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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邓一群现在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了。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干部，在城里结了婚，算是真正扎了根。回想起当时他和葛素芹的事被机关里人发现后受到的那份嘲弄，今天想起来还是值得的。他是明智的。也可以说，是机关里人的嘲弄，及时地唤醒了他，使他迅速在短时间里和肖如玉亲和。断开和葛素芹的联系，对他并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因为，他内心里事实上早已经感觉到现实差距的存在，他没有第二个可能的选择。
新婚时的邓一群感到相当的幸福，知足了，与他的那些同学相比，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剩下还有什么好想的？那就是事业。
你要是一个演员，追求的就是演艺事业是否达到了高峰；你要是个科学家，就看你一辈子有没有重大发明；你要是个作家，重要的就是看你一辈子是否写出了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在机关里工作，所谓“事业”说穿了，就是仕途。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你在仕途上是否顺利，最终能到达一个什么位置。你要是能做到省长，那当然很了不起，你要是到了厅长，证明你的努力也是相当成功的，至少，你要成为一名处长。如果你在机关里干了一辈子，却还只是一个科长，那么可以说，你这一辈子就是白干了。能否当官，跟很多实际利益是相关的，比如工资、房子，甚至车子。到了厅一级，你上班时就不用总是蹬自行车了。机关行政科的老孙，才刚刚五十出头，可那长相看上去比退休六十多的老人还要苍老，脸上全是横一道竖一道的沟壑，累的，人不精明，又不会拍马，家里负担特别重，四口之家，住着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他的妻子是在郊县上班，于是老孙的家也就住得远。他就这样每天骑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光单程在路上的时间就要花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夏天，有两次邓一群在路上看到他，一头花白的头发，随风飘着，一件很旧的汗衫完全被汗水浸透了，紧紧地贴在后背上。
邓一群不想这样，他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树。有建树，自己就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谁不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几年的机关生活，邓一群耳濡目染，一些人为了上去，暗地里都在用功。科级干部想到处级，处级想到厅级，厅级也想要往更高的目标去奋斗。当然，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却不能不努力。
走仕途，是坐机关的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
现在，邓一群感到自己有了很好的现实基础，年龄上又是很大的优势，如果自己不去努力，那么他就是糟蹋了自己的才能，他想。
人人都可以看得出，结了婚后的邓一群比原来更热爱工作了，他对三科的工作格外认真。邓一群心里清楚，要提拔，必须有一定的工作实绩，一个人到了什么位置，绝不是浪得虚名。另外，他好好地表现对提拔他的领导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待。
刘志新副厅长和龚副厅长之间有些矛盾，邓一群感觉到了。计划处这一块工作从前年开始由刘副厅长分管，邓一群和刘副厅长也时有接触。刘志新可以说是个非常称职的领导，他对计划处的工作了如指掌。什么工作该做，什么工作要缓一缓，刘副厅长比几个处长更清楚。他就像个高明的棋手，知道什么棋子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最合适。可以说，这两年多来，计划处在机关里越发地醒目，与刘志新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邓一群对刘志新是怀有感激之情的，特别是那次处分的事，如果不是刘副厅长的一句话，也许他的档案里真的就会有一份处分。那样的后果真是不可想象。自从刘志新分管计划处以来，邓一群总是努力表现自己，他想要让他明白：他当年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而刘厅长对邓一群的工作也是满意的，夸奖之余，时不时地要同邓一群开一两句玩笑。有时，两人偶尔还会谈谈人生。邓一群感觉他心里还是有一种辛酸的东西。严格地说，刘副厅长并不适合从政。在机关里，刘志新是最没有威严的领导，因为他从不会板起脸来训人。