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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波女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波（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那句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而且传递起来从不被耽误的纽约人的祈祷语，于是，顿时，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莱克星顿大街口一所美术学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课，这真让我觉得烦透了。(就在博比和我离开巴黎前的那一个星期里，我在弗雷伯格画廊举办的全国少年画展上拿到过三个一等奖呢。在返美航程中，我总用房舱的镜子来观察我与艾尔•格列柯形象上怪异的相似之处。)一星期三个后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医座椅上，在那上面几个月里我被拔掉八颗牙，其中三颗是门牙。一周剩下的那两个下午，我通常在各个美术画廊里打发时间，它们大都开殴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里就差没嘘那些美国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读书上面。我买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经典丛书－主要是因为博比说咱们套间里没地儿放这些东西——我还存心闹别扭把整套五十本书全念完了。深夜，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间房里两张单人床之间支起画架，大画特画。根据我1939年的日记，单单一个月里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画。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画像。但是有时候，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文艺女神忽然异想天开了，我竟撂下油画画起漫画来。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上面显示出一张深邃的大嘴，是一个人在让牙医治病。那人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而牙医在用法语伤心地对他说：“我着那颗臼齿还能保住，可是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要算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多多少少相当于，这么说吧，一个特别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级生跟一个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剑桥报童之间会出现的那种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我们逐渐发现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时，这对我们关系的改进更是毫无好处。事实上，这样的发现竟使一种很让人觉得别扭的“阿方斯（连环画中极客气的人物之一），您先请”的关系出现。我们每次在卫生间门口险些撞上时，两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欢快灿烂的笑容。
1939年5月里的一个星期里，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记住进里兹旅馆的十个月后，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报纸(那是我胡花钱订阅的十六份法语报纸刊物中的一种)上看到一条占了四分之一栏目的广告，是一家蒙特利尔的美术函授学校花钱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条件的教师——事实上，那口气真是诚恳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强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进的美术函授学校申请任职。申请任教者，广告上写明，应能熟练掌握法、英两种语言，面且只有生活习惯上有节制、性格上无可指摘者方可申请。“lesades古典大师之友法语”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开学。广告还说，送交审定的样品应表现出学院艺术与商业艺术两方面的水平，作品请寄交前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校长尤索托先生。
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几乎无须有任何根据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从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机，用法语给尤索托先生写了一封没有节制的长信－－为此，我把莱克星顿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几节课都旷掉了。我开头那段就写了差不多有三页，而且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我说我二十九岁，是奥诺雷•杜米埃的曾侄孙。我说由于妻子过世，我不久前刚刚离开自己在法国南部微薄的地产，到美国来与一位病弱的亲戚住在一起——是暂时性的，我还特地说明。我说，我自幼一直作画，只不过听从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挚友帕布洛•毕加索的劝告，从未将作品展出过。尽管如此，现在巴黎的一些最讲究、决非nouv（新贵户）的家庭里挂有不少我的油画与水彩画作品，在那里，它们已经博得（法语）当今一些眼光最为挑剔的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我又说，自从我的妻子因患一种ulcerat（法语，癌性溃疡）而过早悲惨地去世后，我曾认真考虑过再也不握笔作画了。可是最近累遭经济损失使我改变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决定）。我说，一俟我在巴黎的经纪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选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师之友”求正，无须说，我将tre（法语：非常紧迫）地写信去让经纪人速速办理。我最后落款道：一如既往无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语：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这是我所选中的化名，选这个名字花的时间几乎与写整封信一样多。
写这封信我用的是铺盖商品的纱纸。不过，我却将它装进一只里兹旅馆的信封。接着，在贴上一枚从博比上格抽屉里找到的“特种快递”邮票后，我将信拿下楼去扔进大厅那儿的总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职员(这人显然很讨厌我)叫他留心今后寄给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后，大约两点三十分光景，我溜进第48街的美术学校的解剖学课堂。班上的同学头一次让我觉得看上去还算顺眼。
