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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噢，这个我想知道曾柳英信佛信到什么程度。比如只是心里信，还是直接加入佛教协会，参加法事活动等等。”
“这个好像没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气，因为我根本没有问英姑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肯定。
“这个很重要吗？”我问。
老吴没有立刻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而是停顿了一下，我隐隐约约好像还听见他在那头有个轻微咂嘴的声音。
这样吧，”老吴说“我先给导师打个电话，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好吧。”我说。
过了一会儿，老吴把电话打过来，但是并没有与我讨论曾柳英信佛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问题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只是问：“教授想直接跟你通电话，可以吗？”
我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就说：“可以，没问题。”
还没有等问是我打过去还是他导师打过来，老吴那边说了声“那我让他打给你吧”就先把电话挂了。
老吴的导师我是认识的。但我不敢肯定他还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上次我没敢对老吴说。说了，怕万一对方不记得我了，老吴不是怀疑我吹牛吗？
5年前，2000年春节刚过，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银企合作研讨会，和老吴的老师在亮马河饭店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并且做过交谈，但当时我呈给这个著名学者的名片是深圳某投资公司总经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了，他也很难把当年投资公司总经理和如今的一个作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干脆不说了。
等了大约5分钟，北京的电话打过来。照例，双方先是寒暄了几句。我本来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暂交往的，但是一说上话，忘了，还是说了。一说，教授果然记得上次那个研讨会，并且还说记得我这个人，说我高高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东北人。教授这样一说，我就相信他是真记得我，因为同样的话，他当时就说过。既然如此，那么我和教授也算是老熟人了，在后面的交谈中，彼此少了客套与拘谨。
教授不愧是著名学者，习惯调查研究，善于聆听来自基层的意见，具体表现就是他先不说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我说，让我谈谈自己的观点，谈谈对一个党员同时也吃斋信佛的看法。
我刚开始拘谨，不想说，想听他说，但到底没有他沉住气，经不起教授的鼓励，还是说了。
我说：“我看可以。当年共产党员还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包括毛主席都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今天一个普通党员，在不影响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吃斋信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看客观效果，看怎么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当年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其实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那样做对我们党的建设与发展有利，现在共产党员个人吃斋信佛，我看也是这样，至少，吃斋信佛的党员不会去伤天害理贪污腐败，不会成为人民的败类。就说这个英姑，也就是曾柳英，她既吃斋信佛，同时也是党员，而且是模范党员。不但自己做好事做善事，行善积德，而且还时刻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人民群众的疾苦，带领一帮人组成‘爱心一族’，大家一起做好事献爱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需要帮助的人心坎上，不是很好吗？佛教上说普度众生，共产党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矛盾。现在党中央提出要构筑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吃斋念佛的人多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所以我认为可以。”
教授和他的学生老吴不一样。老吴在我说话的时候，喜欢“哼、喔、对、是”表示喝彩，或在表示他在认真听，但是教授不是，教授在我发表“宏论”的时候，一声不吭。突然，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听，或者怀疑他是不是非常不赞成我的观点，但出于礼貌，不好立刻反驳，所以只好保持沉默罢了。
我突然不说了。
“你说你说，我在听呢。”教授见我停了，鼓励说。
但是，我说话是需要语氛的，喜欢一口气说完，如果中途遇上什么缘故停下了，相当于语氛断了，再接往往接不上。
“没了。”我说。
“没了？”教授问。
“没了。”我重复。
教授停顿了蛮长时间，像是在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也像是在想他自己将要说的话。教授这样想了一会儿，说：“你讲得有一定道理。最近我和一些同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公民的信仰问题。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确实像你所说的，凡是信仰宗教的，除少数邪教之外，凡是真正信仰宗教的公民，做事情都有底线，基本上都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安分守己的。而老百姓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构筑和谐社会。但是，我们共产党又是无神论者，所以，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我们是不鼓励不提倡老百姓信教的，至于在文革十年，更是不允许老百姓信教的。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如今在我国老百姓当中，信教的成了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这种现实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和道德底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今造假的这么多，我看与没有信仰有一定的关系。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约束的。你是作家，当然知道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对人的行为约束，光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是成本过高的，所以，还必须依靠道德和精神约束，而且更主要的是靠精神约束。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和你基本上一致，赞同适当鼓励普通老百姓有信仰。像你说的，实事求是地看，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有好处，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对我们构筑和谐社会有好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本身，我觉得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假如仅仅是吃斋信佛，‘佛祖心中留’，而不是正儿八经地加入教会，不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我觉得未尝不可。反之，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想再麻烦你一下，如果方便，你去曾柳英那里再仔细了解了解，了解她吃斋信佛属于哪种情况。是仅仅是受她母亲影响吃斋念佛烧烧香呢？还是已经入教或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了。你看好不好？”
我当然应承。无论是出于对教授的尊敬，还是出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我都很乐意再去沙井，再去探访英姑。
教授见我应承，非常高兴，又补充对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带有普遍性。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断发展的，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还说我们要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最后教授还提醒我只是去了解，尽量不要干预，甚至不要做出评价。我自然是应承。