谁要是做错了什么，他也绝不用大道理去批评，只是让那做错事的同志主动承担下来就算完。也许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副厅也就终结了，所以，他有时候表现得就像一个小孩。有时候他常有惊人之语，说什么一等人才做学问，二等人才做教师，三等人才去当官。计划处的处长和下属们听了就笑，一起批评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你们不知道当官的累，要不我跟你们换换。”下面一起喊“要不得”中午，他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有时开饭时间延长，他也像一般机关人员一样表示不满，使劲敲打饭盒，只是他敲打出来的是音乐的声音，而且还是西洋音乐，前后的人听不懂，他就介绍说，这是什么圆舞曲，这是什么咏叹调，等等。吃了饭就网罗人打牌。他打牌时特别容易激动，常常为了一张牌而争得满脸通红，全然没有厅长的架子。有时，眼看输了牌，就作弊，偷牌，没有被发现，得意得不得了；被对手发现，先是千方百计地抵赖、狡辩，一旦关键被揭穿，立即乐得前俯后仰。那笑声，整条走廊上都能听见。
作为机关里的一般群众，最愿意接触的也就是刘志新了。邓一群也喜欢刘志新，不仅因为过去刘志新对他有恩，关键是后来他们还成了一对牌友。在机关里，邓一群的牌技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头脑灵活，而且记性很好，一局牌下来，他能清楚地记得整个牌路过程。省级机关有时举办打牌比赛，邓一群常常能得个什么奖回来，运气再糟糕，至少也是三等奖，绝无落空的时候。有时出差，刘副厅长也喜欢带上邓一群，一方面在工作上，邓一群很能理解领导的意图，另一方面晚上打牌可以联成对手。刘志新不会跳舞，所以，有时下到市里，晚上只能搞点打牌活动。邓一群很喜欢陪着刘志新。
在周润南没退之前，龚长庚和刘志新之间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矛盾。那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周润南和龚长庚之间。但当龚长庚一旦成了主要负责人后，他们中的裂痕就在不知不觉中增大了。这里面的原因，外人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邓一群知道这一隐情是因为那个下午周润南打电话问他关于机械厅上报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材料情况，邓一群回说刘厅长还没最后签字，龚长庚听了“叭”的一下生气地挂下了话筒。一分钟后，龚厅长又打来电话，让邓一群到他办公室里去，邓一群进了他的办公室，小心地关上门。龚厅长说：“小邓你把材料准备好，送我一份。”邓一群说：“好的，龚厅长。”
他该听谁的？当然是龚厅长。这份材料厅里已经研究过好多次了，虽然最后有了初步意见，但反对的意见并不小。龚厅长鼓励省属新桥机械厂上一个新项目。所有的设备也都在一年前看过了，由韩国的一家机械公司提供。刘副厅长看后却认为韩国公司的那套is标准有一定的问题，比较而言，他更觉得德国公司的要好。回来后他和省计经委的同志联系，发现计经委整个对这一项目并不看好。于是，他就把原准备马上上报计经委的材料压下来，叫邓一群和新桥机械厂联系，再找些材料来看看。
项目最终通过了，但龚刘之间的矛盾却加深了。龚对刘分管计划处的工作也越来越不放心。
邓一群在心里想：和刘副厅长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岳父母的家里，邓一群表现不错，尊老爱小，处处谦让，连保姆都说：“这个二姑爷人真好。”他正常上班下班，下了班就回来，要么看报纸、电视，要不就陪岳母说话。他和岳父之间说话很少，但他却表现得对他老人家很尊重。有时聊起来，就免不了要向老人家讨教人生的经验。其实邓一群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他那个岳父哪里谈得上什么人生经验。能当那样级别的干部，说到底只是他运气好而已。有时候命运的确会偏爱某些人——尽管他本来还可以升得更高些，但就他本人的能力来说，这样已经确实偏得很了。他觉得要是他，肯定比他的岳父强。
肖家对邓一群是满意的。
邓一群埋头工作，有事拿不定主意就向处长们请示。刘厅长交待他的工作，事后他总会向龚厅长说。说的时候他总是一副无意、顺便的样子，而且轻描淡写。龚厅长自然心领神会。
三科就经常受到表扬。大家感觉里，这个邓一群比过去更能干了。而他自己也深信，如果给他更大的权力，他会干得更好，就像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他现在才是一名科长，他一定要努力，成为一名处长、厅长。
有时，邓一群也感到那么一点不幸福，虽然他当了一科之长，但在肖如玉家里并没有地位。除了听话能让她的父母们满意外，他们觉得他身上还有很多缺点。比如有时做事做得不是很好，等等。有了缺点，就要批评。所以，他们是乐于进行批评的。肖如玉也喜欢批评他。被批评的邓一群常常是以笑脸相迎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虚心使人进步。这句话他记住了。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对邓一群来说，却非常敏感。
