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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博雅回到太太家。他太太还没睡。
“你身上有酒味。”她说。
“不错。”
“你又跟女人出去了?”
“不错。”
“我以为你住在我娘家,至少会顾全面子。”
博雅继续脱衣服。
“你住在哪一家旅馆?”
“你不必知道。”
“今天下午有一个人来找你,问你在哪儿,我甚至答不出来,我母亲以为我至少应该知道,这不是过分了吗?”
“他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他还会再来。”
博雅看出她的眼睛红红的。她话还没说完,自己喃喃念个不停。“我知道,”她说“年轻人在上海就像馋猫走进鱼罐似的,没有妓女也有逃妾。”
博雅抬眼看她:“原来你还在谈这个问题。什么逃妾?有些姨太太不喜欢一个男人,还懂得逃开哩。”
他的话里带刺。想到香云说太太竞争的那段话,他咯咯笑起来,凯男声泪俱下,他却继续想自己的心事。
其实那天下午她母亲问起博雅,凯男已经哭了一场。她母亲是一个好强的女人,便把一切告诉丈夫,但是夏先生是一个老秀才,不太习惯时髦的环境,又感激阔女婿带给他的一切舒服的生活。他说话还用文言文,不爱用现代语助词。此外他心里也没有什么异议。
“自找麻烦亦无用,”他对老妻说“凯男虽如此说,女婿总是女婿。她想阻止他,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你阻止他和一个女人来往,难保他不会找另一个女人。有何妨呢?他不是很照顾我们两老吗?”于是问题到此为止了。
第二天早上博雅起得很晚。午饭后他想起自己答应找一个律师,就走出门去,告诉凯男他今天要走一整天。
他跨入巷道,一个方肩长袍的男子向这边走来。后面有一辆新车和一个结实的司机。
“你是姚先生?”
博雅点点头。
“董先生要见你。”
“谁是董先生?”
“别管啦,上车。”
博雅看看那位壮司机,以为是绑票。他想溜,但是那个人抓住他的手臂说:“别怕。我们主人约你去谈谈。”
博雅觉得他被绑了,也许要签一纸巨额的支票才能放回来。他尽量保持镇定,上了车。那个人对他很客气。司机穿着便服,面孔还蛮愉快的,看起来很像是上海本地的劳工阶层。
“怎么回事?”他问道。
那个人说上海话:“董先生见了你,你就知道了。他派这辆车来接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我们奉命行事,从来不多问的。”
汽车驶入法租界,在一间雅致的花园洋房边停下来。守卫认出车子,便把一扇大铁门打开。
博雅现在不再害怕了。他听到过董先生,据说是中国黑社会最有名的头领之一。三天前他才听阿非说过,董先生是中国方面最活跃的人员,专掩护地下活动。也许董先生听说他到上海来了,想要他捐献工作资金。
一个穿中山装,个子挺高的青年领他入内。董先生的办公室在楼下,占了两间相连的房间,家具中西式都有,墙上挂着八张书法。屋里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和几位秘书。董先生亲自站起来迎接他,笑容坦白有力:
“这样打扰你真抱歉,姚先生。但是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你的忠告。”
“有机会认识你,非常荣幸。”博雅说。
主人要博雅坐下。他的态度揉合了中国旧式的礼貌和行动分子干干脆脆的率直感。他快步走向里屋,对一位秘书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书桌,再度露出笑容。
名人董先生年方四十,留着小平头,一边说话一边摸头发。他面色可亲,颧骨中等,骨骼均匀。身穿一件蓝棉袍,而衬衫袖子卷在棉袍袖的外面,博雅对他整齐的仪表十分倾心。他是法租界政府的议员,对方没有他根本无法执行法律和命令。他手下的党羽确实参加绑票案,不过不知道背景,不可能了解这个秘密组织。这一类非法组织具有千年的历史,在政治紊乱的时代产生,杀税吏贪官,劫富济贫,自有一套“江湖人物”的侠义规矩。结果董先生也变成上海最有力、最强大、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常常名列救灾活动的领导地位,连佛教红十字会字标记、和纳粹旗帜相反也不例外。
董先生是蒋介石和许多政治领袖的好友。战争一起,他变成政府和外在世界最重要的爱国联络人,因为他的担保受到普遍的信任。他升上今天的地位,主要是他处事公平,对金钱又视如粪土。除夕夜他屋门大开,一堆堆钞票放在桌上,谁需要谁就来拿。组织里的下属人员则在公共澡堂里接受分红。战争爆发,他投身反汉奸工作,对政府帮助很大,他还负责刺杀过不少汉奸。后来他在上海和香港把最后一文钱也花在政治工作上。但是他需要钱的时候,随便哪一位银行家朋友都会乐意捐出一二十万来。
秘书拿出一叠资料。董先生接过来,叫他把拉门关上。
“这是一件调查中的事项。”他的国语还马马虎虎。他拿一份小报的剪辑给博雅看,上面登着崔梅玲的故事。“你看过这个吧?”