在随后的四天里，我用了我所有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属于我的时间，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国商业艺术的风格，画了十来幅样图。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画，但有时，为了露一手，也画了些素描。我画一些穿晚礼服的人从一辆辆高级轿车里走出来，去参加剧场的首演仪式一是一双双、一对对瘦削、挺拔、优雅绝伦的男女，他们显然一辈子从未因为腋窝清洗得不够细致而感到苦恼，事实上，他们大概是连腋窝都没有的。我还画了些皮肤晒得黝黑身坯魁伟的年轻人，一色儿的白色晚礼服，坐在绿松石色游泳池边的白桌子旁，互相兴高采烈地祝酒，高脚杯里盛的是价格不算贵但显然正极其当红的黑麦威士忌。我还画了些面色红润，天生是上广告牌料的儿童，他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得无以复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举起，高高兴兴地要求给他们再添一些。我画了些在玩滑水板的开心大笑、乳房高耸的姑娘，她们无忧无虑，因为受到充分保护，绝对不会因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头发难看、人寿保险上出了问题或不够资格参加这样的全民性麻烦而感到不快。我还画了些家庭主妇，她们在得到称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让世人看到的是一副头发蓬乱、身材臃肿的样子，孩子不听话，丈夫感情冷淡，而她们手上皮肤粗糙(虽然手长得还是挺秀气的)，她们的厨房(大倒是很大)乱成了一团糟。
这些样品画完之后，我立即寄给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还有六七幅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非商业性绘画。另外我还附上一张我自认为是写得很漫不经心的字条，里面稍稍透露了一些个有着非常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小故事，此人无比寂寞，受到种种磨难，遵循着最纯粹的浪漫主义传统，却登上了自己领域中高寒、白雪皑皑的险峻的顶峰。
接下去的几天真让人极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个星期未过，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我为“古典大师之友”的教员。信是用英语写的，虽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语。(我后来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语却不懂英语，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给了尤索托太太来办，她具有一些实用英语的知识。)尤索托先生说，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开学。他指出，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个星期来料理我这边的事务。他还说了几句话，对于，实际上就是对于我新近感情上与财务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无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师之友”报到，以便熟悉工作并且与其他的教师结为“良友”(我后来知道，其他的教师只有两位，亦即尤索托先生与夫人)。他深表遗憾，说学校的规章制度中没有为新教员预付交通费用这一条。一开始时，上资为每周二十八元－这当然不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尤索托先生说他明白这一点，但是考虑到住宿与丰盛的膳食不另收费，而且感觉到我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他希望我不至于因此而感到沮丧。他热切地期待着我发去正式接受职位的电报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来，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与新领导，原任教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的j.尤索托。
五分钟之内，我正式接受职务的电报就发出去了。奇怪的是，在激动中，或者很可能因为用博比的电话传送电文而有点心虚，我这回大大约束了我那行云流水的文风，把电文压缩到了十个词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点钟去椭圆形餐厅和博比一起吃饭，这时我恼怒地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客人。对我近来的课外活动我还没有对博比说过或是暗示过一个字，我正非常渴望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向他公布这一刚获知的惊人消息——对他作独家报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妇，离婚才几个月，博比与她经常往来，也让我碰见过几次。她是个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欢的人，她对我的每一个企图使我对她不那么针锋相对至少不那么戒备森严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厢情愿把它们理解为邀我任何时候只要喜欢与方便，尽可以和她一起卜床一也就是说，一有机会趁博比不备之际，对她来说，这个博比显然是老了点儿。整顿饭过程中，我一直都没有好声气，说话蹦一两个字出来就算是客气的。最后，在喝咖啡时，我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计划。我说完后，博比提了几个很到点子上的问题。我冷冰冰地，过于简略地作了答复，摆出一副正统嫡传皇太子绝对不会有错的架势。
“哦，这听起来真让人非常兴奋呀！”博比的窖人说，还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来在蒙特利尔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给她呢。
“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一起去罗德岛的呢，”博比说。
“哦，亲爱的，别这么对人家泼冷水呀，”x太太对他说道。
“我没有，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些睛况也是应该的呀，”博比说。但我认为我从他的态度里已经能看出，他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将预订的去罗德岛的火车包厢票换成下铺票了。
“我认为这真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了，”x太太热情地对我说道。她双眼里闪现出堕落的邪光。
