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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面貌的变化——科尔得利俱乐部——马拉
与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相比，一七九二年的巴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再是新生的革命，而是一个被引入歧途的醉醺醺的人民，越过深渊，朝自己的命运走去。表面看来，人民不再那样吵嚷，好奇，匆忙；但他是面带杀机的。街道上，看见的只是恐惧或胆怯的面孔，为了避人耳目而悄悄沿着墙跟溜走的人，或者正在寻找猎物的闲逛者。胆怯的、低垂的目光避开你，或者尖锐的目光盯着你，猜度你的意图，洞穿你的心思。
丰富多彩的服装不见了，人们披上宽袖上衣；这种新世界的制服只是未来囚徒的最后一身衣裳。法国焕发青春时表现的社会放纵，一七八九年的自由，这种正在灭亡的、但还未达到无政府状态的任性的、乱糟糟的自由，在人民的权杖下，已经逐渐平静下来。大家觉得平民专制正在走近；确实，这种专制是年轻的、有生命力的和充满希望的，但它比过时的旧王权专制更加可怕。因为变成统治者的人民无处不在，当他变得暴虐的时候，暴君就无所不在。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提比略1的普遍存在。
1提比略(tibere，公元前四二—公元三七)：罗马第二个皇帝。
巴黎民众中混杂了南方来的暴徒；为了准备八月十日事件和九月屠杀，丹东召来了马赛人的先头部队，可以从他们的褴褛服装、黑色皮肤、卑鄙和罪恶的神态认出他们；这是另一种罪恶的神态“i女ultuvitium”2，邪恶挂在脸上。
在立法会议上，我看不到一个熟面孔：米拉波和我们的动乱的头一批偶像，或者不在了，或者失去了他们的祭台。为了接上被我的美洲之行打断的历史线索，有必要回顾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
2拉丁文。
回顾
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王逃跑，使革命向前迈进一大步。国王于同月二十五日被逮回巴黎，第一次被废黜，因为国民议会宣布它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而不需要国王批准或接受。高等法庭，在革命法庭成立之前，在奥尔良成立。从这时开始，罗兰1夫人就要求处死王后；后来，革命也将罗兰夫人本人处死。群众在马斯校场集会，反对中止国王的权力，要求对他进行审判。九月十四日接受宪法并未使事态平息。问题在于是否宣布废黜路易十六。如果作了这件事，就不会犯下一月二十一日的罪行了。法国人民对君主制和后世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反对废黜的制宪议会成员以为自己在挽救王权，而实际上他们在葬送它。那些要求废黜的人以为在葬送它，可能会挽救它。政治上，结果几乎永远与预见相反。
1政治家罗兰的妻子(参看下一节注1)。她的沙龙对当时的政治活动有极大影响，吉龙特派成员经常光顾。后来她被处死。
一七九一年九月三十日，制宪议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在此之前，五月十七日颁布的关于禁止任职期满的成员重新当选的法令，孕育了国民公会。对于普遍事物，没有比针对个人或团体的个别决定更加危险、更加无力、更加无法执行的了，即使这些决定受人尊敬也罢。
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群众社团的法令，使这些社团更加凶猛。这是制宪议会的最后一次法令；第二天，它就解散了，它留给法国的是一场革命。
立法会议俱乐部
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成立的立法会议在横扫一切的旋风中展开它的工作。动乱使各省在流血；在冈城，人们陶醉在屠杀中，并且把贝尔赞斯先生的心脏吃掉了。
国王否决了针对流亡分子的法令和剥夺未宣誓教士一切待遇的法令。这些行动更增加了混乱。佩蒂翁被任命为巴黎市长。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议员们指控流亡王储；二日，他们确定一月一日这一天为自由四年元旦。二月十三日左右，巴黎街头出现红帽子，市政府叫人制造长矛。三月一日，流亡者宣言发表。奥地利拿起武器。巴黎分裂成或多或少对立的区。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日，立法会议决定采用死亡机器；如果没有这东西，恐怖时代的判决就无法执行。人们先用死人进行试验，从中积累经验。这架机器同刽子手一样，为了它的保养，它的服务对象必须向它交付一笔钱。即使杀人机器是惩罚罪行所必需的，机器的发明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值得纪念的证明，或者毋宁说是上帝暗地实施的行动的证明，当他想改变各帝国面貌的时候。
在吉龙特派煽动下，部长罗兰1应召进入国王的参政院。四月二十日，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宣战。马拉发表人民之友，尽管他受到针对他的法令的打击。国王的德国团和贝尔赤尼团开小差。伊斯纳尔德说王室背信弃义。让梢内2和布里索3揭露奥地利委员会。由于国王的卫队被解散，发生了暴乱。五月二十八日，议会连续举行会议。九月二十日，圣安托万和圣马尔索郊区的群众强行闯入杜伊勒利宫，借口是国王拒绝批准废除神甫；国王有生命危险。宣布祖国在危难中。人们烧毁拉斐德的画像。第二次联盟节的代表到达；被马拉吸引的马赛人正在赶来，他们于七月三十日进入巴黎，佩蒂翁将他们安置在科尔得利修道院住宿。
1罗兰(一七三四—一七九三)：政治家，-一七九二—九三担任内政部长，吉龙特派的朋友。他得知他妻子被处死时自杀。
2让梢内(一七五八—一七九三)：立法会议议员，吉龙特派，后被处死。
3布里索(一七五四—一七九三)：记者和政治家，立法会议议员，吉龙特派首领之一，后被送上断头台。
科尔得利俱乐部
在全国性的讲坛旁边，竖起了两个互相竞争的讲坛：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和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讲坛；后者力量最强大，它向著名的巴黎市府提供成员和行动手段。如果巴黎市府没有成立的话，巴黎由于缺乏一个中心，也许已经分裂，各区政府也许会变成互相对立的政权。
科尔得利俱乐部设在同名修道院里；一二五九年，圣路易实施统治时，为补偿一桩谋杀罪而支付的罚款用来修建该修道院的教堂。一五九年，教堂成为最有名的神圣联盟成员的巢穴。
有些地方似乎是乱党的实验室。埃图瓦尔说(一五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已经通知德？马也纳公爵，两百名方济各会修土到达巴黎，他们正在准备武器，并同十六人团达成协议，后者每天在巴黎科尔得利修道院举行会议今天，在科尔得利修道院集中的十六人团解除武装。”因此，我们的狂热的联盟成员将科尔得利修道院当做陈尸所，让给我们的富于哲学精神的革命者。
修道院的油画、雕像和画像、纱帐和窗帘都被拆除了；满目疮痍的长方形教堂只剩下骨架和梁柱。在教堂后部的圆室，风和雨通过没有玻璃的圆花窗刮进来；教堂开会的时候，细木工的工作台充当会议主席的办公桌。工作台上摆满红帽子；每个演讲者在登上讲台之前，都要戴上这种帽子。这个讲台是用四个架子支撑而成的，一块木板放在x形架子上，好像一个临时搭成的戏台。在会议主席身后，自由神雕像旁边放着旧时的所谓司法用具，这些用具被杀人机器取代了，就像那些复杂机械被水锤扬水器所取代一样。“清洗”过的雅各宾俱乐部借用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若干设施。
演说者
联合起来进行毁灭的演说者，对于要选择的头颅和要采用的方法持不同意见。在不同魔鬼派别的口哨和喊叫的不协调的吵闹声中，他们都指责对方是无赖、骗子、强盗、杀人犯。使用的词语来自有关谋杀的词汇，借用垃圾和粪便中最肮脏的物品，或者取自男女卖淫的场所。手势使形象更加突出：一切都以本来的名字相称，带着狗的恬不知耻，带着诅咒和谩骂的亵渎和蔑视宗教的夸张。破坏和生产，死亡和生殖，通过充塞耳朵的野蛮语言，人们听到的只是这些东西。声音尖细或洪亮如雷的发言者，除了他们的对手，还受到别的东西干扰：没有修士的修道院和没有钟的钟楼有黑色小猫头鹰，它们在破烂的窗口嬉戏，希冀得到战利品；它们打断演说。人们先摇铃，希望恢复秩序，但无济于事，它们仍然叫唤着；为了让它们安静下来，人们朝它们开枪：受伤的猫头鹰掉下来，在潘德莫尼翁1中间挣扎，这是它们命中注定的结局。倒塌的屋架，瘸腿的长凳，拆毁的神职祷告席，滚在一边靠墙的圣人雕像，给穿卡马尼奥服的观众当阶梯座位；他们臭汗淋漓，浑身是泥土和灰尘，醉醺醺的，长矛靠在肩上，或者将裸露的胳膊交叉在胸前。
1潘德莫尼翁(pande摸nium)：地狱鬼魂聚会的场所。
人群中的最畸形者优先发言。灵魂和身体的残疾在我们的动乱中起了作用：受苦受难的自尊心造就—批伟大的革命家。
马拉和他的朋友
