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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昂。”
说到这里，他分别背诵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各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的在狱咏蝉一首—“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张庚背完以后，对我说：“诒和，你看！骆宾王写这诗的时候，正值被诬下狱。他借蝉自况，抒发幽愤。但调子不低沉，寄托遥深，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气。到了盛唐，这股气就飞扬起来。这在边塞诗里表现得很突出。高适，岑参且不说，王昌龄写过两首青楼曲。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四句—‘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诗人虽是从少妇眼里写远征凯旋之状，却自有一股豪情在内。”
我吃惊于他对诗的熟悉，更惊异于他对诗的记忆。
接着，张庚又背诵中唐诗人的作品。第一首是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天。”第二首是韦应物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之后，他说：“诒和，这两首诗尽写相思别离，情意浓挚，却又模糊迷离。因为进入中唐，诗在气韵上发生了变化。”
说到晚唐，张庚又一连背了三首诗。有温庭筠、杜牧和刘禹锡的杨柳枝。他最后背诵的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吟罢，老人很感慨地说：“李商隐的乐游原是绝佳之作，但已无气，透出的都是对衰暮之美的叹息了。”
我认真地听，明白他的讲解，却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茫然。遂道：“不同阶段的唐诗里，都有一股气贯注其间。盛唐的气最盛，晚唐气已衰。”
我问：“这气是怎样形成的？”
张庚笑了，说：“这股气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个一代英主李世民。这就是在封建王朝，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出大成就的条件。”
说到张庚的性格，似乎用一句话很难概括。他那张不怎么可亲的面孔和脸上常挂着的严峻神色，让人觉得难以沟通和交流。所以，与他长期共事的人可以讲述他的学术成就，却很难描述他的行为举止。我则是一步一步接近他的，是通过一件一件小事认识他的。
我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就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三种人”“三种人”之一种，是指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在研究院工作的一个男青年（后调至其他单位），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受到清理。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打过张庚。专案组人员找到了张庚，作最后的印证。
问老人家：“黄xx，是不是打了你？”
张庚沉默。
再问。
张庚答：“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我记不清了。”
如此回答，令同事们惊诧。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张庚是知道黄xx打过自己的。
这样的慈悲宽厚，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问张庚：“事情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说‘记不清’？”
张庚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
1984年，全国剧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选举的结果是——原来的专职副主席xx落榜，而从未做过官的吴祖光当选。如此一上一下，轰动剧坛。会后，xx四处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责“剧协存在一个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动。”
张庚闻讯后，径直找到xx，开门见山地说：“xx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情况。我们剧协和作协（即中国作家协会）不同。作协从30年代开始，就有宗派，而且这种宗派活动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延续直今。但戏剧界没有，这是很难得的。请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番话对xx来说，真可谓出乎意料——在他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说完话的张庚已飘然而去。
这种出乎意料的话，张庚说过许多。记得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大家讨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戏曲所里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在‘公’字的旗号下，无不为‘私’字而奔走。在无限忠于党的同时，随时准备出卖朋友”
没容他讲完话，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拍案而起，喝道：“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
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xx讲的话有些道理。”散会后，有人感叹道：“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
1986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十二层楼的房子里，脱离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戏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60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干，更没有出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
