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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冷静下来一分析，大家对曹月芳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表示了相当的疑惑=听他这么一说，劳爷几乎就成了一个“偏执、多疑、焦躁又极其自恋”的人。而这个人挣扎了几十年，最终被自己一生遭遇的坎坷、理想、追求所“扭曲”在临近退休时，个人欲望又一次恶性膨张，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个他无法承担的使命.在再一次遭遇了一连串无法排解的矛盾和问题以后，导致了精神崩溃.最终让自己走进了牛角尖里包括劳爷自认为的那个“谋杀”.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他心态发生一连串畸变后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而他的死，则很可能是“自杀”造成的
这怎么可能？
这个曹月芳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为此，赵五六要求邵长水尽快再技寿泰求深谈一次，以核实曹月芳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告诉了邵长水一个新的情况：前些日子，他把劳爷的那个“红鳟鱼”记事本和邵长水破译的“密文”一并送交公安部技术鉴定中心去做了个鉴定，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认可邵长水的破译。但是，他们对这份密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份‘遗嘱’书写的时间.间隔劳爷出事的时间，至少也应该在三四个月以上。”
“事发前三四个月，劳爷就写下了这份‘密件’？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是的，据鉴定，至少也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如果这份密件真是劳爷被撞死前三个月，或更早一些时候写的，这就说明，一，他在出事前的三四个月，和陶里根某些人的矛盾就激化了。否则他不会产生自己可能被谋害的预感。那时候，他去陶里根的时间还不太长。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到非要写下这一类的“遗言”不可？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对方加害劳爷的意图拖延了三四个月才实施？三，如果这个鉴定结论是准确的，这倒有助于理解名单里的那些同志态度为什么会从劳爷所说的“热衷”于此事，变成目前的“淡漠”也就是说，这几个月期间，在劳爷和这些同志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促使这些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需要追问的是，
这几个月间，在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
两天后，邵长水紧急约见寿泰求，这回，寿泰求没再找理由推拒，也没去任何一家茶馆和饭店，而是把寿泰求直接约到龙湾路八十八号来了；并婉转地向寿泰求提了个要求，希望他自己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谈话前，邵长水还到省委组织部去了解了一下寿泰求的现实表现情况。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在从陶里
根调出的那么些干部中，历次考评，寿的综合得分都名列前茅。在“廉洁自律”方面，省纪委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那天，寿泰求应诺只身一人来了。
也许是因为这阶段忙于筹备那个轴承集团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为外人难以猜测的原因，比上一回见面时，寿泰求不仅瘦了，还显得有些“老”了。脸色、神情都不如上回那么光鲜精神，甚至连衬衣领子都显得不如上回的坚挺干净。
“我是不是瘦了？”一见面，还不等入座，寿泰求就迫不及待地这么询问。显然他对自己近期的健康状况，挺有些忧虑。
“还行吧”邵长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道“减肥呢？”
“减啥肥？！大夫说我血糖有点高”寿泰求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你可真得注点意了。吃得太好。营养过剩，活动量不够，心神过于疲劳，内分泌失调，急速消瘦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和典型症状。得少搓一点大盘子了。”邵长水笑道。
“您还挺懂？”寿泰求不经意地挪揄道。
“嗨，干我们刑侦这一行的，啥都得懂一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不懂还真不行。”
“您过去是搞刑事侦查的？”寿泰求问：
“啥叫‘过去是’？现在还是。”邵长水笑道。
“哦”寿泰求眼睛里忽然本能地掠过一绺黯淡的神情。一般人总是认为刑警是跟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所以让刑警找上门来谈话，总不是件好事。这使寿泰求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压抑和不快。而后有一小会儿工夫！他没再作声；而后又突然抬起头来问：“今天我们怎么谈？”
“谈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您能把手机关掉一个小时吗？要不我们还真谈不痛快：”邵长水略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今天我这手机不能关。”寿泰求立即拒绝了“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今天不带秘书。所以，我的手机就不能再关了。集团那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
“那行那行：还是别影响了您那边的工作。您就随意吧。我们想了解劳爷在陶里根期间的真实情况.您跟他接触比较多。现在外头对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说谋杀的.说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的，再就是说自杀的。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劳东林。您觉得他的死是怎么造成的？”
“我能先不对他的死定性吗？”
“可以可以。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
“上一回我谈到劳爷后期内心挺痛苦的”
“是的，谈到这儿您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有顾虑。”
“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们把事情说说清楚。否则真的非常对不起劳爷也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一趟又一趟的辛苦。所以，今天你们即便不找我，这几天里我也会找你们好好地聊一聊。当然，我只能谈谈我所了解的劳东林。这里难免就会有些以偏概全，也可能会有顾头不顾尾的现象。另外，我声明一下，今天我带了个录音机。这样一个正式的谈话，我也想留个底，完全没有别的用意。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录音了。”这样，寿泰求很平缓地，显然又是很有准备地开始了他长篇的忆述。
