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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月末的一天，谭功达在酣睡中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这似乎是一个恶作剧的糟糕开始：他把手伸到帐子外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抓起电话，却听见一个小女孩在电话里唱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谭功达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电话串了线，因为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向他问道：
“怎么样，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的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嗯，你说话呀！”
谭功达昏睡未醒，太阳穴一阵剧烈的胀痛，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有听清电话是谁打来的。
“什么情况怎么样？你是谁？”
可对方立刻就发起火来，在话筒中叫道：“你他娘的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她去为地主缝一件羊皮长袄，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怪不得省里一连批转了三封要你辞职滚蛋的匿名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迷迷瞪瞪的！”
谭功达终于在那讨厌的歌声中，辨认出了聂凤至的声音。他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拉了一下灯绳，恍忽中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凌晨三点十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对方根本不容他多想，追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喂，你现在在哪里？你怎么不说话？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我问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睡觉啊！”谭功达似乎没听懂他的话，嗫嚅道：“我在睡觉。”
“睡觉？你说什么？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在睡觉？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有心思睡大觉！”
“出什么事了？聂书记？”
又是一阵咔咔的咳嗽声。聂凤至似乎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谭功达只得静静地等着他呼呼的喘息声平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对方清了清喉咙，正要说话，话筒里突然一片静默。小女孩的歌声也嘎然而止，谭功达徒劳地冲着话筒，喂喂喂地叫了半天，对方已没有了任何声息。或许是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
屋外大雨如注，狂风大作，又急又密的雨点嗖嗖地泼向窗户玻璃。水从窗缝中渗进来，把桌子上的一本列宁选集都浸湿了。院子的门被风撞地砰砰直响，他不时可以听到瓦片被风刮到地上而发出的碎裂声。谭功达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出神。
聂凤至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谭功达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在凌晨三点多钟给自己打来电话，这还是第一次。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谭功达撩起帐子，胡乱地擦了擦身上的汗珠，心脏仍在突突地狂跳。他竭力地回想着聂凤至在电话中跟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可嗡嗡叫着的蚊子和那该死的
歌词，搅得他大脑一片空白。电话断了线，外面的雨又下得这么大，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现在除了等待天亮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随手抓过一张旧报纸来，心烦意乱地看了起来。在这张五月十二号出版的报纸上，他读到了如下新闻：
中国政府致电卡斯特罗，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
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盛大集会
中国与老挝建立外交关系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十六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上，庄则栋，邱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清华大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
国务院召开坚决纠正“五风”坚决贯彻农业“十二条”座谈会
当谭功达想弄清纠正哪“五风”贯彻哪“十二条”时，沉重的睡意再次向他袭来。他使劲地睁开眼睛。不，不，不能睡着！可他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到了他的床头。他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夹着公文包，趟着齐踝深的积水，去县里上班。田里的秧苗浸没在水中，池塘的水都漫到岸上来了。几个打着赤膊的年轻人，手里提着渔网，正在秧田里捉鱼。当他经过西津渡桥的时候，看见整座桥面都淹没在浑浊的洪水中，只露出了一截桥栏的铁桩。街道上也都积满了雨水。被大风吹折的树木横卧在街道上，一群人推着一辆熄了火的汽车，向前缓缓蠕动。供销社的柜台也泡在水里，两名女售货员高挽着裤腿，正用瓷碗往外舀水。看着她们的小腿在阳光下白得发青，谭功达心里不禁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他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已经九点多了，他看见门卫老常手里拿着一根通煤炉的铁条，正在疏通堵塞的阴沟。
“天漏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他笑着对谭功达说：“谭县长，怎么您没下乡去啊？”
谭功达没心思跟他搭讪，只是啊啊了两声，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拎着凉鞋，歪歪扭扭地踩着院中一溜红砖，像跳舞似的上楼去了。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就连平常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两个清洁女工也不见了踪影。他顺着楼梯走到三楼，见办公室的门锁着，就意识到姚秘书没来上班。假如她临时外出，门通常是虚掩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很快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姚佩佩留给他的便条：
我在县
医院。
她去县医院干什么？莫非是她生了什么病？谭功达疑虑重重地走到电话机前，给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逐一打了电话。和他心中不详的预感一样，电话没人接听。糟了！谭功达快步冲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对正在楼下捅阴沟的老常叫道：“老常，你上来一趟。”
不一会儿，他看见老常手里仍抓着那根铁条，两只手上沾满了污泥，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他问到。
“人，什么人？”老常茫然不解地反问他。
“这办公楼里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
老常吃惊地望着他，眉毛都拧到一块了，半天才说：“不是下乡抢险去了吗？”
“抢险？抢什么险？”糟糕！谭功达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普济的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垮了。那个江水倒灌，这个冲走了两个村子，那个那个省里地委都派人来了。谭县长，你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吗？”
“你是说普济大坝决了堤？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不，前天。”老常道。
“死人没有？”
“怎么没死人？昨天小王从乡下回来说，就他运回来的重伤号，死在县医院的，就有两个。”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不打电话通知我呢？”
老常的目光变得躲躲闪闪的“县长，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有烟吗？”谭功达忽然对他道。
“谭县长，你知道，这个，我是不抽烟的。”
谭功达又问他被洪水冲走的是哪两个村庄。老常说，这个他不太清楚。
谭功达问他省地领导都是谁来了，老常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不太清楚。要是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谭功达赶到梅城县医院的时候，已快到中午了。门外的空地上乱七八糟地停着四五辆驴车和平板车，地上的积水尚未完全退尽，让人一踩，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正忙着把一个裹着纱布的伤号从平板车上抬下来。大门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疯地扯着自己胸前的衣服，号啕大哭。他的几个亲属表情木然地看着他，也不去劝。一旁的墙根下，摆着一个蒲包，上面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的尸体，脸都已经发了黑。
医院的走廊里也是满地泥水。为了防止打滑，地上铺了干稻草，有一个护士手里端着一只簸箕，正朝地上撒炉渣，走廊两侧的木椅上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伤号和家属。谭功达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护士手里举着一只盐水瓶，推着一辆担架车，已经到了近前。
“让开。”那护士头也不抬，向他命令道。
谭功达问她，院长室在哪儿，那护士突然两眼一瞪，怒道：“我叫你让开！”
谭功达一侧身，那辆担架车就贴着他的肚子过去了，把他的中山装纽扣崩飞了一颗。
谭功达一点都不生她气。这个护士的眼睛又深又亮，像秋天芦苇覆盖的深潭。只是不知她摘了口罩是个啥样子？在这紧急的关头，他的心里居然还有如此肮脏的欲念！王八蛋，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不过，他很快找到了院长室，一个大夫在门边的池子里洗手，谭功达站在门口，等他洗完了手，这才问他：“你们领导在不在？”
“我就是领导。”那人把口罩往下一拉，露出一张长满胡子的三角脸来“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你们院长。”谭功达记得他们院长姓彭，去年春天，他因肾炎在这住院的时候，是院长亲自主刀替他做的手术。
“院长带着医疗队下去了，我是这儿的副院长。”白大褂双手插在口袋里“您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找几个人，我们来开个短会？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开会？您是说开会？您有什么资格召集我们开会？”那人上上下下地把谭功达打量了半天，摇摇头，冷笑道：“哼！开会？神经病！我那边还有个大手术，你一边呆着去。”
说着，用那只带着塑胶手套的手把他一推，谭功达冷不防差点被他推了一跟头。那大夫径自朝手术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道：“你以为你是谁呀？有病。”
谭功达受了这一阵窝囊气，怔在那儿。县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要在常委会上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好讨论讨论！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到医院来开个现场会，这个同志要做深刻检查。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到住院部的小楼前，脑子里晕乎乎的，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小汤。
她正蹲在地上，用一把汤匙，往一个满脸裹着纱布的病人嘴里喂水呢。这是他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熟人，就像看到亲人似的，略微有些激动。谭功达挨着她蹲了下来，问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汤碧云笑了笑道：“别提了，简直是一锅粥！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过觉了。”
谭功达又问她知不知道这次大坝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汤碧云抬起胳膊，擦了擦鼻尖上的汗，说：“还好。”谭功达又问她“还好”是什么意思，汤碧云说：“送到县
医院来的病人，只死了三个，一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一个人刚送来，听说正在手术室急救，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谭功达问起大坝那边的情况如何，汤碧云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咯咯地笑了起来：“您是县长，怎么这些事情倒反过来要来问我？你是刚从月亮上下来的吗？”
不过，她还是絮絮叨叨地说：“普济是个高地，没什么损失。兴隆，常旺两乡受灾比较严重。听那边回来的人说，目前已经找到了六七具尸体，失踪人员还没有统计清楚。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伤员，轻伤都就地安排在普济、夏庄的卫生院里。地委的医疗队今天早上已经赶到了。天气太热，昨晚这里的大夫们议论说，弄不好会有大的传染病发生，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就糟糕了”
这该死的沼气！谭功达不禁红了脸：“听说，听说姚秘书也在这儿，怎么没见她？”
“她呀，您快别提了！”一提起姚佩佩，汤碧云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俗话说，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她昨天晚上才从家里赶过来，浑身上下淋了个落汤鸡，我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去央求护士找衣服给她换。七手八脚总算把她伺候停当了，就让她帮着去抬伤员，没想到这个人丢人现眼，一见到那人嘴里吐出血来，就把担架一扔，自己先晕了过去。把那伤员重重地摔在地上，嗷嗷地乱叫。大夫们还得先腾出手来救她，您说她这不是添乱吗？”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她人呢？”
“在住院部的104房间，躺在那儿吊盐水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她，早没事了。”
谭功达来到住院部，104病房的门开着。里边躺着几个待产的孕妇，家属们坐在床上聊天。谭功达伸着脖子朝里边张望了半天，才在北窗的墙边找到了姚佩佩。她正躺在床上照镜子呢。一看到谭功达，姚佩佩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随后她就笑了起来：
“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个叫花子似的？”
她这一说，早已引得同病室的那些孕妇都把目光投向他。谭功达手里拎着一双凉鞋，打着赤脚，裤腿卷过了膝盖，大热天还穿着中山装，敞着怀。
“你怎么样？头还晕吗？”他在姚佩佩床头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了下来。
姚佩佩没有吱声，她紧蹙着眉头，嘴唇有些发干，过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侧过身来看着他，轻声道：“我倒还好，你呢？你可怎么办呀？”
他知道姚佩佩话里的复杂意思，心头一热，喉咙就有点堵得难受。姚佩佩问他有没有吃午饭，谭功达摇了摇头。她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饭盒，说她姑妈刚给她送了点桂圆粥来，问他要不要吃。谭功达说，他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想在这里静一静，一会儿就要走的。
姚佩佩说，大约是在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她第一个接到高麻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她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他，可整幢楼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她不断地给他家打电话，一直打到天黑，也没人接，这个时候，她才无奈地想起来，应该向白庭禹汇报。白庭禹一听大坝决了堤，当即就兴奋得不行。白庭禹让她通知所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下班的一个不许下班；已经回家的也要在20分钟之内召回，全体人员赶到四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姚佩佩大着胆子没去开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守着那台电话机：
“我想着，万一你要是听到一点风声，说不定就会打电话来的。”姚佩佩道：“这两天，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去了外地？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在现场，接下去怎么办？”
“我哪儿也没去，”谭功达叹了口气道：“这些天我没在家住，一直在郊外的红旗养猪场。”
“你到养猪场去干什么？”
“都是那该死的沼气！”谭功达道：“星期三刚上班，沼气攻关小组的阿龙来找我，说他们试验了一年的沼气池已经可以产气点火了。问我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我们刚刚赶到那里，就下起雨来。”
“沼气成功了吗？”
“点了几次火，都没成功。后来阿龙说，雨下得太大，也许密封池进了水。在大雨的间歇，他带我去了二号池边看了看，阿龙还朝池子里丢了一根火柴，谁知道“嘭”的一声，差点没把池子炸塌，还溅了我们一脸猪粪。”
“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臭味！”
“当天晚上，阿龙就让我在他们那儿打个地铺，住一宿，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试一次，谁知这雨越下越大，没完没了。”
“那你眼下打算怎么办？”佩佩问他。
“我这就到普济水库那边跑一趟。”
姚佩佩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钱匣子来，把里面的钱和粮票都翻出来，递给他：
“你这会儿去那边，不就成了峨眉山上的猴子了么？”
“猴子？什么猴子？”
姚佩佩冷笑了一声，接着又说：“峨眉山上的猴子下来了，要去抢夺胜利果实人家总指挥、副总指挥正忙得不亦乐乎，你这时跑去插一脚，哪里能讨到个好脸色？只是自取其辱。要我说，干脆你哪儿也别去。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个觉是正经。这么一闹腾，别的事我不知道，好歹，你这个县长恐怕是做不成了。”
她见谭功达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发愣，就轻轻地推了推他：“再说，你怎么去呢？小王又不在。”
“我在马路边随便拦个什么车就行了。”
谭功达来到
医院外，瞅见一辆运伤员的驴车，停在马路对面。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破草帽，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正在给毛驴喂桑叶。谭功达朝他走过去，问他能不能捎他去普济。
“不行不行！”赶车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行！一天跑两趟县城，我的这头驴都累得快吐血了，不要说你，呆会我自己回去，都舍不得坐。”
谭功达没再说什么。等到毛驴吃完了桑叶，那汉子晃了晃手里的柳条，赶着毛驴，一路摇摇晃晃地走了。在烈日炎炎的煤渣公路上，谭功达差不多站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拦下一辆车来。有一辆装煤的车倒是停了，可司机嘴里叼着卷烟，跳下车来就是一顿臭骂，连推带搡，差一点没把谭功达撵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谭功达气得双手在裤腰带上乱摸了一气。他是在摸枪。这是他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每当他遇到难以忍受的耻辱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腰上摸枪。
他听着淙淙流淌的渠水，脑子里悲哀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钢蓝色的群山，看了看那条蜿蜒起伏的煤渣公路，四周的旷野一片岑寂。
他把手里拎着的那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返身朝县城的方向走。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世界在顷刻之间似乎突然变得与自己无关了，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黄昏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梅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里面有两个女售票员，正盘腿坐在床上打扑克牌。谭功达把脑袋伸进去，问她们有没有去普济的班车，那个年轻的姑娘立刻瞪了他一眼，道：