> “啊，噢，这个我想知道曾柳英信佛信到什么程度。比如只是心里信，还是直接加入佛教协会，参加法事活动等等。”
“这个好像没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气，因为我根本没有问英姑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肯定。
“这个很重要吗？”我问。
老吴没有立刻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而是停顿了一下，我隐隐约约好像还听见他在那头有个轻微咂嘴的声音。
这样吧，”老吴说“我先给导师打个电话，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好吧。”我说。
过了一会儿，老吴把电话打过来，但是并没有与我讨论曾柳英信佛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问题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只是问：“教授想直接跟你通电话，可以吗？”
我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就说：“可以，没问题。”
还没有等问是我打过去还是他导师打过来，老吴那边说了声“那我让他打给你吧”就先把电话挂了。
老吴的导师我是认识的。但我不敢肯定他还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上次我没敢对老吴说。说了，怕万一对方不记得我了，老吴不是怀疑我吹牛吗？
5年前，2000年春节刚过，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银企合作研讨会，和老吴的老师在亮马河饭店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并且做过交谈，但当时我呈给这个著名学者的名片是深圳某投资公司总经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了，他也很难把当年投资公司总经理和如今的一个作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干脆不说了。
等了大约5分钟，北京的电话打过来。照例，双方先是寒暄了几句。我本来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暂交往的，但是一说上话，忘了，还是说了。一说，教授果然记得上次那个研讨会，并且还说记得我这个人，说我高高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东北人。教授这样一说，我就相信他是真记得我，因为同样的话，他当时就说过。既然如此，那么我和教授也算是老熟人了，在后面的交谈中，彼此少了客套与拘谨。
教授不愧是著名学者，习惯调查研究，善于聆听来自基层的意见，具体表现就是他先不说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我说，让我谈谈自己的观点，谈谈对一个党员同时也吃斋信佛的看法。
我刚开始拘谨，不想说，想听他说，但到底没有他沉住气，经不起教授的鼓励，还是说了。
我说：“我看可以。当年共产党员还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包括毛主席都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今天一个普通党员，在不影响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吃斋信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看客观效果，看怎么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当年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其实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那样做对我们党的建设与发展有利，现在共产党员个人吃斋信佛，我看也是这样，至少，吃斋信佛的党员不会去伤天害理贪污腐败，不会成为人民的败类。就说这个英姑，也就是曾柳英，她既吃斋信佛，同时也是党员，而且是模范党员。不但自己做好事做善事，行善积德，而且还时刻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人民群众的疾苦，带领一帮人组成‘爱心一族’，大家一起做好事献爱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需要帮助的人心坎上，不是很好吗？佛教上说普度众生，共产党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矛盾。现在党中央提出要构筑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吃斋念佛的人多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所以我认为可以。”
教授和他的学生老吴不一样。老吴在我说话的时候，喜欢“哼、喔、对、是”表示喝彩，或在表示他在认真听，但是教授不是，教授在我发表“宏论”的时候，一声不吭。突然，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听，或者怀疑他是不是非常不赞成我的观点，但出于礼貌，不好立刻反驳，所以只好保持沉默罢了。
我突然不说了。
“你说你说，我在听呢。”教授见我停了，鼓励说。
但是，我说话是需要语氛的，喜欢一口气说完，如果中途遇上什么缘故停下了，相当于语氛断了，再接往往接不上。
“没了。”我说。
“没了？”教授问。
“没了。”我重复。
教授停顿了蛮长时间，像是在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也像是在想他自己将要说的话。教授这样想了一会儿，说：“你讲得有一定道理。最近我和一些同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公民的信仰问题。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确实像你所说的，凡是信仰宗教的，除少数邪教之外，凡是真正信仰宗教的公民，做事情都有底线，基本上都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安分守己的。而老百姓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构筑和谐社会。但是，我们共产党又是无神论者，所以，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我们是不鼓励不提倡老百姓信教的，至于在文革十年，更是不允许老百姓信教的。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如今在我国老百姓当中，信教的成了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这种现实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和道德底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今造假的这么多，我看与没有信仰有一定的关系。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约束的。你是作家，当然知道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对人的行为约束，光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是成本过高的，所以，还必须依靠道德和精神约束，而且更主要的是靠精神约束。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和你基本上一致，赞同适当鼓励普通老百姓有信仰。像你说的，实事求是地看，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有好处，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对我们构筑和谐社会有好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本身，我觉得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假如仅仅是吃斋信佛，‘佛祖心中留’，而不是正儿八经地加入教会，不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我觉得未尝不可。反之，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想再麻烦你一下，如果方便，你去曾柳英那里再仔细了解了解，了解她吃斋信佛属于哪种情况。是仅仅是受她母亲影响吃斋念佛烧烧香呢？还是已经入教或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了。你看好不好？”
我当然应承。无论是出于对教授的尊敬，还是出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我都很乐意再去沙井，再去探访英姑。
教授见我应承，非常高兴，又补充对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带有普遍性。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断发展的，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还说我们要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最后教授还提醒我只是去了解，尽量不要干预，甚至不要做出评价。我自然是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