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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她能看得顺眼的。就连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秘书都显得神抖抖的。你要跟他说句话，或问点什么事，人家不眨巴着眼睛把你琢磨老半天，是不会轻易回答你一个字的。可自己的那只手的确也犯贱，跟人说话时总爱在人家肩上拍两下。有一次，她差一点没把管收发的老童拍得背过气去。钱大钧为这件事不知道跟她发过多少次脾气了。姚佩佩又发誓又赌咒，暗中不知把自己的祖宗骂了多少回，从此变得沉默少语，不像以前那样咋咋唬唬的了。可这样一来，钱大钧又说她看不起群众，独来独往，自命清高，小资产阶级倾向严重。弄得姚佩佩一生气，把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摔，像个疯子似的，冲着钱大钧哭叫道：
“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了？是不是？！”
她这么一叫，把钱大钧也镇住了。看到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大钧只得拍了拍她的肩膀，好言好语来哄她，谁知佩佩不依不饶：
“你不是要我不要跟人拍拍打打的吗？可刚才是谁拍我来着？”
办公室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钱大钧也只得讪讪地笑。姚佩佩就知道刚才那句话又说错了，却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心里又气又羞，只是拼命的绞着自己的衣角来解恨。
经过这件事，姚佩佩谁也不爱搭理了。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杨树，呆呆地出神。她觉得自己在县机关还不如当初在澡堂子里卖筹子自在呢。她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在那儿想着不着边际的事，想着想着就终于想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来了。有一回，姚佩佩在随钱大钧下乡的途中，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别的县都有县长，有书记，为什么梅城县单有县长，没有书记呢？”
“书记是有的，”钱大钧道“只不过他刚上任就病倒了，一直住在疗养院，因此你不曾见过。”
“既然他生了病，不管事，为什么上面不另外派个书记来？”
钱大钧想了想，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暧昧起来。他绕着弯告诫佩佩道：“假如我是你，不该问的事我就一个字也不会瞎问。”
姚佩佩赶紧冲他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县里每过两个月，就会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民主考评。考评的成绩就张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自打她来县里上班的时候算起，姚佩佩的名字每次都排在最末一名，每次都是“差”或者“较差”她只得过一次“中”那一次得“中”也不是因为她表现好，而是因为她自己得盲肠炎住了一段时间的
医院。
无论她怎样卖力地工作，无论她怎样不要脸地看到每个人都谄媚地微笑，她的名字永远都准时出现在布告栏的最后一位。到了后来，她索性懒懒散散，破罐子破摔，不去管它了。
终于等到一天，她在布告栏自己的名字下面看到了一个“垫底”：汤碧云。眼前不由得一亮，暗暗在心里笑了半天。心里那一阵畅快，就别提了。可笑完了以后，转念又想，在县机关，竟然有人比自己还差，这个人想必一定十分优秀。心里不禁暗暗地就崇拜起这个人来。这一次，姚佩佩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咋咋呼呼的到处打听，免得人家看穿了她的心迹，说她搞小山头，自甘堕落。她利用往各个单位送文件的机会，明察暗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个被称作多种经营办公室的科室里将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坏分子给挖了出来，顺带着还掌握了她的绰号：羊杂碎。
姚佩佩找到汤碧云的那天，羊杂碎恰好被她的一个顶头上司——据说是一个长着黑笃笃小胡子的老处女骂了个狗血淋头，正坐在办公桌前哭鼻子呢。姚佩佩把她叫了出来，把自己单位里的每一个人都骂了个遍，借此轻易赢得了汤碧云的信任。两个人就坐在大院里的一丛
海棠花底下互吐衷肠。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一拍即合，彼此沆瀣一气，相见恨晚。
我们是坏蛋。哈哈哈哈
我们是落后分子
我们是没人要的小屁孩
哈哈哈哈
因此
我们是朋友
两个人都觉得从此以后生活有了盼头。她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们单位所有的人都起了一个外号。最后，姚佩佩颇为动情地表白道，要是汤碧云是个男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对方也表示，自己的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
正这么胡思乱想，主持会议的白庭禹忽然叫起了姚佩佩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正说你呢，”汤碧云笑着望着她。“恭喜恭喜，你也升官了”
姚佩佩仔细听了听，原来是县里的人事作了微小的调整：鉴于杨福妹升任县办公室主任，姚佩佩就被调到了谭功达的办公室，担任县长秘书，接替杨福妹的位置。会议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才散。
在去食堂的路上，姚佩佩满腹忧虑、心事重重。怎么偏偏把我调到他屋里去？怎么这么倒霉！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乌云不会移走永远不会。汤碧云不停的跟她开玩笑，佩佩也不理不睬，汤碧云见她又在胡思乱想，就推了她一把：“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俗话说得好，官越大越好糊弄。”
“什么呀！他的脾气也够大的。还有，这个人不太爱讲卫生，老远就能闻着酸味。”佩佩道。
“这好办，”汤碧云一本正经的道：“你每天替他洗个澡。”
“放屁！”姚佩佩骂道“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心的话来，呸呸呸，你干嘛不去给你们小胡子大妈洗一洗，看她到底是男是女”
两人正闹着，一扭头，看见谭功达和钱大钧两个人正朝这边走来。两个人正想溜，没想到钱大钧在身后叫住了她们。两人走到近前，谭功达目不斜视，连正眼都不瞧她们一眼，就走过去了。钱大钧眼睛盯着姚佩佩，却对汤碧云笑道：“羊杂碎，下午上了班，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说完，又朝姚佩佩看了一眼。那样子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她似的。他的眼神怪怪的，似乎在给她使眼色，眉毛往上轻轻一扬，让人颇费思量。
所谓的忆苦饭，不过是由麸子、谷糠、豆渣等熬煮而成的稀饭。盛在一只大木桶里，清汤寡水的，用汤碧云的话来说，往那木桶上一趴，就能照出人影子来。姚佩佩硬着头皮，盛了一碗粥，和汤碧云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并排坐了下来。姚佩佩勉强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一阵阵的反胃，弄得她只想呕吐。
“豆渣是馊的。比猪食还难吃。”姚佩佩抱怨说。
“菜叶子也是黄的，像是在泥里沤过的。”汤碧云说。她在碗里搅了搅，挑出蚕豆来吃，等到她把为数不多的几粒蚕豆吃完，就将碗一推，筷子一丢，拖着脑袋怏怏发愣。
“哎，你看钱副县长，倒是吃得挺欢的。我数过，他已经在喝第三碗了。”姚佩佩小声道。
汤碧云直着脖子，远远的瞅了钱大钧一眼，冷冷道：“他呀，升了官，心里头美滋滋的。假如有人让他把一缸泔脚水喝下去，他保险比谁喝得都快。”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对姚佩佩说：“上一回季度考评，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会跑到你后面去的吗？”
“不就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吗？”
“哪儿呀，就是那回吃忆苦饭，我没去，躲在女厕所吃饼干，被我们小胡子领导当场抓住了。”
“你们领导也吃得挺欢的。”
“她呀，你就快别提了。这人肥得像一只癞蛤蟆，脖子比脑袋还粗。咳嗽一下，身上的肥肉都要抖上半天。”汤碧云苦笑着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姚佩佩道：“形式主义害死人。要说这时候，正是蔬菜上市的季节，又不是没有好青菜，干吗净往锅里放烂菜叶呀？”
“要不怎么叫忆苦饭呢？”
“这名堂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
“我现在一想到清真馆的生煎馒头，就受不了”
“对呀，牛肉包子呀！”
“还有羊杂碎汤呀！”
“兰州拉面呀！”
“对呀，还有莲花酥呀！”
“荷叶饼呀！”
两个人正说得高兴，忽听得背后有人冷不丁接话道：“依我看——”
两个人回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紧挨着他们身后靠墙的位置，还有一张小方桌。刚刚打饭的时候，姚佩佩还特地留意了一下，没人。不知什么时候，赵焕章副县长悄不溜声地坐在了那儿。
“依我看呀，清真馆最好吃的还要算是锭子锅盔，你们以为呢？”赵焕章道。
“是是是”姚佩佩傻傻地笑着，拼命冲着赵副县长点头。
“好吃好吃，锅盔好吃，锅盔好吃”汤碧云也连忙附和道。
看到两个女孩愣愣的望着自己，吓得面无人色，赵副县长用筷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不用担心。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见。不过，以后说话可得留神。俗话说，隔墙有耳。”说完，端起饭碗，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站起身来，笑眯眯的走了。
7
第二天上午，姚佩佩和杨福妹办了交接，就搬到楼下办公去了。刚才，她忘了把茶杯带到楼下来了，只得上楼去取。钱大钧也正忙着挪窝呢，地上飘满了散落的纸页。姚佩佩取了杯子要走，听见钱大钧在背后说道：“小姚，你怎么把辫子给剪了？”仍然是似笑非笑，目光空洞。姚佩佩的脸一下就红了“怎么样？好不好？”她拢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问钱大钧道。
昨天晚上，她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原来的羊角辫变成了现在的齐耳短发。姑妈一迭声地说不好，姑父说她不如以前好看了。早上上班时，她在门口碰到了汤碧云，羊杂碎似乎吓了一跳：“天哪！你一下子老了七八岁”
“好啊好啊，这样显得更成熟。说真的，你搬到楼下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钱大钧笑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姚佩佩笑呵呵的说了一句，转身就走了。
谭功达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埋在一大堆文件和书籍之中，半天没有一丝动静。姚佩佩即便是伸长了脖子，也看不见他的脸。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三国志，胡乱地翻了几页，又读不下去。
今天早上，姚佩佩将新做好的一条裙子找出来，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穿。窗外春已渐深，漫天的柳絮落在院中碧绿的草地上，让南风一吹，又颺起来，在窗前流连不去。不时有絮花飘到屋子里来，弄得她鼻子直痒痒。槭树和洋槐长出了新叶，阳光暖烘烘的，蒸发出雨后的湿气，带着泥土味，熏得人浑身倦怠，昏昏欲睡。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白庭禹摇头晃脑的走了进来。他是个好脾气的老头，永远都是笑呵呵的。他看见姚佩佩一个人坐在窗前打盹，就走了过去，把她手里的那本书拿了过来翻了翻，道：“怎么样，挺困的吧，这个季节人最容易犯困，泡杯浓茶喝喝就好了。”随后他转过身去，对谭功达说：“小王已经在下面等着了。老谭，我们走吧。”
“就来就来。”谭功达支吾着，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站了起来。
白庭禹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就乐了。他又扭过头来，看了看姚佩佩，笑道：“哟嗬，你们两位是约好了的还是怎么的？怎么都把头发给理了？”
姚佩佩这才发现县长也理了发，而且人家理得是眼下颇为时髦的小分头。虽说看上去比原来年轻多了，可毕竟怪里怪气的，有点滑稽。姚佩佩抿着嘴只想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赶紧扭过身去，假装看着窗外。这时，谭功达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径直走到姚佩佩的跟前，小声道：“小姚，你这儿有梳子吗？借我用用。”
姚佩佩手忙脚乱的在提包里乱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把篦子，问他要不要。谭功达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把夺过来，对着墙上的一面小方镜，像模像样地梳起头来。末了，又把篦子还给姚佩佩，嘴里狐疑道：“咦，你这是什么梳子？怎么是滑的呢？”
姚佩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噗噗”地笑了起来。
“这是篦子。”白庭禹道：“过去的女人不常洗头，用它来篦虱子。”
谭功达“哦”了一声，又对着镜子，半蹲着身子，整理起衣领来。
姚佩佩来到县里这么些日子，还从没见到过县长打扮得这样光鲜：藏青色的中山装，雪白的衬衣；裤缝烫得笔挺，皮鞋锃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香味。别说，还挺好闻的！他的脸一定是用力洗过了，反正看上去比原先白了不少。
“县长莫非是要去相亲？”姚佩佩笑着问道。
“谁告诉你的？”谭功达诧异地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别胡说，我和白县长去粮管所办事。”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姚佩佩交待说：“噢，对了，我的桌上有一份刚刚签了字的文件，你待会儿替我送到民政科，交给罗主任。”
随后，两个人神秘兮兮一阵风似的走了。空空荡荡的楼梯间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哼！这么急！就像是跑去救火似的。接着，她听见了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姚佩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里道：这也难怪，这人年过四十还找不到个老婆，这一回看起来真是有点发急了。谭功达一走，姚佩佩托着下巴，乱七八糟的想了一会儿心事，正想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县文工团打来的。对方似乎是一个唱小生的，说起话来不男不女，听上去怪别扭的。那人问：“县长出发了没有哇？”姚佩佩说：“走了。”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这么说，县长刚才是去了文工团。既然是去文工团，那刚才谭功达为什么要说去粮管所呢？可见这个人连说谎都不会。如此说来，县长的这个对象说不定就是文工团的某个女演员，说不定这么一步一步地推想下去，姚佩佩忽然自己也烦了：嗨，人家去相亲，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门上轻轻的敲了几下，姚佩佩一转身，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讪讪的笑着，冲着她又点头又哈腰，还朝办公室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怎么，县长不在呀？”老头问道。
姚佩佩想了想，说：“县长到粮管所开会去了。”
老头“哦哦”了两声，转身要走，姚佩佩叫住了他，问他从哪里来，找县长有什么事。老头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信访办的主任，姓徐。他说，有一件棘手的事不知如何办理，因此特来向县长请示。姚佩佩一听说他有棘手之事，便赶紧请他到屋里，让他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下。老人谢了半天，这才坐下说话。
“今天早上，也就是九点来钟吧，信访办来了一位乡下妇人。手里拎着一个青布包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县长，我问她姓甚名谁，家在何处，因何事要见县长，妇人道：‘这个不消跟你说得，等见了县长我自与他说便了。’口气还挺硬，我反复盘问，方知她是夏庄人氏，头一天就已动身，到了天黑时分才赶到梅城。母子俩就在大街上露宿一晚，今天早上才一路问到县里来了。我再三问她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只道是县长家亲戚。我又问她是县长家的什么亲戚，妇人冷冷道：‘这不关你的事，你带我见了县长，自有分晓。’我见她前言不搭后语，衣衫肮脏，蓬头垢面，便不敢贸然带她来见县长，但也不知如何发落。我说，‘你既是县长家亲戚，可知到县长姓什么？叫个什么名字？’妇人先说是姓张，又改口说姓朱”
“这倒也不难，”姚佩佩笑道“等会儿待县长回来了，您老让他们俩厮认一下不就得了？”
“使不得！使不得！”老徐一个劲儿的摆手道：“这年头，以各种名目到县上撒泼打滚的人可多了，无非是告状、要钱两件事。让县长见了反而不好办。再说了，这妇人一口咬定是县长的什么亲戚，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不可能的呀！”
老徐说，自己虽说在信访办兼管收发，可闲来也去县志办公室帮忙，整理个材料什么的。县长家的事，说起来复杂，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县长家的人全都死光光了，一个都不剩了。”
听老徐这么一说，姚佩佩立即就来了精神。平常在县机关，有关县长家事的传说版本很多，错讹百出，大多离奇虚幻，极不可信。她曾经为这事问过钱大钧，他也是笑而不答。今见徐主任人老话多，谈兴正浓，便问道：“县长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也还不太明白呢。”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能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说来话长，”老徐道：“他娘在梅城监狱里生下孩子，是庚子年的仲夏，我记得是七月三日。天气又热，那孩子奶水不足，溽暑正烈，加上那监狱本是个肮脏污秽之地，一个名叫梅世光的狱卒”
“哎，我听人说，他妈陆秀米可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呢。”姚佩佩打断了老徐的话，好奇地问道。
“这个，各种文献中都没有记录。人家都这么说，反正我是没亲眼见过她。县志办还藏有她早年的一张小照，是当年她在日本穿着和服拍的。相片毕竟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那眉眼长得跟县长一般无二，你要是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瞅瞅谭县长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听说，县长原来不叫现在的名字，好像姓梅？”
“那狱卒名叫梅世光，也无妻室儿女，因见这个孩子眼看着气息微弱，奄奄待死，便动了恻隐慈悲之心，悄悄地将他带到狱外，请了一个奶妈，硬是把他给养大了。”
“那他，怎么又姓了谭呢？”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8
县文工团设在城西山坳中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据说，这座围着黑铁栅栏和卫矛的建筑最早是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后来，一度是梅城监狱的所在地。辛亥之后，陆秀米曾在这里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之久。花园四周，树木簇掩，山石拱卫，显得极为幽僻。如今，县文教局、文化馆和文工团都在这里办公。