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自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眼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此后，张庚再没有管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作家出身的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生活培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高高在上”
也不知什么时候，戏剧界搞起了评奖。先是剧协搞，设立了梅花奖，曹禺奖。后来文化部也搞，设立了文华奖。再后来宣传部也搞，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登时，戏剧界沸腾了，热闹了。演员、导演、编剧、作曲、舞美一齐朝它飞奔而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兴给评委送礼了。最初的礼物是土特产，后来升级为红包。当然，不是每个评委都送。送能送的，不送不能送的，张庚属于后者。一次，广西的某个剧团进京演出，由广西有名的老演员挂帅。剧团做东，在一家餐厅与首都戏剧界见面。宴毕，广西的一个同志给每位北京来宾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所有的人都明白那里面装的是啥，故无人拆看。递到张庚的面前，老人家还以为是戏票、通知之类的东西，便打开了：原来是二百元人民币。
张庚把钱和信封往餐桌上一扔，对坐在自己身边的广西一号女演员说：“xx同志，你请我们吃了饭，怎么还要送钱？”
xx同志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大家都愣在哪儿，场面尴尬又有趣。
张庚丢下信封走了。
后来，送红包的方式有所改进，改进为送到评委家中。一个冬日的周末，我在张庚家里吃晚饭——涮羊肉。饭后约八点来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一个相貌清秀、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站立在门口。脸色疲惫，神态胆怯的她，自报家门：“我叫xxx，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想拜望张老。”
我忽然想到：眼下正值评奖前夕，她恐怕是为奖而来。于是，本打算告辞的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张庚夫妇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我则坐在紧挨着客厅的书房里，隔墙旁听。
xxx说：“我快满四十五岁了，想参加这次梅花奖的评选。”
梅花奖的评选规则是限于四十五岁以下的演员参评，故张庚夫妇一致鼓励她参评。这个女演员说，自己已经报了名，剧院领导也很支持。但是，她发现一起参评的演员都在走“门子”送红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员，有剧团、文化厅（局）的支持，开着公车，拿着评委的家庭地址联络图积极奔走，且出手大方。而自己则腰无分文，剧院也是一贫如洗。院长对她说：“咱们连发工资都困难，哪儿有钱送评委？”话说到此，这个女演员的声音已带了“哭腔”
这时，我只听见张庚问：“那些参评的演员是不是都在送钱，送礼？”
对方怯生生答：“是的，个个都在送。”
张庚大声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没有送。你回去安心准备演出。把戏演好了，不用送礼，肯定也能获奖。”
“张老，真的是这样吗？”
张庚没有做出回答，只是说天色已晚，气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个多月后，梅花奖揭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员评上了。名次是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数第二、三的位置。
文华奖是政府奖，分量自然比梅花奖重得多，评委会的规模与结构也更为庞大。主任由一个爱好戏剧、喜欢演员的副部长亲自担纲。评委多由文化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文化部的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戏剧处处长、副处长、直属院团领导，还有来自外省文化厅的厅长、副厅长。张庚和另外一两个专家被聘为顾问。
这个奖因官方色彩而受到普遍重视，竞争激烈，评议也激烈。张庚看戏认真，评戏也认真。他对于只看重内容，一味强调题材的倾向是不满的，认为戏曲创新已经到了必须讲究形式的阶段。然而，评选的结果令他失望，一连两天的情绪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出席一个什么会。散会时，他对也是文华奖顾问的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明年的文华奖若再叫我当顾问，我是不接受的。所谓的听取专家意见，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还是长官意志。”
那位同事对张庚的观点非常认同，也当即表态，自己明年也不参加了。第二年，我发现只有张庚不是顾问。别人仍在以当文华奖评委、顾问为荣。
生活中的张庚，态度安详，表情有些漠然，却不忧郁。目光散散的，说话的语调低缓。前额的皱纹和略微下垂的嘴角，总显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疲惫。而掩盖于安详神态朴实外表之下的，是火，是爱，是热情。
张庚出生在湖南长沙，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重孙女，习诗书，通文墨。年幼的张庚，是从母亲那里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父亲姚源纶虽官宦出身，却是个吟走文人。他不谋职当差，不存恤妻小，一生无所作为，浪迹天涯。一九五o年，仍不肯就范于社会规则的他，就范于家庭。他厨艺高超，一日三餐亲自掌勺。当家人津津有味地吃饭，他就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戏文，读唱本。父子之间淡如水，轻如云。然而于父亲去世入殓之际，第一颗铁钉在敲击声中钉入棺木，张庚仰天痛哭。其声哀，其情恸。那清淡似水如云的骨血关系，原是一把刺入深心的锋刃。
进入九十年代，我去张庚家里闲聊的次数越来越多。老人也寂寞。
有一次，我指着他家客厅里的两个多宝槅，说：“张老师，你这个多宝槅里配置的瓷器小摆件很不错。款式错落，颜色各异。”
老头儿听了一下子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说：“诒和，我要是不搞研究，自以为还有两件事可做。”
我说：“你都这么老了！除了研究，你还能干啥？”
张庚站起来，让我看看他陈设的几套茶具。说：“这是我摆放的。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
他得意地说：“我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室内设计。”
我大笑不止，遂问：“那第二件呢？”
张庚坐回沙发，对我说：“搞创作。”
我又笑。