按照丑恶优先的原则，一群蛇发女魔的脑袋鱼贯而过，它们同十六妖魔混在一起。马拉出生在瑞士，德？阿尔图瓦伯爵的卫队医生，光着脚穿木鞋或钉鞋；根据他无可置疑的权利，他带头夸夸其谈。由于他在人民的宫廷里担当“小丑”角色，他带着平淡的表情和旧教育给所有面孔加上的平庸的微笑，大声叫道：“人民呀，你们必须砍掉二十七万个脑袋！”在这位街头卡利古拉1之后，上台的是不信神的鞋匠肖梅特。他之后是“路灯总检察”卡米耶—德穆兰，口吃的西塞罗，屠杀顾问，老淫棍，喜欢文字游戏和讲俏皮话的轻浮的共和党人，下流玩笑专家。他说：在六月屠杀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他同意变成斯巴达人，只要让膳食总管梅奥2掌握烹制黑羹3的方法。
1卡利古拉(caligula，一二—四一)：本名盖约？恺撒，罗马皇帝(三七—四一在位)。
2梅奥(meot)：著名的王宫膳食总管。
3古代斯巴达人吃的简单而粗劣的莱肴。
从筑伊和南特赶来的富歇4，在这些学者手下研究这场灾难。讲台下那帮聚精会神的凶残野兽当中，他像一只穿衣服的鬣狗。他嗅着血腥的气味；他嗅着驴子和刽子手的巡游队伍的香烟，一直到他被人当作强盗、无神论者、杀人犯，从雅各宾俱乐部里驱赶出来，被任命为部长。马拉下台之后，这个人民的特里布雷1变成他的主子的玩物：他们嘲弄他，竭力排挤他，朝他起哄，但这并未能阻止他成为众人的首领，登上市政府的钟楼、敲响全面屠杀的警钟，并且战胜革命法庭。
4富歇(fouche，一七五九—一八二)：法国政治家和警察组织建立者善于政治投机。
1特里布雷(tri波ulet，一四九八—一五三六)：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侍从小丑。
马拉，和“弥尔顿的罪恶”一样，受到死神的打击。谢尼埃将他奉为神明，大卫2描绘他浸在被血染红的浴缸里的情景，人们将他同福音书的神圣作者相提并论。有人为他祈祷：“耶稣的心，马拉的心；啊，神圣的耶稣的心啊，神圣的马拉的心啊！”马拉的这颗心被装在家具贮藏室珍贵的圣体盒里。在卡胡塞尔广场的草坪上为他建了衣冠冢，人们到那里参观他的半身雕像、浴盆、台灯和墨水瓶。后来，风向变了，污秽从玛瑙骨灰盒倒进另一个罐子里，扔进臭水沟。
2大卫(david，一七四八—一八二五)：法国画家。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丹东——卡米耶？德穆兰——法布尔？埃格兰蒂纳
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会议是由丹东控制和主持的；我旁听了三次或四次这样的会议。他是一个有哥特人身材的匈奴，塌鼻子，鼻孔朝天，脸上有长条的伤疤，一副宪兵面孔，加上淫荡和残忍的检察官的表情。在他的教堂的外壳里，如同在时间的框架里，丹东和他的三个男性复仇女神——卡米耶？德穆兰、马拉、法布尔？德？埃格兰蒂纳，组织了九月大屠杀。比洛？德？瓦雷纳建议在监狱放一把火，将里面的人统统烧死；另一个国民公会议员主张将所有囚犯淹死；马拉表明态度，坚持进行大屠杀。有人为受难者哀求丹东，他回答说：“我才不在乎这些囚犯哩。”他是市府公报的起草人，他敦请自由人民在外省重复在加尔默修院和修道院犯下的弥天大罪。
让我们留意历史吧：在拯救人类方面，西克斯图斯五世1可以同克雷门斯2的献身精神媲美，就像人们将马拉比作救世主一样。查理九世要求各省总督仿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3，就像丹东敦促革命者模仿九月大屠杀一样。雅各宾派是清教徒；他们以查理一世为榜样，杀死路易十六的事实再次证明这一点。由于这些罪行同伟大的社会运动混杂在一起，人们非常错误地认为，这些罪行造就革命的伟大，但罪行仅仅是革命的拙劣模仿。一些带偏见或刻板的人，由于他们的痛苦的天性，只欣赏动乱。
1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e-quint，一五二—一五九)：一五八五年至一五九年担任罗马教皇。
2克雷门斯(jacquesclement，约一五一—约一五五六)：弗兰德斯作曲家，以写宗教音乐著称。
3圣巴托罗缨大屠杀：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法国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惨遭屠杀的事件。
丹东比英国人直率，说：“我们不会审判国王，我们将把他处死。”他还说：“这些神甫，这些贵族并没有罪，但他们必须死，因为他们挡路，阻碍事物运动，妨碍前程。”这些话表面上很深刻，但没有任何精神的广度，因为这些话意味着可以不考虑无辜，可以将道德从政治中间分割出来，而后者继续存在，这是错误的。
丹东并不相信他所支持的原则；他在身上披上革命外衣只是为了发财致富。他向一个年轻人建议道：“同我们一道闹吧！你发财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承认，他之所以没有为宫廷效劳，是因为宫廷不愿意以相当的价格收买他。这是恃才傲物者和公开承认自己道德败坏的人才有的恬不知耻。他曾经是米拉波的代理人，但他比米拉波更加丑陋。他比罗伯斯庇尔高明；他同他一样，不曾在他所犯的罪行上写下他的名字。他保留宗教意识，说：“我们摧毁迷信，不是为了建立无神论。”他的激情本来是好的，仅仅因为这是激情，在人的行动中应该看到性格的作用；像丹东这样想象力丰富的罪犯，正是由于他们的言谈和行动的夸张，似乎比那些冷静的罪犯更加卑鄙；事实上，前者比不上后者。这个看法也适用于人民。从整体看，人民是诗人，他们演出或别人叫他们演出的戏剧的作者和热情演员。他们的过激并非出自天生的残酷本能，而是被演出陶醉的人群的癫狂，尤其当上演的是悲剧的时候。千真万确的是，在人民的恐怖之中，总是给画面和激动加上某种多余的东西。
丹东落进他自己设置的圈套。他徒劳地朝审判官扔面包团，勇敢和高贵地回答提问，让法庭犹豫不决，使国民公会陷入危难和恐慌，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评论那些使他的敌人变得强大的重大罪行，因为突然感到悔恨而大声叫道：“是我下令建立这个可耻的法庭的，我请求上帝和人民饶恕我！”这句话曾经不止一次被人剽窃。通常是在被移送到法庭之前，人们有必要揭露法庭的卑劣。
丹东所能做的，只是表明他对自己的死比他对他的受害者的死更加无情，将他的头扬得比挂着的屠刀更高，这正是他所作的。在恐怖时代的舞台上，他的脚黏在前一天留下的稠厚的血液中，他用他轻蔑和高傲的目光朝人群扫一眼，然后对刽子手说：“你要把我的头给人民看，它配享受这样的光荣。”丹东的头颅留在行刑者手中，而他无头的亡灵去和被砍头的受害者的亡灵为伍。这也是平等。
丹东的副祭和副助祭，卡米耶？德穆兰和法布尔？埃格兰蒂纳，以跟他们的神甫相同方式死去。在供养断头台的时代，在扣眼上交替佩戴一枚小金质断头台和一小块被砍头者的心脏的时代，在人们高呼“地狱万岁！”的时代，在人们进行血、钢和愤怒的狂欢的时代，在人们为死亡干杯的时代，在人们为了省去死时脱衣的麻烦而赤身露体跟死者共舞的时代，有必要活到出席最后的宴会，痛苦的最后戏谑。德穆兰被带到富基埃—坦维尔法庭，庭长问他：“你多少岁？”他回答道：“无套裤党耶稣的岁数。”报复的困扰迫使这些杀害基督教徒的人不断使用基督的名字。
如果忘记卡米耶？德穆兰曾经顶撞罗伯斯庇尔本人，以他的勇气弥补他的过失，那是不公正的。他发出了反对恐怖的信号。一位年轻美貌和精力旺盛的女人，使他萌生爱心，也使他产生道德力量和牺牲精神。义愤使演说家的大胆和放肆的嘲笑雄辩有力。他以凛然正气攻击他曾经帮助竖起的绞架。他言行相符，不接受死刑：他在刑车上同行刑人扭打，到刑场时已经遍体鳞伤。
法布尔？德？埃格兰蒂纳，一个流传？下来的剧本的作者，和德穆兰恰恰相反，表现得非常懦弱。神圣联盟时期巴黎的刽子手让？罗佐，因为职业原因杀死了布里松庭长，被处以绞刑；但他在绞索前显得畏葸不前。看来，人们并不能够通过杀人学会死。
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辩论证明，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我曾经目睹制宪议会在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开始毁灭君主政体；一七九二年，我在立法议员刽子手里，看见旧君主制仍然温热的尸体。他们在他们的低矮的俱乐部大厅里切开它的肚皮，将它肢解，就像持戟步兵在布卢瓦城堡的顶楼上焚烧巴拉弗雷1的尸体一样。
1巴拉弗雷(balafre)：即亨利一世(一五五—一五八八)，被亨利世叫人在布卢瓦杀死。
我提到的所有人，丹东、马拉、卡米耶？德穆兰、罗伯斯庇尔，至今没有哪一个还活着。我在我的路途上，在一个新生的美洲社会和一个垂死的欧洲社会之间，在新世界的森林和流亡的孤独之间，曾经碰见过他们；我在外国的土地上只待了几个月，这些死神的情人同死神一样，已经精疲力竭了。现在我距离他们的幽灵十分遥远，但今天我下到我年轻时的地狱，我仿佛模糊记得我过去见过的在克息特河1边游荡的鬼魂，它们补充我一生多姿多彩的梦幻，而且被记录在我的墓外回忆之中。
1克息特河(cocyte)：希腊神话中的地狱河流之一。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对流亡的看法
我很高兴重新见到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并且同他谈论我酝酿已久的计划。我带来的是需要耗时九年的第二次旅行的安排。在此之前，我只需到德国作一次短暂逗留：我跑去加入勤王军，再跑回来砍杀革命；这一切只需要两三个月时间。然后，我扬起风帆，回到新世界去；不同的是，少了一场革命，多了一次婚姻。