谈琴进修回来了。与过去的文凭相比，现在升了一级。如今已经是本科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本科是怎么回事——单位出钱，学校走一个形式（保证你能毕业，这是现金交易）。一个红本本。就像你到一个单位去交钱，收了钱的人会开给你一张收据。现在大学也是穷疯了，想方设法捞钱。这样的文凭不值钱，但是这在机关里却是需要的。专科文凭已经吃不开了。进修回来的谈琴显得比过去漂亮多了，白了，水灵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注意了衣着。她变得越来越洋气。刚进机关的时候，大家都夸她朴素。中国人在内心里一直认为朴素是一种美德。现在看来朴素也并不是她的本质，至少是她自己不再要求像过去那样朴素了。谁都看得出来，她很懂得美，很会打扮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才发现她的男友不再来找她了，也听不到打电话来。终于有一天机关里面有人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告吹了。
看上去非常好的一对，怎么就吹了呢？谈琴虽然现在洋气了，但她并不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一般而言，她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她是个多好的女孩子啊。那么，提出分手的忘恩负义者肯定是那个研究生了。心里就有点替她叫不平。不好理解。谁娶上谈琴应该是非常有福气的人。小谈不但人长得好看，性格又好，永远是绵绵的，柔柔的。不过世上男女的事情说不清，尤其是年轻人。邓一群对这样的感慨也很同意。他是过来人了，就有了发言的权利。
作为科长的邓一群看到谈琴有一阵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做完了手上的工作，就默默地看那些印刷精美的时装杂志，不多说话。他心里倒是很想去关心她一下，但是想想还是作罢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处，难以对外人言说。过去他和肖如玉恋爱的时候，谈琴倒是时不时询问他们进展的情况，有时还要调侃两句，说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哪里知道邓一群看中肖如玉不过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与爱情的选择相距很远。他和肖如玉一天也没有浪漫过。所以，肖如玉结婚后经常要说邓一群这人无趣。
与肖如玉的婚姻，是邓一群前进的基石。他站在这块巨大的基石上，希望能干出些成绩来。因此，结婚以后他就很少陪肖如玉去玩。肖如玉喜欢玩，结婚以后她仍然想去打保龄球、游泳、跳舞。而这里面除了偶尔去跳舞，其他都是邓一群所不喜欢的。跳舞时肖如玉总有一帮朋友，男男女女，而那个伴娘黄晓云必在其中。她的那些女朋友一个个都很年轻漂亮。邓一群看见她们就感觉自己还很青春。因为肖如玉的关系，他和她们之间不再有什么距离。他喜欢和年轻女性之间消除距离。
谈琴对男友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她将来是个贤妻良母。邓一群就想：可惜自己已经结婚了，否则他倒是可以追一追她。如果，他追上了小谈，那么他的婚姻生活一定要比和肖如玉在一起幸福。对此，他深信不疑。
可是，当初他为什么没有追她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显然，问题不在于自己错失了机会，而是那时没有勇气。没有勇气的原因：一是受到了田小悦同志的打击，二是自己觉得与小谈有距离。那么现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了呢？现在他就同小谈相配了吗？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呀，改变的只是时间。是因为他娶上了肖如玉。肖如玉在他眼里远不是一个女人，她更是一种象征。
头脑里一扇沉重的钢铁大门訇然一响，一片蓝天。
豁然开朗了。
对于现实婚姻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去深究，而他一旦意识到了，就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可悲。无论怎样，他这样一个追求象征的人，生活还会幸福吗？事实上从建立关系的那天开始，他就已经开始感到不满足了。是的。一种东西的得到，是以牺牲另一种东西而作为代价的。他清楚这样的道理，但还是去做了。他不是不清楚，甚至可以说他比谁都清楚。那么，这样我在内心里是不是一个可怜虫？他在心里问自己。
邓一群突然间就感到了一种颓丧。如果肖如玉只是一种象征，一种阶级间身份不同的象征，那么他现在就已经完成了这种跨越。是的，他完成了。因为他现在居然有勇气作非分之想，潜意识里想去追求谈琴，那么，他今后所面临的又是怎样的道路呢？