等我笑够了，张庚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
“你想写自传吗？”
张庚摇摇头。
“我想写一个人。”
“写谁？”我问。
“玄奘。”
我暗自吃惊：怎么和我翦伯伯（伯赞）晚年的心思一模一样？便再问：“你为什么要写他呢？”
他告诉我，自己这辈子最钦佩的人，就是玄奘。
我说：“你是共产党员，最该钦佩的人当是马克思才对。”
张庚说：“这事和政治思想无关。我对玄奘的兴趣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并保持到今天。可惜一直没有时间。等我彻底闲下来，就一定去做。”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玄奘的一生。并说：“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险阻艰难，百折不回。这就是我特别尊敬和钦佩的人了。”
我一直等着他闲下来。但到死，张庚也都没有闲下来。
玄奘没能来到他的笔下，却一直搁在他的心里。有时，我觉得他的精神就很像玄奘。
张庚是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延安。他的理论著述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每年的五月，张庚都要撰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重申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他在理论上，也是懂得政治的。我平素在私人场合就听他讲过一些很精辟的政治见解。比如，在议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张庚一语惊人。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改造。农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銮殿，就干他娘娘。”但进入现实环境，张庚的政治表现常常又不怎么杰出。可以说，他一直是戏剧界右倾思想的代表。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泽东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张庚却不识时务地为戏剧的正规化、专门化辩护，在戏剧系按斯坦尼体系教学，排演日出等大戏，并说“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六十年代，关于“封建道德问题”的一场讨论，由于坚持“封建道德的全民性、继承性”等观点而被戏剧报批判了整整三年。后被弄到徐水的一个县，去当个县委副书记。“文革”中，张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检查，抄家，劳动。到了七十年代，由于他不明党内斗争的底细，在批邓运动中由别人代笔写了一篇批邓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久邓大人复出，他又不像同写批判文章又同登于一版的名医学习，及时道歉自责。总之，张庚一生屡遭贬斥，长期被权势冷落，好在他始终没有多少仕途之想。学术研究是他的最佳生活方式。他曾对我说：“如果开一整天的会，没有写字读书，我就觉得这一天是浪费了，心里很别扭。”
张庚在世时，我们曾经认为老学者应该给年轻学子腾腾地儿，挪挪窝儿。现在他走了，腾了地儿，挪了窝儿，却无人能填补，亦无人可企及。留下的，是永远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他的经历和著述，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追求和挣扎。在这动荡纷乱的时代，身处风云变幻之中，张庚始终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与价值。面对说不尽的太平盛世和看不够的繁华夜景，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物质主义的重压下，早已没有了灵魂的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生从未红火过的张庚，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再说，具有学术震撼力的巨响，可以是沉寂。陈寅恪是沉寂的，钱锺书也是沉寂的。
张庚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知识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处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使他们对现实社会无比关注，热血沸腾地投身其间，义无返顾地担当起匹夫之责。然而，他们的真正兴趣志向在于埋头学问，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无须假于政治或仕途以求名利。这样，他和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入世，即脚踏政治、学术两只船，游弋于学海、宦海之间。而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碰撞、磨擦，不但使他们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且给他们人生带来许多的遗憾和精神苦闷。所以，以一种颜色，去涂抹他们的底色，都是不行的。
不错，张庚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信奉者。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和为这个目标所付出的全部心血，说明在灵魂深处他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人生不朽是文章”而这，才是他底色中的主色。你是一朵鲜花也好，你是一株野草也罢，当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张庚是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的。
2000年春，我的丈夫（马克郁）身患绝症。我在绝望与希望中徘徊，他在挣扎和放弃中穿梭。二十载平淡夫妻，在这最后的岁月进入了痛绝空无之境。一年后，花正飘落之际，丈夫最后拉了拉我的手，叫了声“小愚”倒在去医院的路上已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接触死亡，但这一次我深感天命之不可强求。
我独自归家，对着同样落泪的小狗，生离死别，一时尝尽。入夜，春风如丝，泪水如雨。一个孤立无援的我，已无法承受那四面涌来的感情。
突然，有人叩门。张庚的夫人张玮，素衣裹身，带着白菊，站立在我的面前。
我说：“这么晚了，还来？”
她答：“是你的老师一定要我来的。”说罢，递给我一封信。是张庚写的，那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劝慰之语。张庚因患眼疾，连电视都已不能看了。这信，不知是怎样写的？又写了多久？
后来，我又得知：张庚下午听到噩耗，十分难过。
张玮宽慰他说：“诒和很坚强。”
张庚半纠正、半补充地说：“她还很重感情！”
