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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
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