谭功达的吉普车抵达那里的时候，文工团的团长已经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的身边还立着一位白发长者。
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当年在监狱的厨房当伙夫，已经七十多岁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他曾见到过令堂大人。”团长这一介绍，那老头就不停地点头：“见过的，见过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园子很大，修建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园子中间有一座喷泉，一尊铜制的天使雕像。地面由碎砖铺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喷泉池中的水还是满的，只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锈。那座雕像有些歪斜，不远处钟楼的指针早已锈坏，永远停在了八点一刻。园中的一株合欢树下，花瓣落了一地。谭功达不喜欢这个地方，到处都显得阴森森的。
三楼的一扇窗户开着，从里边传出手风琴的声音，反复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有一个老生演员正在吊嗓子，他唱的是三家店里的“打登州”每唱一句，都会传出一片叫好之声，弄得谭功达心烦意乱。几个人一声不吭的沿着花园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团长就请县长上楼参观：“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当年县长您出生的那个房间？”谭功达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对身边的白庭禹道：“不看了吧？”白庭禹赶紧道：“既然已到了这儿，还是看看吧。人家还专门请来了向导”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夹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的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它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她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有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伺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初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谭功达轻轻的带上门，回到阴暗的走廊里。向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发走了。团长和白庭禹正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看到谭功达神情黯然，眼中飘出一缕如梦清光，白庭禹误以为他是为即将与白小娴的见面感到局促不安，就笑着安慰他道：“老谭，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紧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这就好比说你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你预先就偷看了答案。”
“答案？什么答案？”谭功达慌忙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谭是一根筋，你还不相信。”白庭禹对文工团长打趣道。
团长也笑了起来，他解释说：“白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您和白小娴之间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们初次见面情形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你看她顺眼，她就跑不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您只管轻装上阵，就当是走个过场吧。”团长似乎是北方人，说起话来总是您您的。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回事！”谭功达勉强笑了笑，问道：“我们待会儿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的办公室如何？虽说在一楼，可是拉上灯芯绒窗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边。”团长说，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过，白小娴现在正在练功房上课，我们不妨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让你先熟悉熟悉作战环境，待会儿一下课，我就派人把她叫来。”
“要不，我们先去练功房看看？”白庭禹建议说“谭县长只见过相片，真人一回也没见过呢。”
“也好。”白团长道，同时看了看谭功达“哪我们就去练功房看看吧。”
他们三人穿过走廊往西，走下楼梯，绕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后院的一幢简易的木板房前。透过敞开的大门，谭功达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一个秃头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空翻。而女孩们则一律在窗下的木杠上压腿。看到三个人走进门来，姑娘们全都扭过头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秃头教练见状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团长朝他摆了摆手，道：“你们继续练功，我带两个客人来观摩观摩。”教练冲着他们举了一个躬，又气喘吁吁地跑开了。
“条件是简陋了点儿，”团长对谭功达道“不瞒您说，这地上的垫子都是草编的。在上面再铺上一层棉布就完事了。噢，对了，为了改善文工团的条件，我给县里是打过一个报告的，一直没见批下来。艰苦一点不算什么，可没有海绵垫子还真的不行。学员要是一个跟斗翻下来，闪了腰或是摔断了腿，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说好说。马上批，马上批。”白庭禹笑呵呵地答覆说。
对于这个问题，谭功达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飞快地瞥了团长一眼，似笑非笑地道：“你说没有海绵垫子就不能练功，这也太夸张了吧？哪一天等你的演员们到了真正的舞台上，难道还要在舞台上铺上垫子才能表演？嗯？”团长见谭功达话中有话，而且深知他平常就不喜欢文艺工作，只得讪讪地笑了笑，不再提报告的事了。他凑到谭功达跟前，朝窗口那边指了指，低声道：“那个穿黑色紧身衣，脑袋上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就是白小娴。”谭功达点点头。
实际上，他早就注意到她了。她的个子比一般女学员要高一些。修长匀称，皮肤白皙。她汗涔涔的，正侧着身子，将脑袋往脚尖上压。初一看，一点都不像是从乡下来的姑娘。谭功达一看她的脸，立刻就吃了一惊，像是被锋利的锥子扎了一下，身体软软的，难以自持。古人说的倾国倾城之貌，虽有夸张之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然，何以我一看到她，身体就摇摇如醉？
白小娴的照片，白庭禹一个月前就送给她了，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每次看到她的照片，谭功达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可是一见到真人，比照片还是要漂亮不少，谭功达的汗顿时就下来了，心也快跳到了嗓子眼。作孽啊作孽，这真是作孽。天哪，太过分了。我的眼睛怎么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她。谁家的孩子？竟能长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他再想起刚才在楼道里白庭禹跟他说过的考试和答案的一番话，心里就是一阵狂喜，也觉得是莫大的安慰。他转过身来，看了看白庭禹，而后者也得意得朝他微笑、颔首，似乎在说：“怎么样？”
不一会，秃头教练宣布下课，学员们各自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谭功达看见白小娴怀抱着一堆衣服，用一块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快速地朝门边走来。一看到白小娴朝自己走过来，谭功达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兀自愣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白小娴走到门边，见有几个人堵在门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怒气冲冲地对谭功达道：
“让开！”
白庭禹看见白小娴怒目横眉的样子，就知道事情不好。他赶紧上前，一把将她拉住，压低了嗓门向她介绍说：“这位是谭县长。”
“我知道他是县长！”
白小娴一甩手，差点没把白庭禹带个跟头，再次对谭功达吼道：“你让开！”
谭功达看见她嘴唇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额前的刘海也是湿漉漉的。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汗味。他本能地往后靠了靠，白小娴一侧身，就钻出了门，大步流星地走了。白庭禹和谭功达面面相觑。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团长显然也缺乏准备，等到他回过神来，再张罗人去把她拦住，哪里还有白小娴的人影？
秃头教练见状上前献计说：“白小娴一定回宿舍去了，要不要我去宿舍把她叫过来？”
白庭禹低声道：“不用了。”他转过身来，对愣在那儿的舞蹈演员喊道：“大家排练得很好！啊，很好！基本功很扎实，啊，很扎实。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啊，再接再厉。”他总算硬着头皮，说完了这几句话，学员们也就散了。
等到练功房门口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团长说：“不如先去吃饭，在鸿兴饭店。吃完了饭，我亲自给小娴去做做思想工作，保管”
“不必了，”谭功达道：“我们下午还有一个三级干部会。”
白庭禹见谭功达受了惊吓，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也只得对团长说：“要么这事就先这样了，以后再说。我这个侄女，样样都好，就是那臭脾气，跟我嫂子一模一样。我们告辞了。”
团长见白县长这么说，只好闷闷地把他们送到门外，挥手作别。吉普车扬起灰尘，不一会儿，在坑洼不平的巷子里消失不见了。
因县机关还没有举行大型会议的场所，下午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被安排在梅城中学的大礼堂举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谭功达让小王将车直接开到梅城中学，他和白庭禹就在马路对面随便找了个小饭馆吃饭。
白庭禹特地要了一瓶高粱，说是给谭县长压压惊。
“我看这事还要斟酌斟酌，”谭功达说：“别的且不论，这年龄的确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有。俗话说好事多磨，这么点小事你不必放在心上。”白庭禹劝慰道“不瞒你说，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就是为了这事，我把这门亲事与哥哥嫂子三头六面都说清楚了。他们哪有不愿意的？虽说到了三十四五岁上，夫妇二人才有了这么个宝贝疙瘩，一味骄纵，百般疼爱，一听说这件事，我那嫂子顿时眉开眼笑，拍着说道：‘要是结成了这门亲，我们悬了五六年的心就可以放下了。’他们是被土改和镇反吓破了胆，哈哈，说起来也怪可怜的。”
“他们有什么好害怕的？莫非你们家是地、富、反、坏？”
“反坏倒也说不上。不过我们私下说说，她家跟这个地富略微还沾点边。”白庭禹道：“我们家祖上世代在长江淮河上贩盐，做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家中广有田产。我十八岁出去参加革命，自然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线。可我的哥哥就不同了，他是长子，这么大的一个家私，虽经分家析产，临解放时，划在我哥哥名下的田产少说也有两百亩，不是地主是什么！到了52年划定成分的时候，土改工作组顾念我革命多年，多方做工作，最后给他家定了个中农。成分虽说划定了，可我那哥嫂经过这么一折腾，就落下一个心病来，担心一旦翻出旧账，说不定还得来个人头落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肝胆俱颤。”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白慕尧。”
谭功达一听白慕尧这个名字，忽然想起来，他此前曾一连收到过三封匿名信，都是举报土改工作组徇私枉法，白慕尧划定成分不当的。在这件事情上，白庭禹虽然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可私底下做了多少手脚，也不难想见。不过事已至此，碍着白庭禹的情面，他也不便再说什么，只是道：“这么说，白小娴本人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不知道？”白庭禹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鸡冠似的“我从夏庄老家回来的当晚，就去找她谈了话。”
“她当时怎么说？”
“嗨，这种事，”白庭禹支吾道“这种事，哪有姑娘家一问，就愿意的？免不了要推三阻四一番。嘴上说不愿意，心里头没准乐开了花。这女人的心要是硬起来，简直就不能算人！可是再烈的马，你骑上它溜一圈，没有不驯服的。别想这么多了，这都是女人惯常的小心思，你哪懂这个！我这个侄女，脾气的确有一点，可心地纯良，天真无邪，你们结了婚，日子一长就好了。”
谭功达一个人喝着酒，心里闷闷不乐。揣测白庭禹话里的意思，可见小娴心里不情愿。不情愿倒也罢了，刚才她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还不是嫌我老？想到这儿，他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恼怒起来。他倒是想打退堂鼓，可他一想起白小娴那张桃花带雨，娇艳欲滴的脸来，心里又有点不甘心。半天呆在那儿，始终没有说话。正在踌躇间，忽听得白庭禹道：“你回家后，赶紧将屋里屋外收拾收拾，别弄得像个狗窝似的，让老人看了心里寒碜，后天一早我就带他们过来。”
谭功达不由得一愣，诧异道：“你，你带什么人过来？”
“怎么，钱大钧没跟你说吗？他怎么把这事也给忘了！我哥哥嫂子想来县城一趟，一来与你见个面，二来呢，也想在县城逛逛，买点东西。他们今天晚上到，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这件事大钧倒是跟我提起过，是我没在意。”谭功达的神情有点恍惚。他想起来，前天中午，钱大钧来他办公室的时候，谭功达正在跟新成立的县科委的几个人谈沼气试点的事，他隐约记得钱大钧特地将他叫到门外，还问他要不要添点什么家具，等到他送走了科委的人，心里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大钧这小子，怎么忽然神秘兮兮的跟我说什么家具？
9
谭功达的家离县委大院不远，四周大树环绕，显得十分幽僻。这房子里原先住着一个寡妇，姓冯。丈夫常年出门在外，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死活。因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日子一久，就不免招蜂引蝶，做起那皮肉生意来。53年的时候，梅城三反工作组派人将她传到街市口参加批斗会，这寡妇死活不依，最后几个年轻人用麻绳套住她的脖子，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死拖活拽把她弄到了门外的巷子里。围观的人把巷子围得水泄不通，场面渐渐有些失控，更有当地的几个泼皮无赖也混迹其中，跟着起哄。他们推推搡搡，骂骂咧咧，三下两下就把冯寡妇的衣裤扒得一干二净。那冯寡妇虽是个私娼，倒也颇有节操，回到家中，当晚就悬梁自尽了。
据住在隔壁的信访办的老徐说，那天早上他赶去帮着收尸的时候，这寡妇的桌上还留有半截没有烧完的蜡烛。旁边的毛边纸上写有小诗一首，只是不能断定是否就是自尽当晚所写。诗曰：
花开若有思，
花盛似欲燃。
一夕风雨至，
狼藉不可看。
因她窗下有一棵
海棠树，咏的似乎就是海棠。老徐说，墙上有一帧小照，是冯寡妇年轻的时候拍的，鼻梁上还架着玳瑁眼镜，可见还是个读书人。这个冯寡妇是从外地来的，平常不跟人搭话，对她的来历，左右邻居一概不知。人倒也挺好，见到人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不敢正眼瞧人。冯寡妇死后，她的这间屋子就作为无主房，划拨给县干部们住。本来这房子就是阴森森的，再加上一个吊死鬼，干部家属都说这房子晦气，不吉利，挑到最后还是没人敢要。最后，谭功达只得自己搬了进去。
谭功达刚搬进去的时候，还记得院中的大刺槐树下，有一辆生了锈的儿童自行车。在那时的梅城，这辆自行车可说是稀罕之物，似乎在见证着这个寡妇的来历颇不一般。另外，她或许还有过孩子。那孩子是夭亡了？还是去了别处？也无从打听。槐树旁有一个井台，院中的竹篱已经朽坏，邻居家的鸡常到院子里来啄食，那畦小菜地也已荒芜了。一间灶房通过一个小天井与正房相接，一律是砖墙明瓦。房间不大，却也敞亮精致。
客厅里有扇小木门，通往后面的小跨院，进深很窄，碎石板的地面中间有一簇天竺。四周砌有高墙，墙外遍地芦荻，一派大江。江面上过往船只的汽笛声，也时时可闻。
这天晚上，谭功达开完了三级干部会，回到家中，夜已经很深了。忙碌了一整天，又困又乏，未及洗漱，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半夜里突然下起雨来。雨点密密地打在瓦楞上，飒飒有声。朦胧中，他觉得雨从朝东的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他脸上。床上的帐子也被风吹得鼓起来，裹在头上，拂之不去。他想着要起床把窗户关上，可就是睁不开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窗外有女人的声音，嘿嘿地笑着。谭功达吓了一跳，心里道：莫非这房子真的闹鬼不成？这一吓，他立刻就醒了过来。等到他手忙脚乱的将脸上的帐子撸掉，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天早就亮了。
田小凤站在窗外，笑得直喘气。
“谭县长，你晚上睡觉也不关窗，这床都要给雨水漂走了！”
谭功达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大床四周果然积了一地的水。他赶紧跳下床来，趿着鞋，跑去院中开门。
“睡的还真沉啊！”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在门外冲着他微笑：“我们都快把这院门拍烂了，也没把你拍醒。”
他的身后还站着七八个年轻人，全是女的，都咧着嘴冲他笑。她们都是县机关各科室的职工，钱大钧带着她们给县长收拾屋子来了。
“我这破屋子，待会自己拾掇拾掇就行了，怎么能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谭功达揉了揉眼睛，打着哈欠道。
钱大钧道：“反正我们闲着也没事，就当作是义务劳动吧。”
这时，田小凤也已经绕到院门前来了。谭功达看见她腰间扎着一条花布围裙，腆着大肚子，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摇一摆，便对钱大钧笑道：“怎么，小凤又有了？”
“可不，都六个多月了。”钱大钧笑了笑“当初你要不挑三拣四，早早成了家，这孩子也该满院子乱跑了。”
田小凤接话道：“谭县长，我们家大钧给你介绍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没有一个入得了你的法眼。可白县长头一回当红娘，你就忙着布置新房了。可见这姑娘人品相貌”
钱大钧冲着老婆又摆手，又递眼色，小凤这才把说了一半的话噎了回去。谭功达讪讪地笑着：“八字还没一撇呢，八字”