我嚎啕大哭。原来，心是可以触摸的，片言只语，可使人魂悸魄动。
处在绝境中的我拿起了笔，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第一篇、第二篇稿子，我送给张庚，请予指正。文章是由张玮读给张庚听的。夫人读罢，说：“我要劝劝诒和，别写从前的事了，人太痛苦。还是向前看吧。”张庚摇头，说：“你是劝不了她的，她是一定要写的。”
2003年，张庚病重住进了医院。一进去，院方即问：（患者）是一线？还是二线的？没两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副委员长要来这里探视另一个病人。为了安全，把已经昏迷、且切开喉管的张庚从病房里拉出来，塞进另一个房间，等我们的人民公仆走后，再又推回原位。我和同事们听了，除了愤怒，还能怎样？老延安敌不过新权贵。
生与死的距离，原本就是很微小，一口气就能跨越过去。一个秋日，张庚踏上了归途，捐出自己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份力量。
“叶落人何在，寒云路几层”这个世界熙熙攘攘，大家各自忙碌，很少知道心中所想。张庚在我心里，是一位白发皤然的得道高僧，而我是一个永难阐悟人生真谛的愚钝弟子。如今，我们这些学生也年华老去，来日无多。但我们应像他那样，不妄求，不苟取，望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去。
2004年2月初稿于香港中文大学
3月定稿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1]张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1911年1月22日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毕业于长沙楚怡学校，后进入武汉黄埔七分校。当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1931年在武汉参加左翼剧联武汉分盟，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剧联常委。在此期间，编辑生活知识等刊物，撰写戏剧理论文章，并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了话剧秋阳。抗日战争爆发，率蚁社流动演出队沿江演出。1938年到达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6年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编辑人民戏剧月刊。1949年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戏曲学会会长。先后担任戏剧报文艺研究主编。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03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2岁。著有戏剧概论戏剧艺术引论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新歌剧论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戏曲艺术论等。主持和主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戏曲选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艺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志张庚文录等。
[2]李康华中国大陆话剧现况，刊于明报月刊第14卷第1期，1979年1月号。
[3]中国艺术研究院从1978年至2003年期间，办公地点为北京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故戏剧界习惯性地将张庚及其领导的戏曲研究队伍，称之为前海学派。
[4]周贻白（1900-1977）原名周炳垣，一作夷白，曾名一介，慕颐，笔名六郎，剑庐，云谷，湖南长沙人。幼年丧父，少年辍学。做过文明戏、湘剧、京剧、杂技演员。1927年参加南国社，1929年至1934年在福建泉州、厦门等地教授国文。1935年与阿英同组新艺话剧团，嗣后在中国旅行剧团及新华、金星影业公司等处从事话剧、电影剧本创作。在上海美专、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国文。1949年前著有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中国戏剧小史，编写朱仙镇李香君花木兰红楼梦等影剧作品。1950年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著有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国戏曲论丛中国戏曲论集戏曲演唱论著辑释等。
[5][6]资中筠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刊于随笔2003年第1期。
[7]目连戏，为中国戏曲传统剧目中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大小戏的统称。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流传最广泛、历史最悠久的剧目。傅相一家三代为佛徒。傅相死后，妻刘青提（又名刘四娘）破戒杀生，大开五荤。刘死后被打入阴曹，受苦刑惩罚。其子傅罗卜（即目连）前往西方求祈佛祖，佛祖赐"盂兰盆经"和锡杖，以救其母。目连历尽艰险，游遍地狱，寻母劝善，后一家团圆。唐代敦煌宝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是现存最早的说唱本。后有明代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清代张照劝善金科。四川的川剧高腔，湖南的湘剧、祁剧、辰河戏，福建的莆仙戏，江西的弋阳腔，浙江调腔和绍剧都有目连戏。鲁迅文章里所提及的女吊、男吊、无常均为绍剧目连戏。
[8]傩戏既是为请神敬祖的祭祀，又是为驱灾疫、祈吉祥的活动。由于这种活动带有戏曲的形式，故祀神又娱人。演出以氏族为单位，由宗族内部选派男丁扮演，无职业班社和专业艺人。轮流到各村镇祠堂演出，扮演者均戴木制或皮制、纸制彩绘面具（俗称"面子"），表演古朴粗犷，颇具古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傩戏宗族活动有迷信色彩，曾单独以傩舞演出，作为民间艺术节目，参加业余文艺会演。近年来在广大民间，每年仍然沿旧习演出，但对有迷信色彩之迎神、送神、请神等活动，皆有所减免。
子昂。”
说到这里，他分别背诵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各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的在狱咏蝉一首—“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张庚背完以后，对我说：“诒和，你看！骆宾王写这诗的时候，正值被诬下狱。他借蝉自况，抒发幽愤。但调子不低沉，寄托遥深，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气。到了盛唐，这股气就飞扬起来。这在边塞诗里表现得很突出。高适，岑参且不说，王昌龄写过两首青楼曲。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四句—‘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诗人虽是从少妇眼里写远征凯旋之状，却自有一股豪情在内。”