我从火车下来踩上蒙特利尔温莎车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双排扣米色轧别丁套服(我对这套衣服评价极高)，一件海军蓝法兰绒衬衫，一条厚实的黄棉布领带，一双褐白两色皮鞋，一顶巴拿马草帽(这帽子是博比的，对我来说小了点儿)，还留着有三个星期历史的红棕色小胡子。尤索托先生来接我了。他是个矮小的人，还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么干净的亚麻布西服，脚上穿黑皮鞋，戴了顶四边全朝上翘的黑平顶帽子。我们握手时他既不笑，也没有，我记得是这样，对我说任何话。他的表情是谜一般地深不可测——我用的这个词儿是从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侦探小说中的狡中国主人公）系列的法译本里直接借来的。而我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咧开了一张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办不到，更不用说绷住脸不笑了。
从温莎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只有几英里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没有说满五个词我看都大可怀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许是正因为他沉默不语，我自顺自说个不停，脚跷了起来，脚踝架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手心出汗了就一个劲地往短袜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仅反复重申我过去所说的谎话－什么我跟杜米埃沾亲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国南部有小庄园啦－而且还要再往上添枝加叶。最后，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的回忆以免不能自拔(事实上它们真的己开始使我感到有点痛苦了)，我把话题转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毕加索。我称他为lepa（可怜的毕加索）。(我不妨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中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美国最知名的法国画家。我干脆把加拿大也划进美国版图里去了。)为了让尤索托先生长点见识，我以一种对一位已黯淡无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实感情，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对毕加索说过：“m。picaso，u(法语：毕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师对这一针见血的问题的反应，是每一次都挪动着他那慢腾腾、铅一般沉重的步了，穿过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语：街头卖艺者们）的小小复制品，并且对于曾属于他的已一去不复返的光辉不堪回首。我们下公共汽车时我对尤索托先生解释说，毕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他最亲密老友的意见在内。
1939年那会儿“古典大师之友”在凡尔登，亦即蒙特利尔最最不吸引人的一个地区，一幢既小又毫无特色的三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层。学校下面，就是一家矫形器械商店。“古典大师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极小、没有插销的厕所。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进去就觉得这地方像是特别对我口味。绝好的理由倒是有一个。“教员办公室”四壁上挂有许多配好框的画－－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尔还会梦见一只白雁从极淡极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而且－这真是我所见到过最为大胆最为精椹的技艺了－－那淡蓝的天光，或者说天蓝的神韵，在鸟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这张画就挂在尤索托夫人书桌的后上方。这张画－这一张以及另一两张水平相近的画，使得房间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masse（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我说：“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谢谢！”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索托先生将他的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人就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其实是他们在吃而我则是在默不作声地机械式地强行下咽。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
九点钟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镜，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叠纸张轻轻地走到我的桌边。我一个半小时以来半点事儿都没干，光是使是了劲儿不让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出声来。他走近时我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他把这些纸张递给我，问可否麻烦我将他批改的文字从法语译成英语。我说“oui法语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绘图软铅笔推到桌子一边去，拿出我的自来水笔，便开始——心都几乎要碎了——工作。
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教起绘画来一点也不比一个天生擅长教书的二把刀平庸画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凭着他那实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说，他铺在学生作业上描图纸上所画的作品——以及他在作业背后所写的评语，他完全可以让一个有正常资质的学生学会怎么画在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猪圈里的一头可以辨认出来的猪，甚至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猪圈里的一头稀奇古怪的猪。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任何人显示如何画一头在漂亮的猪圈里的漂亮的猪(而这，不消说，正是他的水平较高的学生最最渴望能通过邮局得到的那点小小的技法诀窍)。我还得再补充一句，问题还不在于他有意无意是个悭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谋存心不随便滥用，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可以给予。对我来说，这一无情的真实情况原不是什么会引起惊讶的事，因此倒没有变得晕头转向。