他不敢想。只能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既然与肖如玉的婚姻已经成了他事业上前进的基石，他现在就要更加脚踏实地地在这块巨大基石的基础上去取得事业上更大的成功。与生存相比，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情）的浪漫损失就不算什么了。有得有失。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如果他通过这种非常安定的婚姻，而带来了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官场”）上的成功，那么他就不必有所遗憾。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没有谁去强求他。而且从某方面来说，他当时对和肖如玉的关系建立能否成功，还担心过。特别是在他发现肖如玉并不是处女，后来有一天当他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她马上就说：如果你在乎，我们可以马上分手。他那时难道不是马上就赔笑，打消她的想法吗？他说：“只是说说嘛，我相信你。再说这是九十年代了，谁还讲究这个？”如果说有错，那么这个问题的错，却不在肖如玉，而在于自己。
“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这句话是谁说的？没错。邓一群想到自己的选择，非常明确，非常功利。也就是只有功利的道路，才会这么明确。
如果说邓一群和谈琴过去还存在一些距离，那么现在邓一群则感觉不到了。作为一个已经结过婚的男人，在别人眼里，对年轻女子就没有了什么威胁。事实也许正好相反。
邓一群发现，谈琴对他非常友好。她在心里，对他甚至有一种崇敬。她以为他是非常能干的。的确，邓一群在工作表现上很是出色。当了科长的他，浑身的劲头更足了。谈琴在工作上总是很配合他。他用她的时候，感到非常得心应手。邓一群第一次感觉到男女工作上的那种默契而带来的快感。由工作，邓一群想到了别的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邓一群一直生活在岳父母家的阴影里。他感到一种压力，那种压力是无形的，但却无处不在。他感觉在他们眼里，自己永远是个农民。那就像红字，他是洗不去的。他改变不了。尽管事实上的他，今天已经成了城里人，但他的根还在乡下。另一方面，他的身上的确也还经常冒出很多农民的习气来。
上班后的邓一群有时忍不住把他内心的这种感受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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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群现在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了。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干部，在城里结了婚，算是真正扎了根。回想起当时他和葛素芹的事被机关里人发现后受到的那份嘲弄，今天想起来还是值得的。他是明智的。也可以说，是机关里人的嘲弄，及时地唤醒了他，使他迅速在短时间里和肖如玉亲和。断开和葛素芹的联系，对他并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因为，他内心里事实上早已经感觉到现实差距的存在，他没有第二个可能的选择。
新婚时的邓一群感到相当的幸福，知足了，与他的那些同学相比，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剩下还有什么好想的？那就是事业。
你要是一个演员，追求的就是演艺事业是否达到了高峰；你要是个科学家，就看你一辈子有没有重大发明；你要是个作家，重要的就是看你一辈子是否写出了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在机关里工作，所谓“事业”说穿了，就是仕途。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你在仕途上是否顺利，最终能到达一个什么位置。你要是能做到省长，那当然很了不起，你要是到了厅长，证明你的努力也是相当成功的，至少，你要成为一名处长。如果你在机关里干了一辈子，却还只是一个科长，那么可以说，你这一辈子就是白干了。能否当官，跟很多实际利益是相关的，比如工资、房子，甚至车子。到了厅一级，你上班时就不用总是蹬自行车了。机关行政科的老孙，才刚刚五十出头，可那长相看上去比退休六十多的老人还要苍老，脸上全是横一道竖一道的沟壑，累的，人不精明，又不会拍马，家里负担特别重，四口之家，住着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他的妻子是在郊县上班，于是老孙的家也就住得远。他就这样每天骑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光单程在路上的时间就要花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夏天，有两次邓一群在路上看到他，一头花白的头发，随风飘着，一件很旧的汗衫完全被汗水浸透了，紧紧地贴在后背上。