我吃惊于他对诗的熟悉，更惊异于他对诗的记忆。
接着，张庚又背诵中唐诗人的作品。第一首是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天。”第二首是韦应物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之后，他说：“诒和，这两首诗尽写相思别离，情意浓挚，却又模糊迷离。因为进入中唐，诗在气韵上发生了变化。”
说到晚唐，张庚又一连背了三首诗。有温庭筠、杜牧和刘禹锡的杨柳枝。他最后背诵的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吟罢，老人很感慨地说：“李商隐的乐游原是绝佳之作，但已无气，透出的都是对衰暮之美的叹息了。”
我认真地听，明白他的讲解，却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茫然。遂道：“不同阶段的唐诗里，都有一股气贯注其间。盛唐的气最盛，晚唐气已衰。”
我问：“这气是怎样形成的？”
张庚笑了，说：“这股气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个一代英主李世民。这就是在封建王朝，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出大成就的条件。”
说到张庚的性格，似乎用一句话很难概括。他那张不怎么可亲的面孔和脸上常挂着的严峻神色，让人觉得难以沟通和交流。所以，与他长期共事的人可以讲述他的学术成就，却很难描述他的行为举止。我则是一步一步接近他的，是通过一件一件小事认识他的。
我刚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就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理“三种人”“三种人”之一种，是指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在研究院工作的一个男青年（后调至其他单位），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受到清理。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打过张庚。专案组人员找到了张庚，作最后的印证。
问老人家：“黄xx，是不是打了你？”
张庚沉默。
再问。
张庚答：“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我记不清了。”
如此回答，令同事们惊诧。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张庚是知道黄xx打过自己的。
这样的慈悲宽厚，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问张庚：“事情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说‘记不清’？”
张庚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
1984年，全国剧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选举的结果是——原来的专职副主席xx落榜，而从未做过官的吴祖光当选。如此一上一下，轰动剧坛。会后，xx四处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责“剧协存在一个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动。”
张庚闻讯后，径直找到xx，开门见山地说：“xx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情况。我们剧协和作协（即中国作家协会）不同。作协从30年代开始，就有宗派，而且这种宗派活动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延续直今。但戏剧界没有，这是很难得的。请你注意这个问题。”
这番话对xx来说，真可谓出乎意料——在他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说完话的张庚已飘然而去。
这种出乎意料的话，张庚说过许多。记得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大家讨论在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戏曲所里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在‘公’字的旗号下，无不为‘私’字而奔走。在无限忠于党的同时，随时准备出卖朋友”
没容他讲完话，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拍案而起，喝道：“你这简直是反动言论！”
全场愕然。
这时，只见张庚摆摆手，要那个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对他说：“我看xx讲的话有些道理。”散会后，有人感叹道：“看来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龄。”
1986年前后，研究单位开始了评职称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国，不提级，不当官，却非常重视评职称。由于评议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大家对结果不满。我写了封公开信，表达了这种不满。不想，这信把一座恭王府搅得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庚接到了信，立即召开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会上，他首先讲话。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住在十二层楼的房子里，脱离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们的实际情况。虽然我没有参加戏研所里评职称的事，但我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想听你们的意见。特别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中年人，姓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他严肃地说：“张老，我60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栾。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住房窄，工资低，没有提干，更没有出国，这些我都能忍。但是评职称不同，是学术范畴的事，更是对我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码的公开和公正。同时，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栾。”