但是考虑到我所坐的位置，这事也有某种渐渐积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时间临近时，我得非常小心，免得两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译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让人难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迹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辨认出来。总之，午餐时间来到，我谢绝与尤索托夫妇一起用餐。我说我得去趟邮局。说完我几乎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开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么方向，穿行在迷宫般陌生、显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见到一家午餐酒吧时便撞进去，一口气吞咽下四客“康尼岛红肠热狗”和三杯浑浊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开了嘀咕，起先是带着一种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此凭过去经验我多少还知道该怎么对付，接着我却陷入了极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个上午纯粹把我当个翻译来使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因素。这个老“傅满洲”是不是从一开头起就知道，除了别的用来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动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仅仅是一个十九岁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也逐渐感到愤愤不平。就凭我——一个获得三次一等奖的人，毕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开始认为我的确就是了)——竟被当作一名翻译来使用。这是不是在往罚不当罪的路上走了吗？就说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毕竟全部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呀{反正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赶回学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可是我越想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钟都会有石块从四面八方朝我扔来似的。
虽然我吃午饭只用了约摸四十分钟，但我回去时尤索托两口子却都已经在伏案工作了。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任何听到我进来的姿态。我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了各色各样新编的有关毕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了。我站起来等着他到来——迎面出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个新出炉的毕加索小趣闻，可是让我大为惊慌的是，我原来设定的计谋竟卡壳说不出来了。我灵机一动赶紧对挂在尤索托夫人身后的那幅飞雁图大加赞美。我滔滔不绝说了好长的一大篇话。我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是个非常富有的瘫痪病人，我说－－他一定会出天价求购这幅画的。我说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与他联系。幸亏还好，尤索托先生说这幅画是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表亲的，此人现在到日本探亲去了。紧接着还不等我表示遗憾，他就问我――称呼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帮他批改几份作业。他走回自己桌边抱了三个装得鼓鼓的大信封过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着一边不住点头一边去摸我已经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绘图铅笔时，他开始给我解释起学校的教学方法来(或者不如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教学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几分钟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分派给我的三个学生全是使用英语的。头一位是住在多伦多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她说她的笔名是班比•克雷默，希望学校给她寄信时也用这个名字。“古典大师之友”要求所有新生都填一份调查表并附寄照片。克雷默小姐寄来的是一张光而8x10英寸的照片，上面她本人戴了只脚镯，穿了件没有背带的游泳衣，头上扣了顶白帆布水手帽。在她的调查表上她说她最喜欢的艺术家是伦勃朗和沃尔特•迪斯尼。她说她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赶上他们。她的样品画有点像附属品似的别在她的照片上。全都挺吸引人。有张更是让人难忘。这张是用艳丽的水彩颜色画的，还有标题，写的是：“原谅他们的非法侵入吧。”画里有三个小男孩，在一片挺特别的池水旁钓鱼。一个孩子的夹克还搭在一块写有“严禁钓鱼！”的告示牌上。处在画面前景处的是个身材最高的男孩，看起来一条腿像是得了佝偻病而另一条则得了象皮病。－－很明显，克雷默小姐是有意用这种视觉效果来表明这个男孩站立时，两条腿是稍稍叉开的。
我的第二个学生是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位五十六岁的“社会摄影师”名叫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他说他妻子多年来追随他挤到绘画这一行当里来凑热闹。他最喜爱的画家是伦勃朗•萨金特与“提坦”（应为提香），但他又深思熟虑地补充说，他本人却无意沿着他们的画路往前发展。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绘画的讽刺的一面而不是附庸风雅的那一面。为了说明这一信条，他寄来了不少原始素描和油画。他的一幅作品——我认为那能算是他的主要作品了——这么多年来还能让我有印象，就跟，比方说吧“甜蜜的苏”或“让我称你为心上人”之类的歌词一样。这幅画嘲讽地描绘了一个贞洁的年轻姑娘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这姑娘垂发过肩，乳房饱满，在教堂里，就在圣坛的阴影下，遭到她的牧师的凌辱。两个人物衣服凌乱的模样在造型上相当逼真。老实说，这幅画很让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它的讽刺含义，而是其内在的技艺水平。如果不是我知道两个学生住地相距有几百英里，我真会发誓说里奇菲尔德是得到过来自班比•克雷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帮助的。
我十九岁时，除了极罕有的情况之外，一遇到什么受不了的事，我那尺骨肘部的鹰嘴突总免不了会比全身其他部位更早地局部或是全部发麻。里奇菲尔德和克雷默... -->>