“我和劳爷是好朋友。一个老警察和一个年轻的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居然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也许会让你们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俩的确是好朋友，而且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好朋友。我不需要他替我上局子里去捞人，也不需要他托人去替我买驾本儿。他也不需要我替他在厂子里安排亲戚就业。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需求。双方都不在对方身上‘寻租’。这种关系，现如今很难得。所以说，我一直挺珍惜我们之间的这点关系。先说说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吧。其实我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时候我们二分厂出了一起命案，有个老工人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捅死在厂外一个废弃的排水沟里。劳爷奉命来破这个案，我们就认识了。从表面上看，他跟别的刑警没啥两样，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说话做事还稍稍端着一点架子，有时一张嘴还挺冲人。初一接触，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但往深里一接触，我觉得他这人心里真有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我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业务上确实行，也就是说他手上那点活儿确买漂亮，让人不佩服都不行。就说我们二分厂那个案子，原先是市局刑侦大队的人在破。折腾了一个来月，没整出啥头绪，他们才把劳爷搬来了。那老工人被捅死后，被塞进一个蛇皮袋，丢在那排水沟里的。大伙儿一致认为发现尸体的地方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方面我是个大外行，不懂。据当时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说，找到第一现场，对侦破这个案子至关重要。是这样吗？”
“是这样。”邵长水答道。
“弃尸现场周围是繁杂的居民区。全是六七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区。当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工人。现在，居民成分就很复杂了。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出租房.清一色预制板结构的简易楼。街道狭窄，楼群密集，人口密度极高.旁子的隔音条件相当差。因此.他们判定杀人的第一现场不可能在附近。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杀人，再移尸，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组织了大量警力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排查空房、黑出租房、违章建筑旁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一无所获。于是准备把排查范围再扩大到方圆十公里。但这一扩大，工作量可就得翻好多倍。这决心非常不好下。正在犯难的时候，劳爷来了。劳爷仔细研究了现场勘查记录和遗留的物件——那个装尸体的蛇皮袋和捆彝尸体的绳索。他告诉市局的同志，就在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查吧.大概齐，能有个八九不离十。市局的同志听他这么说，太吃惊了.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相信。试着去查吧。不久果然在离弃尸现场并不太远的一幢简易楼里找到了杀人现场。后来劳爷解释.他是从装尸体的蛇皮袋和那根捆绑尸体的绳索上得到启发的。他在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个蛇皮袋的拉链是坏的，袋上还有破洞；而用绳索捆挷尸体时也捆得相当草率。丢尸现场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但握周围的居民反映，案发当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汽车声.因此凶手移尸时使用的运输工具可能是自行车或其他的人力、畜力车。如果运用这样的运输工具.又要从较远的地方往这儿弃尸.就不可能包扎得如此草率。反过来说，他包扎得如此草率随便.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他是就近扔弃的？还
有一点，如果杀人现场真的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以外，凶手在那么远的地方杀了人，他不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弃尸，却要返过头来往人多眼杂的市内丢.他犯啥傻呢？他不知道扛着一大袋死人，往繁华地段走有风险？难道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活腻了.愣提溜着自己的脑袋往枪口上撞？不会吧。所以，他判断这个杀人现场离弃尸现场应该不会太远，估计下来也就几百米吧：你瞧，这事让劳爷这么一说，又简单，又明了。据说像这一类点石成金、芝麻开门的事，在他一生中比比皆是。我就敬佩这种埋头干实事，只要一出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说，世界是靠这样的人支撑着的。
“我说他‘心里有玩意儿’的第二个理由就有些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有点说它不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现代的一些人。‘文革’时期我们出了一批‘政治动物’，这二十来年又出了一大批‘经济动物’。当年，一个劲儿地走极端，把政治强调到绝对中心的位置，把几亿人的注意力全转移到你整我、我整你上，耽误了强国富民；但反过来，如果再一次走极端，在人们的心灵中，完全用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取代一切，难道就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群人——请你们注意，我这儿说的是‘一群人’，其实单个的人也一样，不管是谁，缺失了信仰和灵魂，干啥都是持久不了了的，都会形成泡沫。而只要是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的，只不过早点晚点罢了。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一大批‘泡沫人’。在缺失了信仰和灵魂以后，在失去了人之所以是人的根基以后，在我们周围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泡沫人’。他们一个劲儿地追求浮在浪尖上涌动的那种生存感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他们使这个世界显得那么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对于他们来说，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和‘持久’，‘眼前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就是一切。他们拼命享受着眼前这个‘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除了这点‘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其他的一切，对于他们来