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张庚自始自终都在认真地听。谁发言，他的眼睛就瞅着谁，诚挚又专注。最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说：这件事他是要负责任的。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此后，张庚再没有管那个姓栾的叫小栾了，而我们却还是小栾小栾地叫着。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作家出身的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生活培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高高在上”
也不知什么时候，戏剧界搞起了评奖。先是剧协搞，设立了梅花奖，曹禺奖。后来文化部也搞，设立了文华奖。再后来宣传部也搞，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登时，戏剧界沸腾了，热闹了。演员、导演、编剧、作曲、舞美一齐朝它飞奔而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兴给评委送礼了。最初的礼物是土特产，后来升级为红包。当然，不是每个评委都送。送能送的，不送不能送的，张庚属于后者。一次，广西的某个剧团进京演出，由广西有名的老演员挂帅。剧团做东，在一家餐厅与首都戏剧界见面。宴毕，广西的一个同志给每位北京来宾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所有的人都明白那里面装的是啥，故无人拆看。递到张庚的面前，老人家还以为是戏票、通知之类的东西，便打开了：原来是二百元人民币。
张庚把钱和信封往餐桌上一扔，对坐在自己身边的广西一号女演员说：“xx同志，你请我们吃了饭，怎么还要送钱？”
xx同志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大家都愣在哪儿，场面尴尬又有趣。
张庚丢下信封走了。
后来，送红包的方式有所改进，改进为送到评委家中。一个冬日的周末，我在张庚家里吃晚饭——涮羊肉。饭后约八点来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一个相貌清秀、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站立在门口。脸色疲惫，神态胆怯的她，自报家门：“我叫xxx，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想拜望张老。”
我忽然想到：眼下正值评奖前夕，她恐怕是为奖而来。于是，本打算告辞的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张庚夫妇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我则坐在紧挨着客厅的书房里，隔墙旁听。
xxx说：“我快满四十五岁了，想参加这次梅花奖的评选。”
梅花奖的评选规则是限于四十五岁以下的演员参评，故张庚夫妇一致鼓励她参评。这个女演员说，自己已经报了名，剧院领导也很支持。但是，她发现一起参评的演员都在走“门子”送红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员，有剧团、文化厅（局）的支持，开着公车，拿着评委的家庭地址联络图积极奔走，且出手大方。而自己则腰无分文，剧院也是一贫如洗。院长对她说：“咱们连发工资都困难，哪儿有钱送评委？”话说到此，这个女演员的声音已带了“哭腔”
这时，我只听见张庚问：“那些参评的演员是不是都在送钱，送礼？”
对方怯生生答：“是的，个个都在送。”
张庚大声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没有送。你回去安心准备演出。把戏演好了，不用送礼，肯定也能获奖。”
“张老，真的是这样吗？”
张庚没有做出回答，只是说天色已晚，气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个多月后，梅花奖揭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员评上了。名次是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数第二、三的位置。
文华奖是政府奖，分量自然比梅花奖重得多，评委会的规模与结构也更为庞大。主任由一个爱好戏剧、喜欢演员的副部长亲自担纲。评委多由文化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文化部的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戏剧处处长、副处长、直属院团领导，还有来自外省文化厅的厅长、副厅长。张庚和另外一两个专家被聘为顾问。
这个奖因官方色彩而受到普遍重视，竞争激烈，评议也激烈。张庚看戏认真，评戏也认真。他对于只看重内容，一味强调题材的倾向是不满的，认为戏曲创新已经到了必须讲究形式的阶段。然而，评选的结果令他失望，一连两天的情绪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出席一个什么会。散会时，他对也是文华奖顾问的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明年的文华奖若再叫我当顾问，我是不接受的。所谓的听取专家意见，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还是长官意志。”
那位同事对张庚的观点非常认同，也当即表态，自己明年也不参加了。第二年，我发现只有张庚不是顾问。别人仍在以当文华奖评委、顾问为荣。
生活中的张庚，态度安详，表情有些漠然，却不忧郁。目光散散的，说话的语调低缓。前额的皱纹和略微下垂的嘴角，总显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疲惫。而掩盖于安详神态朴实外表之下的，是火，是爱，是热情。
张庚出生在湖南长沙，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重孙女，习诗书，通文墨。年幼的张庚，是从母亲那里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父亲姚源纶虽官宦出身，却是个吟走文人。他不谋职当差，不存恤妻小，一生无所作为，浪迹天涯。一九五o年，仍不肯就范于社会规则的他，就范于家庭。他厨艺高超，一日三餐亲自掌勺。当家人津津有味地吃饭，他就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戏文，读唱本。父子之间淡如水，轻如云。然而于父亲去世入殓之际，第一颗铁钉在敲击声中钉入棺木，张庚仰天痛哭。其声哀，其情恸。那清淡似水如云的骨血关系，原是一把刺入深心的锋刃。
进入九十年代，我去张庚家里闲聊的次数越来越多。老人也寂寞。
有一次，我指着他家客厅里的两个多宝槅，说：“张老师，你这个多宝槅里配置的瓷器小摆件很不错。款式错落，颜色各异。”
老头儿听了一下子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说：“诒和，我要是不搞研究，自以为还有两件事可做。”