然而，我的热情超过我的信念。我觉得流亡是一件蠢事，一种疯狂。蒙田说：“我到处挨打，对于皇帝派我是教皇派，对于教皇派我是皇帝派。”由于我对绝对王权的兴趣极少，所以我对我的决定不抱任何幻想。我心中有一些疑虑。虽然我决心为荣誉献身，但我还是想知道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对流亡的看法。他同我谈话的时候很激动，他心中认为的继续犯罪，使这位卢梭的朋友的政治宽容荡然无存。在受害者的事业和刽子手的事业之间，他毫不犹豫。他认为，当时的事态是再坏不过了。关于我自己，国王在受压迫，落在他的敌人手中，去同他的弟兄们汇合是军人责无旁贷的义务。他称赞我从美洲回来，催促我哥哥同我一起走。
我向他提出那些通常的反对意见：同敌人联合，祖国的利益等等。他对此作出答复。他从一般考虑到细节，给我举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例子。他说：教皇派和皇帝派依靠皇帝或教皇的部队；在英国，贵族们起来造反，反对“没有土地的让”1。最后，他还举当代的例子，美利坚共和国曾经要求法国支援。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继续说：“因此，自由和哲学的最坚定支持者、共和党人和新教徒，从来不因为自己借用一个能够使他们的观点胜利的力量而感到有罪。没有我们的金钱，没有我们的船只，没有我们的士兵，新世界今天能够得到解放吗？我，现在正在同你们讲话的马尔泽尔布，一七七六年不是接待了重开迪恩谈判的富兰克林吗？然而，富兰克林是一个叛徒吗？美国的自由，是否因为得到拉斐德的帮助和由法国士兵夺得，而减少光彩呢？任何政府如果违反公平法则、司法规则，不向社会基本法则提供保障，它就不复存在，而使人回到野蛮状态。那么，尽可能自卫，采用最适合的办法推翻专制、恢复每个人和大家的权利就是合法的。”
1“没有土地的让”(jean-sans-terre，一六七—一二一六)：英国国王(一九九一—一二一六)。
由最伟大的政论家提出、被德？马尔泽尔布这样的人加以发挥、而且得到众多历史事例支持的天赋权利原则打动我，但没有令我信服。我只是屈从于我那个年龄的冲动，屈从于荣誉感。除了德？马尔泽尔布先生所举的例子，我还要加上一些最近的事例：一八二四年西班牙战争期间，法国共和党人在科尔特斯1的旗子下作战，而且并不忌讳将武器对准祖国；一八三到一八三一年，立宪派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要求法国援助，而宪章派葡萄牙人用外国的钱和士兵入侵他们的祖国。我们有两套衡量标准：为了一种思想，我们赞同一种制度、一种利益、一个人；而我们为了另一种思想，谴责另一种制度、另一种利益、另一个人。
1科尔特斯(cortes，一四八五—一五四七)：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赌博而且输了——公共马车奇遇——罗兰夫人——巴雷斯在埃米塔热——七月十四日的第二次联盟节——流亡的准备工作
我和这位著名保皇分子之间的谈话是在我嫂子家进行的。她刚刚生下第二个男孩；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充当他的教父，而且用自己的名字(克里斯托夫)给外孙命名。我参加孩子的洗礼仪式。这孩子只在他没有记忆的年代里见过他的父亲和母亲；今天，远远看去，他好像一个无法追忆的梦幻的影子。我的出发准备工作拖延着。人们曾经以为，我结婚会给我带来财富，结果我的太太的财产是教会的定期租金，政府将负责以它的方式支付。而且，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得到她的保护人的赞同，将这笔租金的很大一部分借给她姐姐德？普来西—帕尔斯科伯爵夫人。我仍然缺钱，必须借债。
一位公证人为我们弄到一万法郎。我在把这笔指券1拿回菲鲁胡同途中，在黎塞留街碰见我在纳瓦尔团的一位同事——阿夏尔伯爵。他是一个大赌棍；他建议我到某某先生的沙龙去，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聊聊。神差鬼使，我爬上楼，赌了，输了，仅剩下一千五百法郎。我非常后悔和懊丧，带着剩下的钱，爬上碰到的第一辆公共马车。在此之前，我从未赌过钱，金钱的游戏使我感到一种痛苦的陶醉。如果我染上这种嗜好，它可能会令我晕头转向。我魂不守舍，在圣絮尔皮斯教堂下车，把装着我的剩余财产的钱包忘在车上。我.跑回家，说我把一万法郎丢在车上了。
1指券：指一七八九一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用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来当做通货使用。
我出门，沿多芬内街往下走，穿过新桥，几乎想跳进河里；我到我刚才上车的王宫广场。我向给马饮水的萨瓦车夫打听。我把我坐的车描绘了一番，他们随便告诉我一个号码。区警察局局长告诉我，这个号码是一位车行老板的车，他住在圣德尼区。我来到此人的车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等候马车回来。大批车辆渐次回来了，但我没有看见我坐的那辆车；到清晨两点，我终于等到我坐过的那辆马车。我刚刚认出我那两匹白马，疲惫不堪的牲口就倒在草上，直挺挺的，鼓着肚皮，伸长四条腿，好像死了似的。
车夫记得载过我。在我之后，他拉过一位在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男公民；男公民之后，他把一位太太送到克莱里街十三号；在这位太太之后还有一位先生，他把这位乘客带到圣马丁街。我答应给车夫酒钱；于是，等天一亮，我就去寻找我的一千五百法郎，就像寻找西北通道一样。我觉得事情很清楚，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那位公民把我的钱没收了。克莱里街下车的小姐声称她在车上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我到达第三站，心中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车夫好歹描述了他的那位乘客。门房叫道：“是某某神甫！”他带我穿过走廊，走过一些空无一人的房间，来到一位教士身边。他独自一人，正在清点他的修道院的家具。这位教士穿着满是灰尘的衣服，坐在一堆破烂家具上，听我讲完我的故事。他说：“你是德？夏多布里昂骑士吗？”我回答说：“是的。”他接着说：“这是你的钱包。我在里面找到你的地址。”他正在为驱逐他的人认真清点修道院的物资，是这位被驱逐和被剥夺财产的修士，还给我一千五百法郎；就是靠这点钱，我走上流亡之路。如果没有这一小笔钱，我可能不会流亡。那么，我可能变成什么人呢？现在，我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果今天要我移步去寻找一百万，我宁可被吊死。
这是一七九二年六月十六日发生的事情。
我忠实于我的本能，从美洲回来，用我的剑为路易十六效力，而不是为了参加党派阴谋。马拉所在的国王卫队被解散；罗兰、迪穆里埃、迪波尔？德？代尔特尔相继担任部长；宫廷的勾心斗角或人民的大规模造反，仅仅令我感到厌烦和鄙视。我常常听人谈到罗兰夫人，但我没有见过她；她的回忆录证明，她具有非凡的精神力量。人们说，她是很讨人喜欢的；但要知道的是，她是否可爱到那种程度，使人能够容忍那种反常的恬不知耻。她在断头台下，要求别人给她纸和笔，以便记述她的旅行的最后时刻，将她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到革命广场途中的观感记录下来；当然，这样的女人表现了对前途的关注，和对生命的蔑视，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罗兰夫人有个性，但没有天才：前者可以产生后者，后者不能产生前者！
六月十九日我到蒙特莫朗西山谷，拜访卢梭居住过的埃米塔热庄园。并非我怀念埃皮耐夫人和那种做作和反常的社交生活，而是想同一个其作风同我的作风截然相反的孤独者告别，尽管他的非同凡响的才气曾经令青年时代的我感动。第二天，我仍然在埃米塔热；在这对于君主制度致命的一天，我在这个僻静的乡村，碰见两个同我一样散步的人；我想，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漠不关心的。一位是马雷先生1，属于帝国的人；一位是巴雷尔先生2，属于共和国的人。和善的巴雷尔先生避开喧嚣，带着他的情感哲学，来到朱莉的树阴下3，讲说革命的甜言蜜语。根据这位断头台行吟诗人的报告，国民公会宣布：“恐怖已列人日程”；他躲在装脑袋的篮子里，逃脱了恐怖；在断头台下，从血淋淋的木桶底，传来他哇哇的叫声：“杀死他！”巴雷尔是那种奥比昂4用微风变成的老虎：velociszephyriproles.5
1马雷(maret，一七六三—一八三九)：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大革命初期为新闻记者。
2巴雷尔(barreredevieizac)：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与罗伯斯庇尔有联系，雾月九日倒台。
3此处暗示卢梭的新爱洛伊丝。
4奥比昂(oppien)：公元二世纪的希腊诗人。
5拉丁文，意思前面已经讲了：微风变成的老虎。