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波女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波（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那句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而且传递起来从不被耽误的纽约人的祈祷语，于是，顿时，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莱克星顿大街口一所美术学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课，这真让我觉得烦透了。(就在博比和我离开巴黎前的那一个星期里，我在弗雷伯格画廊举办的全国少年画展上拿到过三个一等奖呢。在返美航程中，我总用房舱的镜子来观察我与艾尔•格列柯形象上怪异的相似之处。)一星期三个后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医座椅上，在那上面几个月里我被拔掉八颗牙，其中三颗是门牙。一周剩下的那两个下午，我通常在各个美术画廊里打发时间，它们大都开殴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里就差没嘘那些美国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读书上面。我买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经典丛书－主要是因为博比说咱们套间里没地儿放这些东西——我还存心闹别扭把整套五十本书全念完了。深夜，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间房里两张单人床之间支起画架，大画特画。根据我1939年的日记，单单一个月里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画。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画像。但是有时候，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文艺女神忽然异想天开了，我竟撂下油画画起漫画来。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上面显示出一张深邃的大嘴，是一个人在让牙医治病。那人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而牙医在用法语伤心地对他说：“我着那颗臼齿还能保住，可是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要算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多多少少相当于，这么说吧，一个特别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级生跟一个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剑桥报童之间会出现的那种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我们逐渐发现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时，这对我们关系的改进更是毫无好处。事实上，这样的发现竟使一种很让人觉得别扭的“阿方斯（连环画中极客气的人物之一），您先请”的关系出现。我们每次在卫生间门口险些撞上时，两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欢快灿烂的笑容。
1939年5月里的一个星期里，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记住进里兹旅馆的十个月后，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报纸(那是我胡花钱订阅的十六份法语报纸刊物中的一种)上看到一条占了四分之一栏目的广告，是一家蒙特利尔的美术函授学校花钱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条件的教师——事实上，那口气真是诚恳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强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进的美术函授学校申请任职。申请任教者，广告上写明，应能熟练掌握法、英两种语言，面且只有生活习惯上有节制、性格上无可指摘者方可申请。“lesades古典大师之友法语”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开学。广告还说，送交审定的样品应表现出学院艺术与商业艺术两方面的水平，作品请寄交前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校长尤索托先生。
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几乎无须有任何根据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从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机，用法语给尤索托先生写了一封没有节制的长信－－为此，我把莱克星顿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几节课都旷掉了。我开头那段就写了差不多有三页，而且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我说我二十九岁，是奥诺雷•杜米埃的曾侄孙。我说由于妻子过世，我不久前刚刚离开自己在法国南部微薄的地产，到美国来与一位病弱的亲戚住在一起——是暂时性的，我还特地说明。我说，我自幼一直作画，只不过听从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挚友帕布洛•毕加索的劝告，从未将作品展出过。尽管如此，现在巴黎的一些最讲究、决非nouv（新贵户）的家庭里挂有不少我的油画与水彩画作品，在那里，它们已经博得（法语）当今一些眼光最为挑剔的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我又说，自从我的妻子因患一种ulcerat（法语，癌性溃疡）而过早悲惨地去世后，我曾认真考虑过再也不握笔作画了。可是最近累遭经济损失使我改变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决定）。我说，一俟我在巴黎的经纪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选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师之友”求正，无须说，我将tre（法语：非常紧迫）地写信去让经纪人速速办理。我最后落款道：一如既往无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语：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这是我所选中的化名，选这个名字花的时间几乎与写整封信一样多。
写这封信我用的是铺盖商品的纱纸。不过，我却将它装进一只里兹旅馆的信封。接着，在贴上一枚从博比上格抽屉里找到的“特种快递”邮票后，我将信拿下楼去扔进大厅那儿的总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职员(这人显然很讨厌我)叫他留心今后寄给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后，大约两点三十分光景，我溜进第48街的美术学校的解剖学课堂。班上的同学头一次让我觉得看上去还算顺眼。