“我听人说过这个故事。”
“好了,姚先生,”他改用上海话说“你也许听过我的工作——在谈判区除奸。我知道你祖父曾慷慨帮助革命,当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两周前,我们突袭一位汉奸的住宅,发现了这些文件。有些天津来的信件和电报用的是崔梅玲的名字。”
他说得很慢,很客气,使博雅有时间考虑要怎么回答。他正在做决定。但是董先生继续说下去:“我们也收到天津的报告,他们搜那位小姐的公寓,找到不少文件,表示她和南方的汉奸有联络,这个女人显然逃走了。我们还看到天津警方的报道,说她曾经在北平你家住过。她现在可能在此地,她人在哪儿?”
博雅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护她,连忙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认识她的?”
博雅没有机会说不认识她,只好说:“我的一个女亲戚是她的朋友,她们一定是好几年前认识的。不过她走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请看看这些文件,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舞女。我们调查过了,但是这里没有人认识她。”
博雅现在搞糊涂了。他不知道丹妮详细的身世,只知道她矢口否认拐款潜逃,还说她同居的男人替日本人工作,她才逃走的。她要告诉他,他却说不想听了。他拿起文件,匆匆看了一会儿,有些电报和信件签着梅玲的名字,主要是和几个特别秘密的人物的行动有关,只有日本名字一眼就看得出来。报告上提到要和日本人商量,在华北组织伪政府。文件中的一切对他完全陌生,他脸色发白,董先生也看到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对我们很重要。”
“也许是别人用她的名字当掩护。”博雅说。他想起丹妮的话,又说:“小报不足采信。伪警察要找她,她不可能替他们工作的。”
“那就看你由哪一方面来看了。”董先生说。“我承认,她很神秘。伪政府找她,也许因为她躲起来了,而且知道他们的一切秘密,我们也是如此,反正有证据在。我希望你和我们合作,不是和她吧?你肯不肯说出她的下落?”
董先生两眼发光,眉稍稍竖起。博雅知道董氏的名声,心里很害怕,但是他故作欢笑说:“董先生,你不是说我也是汉奸吧?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但是她突然离开我们家,神秘失踪了。”
董氏转身,叫一名秘书进来。
“姚先生,”他说“请你帮我们形容她的样子。”
“好的,当然。”博雅说。他有点想说出真相。丹妮没告诉他电报和信件的事,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汉奸的信函上,使他非常吃惊。他唯一的能力就是保护她,不让她有任何麻烦。一秒之间,他决定叫丹妮立刻离开本市。他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对方问话,他故作镇定地回答他。董先生看出他猜疑的脸色和激动的口音。秘书准备作笔录。
“她有多高?”董先生问道。
“以女孩子来说,她算相当高了。我没有注意量过。”
“她长得什么样子?”
“很漂亮,很漂亮。”他回答说。他想起凯男,于是说话就流利多了。“北国佳丽,大眼睛,浓眉毛,涂指甲。我记得她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有病吗?”
“我没看见。”
“头发呢?”