金内戈，尚福尔，我旧时的作家朋友，对六月二十日事件很满意。继续在中学教书的拉阿尔佩，以他洪钟般的声音喊道：“你们疯了！你们顶撞所有的人民代表。刺刀！刺刀！刺刀来了！”虽然我的美洲之行使我成为一个不那么默默无闻的人，但我还无法站立在原则和雄辩的峰顶。封塔纳由于他过去同君主社的联系，此刻面临危险。我哥哥是愤激俱乐部的成员。根据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政府协议，普鲁士人在行动；在蒙斯方面，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必须当机立断了。
我哥哥和我弄到了去里尔的假护照。我们俩都装扮成酒贩子，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打算就军需供应投标。我哥哥的随身仆人路易？普兰，又称圣路易，用他的真实姓名旅行。尽管他是下布列塔尼朗巴尔人，他到弗朗德勒去探亲。我们出发的时间定为七月十五日，即第二次联盟节次日。十四日，我们同罗桑波一家、我的姐姐们和我的妻子，来到蒂沃里花园。蒂沃里属于布坦先生，他的女儿嫁给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将近傍晚，我们看见许多参加联盟节的人逛来逛去，帽子上用粉笔写着：“佩蒂翁或死亡！”蒂沃里，我流亡的出发地，要变成娱乐和喜庆的场所。我们的亲人们同我们分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他们认为我们不过是去旅游。我那找回的一千五百法郎似乎足以让我们凯旋回到巴黎。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同哥哥一起流亡——圣路易的遭遇——我们越过边境
六月十五日上午六时，我们登上公共马车。我们预订了前车厢的座位，就在车夫旁边。我们假装不认识的随身仆人同其他乘客一起，坐在后面车厢里。圣路易有梦游的毛病。晚上，他到巴黎去寻找他的主人，睁着眼睛，但实际上在梦游。他发病的时候，帮我哥哥脱衣服，安排他上床，用同一句话回答问题：“我知道，我知道。”要等别人在他脸上泼一盆冷水，他才能醒过来。他四十来岁，身高六尺，既高大，又丑陋；除了我哥哥，这个可怜人从未服侍过其他主人。晚饭时，他不得不和我们同桌用餐，他显得非常尴尬。乘客都充满革命激情，大谈要把贵族们吊在路灯杆上，这更增加他的恐惧。他考虑要穿过奥地利人的岗哨，参加勤王军打仗，终于精神崩溃了。他喝了很多酒，重新上车；我们回到前车厢。
半夜，我们听见乘客们大叫：“下去！公民，下去！”车停了，车门打开，立即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吼叫声：“我们忍受不了啦，下去，猪猡！强盗！下去，下去！”我们也下车。我们看见圣路易被人搡着，被赶下车；他站立起来，光着头，用他睁开的睡眼四处张望，撒腿朝巴黎方向跑去。我们不能够认他，否则我们会暴露自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在第一个村庄就被人抓住，他对人说他是德？夏多布里昂伯爵的仆人，住在巴黎邦迪街。骑警队几经转手，将他一直押到罗桑波庭长家中。这个倒霉人的证词就是我们流亡的证据，结果将我哥哥和嫂嫂送上断头台。
第二天，停车吃早餐时，我们听见乘客无数次重复这个故事：“此人脑瓜有毛病。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满嘴奇谈怪论，肯定是阴谋分子，逃避追捕的杀人犯。”有教养的女公民红着脸，一边摇晃着印有宪法的绿纸大伞子。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夜游症、恐惧和饮酒的恶果。
到达里尔之后，我们寻找那个应该带我们过境的人。流亡运动有联络人；从后果看，这些拯救人员变成了葬送者。君主派仍然很强大，问题没有解决；软弱和胆小的人继续效劳，等待形势变化。
我们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我们到一间偏僻的房子里等候。到晚上十时，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重新上路。我们什么也没有带，手里只有一根棍子；几个月之前，我在美洲森林里，就是这样跟在我的荷兰向导后面的。
我们穿过麦田，田间蜿蜒着依稀可辨的小路。法国和奥地利巡逻队在四处搜索；我们有可能落进这边或那边的巡逻队手里，也可能被骑哨的手枪击中。我们远远看见一些单个的骑兵，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一动也不动；我们听见低凹的道路上传来马蹄声；我们用耳朵贴地，听见步兵整齐的步伐声。我们有时奔跑，有时掂着脚尖慢慢走；三个小时之后，来到树林内的十字路口，听见有几只夜莺唱歌。一群躲在树后的枪骑兵举着马刀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叫道：“我们找勤王军，我们是军官！”我们要求他们把我们带到图尔耐，声称会让人认出我们的身份。哨所指挥官叫骑兵押着我们，将我们带走。
天亮时，枪骑兵发现我们的礼服里面穿着国民卫队制服，他们咒骂那种法国将要带到被征服的欧洲去的颜色。
克洛维1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住在图尔耐兹——法兰克人的原始王国。他同他的伙伴从图尔耐出发，去征服高卢人。塔西佗说：“用武器可以得到一切权力。”四八六年，第一个种族的头一个国王从这里出发，去建立他悠久的、强大的君主统治；一七九二年，我从这座城市经过，到异国土地上去和第三个种族的王储们汇合；一八一四年，当法国人的最后一个国王抛弃法兰克人的第一个国王的王国的时候，我又从那里路过。
1克洛维(clovis，四六五—五一一)：即克洛维一世，法兰克人的国王。
到达图尔耐之后，我让我哥哥去同有关当局交涉，而我在一名士兵监视下，参观大教堂。从前，这座教堂的教土奥东？德？奥尔良，晚上坐在大门口，向他的弟子们讲解天体的运行，指出银河和星辰的位置。我愿意在图尔耐碰见这位十一世纪的朴素的天文学家，而不是宪兵。我喜欢那个时代。根据传说，一o四九年，诺曼底有人变成驴子：像人们所看到的，我在我书中的情人古帕尔小姐那里，差一点碰到同样的事情。一一一四年，海尔德贝尔发现，一个姑娘的耳朵里长出麦穗：也许是谷神。我即将渡过的马斯河，一一一八年高悬在空中流淌，证人是纪尧姆？德？南吉和阿尔贝里。里高尔断言，一一九四年，在博瓦资地区的孔皮埃涅和克莱蒙之间，下了一场夹杂乌鸦的冰雹，乌鸦像煤炭一样引起火灾。热尔维？德？迪尔布里对我们说，大风吹不灭放在卡米撒圣米歇尔修道院窗口的蜡烛；也是他说，在于再斯教区，有一眼清冽的泉水，如果有人往里面扔脏东西，泉水就会改变位置——今天就不会有人为这种小事费心了。读者，我不再浪费时间了。我同你聊天，是为了等候正在谈判的哥哥，现在他回来了。经过解释，奥地利军官感到满意，我们可以到布鲁塞尔去了。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流亡。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布鲁塞尔——在德？布勒特伊男爵家晚餐——出发找勤王军——里瓦罗尔——路遇普鲁士军队——到达特里维
布鲁塞尔是流亡贵族的总部。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那些只能充当副官的最时髦的男人，怀着愉快的心情在那里等候胜利的时刻。他们身穿崭新的军装，耀武扬威，将轻浮暴露无遗。可以养活他们几年的巨款，几天就用得精光：何必节约呢，既然很快就回巴黎啦。
这些杰出的骑士与古代骑士恰恰相反，以情场的胜利开辟通向光荣的道路。他们鄙夷地看着我们这些背着背囊、徒步走路的外省小贵族，或者变成士兵的穷军官。这些海洛立斯1在他们的翁法勒脚下用纺纱杆纺纱2；他们把纺纱杆寄给我们，但我们奉还，我们有剑就够了。
1海洛立斯(hercule)：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著称。
2翁法勒(omphales)：希腊神话人物，国王伊阿尔达诺的女儿，在她丈夫死后成为国王。传说海洛立斯有一段时间在她身边当奴隶；一般将海洛力斯描绘成在翁法勒脚下纺线做工。
在布鲁塞尔，我找到了我在到达之前已经偷运来的小件行李，里面有我的纳瓦尔团制服，一些换洗衣服，还有我须臾不能离开的珍贵的手稿。
我同哥哥被邀请到德？布勒特伊男爵家吃晚饭。我在那里碰见德？蒙特莫朗西男爵夫人——她当时是年轻貌美的，此刻却性命垂危——身穿波纹轧光长袍，戴着金十字架的受难的主教们，变成匈牙利上校的年轻法官，和我一生只见过这一次的里瓦罗尔3。没有人通报后者的姓名；我吃惊地看着他独自娓娓而谈，而其他人洗耳恭听。里瓦罗尔的幽默损害了他的才能，他的言谈损害了他的作品。他谈到革命时说：“头一次打击的是上帝，第二次打击的只是没有感觉的大理石。”我重新穿上我的平庸的步兵少尉军服，餐后我就出发，我的背囊就放在门后。由于美洲的太阳和海风，我的脸孔仍然是黝黑的，我留着平头。我的面孔和我的沉默令里瓦罗尔感到纳闷；德？布勒特伊男爵发现了他惴惴不安的好奇心，有意满足他，于是问我哥哥：“你的骑士弟弟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从尼亚加拉。”里瓦罗尔叫道：“从瀑布来的！”我没有搭话。他想提问题：“先生到”我打断他的话：“到战场去。”我们站起来，离开饭桌。
3里瓦罗尔(rivarol，一七五三—一八一)：法国作家和记者。
我憎恶这些妄自尊大的流... -->>