“最后一班车半个小时前已经走了。”
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啪”的一声就把那扇小门关上了。
2
这天早上，姚佩佩一觉睡过了头。等到姑妈拎着一兜桃子从早市上回来，把她叫醒，已经十点一刻了。姑妈见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看了看墙上的钟，劝她道：“都这辰光了，你再洗洗弄弄，赶到单位，也快要吃中饭了。不如上午就别去了，你来帮我搭把手，我们今天包馄饨。”
姚佩佩想了想，一脸苦笑：“不行啊，昨天才刚刚宣布了新的作息制度和工作条例，无故旷工，可是要开除的呀！”
“那你就到楼底下老孙头那儿，给单位打个电话，就说生病了。要不，我去替你打？”
“算了，还是我去吧。”
姚佩佩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下楼去了。她们家的隔壁就是县肉联厂，传达室的孙老头那儿有一台电话机，附近的居民要是有个什么急事，都去他那儿借电话用。这孙老头的脾气阴晴不定，让人琢磨不透。有时让打，有时不让打，全看他高兴不高兴。他要是不高兴起来，就是你家房子着了火，他那电话机也不准你摸一下。久而久之，弄得街坊邻居都有些怕他。姑父升了副校长之后，姑妈常常用孙老头的例子来开导他：“有官做，也要会做，你看那孙老头，什么官儿都不是，只管一部破电话，也混得人五人六的，谁见了他不都巴巴的”
姚佩佩怯怯地给县委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杨福妹表现出来的热情令她感到十分意外。她一会儿“小姚，”一会儿“佩佩”叫得挺亲热的，可姚佩佩心里还是挺别扭的。杨主任听说她身体不舒服，便关切地问她生了什么病，头上有没有热度，有没有请大夫来看过。她还特意介绍了一济治疗拉肚子的偏方，说是将车前子挖出来洗净，和芦根一起煎水喝。最后杨福妹笑道：
“佩佩同志，这几天大家都舍生忘死，啊，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啊，你在县
医院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嘛！很多同志向我反映，你虽说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累得昏了过去，却还是轻伤不下火线，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无私的、彻底的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你在抗洪斗争中累倒了，就在家中好好休息，上午的会你就不用参加了。不过呢，下午两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会，啊，你能不能带病坚持一下？喂喂”
杨福妹在电话中说个没完，好不容易才放下电话。姚佩佩向孙老头道了谢，正要走，忽听得孙老头嘿嘿一笑。孙老头盘腿坐在凉席上，正用指甲抠着脚板底的老皮，他那老鼠般又小又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笑道：
“小姚，听说今年新鲜的桃子已经上市啦？”
佩佩心里想：一定是他刚才看见姑妈买了一兜桃子进门，才故意琢磨出这句话来，启发她。她赶紧回到家中，捡大的挑了三五个桃子，给他送了过去。
吃过中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去县里上班。太阳火辣辣的，洪水刚退，地上仍不时可以看到晒得发臭的小鱼和泥鳅。她刚骑到巷子口，迎面就碰见了两个穿灰色短袖制服的陌生人。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衣兜里都插着钢笔，手里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公文包。姚佩佩再仔细一瞧，这两人的长相竟然也有几分相似，心里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们一眼。这一看，其中的一个陌生人一把抓住她的自行车笼头，笑着问道：“同志，请问这儿是大爸爸巷吗？”
“是啊。”
“有一个名叫卜永顺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佩佩一听他们要找卜永顺，笑了起来：原来是找姑父。她朝巷子里指了指：“你们从这巷子一直走到头，往左拐，看见一棵大香椿树，就再往右，就可以看见肉联厂的大门了。我家，不，他家，就住在肉联厂的隔壁。”
两个人同时露齿一笑，道了声谢，挺着胖胖的肚子，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
姚佩佩来到县委大院门口，看了看表，已经迟到了五六分钟。她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一块抹布，正在擦他的吉普车。在吉普车旁边，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窗户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车身满是泥迹。传达室的老常也在那儿帮忙，他手里捏着一根棍子，正要把轮胎上厚厚的干泥巴捅下来。
自从他收到小王的情书之后，姚佩佩一直有意无意地躲着他。小王也像是变了个人，脸上多了一层阴郁之气，成天没精打采的。人比原来也更瘦了，嘴边留了一撮黑笃笃的小胡子。小王的胆子太小了，人也腼腆，有时候在路上碰见姚佩佩，自己脸一红，就像做贼似的，一个人远远地绕开了。到了后来，弄得姚佩佩也有了一种负罪感：本来是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可给那羊杂碎一搅，反而弄得像个仇人似的，心里不免有些伤感。有时候也想到给他写封信，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因此左右为难。
佩佩在院子里停好自行车，正要上楼去，没想到小王朝她紧走几步，嘴里冷不防冒出一句：
“打倒法西斯！”
姚佩佩这才回想起他情书中的那个约定：如果她同意跟他谈恋爱，就应当回答说：“胜利属于人民！”可如果不同意呢？小王信中可没写。要是不搭理他，好像也不太礼貌，情急之下，就故意装出没听懂他话的样子，胡乱道：
“哪来的法西斯？吓我一跳！”
随后，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开了。可小王还是不死心，手里捏着那块抹布，又朝她追了过来，到了楼门口，冲着佩佩的背影，喊道：
“革命尚未成功！”
佩佩一愣，站住了。她本想回他一句“同志仍须努力”可转念一想，这不行。如果这么说的话，不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又是什么？这表明，自己尽管目前不同意，可以后还是有希望的！这小子，别说，还挺贼的，天知道他怎么想出这么个鬼主意来！自己差一点上了他的套！想到这儿，姚佩佩转过身去，对他笑了笑：
“同志继续擦车！”
随后，她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
她听见老常在身后对小王嘀咕道：“哟嗬！你们两个小鬼头，还对上暗号了呀。”
会议还没开始。走廊里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都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只有谭功达一个人远远地站在楼道的窗口吸烟。会议室里也是乱哄哄的，姚佩佩看见汤碧云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呼啦呼拉地扇着风。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汗酸臭。汤碧云告诉她，好像是扩音器的线路有问题，会议推迟了。
她看见主席台上的几个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话。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正在金玉的耳边说着什么，几个穿蓝布工作服的电工浑身都叫汗水浸透了，正忙着检查扩音器的线路。金玉身穿拷绸皂衣，一边频频点头，一边探头向会场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熟悉的人。
汤碧云今天满脸不高兴，不怎么爱说话。姚佩佩把在楼下碰到小王的事跟他说了，碧云也只是勉强笑了一下。
“你这人怎么了？”姚佩佩推了推她“就像人家欠了你三百吊似的？”
碧云正想说什么，忽听得扩音器炸出“吱”的一声，震得他们赶紧捂住了耳朵。既然扩音器已经修好，钱大钧清了清喉咙，宣布开会了。照例是全场起立，照例是合唱国际歌。姚佩佩自幼五音不全，再加上
歌词也记得不太熟，本想不唱，一见汤碧云唱得有板有眼，也只得跟着她忽高忽低，怪声怪调地乱唱了一气。可唱了没几句，忽见汤碧云面有怒色，对她耳语道：“你不会唱，就不要瞎唱！害得我跟你一起跑调。”姚佩佩脸一红，再也不敢出声了，心里嘀咕道：这羊杂碎，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假正经！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金玉代表省委，宣布撤消谭功达党内外职务、停职检查的决定。随后，地委副书记邱忠贵宣布梅城县新的干部任命：白庭禹担任梅城县县委书记；钱大钧任代理县长；杨福妹升任副县长兼办公室主任。姚佩佩抬起头来，从主席台上一个个数过去，果然已经没有了谭功达的身影。虽然心里早有所料，可还是觉得怅然若失。会场上鸦雀无声，一台老式电风扇呼呼地转动着，扇得主席台上的纸页片片翻起。
接下来，由新任代理县长钱大钧宣读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名单。姚佩佩听见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心里觉得既凄凉，又滑稽。她见汤碧云表情肃穆，正襟危坐，便在一页纸上，写了句悄悄话，用铅笔的橡皮头，戳了戳她的胳膊，让她去看。没想到，汤碧云很不耐烦地咂了一下嘴，一把抓过那张纸来，飞快地写了一句话，递给她，佩佩一看，见上面写的是：
对不起，现在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请你开完会再说！
望着那两个惊叹号，姚佩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渐渐地，她的目光就有些呆滞，脸上火辣辣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从现在开始，坐在她身边的这个汤碧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以自诩为落后分子为乐、与她沆瀣一气的姐妹了。再好的大观园，也会变成一片瓦砾，被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佩佩觉得自己的内心黑暗无边，而其中最珍贵最明亮的那一缕火光，已经永远地熄灭了。往后，她必须一个人来面对这个让她颤栗不安的世界了。
她听见钱大钧吞吞吐吐地宣布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由谭功达上台作公开检查。当钱大钧提到“谭功达”三个字的时候，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似乎自己的老上级虽然已大权旁落，却仍然余威犹存。会场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佩佩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不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幕。可是她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坐在门边的一个干部向白庭禹报告说，会议刚开了没几分钟，坐在台下的谭功达就起身走了。白庭禹似乎颇为尴尬，他赶紧与坐在身边的杨福妹说了句什么。佩佩看见杨福妹迈着她那肥胖的萝卜腿，从主席台上下来，急火火地走了。她大概是找谭功达去了。
时候不大，杨福妹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她走到主席台前，踮着脚，在白庭禹耳边说了句什么。白庭禹又侧过身去，与金玉交谈，金玉的脸色也很不好看。会议中断了二十多分钟，钱大钧脸色铁青地宣布散会，大家回办公室继续上班。
姚佩佩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有些暗自庆幸。她跟了谭功达这么些年，这还是她第一次发现谭功达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她脑子里乱哄哄的，正在犹豫着在散会之前，要不要与汤碧云打个招呼，可当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身边的椅子早已经空了，汤碧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会议室。
姚佩佩走进办公室，看见谭功达把办公桌的两个抽屉都搬了出来，正在那儿整理自己的东西。他显然对今天的会议早有心理准备，看上去倒是一脸轻松，见姚佩佩抱着一堆文件进门来，谭功达对她笑了笑：“让我作检查，凭什么让我作检查？撤老子的职可以，让我检查，门都没有！”
他见姚佩佩没有答话，又道：“你知道刚才杨福妹来叫我去作检查，我是怎么回答她的？”
“您怎么说？”
“屌！”
佩佩听他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可心里倒觉得莫名其妙地畅快。他要是不当官，也许就能变得聪明一点。这傻瓜被撤了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她赶紧放下文件，忙着过去帮他一起整理东西。谭功达随手将一大摞捆好的信件从桌上推过来，让佩佩拿到盥洗室去烧掉。
“全都烧掉吗？”
“全烧掉！”谭功达道：“这些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成天写什么匿名信”
“可是”姚佩佩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微微红了脸“其中有几封是我写给你的”
“你？”谭功达痴痴地看着她的脸，声音一下子变得温柔而暧昧“真的吗？那，那我们，把它找出来？”
“不用找了，都是骂你的话。”佩佩低声道。他竟然对那些匿名信毫无印象！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拆看！看来自己的一番心思算是白花了。要是再有一点耐心，再等上三、四分钟，苦楝树上的阴影说不定就会移走的
“你写过几封？”
“记不清了”
“我们天天在办公室见面，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当面说吗？干吗要写信？”
“您说呢？”
正在这时，钱大钧神色慌张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脸尴尬地看了佩佩一眼：“姚秘书，你出去一下，我和老谭说几句话。”
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谭功达朝她使了个眼色。佩佩只得从椅背上拎过她的包，出去了。
她听见钱大钧在身后把门关上了。
姚佩佩回到家中，见姑妈满脸堆笑，面有喜色。她笑嘻嘻地盯着佩佩的脸，笑得她心里发怵。随后姑妈捉住她的一只手，神神叨叨地将她拉到
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拍着她的手背，说：
“闺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姚佩佩满脑子都是谭功达被撤职的事，满腹焦忧，心神不定，见姑妈这一问，便吃了一惊，忙问道：“到底是什么事，让姑妈这么高兴？”
她姑妈假装生气地把她手一推，嗔怒道：“死丫头，到现在你还想瞒我！政府派来的两个做外调的同志已经向我透了底了。”
姚佩佩一听说“外调”两个字，头一下就大了。她用手捋着肩上的背包带子，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巷子口碰到的那两个陌生人。她起先还以为是姑父单位的同事呢，原来是为自己的事而来。
“今天下午，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找来了。一进门就掏出本子来，问这问那。我问他们到底想了解什么事，他们就说，只要与姚佩佩同志有关，所有的事都不应该向组织隐瞒。我当时就是一愣，还以为你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再看了看那两人的脸色，慈眉善目，态度也还和蔼可亲。我一边用一些不相干的事来搪塞，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没弄清楚他们的来历之前，我什么话都不会跟他们说的。那位年轻一点的，毕竟历练不深，经不住我再三盘问，便道：‘是省里要调姚佩佩同志去工作。’我一听说你要去省里工作，这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我把你夸得像一朵花似的，反正闭着眼睛瞎吹呗！把死的说成活的；把活的说成会飞的。那两人可真傻！我的话他们还真信！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我又问他们，我们佩佩若是到了省城，会给安排个什么工作？那年纪稍长一点的倒是口风很紧，他说他也不清楚，他们的任务只是负责材料。你这个丫头，虽说摊上了那么一个反革命家庭，倒是命硬，哈哈。你是哪里修来的这个福分？天上掉下一块金子来，怎么偏偏就砸在你的脑袋顶上？”
她正这么眉飞色舞地说着，姑父也下班回来了。姑妈立即就丢开她，围着姑父，把刚才说过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姑父也挺高兴的，少不了又把佩佩叫到身边，以长辈的口吻勉励教训了她一通。末了，姑妈又将她拽到一边，低声对她说：
“不过，那两人倒是问起了你的家庭历史。详细地盘问你爹被镇压、你妈上吊的事，我起先还想替你瞒天过海。可那么大的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也不知要不要紧”
姑父满不在乎地插话道：“这个你不懂！不碍事的！她爹是她爹，她是她！我们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你少跟我‘我们我们’的！你他娘的又不是政府！”姑妈笑道：“不过你这话倒是不错。做外调的那两个同志也是那么说的。”说完，姑妈喜孜孜地去厨房准备晚饭去了。
吃饭的时候，姑妈嘱咐她，待会到楼下唐拐子的裁缝铺去量一下腰身，下午她从箱子里翻出几块布料来，要给佩佩做几件衣裳。
“这么急？你这个人呀，见了风就是雨的，现在才刚刚做外调，离正式调动还早着呢！哪里就耽误了你给她做衣裳！”
“话是这么说，还是早一点预备的好，佩佩你说是不是？”
姚佩佩说她这会儿头痛得厉害。而且她还要写一个
入党申请书，是昨天杨福妹特意嘱咐的，明天一早就要交的。姑妈听说她要入党，又见侄女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便没再坚持。姑父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对佩佩道：
“怎么，佩佩要入党啦？”
姚佩佩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道：“哎，我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啊，哪有什么资格入党！还不是他们给逼的。”
姑父一听她这么说，当即脸色陡变，放下报纸，正色道：“新鲜！入党还有人逼你？”
姚佩佩便把杨福妹如何让她写入党申请书，她如何不愿意写，杨福妹如何跟她说，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且明天一早就让她交上去等等细枝末节，说了一遍。姑父气得浑身乱抖，直着脖子喊道：“还有这样的事！入党是内心的一种纯洁自然的要求，怎么能强迫命令！我劝你不要写，不仅不要写，还要把这一情况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这是严重的违背党章的行为！”
“放你娘的臭狗屁！”
姑父正说得得意，不料姑妈把桌子一拍，跳了起来：“人家领导让她入党，管你屁事！还不是指望她进步！你他娘的吃硬饭、拉硬屎，却不会说人话！这些年，入党申请书我看你至少写了十七、八封了，可是顶个屌用！你别他娘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你要是早早入了党，那个副校长也不会给人家撸下来了。”
姑妈一旦骂起人来，便有一种回肠荡气之美。不知为什么，佩佩听了，虽说满嘴脏话，总觉得心里痛快无比！
姑父立刻吓得不敢吱声了。他把饭碗一推，抓起一只蒲扇，呼啦呼拉地乱扇一气，一个人下楼散步去了。
整整一个晚上，姚佩佩都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看着桌上的一叠信纸发愣。她的姑妈兴奋劲还没过，不时推门进来，跟她说话。一会问她入党申请书难不难写，一会又趴在她肩上柔声道：“佩佩，你到了省城，当了干部，会不会就不认我这个姑妈了？我以前对你狠了一点，言语上或许有个山高水低，可心里待你比嫡亲的女儿还要亲，我和你那老不死的姑父没能弄出一儿半女，日后就全指望你了”说完照例又是抽泣。弄得姚佩佩只得放下笔，回过身来劝她。
到了九十点钟的时候，姑父还没回来。姑妈却笑嘻嘻地抱着一大摞材料往佩佩的梳妆台前一放，悄悄地对她说：“这都是我从你姑父的抽屉里翻出来的，你姑父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会写这个入党申请书，你找找看，有没有他写过的申请书，若是有，你就照抄一份就行啦，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说完，就踮着脚出去了。她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佩佩嘱咐道：“要抄你就快点抄，你姑父一会恐怕就要散步回来了。”
姚佩佩心里只得苦笑。她摇了摇头，顺手拿过那堆材料，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可翻了没几页，突然眼前一亮，暗自吃了一惊！这哪是什么入党申请书！一共六份材料，全是姑父写的悔过书！材料中写的是他和学校的一名化学女教师之间的腐化丑闻。她刚开始还不知道搞腐化是什么意思，可看了两页，脸就红了。
姑父在信中交代说，这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白骨精女教师，如何向自己进行猖狂进攻；自己如何坐怀不乱、威武不屈；对方又如何穷追猛打。这是一条隐藏在革命教师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美女蛇，因为她长得像电影演员王丹凤，自己一时把持不住，竟做出了那样一件“禽兽不如”的勾当
虽说是七月的夏日，可看完了这份材料，姚佩佩周身一阵冰凉。平常老实巴交、令人尊敬的姑父，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尤其是事发之后，他竟然将全部的脏水都泼到那个长得像王丹凤的可怜女教师头上！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不知怎的，她又忽然想起汤碧云来。脑子里盘旋着“人心隔肚皮”这句俗话，看着窗外迷茫的夜色，一时悲从中来，泪流不止。
3
谭功达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去县里上班了。他知道他眼下的任务就是做梦。
没日没夜的昏睡，很快让他对时间的感觉变得迟钝。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露水浓重。蟋蟀和金铃子叫个不停。多少个晚上，他摇着扇子，躺在院中的竹椅上，看着天空中金粉一样的星斗，昏昏睡去，直到黎明啾鸣的鸟将他惊醒。
他忽然记起十多天前，也就是他被解除职务停职检查后的第二天，家中来了一位道士模样的算命先生。这个人牙齿漆黑，面色焦黄，看上去就像一个鸦片烟鬼。一进门就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在县长的位置上给人撸下来了吗？这屋子里有鬼，冯寡妇阴魂不散。”