我说：“你都这么老了！除了研究，你还能干啥？”
张庚站起来，让我看看他陈设的几套茶具。说：“这是我摆放的。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
他得意地说：“我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室内设计。”
我大笑不止，遂问：“那第二件呢？”
张庚坐回沙发，对我说：“搞创作。”
我又笑。
等我笑够了，张庚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
“你想写自传吗？”
张庚摇摇头。
“我想写一个人。”
“写谁？”我问。
“玄奘。”
我暗自吃惊：怎么和我翦伯伯（伯赞）晚年的心思一模一样？便再问：“你为什么要写他呢？”
他告诉我，自己这辈子最钦佩的人，就是玄奘。
我说：“你是共产党员，最该钦佩的人当是马克思才对。”
张庚说：“这事和政治思想无关。我对玄奘的兴趣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并保持到今天。可惜一直没有时间。等我彻底闲下来，就一定去做。”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玄奘的一生。并说：“专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终，无一日懈怠。其间无论遭遇怎样的险阻艰难，百折不回。这就是我特别尊敬和钦佩的人了。”
我一直等着他闲下来。但到死，张庚也都没有闲下来。
玄奘没能来到他的笔下，却一直搁在他的心里。有时，我觉得他的精神就很像玄奘。
张庚是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延安。他的理论著述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每年的五月，张庚都要撰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重申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他在理论上，也是懂得政治的。我平素在私人场合就听他讲过一些很精辟的政治见解。比如，在议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张庚一语惊人。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改造。农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銮殿，就干他娘娘。”但进入现实环境，张庚的政治表现常常又不怎么杰出。可以说，他一直是戏剧界右倾思想的代表。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泽东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张庚却不识时务地为戏剧的正规化、专门化辩护，在戏剧系按斯坦尼体系教学，排演日出等大戏，并说“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六十年代，关于“封建道德问题”的一场讨论，由于坚持“封建道德的全民性、继承性”等观点而被戏剧报批判了整整三年。后被弄到徐水的一个县，去当个县委副书记。“文革”中，张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检查，抄家，劳动。到了七十年代，由于他不明党内斗争的底细，在批邓运动中由别人代笔写了一篇批邓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久邓大人复出，他又不像同写批判文章又同登于一版的名医学习，及时道歉自责。总之，张庚一生屡遭贬斥，长期被权势冷落，好在他始终没有多少仕途之想。学术研究是他的最佳生活方式。他曾对我说：“如果开一整天的会，没有写字读书，我就觉得这一天是浪费了，心里很别扭。”
张庚在世时，我们曾经认为老学者应该给年轻学子腾腾地儿，挪挪窝儿。现在他走了，腾了地儿，挪了窝儿，却无人能填补，亦无人可企及。留下的，是永远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他的经历和著述，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追求和挣扎。在这动荡纷乱的时代，身处风云变幻之中，张庚始终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与价值。面对说不尽的太平盛世和看不够的繁华夜景，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物质主义的重压下，早已没有了灵魂的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生从未红火过的张庚，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再说，具有学术震撼力的巨响，可以是沉寂。陈寅恪是沉寂的，钱锺书也是沉寂的。
张庚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知识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处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使他们对现实社会无比关注，热血沸腾地投身其间，义无返顾地担当起匹夫之责。然而，他们的真正兴趣志向在于埋头学问，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无须假于政治或仕途以求名利。这样，他和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入世，即脚踏政治、学术两只船，游弋于学海、宦海之间。而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碰撞、磨擦，不但使他们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且给他们人生带来许多的遗憾和精神苦闷。所以，以一种颜色，去涂抹他们的底色，都是不行的。
不错，张庚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信奉者。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和为这个目标所付出的全部心血，说明在灵魂深处他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人生不朽是文章”而这，才是他底色中的主色。你是一朵鲜花也好，你是一株野草也罢，当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张庚是有自己的样式和表现的。
2000年春，我的丈夫（马克郁）身患绝症。我在绝望与希望中徘徊，他在挣扎和放弃中穿梭。二十载平淡夫妻，在这最后的岁月进入了痛绝空无之境。一年后，花正飘落之际，丈夫最后拉了拉我的手，叫了声“小愚”倒在去医院的路上已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接触死亡，但这一次我深感天命之不可强求。
我独自归家，对着同样落泪的小狗，生离死别，一时尝尽。入夜，春风如丝，泪水如雨。一个孤立无援的我，已无法承受那四面涌来的感情。