“这收拾屋子的事呢，就交给她们年轻人去干，由小凤统一指挥。我们进屋聊聊天。哎，对了，包子呢？”钱大钧回头看了看，问道。
一个身穿灯芯绒马夹的女孩赶紧过来，将手里的一个纸兜递给谭功达：“我们在路上买的，还是热的呢。钱副县长料到您还没吃早饭呢。”
“是啊，钱副县长一心惦记着谭县长没吃早饭，”另一个女孩子道：“至于我们有没有吃过早饭，他就不管了。”
本来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她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加上田小凤一连白了她好几眼，脸一红，愣在那儿，有点发窘。
谭功达见状赶紧将手里的包子递给她：“那就一块吃，一块吃。”
“我已经吃过早饭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那女孩道。谭功达见她有些面熟，就问道：“你是哪个科的？叫什么名字？
“羊杂碎。”钱大钧笑道。“就她嘴碎，有名的落后分子。”
他这一说，大伙全都笑了起来。
一进屋，钱大钧就踱着方步，几个房间来回乱蹿。一会说这个该扔，一会说那个该换，哪面墙上应挂幅字画，哪个桌上应摆个花瓶，末了，他抬腕看了看表，嘴里嘀咕道：“这个姚佩佩，怎么这会儿还不来！”
“怎么，你把她也叫来了？”谭功达嘴里吃着包子，嘟哝道。
“叫了。昨天下班时恰巧遇见了她，她答应要来的。她这个人，成天懒懒散散，这会儿说不定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叫她来做什么？她是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
“你可不要小瞧了她去，”钱大钧道：“人家是从上海来的，家里又是大资本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本来我让她来，是为了让她帮着看看这屋子的布置，要不要添点家具和摆设。”
“你怎么知道她家是大资本家？”
“嗨，也就一周前吧，从上海的市三女中，来了两个干部，他们是来做外调的，想了解一下姚佩佩在梅城的情况。她们家那摊子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两人正说着，忽听得门外一阵欢声笑语。谭功达一愣，笑道：“说到曹操曹操到。恐怕是佩佩来了，我出去招呼她一声。”说完将吃了一半的包子搁在桌上，飞快地跑了出去。
谭功达来到院外一瞧，哪儿是什么姚佩佩？原来是信访办的老徐，手里捏着一团细麻绳，替他扎篱笆来了。那老徐年纪大了，刚一蹲下，身子往后一仰，便是一跤，逗得那几个女孩子笑翻了天。院外的大道上下了一夜的雨，地上落满了花瓣，风一吹满地乱飞。远处河滩上的青草地绿油油的，四下里空空荡荡，并不见一个人影。
钱大钧他们忙到天黑才走。
谭功达里里外外转悠了一遍，看到屋里屋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事事都停当，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竹篱修补好了，杂草拔除了，井台冲洗得干干净净，院中的碎砖石在墙角堆着，就连那畦菜地，也新翻了泥土。老徐的妻子从家里匀了一点菜籽，替他种上了。她还对谭功达说：“等到下个三两场雨，到了麦收时分，新娘子过了门，你就可以吃上自己园子里的青菜了。”
屋子新糊了窗纸，有一股淡淡的尘土气和肥皂味。惟一遗憾的是帐子洗得晚了些，手一摸还是潮的，但田小凤走前还是张罗着给他挂上了。谭功达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在院中的井台边，看着天空如洗，月上梢头，心里就有一种阒寂之感。耳畔似乎仍然回荡着那帮女孩的说话声，仿佛她们仍未离去，仍在他的屋子里，进进出出。女孩们成群结队，花枝招展，叽叽喳喳，又别是一番情趣。何等恬谧！何等安稳！何等美妙！等到她们一走，心里怎么忽然缺了一块？这又是什么缘故？
这的确是个问题。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白庭禹就把他的哥哥嫂子给带来了。白慕尧夫妇满脸带笑，手里大包小包提着礼品。女人笑着说，不过是乡下的一点土产，他们第一次上门，也是个小意思。
白庭禹道：“老谭，我还有点事，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吧！”说完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知道你不会生火做饭，我在鸿兴楼订了一桌饭，中午十二点我再来喊你们。”
谭功达将两人让到
客厅的桌边坐下，就忙着摆杯子沏茶。那女人将头上的一块宝蓝方巾取下，攥在手里捏着，抬头满屋子乱看，一会儿便道：“房子倒是挺宽敞的，收拾得也干净，一看就知道我们谭县长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就是，太素净了点。”说完，笑眯眯地望着他。谭功达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匣子，用指甲弹开，递给白慕尧。白慕尧慌忙连连摆手，一迭声地说：“不会。不会。”那女人瞥了丈夫一眼，对谭功达笑道：“他平常是抽烟的，只是见到生人拘束。要让他多说一句话，也怕要咬到舌头根子。”随后她用胳膊碰了碰白慕尧：“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是县长让你抽，你就抽呗。”白慕尧嘿嘿地笑了两声，这才从烟匣中取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
白慕尧看上去不擅言辞，五十好几的人了，可依然高大健壮。谭功达再将目光移向另一边，端详起那个妇人来。这一看，不觉暗自吃了一惊。这个女人与白小娴长得一模一样，竟然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难道白小娴以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像她一样眼袋松垂，红肿，双下巴，肥鼻梁，一笑起来满脸都是褶子？昨天在文工团见到白小娴时，那张脸带给他的超凡脱俗之感立即荡然无存。他在脑子里将白小娴衰老的过程飞速地盘算一遍，不禁悲从中来，大为伤感。那女人见谭功达两眼放出虚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不知是何缘故，开始还忍着，脸上浮着一绺僵冷的笑。到了后来，见县长那眼神越发地呆滞起来，不知不觉红了脸，心里暗想：他这样咧着嘴，一个劲地盯着我看，像笑不像笑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个花痴？再一想，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不太可能
凭着女人的直觉，她见这个未来的女婿虽说四十出头，可眉宇间依然有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梦，勾人心魄。要是再年轻个几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要坏在他手里就像昨晚小叔子反复提醒的，这人看起来的确有几分呆傻之气。不过，既然人家是个县长，呆傻一点倒也不碍事。
想到这儿，便对谭功达道：“小娴这孩子，别的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倔。听说前天在文工团，她还当面顶撞县长来着，实在不像话！不光是对你，她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怪她爹，从小把她给宠坏了。”
谭功达忙道：“这也难怪她。只是我与她年龄差得太大，怕是她心里不愿意。”
“愿意愿意，”女人道“哪有不愿意的！我们昨天跟她磨了一天的嘴皮子，她嘴上没说什么，心思倒像是有几分活了。本来我们想今天把她一块带来，可她们团一大早下乡演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又道：“等到过了年，小娴就二十岁了。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就在正月的年头上，替你们把婚事办了。”
谭功达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女人接着道：“小娴在家里是老二。上头，她还有一个哥哥，原本跟着他爹做生意，上山西，下两广，倒也去过不少地方，人也忠厚可靠。可一解放，生意不让做了，只能在家里拽牛尾巴。那小的呢，今年也十六了，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几个孩子当中，就数他最聪明伶俐。我们今天见了面，定了亲，往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们我们也有话直说，看看县长能不能开开金口，发句话，给两个孩子在县里安排个工作。”
“恐怕不行。”谭功达说。
他还想跟她解释几句，忽见那女人把大腿一拍，说：“哎哟，这有什么不行的？一个是县长，一个是副县长，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你们俩发了话，哪个敢不依？这点小事，哪有个不成的道理！”
谭功达见她第一次登门，就自说自话，提出这样非分的要求，日后若是与小娴成了亲，仗着翁姑的权威，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因此心中颇有不快。又一想，这妇人话里话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以白小娴作交换要挟的意思，心里顿时又添了几分厌恶，只得将脸上的笑容收敛，正色道：
“这个，不行。真的不行。”
“要是县长觉得一下子安排两个人有点为难，我看这样也行，”女人勉强笑道“你不妨先替我那个大的找份工作，小的就等几年再说。退一万步说，若是县里有困难，就安排在乡里，做个乡长副乡长什么的，替你在下边跑跑腿，倒也还合适。”
“不论是县里还是乡村，都不行。这干部的任免，都有一定的规章和程序，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谭功达冷冷地回绝了她。
那女人见谭功达不依不饶，一味推托，竟然是完全不通人情世故。心里即刻凉了半截，变了脸，气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又不免替女儿担心起来：这个人果然是个呆子！怎么让这种人做了县长？也真是天晓得。若是在有人的场合，你装装样子也就罢了，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他娘的装什么清正廉洁！想到这儿，又气又羞，心头一股无名火起，把白庭禹千叮咛万嘱咐“端端说不得”的告诫忘到了九霄云外，冷笑了两声，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家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丫头算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就没事找事，倒是巴巴地替她安排了工作，还给她落了户口？怎么到了自家人头上，却连个回旋的余地都不给！”
她这一嚷，让白慕尧和谭功达都吃了一惊。那女人也自觉把话说过了头，心中有了几分胆怯，便微微侧了侧身，脸涨得通红。
谭功达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来，知道她本是个厉害难缠的角色，若是一时间闹起来，弄得街坊邻居知道，也是个笑话。再说，姚佩佩那档子事，她必定是从小叔子口中得知，如果一时发作起来，那就连带着白庭禹的脸面也不好看。愣了半天，将心头的火气压了压，陪着笑，低声道：“这事容我回头和白县长商量一下，怎么样？”
谭功达虽说松了口，那女人仍然火气未消，郁郁不乐。几个人一时无话，都觉得有点尴尬。
几个人说了一会闲话，谭功达就问起农村合作社的事来。他这一问，坐在那儿始终不怎么说话的白慕尧忽然开口道：“合作社？不是已经停了吗？”
“停了？！”谭功达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大声道：“谁让你们停的？”
“如今不是，不是又时兴单干了吗？”白慕尧也是满脸疑惑。
那女人道：“是这样的，归合作社的田又都重新分给了个人。我们家还分得了两亩水塘。今年初春刚刚下了五百多条鱼苗，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下网去捕了。到时候我们就给县长挑大的送些过来，让您尝尝鲜。”
谭功达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再三压了压心头的火气，又问道：“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听村里的干部说，好像上头又有了什么新的精神”白慕尧道。
“哪个上头？是乡里，县里，还是省里？”
经谭功达一阵逼问，那女人才觉察到谭功达脸色不对，同时也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赶紧拽了拽丈夫的袖子，笑道：“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又不是当官的，哪里晓得这些事！”
“二位少陪，我去去就来。”谭功达冷冷地撂下这句话“腾”地一下站起身来，去里屋打电话去了。
等到谭功达抓过话筒，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县机关没人上班。他往钱大钧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刚才白副县长把大钧叫出去了，不知道有什么事。随后，田小凤笑着问他：“相亲的事是否一举成功？岳母大人有没有夸我们屋子理得好？”谭功达没有心思与她开玩笑，就哼哼哈哈地支吾了几句，把电话挂了。
等到谭功达打完电话，从里屋出来，白慕尧夫妇已经离开多时了。
10
这天晚上，汤碧云请姚佩佩去清真馆吃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赶到饭馆，汤碧云已经找好了座位，在靠窗的一张小方桌前等她了。一见面，碧云就拉了拉她的袖子，神秘兮兮地冲着她道：“快坐下，快坐下，我要告诉你一件稀罕事。”
“什么稀罕事？莫非是你找着对象了？”姚佩佩笑道。
“去你的，你才有对象了呢！跟你说真的，”汤碧云往她跟前凑了凑，低声说：“我告诉你，你干爹那边的事，黄了。”
“什么干爹湿爹的，你别胡说！”姚佩佩皱着眉头，过了半晌，道“他不是乐不颠颠地跟丈母娘厮会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黄了？”
“嗨，打起来了。”汤碧云掐着嗓子，接着说：“也不知道为个什么事。听说，县长那丈母娘可凶了，把咱白县长的脸都给抓花花了。”
“究竟是谁跟谁打起来了？你把话说说清楚。”
“是县长的丈母娘跟白副县长打起来了。”她这一叫，站在她们身边等着点菜的服务员实在是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那县长的丈母娘不是白副县长的嫂子吗？”
“对呀。”
姚佩佩朝服务员看了一眼：“我们俩先坐着说会话，一会儿再点菜。”
服务员朝她笑了笑，赶紧离开了。
汤碧云这才说起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来。
“我下午陪妈妈去县
医院看病，拿完药出来，碰巧看见给县长开吉普车的小王。我问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什么呆，小王就说，他带白副县长来治伤。白副县长怎么了？我问道。小王说，叫人给打了呗。我就说，是谁吃了豹子胆，连县长也敢打。那小王就不说话了，只是坐在那儿一脸坏笑。后来被我逼问不过，只得将我带到楼梯口，悄悄地告诉我说，白县长跟他嫂子打起来了。我心里说，这小叔子跟嫂子较什么劲啊，再说白县长嫂子不是去县长家相亲了吗？
“小王说，具体怎么个情况，他倒也不太清楚。反正一家人中午在鸿兴楼吃饭，吃着吃着就吵了起来。小王说，本来他是坐在外间的散席吃饭，听到房中吵骂声越来越高，只得硬着头皮进去劝解，就见那白庭禹正站在那发脾气呢！小王说，跟白副县长这么多年，还从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他指着自己的哥哥嫂子骂道：‘你们俩算他妈的什么东西！啊？算他娘的什么狗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的影子，怎么能那么跟县长说话！你以为县长是你们家看门的吗？啊？怎么千叮咛万嘱咐都没用，难道我早上跟你们说的话都是放屁吗？’
“他这一骂，白副县长的哥哥倒还好说，那妇人哪里是个惹得起的角色？顿时就站了起来，操起桌上的一盆肉丝糊糊朝他的小叔子脸上狠命地掼了过去。白副县长一缩脖子，那菜盘“嗖”一声就打他脑袋顶上飞过去了，砸在门框上，摔了个粉碎。白县长这会儿也不管什么嫂子不嫂子，指着那妇人的鼻子喝到：‘你要再敢在这里撒泼，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去！’那妇人一听，哇哇大哭，嘴里骂骂咧咧地喊着：‘反正老娘今天也不想活了！’说罢，横着身子朝白庭禹猛撞了过去，说要与他同归于尽，吓得那白庭禹绕着桌子打转，嘴里喊道：‘小王小王，你快替我拦住这个泼妇！’可哪里拦得住，等到饭馆里的人把他们俩拉开，白县长的脸早就花花了，满脸都是血印子。
“小王说，大概是白慕尧夫妇和谭县长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本来白县长安排谭县长中午和他们一家吃饭，可打了半天的电话，谭县长也没肯过来。所以我想，你干爹今天大概是出师不利。”
汤碧云绘声绘色地讲着那件“稀罕事”可姚佩佩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只是歪着头看着她，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倒是汤碧云本人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哎，你怎么一点也不笑？”碧云对佩佩说。
“我没觉得有什么好笑，”佩佩耸耸肩，懒洋洋地托着下巴，似乎正在想她自己的心思。汤碧云尽管意犹未尽，见姚佩佩心情不佳，只得住了嘴，招手喊服务员来点菜吃饭。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说起昨天去给县长收拾房子的事来。她问道：“昨天上午你怎么没来？钱大钧和谭县长都追着我，问佩佩怎么不来？我还替你撒了个谎，说你病了。”
“你用不着替我说谎，我就是不想去。那钱大钧要给他的顶头上司拍马屁，我却犯不着。”
“你没去倒是对了。我们几个人屋里屋外忙了一整天，累得像狗屎一样，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到现在我的腰眼还一阵阵酸痛呢。”
“活该！人家打了个唿哨，你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了，活该！”姚佩佩笑道。
不过，汤碧云说，她虽然卖了一天的苦力，倒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她在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姚佩佩知道，羊杂碎这个人平常就是一惊一乍的，见了风就是雨，也没去追问她什么“重大秘密”只是低头吃饭。汤碧云憋了半天，决定自己将这个秘密说出来。
“佩佩，你知道县长为什么四十好几还没有找到对象吗？”
“要么是没遇上合适的；要么是遇上了合适的，人家又觉得不合适。不外乎这两种可能。”佩佩道。
“瞎扯！”汤碧云说“县长虽说四十多岁了，可人长得并不难看，也不怎么见老，看上去就像三十来岁。加上他的县长身份，还有钱大钧、白庭禹之流争先恐后地替他拉皮条，他要是成心想找，不要说一个，就是十个二十个也易如反掌。
“昨天上午，他请我吃包子时，我还仔细瞅了瞅他的脸，你别说，那张脸倒也有几分英俊，那皮肤倒也挺细致白嫩的呢。”说完就咕咕地笑了起来。”
“那照你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姚佩佩笑道。
“这个人哪，百分之百是个花痴。”汤碧云煞有介事地说：“绝对是个花痴！”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花痴？”
“我们街上就有这么一个花痴。是个开豆腐店的，平常倒也挺正常，只是不能让他瞅见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见到女孩，他的眼珠立刻就不会转了。那眼神我记得最清楚，就跟你干爹一模一样。那天我们去了七个女孩，我们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谭县长也会出来看看，和我们说说话。他有时候看看树啦，有时候看看天上的云啦，可眼睛一旦落到哪个女孩身上，立刻就发了呆，渐渐的就沁出一片青光来。这就是典型的花痴眼神。我小时候一直跟豆腐店的伙计在一块玩，绝对不会看错的。这种人不会专门喜欢某一个女孩，而是天底下所有的女孩他都喜欢。他四十多岁没娶上媳妇，原因就在这里。据我妈妈说，就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也千万不能嫁给这号人！”
她这一说，把姚佩佩笑得伏在桌子上倒不上气来。等她笑够了之后，便对汤碧云道：“这么说，那天他也盯着你看来着？”