“向后梳,后面短短的,是一般摩登的发型。我记得她有一颗金牙齿。”
博雅的创造力并没有消除董先生的疑窦,但是他说:“姚先生,我很感谢你,希望这份形容是正确的。你明白,她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必须揭发这个集团的活动。现在,我不多留你了,如果你想到其他的有趣的重点,希望你来通知我的秘书。”
博雅道谢告辞,董先生对秘书做了一个讯号,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竟被带入另一个房间,里面坐着两位绅士。
“我已经向董先生告别,我要回家了。”博雅对秘书抗议说。
“董先生要你休息一下。请坐,这里很舒服,如果你还有话对我们说,请过来找我。”
博雅静坐沉思。他觉得他答话很成功,但却知道自己掩饰不了脸上的激动。这份暗示令他吃惊,他不懂丹妮怎么会落到这一地步,但是他不相信她替汉奸工作,他不敢确定丹妮到董先生面前能不能澄清自己。他想起她过去的一切,她老是在逃避什么,她是不是利用他做逃避的媒介呢?他想起她对玉梅说他很富有,她自己也问过他有多少钱,也许他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想起她迷人的地方,心里非常痛苦。
最后他进去对秘书说他要走了,但是秘书告诉他,董先生的意思要他多考虑考虑。
他待了足足两个钟头。那是一间普通的会客室,佣人进进出出,还有各种各类的访客。每次佣人给新客倒茶,总是替博雅换一杯,还拿一块热毛巾给他,另一个房间电话响个不停。
四点左右,穿中山装的卫兵进来说,董先生要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去。他走出屋子,好像每一个佣人眼睛都看着他。
他回到家,告诉太太他不出去了。她看出他脸上的愁容,但是他不肯说是怎么回事。晚饭时分,他出去打电话给丹妮,后来又改变主意,打到他的旅馆,他在那边是以庄先生的名义登记的。他留话说他最近几天不来住,如果那位小姐来了,就叫她别等啦。
他出去打电话的时候,看到一位糖果小贩坐在他巷口的人行道上。他一走过,那个人就迅速瞥了他一眼。这不是闹街,他觉得在这个时间这件事有点蹊跷。
丹妮整天都在等他例行造访或者打电话来。晚饭后,她再也耐不住了,就到他旅馆去。
“姚先生刚刚来过电话,”小弟说“他说他这几天不来,叫你不要等他。”
丹妮吓了一跳,他为什么连一个电话也不挂给她?
博雅待在家里,苦思他要如何安排丹妮的问题。他退到三楼太太的房间,太太进来,他就假装看书,但是她看得出来,他心情很沉闷。
丹妮的音容笑貌不断激扰着他,他无法把这些姿态和她的行为连结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他决定去请教叔叔阿非,他十一点到达柏林敦旅社,宝芬出去了,阿非把小孩赶到暗香的房间,博雅就和他讨论这个问题。阿非和博雅是姚家唯一的直系子孙,两个人很谈得来。阿非年届四十,但是看起来很年轻,只是鬓边有几撮早熟的灰发。“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阿非说。“如果那位小姐是无辜的,她可以替自己澄清嫌疑。如果她有罪,也不过受到应得的处罚罢了。”
“你不明白。”
阿非看看博雅忧戚的面容。
“我爱上她了。”博雅坦白地说。
阿非笑笑:“那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让她离开这儿。董先生很客气,但是我知道有人监视我。”
“信任董先生吧,”阿非说“他若不能由你口中得到她的消息,他会由别的地方弄到。”
“昨天晚上我们巷子外有一个手推小贩,今天早上还在那儿,还有一辆陌生的车子停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如果她被抓,你的谎言会使你惹上麻烦。”
“只要她离开本市——她一直想去内地——她就不会有麻烦了。”
“你告诉她啦?”
“还没有,我拿不定主意。我自己受监视,自然没办法帮她脱逃。如果她和我在一起被人看见了,只会给她添麻烦。”
“你自己对她看法如何?你相信她替汉奸工作吗?”