在随后的四天里，我用了我所有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属于我的时间，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国商业艺术的风格，画了十来幅样图。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画，但有时，为了露一手，也画了些素描。我画一些穿晚礼服的人从一辆辆高级轿车里走出来，去参加剧场的首演仪式一是一双双、一对对瘦削、挺拔、优雅绝伦的男女，他们显然一辈子从未因为腋窝清洗得不够细致而感到苦恼，事实上，他们大概是连腋窝都没有的。我还画了些皮肤晒得黝黑身坯魁伟的年轻人，一色儿的白色晚礼服，坐在绿松石色游泳池边的白桌子旁，互相兴高采烈地祝酒，高脚杯里盛的是价格不算贵但显然正极其当红的黑麦威士忌。我还画了些面色红润，天生是上广告牌料的儿童，他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得无以复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举起，高高兴兴地要求给他们再添一些。我画了些在玩滑水板的开心大笑、乳房高耸的姑娘，她们无忧无虑，因为受到充分保护，绝对不会因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头发难看、人寿保险上出了问题或不够资格参加这样的全民性麻烦而感到不快。我还画了些家庭主妇，她们在得到称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让世人看到的是一副头发蓬乱、身材臃肿的样子，孩子不听话，丈夫感情冷淡，而她们手上皮肤粗糙(虽然手长得还是挺秀气的)，她们的厨房(大倒是很大)乱成了一团糟。
这些样品画完之后，我立即寄给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还有六七幅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非商业性绘画。另外我还附上一张我自认为是写得很漫不经心的字条，里面稍稍透露了一些个有着非常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小故事，此人无比寂寞，受到种种磨难，遵循着最纯粹的浪漫主义传统，却登上了自己领域中高寒、白雪皑皑的险峻的顶峰。
接下去的几天真让人极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个星期未过，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我为“古典大师之友”的教员。信是用英语写的，虽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语。(我后来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语却不懂英语，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给了尤索托太太来办，她具有一些实用英语的知识。)尤索托先生说，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开学。他指出，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个星期来料理我这边的事务。他还说了几句话，对于，实际上就是对于我新近感情上与财务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无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师之友”报到，以便熟悉工作并且与其他的教师结为“良友”(我后来知道，其他的教师只有两位，亦即尤索托先生与夫人)。他深表遗憾，说学校的规章制度中没有为新教员预付交通费用这一条。一开始时，上资为每周二十八元－这当然不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尤索托先生说他明白这一点，但是考虑到住宿与丰盛的膳食不另收费，而且感觉到我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他希望我不至于因此而感到沮丧。他热切地期待着我发去正式接受职位的电报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来，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与新领导，原任教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的j.尤索托。
五分钟之内，我正式接受职务的电报就发出去了。奇怪的是，在激动中，或者很可能因为用博比的电话传送电文而有点心虚，我这回大大约束了我那行云流水的文风，把电文压缩到了十个词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点钟去椭圆形餐厅和博比一起吃饭，这时我恼怒地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客人。对我近来的课外活动我还没有对博比说过或是暗示过一个字，我正非常渴望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向他公布这一刚获知的惊人消息——对他作独家报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妇，离婚才几个月，博比与她经常往来，也让我碰见过几次。她是个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欢的人，她对我的每一个企图使我对她不那么针锋相对至少不那么戒备森严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厢情愿把它们理解为邀我任何时候只要喜欢与方便，尽可以和她一起卜床一也就是说，一有机会趁博比不备之际，对她来说，这个博比显然是老了点儿。整顿饭过程中，我一直都没有好声气，说话蹦一两个字出来就算是客气的。最后，在喝咖啡时，我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计划。我说完后，博比提了几个很到点子上的问题。我冷冰冰地，过于简略地作了答复，摆出一副正统嫡传皇太子绝对不会有错的架势。
“哦，这听起来真让人非常兴奋呀！”博比的窖人说，还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来在蒙特利尔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给她呢。
“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一起去罗德岛的呢，”博比说。
“哦，亲爱的，别这么对人家泼冷水呀，”x太太对他说道。
“我没有，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些睛况也是应该的呀，”博比说。但我认为我从他的态度里已经能看出，他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将预订的去罗德岛的火车包厢票换成下铺票了。
“我认为这真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了，”x太太热情地对我说道。她双眼里闪现出堕落的邪光。