“那当然。”汤碧云为了证明自己的花痴理论，只好连自己也牺牲了“不过，他最喜欢的是县妇联的小曹，还有广播站的小朱，还有，对了，党办的小芹。小芹是个腼腆的姑娘，被他看得实在不好意思了，就对谭功达说：‘县长，你在看什么呢？’谭功达吓得一激灵，这才清醒过来了，笑道：‘噢，你吓我一跳，我在看老徐编篱笆呢。’小曹她们几个你捏我一把，我捏你一把，都在那儿偷着笑。谭功达还在那发愣呢，嘴里道：‘小曹，你们有什么好笑的事，说来我听听！’我们当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就连老徐也背过身去，掩口而笑。”
“你就爱胡说八道，”佩佩道“编出这么一件事情来，逗我开心！按说，人家县长也没得罪你，用不着这么刻毒吧！这话要是传到白小娴耳朵里，那岂不是坏了人家的好事？”
“你怎么反而替他说起好话来了？我妈妈说了，花痴是最不能同情的，你一同情他，就着了他的道了。”碧云认真地说。
“不过他平常在县里对待女下属倒是挺严厉的，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嗨，那是装的。”汤碧云道“你想想看，明明是个花痴，可非得装出一副正经样子来，可见他的心里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据我所知，这花痴可有许多种”
“好了好了，快别胡说了。”姚佩佩道“我笑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怎么样？你现在开心了吧？我就不信不能把你逗乐。”
“原来你还真是逗我玩啊！”“是不是我成心逗你，你和他在一个办公室，时间长了，你自己就能看出来。”
两人吃完了饭，又说了一会闲话，汤碧云问她愿不愿意陪她在街上走走。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来，撕给佩佩一张：“明天晚上八点，在梅城中学礼堂。为了搞到这两张戏票，前天我和钱大钧磨了半天的嘴皮子。”
“什么戏？”佩佩问道。
“新排的十五贯。是省里来的剧团，只在梅城演三场。”
两个人说着话，沿着黑暗的街道，高高低低地往前走。街上空寂无人，没有一盏路灯。两边商铺的木排门都已关上，昏暗的灯光从狭长的门缝中挤出来，横铺在大街上，远远看上去，整条街就像一张放倒的梯子。她们走到供销社门口，姚佩佩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站住了，问她道：“碧云，那天在食堂门口碰到钱大钧，说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跟你商量”
“怪了，”汤碧云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喃喃道：“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你就来问我了。你说怪不怪？”
“他找你什么事？”
汤碧云半天没有吱声，尽管姚佩佩看不清她的脸，可仍能感觉到她的心慌意乱。有一条溪流不知在什么地方嚯嚯地流淌。更远一点的树林里，传来斑鸠的鸣叫。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汤碧云说着，一个人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姚佩佩道：“你觉得钱大钧这个人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事？你这么吞吞吐吐的。”佩佩有点急了，抓住她的一支胳膊，用力摇了摇，似乎想把她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摇出来：“你这个人，没边儿没影儿的事，你说起来就唠叨个没完，可到了节骨眼上，却又吞吞吐吐。不过，你要真的觉得不方便告诉我，也就算了。我不会逼你的。”
“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又何尝不想告诉你？说实在的，我心里也还没把握。告诉你，白白的让你担惊受怕罢了。”
“我害怕？”姚佩佩诧异道“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算了，还是不说了吧，我对钱大钧，是发过誓的。”
犹豫了半天，汤碧云终于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来，两个人在梅城棉纺厂的门口恹恹地分了手。
第二天上午，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干部会。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特地把姚佩佩叫了去，让她担任会议记录。一进会议室，佩佩看见白庭禹的脸上果然涂满了紫药水，乍一看就像是个唱戏的刚刚化完妆。
会议由杨福妹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谭功达提出的关于在梅城县开凿大运河的建议。从白庭禹、钱大钧脸上错愕的表情来看，这个方案还是第一次提出来。除了杨福妹之外，谭县长并没有事先与干部们通气。
按照谭功达的设想，梅城地处江南，春夏两季雨量充沛，到了五六月间，往往河水暴涨，形成洪涝灾害。而入秋之后，雨水稀少，河底干涸，又往往赤地千里。常年来，农民饱受旱涝之苦，因此他“昨天想了一个晚上”若能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将梅城的各个乡村连接在一起，干旱时能引长江水灌溉良田，到了夏天洪水肆虐的季节，也可以排涝泄洪。这样一来，必能一劳永逸，确保连年丰收。而且“假如这条河挖得足够宽的话，还能过往船只，水路交通，势必大大改善。”
谭功达刚刚说完，赵焕章就将手里的红铅笔高高地举起来，要求发言。
他说，在梅城县，开挖这样一条劳民伤财的运河，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必要。梅城一带，长年风调雨顺，旱涝之灾，并不像谭县长估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他本人曾专门查阅了县志办的水文和气象资料。较为严重的洪灾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是在20年前的1936年，而且还是因长江决堤所致。而旱灾则更为罕见，有明确记载的旱灾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1919年。因此，在梅城开凿运河无疑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再说了，普济水库大坝的修建已经让县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而三、四年后，发电机到底能不能打出几片火花来，眼下还说不准。任何一个方案的提出，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承受能力，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决策“绝不是凭哪个人晚上做了一个梦，心血来潮、胡思乱想一通就可以决定的。”
他这么一说，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姚佩佩看见谭功达脸色铁青，手里的一支笔不停的在纸上写写划划。赵焕章见没人吭气，便有几分得意，又接着道：“至于说到水上交通，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又不要去杨州看琼花，干嘛要学那隋炀帝！只要多翻翻史书，就能算出来，当年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死了多少人？再说，梅城地处丘陵，虽无崇山峻岭，小山包倒是不少。本来人多地少，再去挖条大河，不知要坏掉多少良田。”
这时，钱大钧有点坐不住了，斜着眼睛看了赵焕章一眼，鼻子里哼哼了两声，冷笑道：“某些人，竟敢担保梅城不会出现旱涝灾害，如果明年就出现百年未遇的洪灾，谁能负得了这个责！谁是隋炀帝？有话就明说，不要仗着念过几本书，就含沙射影！”
钱大钧说完，白庭禹立即插话说：“功达同志的这个提案，我完全同意。有些人对此有顾虑，有抵触，甚至公然反对，这也很正常。可要把谭县长比作隋炀帝，那是不对的，不厚道。说隋炀帝挖大运河死了很多人，这恐怕也是事实。可哪天不死人呢？哪个人又能不死呢？关键要看死的是什么人，还有，这人是怎么死的。是重于
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留下好多废弃的旧河道，稍加疏浚，还是可以利用的。再加上梅城水网密布，沟壑纵横，这个工程也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可怕。至于说人手不够，劳力缺乏，完全可以把挖河的时间安排在冬春之间的农闲季节。况且，县乡各级干部，都可以发动起来。我们的有些干部，啊，有些干部，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肚子里长满了草，脑子里生满了锈，也真的应该出去见见阳光，活动活动筋骨啦！”
其他干部见状，纷纷表态支持。随后，杨福妹提议表决。姚佩佩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没有举手的就只剩下赵焕章一人了。他的眼睛红红的，僵坐在椅子上，嘴里还叼着一根烟，烟灰落了一身，也不去掸拂。
会议不到十一点就结束了。
干部们离开之后，姚佩佩开始收拾桌上的茶杯、烟缸，和散落的文件，当她走到谭功达座位前时，看见县长的桌前搁着一张便条，上面压着半枝铅笔。便笺上有几行算数公式，与她上周在谭功达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的大致一样：
43—19=24
43—23=20
20—19=1
姚佩佩捏着这张纸，凑在窗前的阳光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她摇了摇头，笑了笑，将便笺揉成一团，顺手扔进了纸篓里。
11
谭功达来到梅城中学的礼堂，省锡剧团的十五贯已经快开演了。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竟然是礼堂最后一排的边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座位了。谭功达使劲地抻长了脖子，也只能看见女报幕员盘在头上的高高的发髻。谭功达正在心里犯嘀咕，白庭禹怎么偏偏给他挑选了这么个位置，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坐着一个身穿黑色
连衣裙的女孩，同时他也闻到了一缕兰花的淡淡香气。
白小娴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也直着脖子朝舞台上张望。她手里托着一包瓜子，头发湿漉漉的，似乎刚刚洗过澡。即使是礼堂的灯灭了之后，他在黑暗中仍能瞥见她的脖子。那么白，那么长。谭功达贪婪地呼吸着那缕香气和发丛中的气味，喉咙里咸咸的，浑身的血只往脑袋上涌，不觉中有些微微的眩晕。这个白庭禹！事先怎么也不跟我通个气？他使劲地定了定神，环顾了一下剧场，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白小娴就把手里的纸袋朝他递了过来，眼睛却不看着他，嘴里道：“吃不吃？”
谭功达笑了笑，将满手的汗在裤子上擦了擦，从纸袋中抓过几粒瓜子。最初的尴尬总算过去了。他磕了几粒瓜子，开始意识到白庭禹的巧妙安排和一番苦心。这是剧场里最为隐秘幽僻的处所：从白小娴往右，有五六个位置都空着，事先必然经过周到的考虑。而且由于紧挨着出口的太平门，如果他们对戏文没有兴趣（在这种场合，看戏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他们可以选择随时离开
果然，不一会儿，白小娴就自言自语道：“唉，我最烦看戏了！坐在这种鬼地方，什么都看不见！”
虽然这话不是对着谭功达说的，可因为旁边没有第二个人，谭功达就很自然的低声问道：“小娴，你喜欢锡剧吗？”
“不喜欢，”白小娴道“你呢？”
“我？我也不喜欢。”谭功达嗫嚅道。
“走？”白小娴扭过头来，对他说。
“走！”谭功达根本不敢看她的眼睛，低声答道。
他们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走到太平门边，推了推，门是锁着的。旁边一位戴袖章的工作人员客气对他们说；“这个门要到散场的时候才会打开。如果两位想离开的话，可以走正门。”
他们俩一前一后出了大门。刚从礼堂高高的台阶上下来，就看见姚佩佩和汤碧云两个人手拉手，正气喘吁吁的朝这边跑过来。一看见谭功达，两个人都站住了。
“谭县长。”羊杂碎甜甜叫了他一声。
姚佩佩则一只手按着腰，扭着身子不停地喘息。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谭功达问。
“戏开演了吗？”碧云道，同时不住地拿眼睛朝白小娴身上看。
“开演了开演了，你们俩快进去吧！”
“那县长您，您怎么不看了？”姚佩佩一脸坏笑地问他。
“我觉得坐在里边，心里，嗯，有点发闷，就出来转转。”
“噢”汤碧云仍盯着白小娴看，一直看到后者不好意思地背过身去“那，那我们就进去了。”
说完拉着姚佩佩就跑。她们上台阶的时候，姚佩佩的一只鞋掉了下来，她又踮着脚，一级一级地跳下来捡。
“刚才的那两个人是谁？”白小娴问。
“嗨，我们机关的两个疯丫头！”谭功达说，不由得又回过头去朝礼堂门口看了看。门廊的顶灯已经熄灭，门外早已空无一人。
时间刚过八点，梅城街道上已经是黑黢黢的了。他们沿着大街朝北走了一段，谭功达就提出是不是去他家坐坐。白小娴想了想，道：“都说你那屋子闹鬼，我可不敢去。”谭功达又说；“那就去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小娴没有吱声。
他们两个人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谭功达心里又有点后悔。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自己却带着一个姑娘去办公室，倘若门房的常老头问起，他又怎样去解释呢？好在大门是开着的，看到谭功达和白小娴朝这边走过来，老常一缩头，假装没有看见，避免了他想像中的尴尬。
谭功达领着白小娴来到三楼的办公室。拉开灯，一眼就看见姚佩佩那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挂在墙上，两只白色的袖套搭在椅背上。
白小娴不等他招呼，就坐在了靠墙的那条长椅上，仍旧磕她的瓜子，同时抬起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房间的一切。谭功达问她要不要喝点茶，小娴连声说要。她磕了太多的瓜子，这会儿的确有点渴了。谭功达看了她一眼：“那你还磕！”
果然，白小娴立刻就不磕了，朝他笑了笑，露出两排细小洁白的牙齿。
谭功达办公室里没有待客的茶杯。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过自己用的积满茶垢的玻璃瓶子看了看，上面隔热用的尼龙丝网已经脱了线。他看见姚佩佩桌上有一只白瓷杯，很精致，上面还有红色蜜蜂的印花图案。就把佩佩的杯子涮了涮，给白小娴沏了茶。热水瓶里的水已经有点凉了，茶叶泡不开，可白小娴说她并不在意。
她从谭功达手里接过杯子，在手里转了转，道：“这是谁的杯子？怎么这么讲究？”
谭功达说：“是办公室一位同事的。看上去稍微干净一点。”
白小娴笑道：“我不忌讳这个。”说完一仰脖子，咕咕地把水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巴上的茶叶末。
谭功达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觉得，自己一路上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白小娴并不像自己想像中的那么暴戾。在说了不多的几句话之后，两个人仿佛已经相识很久似的，一点都没有生分和拘束。谭功达拉开椅子，坐在姚佩佩的办公桌前，手指轻轻地弹敲着桌子上的玻璃，对白小娴道：“你父母，后来就回乡下去了？”
白小娴“嗯”了一声，随后道：“他们只在乡下待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又连夜赶到县城来了。”
“他们又来做什么？”
“还不是给我叔叔吓的！”
白小娴说，父母跟叔叔吵完架，当天下午就赌气回夏庄去了。两个人在家里硬挺了一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最后就雇了辆驴车，赶到县城来了。他们找到了白小娴文工团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两个人也不敢叫醒门卫，就在门口的小树林里凑合着过了一夜。等到天亮，白小娴出来跑操的时候，才在操场边一棵杨树下看到了他们。母亲一见白小娴，当场就嚎啕大哭起来，口口声声说，我们这个家就算完了。她父亲的脸色也是黄黄的，站在一旁不吭声。文工团的学员们都围着他们看。白小娴只得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宿舍，这才慢慢从父亲的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母亲道：“这下好了，我也是一时昏了头，一口气把两个县长都得罪了！你叔叔还口口声声说要派人来把我抓起来，虽说白县长原是你嫡亲的叔叔，可眼下闹翻了脸，他那种人，扛枪打仗的出身，什么大义灭亲的事做不出来！”
父亲在一旁灰着脸，木讷道：“抓我们倒也不至于，可我就是担心我们家的那个成分，村子里的那些穷棒子、讨饭鬼，一天到晚都不给我们好脸色，昨天在村头碰见村长，我给他递上一支烟，他连说戒了、戒了，就远远地走开了，脸色难看不说，走了几步却又偏偏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你说怪不怪！”
母亲哭道：“我这张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就是该打！跟你叔叔处久了，眼睛里就不拿他当个县长看了，由着性子胡闹，这下可怎么办哪？”
白小娴看见父母两人为了这点事慌得六神无主，尤其是她那父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似乎在等着自己替他拿什么主意，心里也觉得十分凄惨，眼中不觉也落下泪来。
“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当真被他们抓了去，倒也罢了，可你这么小，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好的前程，却眼看着又断送在我们手上。”母亲说“如今我们这两张老脸也不好意思再去上他的门，求你叔叔了”
母亲的话没说完，白小娴已经知道了她的意思。她胡乱宽慰了他们两句，将他们带到街上一个小旅馆住下，随后就去南道湾，找她叔叔去了。
白小娴一路琢磨着，叔叔这会也许正在县上办公，婶子是个慢性子的人，好脾气，要是先把婶子说活络了，事情就好办了。没想到那天白庭禹刚好发烧，躺在家中休息。一看见叔叔那张涂满紫药水的脸，她就明白父母为何那么担心了。
白庭禹一听小娴来了，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没说她父母一个不字，倒先做起自我批评来了。他说那天自己太不冷静，冲撞了哥哥嫂子，这会儿后悔都来不及了。白小娴见叔叔的气已经消了，心就放了下来，把父母连夜来县城的事略略一说，白庭禹慌道：“你看你看，我发了点脾气，他们果然就吓成这样。你赶紧去将他们俩接到家里来住，我当面向他们赔罪。”后来，他又让婶子跟她一块去。
白小娴临走之时，白庭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把小娴叫到里屋的书房里，跟她说了半天的话，最后把一张戏票塞给了他。
“你叔叔跟你说什么？”谭功达问道。
“还能说什么呀？”白小娴红了脸：“他，他让我嫁给你呗。”
她这么一说，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谭功达连正眼都不敢瞧她，半天无话。这时候，我若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死不松手，她会不会闹将起来呢？会，还是不会？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谭功达一直犹豫不决，心里盘算了好多遍，偷偷地看上对方一眼，小娴也在那儿捏着裙子的一角，低头沉思，若有所待。谭功达的心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
在姚佩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块墨绿色的绒布。在绒布上端，有一桢小照，照片有些发黄发旧，上面还有些茶渍。
相片上，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女人穿着翻领裘皮大衣，男的西装笔挺，神采奕奕。照片上端有一行发白的小字，写着：
一九三七年除夕姚佩菊周岁纪念
如果照片上那个胖嘟嘟的婴儿就是姚佩佩的话，谭功达不难算出，佩佩今年果然只有十九岁，与小娴一般大。原来她的本名叫姚佩菊，而且她竟然是除夕那天生的。
白小娴见对方盯着桌子发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道：“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过了十一点，大门就进不去了。”
谭功达只得起身，送她下楼。两人走到门外，谭功达隐隐就见一个人怀里夹着文件包，正从四楼下来。走廊里灯光昏暗，他没有来得及看清那人是谁，那人一见到他们，冷不防也吃了一惊，赶紧脑袋一缩，又慌忙回到四楼去了。