随后他从怀里摸出一面小圆镜来，说是要替他降妖捉怪。那天中午，骤雨初歇，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两道绚丽的彩虹。道士说，这样奇异的天象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这么说，是吉兆啰？”谭功达厌恶而讥讽地问他道。
“倒也不尽然。两道彩虹分别是通往未来的跳板，左边那条是吉兆，右边的那一条，却也难说。”道士说。
谭功达又问他，将来自己会不会结婚。
道士想了想，道：“会的，会的。还会有孩子。是个男孩。”
“跟谁结婚？”
“那要看。现在，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毕竟，洗澡水还没有泼到你身上。同样的道理，时光可以倒流。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的阴影，也可以重新被阳光驱散你能不能先给钱？”
谭功达见他满口胡言乱语，也没怎么搭理他。他按了按自己的下腹部，问道：
“这几天，我的左肾老是疼。我是得过肾炎的，还开过刀。近来伤口隐隐作痛，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身体不好，你应当去
医院。”道士狡黠一笑，接着道：“不过，你的问题不在左边，而在右边。记住，永远是右边”
“右边？右边是肝啊，我的肝可没什么毛病”
那道士冷笑着，向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来，暗示他先给钱。
谭功达终于失去了耐心，连推带骂，将他轰走了。
那道士倒也不生气，嘴里只是道：“惨了，惨了！你惨了！你惨透了！用不了几天，洗澡水就要泼到你头上了”
洗澡水？他娘的，哪来的洗澡水？
在他书房的桌上，摊着一张梅城规划图。这张图是他请一个刚刚分来的学美术的大学生绘制的：技法精湛，出神入化。图上不仅精确地标明了梅城县每一座村庄的具体位置，而且还画出了山峦，河流，湖泊，峡谷的大致形貌。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倘若稍加修饰，完全可以送去参加中国美术协会的年度画展。他画的是未来梅城春天的景象。甚至还用颜料点染出缤纷的鲜花、路上的行人和汽车。
“这是紫云英吗？”他指着画上的花丛问道。
“不，是桃花。”大学生说。
他还给这幅地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桃源行春图。谭功达问他能不能在图上画上一道长廊，将梅城县的每一个村庄都连接起来。
“为什么？”大学生吃惊地问道“为什么要画长廊？”
“这样，全县的人不论走到哪里，既不用担心日晒，也挨不了雨淋。”
“人家都叫我疯子，原来县长您比我还要疯。”大学生笑着对他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谭功达问他。
“没有为什么。”大学生神秘地扬了扬眉“艺术，你不懂的！”
可惜的是，谭功达还没有来得及将这幅新地图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就被免了职。到了晚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一起进入他的梦中，他甚至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听到花朵在夜间绽放的声响。
一个星期前，县里派来了几个工人，扛着梯子，把他屋里的电话给拆走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没过两天，又来了另一拨人，他们是一些木匠和泥瓦匠。手里拿着皮尺，一进门就指手画脚，把他家转了个遍，随后拉开皮尺量这量那，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谭功达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工头说：“这房子要大修了。”
谭功达忙问，是谁让他们来修房子的？
工头说：“你别紧张，这房子要拆，起码还得等一个月。是县委办公室让我们来的。”
“房子拆了，我住哪？”
“这个我们哪里管得了！”工头道。
由于心里记挂着沼气池的试验，谭功达还抽空去了一趟红旗养猪场。他特地起了个大早，从梅城县汽车站坐车到城郊的造甲村，然后步行五华里的山路，才赶到养猪场。一名饲养员告诉他，在这试验沼气的几个人早就卷铺盖离开了。用来试验的几个大池，也早已出了粪
“你不是不当县长了吗？”饲养员不解地看着他“还管这些鸟事做什么？”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西津渡一家小饭馆中喝了点白酒，一直到店主人再三催促打烊，才怏怏不乐地离开。他喝了太多的酒，被风一吹，酒食翻滚，涌向喉口。他忍了又忍，才没吐出来。
他走到家门口，隔着浓浓的雾水，忽然看见自家屋里竟然亮起了灯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心里明明记得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是锁上门的，这会儿，家里怎么会亮灯呢？他再次摸了摸门上的铁锁，湿漉漉的，并未打开。这时候家中怎么会有灯光呢？
谭功达看见厨房中灯影憧憧，似有人影晃动。难道果然像道士所说，冯寡妇的冤魂不散？心中不免也有几分疑心。他打开院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边，正想探头朝里边看个究竟，冷不防闪出一个黑影来“哗”地从里面泼出一盆水来，浇得他浑身透湿。谭功达怪叫了一声，把那人也吓得吱哇乱叫。
“怎么这么巧？”那人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洗澡水泼了你一脸。”
听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谭功达在脸上胡乱地抹了几把，凑到厨房的灯光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冯寡妇的冤魂！原来是上次在老徐办公室见过的那个农妇张金芳。
她刚刚洗过澡，穿一条花短裤，上身只穿一件对襟小马夹，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像是要把马夹撑破似的。她倚在门边，笑嘻嘻地看着谭功达，嘴里甜甜地道：“谭县长，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你别乱叫！”谭功达的心里还是在扑扑乱跳“先不跟你说这个，我门关得好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还用问？从篱笆缝里钻进来的呗。”张金芳拧了拧手里的毛巾，就过来替他擦了擦头上的水，她的乳房在他眼前晃个不停。她穿着一条红短裤，大腿又粗又白，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带来的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歪在灶堂里的柴火堆上，张着小嘴，已经睡熟了。这个女人洗了澡之后，自然有一种爽净与妩媚：口宽脸阔，细眉大眼，肤色红润，身材壮硕。谭功达不禁酒往上翻，血往上涌，心中摇摇欲醉。他在看她的时候，那女人也望着他，一直在妖娆地笑着。
“你怎么又找到这儿来了？不是说好了不来的吗？”谭功达扶住墙，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房子被冲了，地也被淹了，不找县里，你让我找谁去？”妇人仍是笑。
“县里不是在普济设了临时居民点吗？”
“那鬼地方也能住人？胡乱搭几个窝棚，把我们往里一塞，每天发几个馊馒头，就算完事啦？晚上连个帐子也没有，我那苦命的孩子，浑身上下，被咬得没有一块好肉。”张金芳道“前天早上，县防疫站的人又来喷药，我一打听，才知道是防霍乱的，我胆子又小，一听说要闹霍乱，就连夜带着孩子，奔县上来了。到了县上，天已经快黑了，门都关了，传达室那老头认得我，死活不肯开门，我没办法，只能一路打听，找到您家来了。”
“有事请你到县里去说。再说，现在我已经不是县长了。”谭功达再次提醒她。
张金芳也不搭理他，从水缸里舀了水，把换下的衣服往脚盆里一泡，蹲下身子去洗她的衣服去了。谭功达怎么劝她离开，张金芳只装听不见，嘴里带着笑，不时拿眼睛偷偷地觑他。谭功达极力显出严肃威赫的样子，可他的嗓音根本不听使唤。再凶狠的话，一出口，全都变成了深沉低回的呢喃，就像清澈的水流漫过春天的草地，声音中带着柔情蜜意。
四周静谧无声，窗外的一轮弯月，泛着清冷的光。他忽然觉得那月亮开始转动。紧接着，整个厨房都像磨盘一样地转动起来，而且越转越快。他一个立脚不稳，向前趔趄了一下，扶着墙就要呕吐。张金芳见状赶紧过来，在身上揩了揩湿手，一把揽住他，又在他背上轻轻地敲着。
谭功达呕吐了半天，只沥出一些绿色的苦水来。她的脸和谭功达挨得那么近，耳畔的发丛不时蹭着他的脸。张金芳敲了半天，见他也吐不出什么来，便拽过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的肩上，搂着他的腰，扶着谭功达往卧室去了。
四十多年来，除了白小娴之外，谭功达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挨着一个女人。他浑身绵软无力，可他知道自己血液奔涌，像脱了缰的野马。她身上的汗味熏得他心旌摇荡。在沉沉的睡意中，他能够感觉到张金芳在脱他的鞋袜，解他衣服的扣子他意识到女人用湿毛巾擦他的脖子、他的胸脯、腋窝他能听见张金芳轻声地说：“真臭！你几天不洗澡了？”听见她用扇子在帐子里赶蚊子。随后金属帐钩“当啷”一响，一个甜蜜而污秽的声音在他耳朵边怂恿他：算了，这样多好！别管它那么多了，由它去吧！他在凉席上畅快地打了个滚，趴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到了后半夜，谭功达从一阵尖锐的头痛中醒了过来。帐子顶上浮着一层微暗的月光。他摸索着想要找到灯绳，却摸到了一个圆滚滚的脑袋上，心里就觉得不妙，酒也醒了大半。他又朝左边摸了摸，就摸到了那妇人的脸。
“你是不是要喝水？”
原来，张金芳病未睡着，正眨巴着她那明亮的大眼睛，轻声问他。
她一下就拽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抱在怀里，任凭谭功达怎么用力，也抽不出来了。在这个富有经验的女人面前，谭功达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把他的手拽到罩衣的下沿，又贴着肌肤往上，滑向她的胸前原来她的乳房这么大，都快堆到胳肢窝里了；原来她的身上这么软，这么滑，这么奇妙！张金芳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她平躺在凉席上，开始了沉重的喘息，嘴里喃喃道：快，快她的喘息那么急促，胸脯起伏的那样厉害，面目那么狰狞、丑陋，牙齿咬得那么紧，吓得谭功达赶紧俯身问她：“张同志，你，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觉得通体舒坦。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什么心事也没有。在早晨凉爽的微风中，心里十分安逸。他从桌子上摸着了一包烟，叼起一根，正要点火，见自己全身赤裸，猛地就想起什么事来，嘴里叫了声“不好”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吓得面无人色。
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昨晚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脑子里一鳞半爪，什么头绪都没有，就像是做了一个又甜又黑的梦。他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赤着脚，满屋子找了个遍，怎么也没看见张金芳娘儿俩的身影。她和孩子都不见了。窗外的
海棠树上一只梅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他走到院子里，看见院门大开，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他们走了不成？
当然不可能。
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随身带来的那个脏兮兮的大挎包就搁在井台上，张金芳昨晚换洗下的衣服在晾衣绳上被风吹得
飘来荡去。他来到厨房，地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都满了。他摸了摸锅灶，是热的，揭开锅，看见锅底蒸着一块面饼，还有一只鸡蛋。
他抓过面饼，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见院中似有人语响动。赶紧跑出门一看，见张金芳一手拎着一只芦花公鸡，一手抱着湿漉漉的水芹菜，那个孩子躲在她身后，两人正从门外进来。
“你醒啦？”张金芳笑道“我做的饼子好不好吃？”
随后，她把那孩子往谭功达面前一推，道：“腊宝，快，叫爸爸。”
那孩子怯怯地看了谭功达一眼，一转身又朝她娘跑过去，紧紧地抱着她的大腿。张金芳脸一沉，勃然变色：“刚才在路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是叫还是不叫？”说完顺手就给了那孩子一巴掌，腊宝嘴一张，哇哇大哭，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了。
张金芳也不答理他，把那芦花大公鸡往地上死命一摔，那公鸡扑楞着翅膀，原地打转。张金芳一看那鸡还没死，就更火了，大步上前，一脚踩住那鸡的翅膀，把鸡的脑袋轻轻一拧，那公鸡“吱”的一声，脖子就耷拉下来，死了。
张金芳撸了撸袖子，对谭功达道：“你吃完了饼，就去帮我烧锅开水，中午，我给你炖锅鸡汤喝。”说完，她用脚尖挑了一下地上的那把扫帚，那扫帚就自动地跑到她手里去了。她朝手心里“噗噗”吐了两口唾沫，搓了搓手，拉开架势，清扫起场院来。腊宝这时也不哭了，正用一根棍子顿在院子里捅那公鸡的脑袋。
谭功达嘴里噎着一块饼，怎么也吞不下去，吓得目瞪口呆。
张金芳打扫完院落，又忙着去整理昨晚被他们踩坏的篱笆。谭功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她身边，蹲了下来，从地上抓过一根树枝，拨弄着地上的土块，一时不知怎么跟她开口。
“大嫂，”过了半天，他终于叫了她一声。
张金芳奇怪地转过头来，看着他，朗声笑道：“你别大嫂、大嫂的，都是一家人了，叫得我心里怪别扭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往后就叫我金芳好了。”
“金芳同志，我”谭功达根本不敢去看她的脸，低着头道：“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说呗。”张金芳大声道。
她麻利地把倒塌的竹篱扶起来，再用草绳将它扎紧。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又朝篱笆外指了指，张金芳探头朝外面张望了一眼，果然看见篱外人影晃动，脚步杂沓。便拍了拍身上的灰土，站起身来，笑道：“你这人，事情可真多！”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里屋。一进卧室，张金芳就把门给反锁上了。她走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把头上的方巾扯了下来，挪了挪身子，掸了掸床沿的灰土，对谭功达道：“你也过来坐。”
谭功达没敢过去。他靠在床边的桌上，抖抖地点上一只烟，猛吸了起来。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吧。”金芳道。
香烟在谭功达指缝中抖动。奇怪，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它：“张金芳同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走？走到哪里去？”张金芳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我是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我知道你要赶我走，是不是？”张金芳冷笑道：“不行啦！太晚啦！如今地也耕了，种子也下了，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倒要赶我走，你这狗日的，良心都叫狗吃了！”
谭功达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都怪他昨晚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才做出那样猪狗不如的事来。他愿意深刻检讨。他说，为了做出必要的补偿，他愿意将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全部工资都毫无保留地送给她“只要”
“只要我答应离开，对不对？”没等到谭功达把话说完，张金芳就咧开嘴笑了：“呆子，你可真是个呆子！做你娘的春秋大梦！jī巴一拔，转脸就不认得人了？你就是送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走的。再说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的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
谭功达听了她这一番话，才知道事情根本不像他预先想象的那么简单，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一个人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找出了另外一套说辞。
“张金芳同志，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如今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谭功达故意在“严重”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已经不再是县长了”随后，他把自己如何被停职检查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张金芳不屑一顾地噘着嘴，笑道：“你又编出这些瞎话来诓我！说你呆，倒也挺聪明的！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啊。”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一摇一扭地走到谭功达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柔声道：“你这个呆子！活了四十多年，我料你还没闻着过女人味！如今白送给你一个老婆，你也不要？别看我是乡下人，可当年青枝绿叶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美人哪！只可叹我家那死鬼没福消受，如今误打误撞落到你手里，也不知道你们老谭家修了几世几劫的福，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谭功达正要说什么，那张金芳早已将两片厚厚的嘴唇贴了上去，堵住了他的嘴。身体随之也变得软软的，似乎就要瘫倒，谭功达只得用手去捞住她。她又开始了喘息。她这一喘息，谭功达的心马上就乱了。那女人的身体软得像发过头的面团两个人跌跌撞撞，挨到床边。仿佛是为了消弭一个小错误，就要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谭功达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将她压在了床上，一只手就要到她的腰间扯那腰带，张金芳见他正在兴头上，便假装用力去掰他的手，嘴里浪笑道：“你还赶我走不赶？”
谭功达嘿嘿得笑了一声，嘴里说：“不叫你走了。”
“你可想好了，不许反悔！”
谭功达说他已经想好了，决不反悔。
张金芳又让他发誓，一遍比一遍刻毒。见谭功达无不应承，这才把手一松，由他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都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累得像死狗一样。谭功达静静地吸着烟，极力地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也挺好，真的挺好！那张金芳把头枕在他的臂弯里，偷偷地笑。谭功达问她笑什么，她也不答话。半晌，张金芳用手拧了一下他的鼻子，悄声道：“你呀，果然是个呆子！”见谭功达愣愣的看着自己，就又接着道：
“这大水退了以后，县里让我们分批返乡，重建家园。可是县里、乡里也拨不出多少钱来，如何能盖得起新房子？我就想到来县上再闹它一闹，混几个钱，回去贴补贴补。可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天已经黑了，门房死活不让我进去，说干部们都下班了，让我第二天再来。我们娘儿俩，可怜，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身上又没带几个钱，就忽然想起你来。在路边随便找了个人打听了一下，还真的就问出了你家的地址。
“到了你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锁，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回来。正想着离开，还是我们家腊宝眼尖，一眼就看出你们家篱笆有个洞。我当时饿得头昏眼花，一看四周又没人，也就管不了许多了。本来我们也就想在你这儿讨碗水喝，对付着过一夜，运气好的话讨得几个钱，第二天就回去；如果运气不好，第二天就到县上去大闹一场。可一等到你喝醉酒回来，就见你两眼直勾勾地朝我身上看。我心里一动，心说这人都当了县长了，怎么还这么轻薄！我的心思就活动了。说实话，当时我有了这个心思，自己都吃了一惊。都说县长四十岁还没成家，可见是被憋坏了。我敢说，自打你进了厨房的那刻起，眼睛就没离开过我。我心里道：要是再激他一激，保不齐这事还真能成。结果呢，还真成了！”说完，抱着谭功达哈哈大笑。
谭功达一时无语，反正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心里就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念头：说不定这样倒也挺好的。
傍晚的时候，隔壁的老徐下班回来，给他送来一封信。老徐进屋的时候，看见他们三个人正亲亲热热地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当即僵在那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信是姚佩佩写给他的。写在一张
日历的背面，很短，只有十几个字：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里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这天晚上，谭功达一夜未睡。张金芳频频地招他、惹他、逗他，他心里觉得腻腻的，没有碰她。小宝睡在他身边，静静地打着鼾。他一遍一遍默念着佩佩的名字，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佩佩。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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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谭功达被解除职务之后，他那张大办公桌一直空着。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钱大钧以新任代理县长的身份，搬到这里来办公，自己势必要与他朝夕相处，那可怎么办？她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钱大钧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望着她似笑非笑。不过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她说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姚佩佩倒是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一回。他不知为何受了伤，头上缠着一条白纱布，纱布上还隐隐地透出绛红的血迹。后来，她才听说，原来是叫谭功达用茶杯给砸的。