突然，有人叩门。张庚的夫人张玮，素衣裹身，带着白菊，站立在我的面前。
我说：“这么晚了，还来？”
她答：“是你的老师一定要我来的。”说罢，递给我一封信。是张庚写的，那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劝慰之语。张庚因患眼疾，连电视都已不能看了。这信，不知是怎样写的？又写了多久？
后来，我又得知：张庚下午听到噩耗，十分难过。
张玮宽慰他说：“诒和很坚强。”
张庚半纠正、半补充地说：“她还很重感情！”
我嚎啕大哭。原来，心是可以触摸的，片言只语，可使人魂悸魄动。
处在绝境中的我拿起了笔，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第一篇、第二篇稿子，我送给张庚，请予指正。文章是由张玮读给张庚听的。夫人读罢，说：“我要劝劝诒和，别写从前的事了，人太痛苦。还是向前看吧。”张庚摇头，说：“你是劝不了她的，她是一定要写的。”
2003年，张庚病重住进了医院。一进去，院方即问：（患者）是一线？还是二线的？没两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副委员长要来这里探视另一个病人。为了安全，把已经昏迷、且切开喉管的张庚从病房里拉出来，塞进另一个房间，等我们的人民公仆走后，再又推回原位。我和同事们听了，除了愤怒，还能怎样？老延安敌不过新权贵。
生与死的距离，原本就是很微小，一口气就能跨越过去。一个秋日，张庚踏上了归途，捐出自己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份力量。
“叶落人何在，寒云路几层”这个世界熙熙攘攘，大家各自忙碌，很少知道心中所想。张庚在我心里，是一位白发皤然的得道高僧，而我是一个永难阐悟人生真谛的愚钝弟子。如今，我们这些学生也年华老去，来日无多。但我们应像他那样，不妄求，不苟取，望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去。
2004年2月初稿于香港中文大学
3月定稿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1]张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1911年1月22日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毕业于长沙楚怡学校，后进入武汉黄埔七分校。当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1931年在武汉参加左翼剧联武汉分盟，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剧联常委。在此期间，编辑生活知识等刊物，撰写戏剧理论文章，并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了话剧秋阳。抗日战争爆发，率蚁社流动演出队沿江演出。1938年到达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6年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编辑人民戏剧月刊。1949年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戏曲学会会长。先后担任戏剧报文艺研究主编。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03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2岁。著有戏剧概论戏剧艺术引论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新歌剧论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戏曲艺术论等。主持和主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戏曲选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艺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志张庚文录等。
[2]李康华中国大陆话剧现况，刊于明报月刊第14卷第1期，1979年1月号。
[3]中国艺术研究院从1978年至2003年期间，办公地点为北京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故戏剧界习惯性地将张庚及其领导的戏曲研究队伍，称之为前海学派。
[4]周贻白（1900-1977）原名周炳垣，一作夷白，曾名一介，慕颐，笔名六郎，剑庐，云谷，湖南长沙人。幼年丧父，少年辍学。做过文明戏、湘剧、京剧、杂技演员。1927年参加南国社，1929年至1934年在福建泉州、厦门等地教授国文。1935年与阿英同组新艺话剧团，嗣后在中国旅行剧团及新华、金星影业公司等处从事话剧、电影剧本创作。在上海美专、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国文。1949年前著有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中国戏剧小史，编写朱仙镇李香君花木兰红楼梦等影剧作品。1950年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著有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国戏曲论丛中国戏曲论集戏曲演唱论著辑释等。
[5][6]资中筠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刊于随笔2003年第1期。
[7]目连戏，为中国戏曲传统剧目中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大小戏的统称。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流传最广泛、历史最悠久的剧目。傅相一家三代为佛徒。傅相死后，妻刘青提（又名刘四娘）破戒杀生，大开五荤。刘死后被打入阴曹，受苦刑惩罚。其子傅罗卜（即目连）前往西方求祈佛祖，佛祖赐"盂兰盆经"和锡杖，以救其母。目连历尽艰险，游遍地狱，寻母劝善，后一家团圆。唐代敦煌宝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是现存最早的说唱本。后有明代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清代张照劝善金科。四川的川剧高腔，湖南的湘剧、祁剧、辰河戏，福建的莆仙戏，江西的弋阳腔，浙江调腔和绍剧都有目连戏。鲁迅文章里所提及的女吊、男吊、无常均为绍剧目连戏。
[8]傩戏既是为请神敬祖的祭祀，又是为驱灾疫、祈吉祥的活动。由于这种活动带有戏曲的形式，故祀神又娱人。演出以氏族为单位，由宗族内部选派男丁扮演，无职业班社和专业艺人。轮流到各村镇祠堂演出，扮演者均戴木制或皮制、纸制彩绘面具（俗称"面子"），表演古朴粗犷，颇具古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傩戏宗族活动有迷信色彩，曾单独以傩舞演出，作为民间艺术节目，参加业余文艺会演。近年来在广大民间，每年仍然沿旧习演出，但对有迷信色彩之迎神、送神、请神等活动，皆有所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