说都算不了什么。但你仔细瞧一瞧，除了这一时间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以外，他们给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任何真东西。如果，他们只是海面上薄薄的一层，那倒也无所大碍了。但万一这‘海洋’中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都堆积的是这一类的‘泡沫’，那就可怕了
“我说劳爷‘心里有玩意儿’，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不是那种‘泡沫人’，他不仅不是‘泡沫人’.而且还是一个有非常根基的人、活得极认真的人。他去陶里根以后.我们曾长谈过几次。每次长谈，都让我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激荡和变化。这一点确确实实让我惊叹。他真是活得太认真了.也太累了。现在别说像他那年纪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或者比我还要年轻得多的，都活碍不那么认真了，都不会把周边发生的事太当一回事了。
“我跟他第一次长谈是在他辞职去淘里根后的两三个星期。那时，天已经渐渐地冷了，陶里根那边好像都下过头一场雪了。(它那边下雪，一般要比省城这边早二十天左右。)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想见见我，跟我聊一聊。我问他是在陶里根呢，还是在哪儿。他说他已经到省城了，是昨天到的。我说，你昨天到的，为什么今天才给我打电话？他说，昨天晚间在一家饭店里给妻子做生日来着。我说，给嫂子过生日，你不通知我。你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他忙解释说，昨天过生日的是池前妻，不是目前的这一位。我说，如果是前妻，那就更应该通知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要见见你的那两位前妻。不少人告诉我说，你几位前妻，论人品、长相、工作能力，都相当不错，也不知道为啥，你把人家都‘甩’了。他忙说，不是我甩的。我们是友好分手的，绝对是友好分手的。你看，我们至今还相敬如宾着哩.还在一起祝贺对方的生日。我说，那就更得让我见见了：他忙说.免了免了。我说，人家这已经不是你老婆了，你免个啥呀？他还是说。免了免了。我说我一定要见。他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其实昨天过生日的那一位，你经常见到。我忙问，谁啊，我还经常见？他说.她就在你们轴承厂干着哩。我再问，他就死活不肯说了。我后来才‘查清’，他那位我经常能见到的前妻，原来就是我三分厂的工会主席。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他一直不告诉我她的这点身份关系，是不想增加我额外的负担.不想为难我=其实人家在厂子里于得挺不错的，根本用不着我额外的提携或照颐：
“那次他来，主要是来跟我核实有关顾代省长和祝磊的某些情况的”
邵长水问：“他跟你说了他去陶里根的真实目的了吗？”
“说了。但说得比较隐晦。”
“明说了是去调查顾代省长问题的？”
“那倒没有。只说是去了解一些领导的情况。”
“哦”“那天他说，想要请我帮他排除一个疑问。他说他在陶里根待了这么些日子，受到很大的震撼，但得到的情况，相互之问却又非常矛盾。在有些人嘴里，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简直就跟一枝花一样，无比优秀，无比杰出，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了。但也有人把他说成一个凶恶的霸主，独断专行，蛮横不讲理，且又为所欲为。有人说他大有功于陶里根，是陶里根历史上最有开拓精神、最有作为的父母官，开创了陶里根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但也有人说他是陶里根历史上最会做秀、最会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只顾树立个人政绩形象而不顾百姓死活、并给继任者留下一大堆难以弥补的财政黑洞的政客他说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并且向我保证，我那天跟他说的任何情况，他都会替我保密。而且是绝对保密。
“当时我沉吟了一下，笑着回答他：‘你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人，会相信谁的口头保证吗？’
“他立马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可以给你立书面保证。’
“我又笑道：‘我要你写书面保证，那我俩还能算是铁哥儿们？’
“他马上无奈地摊开双手问：‘那你说咋办？’
“我苦笑着回答道：‘咋办？今天你压根儿就不该这么来为难我。’
“他说：‘你实事求是地说，是啥样就说啥样，有啥为难的？’
“我又苦笑着长叹一口气说道：‘实事求是？说得轻巧。你这是逼我在刀尖上跳舞，在悬崖上走钢丝哩。’
“他马上又流露出他的那种不高兴了，说道：‘没人逼你干啥。说不说，完全由你。’
“当然，那天我还是跟他说了我对顾这个人的看法。我跟他说，信不信由你，顾立源的确是陶里根现当代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一个最富有开拓精神、最有实际作为的父母官，可以说是他开创了陶里根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他又的确是优秀的、杰出的，是萌生在我们高纬度黑土地上一朵不可多得的‘奇葩’。虽然还不能说他‘无与伦比’——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只比我大六七岁。伦比不伦比，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但是，你想啊，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走上正省部级岗位了，了不得啊。完全是一个奇迹、陶里根的一个骄傲。但我又要告诉你，他确实又是独断专行的.有时候也确实是蛮不讲理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为昕欲为’的。但绝对不能说他是一个‘凶恶的霸主’；更不能说他只是在做秀，只是在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陶里根从一个破县穷县无人问津的边境小县，变成边贸、观光旅游的重要口岸，众目睽睽之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地级市，gdp直逼省内一些副省级大市。这些年来，可以说星光熠熠，有口皆碑这些变化的取得.的确是他主政陶里根阶段确立和完成的：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要影响陶里根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发展道路的东西：