那天下午，钱大钧来办公室找谭功达谈话，没多久两个人就吵了起来。门房的老常说，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一听见楼上茶杯摔碎的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楼看个究竟，忽见一只烟灰缸从窗口飞了出来。他跑到楼上，楼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两人已经扭打到了楼道里。他看见钱大钧手按在额角上，指缝里往外滴着血；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青石镇纸，发了疯似的乱挥。别看他四十大几的人了，可毕竟是行伍出身，发起飙来，三两个小伙子都拦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楼，最后才被人死死拦住了。谭功达还在那儿乱踢乱蹬，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年你在挺进中队，干出了那档子丑事，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
钱大钧也不答话，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赶忙去医务室包扎去了。老常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扶着谭县长，把他劝到办公室去的时候，看见白庭禹书记站在四楼栏杆扶手边悠闲地抽着烟。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讲，人影子一晃，随后就不见了。
随着谭功达的解职，姚佩佩觉得自己在县机关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没有任何人向她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日复一日坐在桌前，托着脑袋，看着窗外发愣。那封
入党申请书她一直没写，杨福妹也不再催问。至于上调省里的事，也似乎没了音讯。在这个寂静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里像长了毛。渐渐地，多年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一个念头终于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辞职。
可一旦自己辞了职，又能到哪里去呢？姑父刚当上副校长的时候，姚佩佩倒是动过一点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绍她到梅城中学去教语文。自己读过不少书，缺的只是教书的经验而已，中学教不了的话，去小学教孩子们识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姑父那边又出了事。另外，他一想起姑父那份悔过书，就觉得这个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以前在那儿卖筹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过那儿，她总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儿看一眼。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哪天又要回到这里卖筹子了。看着浴室那斑驳的灰泥大门，看着大门拱顶上那个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觉得既虚幻，又踏实。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里传来了隆隆的机杼之声，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从门里进进出出。原来澡堂早已废弃不用，那儿新建了一家纺织厂。
难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岛上去隐居？她眼前又浮现出谭功达那张脸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衬衫的领子弄得脏兮兮的，不把纽扣扣错，剪裁一身合适的衣服，把身上弄干净，倒也挺像个人的。一想到谭功达，她的心里就恨得直痒痒！这个人仿佛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似的，一个多月来她没再听到他任何的消息，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这个人真是呆得可以！当年，他和白小娴要好的时候，出于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无意地挖苦他，说来也奇怪，只要一张嘴，那些怪话就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当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甚至已经强迫自己认真地考虑万一谭功达与白小娴结了婚，自己应该送什么礼物合适时，他倒反而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逗她，发誓赌咒要跟她俩人到小岛上男耕女织。他的话说得那么决绝，那么露骨，害得姚佩佩睁着眼睛数着窗外的星星，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可他说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谭功达离职那天，文件和碎纸片扔得满地都是，最后还得姚佩佩一个人替他收拾。在清理这些纸片的时候，她从地上拣到一个揉皱的白纸团，展开一看，却见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她数了数，一共有十三个“佩佩”她认得出，那是谭功达的笔迹。在这张纸的下方，还列着几道奇怪的算式：
1961-1938=23
1938-1912=26
27-23=4。
这样的数字等式，她见过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既然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这张纸条真的与自己有关。或许她还能从这些奇怪的数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隐秘。她把这张纸条偷偷地藏在裤子口袋里，像做贼似的带回了家中，一个人坐在灯下，皱着眉头，细细地推究起来。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带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她骂完了谭功达，又开始骂自己。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谭功达虽然被解了职，可她心里还觉得不解恨，暗暗诅咒他，最好让他下地狱！
可是这样怨毒的情绪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到了七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羞耻心、猜疑和怨恨，决定再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做一番垂死挣扎。这一次她决定直接约他出来见面。为了不让自己因为期待他的回信而整夜失眠，她把写信的时间推迟到星期六的上午。这样，她的信发出之后，就下班了，对方若要拒绝她，也来不及通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她常常去的清真饭馆，因为梅城只有这一家清真馆，而且离县政府不远。他没有理由不知道那个地方。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饭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不过这天晚上，姚佩佩还是一夜没有睡着。本来她已经想好了，要晚到半个小时，借此小小地惩罚他一下，可第二天当她赶到清真馆的时候，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这令人难熬的十分钟，她是在焦躁和狂乱中度过的。随着时间像流水一样无可挽回地从她指缝中流过，她的内心有一个疯狂的声音也在逐渐高涨。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要杀人，要杀人！它妈的我要杀人啦！她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窗外的那条林荫大道，一直等到七点一刻，还没见谭功达的人影。服务员怀里夹着菜单，已经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问她要吃点什么。她想都没想就大声答道：“对，我要杀人！”
“你说什么？”服务员吃惊地看着她。
佩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正要解释，她的身体突然一僵，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因为有一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头。救苦救难的菩萨，你终于来了！她回头一看，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是汤碧云。
“就你一个人，还是约了别的朋友？”汤碧云歪着脑袋，笑着问她。
姚佩佩慌忙道：“就就就，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那就一块吃吧。”汤碧云不客气地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她拿出一包烟来，抖了抖，伸到姚佩佩的跟前。姚佩佩犹豫了一下，从中抽出一根，汤碧云替她点着了火。这时，邻桌坐着的一个老头忽然走了过来，对他们道：“姑娘，年纪轻轻就学着抽烟，不好。”老头话音刚落，汤碧云就把桌子一拍，腾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管你妈屁事！滚你妈蛋！”
老头吓得一缩脖子：“好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气得浑身乱抖地走了。
汤碧云脸色蜡黄，像秋天被寒霜打黯的树枝，无精打采。人也瘦了许多，脖子旁的两根锁骨使她的肩窝更深了。她的眼眶黑黑的，脸有点浮肿。两个人抽着烟，互相望着对方，仿佛都不愿意第一个挑起话头。
上次在会议室留下的不愉快，仿佛像一根木刺卡在姚佩佩的喉咙里。在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之前，姚佩佩没有理由原谅她。而且，她对汤碧云的这身装扮本能就觉得不舒服。可她想到，说不定碧云心中也正是这么想的。在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还是姚佩佩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对方的鞋尖：
“哎，想什么呢？”她红着脸问道。
“想死。”汤碧云表情木然地说。
很快，她就掏出手绢来揩泪了。
“又出了什么事？”姚佩佩抓过她的一只手来，捏了捏。
汤碧云说起她最近的一次自杀经历。就在半个多月前，用的是她父亲破篾的那把竹刀。她抬起手腕，将左手的手镯往后褪了褪，露出一条已结了痂的伤口，给佩佩看。
她说起钱大钧的那个疯老婆田小凤，有一天突然冲进钱大钧在甘露亭的房子，当着钱大钧的面，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把她的脸都打肿了，还抱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骂她婊子、烂货、不要脸，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遍了。可钱大钧仍站在那儿，悠闲地抽着烟，嘴角还带着笑
她又说起两个月前的又一次堕胎。是在县人民
医院，替她做人流的是一个男医生。医生悄悄地告诉她，经过这次手术，她可能永远也怀不上孩子了。
碧云旁若无人地说着，姚佩佩屡次提醒她小声一点，可碧云满不在乎。越说嗓门越大，唾沫星子飞溅到她脸上，像小雨似的。好在饭馆里没几个人，一名服务员远远地站着，手里拿个蝇拍打苍蝇。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接着说，因为脑震荡，她在家里躺了半个多月。可病刚好，钱大钧又打电话将她叫去了。他严肃地提出与她分手，希望她不要再纠缠自己，就当他们之间什么事业没有发生过。钱大钧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让她在县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妇联主任两个职位中任选一个。
“你打算选哪个？”姚佩佩笑道。
“你说呢？”汤碧云也笑着问她，两人目光相遇，彼此心照不宣。不知为什么，姚佩佩觉得她的笑容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纯净和明朗，像罩了一层雾似的。
“事情已经结束了，”汤碧云叹道：“我现在也不恨他。要说恨的话，只恨一个人。”
“你指的是我？”
“没错。”她这么说的时候，既像是认真的，又像是开玩笑，可佩佩听上去觉得十分刺耳。
她咬着嘴唇，惊愕地看着对方，过了半晌，不冷不热地说道：“你怪不到我头上！你是自作自受！”
汤碧云笑了笑，挖苦道：“我哪能跟你比？你现在多神气呀！多风光啊！又是入党啦，又是提干啦，还要往省里调！自己毫发无伤，却把别人支使得团团转！我要有你一半的本事，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前些日子发大水，我在医院忙了整整三天都没合眼，腿肚子都累得转了筋，满嘴的牙床都肿了，还不是白干？可你呢，舒舒服服地在病床上躺了两天，还不是照样有人给你评先进！”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和你一样倒了霉，甚至比你还要倒霉，你才会称心如意？”姚佩佩也提高了嗓门，泪水在她眼眶里直打转。
这句话像是戳到了碧云的痛处。她半天没吱声，眼泪把她脸上厚厚的脂粉弄得一团糟。她突然抓过佩佩的手，请求佩佩原谅自己。她说她都快疯了，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睁着眼睛等天亮。自从她自杀过一次之后，她妈妈将家里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唯恐她再做出什么傻事来。碧云说，那天在会议室，故意不理她，是因为当天早上她接到了医院送来的化验单，她得了黄疸肝炎
一听说碧云得了肝炎，姚佩佩正要夹菜的那双筷子像触了电似的赶紧收了回来，又生怕对方看出自己担心传染，脸一下就憋得通红。
汤碧云诡秘地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可姚佩佩还是满脸发烫。
为了修复两人之间受到损坏的微妙关系，两个人都极力地讨好对方，并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可这样一来，因为过于客气，气氛反而有点生疏。问题是，两个聪明人，就像两面镜子似的，都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各自的内心。姚佩佩忽然觉得有点忧伤，为了对刚才那很不友好的举动做出适当的补偿，便硬着头皮对汤碧云道：“你碗里剩下的面条还要吗？我还有点饿呢。”
说完，不顾一切地抢过那半碗面来，就要吃。汤碧云按住了她的手，轻声道：“你要没吃饱可以再要一碗。这肝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会传染的。”
姚佩佩当然没有再要，汤碧云也相信她确实已经吃饱了。
临走时，两个人都抢着付账，弄得收银员不知所从。
汤碧云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来，笑着对姚佩佩道；“听说，你干爹要结婚了。”
姚佩佩正在算钱，也没顾上理她。等两人出了门，来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姚佩佩这才一把拽住她胳膊，眼睛里放出诧异的光来，道：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汤碧云道：“我想想噢，谭功达要结婚了。你猜猜看，
新娘子会是谁？”
“结婚？他跟谁结婚？”
“不是让你猜吗？”
“是白小娴吗？”姚佩佩咬牙切齿地道。
“什么白小娴！那都是老皇历了。让你猜一百次你恐怕也未必会猜得着。就在昨天，县里收到了谭功达的结婚申请。对象居然是一个叫化子，据说还带着一个拖油瓶，你能相信吗？”
说到这里，汤碧云哈哈大笑，眉飞色舞地把刚刚听来的新闻又跟姚佩佩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似乎只有在这一刻，她才能真正忘记自己的不幸。
5
这天傍晚，白小娴端着塑料盆，从浴室出来，一边梳着头，一边回宿舍。刚走到琴房边，忽见团长满头大汗地朝她跑来了。
“找了你半天，原来去洗澡了。”团长喘着气，对她说。
“你有什么事？”白小娴冷冷地道，仍旧梳着头，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走得更快了。
小娴还在为去年他无故开除舞蹈教师的事生气。团长只得跟着她往前走，侧着身子，对她笑道：“白书记刚刚来过一个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哪个白书记？”
“就是你叔叔。”矮胖、敦实的团长一路追着她“让你马上去他家一趟。”
舞蹈教师王大进刚从鹤壁调来梅城工作，还没待满一个星期，谭功达一个电话，他就给不明不白地开除了。他是连夜离开梅城的，走前没有跟白小娴告别。第二天，白小娴四处找不到王大进，就去问团长要人。团长当然不能说是谭功达的授意，只得支支吾吾地拿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她。他的闪烁其辞加重了白小娴的疑虑。凭着直觉，她认为这其中一定藏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当天下午，白小娴就不辞而别，只身一人坐上了前往鹤壁的长途汽车。
她把鹤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找了个遍，最后还真的在地区舞蹈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了王大进。当时，王大进正在宿舍楼的过道里生煤球炉子。他那黄脸婆的妻子，还有四个小孩，全都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筒子楼里。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其中的一张还缺了一条腿，直接搁在一堆码放整齐的蜂窝煤上。
当着老婆的面，王大进一脸尴尬。他一个劲儿地朝白小娴挤眼睛，丢眼色，假模假式地问她是哪里人，来找谁，白小娴死死地咬住嘴唇，脸色煞白。她不是不想回答他，而是根本忘了说话。可王大进的老婆有着一双天生的火眼金睛，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名堂。她在屋里摔锅摔碗，为接下来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做铺垫。王大进赶忙丢下生了一半的火炉，回去想稳住她。白小娴就听见那女人尖叫道：
“你和这婊子要是没什么勾当，人家怎么会好端端地把你开除？你他娘的狗改不了吃屎，走到哪里都惹一身腥！”
屋里的几个小孩一起放声大哭。煤炉里的浓烟不断地冒出来，在楼道里起了一层黄雾。白小娴看见邻居的门开了，一个大胖子穿着一件汗背心，拿着一手扑克牌，咳嗽着把脑袋伸出来叫道：“王大进，你狗日的赶紧把炉子弄一弄，我们都给你呛死了！”
白小娴从鹤壁回来之后，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成天懵懵懂懂。跟人说话眼珠子都不爱转一下，看到什么就怔怔的发呆。嘴里喃喃自语，可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团长也慌了手脚，一连三次请他吃饭，白小娴都未予理会。
白小娴骑着自行车，往叔叔家赶。天已经黑下来了。虽说前天已是高秋，可是天气依旧闷热。街上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游手好闲的男人们摇着扇子、打着赤膊，坐在小板凳上，高声地说话。有的人家甚至把床都支在外面。白小娴想起很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就在一个小摊前买了一些水果。
白庭禹家的门开着，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门前的一排铸铁围栏。他听见屋里隐隐有人在说话，可进了屋，只见到婶子一个人。她刚刚洗完澡，正抬着胳膊往胳肢窝里抹花露水呢。婶婶说，她知道小娴要来，已经给她盛了一碗绿豆汤，在窗台上搁着呢，还没凉透。随后，又就将桌上一片早切好的西瓜递给她：
“先吃瓜吧。”
小娴咬了一大口西瓜，嘟嘟囔囔的道：“我叔呢？他这么急喊我来也不知有什么事？”她一说话，红红的西瓜水就从嘴角流了出来，只得用手接着。
“在屋里和人谈事呢。”婶子努了努嘴，笑道：“咱们先说会儿话”
白小娴见叔叔书房的门关着，里边的说话声忽高忽低，可什么也听不清。婶婶问了问她在文工团的情况，又问了问家里的事，随后就从桌上抓过一把乱绒线来让小娴给绷着。一边说着闲话，一边把香烟盒揉成一个小球，绕起线团来。她在绕绒线的时候，膀子上的肉就跟着松松垮垮乱颤起来。小娴不由得想起，叔叔第一次带婶子从东北回家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婶子头上还扎着羊角辫子，可现在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老成这个样子！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心里就有些黯然神伤
不多一会工夫，叔叔的房门打开了。风一吹，屋子里的烟雾就一团一团的涌了出来。等到烟雾散尽了之后，她看见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大高个儿，穿着短袖衬衫，头发梳得油光，发型看上去有点像毛主席。手里托着一只大烟斗。
他一出门，就拿眼睛朝小娴身上看，随后笑道：“你就是白小娴同志吧？”随后向她伸出手来。可小娴的手里正绷着绒线呢，那人只得把手半路缩了回去，抓了抓头皮。小娴朝他笑了笑，心里道：这么热的天，这人头上竟然还抹着油，难道他就不怕痒吗？
白庭禹紧接着也跟了出来，指着那人向小娴介绍说：“这是钱县长！”
那人托着烟斗，莞尔一笑：“钱大钧，钱大钧。”他回过头去对白庭禹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
白庭禹道：“我怎么记得你是见过她的？”
“嗨！那是在舞台上，又化了妆”那个名叫钱大钧的人在叔叔耳边嘀咕了句什么，白庭禹忽然哈哈大笑。小娴猜到他们大概是在议论自己，微微红了脸。钱大钧又嫂子长嫂子短的跟婶婶搭讪了几句话，这才告辞离去。白庭禹也不远送，只是冲他摆了摆手。