博雅停了半晌,相当困惑:“我昨天晚上就是想解开这个疑云。
“她可能是被同居的男人当做掩护了,但是我爱她。别笑我,我是认真的。”
“你不觉得你太轻率吗?”阿非用冷静、商量的态度说。“你也许自以为爱上了她,我觉得她很漂亮、很迷人,我知道你对凯男不满。我是你叔叔,我劝你考虑考虑。如果一般的女子,我不会看得这么严重。但是这位小姐——我了解你对她的心惰——具有可疑的记录——警方、汉奸和除奸团都在找她。你说过,她在北平差一点给我们家惹上麻烦。你何不等一等——进一步认识她——再做决定呢?不知道女眷们知道这件事会怎么说法。你不觉得你陷得太深了吗?”
“但是我必须立刻想办法。”
“你何不打电话给她,叫她自己解释?你不想和汉奸有瓜葛,她刚脱离另一个男人。你若不相信她能对董氏集团澄明清白,你自己又怎么能确定她无辜呢?”
博雅激动地踱来踱去。
“我想她自己能逃掉,愈快愈好。我要跟她说话。”
他拿起话筒,叫她的号码。阿非叫他在电话上别谈太多。
“喂,莲儿!”
“喔,博雅!你吓了我一跳!怎么啦?你找到律师没有?”
“莲儿,听我说,我把那件事给忘了。莲儿听我说好吗?有件事发生了,你必须尽快离开本市我不能见你,有人监视我电话里说不清楚不,我不能来”
他听到她哭的声音。“莲儿,别哭听我说你必须尽快离开上海自己打算。”他继续地说,但不知她是否听见,电话无反应。
“在电话上简直没有法和女人说话,”他挂上话筒“我还是去一趟,我要冒冒险。”
“别去,你们说不定会双双被捕。如果你愿意,写信给她吧!这样比较安全。”
博雅靠在椅背上,懊恼地摇着双臂:“你不懂,叔叔,我要娶她,我发过誓了,现在我竟不能救她出险。”
“我不干涉你谈恋爱,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若去看她,只会害她。且又有什么好急的?你已决定娶她。”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晓得——我硬是没法思考。”博雅掩住面孔。
于是博雅写了封信给她。
“叔叔,”信件送走后,博雅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私人的。”
“什么?”
博雅看着地板:“红玉阿姨死时,你是何等心情?”
阿非的双眼在灰白的鬓角间露出深深伤感的表情,多年来他一直搁在心底这份痛苦。“喔,很难,”他慢慢地说“尤其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明白。我不妨告诉你,她是为我死的,她的丫头说的。”
他停下来,声音沙哑。
“我提起这件事,”做侄儿的说“因为丹妮对红玉阿姨特感兴趣:她特别说要看,我就带她去看看春明堂的遗像。”
阿非双眼一亮:“那张画还在呀?”
“嗯。”两个人各自陷入沉思。博雅提到红玉,使他的恋史在叔叔眼中更加亲切了。最后阿非终于说:“丹妮有点教我想起红玉。定下心来等着看吧。”
他们不再提红玉了,宝芬回来,发现两个男人默默相对,仿佛见了鬼一样。
旅馆告诉她说,博雅不会回来了,丹妮回去后总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她整晚胡思乱想,希望能等到电话铃。一晚过去,等待变成强烈的渴望,困惑和怀疑也产生了,她尽量说服自己,也许他正找律师。
她习惯于通宵等同居的人,深知躺在床上幻想男人在别的女人怀抱里的滋味。她简直睡不着,迷糊中睡了一个小时,又醒来听脚步声,在床上翻来覆去,心中充满了渴望。
第二天近午时电话铃响了,她躺在沙发上,马上兴奋地跳起来。博雅在电话中说话含混不清,很难懂。她挂上电话,唯一想到的就是他不肯来看她,女性的直觉告诉她,他正躲开她,她对他的理由不感兴趣;其实他也没说出理由来。然后她慢慢想起几句话来,他叫她尽快离开上海,要她自己打算。他为何不自己来说,是不是前天叫他写誓言,他想抛弃她了?因为这次恋爱对她情深意长,因为她没有保留,甚至愚蠢地期望太多,她感受的疑云就更大了。
玉梅看到她倒在沙发上,泣不成声。
“怎么啦,小姐?少爷出了什么事?他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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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博雅回到太太家。他太太还没睡。
“你身上有酒味。”她说。
“不错。”
“你又跟女人出去了?”