巴黎面貌的变化——科尔得利俱乐部——马拉
与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相比，一七九二年的巴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再是新生的革命，而是一个被引入歧途的醉醺醺的人民，越过深渊，朝自己的命运走去。表面看来，人民不再那样吵嚷，好奇，匆忙；但他是面带杀机的。街道上，看见的只是恐惧或胆怯的面孔，为了避人耳目而悄悄沿着墙跟溜走的人，或者正在寻找猎物的闲逛者。胆怯的、低垂的目光避开你，或者尖锐的目光盯着你，猜度你的意图，洞穿你的心思。
丰富多彩的服装不见了，人们披上宽袖上衣；这种新世界的制服只是未来囚徒的最后一身衣裳。法国焕发青春时表现的社会放纵，一七八九年的自由，这种正在灭亡的、但还未达到无政府状态的任性的、乱糟糟的自由，在人民的权杖下，已经逐渐平静下来。大家觉得平民专制正在走近；确实，这种专制是年轻的、有生命力的和充满希望的，但它比过时的旧王权专制更加可怕。因为变成统治者的人民无处不在，当他变得暴虐的时候，暴君就无所不在。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提比略1的普遍存在。
1提比略(tibere，公元前四二—公元三七)：罗马第二个皇帝。
巴黎民众中混杂了南方来的暴徒；为了准备八月十日事件和九月屠杀，丹东召来了马赛人的先头部队，可以从他们的褴褛服装、黑色皮肤、卑鄙和罪恶的神态认出他们；这是另一种罪恶的神态“i女ultuvitium”2，邪恶挂在脸上。
在立法会议上，我看不到一个熟面孔：米拉波和我们的动乱的头一批偶像，或者不在了，或者失去了他们的祭台。为了接上被我的美洲之行打断的历史线索，有必要回顾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
2拉丁文。
回顾
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王逃跑，使革命向前迈进一大步。国王于同月二十五日被逮回巴黎，第一次被废黜，因为国民议会宣布它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而不需要国王批准或接受。高等法庭，在革命法庭成立之前，在奥尔良成立。从这时开始，罗兰1夫人就要求处死王后；后来，革命也将罗兰夫人本人处死。群众在马斯校场集会，反对中止国王的权力，要求对他进行审判。九月十四日接受宪法并未使事态平息。问题在于是否宣布废黜路易十六。如果作了这件事，就不会犯下一月二十一日的罪行了。法国人民对君主制和后世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反对废黜的制宪议会成员以为自己在挽救王权，而实际上他们在葬送它。那些要求废黜的人以为在葬送它，可能会挽救它。政治上，结果几乎永远与预见相反。
1政治家罗兰的妻子(参看下一节注1)。她的沙龙对当时的政治活动有极大影响，吉龙特派成员经常光顾。后来她被处死。
一七九一年九月三十日，制宪议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在此之前，五月十七日颁布的关于禁止任职期满的成员重新当选的法令，孕育了国民公会。对于普遍事物，没有比针对个人或团体的个别决定更加危险、更加无力、更加无法执行的了，即使这些决定受人尊敬也罢。
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群众社团的法令，使这些社团更加凶猛。这是制宪议会的最后一次法令；第二天，它就解散了，它留给法国的是一场革命。
立法会议俱乐部
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成立的立法会议在横扫一切的旋风中展开它的工作。动乱使各省在流血；在冈城，人们陶醉在屠杀中，并且把贝尔赞斯先生的心脏吃掉了。
国王否决了针对流亡分子的法令和剥夺未宣誓教士一切待遇的法令。这些行动更增加了混乱。佩蒂翁被任命为巴黎市长。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议员们指控流亡王储；二日，他们确定一月一日这一天为自由四年元旦。二月十三日左右，巴黎街头出现红帽子，市政府叫人制造长矛。三月一日，流亡者宣言发表。奥地利拿起武器。巴黎分裂成或多或少对立的区。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日，立法会议决定采用死亡机器；如果没有这东西，恐怖时代的判决就无法执行。人们先用死人进行试验，从中积累经验。这架机器同刽子手一样，为了它的保养，它的服务对象必须向它交付一笔钱。即使杀人机器是惩罚罪行所必需的，机器的发明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值得纪念的证明，或者毋宁说是上帝暗地实施的行动的证明，当他想改变各帝国面貌的时候。
在吉龙特派煽动下，部长罗兰1应召进入国王的参政院。四月二十日，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宣战。马拉发表人民之友，尽管他受到针对他的法令的打击。国王的德国团和贝尔赤尼团开小差。伊斯纳尔德说王室背信弃义。让梢内2和布里索3揭露奥地利委员会。由于国王的卫队被解散，发生了暴乱。五月二十八日，议会连续举行会议。九月二十日，圣安托万和圣马尔索郊区的群众强行闯入杜伊勒利宫，借口是国王拒绝批准废除神甫；国王有生命危险。宣布祖国在危难中。人们烧毁拉斐德的画像。第二次联盟节的代表到达；被马拉吸引的马赛人正在赶来，他们于七月三十日进入巴黎，佩蒂翁将他们安置在科尔得利修道院住宿。
1罗兰(一七三四—一七九三)：政治家，-一七九二—九三担任内政部长，吉龙特派的朋友。他得知他妻子被处死时自杀。
2让梢内(一七五八—一七九三)：立法会议议员，吉龙特派，后被处死。
3布里索(一七五四—一七九三)：记者和政治家，立法会议议员，吉龙特派首领之一，后被送上断头台。
科尔得利俱乐部
在全国性的讲坛旁边，竖起了两个互相竞争的讲坛：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和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讲坛；后者力量最强大，它向著名的巴黎市府提供成员和行动手段。如果巴黎市府没有成立的话，巴黎由于缺乏一个中心，也许已经分裂，各区政府也许会变成互相对立的政权。
科尔得利俱乐部设在同名修道院里；一二五九年，圣路易实施统治时，为补偿一桩谋杀罪而支付的罚款用来修建该修道院的教堂。一五九年，教堂成为最有名的神圣联盟成员的巢穴。
有些地方似乎是乱党的实验室。埃图瓦尔说(一五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已经通知德？马也纳公爵，两百名方济各会修土到达巴黎，他们正在准备武器，并同十六人团达成协议，后者每天在巴黎科尔得利修道院举行会议今天，在科尔得利修道院集中的十六人团解除武装。”因此，我们的狂热的联盟成员将科尔得利修道院当做陈尸所，让给我们的富于哲学精神的革命者。
修道院的油画、雕像和画像、纱帐和窗帘都被拆除了；满目疮痍的长方形教堂只剩下骨架和梁柱。在教堂后部的圆室，风和雨通过没有玻璃的圆花窗刮进来；教堂开会的时候，细木工的工作台充当会议主席的办公桌。工作台上摆满红帽子；每个演讲者在登上讲台之前，都要戴上这种帽子。这个讲台是用四个架子支撑而成的，一块木板放在x形架子上，好像一个临时搭成的戏台。在会议主席身后，自由神雕像旁边放着旧时的所谓司法用具，这些用具被杀人机器取代了，就像那些复杂机械被水锤扬水器所取代一样。“清洗”过的雅各宾俱乐部借用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若干设施。
演说者
联合起来进行毁灭的演说者，对于要选择的头颅和要采用的方法持不同意见。在不同魔鬼派别的口哨和喊叫的不协调的吵闹声中，他们都指责对方是无赖、骗子、强盗、杀人犯。使用的词语来自有关谋杀的词汇，借用垃圾和粪便中最肮脏的物品，或者取自男女卖淫的场所。手势使形象更加突出：一切都以本来的名字相称，带着狗的恬不知耻，带着诅咒和谩骂的亵渎和蔑视宗教的夸张。破坏和生产，死亡和生殖，通过充塞耳朵的野蛮语言，人们听到的只是这些东西。声音尖细或洪亮如雷的发言者，除了他们的对手，还受到别的东西干扰：没有修士的修道院和没有钟的钟楼有黑色小猫头鹰，它们在破烂的窗口嬉戏，希冀得到战利品；它们打断演说。人们先摇铃，希望恢复秩序，但无济于事，它们仍然叫唤着；为了让它们安静下来，人们朝它们开枪：受伤的猫头鹰掉下来，在潘德莫尼翁1中间挣扎，这是它们命中注定的结局。倒塌的屋架，瘸腿的长凳，拆毁的神职祷告席，滚在一边靠墙的圣人雕像，给穿卡马尼奥服的观众当阶梯座位；他们臭汗淋漓，浑身是泥土和灰尘，醉醺醺的，长矛靠在肩上，或者将裸露的胳膊交叉在胸前。
1潘德莫尼翁(pande摸nium)：地狱鬼魂聚会的场所。
人群中的最畸形者优先发言。灵魂和身体的残疾在我们的动乱中起了作用：受苦受难的自尊心造就—批伟大的革命家。
马拉和他的朋友
按照丑恶优先的原则，一群蛇发女魔的脑袋鱼贯而过，它们同十六妖魔混在一起。马拉出生在瑞士，德？阿尔图瓦伯爵的卫队医生，光着脚穿木鞋或钉鞋；根据他无可置疑的权利，他带头夸夸其谈。由于他在人民的宫廷里担当“小丑”角色，他带着平淡的表情和旧教育给所有面孔加上的平庸的微笑，大声叫道：“人民呀，你们必须砍掉二十七万个脑袋！”在这位街头卡利古拉1之后，上台的是不信神的鞋匠肖梅特。他之后是“路灯总检察”卡米耶—德穆兰，口吃的西塞罗，屠杀顾问，老淫棍，喜欢文字游戏和讲俏皮话的轻浮的共和党人，下流玩笑专家。他说：在六月屠杀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他同意变成斯巴达人，只要让膳食总管梅奥2掌握烹制黑羹3的方法。