我从火车下来踩上蒙特利尔温莎车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双排扣米色轧别丁套服(我对这套衣服评价极高)，一件海军蓝法兰绒衬衫，一条厚实的黄棉布领带，一双褐白两色皮鞋，一顶巴拿马草帽(这帽子是博比的，对我来说小了点儿)，还留着有三个星期历史的红棕色小胡子。尤索托先生来接我了。他是个矮小的人，还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么干净的亚麻布西服，脚上穿黑皮鞋，戴了顶四边全朝上翘的黑平顶帽子。我们握手时他既不笑，也没有，我记得是这样，对我说任何话。他的表情是谜一般地深不可测——我用的这个词儿是从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侦探小说中的狡中国主人公）系列的法译本里直接借来的。而我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咧开了一张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办不到，更不用说绷住脸不笑了。
从温莎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只有几英里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没有说满五个词我看都大可怀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许是正因为他沉默不语，我自顺自说个不停，脚跷了起来，脚踝架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手心出汗了就一个劲地往短袜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仅反复重申我过去所说的谎话－什么我跟杜米埃沾亲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国南部有小庄园啦－而且还要再往上添枝加叶。最后，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的回忆以免不能自拔(事实上它们真的己开始使我感到有点痛苦了)，我把话题转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毕加索。我称他为lepa（可怜的毕加索）。(我不妨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中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美国最知名的法国画家。我干脆把加拿大也划进美国版图里去了。)为了让尤索托先生长点见识，我以一种对一位已黯淡无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实感情，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对毕加索说过：“m。picaso，u(法语：毕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师对这一针见血的问题的反应，是每一次都挪动着他那慢腾腾、铅一般沉重的步了，穿过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语：街头卖艺者们）的小小复制品，并且对于曾属于他的已一去不复返的光辉不堪回首。我们下公共汽车时我对尤索托先生解释说，毕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他最亲密老友的意见在内。
1939年那会儿“古典大师之友”在凡尔登，亦即蒙特利尔最最不吸引人的一个地区，一幢既小又毫无特色的三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层。学校下面，就是一家矫形器械商店。“古典大师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极小、没有插销的厕所。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进去就觉得这地方像是特别对我口味。绝好的理由倒是有一个。“教员办公室”四壁上挂有许多配好框的画－－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尔还会梦见一只白雁从极淡极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而且－这真是我所见到过最为大胆最为精椹的技艺了－－那淡蓝的天光，或者说天蓝的神韵，在鸟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这张画就挂在尤索托夫人书桌的后上方。这张画－这一张以及另一两张水平相近的画，使得房间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masse（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我说：“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谢谢！”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索托先生将他的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人就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其实是他们在吃而我则是在默不作声地机械式地强行下咽。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
九点钟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镜，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叠纸张轻轻地走到我的桌边。我一个半小时以来半点事儿都没干，光是使是了劲儿不让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出声来。他走近时我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他把这些纸张递给我，问可否麻烦我将他批改的文字从法语译成英语。我说“oui法语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绘图软铅笔推到桌子一边去，拿出我的自来水笔，便开始——心都几乎要碎了——工作。
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教起绘画来一点也不比一个天生擅长教书的二把刀平庸画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凭着他那实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说，他铺在学生作业上描图纸上所画的作品——以及他在作业背后所写的评语，他完全可以让一个有正常资质的学生学会怎么画在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猪圈里的一头可以辨认出来的猪，甚至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猪圈里的一头稀奇古怪的猪。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任何人显示如何画一头在漂亮的猪圈里的漂亮的猪(而这，不消说，正是他的水平较高的学生最最渴望能通过邮局得到的那点小小的技法诀窍)。我还得再补充一句，问题还不在于他有意无意是个悭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谋存心不随便滥用，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可以给予。对我来说，这一无情的真实情况原不是什么会引起惊讶的事，因此倒没有变得晕头转向。