“那天我对劳爷说，现在很多人对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有怀疑，说穿了主要是怀疑池跟远东盛唐的老总饶上都的那点关系，怀疑他和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关系。我本人就是被那些人打入‘陶里根集团’黑名单的。其实这些同志真是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他们只知道顾立源是靠那个‘边贸权’事件‘发迹’的。其实发生那个‘边贸权’事件后，等中央领导一走，顾立源的日子一下变得非常窘迫和艰难，而且这种窘迫、艰难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对间。为什么？陶里根这地方穷，但大伙都穷惯了.悠闲惯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父母官和普通百姓，都挺认可这个‘穷’的。现在说起来这是一件挺可怕、也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会认可穷.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就一直这么穷了下来。同样是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这穷日子还过得挺悠闲，挺‘有滋有味’的。用大伙的话来说，我们虽然穷，但也没那么些烦心事。串个门啊，上江里去打个鱼，炖上一锅汤，再拿玉米面贴上十来个饼子，从酸菜坛子里捞一大碗酸菜，等那边太阳一落山，这边全家人已经热热和和喝上了吃上了陶里根西部山区还出一种野果子，叫‘壳里红’，酸涩酸涩，却特别提神。据说这里头还含有一种良性的兴奋剂成分，会让人上瘾，但不伤身体。你看一人秋，陶里根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晾着一串串焦黄颜色的小果子。掰开那壳儿，里头有几瓣血红血红的果肉。等大雪封盖住了这个世界，几个熟人凑在火炉旁，沏上一壶酽茶，吧唧吧唧嚼着这血红血红的果肉，有聊没聊地聊上大半天，聊上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再一个冬天聊上一辈子上街上一走，见到的净是牙口暗红的熟人。到机关里一坐，半天也不一定有一个电话铃响。月底万一领不到工资，大伙也不用发愁，这是国家欠下的，党欠下的，都替你存着哩。无非就是存在了‘无锡(息)银行’里罢了，总有一天会发还给你的。况且也不是你一个人没领着，全都没领着哩，连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账上打的都是白条。只要山里还结着‘壳里红’，江里还蹦哒着鱼，粮袋里还剩着玉米面，大坛子里还腌着酸白菜只要大雪没压塌了烟囱，炉子里还有最后一块柴火在熊熊燃烧，这日子咋过不是个过？咋过不都是一辈子？！但现在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年轻人，议论什么‘边贸权，问题。这‘边贸权’是你随随便便能耍的吗？闹得不好，就牵涉国格人格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你能干，我也能干，还要外交部外经贸部干啥？真是的！但没过太长的时间，上头还正经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让陶里根进行边贸权下放的‘试点工作’。上头图省心。只说让你‘试点’，让你‘摸着石头’去过河。可河里的石头多了去了。到底要去摸哪块石头才能顺顺当当地过那河，他却不说了。他不说，我们咋干？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在边境地区工作多年，深知边境地区点点滴滴都跟外交、跟‘对敌斗争’联系着。而敬爱的周总埋说过，外交战线无小事。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负责任的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你顾立源！你说这让人‘烦心不烦心’！这段日子里，顾立源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说啥的都有。红头文件下发两三个月，县里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动。省里老书记再三打电话催问试点情况，还询问那个姓颐的小年轻的情况，把县里几位领导‘逼’得实在没辙了.县长把顾立源找到办公室，说，你现在出足风头了，在老书记那儿都挂上号了，你说吧，这个边贸权.咱们咋个试法？顾立源说，让我想想县长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会儿才开始‘想想’？早干吗去了？你当时给老书记递小条儿的时候咋不想好了再递？你这一递.好嘛，你出名了，把我们全逼到绝路上去了。县里研究定了，这第一笔生意你去做。你给我立军令状。成了，我替你总结经验上报；败了，你承担全部责任。谈完话，给他五千元启动资金.五个从县政府机关分流下岗的中老年干部，由他牵头，独立创办一个‘陶里根边贸有限公司’，去进行这个试点。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县里使的这一招，实在是太高明了。万一事情真成了，是他们与时俱进，大胆支持新生事物，启用年轻人，推进了改革；假如失败了呢！责任全在这个姓顾的小子和他的公司头上，县里的损失也就是这五千元现金，但却又借机把这个给县里捅下大娄子的‘出头椽子’给变相地开除了，还让他带走了五个下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个下岗分流的干部哭天抹泪地谁也不愿上顾立源那个‘边贸公司’去报到，谁也不愿跟这个‘傻小子’一起去承担这责任：拿着五千元的承诺，顾立源足足有好几晚上没法入睡。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维系在这一着上了。他坚信陶里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边贸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坚信边境贸易能把这个沉寂了千数百年的边境穷县方方面面的经济潜力激活起来。但第一笔生意到底找谁去做，拿什么去做，做什么才能真正有利可雷。他不是学经济的，也从没做过生意，再说，区区五千元.真是只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开做，他还得去找资金。可是县城里所有银行的领导那些日子里忽然间都‘出差’了，只要听说顾立源找他们谈贷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包括机关里的那些同事，平时都很熟，跟你谈什么都可以说是谈‘边贸’.对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顾立源纠缠上了，以后要跟他一起来分担这个‘责任’。当时愿意走近顾立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祝磊，另一个就是饶上都。祝磊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分回陶里根以后，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因为同是大学毕业后不得志而分回陶里根来的，他俩平时就有不少的接触。