1卡利古拉(caligula，一二—四一)：本名盖约？恺撒，罗马皇帝(三七—四一在位)。
2梅奥(meot)：著名的王宫膳食总管。
3古代斯巴达人吃的简单而粗劣的莱肴。
从筑伊和南特赶来的富歇4，在这些学者手下研究这场灾难。讲台下那帮聚精会神的凶残野兽当中，他像一只穿衣服的鬣狗。他嗅着血腥的气味；他嗅着驴子和刽子手的巡游队伍的香烟，一直到他被人当作强盗、无神论者、杀人犯，从雅各宾俱乐部里驱赶出来，被任命为部长。马拉下台之后，这个人民的特里布雷1变成他的主子的玩物：他们嘲弄他，竭力排挤他，朝他起哄，但这并未能阻止他成为众人的首领，登上市政府的钟楼、敲响全面屠杀的警钟，并且战胜革命法庭。
4富歇(fouche，一七五九—一八二)：法国政治家和警察组织建立者善于政治投机。
1特里布雷(tri波ulet，一四九八—一五三六)：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侍从小丑。
马拉，和“弥尔顿的罪恶”一样，受到死神的打击。谢尼埃将他奉为神明，大卫2描绘他浸在被血染红的浴缸里的情景，人们将他同福音书的神圣作者相提并论。有人为他祈祷：“耶稣的心，马拉的心；啊，神圣的耶稣的心啊，神圣的马拉的心啊！”马拉的这颗心被装在家具贮藏室珍贵的圣体盒里。在卡胡塞尔广场的草坪上为他建了衣冠冢，人们到那里参观他的半身雕像、浴盆、台灯和墨水瓶。后来，风向变了，污秽从玛瑙骨灰盒倒进另一个罐子里，扔进臭水沟。
2大卫(david，一七四八—一八二五)：法国画家。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丹东——卡米耶？德穆兰——法布尔？埃格兰蒂纳
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会议是由丹东控制和主持的；我旁听了三次或四次这样的会议。他是一个有哥特人身材的匈奴，塌鼻子，鼻孔朝天，脸上有长条的伤疤，一副宪兵面孔，加上淫荡和残忍的检察官的表情。在他的教堂的外壳里，如同在时间的框架里，丹东和他的三个男性复仇女神——卡米耶？德穆兰、马拉、法布尔？德？埃格兰蒂纳，组织了九月大屠杀。比洛？德？瓦雷纳建议在监狱放一把火，将里面的人统统烧死；另一个国民公会议员主张将所有囚犯淹死；马拉表明态度，坚持进行大屠杀。有人为受难者哀求丹东，他回答说：“我才不在乎这些囚犯哩。”他是市府公报的起草人，他敦请自由人民在外省重复在加尔默修院和修道院犯下的弥天大罪。
让我们留意历史吧：在拯救人类方面，西克斯图斯五世1可以同克雷门斯2的献身精神媲美，就像人们将马拉比作救世主一样。查理九世要求各省总督仿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3，就像丹东敦促革命者模仿九月大屠杀一样。雅各宾派是清教徒；他们以查理一世为榜样，杀死路易十六的事实再次证明这一点。由于这些罪行同伟大的社会运动混杂在一起，人们非常错误地认为，这些罪行造就革命的伟大，但罪行仅仅是革命的拙劣模仿。一些带偏见或刻板的人，由于他们的痛苦的天性，只欣赏动乱。
1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e-quint，一五二—一五九)：一五八五年至一五九年担任罗马教皇。
2克雷门斯(jacquesclement，约一五一—约一五五六)：弗兰德斯作曲家，以写宗教音乐著称。
3圣巴托罗缨大屠杀：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法国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惨遭屠杀的事件。
丹东比英国人直率，说：“我们不会审判国王，我们将把他处死。”他还说：“这些神甫，这些贵族并没有罪，但他们必须死，因为他们挡路，阻碍事物运动，妨碍前程。”这些话表面上很深刻，但没有任何精神的广度，因为这些话意味着可以不考虑无辜，可以将道德从政治中间分割出来，而后者继续存在，这是错误的。
丹东并不相信他所支持的原则；他在身上披上革命外衣只是为了发财致富。他向一个年轻人建议道：“同我们一道闹吧！你发财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承认，他之所以没有为宫廷效劳，是因为宫廷不愿意以相当的价格收买他。这是恃才傲物者和公开承认自己道德败坏的人才有的恬不知耻。他曾经是米拉波的代理人，但他比米拉波更加丑陋。他比罗伯斯庇尔高明；他同他一样，不曾在他所犯的罪行上写下他的名字。他保留宗教意识，说：“我们摧毁迷信，不是为了建立无神论。”他的激情本来是好的，仅仅因为这是激情，在人的行动中应该看到性格的作用；像丹东这样想象力丰富的罪犯，正是由于他们的言谈和行动的夸张，似乎比那些冷静的罪犯更加卑鄙；事实上，前者比不上后者。这个看法也适用于人民。从整体看，人民是诗人，他们演出或别人叫他们演出的戏剧的作者和热情演员。他们的过激并非出自天生的残酷本能，而是被演出陶醉的人群的癫狂，尤其当上演的是悲剧的时候。千真万确的是，在人民的恐怖之中，总是给画面和激动加上某种多余的东西。
丹东落进他自己设置的圈套。他徒劳地朝审判官扔面包团，勇敢和高贵地回答提问，让法庭犹豫不决，使国民公会陷入危难和恐慌，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评论那些使他的敌人变得强大的重大罪行，因为突然感到悔恨而大声叫道：“是我下令建立这个可耻的法庭的，我请求上帝和人民饶恕我！”这句话曾经不止一次被人剽窃。通常是在被移送到法庭之前，人们有必要揭露法庭的卑劣。
丹东所能做的，只是表明他对自己的死比他对他的受害者的死更加无情，将他的头扬得比挂着的屠刀更高，这正是他所作的。在恐怖时代的舞台上，他的脚黏在前一天留下的稠厚的血液中，他用他轻蔑和高傲的目光朝人群扫一眼，然后对刽子手说：“你要把我的头给人民看，它配享受这样的光荣。”丹东的头颅留在行刑者手中，而他无头的亡灵去和被砍头的受害者的亡灵为伍。这也是平等。
丹东的副祭和副助祭，卡米耶？德穆兰和法布尔？埃格兰蒂纳，以跟他们的神甫相同方式死去。在供养断头台的时代，在扣眼上交替佩戴一枚小金质断头台和一小块被砍头者的心脏的时代，在人们高呼“地狱万岁！”的时代，在人们进行血、钢和愤怒的狂欢的时代，在人们为死亡干杯的时代，在人们为了省去死时脱衣的麻烦而赤身露体跟死者共舞的时代，有必要活到出席最后的宴会，痛苦的最后戏谑。德穆兰被带到富基埃—坦维尔法庭，庭长问他：“你多少岁？”他回答道：“无套裤党耶稣的岁数。”报复的困扰迫使这些杀害基督教徒的人不断使用基督的名字。
如果忘记卡米耶？德穆兰曾经顶撞罗伯斯庇尔本人，以他的勇气弥补他的过失，那是不公正的。他发出了反对恐怖的信号。一位年轻美貌和精力旺盛的女人，使他萌生爱心，也使他产生道德力量和牺牲精神。义愤使演说家的大胆和放肆的嘲笑雄辩有力。他以凛然正气攻击他曾经帮助竖起的绞架。他言行相符，不接受死刑：他在刑车上同行刑人扭打，到刑场时已经遍体鳞伤。
法布尔？德？埃格兰蒂纳，一个流传？下来的剧本的作者，和德穆兰恰恰相反，表现得非常懦弱。神圣联盟时期巴黎的刽子手让？罗佐，因为职业原因杀死了布里松庭长，被处以绞刑；但他在绞索前显得畏葸不前。看来，人们并不能够通过杀人学会死。
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辩论证明，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我曾经目睹制宪议会在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开始毁灭君主政体；一七九二年，我在立法议员刽子手里，看见旧君主制仍然温热的尸体。他们在他们的低矮的俱乐部大厅里切开它的肚皮，将它肢解，就像持戟步兵在布卢瓦城堡的顶楼上焚烧巴拉弗雷1的尸体一样。
1巴拉弗雷(balafre)：即亨利一世(一五五—一五八八)，被亨利世叫人在布卢瓦杀死。
我提到的所有人，丹东、马拉、卡米耶？德穆兰、罗伯斯庇尔，至今没有哪一个还活着。我在我的路途上，在一个新生的美洲社会和一个垂死的欧洲社会之间，在新世界的森林和流亡的孤独之间，曾经碰见过他们；我在外国的土地上只待了几个月，这些死神的情人同死神一样，已经精疲力竭了。现在我距离他们的幽灵十分遥远，但今天我下到我年轻时的地狱，我仿佛模糊记得我过去见过的在克息特河1边游荡的鬼魂，它们补充我一生多姿多彩的梦幻，而且被记录在我的墓外回忆之中。
1克息特河(cocyte)：希腊神话中的地狱河流之一。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对流亡的看法
我很高兴重新见到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并且同他谈论我酝酿已久的计划。我带来的是需要耗时九年的第二次旅行的安排。在此之前，我只需到德国作一次短暂逗留：我跑去加入勤王军，再跑回来砍杀革命；这一切只需要两三个月时间。然后，我扬起风帆，回到新世界去；不同的是，少了一场革命，多了一次婚姻。
