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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秦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秦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秦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秦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秦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使。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
。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秦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秦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秦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秦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秦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使。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