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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我按时来到工厂。张先生早晨上班前将工人结合在一起，由他训话。看样子他天天如此，给工人训话使他不像台湾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说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人对工人训话是什么样子，但日本人的样子我知道，电影电视里都有。
我可以不参加他们训话的，但是想想还是低调点，先给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列队。他并没有向工人们介绍我，这也不能怪他，他该怎样介绍呢？虽说人不可惟貌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参加到队伍里，工人们并没有将我视为他们同类，就像我第一天出现在恒基饭堂里时工人也没有谁认为我也是工人一样。所以也用不着张国良介绍。
训话完毕开始上班。我观察了一下，整个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三大工序。第一道是备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装配。与恒基相比，虽然行业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却惊人的相似，由此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基本生产工序可能都是一样的。和恒基一样，宏大的关键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设备是车床和冲床。车床要求精度高，车大了车小了都不行，冲床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出工伤事故。第三道工序技术性最强，花鼓装紧了装松了都不行。我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认真看了，发现这个张国良生产安排基本合理，明显是个内行，比恒基公司的副经理懂行，文化素质也比那边的香港师傅高些，这从开工前的训话就可看出。
我来到写字楼，张国良冷淡而不失礼貌，随手一比划，说：反正没人，随便你坐哪里。我说行，谢谢！然后就在中间的一张位置上坐下。
张国良说得对，写字楼里是没什么人，整个管理人员就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厂，俩管理人员也够，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个会计吧？带着这个疑问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会计是有的，但是是兼职的，兼职会计就是张国良的女朋友。从工作量来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我看她几天才记一次账，而且通常是张国良在外边有应酬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她才记账，但是从工作关系及财务制度上考虑，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俩口子怎能一个当经理一个做财务呢？显然不妥，但我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萧老板没来，我也闹不清萧博儒张国良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与宏大公司的关系，说什么说？对谁说？
就我自己来说，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条件比恒基要好，毕竟是享受台湾人的待遇。从这一点看，那个洗头妹至少说对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里没有食堂，工人下班后就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打饭，每份一块五，居然多少还有点肉，我实在不敢吃。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会吃这种饭的，说句难听的话，这种饭实在也不像人吃的，其卫生条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实上，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几乎见他们天天在外面有应酬，好像很有规律，到时候就走了，从凤凰冈到西乡，骑大霸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的应酬是从来不会叫上我的，好象不是看不起我这么简单，而是有意回避我。为什么要有意回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饭还是要吃的，于是我就只好像第一天刚来的时候一样，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餐馆里吃。有时候就只要一个汤，连菜都省了，就是这样，也感觉有经济压力。我给老婆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说，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点？比如晚餐？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去买锅碗瓢盆，我还没见到萧老板，我还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多长。
我盼望着萧老板快点过来。
在等待萧博儒回来的那十多天里，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公司除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外，还有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居然还是这间工厂的厂长。厂长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厂来，除非工厂发生什么特殊的事。那一天厂长突然回到厂里，传达村里紧急通知，说最近这一带发生霍乱，要我们加强卫生管理，预防霍乱。我一听认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事，此时此地怎会说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赞同加强卫生管理，特别是马路对面那些小餐馆的卫生管理，不要说霍乱，就是染上个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过了两天，厂长说的话得到间接证实。宝安区卫生部门下来强行发药，每人必须服用二十颗四环素。我从没服用过四环素，并且我知道这药不是好东西，因为我见过四环素牙，但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霍乱，只好吃了。厂长自己也吃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没吃我不知道。
厂长是本村的一个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没结婚，据说还没有男朋友。人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觉得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她待我蛮客气，至少比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气，喜欢跟我聊天，谈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数家珍。说实话，有这么个厂长经常来聊聊天，我的感觉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厂长的相貌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人的感觉可能是互相的，厂长对我印象好像也不错，因为自从我上次与她聊过天之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办公室。后来我专门打听了一下，凤凰冈的每个厂都有一个这样的厂长，统一由村里指派，专门协助台湾厂处理办暂住证和社会治安一类的事，我感到像是村里派到厂里的书记。“书记”的工资由各工厂发，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点。“书记”当然不是靠这点钱生活，听说村民们每年都发很多钱，按人头发，在工厂里兼任厂长的工资只能算是外快。村民们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现在和张国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楼，至少一栋，楼高四到八层，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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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我按时来到工厂。张先生早晨上班前将工人结合在一起，由他训话。看样子他天天如此，给工人训话使他不像台湾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说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人对工人训话是什么样子，但日本人的样子我知道，电影电视里都有。