然而，我的热情超过我的信念。我觉得流亡是一件蠢事，一种疯狂。蒙田说：“我到处挨打，对于皇帝派我是教皇派，对于教皇派我是皇帝派。”由于我对绝对王权的兴趣极少，所以我对我的决定不抱任何幻想。我心中有一些疑虑。虽然我决心为荣誉献身，但我还是想知道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对流亡的看法。他同我谈话的时候很激动，他心中认为的继续犯罪，使这位卢梭的朋友的政治宽容荡然无存。在受害者的事业和刽子手的事业之间，他毫不犹豫。他认为，当时的事态是再坏不过了。关于我自己，国王在受压迫，落在他的敌人手中，去同他的弟兄们汇合是军人责无旁贷的义务。他称赞我从美洲回来，催促我哥哥同我一起走。
我向他提出那些通常的反对意见：同敌人联合，祖国的利益等等。他对此作出答复。他从一般考虑到细节，给我举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例子。他说：教皇派和皇帝派依靠皇帝或教皇的部队；在英国，贵族们起来造反，反对“没有土地的让”1。最后，他还举当代的例子，美利坚共和国曾经要求法国支援。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继续说：“因此，自由和哲学的最坚定支持者、共和党人和新教徒，从来不因为自己借用一个能够使他们的观点胜利的力量而感到有罪。没有我们的金钱，没有我们的船只，没有我们的士兵，新世界今天能够得到解放吗？我，现在正在同你们讲话的马尔泽尔布，一七七六年不是接待了重开迪恩谈判的富兰克林吗？然而，富兰克林是一个叛徒吗？美国的自由，是否因为得到拉斐德的帮助和由法国士兵夺得，而减少光彩呢？任何政府如果违反公平法则、司法规则，不向社会基本法则提供保障，它就不复存在，而使人回到野蛮状态。那么，尽可能自卫，采用最适合的办法推翻专制、恢复每个人和大家的权利就是合法的。”
1“没有土地的让”(jean-sans-terre，一六七—一二一六)：英国国王(一九九一—一二一六)。
由最伟大的政论家提出、被德？马尔泽尔布这样的人加以发挥、而且得到众多历史事例支持的天赋权利原则打动我，但没有令我信服。我只是屈从于我那个年龄的冲动，屈从于荣誉感。除了德？马尔泽尔布先生所举的例子，我还要加上一些最近的事例：一八二四年西班牙战争期间，法国共和党人在科尔特斯1的旗子下作战，而且并不忌讳将武器对准祖国；一八三到一八三一年，立宪派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要求法国援助，而宪章派葡萄牙人用外国的钱和士兵入侵他们的祖国。我们有两套衡量标准：为了一种思想，我们赞同一种制度、一种利益、一个人；而我们为了另一种思想，谴责另一种制度、另一种利益、另一个人。
1科尔特斯(cortes，一四八五—一五四七)：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赌博而且输了——公共马车奇遇——罗兰夫人——巴雷斯在埃米塔热——七月十四日的第二次联盟节——流亡的准备工作
我和这位著名保皇分子之间的谈话是在我嫂子家进行的。她刚刚生下第二个男孩；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充当他的教父，而且用自己的名字(克里斯托夫)给外孙命名。我参加孩子的洗礼仪式。这孩子只在他没有记忆的年代里见过他的父亲和母亲；今天，远远看去，他好像一个无法追忆的梦幻的影子。我的出发准备工作拖延着。人们曾经以为，我结婚会给我带来财富，结果我的太太的财产是教会的定期租金，政府将负责以它的方式支付。而且，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得到她的保护人的赞同，将这笔租金的很大一部分借给她姐姐德？普来西—帕尔斯科伯爵夫人。我仍然缺钱，必须借债。
一位公证人为我们弄到一万法郎。我在把这笔指券1拿回菲鲁胡同途中，在黎塞留街碰见我在纳瓦尔团的一位同事——阿夏尔伯爵。他是一个大赌棍；他建议我到某某先生的沙龙去，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聊聊。神差鬼使，我爬上楼，赌了，输了，仅剩下一千五百法郎。我非常后悔和懊丧，带着剩下的钱，爬上碰到的第一辆公共马车。在此之前，我从未赌过钱，金钱的游戏使我感到一种痛苦的陶醉。如果我染上这种嗜好，它可能会令我晕头转向。我魂不守舍，在圣絮尔皮斯教堂下车，把装着我的剩余财产的钱包忘在车上。我.跑回家，说我把一万法郎丢在车上了。
1指券：指一七八九一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用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来当做通货使用。
我出门，沿多芬内街往下走，穿过新桥，几乎想跳进河里；我到我刚才上车的王宫广场。我向给马饮水的萨瓦车夫打听。我把我坐的车描绘了一番，他们随便告诉我一个号码。区警察局局长告诉我，这个号码是一位车行老板的车，他住在圣德尼区。我来到此人的车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等候马车回来。大批车辆渐次回来了，但我没有看见我坐的那辆车；到清晨两点，我终于等到我坐过的那辆马车。我刚刚认出我那两匹白马，疲惫不堪的牲口就倒在草上，直挺挺的，鼓着肚皮，伸长四条腿，好像死了似的。
车夫记得载过我。在我之后，他拉过一位在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男公民；男公民之后，他把一位太太送到克莱里街十三号；在这位太太之后还有一位先生，他把这位乘客带到圣马丁街。我答应给车夫酒钱；于是，等天一亮，我就去寻找我的一千五百法郎，就像寻找西北通道一样。我觉得事情很清楚，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那位公民把我的钱没收了。克莱里街下车的小姐声称她在车上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我到达第三站，心中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车夫好歹描述了他的那位乘客。门房叫道：“是某某神甫！”他带我穿过走廊，走过一些空无一人的房间，来到一位教士身边。他独自一人，正在清点他的修道院的家具。这位教士穿着满是灰尘的衣服，坐在一堆破烂家具上，听我讲完我的故事。他说：“你是德？夏多布里昂骑士吗？”我回答说：“是的。”他接着说：“这是你的钱包。我在里面找到你的地址。”他正在为驱逐他的人认真清点修道院的物资，是这位被驱逐和被剥夺财产的修士，还给我一千五百法郎；就是靠这点钱，我走上流亡之路。如果没有这一小笔钱，我可能不会流亡。那么，我可能变成什么人呢？现在，我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果今天要我移步去寻找一百万，我宁可被吊死。
这是一七九二年六月十六日发生的事情。
我忠实于我的本能，从美洲回来，用我的剑为路易十六效力，而不是为了参加党派阴谋。马拉所在的国王卫队被解散；罗兰、迪穆里埃、迪波尔？德？代尔特尔相继担任部长；宫廷的勾心斗角或人民的大规模造反，仅仅令我感到厌烦和鄙视。我常常听人谈到罗兰夫人，但我没有见过她；她的回忆录证明，她具有非凡的精神力量。人们说，她是很讨人喜欢的；但要知道的是，她是否可爱到那种程度，使人能够容忍那种反常的恬不知耻。她在断头台下，要求别人给她纸和笔，以便记述她的旅行的最后时刻，将她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到革命广场途中的观感记录下来；当然，这样的女人表现了对前途的关注，和对生命的蔑视，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罗兰夫人有个性，但没有天才：前者可以产生后者，后者不能产生前者！
六月十九日我到蒙特莫朗西山谷，拜访卢梭居住过的埃米塔热庄园。并非我怀念埃皮耐夫人和那种做作和反常的社交生活，而是想同一个其作风同我的作风截然相反的孤独者告别，尽管他的非同凡响的才气曾经令青年时代的我感动。第二天，我仍然在埃米塔热；在这对于君主制度致命的一天，我在这个僻静的乡村，碰见两个同我一样散步的人；我想，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漠不关心的。一位是马雷先生1，属于帝国的人；一位是巴雷尔先生2，属于共和国的人。和善的巴雷尔先生避开喧嚣，带着他的情感哲学，来到朱莉的树阴下3，讲说革命的甜言蜜语。根据这位断头台行吟诗人的报告，国民公会宣布：“恐怖已列人日程”；他躲在装脑袋的篮子里，逃脱了恐怖；在断头台下，从血淋淋的木桶底，传来他哇哇的叫声：“杀死他！”巴雷尔是那种奥比昂4用微风变成的老虎：velociszephyriproles.5
1马雷(maret，一七六三—一八三九)：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大革命初期为新闻记者。
2巴雷尔(barreredevieizac)：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与罗伯斯庇尔有联系，雾月九日倒台。
3此处暗示卢梭的新爱洛伊丝。
4奥比昂(oppien)：公元二世纪的希腊诗人。
5拉丁文，意思前面已经讲了：微风变成的老虎。