个是她能看得顺眼的。就连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秘书都显得神抖抖的。你要跟他说句话，或问点什么事，人家不眨巴着眼睛把你琢磨老半天，是不会轻易回答你一个字的。可自己的那只手的确也犯贱，跟人说话时总爱在人家肩上拍两下。有一次，她差一点没把管收发的老童拍得背过气去。钱大钧为这件事不知道跟她发过多少次脾气了。姚佩佩又发誓又赌咒，暗中不知把自己的祖宗骂了多少回，从此变得沉默少语，不像以前那样咋咋唬唬的了。可这样一来，钱大钧又说她看不起群众，独来独往，自命清高，小资产阶级倾向严重。弄得姚佩佩一生气，把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摔，像个疯子似的，冲着钱大钧哭叫道：
“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了？是不是？！”
她这么一叫，把钱大钧也镇住了。看到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大钧只得拍了拍她的肩膀，好言好语来哄她，谁知佩佩不依不饶：
“你不是要我不要跟人拍拍打打的吗？可刚才是谁拍我来着？”
办公室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钱大钧也只得讪讪地笑。姚佩佩就知道刚才那句话又说错了，却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心里又气又羞，只是拼命的绞着自己的衣角来解恨。
经过这件事，姚佩佩谁也不爱搭理了。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杨树，呆呆地出神。她觉得自己在县机关还不如当初在澡堂子里卖筹子自在呢。她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在那儿想着不着边际的事，想着想着就终于想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来了。有一回，姚佩佩在随钱大钧下乡的途中，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别的县都有县长，有书记，为什么梅城县单有县长，没有书记呢？”
“书记是有的，”钱大钧道“只不过他刚上任就病倒了，一直住在疗养院，因此你不曾见过。”
“既然他生了病，不管事，为什么上面不另外派个书记来？”
钱大钧想了想，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暧昧起来。他绕着弯告诫佩佩道：“假如我是你，不该问的事我就一个字也不会瞎问。”
姚佩佩赶紧冲他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县里每过两个月，就会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民主考评。考评的成绩就张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自打她来县里上班的时候算起，姚佩佩的名字每次都排在最末一名，每次都是“差”或者“较差”她只得过一次“中”那一次得“中”也不是因为她表现好，而是因为她自己得盲肠炎住了一段时间的
医院。
无论她怎样卖力地工作，无论她怎样不要脸地看到每个人都谄媚地微笑，她的名字永远都准时出现在布告栏的最后一位。到了后来，她索性懒懒散散，破罐子破摔，不去管它了。
终于等到一天，她在布告栏自己的名字下面看到了一个“垫底”：汤碧云。眼前不由得一亮，暗暗在心里笑了半天。心里那一阵畅快，就别提了。可笑完了以后，转念又想，在县机关，竟然有人比自己还差，这个人想必一定十分优秀。心里不禁暗暗地就崇拜起这个人来。这一次，姚佩佩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咋咋呼呼的到处打听，免得人家看穿了她的心迹，说她搞小山头，自甘堕落。她利用往各个单位送文件的机会，明察暗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个被称作多种经营办公室的科室里将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坏分子给挖了出来，顺带着还掌握了她的绰号：羊杂碎。
姚佩佩找到汤碧云的那天，羊杂碎恰好被她的一个顶头上司——据说是一个长着黑笃笃小胡子的老处女骂了个狗血淋头，正坐在办公桌前哭鼻子呢。姚佩佩把她叫了出来，把自己单位里的每一个人都骂了个遍，借此轻易赢得了汤碧云的信任。两个人就坐在大院里的一丛
海棠花底下互吐衷肠。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一拍即合，彼此沆瀣一气，相见恨晚。
我们是坏蛋。哈哈哈哈
我们是落后分子
我们是没人要的小屁孩
哈哈哈哈
因此
我们是朋友
两个人都觉得从此以后生活有了盼头。她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们单位所有的人都起了一个外号。最后，姚佩佩颇为动情地表白道，要是汤碧云是个男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对方也表示，自己的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
正这么胡思乱想，主持会议的白庭禹忽然叫起了姚佩佩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正说你呢，”汤碧云笑着望着她。“恭喜恭喜，你也升官了”
姚佩佩仔细听了听，原来是县里的人事作了微小的调整：鉴于杨福妹升任县办公室主任，姚佩佩就被调到了谭功达的办公室，担任县长秘书，接替杨福妹的位置。会议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才散。
在去食堂的路上，姚佩佩满腹忧虑、心事重重。怎么偏偏把我调到他屋里去？怎么这么倒霉！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乌云不会移走永远不会。汤碧云不停的跟她开玩笑，佩佩也不理不睬，汤碧云见她又在胡思乱想，就推了她一把：“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俗话说得好，官越大越好糊弄。”
“什么呀！他的脾气也够大的。还有，这个人不太爱讲卫生，老远就能闻着酸味。”佩佩道。
“这好办，”汤碧云一本正经的道：“你每天替他洗个澡。”
“放屁！”姚佩佩骂道“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心的话来，呸呸呸，你干嘛不去给你们小胡子大妈洗一洗，看她到底是男是女”
两人正闹着，一扭头，看见谭功达和钱大钧两个人正朝这边走来。两个人正想溜，没想到钱大钧在身后叫住了她们。两人走到近前，谭功达目不斜视，连正眼都不瞧她们一眼，就走过去了。钱大钧眼睛盯着姚佩佩，却对汤碧云笑道：“羊杂碎，下午上了班，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说完，又朝姚佩佩看了一眼。那样子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她似的。他的眼神怪怪的，似乎在给她使眼色，眉毛往上轻轻一扬，让人颇费思量。
所谓的忆苦饭，不过是由麸子、谷糠、豆渣等熬煮而成的稀饭。盛在一只大木桶里，清汤寡水的，用汤碧云的话来说，往那木桶上一趴，就能照出人影子来。姚佩佩硬着头皮，盛了一碗粥，和汤碧云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并排坐了下来。姚佩佩勉强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一阵阵的反胃，弄得她只想呕吐。
“豆渣是馊的。比猪食还难吃。”姚佩佩抱怨说。
“菜叶子也是黄的，像是在泥里沤过的。”汤碧云说。她在碗里搅了搅，挑出蚕豆来吃，等到她把为数不多的几粒蚕豆吃完，就将碗一推，筷子一丢，拖着脑袋怏怏发愣。
“哎，你看钱副县长，倒是吃得挺欢的。我数过，他已经在喝第三碗了。”姚佩佩小声道。
汤碧云直着脖子，远远的瞅了钱大钧一眼，冷冷道：“他呀，升了官，心里头美滋滋的。假如有人让他把一缸泔脚水喝下去，他保险比谁喝得都快。”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对姚佩佩说：“上一回季度考评，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会跑到你后面去的吗？”
“不就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吗？”
“哪儿呀，就是那回吃忆苦饭，我没去，躲在女厕所吃饼干，被我们小胡子领导当场抓住了。”
“你们领导也吃得挺欢的。”
“她呀，你就快别提了。这人肥得像一只癞蛤蟆，脖子比脑袋还粗。咳嗽一下，身上的肥肉都要抖上半天。”汤碧云苦笑着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姚佩佩道：“形式主义害死人。要说这时候，正是蔬菜上市的季节，又不是没有好青菜，干吗净往锅里放烂菜叶呀？”
“要不怎么叫忆苦饭呢？”
“这名堂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
“我现在一想到清真馆的生煎馒头，就受不了”
“对呀，牛肉包子呀！”
“还有羊杂碎汤呀！”
“兰州拉面呀！”
“对呀，还有莲花酥呀！”
“荷叶饼呀！”
两个人正说得高兴，忽听得背后有人冷不丁接话道：“依我看——”
两个人回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紧挨着他们身后靠墙的位置，还有一张小方桌。刚刚打饭的时候，姚佩佩还特地留意了一下，没人。不知什么时候，赵焕章副县长悄不溜声地坐在了那儿。
“依我看呀，清真馆最好吃的还要算是锭子锅盔，你们以为呢？”赵焕章道。
“是是是”姚佩佩傻傻地笑着，拼命冲着赵副县长点头。
“好吃好吃，锅盔好吃，锅盔好吃”汤碧云也连忙附和道。
看到两个女孩愣愣的望着自己，吓得面无人色，赵副县长用筷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不用担心。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见。不过，以后说话可得留神。俗话说，隔墙有耳。”说完，端起饭碗，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站起身来，笑眯眯的走了。
7
第二天上午，姚佩佩和杨福妹办了交接，就搬到楼下办公去了。刚才，她忘了把茶杯带到楼下来了，只得上楼去取。钱大钧也正忙着挪窝呢，地上飘满了散落的纸页。姚佩佩取了杯子要走，听见钱大钧在背后说道：“小姚，你怎么把辫子给剪了？”仍然是似笑非笑，目光空洞。姚佩佩的脸一下就红了“怎么样？好不好？”她拢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问钱大钧道。
昨天晚上，她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原来的羊角辫变成了现在的齐耳短发。姑妈一迭声地说不好，姑父说她不如以前好看了。早上上班时，她在门口碰到了汤碧云，羊杂碎似乎吓了一跳：“天哪！你一下子老了七八岁”
“好啊好啊，这样显得更成熟。说真的，你搬到楼下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钱大钧笑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姚佩佩笑呵呵的说了一句，转身就走了。
谭功达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埋在一大堆文件和书籍之中，半天没有一丝动静。姚佩佩即便是伸长了脖子，也看不见他的脸。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三国志，胡乱地翻了几页，又读不下去。
今天早上，姚佩佩将新做好的一条裙子找出来，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穿。窗外春已渐深，漫天的柳絮落在院中碧绿的草地上，让南风一吹，又颺起来，在窗前流连不去。不时有絮花飘到屋子里来，弄得她鼻子直痒痒。槭树和洋槐长出了新叶，阳光暖烘烘的，蒸发出雨后的湿气，带着泥土味，熏得人浑身倦怠，昏昏欲睡。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白庭禹摇头晃脑的走了进来。他是个好脾气的老头，永远都是笑呵呵的。他看见姚佩佩一个人坐在窗前打盹，就走了过去，把她手里的那本书拿了过来翻了翻，道：“怎么样，挺困的吧，这个季节人最容易犯困，泡杯浓茶喝喝就好了。”随后他转过身去，对谭功达说：“小王已经在下面等着了。老谭，我们走吧。”
“就来就来。”谭功达支吾着，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站了起来。
白庭禹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就乐了。他又扭过头来，看了看姚佩佩，笑道：“哟嗬，你们两位是约好了的还是怎么的？怎么都把头发给理了？”
姚佩佩这才发现县长也理了发，而且人家理得是眼下颇为时髦的小分头。虽说看上去比原来年轻多了，可毕竟怪里怪气的，有点滑稽。姚佩佩抿着嘴只想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赶紧扭过身去，假装看着窗外。这时，谭功达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径直走到姚佩佩的跟前，小声道：“小姚，你这儿有梳子吗？借我用用。”
姚佩佩手忙脚乱的在提包里乱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把篦子，问他要不要。谭功达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把夺过来，对着墙上的一面小方镜，像模像样地梳起头来。末了，又把篦子还给姚佩佩，嘴里狐疑道：“咦，你这是什么梳子？怎么是滑的呢？”
姚佩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噗噗”地笑了起来。
“这是篦子。”白庭禹道：“过去的女人不常洗头，用它来篦虱子。”
谭功达“哦”了一声，又对着镜子，半蹲着身子，整理起衣领来。
姚佩佩来到县里这么些日子，还从没见到过县长打扮得这样光鲜：藏青色的中山装，雪白的衬衣；裤缝烫得笔挺，皮鞋锃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香味。别说，还挺好闻的！他的脸一定是用力洗过了，反正看上去比原先白了不少。
“县长莫非是要去相亲？”姚佩佩笑着问道。
“谁告诉你的？”谭功达诧异地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别胡说，我和白县长去粮管所办事。”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姚佩佩交待说：“噢，对了，我的桌上有一份刚刚签了字的文件，你待会儿替我送到民政科，交给罗主任。”
随后，两个人神秘兮兮一阵风似的走了。空空荡荡的楼梯间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哼！这么急！就像是跑去救火似的。接着，她听见了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姚佩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里道：这也难怪，这人年过四十还找不到个老婆，这一回看起来真是有点发急了。谭功达一走，姚佩佩托着下巴，乱七八糟的想了一会儿心事，正想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县文工团打来的。对方似乎是一个唱小生的，说起话来不男不女，听上去怪别扭的。那人问：“县长出发了没有哇？”姚佩佩说：“走了。”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这么说，县长刚才是去了文工团。既然是去文工团，那刚才谭功达为什么要说去粮管所呢？可见这个人连说谎都不会。如此说来，县长的这个对象说不定就是文工团的某个女演员，说不定这么一步一步地推想下去，姚佩佩忽然自己也烦了：嗨，人家去相亲，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门上轻轻的敲了几下，姚佩佩一转身，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讪讪的笑着，冲着她又点头又哈腰，还朝办公室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怎么，县长不在呀？”老头问道。
姚佩佩想了想，说：“县长到粮管所开会去了。”
老头“哦哦”了两声，转身要走，姚佩佩叫住了他，问他从哪里来，找县长有什么事。老头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信访办的主任，姓徐。他说，有一件棘手的事不知如何办理，因此特来向县长请示。姚佩佩一听说他有棘手之事，便赶紧请他到屋里，让他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下。老人谢了半天，这才坐下说话。
“今天早上，也就是九点来钟吧，信访办来了一位乡下妇人。手里拎着一个青布包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县长，我问她姓甚名谁，家在何处，因何事要见县长，妇人道：‘这个不消跟你说得，等见了县长我自与他说便了。’口气还挺硬，我反复盘问，方知她是夏庄人氏，头一天就已动身，到了天黑时分才赶到梅城。母子俩就在大街上露宿一晚，今天早上才一路问到县里来了。我再三问她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只道是县长家亲戚。我又问她是县长家的什么亲戚，妇人冷冷道：‘这不关你的事，你带我见了县长，自有分晓。’我见她前言不搭后语，衣衫肮脏，蓬头垢面，便不敢贸然带她来见县长，但也不知如何发落。我说，‘你既是县长家亲戚，可知到县长姓什么？叫个什么名字？’妇人先说是姓张，又改口说姓朱”
“这倒也不难，”姚佩佩笑道“等会儿待县长回来了，您老让他们俩厮认一下不就得了？”
“使不得！使不得！”老徐一个劲儿的摆手道：“这年头，以各种名目到县上撒泼打滚的人可多了，无非是告状、要钱两件事。让县长见了反而不好办。再说了，这妇人一口咬定是县长的什么亲戚，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不可能的呀！”
老徐说，自己虽说在信访办兼管收发，可闲来也去县志办公室帮忙，整理个材料什么的。县长家的事，说起来复杂，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县长家的人全都死光光了，一个都不剩了。”
听老徐这么一说，姚佩佩立即就来了精神。平常在县机关，有关县长家事的传说版本很多，错讹百出，大多离奇虚幻，极不可信。她曾经为这事问过钱大钧，他也是笑而不答。今见徐主任人老话多，谈兴正浓，便问道：“县长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也还不太明白呢。”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能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说来话长，”老徐道：“他娘在梅城监狱里生下孩子，是庚子年的仲夏，我记得是七月三日。天气又热，那孩子奶水不足，溽暑正烈，加上那监狱本是个肮脏污秽之地，一个名叫梅世光的狱卒”
“哎，我听人说，他妈陆秀米可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呢。”姚佩佩打断了老徐的话，好奇地问道。
“这个，各种文献中都没有记录。人家都这么说，反正我是没亲眼见过她。县志办还藏有她早年的一张小照，是当年她在日本穿着和服拍的。相片毕竟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那眉眼长得跟县长一般无二，你要是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瞅瞅谭县长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听说，县长原来不叫现在的名字，好像姓梅？”
“那狱卒名叫梅世光，也无妻室儿女，因见这个孩子眼看着气息微弱，奄奄待死，便动了恻隐慈悲之心，悄悄地将他带到狱外，请了一个奶妈，硬是把他给养大了。”
“那他，怎么又姓了谭呢？”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8
县文工团设在城西山坳中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据说，这座围着黑铁栅栏和卫矛的建筑最早是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后来，一度是梅城监狱的所在地。辛亥之后，陆秀米曾在这里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之久。花园四周，树木簇掩，山石拱卫，显得极为幽僻。如今，县文教局、文化馆和文工团都在这里办公。