我可以不参加他们训话的，但是想想还是低调点，先给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列队。他并没有向工人们介绍我，这也不能怪他，他该怎样介绍呢？虽说人不可惟貌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参加到队伍里，工人们并没有将我视为他们同类，就像我第一天出现在恒基饭堂里时工人也没有谁认为我也是工人一样。所以也用不着张国良介绍。
训话完毕开始上班。我观察了一下，整个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三大工序。第一道是备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装配。与恒基相比，虽然行业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却惊人的相似，由此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基本生产工序可能都是一样的。和恒基一样，宏大的关键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设备是车床和冲床。车床要求精度高，车大了车小了都不行，冲床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出工伤事故。第三道工序技术性最强，花鼓装紧了装松了都不行。我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认真看了，发现这个张国良生产安排基本合理，明显是个内行，比恒基公司的副经理懂行，文化素质也比那边的香港师傅高些，这从开工前的训话就可看出。
我来到写字楼，张国良冷淡而不失礼貌，随手一比划，说：反正没人，随便你坐哪里。我说行，谢谢！然后就在中间的一张位置上坐下。
张国良说得对，写字楼里是没什么人，整个管理人员就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厂，俩管理人员也够，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个会计吧？带着这个疑问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会计是有的，但是是兼职的，兼职会计就是张国良的女朋友。从工作量来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我看她几天才记一次账，而且通常是张国良在外边有应酬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她才记账，但是从工作关系及财务制度上考虑，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俩口子怎能一个当经理一个做财务呢？显然不妥，但我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萧老板没来，我也闹不清萧博儒张国良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与宏大公司的关系，说什么说？对谁说？
就我自己来说，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条件比恒基要好，毕竟是享受台湾人的待遇。从这一点看，那个洗头妹至少说对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里没有食堂，工人下班后就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打饭，每份一块五，居然多少还有点肉，我实在不敢吃。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会吃这种饭的，说句难听的话，这种饭实在也不像人吃的，其卫生条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实上，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几乎见他们天天在外面有应酬，好像很有规律，到时候就走了，从凤凰冈到西乡，骑大霸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的应酬是从来不会叫上我的，好象不是看不起我这么简单，而是有意回避我。为什么要有意回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饭还是要吃的，于是我就只好像第一天刚来的时候一样，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餐馆里吃。有时候就只要一个汤，连菜都省了，就是这样，也感觉有经济压力。我给老婆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说，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点？比如晚餐？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去买锅碗瓢盆，我还没见到萧老板，我还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多长。
我盼望着萧老板快点过来。
在等待萧博儒回来的那十多天里，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公司除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外，还有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居然还是这间工厂的厂长。厂长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厂来，除非工厂发生什么特殊的事。那一天厂长突然回到厂里，传达村里紧急通知，说最近这一带发生霍乱，要我们加强卫生管理，预防霍乱。我一听认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事，此时此地怎会说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赞同加强卫生管理，特别是马路对面那些小餐馆的卫生管理，不要说霍乱，就是染上个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过了两天，厂长说的话得到间接证实。宝安区卫生部门下来强行发药，每人必须服用二十颗四环素。我从没服用过四环素，并且我知道这药不是好东西，因为我见过四环素牙，但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霍乱，只好吃了。厂长自己也吃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没吃我不知道。
厂长是本村的一个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没结婚，据说还没有男朋友。人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觉得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她待我蛮客气，至少比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气，喜欢跟我聊天，谈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数家珍。说实话，有这么个厂长经常来聊聊天，我的感觉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厂长的相貌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人的感觉可能是互相的，厂长对我印象好像也不错，因为自从我上次与她聊过天之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办公室。后来我专门打听了一下，凤凰冈的每个厂都有一个这样的厂长，统一由村里指派，专门协助台湾厂处理办暂住证和社会治安一类的事，我感到像是村里派到厂里的书记。“书记”的工资由各工厂发，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点。“书记”当然不是靠这点钱生活，听说村民们每年都发很多钱，按人头发，在工厂里兼任厂长的工资只能算是外快。村民们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现在和张国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楼，至少一栋，楼高四到八层，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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