祝磊研究生毕业时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试论我国高纬度地区边境贸易的现状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边境两边互通有无，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第一份跟对岸进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为顾立源策划的。而饶上都倒卖倒买所谓的名犬时攒了些钱；另外，他在对岸生意界和政府里也有一帮子熟人。他愿意把这些钱和关系，作为‘资源’都拿出来供顾立源使用，条件只有一个：将来如果赚了，请还本付息。‘如果赔了呢？’顾立源当时这样问他。‘赔了，就算我交您这么个朋友付的手续费。’饶上都这么回答。后来租船的钱，买酒和水果的钱，雇船工和搬运工的钱，在对岸疏通关系请客送礼的钱全都是饶上都掏的。饶上都甚至还答应了顾立源这样一个极为苛刻的，不仅‘不平等’，而且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约定：整个过程中，饶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参与了这件事。也就是说，花了他的钱，还不许他对人说这钱是他的。饶上都明白顾立源这么做的原因：饶有前科，政治上有污点。如果一开始就让人知道此事有饶的参与，而且是资金的主要投入者，那么，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压力，很可能就会使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对顾立源提出的这一切，饶上都全应承了。这让顾立源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对用不用饶上都的钱，跟不跟饶上都这样的人打交道，顾立源是犹豫再三的。要把对自己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跟一个坐过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块儿，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且还要有一点大智慧和大决断力。对于顾立源来说，当时已是别无选择。干成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干成这样一档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后顾地花了饶上都的这一大笔钱。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事情干成后所形成的轰动效应，居然使万分激动的陶里根人都无暇去追问顾立源当时是从谁腰包里掏出钱来运作这一切的
“十年后，人们渐渐冷静下来，有人开始追问顾立源跟饶上都的这种种关系，也有人跟顾立源打趣道：‘你小子当年胆儿够大的。刑满释放分子的钱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顾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愿花刑满释放分子的钱。我也.愿意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的钱：但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当时让我花你们的钱吗？’
“顾立源这人讲情义；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饶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干劲儿和聪明劲儿.甚至还可以说看上了他那点‘油劲儿’；虽然是个外来户，但又愿意扎根落户在陶里根。而这些年来.这样的人在陶里根越来越少了：只要有一点能耐有一点办法的.都想方设法往大中城市跑：据于以上这些因素，顾立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设法报答这个饶上都，并有意地为他创造了许多于事的机会和条件。包括那个副市长祝磊，也包括外头盛传的所谓的‘陶里根集团’，他们和顾主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这么历史地形成的。就说那个‘玛里根集团’吧，主要是差不多时间跟顾立源似的从各大学毕业返回陶里根的一批年轻人。当时的这
批大学生还比较‘憨’。比较‘傻’，经不住人家三说两劝地，就回家乡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来了。在他们以后，更年轻的一拨又一拨孩子，从陶里根考出去以后.你看还有谁回陶里根的？大学毕了业，宁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临工，谋个啥自由职业的混混，也不愿回陶里根。因此当初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在当地就成了宝贝。顾立源一掌权.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同龄人拢到了自己身边，委以了重任。但他也不是只用那批大学生。你看我，年龄比他们小六七岁七八岁.拿的只是电大的文凭，不论从哪方面衡量，都是一个土八路.可顾立源不照样起用了我吗？我说到这儿，劳爷马上反驳道：‘这归根结底跟你是陶里根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我又举了饶上都的例子回驳他：‘那你说他看好饶上都是因为什么？饶上都总不是羯里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顾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里头，但谁当政，不用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人？用你是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么敢放手让你去做事？你不亲近他，他怎么放心让你去替他做事？举贤不避亲，古已有之嘛。’
“听我说了这一大段话以后，劳爷呆在那儿，坐了好大一会儿，才低声地问道：‘那么，照你这么说，顾代省长在陶里根时期，十全十美了？可我听到的反映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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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冷静下来一分析，大家对曹月芳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表示了相当的疑惑=听他这么一说，劳爷几乎就成了一个“偏执、多疑、焦躁又极其自恋”的人。而这个人挣扎了几十年，最终被自己一生遭遇的坎坷、理想、追求所“扭曲”在临近退休时，个人欲望又一次恶性膨张，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个他无法承担的使命.在再一次遭遇了一连串无法排解的矛盾和问题以后，导致了精神崩溃.最终让自己走进了牛角尖里包括劳爷自认为的那个“谋杀”.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他心态发生一连串畸变后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而他的死，则很可能是“自杀”造成的