他转过身来看了白小娴一眼，就问了问她最近在团里的情况，又问到家里的事。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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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的一天，谭功达在酣睡中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这似乎是一个恶作剧的糟糕开始：他把手伸到帐子外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抓起电话，却听见一个小女孩在电话里唱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谭功达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电话串了线，因为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向他问道：
“怎么样，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的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嗯，你说话呀！”
谭功达昏睡未醒，太阳穴一阵剧烈的胀痛，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有听清电话是谁打来的。
“什么情况怎么样？你是谁？”
可对方立刻就发起火来，在话筒中叫道：“你他娘的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她去为地主缝一件羊皮长袄，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怪不得省里一连批转了三封要你辞职滚蛋的匿名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迷迷瞪瞪的！”
谭功达终于在那讨厌的歌声中，辨认出了聂凤至的声音。他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拉了一下灯绳，恍忽中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凌晨三点十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对方根本不容他多想，追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喂，你现在在哪里？你怎么不说话？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我问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睡觉啊！”谭功达似乎没听懂他的话，嗫嚅道：“我在睡觉。”
“睡觉？你说什么？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在睡觉？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有心思睡大觉！”
“出什么事了？聂书记？”
又是一阵咔咔的咳嗽声。聂凤至似乎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谭功达只得静静地等着他呼呼的喘息声平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对方清了清喉咙，正要说话，话筒里突然一片静默。小女孩的歌声也嘎然而止，谭功达徒劳地冲着话筒，喂喂喂地叫了半天，对方已没有了任何声息。或许是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
屋外大雨如注，狂风大作，又急又密的雨点嗖嗖地泼向窗户玻璃。水从窗缝中渗进来，把桌子上的一本列宁选集都浸湿了。院子的门被风撞地砰砰直响，他不时可以听到瓦片被风刮到地上而发出的碎裂声。谭功达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出神。
聂凤至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谭功达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在凌晨三点多钟给自己打来电话，这还是第一次。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谭功达撩起帐子，胡乱地擦了擦身上的汗珠，心脏仍在突突地狂跳。他竭力地回想着聂凤至在电话中跟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可嗡嗡叫着的蚊子和那该死的
歌词，搅得他大脑一片空白。电话断了线，外面的雨又下得这么大，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现在除了等待天亮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随手抓过一张旧报纸来，心烦意乱地看了起来。在这张五月十二号出版的报纸上，他读到了如下新闻：
中国政府致电卡斯特罗，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
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盛大集会
中国与老挝建立外交关系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十六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上，庄则栋，邱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清华大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
国务院召开坚决纠正“五风”坚决贯彻农业“十二条”座谈会
当谭功达想弄清纠正哪“五风”贯彻哪“十二条”时，沉重的睡意再次向他袭来。他使劲地睁开眼睛。不，不，不能睡着！可他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到了他的床头。他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夹着公文包，趟着齐踝深的积水，去县里上班。田里的秧苗浸没在水中，池塘的水都漫到岸上来了。几个打着赤膊的年轻人，手里提着渔网，正在秧田里捉鱼。当他经过西津渡桥的时候，看见整座桥面都淹没在浑浊的洪水中，只露出了一截桥栏的铁桩。街道上也都积满了雨水。被大风吹折的树木横卧在街道上，一群人推着一辆熄了火的汽车，向前缓缓蠕动。供销社的柜台也泡在水里，两名女售货员高挽着裤腿，正用瓷碗往外舀水。看着她们的小腿在阳光下白得发青，谭功达心里不禁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他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已经九点多了，他看见门卫老常手里拿着一根通煤炉的铁条，正在疏通堵塞的阴沟。
“天漏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他笑着对谭功达说：“谭县长，怎么您没下乡去啊？”
谭功达没心思跟他搭讪，只是啊啊了两声，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拎着凉鞋，歪歪扭扭地踩着院中一溜红砖，像跳舞似的上楼去了。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就连平常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两个清洁女工也不见了踪影。他顺着楼梯走到三楼，见办公室的门锁着，就意识到姚秘书没来上班。假如她临时外出，门通常是虚掩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很快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姚佩佩留给他的便条：
我在县
医院。
她去县医院干什么？莫非是她生了什么病？谭功达疑虑重重地走到电话机前，给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逐一打了电话。和他心中不详的预感一样，电话没人接听。糟了！谭功达快步冲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对正在楼下捅阴沟的老常叫道：“老常，你上来一趟。”
不一会儿，他看见老常手里仍抓着那根铁条，两只手上沾满了污泥，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他问到。
“人，什么人？”老常茫然不解地反问他。
“这办公楼里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
老常吃惊地望着他，眉毛都拧到一块了，半天才说：“不是下乡抢险去了吗？”
“抢险？抢什么险？”糟糕！谭功达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普济的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垮了。那个江水倒灌，这个冲走了两个村子，那个那个省里地委都派人来了。谭县长，你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吗？”
“你是说普济大坝决了堤？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不，前天。”老常道。
“死人没有？”
“怎么没死人？昨天小王从乡下回来说，就他运回来的重伤号，死在县医院的，就有两个。”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不打电话通知我呢？”
老常的目光变得躲躲闪闪的“县长，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有烟吗？”谭功达忽然对他道。
“谭县长，你知道，这个，我是不抽烟的。”
谭功达又问他被洪水冲走的是哪两个村庄。老常说，这个他不太清楚。
谭功达问他省地领导都是谁来了，老常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不太清楚。要是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谭功达赶到梅城县医院的时候，已快到中午了。门外的空地上乱七八糟地停着四五辆驴车和平板车，地上的积水尚未完全退尽，让人一踩，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正忙着把一个裹着纱布的伤号从平板车上抬下来。大门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疯地扯着自己胸前的衣服，号啕大哭。他的几个亲属表情木然地看着他，也不去劝。一旁的墙根下，摆着一个蒲包，上面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的尸体，脸都已经发了黑。
医院的走廊里也是满地泥水。为了防止打滑，地上铺了干稻草，有一个护士手里端着一只簸箕，正朝地上撒炉渣，走廊两侧的木椅上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伤号和家属。谭功达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护士手里举着一只盐水瓶，推着一辆担架车，已经到了近前。
“让开。”那护士头也不抬，向他命令道。
谭功达问她，院长室在哪儿，那护士突然两眼一瞪，怒道：“我叫你让开！”
谭功达一侧身，那辆担架车就贴着他的肚子过去了，把他的中山装纽扣崩飞了一颗。
谭功达一点都不生她气。这个护士的眼睛又深又亮，像秋天芦苇覆盖的深潭。只是不知她摘了口罩是个啥样子？在这紧急的关头，他的心里居然还有如此肮脏的欲念！王八蛋，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不过，他很快找到了院长室，一个大夫在门边的池子里洗手，谭功达站在门口，等他洗完了手，这才问他：“你们领导在不在？”
“我就是领导。”那人把口罩往下一拉，露出一张长满胡子的三角脸来“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你们院长。”谭功达记得他们院长姓彭，去年春天，他因肾炎在这住院的时候，是院长亲自主刀替他做的手术。
“院长带着医疗队下去了，我是这儿的副院长。”白大褂双手插在口袋里“您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找几个人，我们来开个短会？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开会？您是说开会？您有什么资格召集我们开会？”那人上上下下地把谭功达打量了半天，摇摇头，冷笑道：“哼！开会？神经病！我那边还有个大手术，你一边呆着去。”
说着，用那只带着塑胶手套的手把他一推，谭功达冷不防差点被他推了一跟头。那大夫径自朝手术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道：“你以为你是谁呀？有病。”
谭功达受了这一阵窝囊气，怔在那儿。县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要在常委会上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好讨论讨论！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到医院来开个现场会，这个同志要做深刻检查。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到住院部的小楼前，脑子里晕乎乎的，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小汤。
她正蹲在地上，用一把汤匙，往一个满脸裹着纱布的病人嘴里喂水呢。这是他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熟人，就像看到亲人似的，略微有些激动。谭功达挨着她蹲了下来，问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汤碧云笑了笑道：“别提了，简直是一锅粥！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过觉了。”
谭功达又问她知不知道这次大坝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汤碧云抬起胳膊，擦了擦鼻尖上的汗，说：“还好。”谭功达又问她“还好”是什么意思，汤碧云说：“送到县
医院来的病人，只死了三个，一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一个人刚送来，听说正在手术室急救，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谭功达问起大坝那边的情况如何，汤碧云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咯咯地笑了起来：“您是县长，怎么这些事情倒反过来要来问我？你是刚从月亮上下来的吗？”
不过，她还是絮絮叨叨地说：“普济是个高地，没什么损失。兴隆，常旺两乡受灾比较严重。听那边回来的人说，目前已经找到了六七具尸体，失踪人员还没有统计清楚。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伤员，轻伤都就地安排在普济、夏庄的卫生院里。地委的医疗队今天早上已经赶到了。天气太热，昨晚这里的大夫们议论说，弄不好会有大的传染病发生，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就糟糕了”
这该死的沼气！谭功达不禁红了脸：“听说，听说姚秘书也在这儿，怎么没见她？”
“她呀，您快别提了！”一提起姚佩佩，汤碧云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俗话说，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她昨天晚上才从家里赶过来，浑身上下淋了个落汤鸡，我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去央求护士找衣服给她换。七手八脚总算把她伺候停当了，就让她帮着去抬伤员，没想到这个人丢人现眼，一见到那人嘴里吐出血来，就把担架一扔，自己先晕了过去。把那伤员重重地摔在地上，嗷嗷地乱叫。大夫们还得先腾出手来救她，您说她这不是添乱吗？”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她人呢？”
“在住院部的104房间，躺在那儿吊盐水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她，早没事了。”
谭功达来到住院部，104病房的门开着。里边躺着几个待产的孕妇，家属们坐在床上聊天。谭功达伸着脖子朝里边张望了半天，才在北窗的墙边找到了姚佩佩。她正躺在床上照镜子呢。一看到谭功达，姚佩佩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随后她就笑了起来：
“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个叫花子似的？”
她这一说，早已引得同病室的那些孕妇都把目光投向他。谭功达手里拎着一双凉鞋，打着赤脚，裤腿卷过了膝盖，大热天还穿着中山装，敞着怀。
“你怎么样？头还晕吗？”他在姚佩佩床头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了下来。
姚佩佩没有吱声，她紧蹙着眉头，嘴唇有些发干，过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侧过身来看着他，轻声道：“我倒还好，你呢？你可怎么办呀？”
他知道姚佩佩话里的复杂意思，心头一热，喉咙就有点堵得难受。姚佩佩问他有没有吃午饭，谭功达摇了摇头。她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饭盒，说她姑妈刚给她送了点桂圆粥来，问他要不要吃。谭功达说，他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想在这里静一静，一会儿就要走的。
姚佩佩说，大约是在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她第一个接到高麻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她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他，可整幢楼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她不断地给他家打电话，一直打到天黑，也没人接，这个时候，她才无奈地想起来，应该向白庭禹汇报。白庭禹一听大坝决了堤，当即就兴奋得不行。白庭禹让她通知所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下班的一个不许下班；已经回家的也要在20分钟之内召回，全体人员赶到四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姚佩佩大着胆子没去开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守着那台电话机：
“我想着，万一你要是听到一点风声，说不定就会打电话来的。”姚佩佩道：“这两天，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去了外地？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在现场，接下去怎么办？”
“我哪儿也没去，”谭功达叹了口气道：“这些天我没在家住，一直在郊外的红旗养猪场。”
“你到养猪场去干什么？”
“都是那该死的沼气！”谭功达道：“星期三刚上班，沼气攻关小组的阿龙来找我，说他们试验了一年的沼气池已经可以产气点火了。问我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我们刚刚赶到那里，就下起雨来。”
“沼气成功了吗？”
“点了几次火，都没成功。后来阿龙说，雨下得太大，也许密封池进了水。在大雨的间歇，他带我去了二号池边看了看，阿龙还朝池子里丢了一根火柴，谁知道“嘭”的一声，差点没把池子炸塌，还溅了我们一脸猪粪。”
“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臭味！”
“当天晚上，阿龙就让我在他们那儿打个地铺，住一宿，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试一次，谁知这雨越下越大，没完没了。”
“那你眼下打算怎么办？”佩佩问他。
“我这就到普济水库那边跑一趟。”
姚佩佩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钱匣子来，把里面的钱和粮票都翻出来，递给他：
“你这会儿去那边，不就成了峨眉山上的猴子了么？”
“猴子？什么猴子？”
姚佩佩冷笑了一声，接着又说：“峨眉山上的猴子下来了，要去抢夺胜利果实人家总指挥、副总指挥正忙得不亦乐乎，你这时跑去插一脚，哪里能讨到个好脸色？只是自取其辱。要我说，干脆你哪儿也别去。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个觉是正经。这么一闹腾，别的事我不知道，好歹，你这个县长恐怕是做不成了。”
她见谭功达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发愣，就轻轻地推了推他：“再说，你怎么去呢？小王又不在。”
“我在马路边随便拦个什么车就行了。”
谭功达来到
医院外，瞅见一辆运伤员的驴车，停在马路对面。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破草帽，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正在给毛驴喂桑叶。谭功达朝他走过去，问他能不能捎他去普济。
“不行不行！”赶车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行！一天跑两趟县城，我的这头驴都累得快吐血了，不要说你，呆会我自己回去，都舍不得坐。”
谭功达没再说什么。等到毛驴吃完了桑叶，那汉子晃了晃手里的柳条，赶着毛驴，一路摇摇晃晃地走了。在烈日炎炎的煤渣公路上，谭功达差不多站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拦下一辆车来。有一辆装煤的车倒是停了，可司机嘴里叼着卷烟，跳下车来就是一顿臭骂，连推带搡，差一点没把谭功达撵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谭功达气得双手在裤腰带上乱摸了一气。他是在摸枪。这是他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每当他遇到难以忍受的耻辱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腰上摸枪。
他听着淙淙流淌的渠水，脑子里悲哀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钢蓝色的群山，看了看那条蜿蜒起伏的煤渣公路，四周的旷野一片岑寂。
他把手里拎着的那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返身朝县城的方向走。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世界在顷刻之间似乎突然变得与自己无关了，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黄昏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梅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里面有两个女售票员，正盘腿坐在床上打扑克牌。谭功达把脑袋伸进去，问她们有没有去普济的班车，那个年轻的姑娘立刻瞪了他一眼，道：