“不错。”
“我以为你住在我娘家,至少会顾全面子。”
博雅继续脱衣服。
“你住在哪一家旅馆?”
“你不必知道。”
“今天下午有一个人来找你,问你在哪儿,我甚至答不出来,我母亲以为我至少应该知道,这不是过分了吗?”
“他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他还会再来。”
博雅看出她的眼睛红红的。她话还没说完,自己喃喃念个不停。“我知道,”她说“年轻人在上海就像馋猫走进鱼罐似的,没有妓女也有逃妾。”
博雅抬眼看她:“原来你还在谈这个问题。什么逃妾?有些姨太太不喜欢一个男人,还懂得逃开哩。”
他的话里带刺。想到香云说太太竞争的那段话,他咯咯笑起来,凯男声泪俱下,他却继续想自己的心事。
其实那天下午她母亲问起博雅,凯男已经哭了一场。她母亲是一个好强的女人,便把一切告诉丈夫,但是夏先生是一个老秀才,不太习惯时髦的环境,又感激阔女婿带给他的一切舒服的生活。他说话还用文言文,不爱用现代语助词。此外他心里也没有什么异议。
“自找麻烦亦无用,”他对老妻说“凯男虽如此说,女婿总是女婿。她想阻止他,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你阻止他和一个女人来往,难保他不会找另一个女人。有何妨呢?他不是很照顾我们两老吗?”于是问题到此为止了。
第二天早上博雅起得很晚。午饭后他想起自己答应找一个律师,就走出门去,告诉凯男他今天要走一整天。
他跨入巷道,一个方肩长袍的男子向这边走来。后面有一辆新车和一个结实的司机。
“你是姚先生?”
博雅点点头。
“董先生要见你。”
“谁是董先生?”
“别管啦,上车。”
博雅看看那位壮司机,以为是绑票。他想溜,但是那个人抓住他的手臂说:“别怕。我们主人约你去谈谈。”
博雅觉得他被绑了,也许要签一纸巨额的支票才能放回来。他尽量保持镇定,上了车。那个人对他很客气。司机穿着便服,面孔还蛮愉快的,看起来很像是上海本地的劳工阶层。
“怎么回事?”他问道。
那个人说上海话:“董先生见了你,你就知道了。他派这辆车来接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我们奉命行事,从来不多问的。”
汽车驶入法租界,在一间雅致的花园洋房边停下来。守卫认出车子,便把一扇大铁门打开。
博雅现在不再害怕了。他听到过董先生,据说是中国黑社会最有名的头领之一。三天前他才听阿非说过,董先生是中国方面最活跃的人员,专掩护地下活动。也许董先生听说他到上海来了,想要他捐献工作资金。
一个穿中山装,个子挺高的青年领他入内。董先生的办公室在楼下,占了两间相连的房间,家具中西式都有,墙上挂着八张书法。屋里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和几位秘书。董先生亲自站起来迎接他,笑容坦白有力:
“这样打扰你真抱歉,姚先生。但是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你的忠告。”
“有机会认识你,非常荣幸。”博雅说。
主人要博雅坐下。他的态度揉合了中国旧式的礼貌和行动分子干干脆脆的率直感。他快步走向里屋,对一位秘书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书桌,再度露出笑容。
名人董先生年方四十,留着小平头,一边说话一边摸头发。他面色可亲,颧骨中等,骨骼均匀。身穿一件蓝棉袍,而衬衫袖子卷在棉袍袖的外面,博雅对他整齐的仪表十分倾心。他是法租界政府的议员,对方没有他根本无法执行法律和命令。他手下的党羽确实参加绑票案,不过不知道背景,不可能了解这个秘密组织。这一类非法组织具有千年的历史,在政治紊乱的时代产生,杀税吏贪官,劫富济贫,自有一套“江湖人物”的侠义规矩。结果董先生也变成上海最有力、最强大、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常常名列救灾活动的领导地位,连佛教红十字会字标记、和纳粹旗帜相反也不例外。
董先生是蒋介石和许多政治领袖的好友。战争一起,他变成政府和外在世界最重要的爱国联络人,因为他的担保受到普遍的信任。他升上今天的地位,主要是他处事公平,对金钱又视如粪土。除夕夜他屋门大开,一堆堆钞票放在桌上,谁需要谁就来拿。组织里的下属人员则在公共澡堂里接受分红。战争爆发,他投身反汉奸工作,对政府帮助很大,他还负责刺杀过不少汉奸。后来他在上海和香港把最后一文钱也花在政治工作上。但是他需要钱的时候,随便哪一位银行家朋友都会乐意捐出一二十万来。
秘书拿出一叠资料。董先生接过来,叫他把拉门关上。
“这是一件调查中的事项。”他的国语还马马虎虎。他拿一份小报的剪辑给博雅看,上面登着崔梅玲的故事。“你看过这个吧?”