这怎么可能？
这个曹月芳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为此，赵五六要求邵长水尽快再技寿泰求深谈一次，以核实曹月芳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告诉了邵长水一个新的情况：前些日子，他把劳爷的那个“红鳟鱼”记事本和邵长水破译的“密文”一并送交公安部技术鉴定中心去做了个鉴定，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认可邵长水的破译。但是，他们对这份密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份‘遗嘱’书写的时间.间隔劳爷出事的时间，至少也应该在三四个月以上。”
“事发前三四个月，劳爷就写下了这份‘密件’？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是的，据鉴定，至少也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如果这份密件真是劳爷被撞死前三个月，或更早一些时候写的，这就说明，一，他在出事前的三四个月，和陶里根某些人的矛盾就激化了。否则他不会产生自己可能被谋害的预感。那时候，他去陶里根的时间还不太长。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到非要写下这一类的“遗言”不可？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对方加害劳爷的意图拖延了三四个月才实施？三，如果这个鉴定结论是准确的，这倒有助于理解名单里的那些同志态度为什么会从劳爷所说的“热衷”于此事，变成目前的“淡漠”也就是说，这几个月期间，在劳爷和这些同志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促使这些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需要追问的是，
这几个月间，在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
两天后，邵长水紧急约见寿泰求，这回，寿泰求没再找理由推拒，也没去任何一家茶馆和饭店，而是把寿泰求直接约到龙湾路八十八号来了；并婉转地向寿泰求提了个要求，希望他自己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谈话前，邵长水还到省委组织部去了解了一下寿泰求的现实表现情况。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在从陶里
根调出的那么些干部中，历次考评，寿的综合得分都名列前茅。在“廉洁自律”方面，省纪委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那天，寿泰求应诺只身一人来了。
也许是因为这阶段忙于筹备那个轴承集团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为外人难以猜测的原因，比上一回见面时，寿泰求不仅瘦了，还显得有些“老”了。脸色、神情都不如上回那么光鲜精神，甚至连衬衣领子都显得不如上回的坚挺干净。
“我是不是瘦了？”一见面，还不等入座，寿泰求就迫不及待地这么询问。显然他对自己近期的健康状况，挺有些忧虑。
“还行吧”邵长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道“减肥呢？”
“减啥肥？！大夫说我血糖有点高”寿泰求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你可真得注点意了。吃得太好。营养过剩，活动量不够，心神过于疲劳，内分泌失调，急速消瘦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和典型症状。得少搓一点大盘子了。”邵长水笑道。
“您还挺懂？”寿泰求不经意地挪揄道。
“嗨，干我们刑侦这一行的，啥都得懂一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不懂还真不行。”
“您过去是搞刑事侦查的？”寿泰求问：
“啥叫‘过去是’？现在还是。”邵长水笑道。
“哦”寿泰求眼睛里忽然本能地掠过一绺黯淡的神情。一般人总是认为刑警是跟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所以让刑警找上门来谈话，总不是件好事。这使寿泰求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压抑和不快。而后有一小会儿工夫！他没再作声；而后又突然抬起头来问：“今天我们怎么谈？”
“谈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您能把手机关掉一个小时吗？要不我们还真谈不痛快：”邵长水略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今天我这手机不能关。”寿泰求立即拒绝了“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今天不带秘书。所以，我的手机就不能再关了。集团那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
“那行那行：还是别影响了您那边的工作。您就随意吧。我们想了解劳爷在陶里根期间的真实情况.您跟他接触比较多。现在外头对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说谋杀的.说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的，再就是说自杀的。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劳东林。您觉得他的死是怎么造成的？”
“我能先不对他的死定性吗？”
“可以可以。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
“上一回我谈到劳爷后期内心挺痛苦的”
“是的，谈到这儿您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有顾虑。”
“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们把事情说说清楚。否则真的非常对不起劳爷也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一趟又一趟的辛苦。所以，今天你们即便不找我，这几天里我也会找你们好好地聊一聊。当然，我只能谈谈我所了解的劳东林。这里难免就会有些以偏概全，也可能会有顾头不顾尾的现象。另外，我声明一下，今天我带了个录音机。这样一个正式的谈话，我也想留个底，完全没有别的用意。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录音了。”这样，寿泰求很平缓地，显然又是很有准备地开始了他长篇的忆述。