邓一群不想这样，他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树。有建树，自己就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谁不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几年的机关生活，邓一群耳濡目染，一些人为了上去，暗地里都在用功。科级干部想到处级，处级想到厅级，厅级也想要往更高的目标去奋斗。当然，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却不能不努力。
走仕途，是坐机关的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
现在，邓一群感到自己有了很好的现实基础，年龄上又是很大的优势，如果自己不去努力，那么他就是糟蹋了自己的才能，他想。
人人都可以看得出，结了婚后的邓一群比原来更热爱工作了，他对三科的工作格外认真。邓一群心里清楚，要提拔，必须有一定的工作实绩，一个人到了什么位置，绝不是浪得虚名。另外，他好好地表现对提拔他的领导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待。
刘志新副厅长和龚副厅长之间有些矛盾，邓一群感觉到了。计划处这一块工作从前年开始由刘副厅长分管，邓一群和刘副厅长也时有接触。刘志新可以说是个非常称职的领导，他对计划处的工作了如指掌。什么工作该做，什么工作要缓一缓，刘副厅长比几个处长更清楚。他就像个高明的棋手，知道什么棋子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最合适。可以说，这两年多来，计划处在机关里越发地醒目，与刘志新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邓一群对刘志新是怀有感激之情的，特别是那次处分的事，如果不是刘副厅长的一句话，也许他的档案里真的就会有一份处分。那样的后果真是不可想象。自从刘志新分管计划处以来，邓一群总是努力表现自己，他想要让他明白：他当年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而刘厅长对邓一群的工作也是满意的，夸奖之余，时不时地要同邓一群开一两句玩笑。有时，两人偶尔还会谈谈人生。邓一群感觉他心里还是有一种辛酸的东西。严格地说，刘副厅长并不适合从政。在机关里，刘志新是最没有威严的领导，因为他从不会板起脸来训人。谁要是做错了什么，他也绝不用大道理去批评，只是让那做错事的同志主动承担下来就算完。也许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副厅也就终结了，所以，他有时候表现得就像一个小孩。有时候他常有惊人之语，说什么一等人才做学问，二等人才做教师，三等人才去当官。计划处的处长和下属们听了就笑，一起批评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你们不知道当官的累，要不我跟你们换换。”下面一起喊“要不得”中午，他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有时开饭时间延长，他也像一般机关人员一样表示不满，使劲敲打饭盒，只是他敲打出来的是音乐的声音，而且还是西洋音乐，前后的人听不懂，他就介绍说，这是什么圆舞曲，这是什么咏叹调，等等。吃了饭就网罗人打牌。他打牌时特别容易激动，常常为了一张牌而争得满脸通红，全然没有厅长的架子。有时，眼看输了牌，就作弊，偷牌，没有被发现，得意得不得了；被对手发现，先是千方百计地抵赖、狡辩，一旦关键被揭穿，立即乐得前俯后仰。那笑声，整条走廊上都能听见。
作为机关里的一般群众，最愿意接触的也就是刘志新了。邓一群也喜欢刘志新，不仅因为过去刘志新对他有恩，关键是后来他们还成了一对牌友。在机关里，邓一群的牌技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头脑灵活，而且记性很好，一局牌下来，他能清楚地记得整个牌路过程。省级机关有时举办打牌比赛，邓一群常常能得个什么奖回来，运气再糟糕，至少也是三等奖，绝无落空的时候。有时出差，刘副厅长也喜欢带上邓一群，一方面在工作上，邓一群很能理解领导的意图，另一方面晚上打牌可以联成对手。刘志新不会跳舞，所以，有时下到市里，晚上只能搞点打牌活动。邓一群很喜欢陪着刘志新。
在周润南没退之前，龚长庚和刘志新之间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矛盾。那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周润南和龚长庚之间。但当龚长庚一旦成了主要负责人后，他们中的裂痕就在不知不觉中增大了。这里面的原因，外人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邓一群知道这一隐情是因为那个下午周润南打电话问他关于机械厅上报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材料情况，邓一群回说刘厅长还没最后签字，龚长庚听了“叭”的一下生气地挂下了话筒。一分钟后，龚厅长又打来电话，让邓一群到他办公室里去，邓一群进了他的办公室，小心地关上门。龚厅长说：“小邓你把材料准备好，送我一份。”邓一群说：“好的，龚厅长。”