谭功达的吉普车抵达那里的时候，文工团的团长已经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的身边还立着一位白发长者。
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当年在监狱的厨房当伙夫，已经七十多岁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他曾见到过令堂大人。”团长这一介绍，那老头就不停地点头：“见过的，见过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园子很大，修建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园子中间有一座喷泉，一尊铜制的天使雕像。地面由碎砖铺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喷泉池中的水还是满的，只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锈。那座雕像有些歪斜，不远处钟楼的指针早已锈坏，永远停在了八点一刻。园中的一株合欢树下，花瓣落了一地。谭功达不喜欢这个地方，到处都显得阴森森的。
三楼的一扇窗户开着，从里边传出手风琴的声音，反复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有一个老生演员正在吊嗓子，他唱的是三家店里的“打登州”每唱一句，都会传出一片叫好之声，弄得谭功达心烦意乱。几个人一声不吭的沿着花园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团长就请县长上楼参观：“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当年县长您出生的那个房间？”谭功达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对身边的白庭禹道：“不看了吧？”白庭禹赶紧道：“既然已到了这儿，还是看看吧。人家还专门请来了向导”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夹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的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它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她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有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伺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初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谭功达轻轻的带上门，回到阴暗的走廊里。向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发走了。团长和白庭禹正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看到谭功达神情黯然，眼中飘出一缕如梦清光，白庭禹误以为他是为即将与白小娴的见面感到局促不安，就笑着安慰他道：“老谭，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紧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这就好比说你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你预先就偷看了答案。”
“答案？什么答案？”谭功达慌忙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谭是一根筋，你还不相信。”白庭禹对文工团长打趣道。
团长也笑了起来，他解释说：“白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您和白小娴之间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们初次见面情形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你看她顺眼，她就跑不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您只管轻装上阵，就当是走个过场吧。”团长似乎是北方人，说起话来总是您您的。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回事！”谭功达勉强笑了笑，问道：“我们待会儿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的办公室如何？虽说在一楼，可是拉上灯芯绒窗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边。”团长说，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过，白小娴现在正在练功房上课，我们不妨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让你先熟悉熟悉作战环境，待会儿一下课，我就派人把她叫来。”
“要不，我们先去练功房看看？”白庭禹建议说“谭县长只见过相片，真人一回也没见过呢。”
“也好。”白团长道，同时看了看谭功达“哪我们就去练功房看看吧。”
他们三人穿过走廊往西，走下楼梯，绕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后院的一幢简易的木板房前。透过敞开的大门，谭功达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一个秃头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空翻。而女孩们则一律在窗下的木杠上压腿。看到三个人走进门来，姑娘们全都扭过头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秃头教练见状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团长朝他摆了摆手，道：“你们继续练功，我带两个客人来观摩观摩。”教练冲着他们举了一个躬，又气喘吁吁地跑开了。
“条件是简陋了点儿，”团长对谭功达道“不瞒您说，这地上的垫子都是草编的。在上面再铺上一层棉布就完事了。噢，对了，为了改善文工团的条件，我给县里是打过一个报告的，一直没见批下来。艰苦一点不算什么，可没有海绵垫子还真的不行。学员要是一个跟斗翻下来，闪了腰或是摔断了腿，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说好说。马上批，马上批。”白庭禹笑呵呵地答覆说。
对于这个问题，谭功达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飞快地瞥了团长一眼，似笑非笑地道：“你说没有海绵垫子就不能练功，这也太夸张了吧？哪一天等你的演员们到了真正的舞台上，难道还要在舞台上铺上垫子才能表演？嗯？”团长见谭功达话中有话，而且深知他平常就不喜欢文艺工作，只得讪讪地笑了笑，不再提报告的事了。他凑到谭功达跟前，朝窗口那边指了指，低声道：“那个穿黑色紧身衣，脑袋上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就是白小娴。”谭功达点点头。
实际上，他早就注意到她了。她的个子比一般女学员要高一些。修长匀称，皮肤白皙。她汗涔涔的，正侧着身子，将脑袋往脚尖上压。初一看，一点都不像是从乡下来的姑娘。谭功达一看她的脸，立刻就吃了一惊，像是被锋利的锥子扎了一下，身体软软的，难以自持。古人说的倾国倾城之貌，虽有夸张之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然，何以我一看到她，身体就摇摇如醉？
白小娴的照片，白庭禹一个月前就送给她了，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每次看到她的照片，谭功达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可是一见到真人，比照片还是要漂亮不少，谭功达的汗顿时就下来了，心也快跳到了嗓子眼。作孽啊作孽，这真是作孽。天哪，太过分了。我的眼睛怎么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她。谁家的孩子？竟能长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他再想起刚才在楼道里白庭禹跟他说过的考试和答案的一番话，心里就是一阵狂喜，也觉得是莫大的安慰。他转过身来，看了看白庭禹，而后者也得意得朝他微笑、颔首，似乎在说：“怎么样？”
不一会，秃头教练宣布下课，学员们各自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谭功达看见白小娴怀抱着一堆衣服，用一块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快速地朝门边走来。一看到白小娴朝自己走过来，谭功达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兀自愣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白小娴走到门边，见有几个人堵在门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怒气冲冲地对谭功达道：
“让开！”
白庭禹看见白小娴怒目横眉的样子，就知道事情不好。他赶紧上前，一把将她拉住，压低了嗓门向她介绍说：“这位是谭县长。”
“我知道他是县长！”
白小娴一甩手，差点没把白庭禹带个跟头，再次对谭功达吼道：“你让开！”
谭功达看见她嘴唇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额前的刘海也是湿漉漉的。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汗味。他本能地往后靠了靠，白小娴一侧身，就钻出了门，大步流星地走了。白庭禹和谭功达面面相觑。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团长显然也缺乏准备，等到他回过神来，再张罗人去把她拦住，哪里还有白小娴的人影？
秃头教练见状上前献计说：“白小娴一定回宿舍去了，要不要我去宿舍把她叫过来？”
白庭禹低声道：“不用了。”他转过身来，对愣在那儿的舞蹈演员喊道：“大家排练得很好！啊，很好！基本功很扎实，啊，很扎实。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啊，再接再厉。”他总算硬着头皮，说完了这几句话，学员们也就散了。
等到练功房门口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团长说：“不如先去吃饭，在鸿兴饭店。吃完了饭，我亲自给小娴去做做思想工作，保管”
“不必了，”谭功达道：“我们下午还有一个三级干部会。”
白庭禹见谭功达受了惊吓，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也只得对团长说：“要么这事就先这样了，以后再说。我这个侄女，样样都好，就是那臭脾气，跟我嫂子一模一样。我们告辞了。”
团长见白县长这么说，只好闷闷地把他们送到门外，挥手作别。吉普车扬起灰尘，不一会儿，在坑洼不平的巷子里消失不见了。
因县机关还没有举行大型会议的场所，下午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被安排在梅城中学的大礼堂举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谭功达让小王将车直接开到梅城中学，他和白庭禹就在马路对面随便找了个小饭馆吃饭。
白庭禹特地要了一瓶高粱，说是给谭县长压压惊。
“我看这事还要斟酌斟酌，”谭功达说：“别的且不论，这年龄的确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有。俗话说好事多磨，这么点小事你不必放在心上。”白庭禹劝慰道“不瞒你说，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就是为了这事，我把这门亲事与哥哥嫂子三头六面都说清楚了。他们哪有不愿意的？虽说到了三十四五岁上，夫妇二人才有了这么个宝贝疙瘩，一味骄纵，百般疼爱，一听说这件事，我那嫂子顿时眉开眼笑，拍着说道：‘要是结成了这门亲，我们悬了五六年的心就可以放下了。’他们是被土改和镇反吓破了胆，哈哈，说起来也怪可怜的。”
“他们有什么好害怕的？莫非你们家是地、富、反、坏？”
“反坏倒也说不上。不过我们私下说说，她家跟这个地富略微还沾点边。”白庭禹道：“我们家祖上世代在长江淮河上贩盐，做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家中广有田产。我十八岁出去参加革命，自然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线。可我的哥哥就不同了，他是长子，这么大的一个家私，虽经分家析产，临解放时，划在我哥哥名下的田产少说也有两百亩，不是地主是什么！到了52年划定成分的时候，土改工作组顾念我革命多年，多方做工作，最后给他家定了个中农。成分虽说划定了，可我那哥嫂经过这么一折腾，就落下一个心病来，担心一旦翻出旧账，说不定还得来个人头落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肝胆俱颤。”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白慕尧。”
谭功达一听白慕尧这个名字，忽然想起来，他此前曾一连收到过三封匿名信，都是举报土改工作组徇私枉法，白慕尧划定成分不当的。在这件事情上，白庭禹虽然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可私底下做了多少手脚，也不难想见。不过事已至此，碍着白庭禹的情面，他也不便再说什么，只是道：“这么说，白小娴本人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不知道？”白庭禹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鸡冠似的“我从夏庄老家回来的当晚，就去找她谈了话。”
“她当时怎么说？”
“嗨，这种事，”白庭禹支吾道“这种事，哪有姑娘家一问，就愿意的？免不了要推三阻四一番。嘴上说不愿意，心里头没准乐开了花。这女人的心要是硬起来，简直就不能算人！可是再烈的马，你骑上它溜一圈，没有不驯服的。别想这么多了，这都是女人惯常的小心思，你哪懂这个！我这个侄女，脾气的确有一点，可心地纯良，天真无邪，你们结了婚，日子一长就好了。”
谭功达一个人喝着酒，心里闷闷不乐。揣测白庭禹话里的意思，可见小娴心里不情愿。不情愿倒也罢了，刚才她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还不是嫌我老？想到这儿，他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恼怒起来。他倒是想打退堂鼓，可他一想起白小娴那张桃花带雨，娇艳欲滴的脸来，心里又有点不甘心。半天呆在那儿，始终没有说话。正在踌躇间，忽听得白庭禹道：“你回家后，赶紧将屋里屋外收拾收拾，别弄得像个狗窝似的，让老人看了心里寒碜，后天一早我就带他们过来。”
谭功达不由得一愣，诧异道：“你，你带什么人过来？”
“怎么，钱大钧没跟你说吗？他怎么把这事也给忘了！我哥哥嫂子想来县城一趟，一来与你见个面，二来呢，也想在县城逛逛，买点东西。他们今天晚上到，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这件事大钧倒是跟我提起过，是我没在意。”谭功达的神情有点恍惚。他想起来，前天中午，钱大钧来他办公室的时候，谭功达正在跟新成立的县科委的几个人谈沼气试点的事，他隐约记得钱大钧特地将他叫到门外，还问他要不要添点什么家具，等到他送走了科委的人，心里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大钧这小子，怎么忽然神秘兮兮的跟我说什么家具？
9
谭功达的家离县委大院不远，四周大树环绕，显得十分幽僻。这房子里原先住着一个寡妇，姓冯。丈夫常年出门在外，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死活。因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日子一久，就不免招蜂引蝶，做起那皮肉生意来。53年的时候，梅城三反工作组派人将她传到街市口参加批斗会，这寡妇死活不依，最后几个年轻人用麻绳套住她的脖子，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死拖活拽把她弄到了门外的巷子里。围观的人把巷子围得水泄不通，场面渐渐有些失控，更有当地的几个泼皮无赖也混迹其中，跟着起哄。他们推推搡搡，骂骂咧咧，三下两下就把冯寡妇的衣裤扒得一干二净。那冯寡妇虽是个私娼，倒也颇有节操，回到家中，当晚就悬梁自尽了。
据住在隔壁的信访办的老徐说，那天早上他赶去帮着收尸的时候，这寡妇的桌上还留有半截没有烧完的蜡烛。旁边的毛边纸上写有小诗一首，只是不能断定是否就是自尽当晚所写。诗曰：
花开若有思，
花盛似欲燃。
一夕风雨至，
狼藉不可看。
因她窗下有一棵
海棠树，咏的似乎就是海棠。老徐说，墙上有一帧小照，是冯寡妇年轻的时候拍的，鼻梁上还架着玳瑁眼镜，可见还是个读书人。这个冯寡妇是从外地来的，平常不跟人搭话，对她的来历，左右邻居一概不知。人倒也挺好，见到人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不敢正眼瞧人。冯寡妇死后，她的这间屋子就作为无主房，划拨给县干部们住。本来这房子就是阴森森的，再加上一个吊死鬼，干部家属都说这房子晦气，不吉利，挑到最后还是没人敢要。最后，谭功达只得自己搬了进去。
谭功达刚搬进去的时候，还记得院中的大刺槐树下，有一辆生了锈的儿童自行车。在那时的梅城，这辆自行车可说是稀罕之物，似乎在见证着这个寡妇的来历颇不一般。另外，她或许还有过孩子。那孩子是夭亡了？还是去了别处？也无从打听。槐树旁有一个井台，院中的竹篱已经朽坏，邻居家的鸡常到院子里来啄食，那畦小菜地也已荒芜了。一间灶房通过一个小天井与正房相接，一律是砖墙明瓦。房间不大，却也敞亮精致。
客厅里有扇小木门，通往后面的小跨院，进深很窄，碎石板的地面中间有一簇天竺。四周砌有高墙，墙外遍地芦荻，一派大江。江面上过往船只的汽笛声，也时时可闻。
这天晚上，谭功达开完了三级干部会，回到家中，夜已经很深了。忙碌了一整天，又困又乏，未及洗漱，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半夜里突然下起雨来。雨点密密地打在瓦楞上，飒飒有声。朦胧中，他觉得雨从朝东的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他脸上。床上的帐子也被风吹得鼓起来，裹在头上，拂之不去。他想着要起床把窗户关上，可就是睁不开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窗外有女人的声音，嘿嘿地笑着。谭功达吓了一跳，心里道：莫非这房子真的闹鬼不成？这一吓，他立刻就醒了过来。等到他手忙脚乱的将脸上的帐子撸掉，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天早就亮了。
田小凤站在窗外，笑得直喘气。
“谭县长，你晚上睡觉也不关窗，这床都要给雨水漂走了！”
谭功达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大床四周果然积了一地的水。他赶紧跳下床来，趿着鞋，跑去院中开门。
“睡的还真沉啊！”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在门外冲着他微笑：“我们都快把这院门拍烂了，也没把你拍醒。”
他的身后还站着七八个年轻人，全是女的，都咧着嘴冲他笑。她们都是县机关各科室的职工，钱大钧带着她们给县长收拾屋子来了。
“我这破屋子，待会自己拾掇拾掇就行了，怎么能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谭功达揉了揉眼睛，打着哈欠道。
钱大钧道：“反正我们闲着也没事，就当作是义务劳动吧。”
这时，田小凤也已经绕到院门前来了。谭功达看见她腰间扎着一条花布围裙，腆着大肚子，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摇一摆，便对钱大钧笑道：“怎么，小凤又有了？”
“可不，都六个多月了。”钱大钧笑了笑“当初你要不挑三拣四，早早成了家，这孩子也该满院子乱跑了。”
田小凤接话道：“谭县长，我们家大钧给你介绍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没有一个入得了你的法眼。可白县长头一回当红娘，你就忙着布置新房了。可见这姑娘人品相貌”
钱大钧冲着老婆又摆手，又递眼色，小凤这才把说了一半的话噎了回去。谭功达讪讪地笑着：“八字还没一撇呢，八字”
“这收拾屋子的事呢，就交给她们年轻人去干，由小凤统一指挥。我们进屋聊聊天。哎，对了，包子呢？”钱大钧回头看了看，问道。