金内戈，尚福尔，我旧时的作家朋友，对六月二十日事件很满意。继续在中学教书的拉阿尔佩，以他洪钟般的声音喊道：“你们疯了！你们顶撞所有的人民代表。刺刀！刺刀！刺刀来了！”虽然我的美洲之行使我成为一个不那么默默无闻的人，但我还无法站立在原则和雄辩的峰顶。封塔纳由于他过去同君主社的联系，此刻面临危险。我哥哥是愤激俱乐部的成员。根据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政府协议，普鲁士人在行动；在蒙斯方面，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必须当机立断了。
我哥哥和我弄到了去里尔的假护照。我们俩都装扮成酒贩子，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打算就军需供应投标。我哥哥的随身仆人路易？普兰，又称圣路易，用他的真实姓名旅行。尽管他是下布列塔尼朗巴尔人，他到弗朗德勒去探亲。我们出发的时间定为七月十五日，即第二次联盟节次日。十四日，我们同罗桑波一家、我的姐姐们和我的妻子，来到蒂沃里花园。蒂沃里属于布坦先生，他的女儿嫁给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将近傍晚，我们看见许多参加联盟节的人逛来逛去，帽子上用粉笔写着：“佩蒂翁或死亡！”蒂沃里，我流亡的出发地，要变成娱乐和喜庆的场所。我们的亲人们同我们分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他们认为我们不过是去旅游。我那找回的一千五百法郎似乎足以让我们凯旋回到巴黎。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同哥哥一起流亡——圣路易的遭遇——我们越过边境
六月十五日上午六时，我们登上公共马车。我们预订了前车厢的座位，就在车夫旁边。我们假装不认识的随身仆人同其他乘客一起，坐在后面车厢里。圣路易有梦游的毛病。晚上，他到巴黎去寻找他的主人，睁着眼睛，但实际上在梦游。他发病的时候，帮我哥哥脱衣服，安排他上床，用同一句话回答问题：“我知道，我知道。”要等别人在他脸上泼一盆冷水，他才能醒过来。他四十来岁，身高六尺，既高大，又丑陋；除了我哥哥，这个可怜人从未服侍过其他主人。晚饭时，他不得不和我们同桌用餐，他显得非常尴尬。乘客都充满革命激情，大谈要把贵族们吊在路灯杆上，这更增加他的恐惧。他考虑要穿过奥地利人的岗哨，参加勤王军打仗，终于精神崩溃了。他喝了很多酒，重新上车；我们回到前车厢。
半夜，我们听见乘客们大叫：“下去！公民，下去！”车停了，车门打开，立即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吼叫声：“我们忍受不了啦，下去，猪猡！强盗！下去，下去！”我们也下车。我们看见圣路易被人搡着，被赶下车；他站立起来，光着头，用他睁开的睡眼四处张望，撒腿朝巴黎方向跑去。我们不能够认他，否则我们会暴露自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在第一个村庄就被人抓住，他对人说他是德？夏多布里昂伯爵的仆人，住在巴黎邦迪街。骑警队几经转手，将他一直押到罗桑波庭长家中。这个倒霉人的证词就是我们流亡的证据，结果将我哥哥和嫂嫂送上断头台。
第二天，停车吃早餐时，我们听见乘客无数次重复这个故事：“此人脑瓜有毛病。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满嘴奇谈怪论，肯定是阴谋分子，逃避追捕的杀人犯。”有教养的女公民红着脸，一边摇晃着印有宪法的绿纸大伞子。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夜游症、恐惧和饮酒的恶果。
到达里尔之后，我们寻找那个应该带我们过境的人。流亡运动有联络人；从后果看，这些拯救人员变成了葬送者。君主派仍然很强大，问题没有解决；软弱和胆小的人继续效劳，等待形势变化。
我们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我们到一间偏僻的房子里等候。到晚上十时，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重新上路。我们什么也没有带，手里只有一根棍子；几个月之前，我在美洲森林里，就是这样跟在我的荷兰向导后面的。
我们穿过麦田，田间蜿蜒着依稀可辨的小路。法国和奥地利巡逻队在四处搜索；我们有可能落进这边或那边的巡逻队手里，也可能被骑哨的手枪击中。我们远远看见一些单个的骑兵，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一动也不动；我们听见低凹的道路上传来马蹄声；我们用耳朵贴地，听见步兵整齐的步伐声。我们有时奔跑，有时掂着脚尖慢慢走；三个小时之后，来到树林内的十字路口，听见有几只夜莺唱歌。一群躲在树后的枪骑兵举着马刀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叫道：“我们找勤王军，我们是军官！”我们要求他们把我们带到图尔耐，声称会让人认出我们的身份。哨所指挥官叫骑兵押着我们，将我们带走。
天亮时，枪骑兵发现我们的礼服里面穿着国民卫队制服，他们咒骂那种法国将要带到被征服的欧洲去的颜色。
克洛维1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住在图尔耐兹——法兰克人的原始王国。他同他的伙伴从图尔耐出发，去征服高卢人。塔西佗说：“用武器可以得到一切权力。”四八六年，第一个种族的头一个国王从这里出发，去建立他悠久的、强大的君主统治；一七九二年，我从这座城市经过，到异国土地上去和第三个种族的王储们汇合；一八一四年，当法国人的最后一个国王抛弃法兰克人的第一个国王的王国的时候，我又从那里路过。
1克洛维(clovis，四六五—五一一)：即克洛维一世，法兰克人的国王。
到达图尔耐之后，我让我哥哥去同有关当局交涉，而我在一名士兵监视下，参观大教堂。从前，这座教堂的教土奥东？德？奥尔良，晚上坐在大门口，向他的弟子们讲解天体的运行，指出银河和星辰的位置。我愿意在图尔耐碰见这位十一世纪的朴素的天文学家，而不是宪兵。我喜欢那个时代。根据传说，一o四九年，诺曼底有人变成驴子：像人们所看到的，我在我书中的情人古帕尔小姐那里，差一点碰到同样的事情。一一一四年，海尔德贝尔发现，一个姑娘的耳朵里长出麦穗：也许是谷神。我即将渡过的马斯河，一一一八年高悬在空中流淌，证人是纪尧姆？德？南吉和阿尔贝里。里高尔断言，一一九四年，在博瓦资地区的孔皮埃涅和克莱蒙之间，下了一场夹杂乌鸦的冰雹，乌鸦像煤炭一样引起火灾。热尔维？德？迪尔布里对我们说，大风吹不灭放在卡米撒圣米歇尔修道院窗口的蜡烛；也是他说，在于再斯教区，有一眼清冽的泉水，如果有人往里面扔脏东西，泉水就会改变位置——今天就不会有人为这种小事费心了。读者，我不再浪费时间了。我同你聊天，是为了等候正在谈判的哥哥，现在他回来了。经过解释，奥地利军官感到满意，我们可以到布鲁塞尔去了。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流亡。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布鲁塞尔——在德？布勒特伊男爵家晚餐——出发找勤王军——里瓦罗尔——路遇普鲁士军队——到达特里维
布鲁塞尔是流亡贵族的总部。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那些只能充当副官的最时髦的男人，怀着愉快的心情在那里等候胜利的时刻。他们身穿崭新的军装，耀武扬威，将轻浮暴露无遗。可以养活他们几年的巨款，几天就用得精光：何必节约呢，既然很快就回巴黎啦。
这些杰出的骑士与古代骑士恰恰相反，以情场的胜利开辟通向光荣的道路。他们鄙夷地看着我们这些背着背囊、徒步走路的外省小贵族，或者变成士兵的穷军官。这些海洛立斯1在他们的翁法勒脚下用纺纱杆纺纱2；他们把纺纱杆寄给我们，但我们奉还，我们有剑就够了。
1海洛立斯(hercule)：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著称。
2翁法勒(omphales)：希腊神话人物，国王伊阿尔达诺的女儿，在她丈夫死后成为国王。传说海洛立斯有一段时间在她身边当奴隶；一般将海洛力斯描绘成在翁法勒脚下纺线做工。
在布鲁塞尔，我找到了我在到达之前已经偷运来的小件行李，里面有我的纳瓦尔团制服，一些换洗衣服，还有我须臾不能离开的珍贵的手稿。
我同哥哥被邀请到德？布勒特伊男爵家吃晚饭。我在那里碰见德？蒙特莫朗西男爵夫人——她当时是年轻貌美的，此刻却性命垂危——身穿波纹轧光长袍，戴着金十字架的受难的主教们，变成匈牙利上校的年轻法官，和我一生只见过这一次的里瓦罗尔3。没有人通报后者的姓名；我吃惊地看着他独自娓娓而谈，而其他人洗耳恭听。里瓦罗尔的幽默损害了他的才能，他的言谈损害了他的作品。他谈到革命时说：“头一次打击的是上帝，第二次打击的只是没有感觉的大理石。”我重新穿上我的平庸的步兵少尉军服，餐后我就出发，我的背囊就放在门后。由于美洲的太阳和海风，我的脸孔仍然是黝黑的，我留着平头。我的面孔和我的沉默令里瓦罗尔感到纳闷；德？布勒特伊男爵发现了他惴惴不安的好奇心，有意满足他，于是问我哥哥：“你的骑士弟弟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从尼亚加拉。”里瓦罗尔叫道：“从瀑布来的！”我没有搭话。他想提问题：“先生到”我打断他的话：“到战场去。”我们站起来，离开饭桌。
3里瓦罗尔(rivarol，一七五三—一八一)：法国作家和记者。
我憎恶这些妄自尊大的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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