他该听谁的？当然是龚厅长。这份材料厅里已经研究过好多次了，虽然最后有了初步意见，但反对的意见并不小。龚厅长鼓励省属新桥机械厂上一个新项目。所有的设备也都在一年前看过了，由韩国的一家机械公司提供。刘副厅长看后却认为韩国公司的那套is标准有一定的问题，比较而言，他更觉得德国公司的要好。回来后他和省计经委的同志联系，发现计经委整个对这一项目并不看好。于是，他就把原准备马上上报计经委的材料压下来，叫邓一群和新桥机械厂联系，再找些材料来看看。
项目最终通过了，但龚刘之间的矛盾却加深了。龚对刘分管计划处的工作也越来越不放心。
邓一群在心里想：和刘副厅长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岳父母的家里，邓一群表现不错，尊老爱小，处处谦让，连保姆都说：“这个二姑爷人真好。”他正常上班下班，下了班就回来，要么看报纸、电视，要不就陪岳母说话。他和岳父之间说话很少，但他却表现得对他老人家很尊重。有时聊起来，就免不了要向老人家讨教人生的经验。其实邓一群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他那个岳父哪里谈得上什么人生经验。能当那样级别的干部，说到底只是他运气好而已。有时候命运的确会偏爱某些人——尽管他本来还可以升得更高些，但就他本人的能力来说，这样已经确实偏得很了。他觉得要是他，肯定比他的岳父强。
肖家对邓一群是满意的。
邓一群埋头工作，有事拿不定主意就向处长们请示。刘厅长交待他的工作，事后他总会向龚厅长说。说的时候他总是一副无意、顺便的样子，而且轻描淡写。龚厅长自然心领神会。
三科就经常受到表扬。大家感觉里，这个邓一群比过去更能干了。而他自己也深信，如果给他更大的权力，他会干得更好，就像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他现在才是一名科长，他一定要努力，成为一名处长、厅长。
有时，邓一群也感到那么一点不幸福，虽然他当了一科之长，但在肖如玉家里并没有地位。除了听话能让她的父母们满意外，他们觉得他身上还有很多缺点。比如有时做事做得不是很好，等等。有了缺点，就要批评。所以，他们是乐于进行批评的。肖如玉也喜欢批评他。被批评的邓一群常常是以笑脸相迎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虚心使人进步。这句话他记住了。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对邓一群来说，却非常敏感。
谈琴进修回来了。与过去的文凭相比，现在升了一级。如今已经是本科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本科是怎么回事——单位出钱，学校走一个形式（保证你能毕业，这是现金交易）。一个红本本。就像你到一个单位去交钱，收了钱的人会开给你一张收据。现在大学也是穷疯了，想方设法捞钱。这样的文凭不值钱，但是这在机关里却是需要的。专科文凭已经吃不开了。进修回来的谈琴显得比过去漂亮多了，白了，水灵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注意了衣着。她变得越来越洋气。刚进机关的时候，大家都夸她朴素。中国人在内心里一直认为朴素是一种美德。现在看来朴素也并不是她的本质，至少是她自己不再要求像过去那样朴素了。谁都看得出来，她很懂得美，很会打扮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才发现她的男友不再来找她了，也听不到打电话来。终于有一天机关里面有人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告吹了。
看上去非常好的一对，怎么就吹了呢？谈琴虽然现在洋气了，但她并不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一般而言，她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她是个多好的女孩子啊。那么，提出分手的忘恩负义者肯定是那个研究生了。心里就有点替她叫不平。不好理解。谁娶上谈琴应该是非常有福气的人。小谈不但人长得好看，性格又好，永远是绵绵的，柔柔的。不过世上男女的事情说不清，尤其是年轻人。邓一群对这样的感慨也很同意。他是过来人了，就有了发言的权利。
作为科长的邓一群看到谈琴有一阵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做完了手上的工作，就默默地看那些印刷精美的时装杂志，不多说话。他心里倒是很想去关心她一下，但是想想还是作罢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处，难以对外人言说。过去他和肖如玉恋爱的时候，谈琴倒是时不时询问他们进展的情况，有时还要调侃两句，说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哪里知道邓一群看中肖如玉不过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与爱情的选择相距很远。他和肖如玉一天也没有浪漫过。所以，肖如玉结婚后经常要说邓一群这人无趣。