但是考虑到我所坐的位置，这事也有某种渐渐积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时间临近时，我得非常小心，免得两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译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让人难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迹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辨认出来。总之，午餐时间来到，我谢绝与尤索托夫妇一起用餐。我说我得去趟邮局。说完我几乎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开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么方向，穿行在迷宫般陌生、显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见到一家午餐酒吧时便撞进去，一口气吞咽下四客“康尼岛红肠热狗”和三杯浑浊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开了嘀咕，起先是带着一种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此凭过去经验我多少还知道该怎么对付，接着我却陷入了极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个上午纯粹把我当个翻译来使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因素。这个老“傅满洲”是不是从一开头起就知道，除了别的用来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动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仅仅是一个十九岁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也逐渐感到愤愤不平。就凭我——一个获得三次一等奖的人，毕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开始认为我的确就是了)——竟被当作一名翻译来使用。这是不是在往罚不当罪的路上走了吗？就说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毕竟全部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呀{反正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赶回学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可是我越想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钟都会有石块从四面八方朝我扔来似的。
虽然我吃午饭只用了约摸四十分钟，但我回去时尤索托两口子却都已经在伏案工作了。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任何听到我进来的姿态。我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了各色各样新编的有关毕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了。我站起来等着他到来——迎面出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个新出炉的毕加索小趣闻，可是让我大为惊慌的是，我原来设定的计谋竟卡壳说不出来了。我灵机一动赶紧对挂在尤索托夫人身后的那幅飞雁图大加赞美。我滔滔不绝说了好长的一大篇话。我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是个非常富有的瘫痪病人，我说－－他一定会出天价求购这幅画的。我说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与他联系。幸亏还好，尤索托先生说这幅画是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表亲的，此人现在到日本探亲去了。紧接着还不等我表示遗憾，他就问我――称呼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帮他批改几份作业。他走回自己桌边抱了三个装得鼓鼓的大信封过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着一边不住点头一边去摸我已经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绘图铅笔时，他开始给我解释起学校的教学方法来(或者不如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教学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几分钟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分派给我的三个学生全是使用英语的。头一位是住在多伦多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她说她的笔名是班比•克雷默，希望学校给她寄信时也用这个名字。“古典大师之友”要求所有新生都填一份调查表并附寄照片。克雷默小姐寄来的是一张光而8x10英寸的照片，上面她本人戴了只脚镯，穿了件没有背带的游泳衣，头上扣了顶白帆布水手帽。在她的调查表上她说她最喜欢的艺术家是伦勃朗和沃尔特•迪斯尼。她说她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赶上他们。她的样品画有点像附属品似的别在她的照片上。全都挺吸引人。有张更是让人难忘。这张是用艳丽的水彩颜色画的，还有标题，写的是：“原谅他们的非法侵入吧。”画里有三个小男孩，在一片挺特别的池水旁钓鱼。一个孩子的夹克还搭在一块写有“严禁钓鱼！”的告示牌上。处在画面前景处的是个身材最高的男孩，看起来一条腿像是得了佝偻病而另一条则得了象皮病。－－很明显，克雷默小姐是有意用这种视觉效果来表明这个男孩站立时，两条腿是稍稍叉开的。
我的第二个学生是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位五十六岁的“社会摄影师”名叫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他说他妻子多年来追随他挤到绘画这一行当里来凑热闹。他最喜爱的画家是伦勃朗•萨金特与“提坦”（应为提香），但他又深思熟虑地补充说，他本人却无意沿着他们的画路往前发展。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绘画的讽刺的一面而不是附庸风雅的那一面。为了说明这一信条，他寄来了不少原始素描和油画。他的一幅作品——我认为那能算是他的主要作品了——这么多年来还能让我有印象，就跟，比方说吧“甜蜜的苏”或“让我称你为心上人”之类的歌词一样。这幅画嘲讽地描绘了一个贞洁的年轻姑娘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这姑娘垂发过肩，乳房饱满，在教堂里，就在圣坛的阴影下，遭到她的牧师的凌辱。两个人物衣服凌乱的模样在造型上相当逼真。老实说，这幅画很让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它的讽刺含义，而是其内在的技艺水平。如果不是我知道两个学生住地相距有几百英里，我真会发誓说里奇菲尔德是得到过来自班比•克雷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帮助的。
我十九岁时，除了极罕有的情况之外，一遇到什么受不了的事，我那尺骨肘部的鹰嘴突总免不了会比全身其他部位更早地局部或是全部发麻。里奇菲尔德和克雷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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