一个身穿灯芯绒马夹的女孩赶紧过来，将手里的一个纸兜递给谭功达：“我们在路上买的，还是热的呢。钱副县长料到您还没吃早饭呢。”
“是啊，钱副县长一心惦记着谭县长没吃早饭，”另一个女孩子道：“至于我们有没有吃过早饭，他就不管了。”
本来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她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加上田小凤一连白了她好几眼，脸一红，愣在那儿，有点发窘。
谭功达见状赶紧将手里的包子递给她：“那就一块吃，一块吃。”
“我已经吃过早饭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那女孩道。谭功达见她有些面熟，就问道：“你是哪个科的？叫什么名字？
“羊杂碎。”钱大钧笑道。“就她嘴碎，有名的落后分子。”
他这一说，大伙全都笑了起来。
一进屋，钱大钧就踱着方步，几个房间来回乱蹿。一会说这个该扔，一会说那个该换，哪面墙上应挂幅字画，哪个桌上应摆个花瓶，末了，他抬腕看了看表，嘴里嘀咕道：“这个姚佩佩，怎么这会儿还不来！”
“怎么，你把她也叫来了？”谭功达嘴里吃着包子，嘟哝道。
“叫了。昨天下班时恰巧遇见了她，她答应要来的。她这个人，成天懒懒散散，这会儿说不定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叫她来做什么？她是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
“你可不要小瞧了她去，”钱大钧道：“人家是从上海来的，家里又是大资本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本来我让她来，是为了让她帮着看看这屋子的布置，要不要添点家具和摆设。”
“你怎么知道她家是大资本家？”
“嗨，也就一周前吧，从上海的市三女中，来了两个干部，他们是来做外调的，想了解一下姚佩佩在梅城的情况。她们家那摊子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两人正说着，忽听得门外一阵欢声笑语。谭功达一愣，笑道：“说到曹操曹操到。恐怕是佩佩来了，我出去招呼她一声。”说完将吃了一半的包子搁在桌上，飞快地跑了出去。
谭功达来到院外一瞧，哪儿是什么姚佩佩？原来是信访办的老徐，手里捏着一团细麻绳，替他扎篱笆来了。那老徐年纪大了，刚一蹲下，身子往后一仰，便是一跤，逗得那几个女孩子笑翻了天。院外的大道上下了一夜的雨，地上落满了花瓣，风一吹满地乱飞。远处河滩上的青草地绿油油的，四下里空空荡荡，并不见一个人影。
钱大钧他们忙到天黑才走。
谭功达里里外外转悠了一遍，看到屋里屋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事事都停当，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竹篱修补好了，杂草拔除了，井台冲洗得干干净净，院中的碎砖石在墙角堆着，就连那畦菜地，也新翻了泥土。老徐的妻子从家里匀了一点菜籽，替他种上了。她还对谭功达说：“等到下个三两场雨，到了麦收时分，新娘子过了门，你就可以吃上自己园子里的青菜了。”
屋子新糊了窗纸，有一股淡淡的尘土气和肥皂味。惟一遗憾的是帐子洗得晚了些，手一摸还是潮的，但田小凤走前还是张罗着给他挂上了。谭功达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在院中的井台边，看着天空如洗，月上梢头，心里就有一种阒寂之感。耳畔似乎仍然回荡着那帮女孩的说话声，仿佛她们仍未离去，仍在他的屋子里，进进出出。女孩们成群结队，花枝招展，叽叽喳喳，又别是一番情趣。何等恬谧！何等安稳！何等美妙！等到她们一走，心里怎么忽然缺了一块？这又是什么缘故？
这的确是个问题。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白庭禹就把他的哥哥嫂子给带来了。白慕尧夫妇满脸带笑，手里大包小包提着礼品。女人笑着说，不过是乡下的一点土产，他们第一次上门，也是个小意思。
白庭禹道：“老谭，我还有点事，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吧！”说完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知道你不会生火做饭，我在鸿兴楼订了一桌饭，中午十二点我再来喊你们。”
谭功达将两人让到
客厅的桌边坐下，就忙着摆杯子沏茶。那女人将头上的一块宝蓝方巾取下，攥在手里捏着，抬头满屋子乱看，一会儿便道：“房子倒是挺宽敞的，收拾得也干净，一看就知道我们谭县长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就是，太素净了点。”说完，笑眯眯地望着他。谭功达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匣子，用指甲弹开，递给白慕尧。白慕尧慌忙连连摆手，一迭声地说：“不会。不会。”那女人瞥了丈夫一眼，对谭功达笑道：“他平常是抽烟的，只是见到生人拘束。要让他多说一句话，也怕要咬到舌头根子。”随后她用胳膊碰了碰白慕尧：“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是县长让你抽，你就抽呗。”白慕尧嘿嘿地笑了两声，这才从烟匣中取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
白慕尧看上去不擅言辞，五十好几的人了，可依然高大健壮。谭功达再将目光移向另一边，端详起那个妇人来。这一看，不觉暗自吃了一惊。这个女人与白小娴长得一模一样，竟然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难道白小娴以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像她一样眼袋松垂，红肿，双下巴，肥鼻梁，一笑起来满脸都是褶子？昨天在文工团见到白小娴时，那张脸带给他的超凡脱俗之感立即荡然无存。他在脑子里将白小娴衰老的过程飞速地盘算一遍，不禁悲从中来，大为伤感。那女人见谭功达两眼放出虚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不知是何缘故，开始还忍着，脸上浮着一绺僵冷的笑。到了后来，见县长那眼神越发地呆滞起来，不知不觉红了脸，心里暗想：他这样咧着嘴，一个劲地盯着我看，像笑不像笑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个花痴？再一想，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不太可能
凭着女人的直觉，她见这个未来的女婿虽说四十出头，可眉宇间依然有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梦，勾人心魄。要是再年轻个几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要坏在他手里就像昨晚小叔子反复提醒的，这人看起来的确有几分呆傻之气。不过，既然人家是个县长，呆傻一点倒也不碍事。
想到这儿，便对谭功达道：“小娴这孩子，别的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倔。听说前天在文工团，她还当面顶撞县长来着，实在不像话！不光是对你，她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怪她爹，从小把她给宠坏了。”
谭功达忙道：“这也难怪她。只是我与她年龄差得太大，怕是她心里不愿意。”
“愿意愿意，”女人道“哪有不愿意的！我们昨天跟她磨了一天的嘴皮子，她嘴上没说什么，心思倒像是有几分活了。本来我们想今天把她一块带来，可她们团一大早下乡演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又道：“等到过了年，小娴就二十岁了。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就在正月的年头上，替你们把婚事办了。”
谭功达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女人接着道：“小娴在家里是老二。上头，她还有一个哥哥，原本跟着他爹做生意，上山西，下两广，倒也去过不少地方，人也忠厚可靠。可一解放，生意不让做了，只能在家里拽牛尾巴。那小的呢，今年也十六了，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几个孩子当中，就数他最聪明伶俐。我们今天见了面，定了亲，往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们我们也有话直说，看看县长能不能开开金口，发句话，给两个孩子在县里安排个工作。”
“恐怕不行。”谭功达说。
他还想跟她解释几句，忽见那女人把大腿一拍，说：“哎哟，这有什么不行的？一个是县长，一个是副县长，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你们俩发了话，哪个敢不依？这点小事，哪有个不成的道理！”
谭功达见她第一次登门，就自说自话，提出这样非分的要求，日后若是与小娴成了亲，仗着翁姑的权威，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因此心中颇有不快。又一想，这妇人话里话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以白小娴作交换要挟的意思，心里顿时又添了几分厌恶，只得将脸上的笑容收敛，正色道：
“这个，不行。真的不行。”
“要是县长觉得一下子安排两个人有点为难，我看这样也行，”女人勉强笑道“你不妨先替我那个大的找份工作，小的就等几年再说。退一万步说，若是县里有困难，就安排在乡里，做个乡长副乡长什么的，替你在下边跑跑腿，倒也还合适。”
“不论是县里还是乡村，都不行。这干部的任免，都有一定的规章和程序，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谭功达冷冷地回绝了她。
那女人见谭功达不依不饶，一味推托，竟然是完全不通人情世故。心里即刻凉了半截，变了脸，气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又不免替女儿担心起来：这个人果然是个呆子！怎么让这种人做了县长？也真是天晓得。若是在有人的场合，你装装样子也就罢了，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他娘的装什么清正廉洁！想到这儿，又气又羞，心头一股无名火起，把白庭禹千叮咛万嘱咐“端端说不得”的告诫忘到了九霄云外，冷笑了两声，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家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丫头算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就没事找事，倒是巴巴地替她安排了工作，还给她落了户口？怎么到了自家人头上，却连个回旋的余地都不给！”
她这一嚷，让白慕尧和谭功达都吃了一惊。那女人也自觉把话说过了头，心中有了几分胆怯，便微微侧了侧身，脸涨得通红。
谭功达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来，知道她本是个厉害难缠的角色，若是一时间闹起来，弄得街坊邻居知道，也是个笑话。再说，姚佩佩那档子事，她必定是从小叔子口中得知，如果一时发作起来，那就连带着白庭禹的脸面也不好看。愣了半天，将心头的火气压了压，陪着笑，低声道：“这事容我回头和白县长商量一下，怎么样？”
谭功达虽说松了口，那女人仍然火气未消，郁郁不乐。几个人一时无话，都觉得有点尴尬。
几个人说了一会闲话，谭功达就问起农村合作社的事来。他这一问，坐在那儿始终不怎么说话的白慕尧忽然开口道：“合作社？不是已经停了吗？”
“停了？！”谭功达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大声道：“谁让你们停的？”
“如今不是，不是又时兴单干了吗？”白慕尧也是满脸疑惑。
那女人道：“是这样的，归合作社的田又都重新分给了个人。我们家还分得了两亩水塘。今年初春刚刚下了五百多条鱼苗，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下网去捕了。到时候我们就给县长挑大的送些过来，让您尝尝鲜。”
谭功达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再三压了压心头的火气，又问道：“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听村里的干部说，好像上头又有了什么新的精神”白慕尧道。
“哪个上头？是乡里，县里，还是省里？”
经谭功达一阵逼问，那女人才觉察到谭功达脸色不对，同时也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赶紧拽了拽丈夫的袖子，笑道：“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又不是当官的，哪里晓得这些事！”
“二位少陪，我去去就来。”谭功达冷冷地撂下这句话“腾”地一下站起身来，去里屋打电话去了。
等到谭功达抓过话筒，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县机关没人上班。他往钱大钧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刚才白副县长把大钧叫出去了，不知道有什么事。随后，田小凤笑着问他：“相亲的事是否一举成功？岳母大人有没有夸我们屋子理得好？”谭功达没有心思与她开玩笑，就哼哼哈哈地支吾了几句，把电话挂了。
等到谭功达打完电话，从里屋出来，白慕尧夫妇已经离开多时了。
10
这天晚上，汤碧云请姚佩佩去清真馆吃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赶到饭馆，汤碧云已经找好了座位，在靠窗的一张小方桌前等她了。一见面，碧云就拉了拉她的袖子，神秘兮兮地冲着她道：“快坐下，快坐下，我要告诉你一件稀罕事。”
“什么稀罕事？莫非是你找着对象了？”姚佩佩笑道。
“去你的，你才有对象了呢！跟你说真的，”汤碧云往她跟前凑了凑，低声说：“我告诉你，你干爹那边的事，黄了。”
“什么干爹湿爹的，你别胡说！”姚佩佩皱着眉头，过了半晌，道“他不是乐不颠颠地跟丈母娘厮会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黄了？”
“嗨，打起来了。”汤碧云掐着嗓子，接着说：“也不知道为个什么事。听说，县长那丈母娘可凶了，把咱白县长的脸都给抓花花了。”
“究竟是谁跟谁打起来了？你把话说说清楚。”
“是县长的丈母娘跟白副县长打起来了。”她这一叫，站在她们身边等着点菜的服务员实在是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那县长的丈母娘不是白副县长的嫂子吗？”
“对呀。”
姚佩佩朝服务员看了一眼：“我们俩先坐着说会话，一会儿再点菜。”
服务员朝她笑了笑，赶紧离开了。
汤碧云这才说起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来。
“我下午陪妈妈去县
医院看病，拿完药出来，碰巧看见给县长开吉普车的小王。我问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什么呆，小王就说，他带白副县长来治伤。白副县长怎么了？我问道。小王说，叫人给打了呗。我就说，是谁吃了豹子胆，连县长也敢打。那小王就不说话了，只是坐在那儿一脸坏笑。后来被我逼问不过，只得将我带到楼梯口，悄悄地告诉我说，白县长跟他嫂子打起来了。我心里说，这小叔子跟嫂子较什么劲啊，再说白县长嫂子不是去县长家相亲了吗？
“小王说，具体怎么个情况，他倒也不太清楚。反正一家人中午在鸿兴楼吃饭，吃着吃着就吵了起来。小王说，本来他是坐在外间的散席吃饭，听到房中吵骂声越来越高，只得硬着头皮进去劝解，就见那白庭禹正站在那发脾气呢！小王说，跟白副县长这么多年，还从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他指着自己的哥哥嫂子骂道：‘你们俩算他妈的什么东西！啊？算他娘的什么狗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的影子，怎么能那么跟县长说话！你以为县长是你们家看门的吗？啊？怎么千叮咛万嘱咐都没用，难道我早上跟你们说的话都是放屁吗？’
“他这一骂，白副县长的哥哥倒还好说，那妇人哪里是个惹得起的角色？顿时就站了起来，操起桌上的一盆肉丝糊糊朝他的小叔子脸上狠命地掼了过去。白副县长一缩脖子，那菜盘“嗖”一声就打他脑袋顶上飞过去了，砸在门框上，摔了个粉碎。白县长这会儿也不管什么嫂子不嫂子，指着那妇人的鼻子喝到：‘你要再敢在这里撒泼，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去！’那妇人一听，哇哇大哭，嘴里骂骂咧咧地喊着：‘反正老娘今天也不想活了！’说罢，横着身子朝白庭禹猛撞了过去，说要与他同归于尽，吓得那白庭禹绕着桌子打转，嘴里喊道：‘小王小王，你快替我拦住这个泼妇！’可哪里拦得住，等到饭馆里的人把他们俩拉开，白县长的脸早就花花了，满脸都是血印子。
“小王说，大概是白慕尧夫妇和谭县长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本来白县长安排谭县长中午和他们一家吃饭，可打了半天的电话，谭县长也没肯过来。所以我想，你干爹今天大概是出师不利。”
汤碧云绘声绘色地讲着那件“稀罕事”可姚佩佩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只是歪着头看着她，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倒是汤碧云本人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哎，你怎么一点也不笑？”碧云对佩佩说。
“我没觉得有什么好笑，”佩佩耸耸肩，懒洋洋地托着下巴，似乎正在想她自己的心思。汤碧云尽管意犹未尽，见姚佩佩心情不佳，只得住了嘴，招手喊服务员来点菜吃饭。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说起昨天去给县长收拾房子的事来。她问道：“昨天上午你怎么没来？钱大钧和谭县长都追着我，问佩佩怎么不来？我还替你撒了个谎，说你病了。”
“你用不着替我说谎，我就是不想去。那钱大钧要给他的顶头上司拍马屁，我却犯不着。”
“你没去倒是对了。我们几个人屋里屋外忙了一整天，累得像狗屎一样，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到现在我的腰眼还一阵阵酸痛呢。”
“活该！人家打了个唿哨，你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了，活该！”姚佩佩笑道。
不过，汤碧云说，她虽然卖了一天的苦力，倒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她在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姚佩佩知道，羊杂碎这个人平常就是一惊一乍的，见了风就是雨，也没去追问她什么“重大秘密”只是低头吃饭。汤碧云憋了半天，决定自己将这个秘密说出来。
“佩佩，你知道县长为什么四十好几还没有找到对象吗？”
“要么是没遇上合适的；要么是遇上了合适的，人家又觉得不合适。不外乎这两种可能。”佩佩道。
“瞎扯！”汤碧云说“县长虽说四十多岁了，可人长得并不难看，也不怎么见老，看上去就像三十来岁。加上他的县长身份，还有钱大钧、白庭禹之流争先恐后地替他拉皮条，他要是成心想找，不要说一个，就是十个二十个也易如反掌。
“昨天上午，他请我吃包子时，我还仔细瞅了瞅他的脸，你别说，那张脸倒也有几分英俊，那皮肤倒也挺细致白嫩的呢。”说完就咕咕地笑了起来。”
“那照你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姚佩佩笑道。
“这个人哪，百分之百是个花痴。”汤碧云煞有介事地说：“绝对是个花痴！”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花痴？”
“我们街上就有这么一个花痴。是个开豆腐店的，平常倒也挺正常，只是不能让他瞅见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见到女孩，他的眼珠立刻就不会转了。那眼神我记得最清楚，就跟你干爹一模一样。那天我们去了七个女孩，我们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谭县长也会出来看看，和我们说说话。他有时候看看树啦，有时候看看天上的云啦，可眼睛一旦落到哪个女孩身上，立刻就发了呆，渐渐的就沁出一片青光来。这就是典型的花痴眼神。我小时候一直跟豆腐店的伙计在一块玩，绝对不会看错的。这种人不会专门喜欢某一个女孩，而是天底下所有的女孩他都喜欢。他四十多岁没娶上媳妇，原因就在这里。据我妈妈说，就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也千万不能嫁给这号人！”
她这一说，把姚佩佩笑得伏在桌子上倒不上气来。等她笑够了之后，便对汤碧云道：“这么说，那天他也盯着你看来着？”
“那当然。”汤碧云为了证明自己的花痴理论，只好连自己也牺牲了“不过，他最喜欢的是县妇联的小曹，还有广播站的小朱，还有，对了，党办的小芹。小芹是个腼腆的姑娘，被他看得实在不好意思了，就对谭功达说：‘县长，你在看什么呢？’谭功达吓得一激灵，这才清醒过来了，笑道：‘噢，你吓我一跳，我在看老徐编篱笆呢。’小曹她们几个你捏我一把，我捏你一把，都在那儿偷着笑。谭功达还在那发愣呢，嘴里道：‘小曹，你们有什么好笑的事，说来我听听！’我们当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就连老徐也背过身去，掩口而笑。”