“最后一班车半个小时前已经走了。”
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啪”的一声就把那扇小门关上了。
2
这天早上，姚佩佩一觉睡过了头。等到姑妈拎着一兜桃子从早市上回来，把她叫醒，已经十点一刻了。姑妈见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看了看墙上的钟，劝她道：“都这辰光了，你再洗洗弄弄，赶到单位，也快要吃中饭了。不如上午就别去了，你来帮我搭把手，我们今天包馄饨。”
姚佩佩想了想，一脸苦笑：“不行啊，昨天才刚刚宣布了新的作息制度和工作条例，无故旷工，可是要开除的呀！”
“那你就到楼底下老孙头那儿，给单位打个电话，就说生病了。要不，我去替你打？”
“算了，还是我去吧。”
姚佩佩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下楼去了。她们家的隔壁就是县肉联厂，传达室的孙老头那儿有一台电话机，附近的居民要是有个什么急事，都去他那儿借电话用。这孙老头的脾气阴晴不定，让人琢磨不透。有时让打，有时不让打，全看他高兴不高兴。他要是不高兴起来，就是你家房子着了火，他那电话机也不准你摸一下。久而久之，弄得街坊邻居都有些怕他。姑父升了副校长之后，姑妈常常用孙老头的例子来开导他：“有官做，也要会做，你看那孙老头，什么官儿都不是，只管一部破电话，也混得人五人六的，谁见了他不都巴巴的”
姚佩佩怯怯地给县委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杨福妹表现出来的热情令她感到十分意外。她一会儿“小姚，”一会儿“佩佩”叫得挺亲热的，可姚佩佩心里还是挺别扭的。杨主任听说她身体不舒服，便关切地问她生了什么病，头上有没有热度，有没有请大夫来看过。她还特意介绍了一济治疗拉肚子的偏方，说是将车前子挖出来洗净，和芦根一起煎水喝。最后杨福妹笑道：
“佩佩同志，这几天大家都舍生忘死，啊，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啊，你在县
医院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嘛！很多同志向我反映，你虽说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累得昏了过去，却还是轻伤不下火线，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无私的、彻底的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你在抗洪斗争中累倒了，就在家中好好休息，上午的会你就不用参加了。不过呢，下午两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会，啊，你能不能带病坚持一下？喂喂”
杨福妹在电话中说个没完，好不容易才放下电话。姚佩佩向孙老头道了谢，正要走，忽听得孙老头嘿嘿一笑。孙老头盘腿坐在凉席上，正用指甲抠着脚板底的老皮，他那老鼠般又小又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笑道：
“小姚，听说今年新鲜的桃子已经上市啦？”
佩佩心里想：一定是他刚才看见姑妈买了一兜桃子进门，才故意琢磨出这句话来，启发她。她赶紧回到家中，捡大的挑了三五个桃子，给他送了过去。
吃过中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去县里上班。太阳火辣辣的，洪水刚退，地上仍不时可以看到晒得发臭的小鱼和泥鳅。她刚骑到巷子口，迎面就碰见了两个穿灰色短袖制服的陌生人。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衣兜里都插着钢笔，手里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公文包。姚佩佩再仔细一瞧，这两人的长相竟然也有几分相似，心里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们一眼。这一看，其中的一个陌生人一把抓住她的自行车笼头，笑着问道：“同志，请问这儿是大爸爸巷吗？”
“是啊。”
“有一个名叫卜永顺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佩佩一听他们要找卜永顺，笑了起来：原来是找姑父。她朝巷子里指了指：“你们从这巷子一直走到头，往左拐，看见一棵大香椿树，就再往右，就可以看见肉联厂的大门了。我家，不，他家，就住在肉联厂的隔壁。”
两个人同时露齿一笑，道了声谢，挺着胖胖的肚子，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
姚佩佩来到县委大院门口，看了看表，已经迟到了五六分钟。她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一块抹布，正在擦他的吉普车。在吉普车旁边，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窗户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车身满是泥迹。传达室的老常也在那儿帮忙，他手里捏着一根棍子，正要把轮胎上厚厚的干泥巴捅下来。
自从他收到小王的情书之后，姚佩佩一直有意无意地躲着他。小王也像是变了个人，脸上多了一层阴郁之气，成天没精打采的。人比原来也更瘦了，嘴边留了一撮黑笃笃的小胡子。小王的胆子太小了，人也腼腆，有时候在路上碰见姚佩佩，自己脸一红，就像做贼似的，一个人远远地绕开了。到了后来，弄得姚佩佩也有了一种负罪感：本来是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可给那羊杂碎一搅，反而弄得像个仇人似的，心里不免有些伤感。有时候也想到给他写封信，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因此左右为难。
佩佩在院子里停好自行车，正要上楼去，没想到小王朝她紧走几步，嘴里冷不防冒出一句：
“打倒法西斯！”
姚佩佩这才回想起他情书中的那个约定：如果她同意跟他谈恋爱，就应当回答说：“胜利属于人民！”可如果不同意呢？小王信中可没写。要是不搭理他，好像也不太礼貌，情急之下，就故意装出没听懂他话的样子，胡乱道：
“哪来的法西斯？吓我一跳！”
随后，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开了。可小王还是不死心，手里捏着那块抹布，又朝她追了过来，到了楼门口，冲着佩佩的背影，喊道：
“革命尚未成功！”
佩佩一愣，站住了。她本想回他一句“同志仍须努力”可转念一想，这不行。如果这么说的话，不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又是什么？这表明，自己尽管目前不同意，可以后还是有希望的！这小子，别说，还挺贼的，天知道他怎么想出这么个鬼主意来！自己差一点上了他的套！想到这儿，姚佩佩转过身去，对他笑了笑：
“同志继续擦车！”
随后，她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
她听见老常在身后对小王嘀咕道：“哟嗬！你们两个小鬼头，还对上暗号了呀。”
会议还没开始。走廊里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都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只有谭功达一个人远远地站在楼道的窗口吸烟。会议室里也是乱哄哄的，姚佩佩看见汤碧云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呼啦呼拉地扇着风。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汗酸臭。汤碧云告诉她，好像是扩音器的线路有问题，会议推迟了。
她看见主席台上的几个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话。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正在金玉的耳边说着什么，几个穿蓝布工作服的电工浑身都叫汗水浸透了，正忙着检查扩音器的线路。金玉身穿拷绸皂衣，一边频频点头，一边探头向会场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熟悉的人。
汤碧云今天满脸不高兴，不怎么爱说话。姚佩佩把在楼下碰到小王的事跟他说了，碧云也只是勉强笑了一下。
“你这人怎么了？”姚佩佩推了推她“就像人家欠了你三百吊似的？”
碧云正想说什么，忽听得扩音器炸出“吱”的一声，震得他们赶紧捂住了耳朵。既然扩音器已经修好，钱大钧清了清喉咙，宣布开会了。照例是全场起立，照例是合唱国际歌。姚佩佩自幼五音不全，再加上
歌词也记得不太熟，本想不唱，一见汤碧云唱得有板有眼，也只得跟着她忽高忽低，怪声怪调地乱唱了一气。可唱了没几句，忽见汤碧云面有怒色，对她耳语道：“你不会唱，就不要瞎唱！害得我跟你一起跑调。”姚佩佩脸一红，再也不敢出声了，心里嘀咕道：这羊杂碎，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假正经！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金玉代表省委，宣布撤消谭功达党内外职务、停职检查的决定。随后，地委副书记邱忠贵宣布梅城县新的干部任命：白庭禹担任梅城县县委书记；钱大钧任代理县长；杨福妹升任副县长兼办公室主任。姚佩佩抬起头来，从主席台上一个个数过去，果然已经没有了谭功达的身影。虽然心里早有所料，可还是觉得怅然若失。会场上鸦雀无声，一台老式电风扇呼呼地转动着，扇得主席台上的纸页片片翻起。
接下来，由新任代理县长钱大钧宣读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名单。姚佩佩听见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心里觉得既凄凉，又滑稽。她见汤碧云表情肃穆，正襟危坐，便在一页纸上，写了句悄悄话，用铅笔的橡皮头，戳了戳她的胳膊，让她去看。没想到，汤碧云很不耐烦地咂了一下嘴，一把抓过那张纸来，飞快地写了一句话，递给她，佩佩一看，见上面写的是：
对不起，现在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请你开完会再说！
望着那两个惊叹号，姚佩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渐渐地，她的目光就有些呆滞，脸上火辣辣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从现在开始，坐在她身边的这个汤碧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以自诩为落后分子为乐、与她沆瀣一气的姐妹了。再好的大观园，也会变成一片瓦砾，被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佩佩觉得自己的内心黑暗无边，而其中最珍贵最明亮的那一缕火光，已经永远地熄灭了。往后，她必须一个人来面对这个让她颤栗不安的世界了。
她听见钱大钧吞吞吐吐地宣布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由谭功达上台作公开检查。当钱大钧提到“谭功达”三个字的时候，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似乎自己的老上级虽然已大权旁落，却仍然余威犹存。会场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佩佩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不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幕。可是她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坐在门边的一个干部向白庭禹报告说，会议刚开了没几分钟，坐在台下的谭功达就起身走了。白庭禹似乎颇为尴尬，他赶紧与坐在身边的杨福妹说了句什么。佩佩看见杨福妹迈着她那肥胖的萝卜腿，从主席台上下来，急火火地走了。她大概是找谭功达去了。
时候不大，杨福妹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她走到主席台前，踮着脚，在白庭禹耳边说了句什么。白庭禹又侧过身去，与金玉交谈，金玉的脸色也很不好看。会议中断了二十多分钟，钱大钧脸色铁青地宣布散会，大家回办公室继续上班。
姚佩佩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有些暗自庆幸。她跟了谭功达这么些年，这还是她第一次发现谭功达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她脑子里乱哄哄的，正在犹豫着在散会之前，要不要与汤碧云打个招呼，可当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身边的椅子早已经空了，汤碧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会议室。
姚佩佩走进办公室，看见谭功达把办公桌的两个抽屉都搬了出来，正在那儿整理自己的东西。他显然对今天的会议早有心理准备，看上去倒是一脸轻松，见姚佩佩抱着一堆文件进门来，谭功达对她笑了笑：“让我作检查，凭什么让我作检查？撤老子的职可以，让我检查，门都没有！”
他见姚佩佩没有答话，又道：“你知道刚才杨福妹来叫我去作检查，我是怎么回答她的？”
“您怎么说？”
“屌！”
佩佩听他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可心里倒觉得莫名其妙地畅快。他要是不当官，也许就能变得聪明一点。这傻瓜被撤了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她赶紧放下文件，忙着过去帮他一起整理东西。谭功达随手将一大摞捆好的信件从桌上推过来，让佩佩拿到盥洗室去烧掉。
“全都烧掉吗？”
“全烧掉！”谭功达道：“这些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成天写什么匿名信”
“可是”姚佩佩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微微红了脸“其中有几封是我写给你的”
“你？”谭功达痴痴地看着她的脸，声音一下子变得温柔而暧昧“真的吗？那，那我们，把它找出来？”
“不用找了，都是骂你的话。”佩佩低声道。他竟然对那些匿名信毫无印象！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拆看！看来自己的一番心思算是白花了。要是再有一点耐心，再等上三、四分钟，苦楝树上的阴影说不定就会移走的
“你写过几封？”
“记不清了”
“我们天天在办公室见面，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当面说吗？干吗要写信？”
“您说呢？”
正在这时，钱大钧神色慌张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脸尴尬地看了佩佩一眼：“姚秘书，你出去一下，我和老谭说几句话。”
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谭功达朝她使了个眼色。佩佩只得从椅背上拎过她的包，出去了。
她听见钱大钧在身后把门关上了。
姚佩佩回到家中，见姑妈满脸堆笑，面有喜色。她笑嘻嘻地盯着佩佩的脸，笑得她心里发怵。随后姑妈捉住她的一只手，神神叨叨地将她拉到
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拍着她的手背，说：
“闺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姚佩佩满脑子都是谭功达被撤职的事，满腹焦忧，心神不定，见姑妈这一问，便吃了一惊，忙问道：“到底是什么事，让姑妈这么高兴？”
她姑妈假装生气地把她手一推，嗔怒道：“死丫头，到现在你还想瞒我！政府派来的两个做外调的同志已经向我透了底了。”
姚佩佩一听说“外调”两个字，头一下就大了。她用手捋着肩上的背包带子，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巷子口碰到的那两个陌生人。她起先还以为是姑父单位的同事呢，原来是为自己的事而来。
“今天下午，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找来了。一进门就掏出本子来，问这问那。我问他们到底想了解什么事，他们就说，只要与姚佩佩同志有关，所有的事都不应该向组织隐瞒。我当时就是一愣，还以为你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再看了看那两人的脸色，慈眉善目，态度也还和蔼可亲。我一边用一些不相干的事来搪塞，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没弄清楚他们的来历之前，我什么话都不会跟他们说的。那位年轻一点的，毕竟历练不深，经不住我再三盘问，便道：‘是省里要调姚佩佩同志去工作。’我一听说你要去省里工作，这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我把你夸得像一朵花似的，反正闭着眼睛瞎吹呗！把死的说成活的；把活的说成会飞的。那两人可真傻！我的话他们还真信！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我又问他们，我们佩佩若是到了省城，会给安排个什么工作？那年纪稍长一点的倒是口风很紧，他说他也不清楚，他们的任务只是负责材料。你这个丫头，虽说摊上了那么一个反革命家庭，倒是命硬，哈哈。你是哪里修来的这个福分？天上掉下一块金子来，怎么偏偏就砸在你的脑袋顶上？”
她正这么眉飞色舞地说着，姑父也下班回来了。姑妈立即就丢开她，围着姑父，把刚才说过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姑父也挺高兴的，少不了又把佩佩叫到身边，以长辈的口吻勉励教训了她一通。末了，姑妈又将她拽到一边，低声对她说：
“不过，那两人倒是问起了你的家庭历史。详细地盘问你爹被镇压、你妈上吊的事，我起先还想替你瞒天过海。可那么大的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也不知要不要紧”
姑父满不在乎地插话道：“这个你不懂！不碍事的！她爹是她爹，她是她！我们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你少跟我‘我们我们’的！你他娘的又不是政府！”姑妈笑道：“不过你这话倒是不错。做外调的那两个同志也是那么说的。”说完，姑妈喜孜孜地去厨房准备晚饭去了。
吃饭的时候，姑妈嘱咐她，待会到楼下唐拐子的裁缝铺去量一下腰身，下午她从箱子里翻出几块布料来，要给佩佩做几件衣裳。
“这么急？你这个人呀，见了风就是雨的，现在才刚刚做外调，离正式调动还早着呢！哪里就耽误了你给她做衣裳！”
“话是这么说，还是早一点预备的好，佩佩你说是不是？”
姚佩佩说她这会儿头痛得厉害。而且她还要写一个
入党申请书，是昨天杨福妹特意嘱咐的，明天一早就要交的。姑妈听说她要入党，又见侄女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便没再坚持。姑父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对佩佩道：
“怎么，佩佩要入党啦？”
姚佩佩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道：“哎，我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啊，哪有什么资格入党！还不是他们给逼的。”
姑父一听她这么说，当即脸色陡变，放下报纸，正色道：“新鲜！入党还有人逼你？”
姚佩佩便把杨福妹如何让她写入党申请书，她如何不愿意写，杨福妹如何跟她说，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且明天一早就让她交上去等等细枝末节，说了一遍。姑父气得浑身乱抖，直着脖子喊道：“还有这样的事！入党是内心的一种纯洁自然的要求，怎么能强迫命令！我劝你不要写，不仅不要写，还要把这一情况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这是严重的违背党章的行为！”
“放你娘的臭狗屁！”
姑父正说得得意，不料姑妈把桌子一拍，跳了起来：“人家领导让她入党，管你屁事！还不是指望她进步！你他娘的吃硬饭、拉硬屎，却不会说人话！这些年，入党申请书我看你至少写了十七、八封了，可是顶个屌用！你别他娘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你要是早早入了党，那个副校长也不会给人家撸下来了。”
姑妈一旦骂起人来，便有一种回肠荡气之美。不知为什么，佩佩听了，虽说满嘴脏话，总觉得心里痛快无比！
姑父立刻吓得不敢吱声了。他把饭碗一推，抓起一只蒲扇，呼啦呼拉地乱扇一气，一个人下楼散步去了。
整整一个晚上，姚佩佩都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看着桌上的一叠信纸发愣。她的姑妈兴奋劲还没过，不时推门进来，跟她说话。一会问她入党申请书难不难写，一会又趴在她肩上柔声道：“佩佩，你到了省城，当了干部，会不会就不认我这个姑妈了？我以前对你狠了一点，言语上或许有个山高水低，可心里待你比嫡亲的女儿还要亲，我和你那老不死的姑父没能弄出一儿半女，日后就全指望你了”说完照例又是抽泣。弄得姚佩佩只得放下笔，回过身来劝她。
到了九十点钟的时候，姑父还没回来。姑妈却笑嘻嘻地抱着一大摞材料往佩佩的梳妆台前一放，悄悄地对她说：“这都是我从你姑父的抽屉里翻出来的，你姑父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会写这个入党申请书，你找找看，有没有他写过的申请书，若是有，你就照抄一份就行啦，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说完，就踮着脚出去了。她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佩佩嘱咐道：“要抄你就快点抄，你姑父一会恐怕就要散步回来了。”
姚佩佩心里只得苦笑。她摇了摇头，顺手拿过那堆材料，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可翻了没几页，突然眼前一亮，暗自吃了一惊！这哪是什么入党申请书！一共六份材料，全是姑父写的悔过书！材料中写的是他和学校的一名化学女教师之间的腐化丑闻。她刚开始还不知道搞腐化是什么意思，可看了两页，脸就红了。
姑父在信中交代说，这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白骨精女教师，如何向自己进行猖狂进攻；自己如何坐怀不乱、威武不屈；对方又如何穷追猛打。这是一条隐藏在革命教师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美女蛇，因为她长得像电影演员王丹凤，自己一时把持不住，竟做出了那样一件“禽兽不如”的勾当
虽说是七月的夏日，可看完了这份材料，姚佩佩周身一阵冰凉。平常老实巴交、令人尊敬的姑父，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尤其是事发之后，他竟然将全部的脏水都泼到那个长得像王丹凤的可怜女教师头上！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不知怎的，她又忽然想起汤碧云来。脑子里盘旋着“人心隔肚皮”这句俗话，看着窗外迷茫的夜色，一时悲从中来，泪流不止。
3
谭功达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去县里上班了。他知道他眼下的任务就是做梦。
没日没夜的昏睡，很快让他对时间的感觉变得迟钝。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露水浓重。蟋蟀和金铃子叫个不停。多少个晚上，他摇着扇子，躺在院中的竹椅上，看着天空中金粉一样的星斗，昏昏睡去，直到黎明啾鸣的鸟将他惊醒。
