学，我却找错了地方。那地方我本来很熟悉的，几个月前还去过。我又想，自己可能真的要患失忆症了。可是，我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
我曾经把一个真实事情写进了小说。有个疯子，每天坐在街头，望着对面高楼大厦微笑。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坐在老地方，幸福地微笑。当时我还在政府机关，内心很彷徨，不明白自己去路何方。我就老琢磨那疯子，羡慕他的自在。他面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他浑然不觉。他眼里只有对街的高楼，那里面也许黄金如山、美女如云，都属于他独自所有。可我马上发现自己也许亵渎了疯子的纯粹。疯子脑子里只有快乐，地地道道的快乐。
近些年，我只做过一回美梦。我梦见很多很多飞机，多得像夏日雨前的蜻蜓，低低地贴着田野飞。天边霞光万道。没多时，我自己也驾着飞机，擦着田垅飞翔。我把飞机停在水田里，飞机也像蜻蜓一样，翅膀上下摆动着，优游自在。我穿得浑身素白，皮鞋都是白的，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醒过好久，我仍恋恋不舍梦里那蜻蜓一样的飞机。盼着这样的好梦，却总不遂意。
我想耐着性子做好手头的事情，然后独自上路。不用周密筹划，也不去风景名胜，就像行脚僧人，载行载止，了无牵挂。
伊渡：我感觉到你内心有着强烈的孤独。
王跃文：也许是吧，我很孤独。孤独这东西在我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记得当年迷恋罗大佑歌曲的时候，还是一个倔头倔脑的少年。那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平素没有音乐细胞的，罗大佑的歌却一下听到心里去了。夜里，我坐在窗下，听着不知被翻录了多少次的沙哑、苍凉的罗大佑，心中感觉实在无以言说。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感觉就是孤独。有时听遥远处火车呜地一声长鸣，一头撞进茫茫夜色，渐行渐远，我也会感觉孤独。罗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里面几句歌词我却印象很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和你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怆痛的回忆。”
我活了这么些年，爱情这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很清楚。这暂且不去管它。但永远是什么，我倒慢慢儿有几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愿说，越不忍说。永远是什么呢？就是孤独。
伊渡：我有时也感觉孤独就那么没来由地笼罩着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孤独，好像仅仅只是孤独而已。
王跃文：我有时并不很信科学。按科学的说法，孤独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我却相信孤独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生理机制，一种物质，它蜇伏在我们大脑某处，就在那里，阴暗，固执，沉默，与我们的生命共始终、共存亡。有时我们感觉不到孤独，那是它睡了。可它只打了个盹，一转念间它又会醒来，睁着灵闪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像人的大脑。我们已经能知道大脑的模样儿，它的构成、功能，哪里管形象思维，哪里管逻辑思维，好像都挺明白。可孤独所在的那块地方，永远处于黑暗蒙昧之中，没有任何一束亮光能照亮它，不论是神，还是人。
伊渡：作家也许本来就需要孤独？孤独也许是创作的必要条件？
王跃文：写作，孤独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它像虫子一样无情啮噬着你的神经、你的生命，把你的心吃个空空，除非你已麻木到以为自己没有心。千万别凭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断他是否孤独。当今最有名的喜剧大师憨豆先生就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贵为王妃的戴安娜因为孤独而去求助医生和药物。逃避孤独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别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代为保管。于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艺术家，有人纵欲无度、及时行乐，有人吸食毒品。也许只有彻底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孤独才不再存在。
伊渡：我想，独自远行还是太寂寞了。有个伴儿，到底还是会好些。
王跃文：我真的已独自出走过一回了。前不久一个风雪夜，阳历新年的前几天，我给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独自驾车出走了。我在信里说，我不知要走向哪里，我没有地方可去，可我一定要走，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追我，使我无法安宁。我想暂时独自离开，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转过身面对这追我的东西。
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随便找家旅馆住下。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可又想家，结果还是回来了。
伊渡：一定把你妻子吓坏了。
王跃文：是啊。她驾车沿着长沙环线转圈儿，转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问题了，曾经假冒我的症状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其实就是我患了抑郁症。我回来之后，她说她一整夜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开着炫目的车灯，在风雪中驾车狂奔。她害怕极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够理解你的！其实谁又能说自己的心理绝对没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觉，有些人不愿正视，有些人就自暴自弃，还有些人在苦苦挣扎。
王跃文：也许人永远是在围城之中。人生的荒谬与困惑就在这里。
伊渡：我发现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电话、网络等等，简直太神奇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也许日日相处一室，却彼此陌生。据说现在患抑郁症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王跃文：世界越来越热闹，人们越来越孤独。如果从文学上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人类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离和缓慢，但现代社会，速度、节奏，消失了距离，毁了缓慢，破坏了很多人类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些美丽和忧愁，只能是往古的绝响了。宋词说道“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我很多次乘飞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万般感叹。蓑笠毛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我正沉浸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我得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然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也不会有忧愁。我们就像鲁迅先生在酒楼上里的那只苍蝇，嗡嗡地转了一圈儿，又飞快地回到原地。
有回，我去深圳。有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宾馆知道了，辗转托人，邀请我去住几天。盛情难却，我入住了那家宾馆。那是家很有个性的水景主题宾馆，克林顿曾在那里下榻过。宾馆经理很客气，硬要我提些建议。
一介书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肠刮肚，琢磨了一个点子，让他们倡议每位住店旅客给家人写封信，酒店提供邮资。中国邮政的信封按说应是印制最精美的，但恰恰是他们的信封最丑陋；相反倒是中国各地宾馆自制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宾馆信笺。人们现在很少写信了，通常只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捧读亲朋好友的书信，那份温馨，早已久违了。
酒店经理很高兴，说我的点子有意思，他们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飞，也是很好的广告啊！
我当晚就给妻子写了封信，并且告诉她我今后每次出远门，都会用酒店的信封、信笺给她写封信。我打电话告诉妻子，她也很是高兴。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个多月后，妻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后面贴着张纸条，上书一行字：请使用标准信封！
真是太扫兴了。
伊渡：你的浪漫破产了。我发现你好像特别需要交流和沟通，我突然产生了某种猜测，你是否承受了很大压力？
王跃文：你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都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其实我的真实处境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惟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党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