“我听人说过这个故事。”
“好了,姚先生,”他改用上海话说“你也许听过我的工作——在谈判区除奸。我知道你祖父曾慷慨帮助革命,当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两周前,我们突袭一位汉奸的住宅,发现了这些文件。有些天津来的信件和电报用的是崔梅玲的名字。”
他说得很慢,很客气,使博雅有时间考虑要怎么回答。他正在做决定。但是董先生继续说下去:“我们也收到天津的报告,他们搜那位小姐的公寓,找到不少文件,表示她和南方的汉奸有联络,这个女人显然逃走了。我们还看到天津警方的报道,说她曾经在北平你家住过。她现在可能在此地,她人在哪儿?”
博雅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护她,连忙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认识她的?”
博雅没有机会说不认识她,只好说:“我的一个女亲戚是她的朋友,她们一定是好几年前认识的。不过她走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请看看这些文件,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舞女。我们调查过了,但是这里没有人认识她。”
博雅现在搞糊涂了。他不知道丹妮详细的身世,只知道她矢口否认拐款潜逃,还说她同居的男人替日本人工作,她才逃走的。她要告诉他,他却说不想听了。他拿起文件,匆匆看了一会儿,有些电报和信件签着梅玲的名字,主要是和几个特别秘密的人物的行动有关,只有日本名字一眼就看得出来。报告上提到要和日本人商量,在华北组织伪政府。文件中的一切对他完全陌生,他脸色发白,董先生也看到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对我们很重要。”
“也许是别人用她的名字当掩护。”博雅说。他想起丹妮的话,又说:“小报不足采信。伪警察要找她,她不可能替他们工作的。”
“那就看你由哪一方面来看了。”董先生说。“我承认,她很神秘。伪政府找她,也许因为她躲起来了,而且知道他们的一切秘密,我们也是如此,反正有证据在。我希望你和我们合作,不是和她吧?你肯不肯说出她的下落?”
董先生两眼发光,眉稍稍竖起。博雅知道董氏的名声,心里很害怕,但是他故作欢笑说:“董先生,你不是说我也是汉奸吧?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但是她突然离开我们家,神秘失踪了。”
董氏转身,叫一名秘书进来。
“姚先生,”他说“请你帮我们形容她的样子。”
“好的,当然。”博雅说。他有点想说出真相。丹妮没告诉他电报和信件的事,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汉奸的信函上,使他非常吃惊。他唯一的能力就是保护她,不让她有任何麻烦。一秒之间,他决定叫丹妮立刻离开本市。他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对方问话,他故作镇定地回答他。董先生看出他猜疑的脸色和激动的口音。秘书准备作笔录。
“她有多高?”董先生问道。
“以女孩子来说,她算相当高了。我没有注意量过。”
“她长得什么样子?”
“很漂亮,很漂亮。”他回答说。他想起凯男,于是说话就流利多了。“北国佳丽,大眼睛,浓眉毛,涂指甲。我记得她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有病吗?”
“我没看见。”
“头发呢?”