他忽然记起十多天前，也就是他被解除职务停职检查后的第二天，家中来了一位道士模样的算命先生。这个人牙齿漆黑，面色焦黄，看上去就像一个鸦片烟鬼。一进门就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在县长的位置上给人撸下来了吗？这屋子里有鬼，冯寡妇阴魂不散。”
随后他从怀里摸出一面小圆镜来，说是要替他降妖捉怪。那天中午，骤雨初歇，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两道绚丽的彩虹。道士说，这样奇异的天象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这么说，是吉兆啰？”谭功达厌恶而讥讽地问他道。
“倒也不尽然。两道彩虹分别是通往未来的跳板，左边那条是吉兆，右边的那一条，却也难说。”道士说。
谭功达又问他，将来自己会不会结婚。
道士想了想，道：“会的，会的。还会有孩子。是个男孩。”
“跟谁结婚？”
“那要看。现在，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毕竟，洗澡水还没有泼到你身上。同样的道理，时光可以倒流。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的阴影，也可以重新被阳光驱散你能不能先给钱？”
谭功达见他满口胡言乱语，也没怎么搭理他。他按了按自己的下腹部，问道：
“这几天，我的左肾老是疼。我是得过肾炎的，还开过刀。近来伤口隐隐作痛，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身体不好，你应当去
医院。”道士狡黠一笑，接着道：“不过，你的问题不在左边，而在右边。记住，永远是右边”
“右边？右边是肝啊，我的肝可没什么毛病”
那道士冷笑着，向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来，暗示他先给钱。
谭功达终于失去了耐心，连推带骂，将他轰走了。
那道士倒也不生气，嘴里只是道：“惨了，惨了！你惨了！你惨透了！用不了几天，洗澡水就要泼到你头上了”
洗澡水？他娘的，哪来的洗澡水？
在他书房的桌上，摊着一张梅城规划图。这张图是他请一个刚刚分来的学美术的大学生绘制的：技法精湛，出神入化。图上不仅精确地标明了梅城县每一座村庄的具体位置，而且还画出了山峦，河流，湖泊，峡谷的大致形貌。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倘若稍加修饰，完全可以送去参加中国美术协会的年度画展。他画的是未来梅城春天的景象。甚至还用颜料点染出缤纷的鲜花、路上的行人和汽车。
“这是紫云英吗？”他指着画上的花丛问道。
“不，是桃花。”大学生说。
他还给这幅地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桃源行春图。谭功达问他能不能在图上画上一道长廊，将梅城县的每一个村庄都连接起来。
“为什么？”大学生吃惊地问道“为什么要画长廊？”
“这样，全县的人不论走到哪里，既不用担心日晒，也挨不了雨淋。”
“人家都叫我疯子，原来县长您比我还要疯。”大学生笑着对他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谭功达问他。
“没有为什么。”大学生神秘地扬了扬眉“艺术，你不懂的！”
可惜的是，谭功达还没有来得及将这幅新地图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就被免了职。到了晚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一起进入他的梦中，他甚至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听到花朵在夜间绽放的声响。
一个星期前，县里派来了几个工人，扛着梯子，把他屋里的电话给拆走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没过两天，又来了另一拨人，他们是一些木匠和泥瓦匠。手里拿着皮尺，一进门就指手画脚，把他家转了个遍，随后拉开皮尺量这量那，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谭功达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工头说：“这房子要大修了。”
谭功达忙问，是谁让他们来修房子的？
工头说：“你别紧张，这房子要拆，起码还得等一个月。是县委办公室让我们来的。”
“房子拆了，我住哪？”
“这个我们哪里管得了！”工头道。
由于心里记挂着沼气池的试验，谭功达还抽空去了一趟红旗养猪场。他特地起了个大早，从梅城县汽车站坐车到城郊的造甲村，然后步行五华里的山路，才赶到养猪场。一名饲养员告诉他，在这试验沼气的几个人早就卷铺盖离开了。用来试验的几个大池，也早已出了粪
“你不是不当县长了吗？”饲养员不解地看着他“还管这些鸟事做什么？”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西津渡一家小饭馆中喝了点白酒，一直到店主人再三催促打烊，才怏怏不乐地离开。他喝了太多的酒，被风一吹，酒食翻滚，涌向喉口。他忍了又忍，才没吐出来。
他走到家门口，隔着浓浓的雾水，忽然看见自家屋里竟然亮起了灯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心里明明记得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是锁上门的，这会儿，家里怎么会亮灯呢？他再次摸了摸门上的铁锁，湿漉漉的，并未打开。这时候家中怎么会有灯光呢？
谭功达看见厨房中灯影憧憧，似有人影晃动。难道果然像道士所说，冯寡妇的冤魂不散？心中不免也有几分疑心。他打开院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边，正想探头朝里边看个究竟，冷不防闪出一个黑影来“哗”地从里面泼出一盆水来，浇得他浑身透湿。谭功达怪叫了一声，把那人也吓得吱哇乱叫。
“怎么这么巧？”那人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洗澡水泼了你一脸。”
听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谭功达在脸上胡乱地抹了几把，凑到厨房的灯光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冯寡妇的冤魂！原来是上次在老徐办公室见过的那个农妇张金芳。
她刚刚洗过澡，穿一条花短裤，上身只穿一件对襟小马夹，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像是要把马夹撑破似的。她倚在门边，笑嘻嘻地看着谭功达，嘴里甜甜地道：“谭县长，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你别乱叫！”谭功达的心里还是在扑扑乱跳“先不跟你说这个，我门关得好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还用问？从篱笆缝里钻进来的呗。”张金芳拧了拧手里的毛巾，就过来替他擦了擦头上的水，她的乳房在他眼前晃个不停。她穿着一条红短裤，大腿又粗又白，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带来的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歪在灶堂里的柴火堆上，张着小嘴，已经睡熟了。这个女人洗了澡之后，自然有一种爽净与妩媚：口宽脸阔，细眉大眼，肤色红润，身材壮硕。谭功达不禁酒往上翻，血往上涌，心中摇摇欲醉。他在看她的时候，那女人也望着他，一直在妖娆地笑着。
“你怎么又找到这儿来了？不是说好了不来的吗？”谭功达扶住墙，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房子被冲了，地也被淹了，不找县里，你让我找谁去？”妇人仍是笑。
“县里不是在普济设了临时居民点吗？”
“那鬼地方也能住人？胡乱搭几个窝棚，把我们往里一塞，每天发几个馊馒头，就算完事啦？晚上连个帐子也没有，我那苦命的孩子，浑身上下，被咬得没有一块好肉。”张金芳道“前天早上，县防疫站的人又来喷药，我一打听，才知道是防霍乱的，我胆子又小，一听说要闹霍乱，就连夜带着孩子，奔县上来了。到了县上，天已经快黑了，门都关了，传达室那老头认得我，死活不肯开门，我没办法，只能一路打听，找到您家来了。”
“有事请你到县里去说。再说，现在我已经不是县长了。”谭功达再次提醒她。
张金芳也不搭理他，从水缸里舀了水，把换下的衣服往脚盆里一泡，蹲下身子去洗她的衣服去了。谭功达怎么劝她离开，张金芳只装听不见，嘴里带着笑，不时拿眼睛偷偷地觑他。谭功达极力显出严肃威赫的样子，可他的嗓音根本不听使唤。再凶狠的话，一出口，全都变成了深沉低回的呢喃，就像清澈的水流漫过春天的草地，声音中带着柔情蜜意。
四周静谧无声，窗外的一轮弯月，泛着清冷的光。他忽然觉得那月亮开始转动。紧接着，整个厨房都像磨盘一样地转动起来，而且越转越快。他一个立脚不稳，向前趔趄了一下，扶着墙就要呕吐。张金芳见状赶紧过来，在身上揩了揩湿手，一把揽住他，又在他背上轻轻地敲着。
谭功达呕吐了半天，只沥出一些绿色的苦水来。她的脸和谭功达挨得那么近，耳畔的发丛不时蹭着他的脸。张金芳敲了半天，见他也吐不出什么来，便拽过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的肩上，搂着他的腰，扶着谭功达往卧室去了。
四十多年来，除了白小娴之外，谭功达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挨着一个女人。他浑身绵软无力，可他知道自己血液奔涌，像脱了缰的野马。她身上的汗味熏得他心旌摇荡。在沉沉的睡意中，他能够感觉到张金芳在脱他的鞋袜，解他衣服的扣子他意识到女人用湿毛巾擦他的脖子、他的胸脯、腋窝他能听见张金芳轻声地说：“真臭！你几天不洗澡了？”听见她用扇子在帐子里赶蚊子。随后金属帐钩“当啷”一响，一个甜蜜而污秽的声音在他耳朵边怂恿他：算了，这样多好！别管它那么多了，由它去吧！他在凉席上畅快地打了个滚，趴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到了后半夜，谭功达从一阵尖锐的头痛中醒了过来。帐子顶上浮着一层微暗的月光。他摸索着想要找到灯绳，却摸到了一个圆滚滚的脑袋上，心里就觉得不妙，酒也醒了大半。他又朝左边摸了摸，就摸到了那妇人的脸。
“你是不是要喝水？”
原来，张金芳病未睡着，正眨巴着她那明亮的大眼睛，轻声问他。
她一下就拽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抱在怀里，任凭谭功达怎么用力，也抽不出来了。在这个富有经验的女人面前，谭功达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把他的手拽到罩衣的下沿，又贴着肌肤往上，滑向她的胸前原来她的乳房这么大，都快堆到胳肢窝里了；原来她的身上这么软，这么滑，这么奇妙！张金芳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她平躺在凉席上，开始了沉重的喘息，嘴里喃喃道：快，快她的喘息那么急促，胸脯起伏的那样厉害，面目那么狰狞、丑陋，牙齿咬得那么紧，吓得谭功达赶紧俯身问她：“张同志，你，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觉得通体舒坦。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什么心事也没有。在早晨凉爽的微风中，心里十分安逸。他从桌子上摸着了一包烟，叼起一根，正要点火，见自己全身赤裸，猛地就想起什么事来，嘴里叫了声“不好”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吓得面无人色。
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昨晚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脑子里一鳞半爪，什么头绪都没有，就像是做了一个又甜又黑的梦。他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赤着脚，满屋子找了个遍，怎么也没看见张金芳娘儿俩的身影。她和孩子都不见了。窗外的
海棠树上一只梅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他走到院子里，看见院门大开，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他们走了不成？
当然不可能。
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随身带来的那个脏兮兮的大挎包就搁在井台上，张金芳昨晚换洗下的衣服在晾衣绳上被风吹得
飘来荡去。他来到厨房，地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都满了。他摸了摸锅灶，是热的，揭开锅，看见锅底蒸着一块面饼，还有一只鸡蛋。
他抓过面饼，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见院中似有人语响动。赶紧跑出门一看，见张金芳一手拎着一只芦花公鸡，一手抱着湿漉漉的水芹菜，那个孩子躲在她身后，两人正从门外进来。
“你醒啦？”张金芳笑道“我做的饼子好不好吃？”
随后，她把那孩子往谭功达面前一推，道：“腊宝，快，叫爸爸。”
那孩子怯怯地看了谭功达一眼，一转身又朝她娘跑过去，紧紧地抱着她的大腿。张金芳脸一沉，勃然变色：“刚才在路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是叫还是不叫？”说完顺手就给了那孩子一巴掌，腊宝嘴一张，哇哇大哭，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了。
张金芳也不答理他，把那芦花大公鸡往地上死命一摔，那公鸡扑楞着翅膀，原地打转。张金芳一看那鸡还没死，就更火了，大步上前，一脚踩住那鸡的翅膀，把鸡的脑袋轻轻一拧，那公鸡“吱”的一声，脖子就耷拉下来，死了。
张金芳撸了撸袖子，对谭功达道：“你吃完了饼，就去帮我烧锅开水，中午，我给你炖锅鸡汤喝。”说完，她用脚尖挑了一下地上的那把扫帚，那扫帚就自动地跑到她手里去了。她朝手心里“噗噗”吐了两口唾沫，搓了搓手，拉开架势，清扫起场院来。腊宝这时也不哭了，正用一根棍子顿在院子里捅那公鸡的脑袋。
谭功达嘴里噎着一块饼，怎么也吞不下去，吓得目瞪口呆。
张金芳打扫完院落，又忙着去整理昨晚被他们踩坏的篱笆。谭功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她身边，蹲了下来，从地上抓过一根树枝，拨弄着地上的土块，一时不知怎么跟她开口。
“大嫂，”过了半天，他终于叫了她一声。
张金芳奇怪地转过头来，看着他，朗声笑道：“你别大嫂、大嫂的，都是一家人了，叫得我心里怪别扭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往后就叫我金芳好了。”
“金芳同志，我”谭功达根本不敢去看她的脸，低着头道：“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说呗。”张金芳大声道。
她麻利地把倒塌的竹篱扶起来，再用草绳将它扎紧。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又朝篱笆外指了指，张金芳探头朝外面张望了一眼，果然看见篱外人影晃动，脚步杂沓。便拍了拍身上的灰土，站起身来，笑道：“你这人，事情可真多！”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里屋。一进卧室，张金芳就把门给反锁上了。她走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把头上的方巾扯了下来，挪了挪身子，掸了掸床沿的灰土，对谭功达道：“你也过来坐。”
谭功达没敢过去。他靠在床边的桌上，抖抖地点上一只烟，猛吸了起来。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吧。”金芳道。
香烟在谭功达指缝中抖动。奇怪，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它：“张金芳同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走？走到哪里去？”张金芳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我是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我知道你要赶我走，是不是？”张金芳冷笑道：“不行啦！太晚啦！如今地也耕了，种子也下了，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倒要赶我走，你这狗日的，良心都叫狗吃了！”
谭功达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都怪他昨晚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才做出那样猪狗不如的事来。他愿意深刻检讨。他说，为了做出必要的补偿，他愿意将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全部工资都毫无保留地送给她“只要”
“只要我答应离开，对不对？”没等到谭功达把话说完，张金芳就咧开嘴笑了：“呆子，你可真是个呆子！做你娘的春秋大梦！jī巴一拔，转脸就不认得人了？你就是送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走的。再说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的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
谭功达听了她这一番话，才知道事情根本不像他预先想象的那么简单，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一个人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找出了另外一套说辞。
“张金芳同志，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如今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谭功达故意在“严重”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已经不再是县长了”随后，他把自己如何被停职检查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张金芳不屑一顾地噘着嘴，笑道：“你又编出这些瞎话来诓我！说你呆，倒也挺聪明的！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啊。”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一摇一扭地走到谭功达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柔声道：“你这个呆子！活了四十多年，我料你还没闻着过女人味！如今白送给你一个老婆，你也不要？别看我是乡下人，可当年青枝绿叶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美人哪！只可叹我家那死鬼没福消受，如今误打误撞落到你手里，也不知道你们老谭家修了几世几劫的福，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谭功达正要说什么，那张金芳早已将两片厚厚的嘴唇贴了上去，堵住了他的嘴。身体随之也变得软软的，似乎就要瘫倒，谭功达只得用手去捞住她。她又开始了喘息。她这一喘息，谭功达的心马上就乱了。那女人的身体软得像发过头的面团两个人跌跌撞撞，挨到床边。仿佛是为了消弭一个小错误，就要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谭功达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将她压在了床上，一只手就要到她的腰间扯那腰带，张金芳见他正在兴头上，便假装用力去掰他的手，嘴里浪笑道：“你还赶我走不赶？”
谭功达嘿嘿得笑了一声，嘴里说：“不叫你走了。”
“你可想好了，不许反悔！”
谭功达说他已经想好了，决不反悔。
张金芳又让他发誓，一遍比一遍刻毒。见谭功达无不应承，这才把手一松，由他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都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累得像死狗一样。谭功达静静地吸着烟，极力地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也挺好，真的挺好！那张金芳把头枕在他的臂弯里，偷偷地笑。谭功达问她笑什么，她也不答话。半晌，张金芳用手拧了一下他的鼻子，悄声道：“你呀，果然是个呆子！”见谭功达愣愣的看着自己，就又接着道：
“这大水退了以后，县里让我们分批返乡，重建家园。可是县里、乡里也拨不出多少钱来，如何能盖得起新房子？我就想到来县上再闹它一闹，混几个钱，回去贴补贴补。可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天已经黑了，门房死活不让我进去，说干部们都下班了，让我第二天再来。我们娘儿俩，可怜，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身上又没带几个钱，就忽然想起你来。在路边随便找了个人打听了一下，还真的就问出了你家的地址。
“到了你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锁，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回来。正想着离开，还是我们家腊宝眼尖，一眼就看出你们家篱笆有个洞。我当时饿得头昏眼花，一看四周又没人，也就管不了许多了。本来我们也就想在你这儿讨碗水喝，对付着过一夜，运气好的话讨得几个钱，第二天就回去；如果运气不好，第二天就到县上去大闹一场。可一等到你喝醉酒回来，就见你两眼直勾勾地朝我身上看。我心里一动，心说这人都当了县长了，怎么还这么轻薄！我的心思就活动了。说实话，当时我有了这个心思，自己都吃了一惊。都说县长四十岁还没成家，可见是被憋坏了。我敢说，自打你进了厨房的那刻起，眼睛就没离开过我。我心里道：要是再激他一激，保不齐这事还真能成。结果呢，还真成了！”说完，抱着谭功达哈哈大笑。
谭功达一时无语，反正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心里就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念头：说不定这样倒也挺好的。
傍晚的时候，隔壁的老徐下班回来，给他送来一封信。老徐进屋的时候，看见他们三个人正亲亲热热地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当即僵在那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信是姚佩佩写给他的。写在一张
日历的背面，很短，只有十几个字：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里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这天晚上，谭功达一夜未睡。张金芳频频地招他、惹他、逗他，他心里觉得腻腻的，没有碰她。小宝睡在他身边，静静地打着鼾。他一遍一遍默念着佩佩的名字，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佩佩。佩佩。
4
自从谭功达被解除职务之后，他那张大办公桌一直空着。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钱大钧以新任代理县长的身份，搬到这里来办公，自己势必要与他朝夕相处，那可怎么办？她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钱大钧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望着她似笑非笑。不过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她说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姚佩佩倒是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一回。他不知为何受了伤，头上缠着一条白纱布，纱布上还隐隐地透出绛红的血迹。后来，她才听说，原来是叫谭功达用茶杯给砸的。