“你就爱胡说八道，”佩佩道“编出这么一件事情来，逗我开心！按说，人家县长也没得罪你，用不着这么刻毒吧！这话要是传到白小娴耳朵里，那岂不是坏了人家的好事？”
“你怎么反而替他说起好话来了？我妈妈说了，花痴是最不能同情的，你一同情他，就着了他的道了。”碧云认真地说。
“不过他平常在县里对待女下属倒是挺严厉的，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嗨，那是装的。”汤碧云道“你想想看，明明是个花痴，可非得装出一副正经样子来，可见他的心里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据我所知，这花痴可有许多种”
“好了好了，快别胡说了。”姚佩佩道“我笑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怎么样？你现在开心了吧？我就不信不能把你逗乐。”
“原来你还真是逗我玩啊！”“是不是我成心逗你，你和他在一个办公室，时间长了，你自己就能看出来。”
两人吃完了饭，又说了一会闲话，汤碧云问她愿不愿意陪她在街上走走。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来，撕给佩佩一张：“明天晚上八点，在梅城中学礼堂。为了搞到这两张戏票，前天我和钱大钧磨了半天的嘴皮子。”
“什么戏？”佩佩问道。
“新排的十五贯。是省里来的剧团，只在梅城演三场。”
两个人说着话，沿着黑暗的街道，高高低低地往前走。街上空寂无人，没有一盏路灯。两边商铺的木排门都已关上，昏暗的灯光从狭长的门缝中挤出来，横铺在大街上，远远看上去，整条街就像一张放倒的梯子。她们走到供销社门口，姚佩佩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站住了，问她道：“碧云，那天在食堂门口碰到钱大钧，说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跟你商量”
“怪了，”汤碧云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喃喃道：“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你就来问我了。你说怪不怪？”
“他找你什么事？”
汤碧云半天没有吱声，尽管姚佩佩看不清她的脸，可仍能感觉到她的心慌意乱。有一条溪流不知在什么地方嚯嚯地流淌。更远一点的树林里，传来斑鸠的鸣叫。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汤碧云说着，一个人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姚佩佩道：“你觉得钱大钧这个人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事？你这么吞吞吐吐的。”佩佩有点急了，抓住她的一支胳膊，用力摇了摇，似乎想把她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摇出来：“你这个人，没边儿没影儿的事，你说起来就唠叨个没完，可到了节骨眼上，却又吞吞吐吐。不过，你要真的觉得不方便告诉我，也就算了。我不会逼你的。”
“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又何尝不想告诉你？说实在的，我心里也还没把握。告诉你，白白的让你担惊受怕罢了。”
“我害怕？”姚佩佩诧异道“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算了，还是不说了吧，我对钱大钧，是发过誓的。”
犹豫了半天，汤碧云终于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来，两个人在梅城棉纺厂的门口恹恹地分了手。
第二天上午，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干部会。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特地把姚佩佩叫了去，让她担任会议记录。一进会议室，佩佩看见白庭禹的脸上果然涂满了紫药水，乍一看就像是个唱戏的刚刚化完妆。
会议由杨福妹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谭功达提出的关于在梅城县开凿大运河的建议。从白庭禹、钱大钧脸上错愕的表情来看，这个方案还是第一次提出来。除了杨福妹之外，谭县长并没有事先与干部们通气。
按照谭功达的设想，梅城地处江南，春夏两季雨量充沛，到了五六月间，往往河水暴涨，形成洪涝灾害。而入秋之后，雨水稀少，河底干涸，又往往赤地千里。常年来，农民饱受旱涝之苦，因此他“昨天想了一个晚上”若能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将梅城的各个乡村连接在一起，干旱时能引长江水灌溉良田，到了夏天洪水肆虐的季节，也可以排涝泄洪。这样一来，必能一劳永逸，确保连年丰收。而且“假如这条河挖得足够宽的话，还能过往船只，水路交通，势必大大改善。”
谭功达刚刚说完，赵焕章就将手里的红铅笔高高地举起来，要求发言。
他说，在梅城县，开挖这样一条劳民伤财的运河，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必要。梅城一带，长年风调雨顺，旱涝之灾，并不像谭县长估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他本人曾专门查阅了县志办的水文和气象资料。较为严重的洪灾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是在20年前的1936年，而且还是因长江决堤所致。而旱灾则更为罕见，有明确记载的旱灾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1919年。因此，在梅城开凿运河无疑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再说了，普济水库大坝的修建已经让县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而三、四年后，发电机到底能不能打出几片火花来，眼下还说不准。任何一个方案的提出，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承受能力，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决策“绝不是凭哪个人晚上做了一个梦，心血来潮、胡思乱想一通就可以决定的。”
他这么一说，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姚佩佩看见谭功达脸色铁青，手里的一支笔不停的在纸上写写划划。赵焕章见没人吭气，便有几分得意，又接着道：“至于说到水上交通，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又不要去杨州看琼花，干嘛要学那隋炀帝！只要多翻翻史书，就能算出来，当年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死了多少人？再说，梅城地处丘陵，虽无崇山峻岭，小山包倒是不少。本来人多地少，再去挖条大河，不知要坏掉多少良田。”
这时，钱大钧有点坐不住了，斜着眼睛看了赵焕章一眼，鼻子里哼哼了两声，冷笑道：“某些人，竟敢担保梅城不会出现旱涝灾害，如果明年就出现百年未遇的洪灾，谁能负得了这个责！谁是隋炀帝？有话就明说，不要仗着念过几本书，就含沙射影！”
钱大钧说完，白庭禹立即插话说：“功达同志的这个提案，我完全同意。有些人对此有顾虑，有抵触，甚至公然反对，这也很正常。可要把谭县长比作隋炀帝，那是不对的，不厚道。说隋炀帝挖大运河死了很多人，这恐怕也是事实。可哪天不死人呢？哪个人又能不死呢？关键要看死的是什么人，还有，这人是怎么死的。是重于
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留下好多废弃的旧河道，稍加疏浚，还是可以利用的。再加上梅城水网密布，沟壑纵横，这个工程也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可怕。至于说人手不够，劳力缺乏，完全可以把挖河的时间安排在冬春之间的农闲季节。况且，县乡各级干部，都可以发动起来。我们的有些干部，啊，有些干部，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肚子里长满了草，脑子里生满了锈，也真的应该出去见见阳光，活动活动筋骨啦！”
其他干部见状，纷纷表态支持。随后，杨福妹提议表决。姚佩佩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没有举手的就只剩下赵焕章一人了。他的眼睛红红的，僵坐在椅子上，嘴里还叼着一根烟，烟灰落了一身，也不去掸拂。
会议不到十一点就结束了。
干部们离开之后，姚佩佩开始收拾桌上的茶杯、烟缸，和散落的文件，当她走到谭功达座位前时，看见县长的桌前搁着一张便条，上面压着半枝铅笔。便笺上有几行算数公式，与她上周在谭功达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的大致一样：
43—19=24
43—23=20
20—19=1
姚佩佩捏着这张纸，凑在窗前的阳光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她摇了摇头，笑了笑，将便笺揉成一团，顺手扔进了纸篓里。
11
谭功达来到梅城中学的礼堂，省锡剧团的十五贯已经快开演了。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竟然是礼堂最后一排的边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座位了。谭功达使劲地抻长了脖子，也只能看见女报幕员盘在头上的高高的发髻。谭功达正在心里犯嘀咕，白庭禹怎么偏偏给他挑选了这么个位置，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坐着一个身穿黑色
连衣裙的女孩，同时他也闻到了一缕兰花的淡淡香气。
白小娴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也直着脖子朝舞台上张望。她手里托着一包瓜子，头发湿漉漉的，似乎刚刚洗过澡。即使是礼堂的灯灭了之后，他在黑暗中仍能瞥见她的脖子。那么白，那么长。谭功达贪婪地呼吸着那缕香气和发丛中的气味，喉咙里咸咸的，浑身的血只往脑袋上涌，不觉中有些微微的眩晕。这个白庭禹！事先怎么也不跟我通个气？他使劲地定了定神，环顾了一下剧场，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白小娴就把手里的纸袋朝他递了过来，眼睛却不看着他，嘴里道：“吃不吃？”
谭功达笑了笑，将满手的汗在裤子上擦了擦，从纸袋中抓过几粒瓜子。最初的尴尬总算过去了。他磕了几粒瓜子，开始意识到白庭禹的巧妙安排和一番苦心。这是剧场里最为隐秘幽僻的处所：从白小娴往右，有五六个位置都空着，事先必然经过周到的考虑。而且由于紧挨着出口的太平门，如果他们对戏文没有兴趣（在这种场合，看戏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他们可以选择随时离开
果然，不一会儿，白小娴就自言自语道：“唉，我最烦看戏了！坐在这种鬼地方，什么都看不见！”
虽然这话不是对着谭功达说的，可因为旁边没有第二个人，谭功达就很自然的低声问道：“小娴，你喜欢锡剧吗？”
“不喜欢，”白小娴道“你呢？”
“我？我也不喜欢。”谭功达嗫嚅道。
“走？”白小娴扭过头来，对他说。
“走！”谭功达根本不敢看她的眼睛，低声答道。
他们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走到太平门边，推了推，门是锁着的。旁边一位戴袖章的工作人员客气对他们说；“这个门要到散场的时候才会打开。如果两位想离开的话，可以走正门。”
他们俩一前一后出了大门。刚从礼堂高高的台阶上下来，就看见姚佩佩和汤碧云两个人手拉手，正气喘吁吁的朝这边跑过来。一看见谭功达，两个人都站住了。
“谭县长。”羊杂碎甜甜叫了他一声。
姚佩佩则一只手按着腰，扭着身子不停地喘息。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谭功达问。
“戏开演了吗？”碧云道，同时不住地拿眼睛朝白小娴身上看。
“开演了开演了，你们俩快进去吧！”
“那县长您，您怎么不看了？”姚佩佩一脸坏笑地问他。
“我觉得坐在里边，心里，嗯，有点发闷，就出来转转。”
“噢”汤碧云仍盯着白小娴看，一直看到后者不好意思地背过身去“那，那我们就进去了。”
说完拉着姚佩佩就跑。她们上台阶的时候，姚佩佩的一只鞋掉了下来，她又踮着脚，一级一级地跳下来捡。
“刚才的那两个人是谁？”白小娴问。
“嗨，我们机关的两个疯丫头！”谭功达说，不由得又回过头去朝礼堂门口看了看。门廊的顶灯已经熄灭，门外早已空无一人。
时间刚过八点，梅城街道上已经是黑黢黢的了。他们沿着大街朝北走了一段，谭功达就提出是不是去他家坐坐。白小娴想了想，道：“都说你那屋子闹鬼，我可不敢去。”谭功达又说；“那就去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小娴没有吱声。
他们两个人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谭功达心里又有点后悔。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自己却带着一个姑娘去办公室，倘若门房的常老头问起，他又怎样去解释呢？好在大门是开着的，看到谭功达和白小娴朝这边走过来，老常一缩头，假装没有看见，避免了他想像中的尴尬。
谭功达领着白小娴来到三楼的办公室。拉开灯，一眼就看见姚佩佩那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挂在墙上，两只白色的袖套搭在椅背上。
白小娴不等他招呼，就坐在了靠墙的那条长椅上，仍旧磕她的瓜子，同时抬起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房间的一切。谭功达问她要不要喝点茶，小娴连声说要。她磕了太多的瓜子，这会儿的确有点渴了。谭功达看了她一眼：“那你还磕！”
果然，白小娴立刻就不磕了，朝他笑了笑，露出两排细小洁白的牙齿。
谭功达办公室里没有待客的茶杯。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过自己用的积满茶垢的玻璃瓶子看了看，上面隔热用的尼龙丝网已经脱了线。他看见姚佩佩桌上有一只白瓷杯，很精致，上面还有红色蜜蜂的印花图案。就把佩佩的杯子涮了涮，给白小娴沏了茶。热水瓶里的水已经有点凉了，茶叶泡不开，可白小娴说她并不在意。
她从谭功达手里接过杯子，在手里转了转，道：“这是谁的杯子？怎么这么讲究？”
谭功达说：“是办公室一位同事的。看上去稍微干净一点。”
白小娴笑道：“我不忌讳这个。”说完一仰脖子，咕咕地把水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巴上的茶叶末。
谭功达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觉得，自己一路上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白小娴并不像自己想像中的那么暴戾。在说了不多的几句话之后，两个人仿佛已经相识很久似的，一点都没有生分和拘束。谭功达拉开椅子，坐在姚佩佩的办公桌前，手指轻轻地弹敲着桌子上的玻璃，对白小娴道：“你父母，后来就回乡下去了？”
白小娴“嗯”了一声，随后道：“他们只在乡下待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又连夜赶到县城来了。”
“他们又来做什么？”
“还不是给我叔叔吓的！”
白小娴说，父母跟叔叔吵完架，当天下午就赌气回夏庄去了。两个人在家里硬挺了一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最后就雇了辆驴车，赶到县城来了。他们找到了白小娴文工团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两个人也不敢叫醒门卫，就在门口的小树林里凑合着过了一夜。等到天亮，白小娴出来跑操的时候，才在操场边一棵杨树下看到了他们。母亲一见白小娴，当场就嚎啕大哭起来，口口声声说，我们这个家就算完了。她父亲的脸色也是黄黄的，站在一旁不吭声。文工团的学员们都围着他们看。白小娴只得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宿舍，这才慢慢从父亲的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母亲道：“这下好了，我也是一时昏了头，一口气把两个县长都得罪了！你叔叔还口口声声说要派人来把我抓起来，虽说白县长原是你嫡亲的叔叔，可眼下闹翻了脸，他那种人，扛枪打仗的出身，什么大义灭亲的事做不出来！”
父亲在一旁灰着脸，木讷道：“抓我们倒也不至于，可我就是担心我们家的那个成分，村子里的那些穷棒子、讨饭鬼，一天到晚都不给我们好脸色，昨天在村头碰见村长，我给他递上一支烟，他连说戒了、戒了，就远远地走开了，脸色难看不说，走了几步却又偏偏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你说怪不怪！”
母亲哭道：“我这张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就是该打！跟你叔叔处久了，眼睛里就不拿他当个县长看了，由着性子胡闹，这下可怎么办哪？”
白小娴看见父母两人为了这点事慌得六神无主，尤其是她那父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似乎在等着自己替他拿什么主意，心里也觉得十分凄惨，眼中不觉也落下泪来。
“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当真被他们抓了去，倒也罢了，可你这么小，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好的前程，却眼看着又断送在我们手上。”母亲说“如今我们这两张老脸也不好意思再去上他的门，求你叔叔了”
母亲的话没说完，白小娴已经知道了她的意思。她胡乱宽慰了他们两句，将他们带到街上一个小旅馆住下，随后就去南道湾，找她叔叔去了。
白小娴一路琢磨着，叔叔这会也许正在县上办公，婶子是个慢性子的人，好脾气，要是先把婶子说活络了，事情就好办了。没想到那天白庭禹刚好发烧，躺在家中休息。一看见叔叔那张涂满紫药水的脸，她就明白父母为何那么担心了。
白庭禹一听小娴来了，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没说她父母一个不字，倒先做起自我批评来了。他说那天自己太不冷静，冲撞了哥哥嫂子，这会儿后悔都来不及了。白小娴见叔叔的气已经消了，心就放了下来，把父母连夜来县城的事略略一说，白庭禹慌道：“你看你看，我发了点脾气，他们果然就吓成这样。你赶紧去将他们俩接到家里来住，我当面向他们赔罪。”后来，他又让婶子跟她一块去。
白小娴临走之时，白庭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把小娴叫到里屋的书房里，跟她说了半天的话，最后把一张戏票塞给了他。
“你叔叔跟你说什么？”谭功达问道。
“还能说什么呀？”白小娴红了脸：“他，他让我嫁给你呗。”
她这么一说，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谭功达连正眼都不敢瞧她，半天无话。这时候，我若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死不松手，她会不会闹将起来呢？会，还是不会？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谭功达一直犹豫不决，心里盘算了好多遍，偷偷地看上对方一眼，小娴也在那儿捏着裙子的一角，低头沉思，若有所待。谭功达的心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
在姚佩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块墨绿色的绒布。在绒布上端，有一桢小照，照片有些发黄发旧，上面还有些茶渍。
相片上，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女人穿着翻领裘皮大衣，男的西装笔挺，神采奕奕。照片上端有一行发白的小字，写着：
一九三七年除夕姚佩菊周岁纪念
如果照片上那个胖嘟嘟的婴儿就是姚佩佩的话，谭功达不难算出，佩佩今年果然只有十九岁，与小娴一般大。原来她的本名叫姚佩菊，而且她竟然是除夕那天生的。
白小娴见对方盯着桌子发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道：“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过了十一点，大门就进不去了。”
谭功达只得起身，送她下楼。两人走到门外，谭功达隐隐就见一个人怀里夹着文件包，正从四楼下来。走廊里灯光昏暗，他没有来得及看清那人是谁，那人一见到他们，冷不防也吃了一惊，赶紧脑袋一缩，又慌忙回到四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