“向后梳,后面短短的,是一般摩登的发型。我记得她有一颗金牙齿。”
博雅的创造力并没有消除董先生的疑窦,但是他说:“姚先生,我很感谢你,希望这份形容是正确的。你明白,她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必须揭发这个集团的活动。现在,我不多留你了,如果你想到其他的有趣的重点,希望你来通知我的秘书。”
博雅道谢告辞,董先生对秘书做了一个讯号,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竟被带入另一个房间,里面坐着两位绅士。
“我已经向董先生告别,我要回家了。”博雅对秘书抗议说。
“董先生要你休息一下。请坐,这里很舒服,如果你还有话对我们说,请过来找我。”
博雅静坐沉思。他觉得他答话很成功,但却知道自己掩饰不了脸上的激动。这份暗示令他吃惊,他不懂丹妮怎么会落到这一地步,但是他不相信她替汉奸工作,他不敢确定丹妮到董先生面前能不能澄清自己。他想起她过去的一切,她老是在逃避什么,她是不是利用他做逃避的媒介呢?他想起她对玉梅说他很富有,她自己也问过他有多少钱,也许他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想起她迷人的地方,心里非常痛苦。
最后他进去对秘书说他要走了,但是秘书告诉他,董先生的意思要他多考虑考虑。
他待了足足两个钟头。那是一间普通的会客室,佣人进进出出,还有各种各类的访客。每次佣人给新客倒茶,总是替博雅换一杯,还拿一块热毛巾给他,另一个房间电话响个不停。
四点左右,穿中山装的卫兵进来说,董先生要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去。他走出屋子,好像每一个佣人眼睛都看着他。
他回到家,告诉太太他不出去了。她看出他脸上的愁容,但是他不肯说是怎么回事。晚饭时分,他出去打电话给丹妮,后来又改变主意,打到他的旅馆,他在那边是以庄先生的名义登记的。他留话说他最近几天不来住,如果那位小姐来了,就叫她别等啦。
他出去打电话的时候,看到一位糖果小贩坐在他巷口的人行道上。他一走过,那个人就迅速瞥了他一眼。这不是闹街,他觉得在这个时间这件事有点蹊跷。
丹妮整天都在等他例行造访或者打电话来。晚饭后,她再也耐不住了,就到他旅馆去。
“姚先生刚刚来过电话,”小弟说“他说他这几天不来,叫你不要等他。”
丹妮吓了一跳,他为什么连一个电话也不挂给她?
博雅待在家里,苦思他要如何安排丹妮的问题。他退到三楼太太的房间,太太进来,他就假装看书,但是她看得出来,他心情很沉闷。
丹妮的音容笑貌不断激扰着他,他无法把这些姿态和她的行为连结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他决定去请教叔叔阿非,他十一点到达柏林敦旅社,宝芬出去了,阿非把小孩赶到暗香的房间,博雅就和他讨论这个问题。阿非和博雅是姚家唯一的直系子孙,两个人很谈得来。阿非年届四十,但是看起来很年轻,只是鬓边有几撮早熟的灰发。“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阿非说。“如果那位小姐是无辜的,她可以替自己澄清嫌疑。如果她有罪,也不过受到应得的处罚罢了。”
“你不明白。”
阿非看看博雅忧戚的面容。
“我爱上她了。”博雅坦白地说。
阿非笑笑:“那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让她离开这儿。董先生很客气,但是我知道有人监视我。”
“信任董先生吧,”阿非说“他若不能由你口中得到她的消息,他会由别的地方弄到。”
“昨天晚上我们巷子外有一个手推小贩,今天早上还在那儿,还有一辆陌生的车子停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如果她被抓,你的谎言会使你惹上麻烦。”
“只要她离开本市——她一直想去内地——她就不会有麻烦了。”
“你告诉她啦?”
“还没有,我拿不定主意。我自己受监视,自然没办法帮她脱逃。如果她和我在一起被人看见了,只会给她添麻烦。”
“你自己对她看法如何?你相信她替汉奸工作吗?”