那天下午，钱大钧来办公室找谭功达谈话，没多久两个人就吵了起来。门房的老常说，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一听见楼上茶杯摔碎的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楼看个究竟，忽见一只烟灰缸从窗口飞了出来。他跑到楼上，楼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两人已经扭打到了楼道里。他看见钱大钧手按在额角上，指缝里往外滴着血；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青石镇纸，发了疯似的乱挥。别看他四十大几的人了，可毕竟是行伍出身，发起飙来，三两个小伙子都拦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楼，最后才被人死死拦住了。谭功达还在那儿乱踢乱蹬，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年你在挺进中队，干出了那档子丑事，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
钱大钧也不答话，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赶忙去医务室包扎去了。老常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扶着谭县长，把他劝到办公室去的时候，看见白庭禹书记站在四楼栏杆扶手边悠闲地抽着烟。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讲，人影子一晃，随后就不见了。
随着谭功达的解职，姚佩佩觉得自己在县机关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没有任何人向她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日复一日坐在桌前，托着脑袋，看着窗外发愣。那封
入党申请书她一直没写，杨福妹也不再催问。至于上调省里的事，也似乎没了音讯。在这个寂静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里像长了毛。渐渐地，多年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一个念头终于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辞职。
可一旦自己辞了职，又能到哪里去呢？姑父刚当上副校长的时候，姚佩佩倒是动过一点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绍她到梅城中学去教语文。自己读过不少书，缺的只是教书的经验而已，中学教不了的话，去小学教孩子们识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姑父那边又出了事。另外，他一想起姑父那份悔过书，就觉得这个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以前在那儿卖筹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过那儿，她总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儿看一眼。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哪天又要回到这里卖筹子了。看着浴室那斑驳的灰泥大门，看着大门拱顶上那个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觉得既虚幻，又踏实。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里传来了隆隆的机杼之声，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从门里进进出出。原来澡堂早已废弃不用，那儿新建了一家纺织厂。
难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岛上去隐居？她眼前又浮现出谭功达那张脸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衬衫的领子弄得脏兮兮的，不把纽扣扣错，剪裁一身合适的衣服，把身上弄干净，倒也挺像个人的。一想到谭功达，她的心里就恨得直痒痒！这个人仿佛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似的，一个多月来她没再听到他任何的消息，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这个人真是呆得可以！当年，他和白小娴要好的时候，出于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无意地挖苦他，说来也奇怪，只要一张嘴，那些怪话就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当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甚至已经强迫自己认真地考虑万一谭功达与白小娴结了婚，自己应该送什么礼物合适时，他倒反而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逗她，发誓赌咒要跟她俩人到小岛上男耕女织。他的话说得那么决绝，那么露骨，害得姚佩佩睁着眼睛数着窗外的星星，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可他说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谭功达离职那天，文件和碎纸片扔得满地都是，最后还得姚佩佩一个人替他收拾。在清理这些纸片的时候，她从地上拣到一个揉皱的白纸团，展开一看，却见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她数了数，一共有十三个“佩佩”她认得出，那是谭功达的笔迹。在这张纸的下方，还列着几道奇怪的算式：
1961-1938=23
1938-1912=26
27-23=4。
这样的数字等式，她见过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既然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这张纸条真的与自己有关。或许她还能从这些奇怪的数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隐秘。她把这张纸条偷偷地藏在裤子口袋里，像做贼似的带回了家中，一个人坐在灯下，皱着眉头，细细地推究起来。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带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她骂完了谭功达，又开始骂自己。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谭功达虽然被解了职，可她心里还觉得不解恨，暗暗诅咒他，最好让他下地狱！
可是这样怨毒的情绪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到了七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羞耻心、猜疑和怨恨，决定再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做一番垂死挣扎。这一次她决定直接约他出来见面。为了不让自己因为期待他的回信而整夜失眠，她把写信的时间推迟到星期六的上午。这样，她的信发出之后，就下班了，对方若要拒绝她，也来不及通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她常常去的清真饭馆，因为梅城只有这一家清真馆，而且离县政府不远。他没有理由不知道那个地方。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饭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不过这天晚上，姚佩佩还是一夜没有睡着。本来她已经想好了，要晚到半个小时，借此小小地惩罚他一下，可第二天当她赶到清真馆的时候，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这令人难熬的十分钟，她是在焦躁和狂乱中度过的。随着时间像流水一样无可挽回地从她指缝中流过，她的内心有一个疯狂的声音也在逐渐高涨。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要杀人，要杀人！它妈的我要杀人啦！她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窗外的那条林荫大道，一直等到七点一刻，还没见谭功达的人影。服务员怀里夹着菜单，已经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问她要吃点什么。她想都没想就大声答道：“对，我要杀人！”
“你说什么？”服务员吃惊地看着她。
佩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正要解释，她的身体突然一僵，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因为有一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头。救苦救难的菩萨，你终于来了！她回头一看，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是汤碧云。
“就你一个人，还是约了别的朋友？”汤碧云歪着脑袋，笑着问她。
姚佩佩慌忙道：“就就就，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那就一块吃吧。”汤碧云不客气地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她拿出一包烟来，抖了抖，伸到姚佩佩的跟前。姚佩佩犹豫了一下，从中抽出一根，汤碧云替她点着了火。这时，邻桌坐着的一个老头忽然走了过来，对他们道：“姑娘，年纪轻轻就学着抽烟，不好。”老头话音刚落，汤碧云就把桌子一拍，腾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管你妈屁事！滚你妈蛋！”
老头吓得一缩脖子：“好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气得浑身乱抖地走了。
汤碧云脸色蜡黄，像秋天被寒霜打黯的树枝，无精打采。人也瘦了许多，脖子旁的两根锁骨使她的肩窝更深了。她的眼眶黑黑的，脸有点浮肿。两个人抽着烟，互相望着对方，仿佛都不愿意第一个挑起话头。
上次在会议室留下的不愉快，仿佛像一根木刺卡在姚佩佩的喉咙里。在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之前，姚佩佩没有理由原谅她。而且，她对汤碧云的这身装扮本能就觉得不舒服。可她想到，说不定碧云心中也正是这么想的。在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还是姚佩佩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对方的鞋尖：
“哎，想什么呢？”她红着脸问道。
“想死。”汤碧云表情木然地说。
很快，她就掏出手绢来揩泪了。
“又出了什么事？”姚佩佩抓过她的一只手来，捏了捏。
汤碧云说起她最近的一次自杀经历。就在半个多月前，用的是她父亲破篾的那把竹刀。她抬起手腕，将左手的手镯往后褪了褪，露出一条已结了痂的伤口，给佩佩看。
她说起钱大钧的那个疯老婆田小凤，有一天突然冲进钱大钧在甘露亭的房子，当着钱大钧的面，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把她的脸都打肿了，还抱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骂她婊子、烂货、不要脸，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遍了。可钱大钧仍站在那儿，悠闲地抽着烟，嘴角还带着笑
她又说起两个月前的又一次堕胎。是在县人民
医院，替她做人流的是一个男医生。医生悄悄地告诉她，经过这次手术，她可能永远也怀不上孩子了。
碧云旁若无人地说着，姚佩佩屡次提醒她小声一点，可碧云满不在乎。越说嗓门越大，唾沫星子飞溅到她脸上，像小雨似的。好在饭馆里没几个人，一名服务员远远地站着，手里拿个蝇拍打苍蝇。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接着说，因为脑震荡，她在家里躺了半个多月。可病刚好，钱大钧又打电话将她叫去了。他严肃地提出与她分手，希望她不要再纠缠自己，就当他们之间什么事业没有发生过。钱大钧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让她在县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妇联主任两个职位中任选一个。
“你打算选哪个？”姚佩佩笑道。
“你说呢？”汤碧云也笑着问她，两人目光相遇，彼此心照不宣。不知为什么，姚佩佩觉得她的笑容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纯净和明朗，像罩了一层雾似的。
“事情已经结束了，”汤碧云叹道：“我现在也不恨他。要说恨的话，只恨一个人。”
“你指的是我？”
“没错。”她这么说的时候，既像是认真的，又像是开玩笑，可佩佩听上去觉得十分刺耳。
她咬着嘴唇，惊愕地看着对方，过了半晌，不冷不热地说道：“你怪不到我头上！你是自作自受！”
汤碧云笑了笑，挖苦道：“我哪能跟你比？你现在多神气呀！多风光啊！又是入党啦，又是提干啦，还要往省里调！自己毫发无伤，却把别人支使得团团转！我要有你一半的本事，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前些日子发大水，我在医院忙了整整三天都没合眼，腿肚子都累得转了筋，满嘴的牙床都肿了，还不是白干？可你呢，舒舒服服地在病床上躺了两天，还不是照样有人给你评先进！”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和你一样倒了霉，甚至比你还要倒霉，你才会称心如意？”姚佩佩也提高了嗓门，泪水在她眼眶里直打转。
这句话像是戳到了碧云的痛处。她半天没吱声，眼泪把她脸上厚厚的脂粉弄得一团糟。她突然抓过佩佩的手，请求佩佩原谅自己。她说她都快疯了，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睁着眼睛等天亮。自从她自杀过一次之后，她妈妈将家里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唯恐她再做出什么傻事来。碧云说，那天在会议室，故意不理她，是因为当天早上她接到了医院送来的化验单，她得了黄疸肝炎
一听说碧云得了肝炎，姚佩佩正要夹菜的那双筷子像触了电似的赶紧收了回来，又生怕对方看出自己担心传染，脸一下就憋得通红。
汤碧云诡秘地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可姚佩佩还是满脸发烫。
为了修复两人之间受到损坏的微妙关系，两个人都极力地讨好对方，并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可这样一来，因为过于客气，气氛反而有点生疏。问题是，两个聪明人，就像两面镜子似的，都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各自的内心。姚佩佩忽然觉得有点忧伤，为了对刚才那很不友好的举动做出适当的补偿，便硬着头皮对汤碧云道：“你碗里剩下的面条还要吗？我还有点饿呢。”
说完，不顾一切地抢过那半碗面来，就要吃。汤碧云按住了她的手，轻声道：“你要没吃饱可以再要一碗。这肝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会传染的。”
姚佩佩当然没有再要，汤碧云也相信她确实已经吃饱了。
临走时，两个人都抢着付账，弄得收银员不知所从。
汤碧云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来，笑着对姚佩佩道；“听说，你干爹要结婚了。”
姚佩佩正在算钱，也没顾上理她。等两人出了门，来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姚佩佩这才一把拽住她胳膊，眼睛里放出诧异的光来，道：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汤碧云道：“我想想噢，谭功达要结婚了。你猜猜看，
新娘子会是谁？”
“结婚？他跟谁结婚？”
“不是让你猜吗？”
“是白小娴吗？”姚佩佩咬牙切齿地道。
“什么白小娴！那都是老皇历了。让你猜一百次你恐怕也未必会猜得着。就在昨天，县里收到了谭功达的结婚申请。对象居然是一个叫化子，据说还带着一个拖油瓶，你能相信吗？”
说到这里，汤碧云哈哈大笑，眉飞色舞地把刚刚听来的新闻又跟姚佩佩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似乎只有在这一刻，她才能真正忘记自己的不幸。
5
这天傍晚，白小娴端着塑料盆，从浴室出来，一边梳着头，一边回宿舍。刚走到琴房边，忽见团长满头大汗地朝她跑来了。
“找了你半天，原来去洗澡了。”团长喘着气，对她说。
“你有什么事？”白小娴冷冷地道，仍旧梳着头，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走得更快了。
小娴还在为去年他无故开除舞蹈教师的事生气。团长只得跟着她往前走，侧着身子，对她笑道：“白书记刚刚来过一个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哪个白书记？”
“就是你叔叔。”矮胖、敦实的团长一路追着她“让你马上去他家一趟。”
舞蹈教师王大进刚从鹤壁调来梅城工作，还没待满一个星期，谭功达一个电话，他就给不明不白地开除了。他是连夜离开梅城的，走前没有跟白小娴告别。第二天，白小娴四处找不到王大进，就去问团长要人。团长当然不能说是谭功达的授意，只得支支吾吾地拿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她。他的闪烁其辞加重了白小娴的疑虑。凭着直觉，她认为这其中一定藏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当天下午，白小娴就不辞而别，只身一人坐上了前往鹤壁的长途汽车。
她把鹤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找了个遍，最后还真的在地区舞蹈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了王大进。当时，王大进正在宿舍楼的过道里生煤球炉子。他那黄脸婆的妻子，还有四个小孩，全都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筒子楼里。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其中的一张还缺了一条腿，直接搁在一堆码放整齐的蜂窝煤上。
当着老婆的面，王大进一脸尴尬。他一个劲儿地朝白小娴挤眼睛，丢眼色，假模假式地问她是哪里人，来找谁，白小娴死死地咬住嘴唇，脸色煞白。她不是不想回答他，而是根本忘了说话。可王大进的老婆有着一双天生的火眼金睛，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名堂。她在屋里摔锅摔碗，为接下来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做铺垫。王大进赶忙丢下生了一半的火炉，回去想稳住她。白小娴就听见那女人尖叫道：
“你和这婊子要是没什么勾当，人家怎么会好端端地把你开除？你他娘的狗改不了吃屎，走到哪里都惹一身腥！”
屋里的几个小孩一起放声大哭。煤炉里的浓烟不断地冒出来，在楼道里起了一层黄雾。白小娴看见邻居的门开了，一个大胖子穿着一件汗背心，拿着一手扑克牌，咳嗽着把脑袋伸出来叫道：“王大进，你狗日的赶紧把炉子弄一弄，我们都给你呛死了！”
白小娴从鹤壁回来之后，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成天懵懵懂懂。跟人说话眼珠子都不爱转一下，看到什么就怔怔的发呆。嘴里喃喃自语，可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团长也慌了手脚，一连三次请他吃饭，白小娴都未予理会。
白小娴骑着自行车，往叔叔家赶。天已经黑下来了。虽说前天已是高秋，可是天气依旧闷热。街上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游手好闲的男人们摇着扇子、打着赤膊，坐在小板凳上，高声地说话。有的人家甚至把床都支在外面。白小娴想起很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就在一个小摊前买了一些水果。
白庭禹家的门开着，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门前的一排铸铁围栏。他听见屋里隐隐有人在说话，可进了屋，只见到婶子一个人。她刚刚洗完澡，正抬着胳膊往胳肢窝里抹花露水呢。婶婶说，她知道小娴要来，已经给她盛了一碗绿豆汤，在窗台上搁着呢，还没凉透。随后，又就将桌上一片早切好的西瓜递给她：
“先吃瓜吧。”
小娴咬了一大口西瓜，嘟嘟囔囔的道：“我叔呢？他这么急喊我来也不知有什么事？”她一说话，红红的西瓜水就从嘴角流了出来，只得用手接着。
“在屋里和人谈事呢。”婶子努了努嘴，笑道：“咱们先说会儿话”
白小娴见叔叔书房的门关着，里边的说话声忽高忽低，可什么也听不清。婶婶问了问她在文工团的情况，又问了问家里的事，随后就从桌上抓过一把乱绒线来让小娴给绷着。一边说着闲话，一边把香烟盒揉成一个小球，绕起线团来。她在绕绒线的时候，膀子上的肉就跟着松松垮垮乱颤起来。小娴不由得想起，叔叔第一次带婶子从东北回家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婶子头上还扎着羊角辫子，可现在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老成这个样子！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心里就有些黯然神伤
不多一会工夫，叔叔的房门打开了。风一吹，屋子里的烟雾就一团一团的涌了出来。等到烟雾散尽了之后，她看见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大高个儿，穿着短袖衬衫，头发梳得油光，发型看上去有点像毛主席。手里托着一只大烟斗。
他一出门，就拿眼睛朝小娴身上看，随后笑道：“你就是白小娴同志吧？”随后向她伸出手来。可小娴的手里正绷着绒线呢，那人只得把手半路缩了回去，抓了抓头皮。小娴朝他笑了笑，心里道：这么热的天，这人头上竟然还抹着油，难道他就不怕痒吗？
白庭禹紧接着也跟了出来，指着那人向小娴介绍说：“这是钱县长！”
那人托着烟斗，莞尔一笑：“钱大钧，钱大钧。”他回过头去对白庭禹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
白庭禹道：“我怎么记得你是见过她的？”
“嗨！那是在舞台上，又化了妆”那个名叫钱大钧的人在叔叔耳边嘀咕了句什么，白庭禹忽然哈哈大笑。小娴猜到他们大概是在议论自己，微微红了脸。钱大钧又嫂子长嫂子短的跟婶婶搭讪了几句话，这才告辞离去。白庭禹也不远送，只是冲他摆了摆手。
他转过身来看了白小娴一眼，就问了问她最近在团里的情况，又问到家里的事。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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