与肖如玉的婚姻，是邓一群前进的基石。他站在这块巨大的基石上，希望能干出些成绩来。因此，结婚以后他就很少陪肖如玉去玩。肖如玉喜欢玩，结婚以后她仍然想去打保龄球、游泳、跳舞。而这里面除了偶尔去跳舞，其他都是邓一群所不喜欢的。跳舞时肖如玉总有一帮朋友，男男女女，而那个伴娘黄晓云必在其中。她的那些女朋友一个个都很年轻漂亮。邓一群看见她们就感觉自己还很青春。因为肖如玉的关系，他和她们之间不再有什么距离。他喜欢和年轻女性之间消除距离。
谈琴对男友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她将来是个贤妻良母。邓一群就想：可惜自己已经结婚了，否则他倒是可以追一追她。如果，他追上了小谈，那么他的婚姻生活一定要比和肖如玉在一起幸福。对此，他深信不疑。
可是，当初他为什么没有追她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显然，问题不在于自己错失了机会，而是那时没有勇气。没有勇气的原因：一是受到了田小悦同志的打击，二是自己觉得与小谈有距离。那么现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了呢？现在他就同小谈相配了吗？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呀，改变的只是时间。是因为他娶上了肖如玉。肖如玉在他眼里远不是一个女人，她更是一种象征。
头脑里一扇沉重的钢铁大门訇然一响，一片蓝天。
豁然开朗了。
对于现实婚姻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但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去深究，而他一旦意识到了，就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可悲。无论怎样，他这样一个追求象征的人，生活还会幸福吗？事实上从建立关系的那天开始，他就已经开始感到不满足了。是的。一种东西的得到，是以牺牲另一种东西而作为代价的。他清楚这样的道理，但还是去做了。他不是不清楚，甚至可以说他比谁都清楚。那么，这样我在内心里是不是一个可怜虫？他在心里问自己。
邓一群突然间就感到了一种颓丧。如果肖如玉只是一种象征，一种阶级间身份不同的象征，那么他现在就已经完成了这种跨越。是的，他完成了。因为他现在居然有勇气作非分之想，潜意识里想去追求谈琴，那么，他今后所面临的又是怎样的道路呢？
他不敢想。只能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既然与肖如玉的婚姻已经成了他事业上前进的基石，他现在就要更加脚踏实地地在这块巨大基石的基础上去取得事业上更大的成功。与生存相比，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情）的浪漫损失就不算什么了。有得有失。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如果他通过这种非常安定的婚姻，而带来了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官场”）上的成功，那么他就不必有所遗憾。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没有谁去强求他。而且从某方面来说，他当时对和肖如玉的关系建立能否成功，还担心过。特别是在他发现肖如玉并不是处女，后来有一天当他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她马上就说：如果你在乎，我们可以马上分手。他那时难道不是马上就赔笑，打消她的想法吗？他说：“只是说说嘛，我相信你。再说这是九十年代了，谁还讲究这个？”如果说有错，那么这个问题的错，却不在肖如玉，而在于自己。
“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这句话是谁说的？没错。邓一群想到自己的选择，非常明确，非常功利。也就是只有功利的道路，才会这么明确。
如果说邓一群和谈琴过去还存在一些距离，那么现在邓一群则感觉不到了。作为一个已经结过婚的男人，在别人眼里，对年轻女子就没有了什么威胁。事实也许正好相反。
邓一群发现，谈琴对他非常友好。她在心里，对他甚至有一种崇敬。她以为他是非常能干的。的确，邓一群在工作表现上很是出色。当了科长的他，浑身的劲头更足了。谈琴在工作上总是很配合他。他用她的时候，感到非常得心应手。邓一群第一次感觉到男女工作上的那种默契而带来的快感。由工作，邓一群想到了别的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邓一群一直生活在岳父母家的阴影里。他感到一种压力，那种压力是无形的，但却无处不在。他感觉在他们眼里，自己永远是个农民。那就像红字，他是洗不去的。他改变不了。尽管事实上的他，今天已经成了城里人，但他的根还在乡下。另一方面，他的身上的确也还经常冒出很多农民的习气来。
上班后的邓一群有时忍不住把他内心的这种感受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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