博雅停了半晌,相当困惑:“我昨天晚上就是想解开这个疑云。
“她可能是被同居的男人当做掩护了,但是我爱她。别笑我,我是认真的。”
“你不觉得你太轻率吗?”阿非用冷静、商量的态度说。“你也许自以为爱上了她,我觉得她很漂亮、很迷人,我知道你对凯男不满。我是你叔叔,我劝你考虑考虑。如果一般的女子,我不会看得这么严重。但是这位小姐——我了解你对她的心惰——具有可疑的记录——警方、汉奸和除奸团都在找她。你说过,她在北平差一点给我们家惹上麻烦。你何不等一等——进一步认识她——再做决定呢?不知道女眷们知道这件事会怎么说法。你不觉得你陷得太深了吗?”
“但是我必须立刻想办法。”
“你何不打电话给她,叫她自己解释?你不想和汉奸有瓜葛,她刚脱离另一个男人。你若不相信她能对董氏集团澄明清白,你自己又怎么能确定她无辜呢?”
博雅激动地踱来踱去。
“我想她自己能逃掉,愈快愈好。我要跟她说话。”
他拿起话筒,叫她的号码。阿非叫他在电话上别谈太多。
“喂,莲儿!”
“喔,博雅!你吓了我一跳!怎么啦?你找到律师没有?”
“莲儿,听我说,我把那件事给忘了。莲儿听我说好吗?有件事发生了,你必须尽快离开本市我不能见你,有人监视我电话里说不清楚不,我不能来”
他听到她哭的声音。“莲儿,别哭听我说你必须尽快离开上海自己打算。”他继续地说,但不知她是否听见,电话无反应。
“在电话上简直没有法和女人说话,”他挂上话筒“我还是去一趟,我要冒冒险。”
“别去,你们说不定会双双被捕。如果你愿意,写信给她吧!这样比较安全。”
博雅靠在椅背上,懊恼地摇着双臂:“你不懂,叔叔,我要娶她,我发过誓了,现在我竟不能救她出险。”
“我不干涉你谈恋爱,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若去看她,只会害她。且又有什么好急的?你已决定娶她。”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晓得——我硬是没法思考。”博雅掩住面孔。
于是博雅写了封信给她。
“叔叔,”信件送走后,博雅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私人的。”
“什么?”
博雅看着地板:“红玉阿姨死时,你是何等心情?”
阿非的双眼在灰白的鬓角间露出深深伤感的表情,多年来他一直搁在心底这份痛苦。“喔,很难,”他慢慢地说“尤其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明白。我不妨告诉你,她是为我死的,她的丫头说的。”
他停下来,声音沙哑。
“我提起这件事,”做侄儿的说“因为丹妮对红玉阿姨特感兴趣:她特别说要看,我就带她去看看春明堂的遗像。”
阿非双眼一亮:“那张画还在呀?”
“嗯。”两个人各自陷入沉思。博雅提到红玉,使他的恋史在叔叔眼中更加亲切了。最后阿非终于说:“丹妮有点教我想起红玉。定下心来等着看吧。”
他们不再提红玉了,宝芬回来,发现两个男人默默相对,仿佛见了鬼一样。
旅馆告诉她说,博雅不会回来了,丹妮回去后总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她整晚胡思乱想,希望能等到电话铃。一晚过去,等待变成强烈的渴望,困惑和怀疑也产生了,她尽量说服自己,也许他正找律师。
她习惯于通宵等同居的人,深知躺在床上幻想男人在别的女人怀抱里的滋味。她简直睡不着,迷糊中睡了一个小时,又醒来听脚步声,在床上翻来覆去,心中充满了渴望。
第二天近午时电话铃响了,她躺在沙发上,马上兴奋地跳起来。博雅在电话中说话含混不清,很难懂。她挂上电话,唯一想到的就是他不肯来看她,女性的直觉告诉她,他正躲开她,她对他的理由不感兴趣;其实他也没说出理由来。然后她慢慢想起几句话来,他叫她尽快离开上海,要她自己打算。他为何不自己来说,是不是前天叫他写誓言,他想抛弃她了?因为这次恋爱对她情深意长,因为她没有保留,甚至愚蠢地期望太多,她感受的疑云就更大了。
玉梅看到她倒在沙发上,泣不成声。
“怎么啦,小姐?少爷出了什么事?他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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