“我和劳爷是好朋友。一个老警察和一个年轻的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居然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也许会让你们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俩的确是好朋友，而且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好朋友。我不需要他替我上局子里去捞人，也不需要他托人去替我买驾本儿。他也不需要我替他在厂子里安排亲戚就业。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需求。双方都不在对方身上‘寻租’。这种关系，现如今很难得。所以说，我一直挺珍惜我们之间的这点关系。先说说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吧。其实我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时候我们二分厂出了一起命案，有个老工人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捅死在厂外一个废弃的排水沟里。劳爷奉命来破这个案，我们就认识了。从表面上看，他跟别的刑警没啥两样，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说话做事还稍稍端着一点架子，有时一张嘴还挺冲人。初一接触，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但往深里一接触，我觉得他这人心里真有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我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业务上确实行，也就是说他手上那点活儿确买漂亮，让人不佩服都不行。就说我们二分厂那个案子，原先是市局刑侦大队的人在破。折腾了一个来月，没整出啥头绪，他们才把劳爷搬来了。那老工人被捅死后，被塞进一个蛇皮袋，丢在那排水沟里的。大伙儿一致认为发现尸体的地方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方面我是个大外行，不懂。据当时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说，找到第一现场，对侦破这个案子至关重要。是这样吗？”
“是这样。”邵长水答道。
“弃尸现场周围是繁杂的居民区。全是六七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区。当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工人。现在，居民成分就很复杂了。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出租房.清一色预制板结构的简易楼。街道狭窄，楼群密集，人口密度极高.旁子的隔音条件相当差。因此.他们判定杀人的第一现场不可能在附近。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杀人，再移尸，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组织了大量警力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排查空房、黑出租房、违章建筑旁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一无所获。于是准备把排查范围再扩大到方圆十公里。但这一扩大，工作量可就得翻好多倍。这决心非常不好下。正在犯难的时候，劳爷来了。劳爷仔细研究了现场勘查记录和遗留的物件——那个装尸体的蛇皮袋和捆彝尸体的绳索。他告诉市局的同志，就在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查吧.大概齐，能有个八九不离十。市局的同志听他这么说，太吃惊了.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相信。试着去查吧。不久果然在离弃尸现场并不太远的一幢简易楼里找到了杀人现场。后来劳爷解释.他是从装尸体的蛇皮袋和那根捆绑尸体的绳索上得到启发的。他在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个蛇皮袋的拉链是坏的，袋上还有破洞；而用绳索捆挷尸体时也捆得相当草率。丢尸现场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但握周围的居民反映，案发当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汽车声.因此凶手移尸时使用的运输工具可能是自行车或其他的人力、畜力车。如果运用这样的运输工具.又要从较远的地方往这儿弃尸.就不可能包扎得如此草率。反过来说，他包扎得如此草率随便.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他是就近扔弃的？还
有一点，如果杀人现场真的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以外，凶手在那么远的地方杀了人，他不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弃尸，却要返过头来往人多眼杂的市内丢.他犯啥傻呢？他不知道扛着一大袋死人，往繁华地段走有风险？难道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活腻了.愣提溜着自己的脑袋往枪口上撞？不会吧。所以，他判断这个杀人现场离弃尸现场应该不会太远，估计下来也就几百米吧：你瞧，这事让劳爷这么一说，又简单，又明了。据说像这一类点石成金、芝麻开门的事，在他一生中比比皆是。我就敬佩这种埋头干实事，只要一出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说，世界是靠这样的人支撑着的。
“我说他‘心里有玩意儿’的第二个理由就有些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有点说它不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现代的一些人。‘文革’时期我们出了一批‘政治动物’，这二十来年又出了一大批‘经济动物’。当年，一个劲儿地走极端，把政治强调到绝对中心的位置，把几亿人的注意力全转移到你整我、我整你上，耽误了强国富民；但反过来，如果再一次走极端，在人们的心灵中，完全用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取代一切，难道就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群人——请你们注意，我这儿说的是‘一群人’，其实单个的人也一样，不管是谁，缺失了信仰和灵魂，干啥都是持久不了了的，都会形成泡沫。而只要是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的，只不过早点晚点罢了。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一大批‘泡沫人’。在缺失了信仰和灵魂以后，在失去了人之所以是人的根基以后，在我们周围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泡沫人’。他们一个劲儿地追求浮在浪尖上涌动的那种生存感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他们使这个世界显得那么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对于他们来说，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和‘持久’，‘眼前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就是一切。他们拼命享受着眼前这个‘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除了这点‘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其他的一切，对于他们来
说都算不了什么。但你仔细瞧一瞧，除了这一时间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以外，他们给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任何真东西。如果，他们只是海面上薄薄的一层，那倒也无所大碍了。但万一这‘海洋’中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都堆积的是这一类的‘泡沫’，那就可怕了
“我说劳爷‘心里有玩意儿’，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不是那种‘泡沫人’，他不仅不是‘泡沫人’.而且还是一个有非常根基的人、活得极认真的人。他去陶里根以后.我们曾长谈过几次。每次长谈，都让我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激荡和变化。这一点确确实实让我惊叹。他真是活得太认真了.也太累了。现在别说像他那年纪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或者比我还要年轻得多的，都活碍不那么认真了，都不会把周边发生的事太当一回事了。
“我跟他第一次长谈是在他辞职去淘里根后的两三个星期。那时，天已经渐渐地冷了，陶里根那边好像都下过头一场雪了。(它那边下雪，一般要比省城这边早二十天左右。)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想见见我，跟我聊一聊。我问他是在陶里根呢，还是在哪儿。他说他已经到省城了，是昨天到的。我说，你昨天到的，为什么今天才给我打电话？他说，昨天晚间在一家饭店里给妻子做生日来着。我说，给嫂子过生日，你不通知我。你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他忙解释说，昨天过生日的是池前妻，不是目前的这一位。我说，如果是前妻，那就更应该通知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要见见你的那两位前妻。不少人告诉我说，你几位前妻，论人品、长相、工作能力，都相当不错，也不知道为啥，你把人家都‘甩’了。他忙说，不是我甩的。我们是友好分手的，绝对是友好分手的。你看，我们至今还相敬如宾着哩.还在一起祝贺对方的生日。我说，那就更得让我见见了：他忙说.免了免了。我说，人家这已经不是你老婆了，你免个啥呀？他还是说。免了免了。我说我一定要见。他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其实昨天过生日的那一位，你经常见到。我忙问，谁啊，我还经常见？他说.她就在你们轴承厂干着哩。我再问，他就死活不肯说了。我后来才‘查清’，他那位我经常能见到的前妻，原来就是我三分厂的工会主席。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他一直不告诉我她的这点身份关系，是不想增加我额外的负担.不想为难我=其实人家在厂子里于得挺不错的，根本用不着我额外的提携或照颐：
“那次他来，主要是来跟我核实有关顾代省长和祝磊的某些情况的”
邵长水问：“他跟你说了他去陶里根的真实目的了吗？”
“说了。但说得比较隐晦。”
“明说了是去调查顾代省长问题的？”
“那倒没有。只说是去了解一些领导的情况。”
“哦”“那天他说，想要请我帮他排除一个疑问。他说他在陶里根待了这么些日子，受到很大的震撼，但得到的情况，相互之问却又非常矛盾。在有些人嘴里，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简直就跟一枝花一样，无比优秀，无比杰出，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了。但也有人把他说成一个凶恶的霸主，独断专行，蛮横不讲理，且又为所欲为。有人说他大有功于陶里根，是陶里根历史上最有开拓精神、最有作为的父母官，开创了陶里根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但也有人说他是陶里根历史上最会做秀、最会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只顾树立个人政绩形象而不顾百姓死活、并给继任者留下一大堆难以弥补的财政黑洞的政客他说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并且向我保证，我那天跟他说的任何情况，他都会替我保密。而且是绝对保密。
“当时我沉吟了一下，笑着回答他：‘你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人，会相信谁的口头保证吗？’
“他立马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可以给你立书面保证。’
“我又笑道：‘我要你写书面保证，那我俩还能算是铁哥儿们？’
“他马上无奈地摊开双手问：‘那你说咋办？’
“我苦笑着回答道：‘咋办？今天你压根儿就不该这么来为难我。’
“他说：‘你实事求是地说，是啥样就说啥样，有啥为难的？’
“我又苦笑着长叹一口气说道：‘实事求是？说得轻巧。你这是逼我在刀尖上跳舞，在悬崖上走钢丝哩。’
“他马上又流露出他的那种不高兴了，说道：‘没人逼你干啥。说不说，完全由你。’
“当然，那天我还是跟他说了我对顾这个人的看法。我跟他说，信不信由你，顾立源的确是陶里根现当代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一个最富有开拓精神、最有实际作为的父母官，可以说是他开创了陶里根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他又的确是优秀的、杰出的，是萌生在我们高纬度黑土地上一朵不可多得的‘奇葩’。虽然还不能说他‘无与伦比’——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只比我大六七岁。伦比不伦比，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但是，你想啊，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走上正省部级岗位了，了不得啊。完全是一个奇迹、陶里根的一个骄傲。但我又要告诉你，他确实又是独断专行的.有时候也确实是蛮不讲理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为昕欲为’的。但绝对不能说他是一个‘凶恶的霸主’；更不能说他只是在做秀，只是在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陶里根从一个破县穷县无人问津的边境小县，变成边贸、观光旅游的重要口岸，众目睽睽之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地级市，gdp直逼省内一些副省级大市。这些年来，可以说星光熠熠，有口皆碑这些变化的取得.的确是他主政陶里根阶段确立和完成的：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要影响陶里根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发展道路的东西：
“那天我对劳爷说，现在很多人对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有怀疑，说穿了主要是怀疑池跟远东盛唐的老总饶上都的那点关系，怀疑他和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关系。我本人就是被那些人打入‘陶里根集团’黑名单的。其实这些同志真是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他们只知道顾立源是靠那个‘边贸权’事件‘发迹’的。其实发生那个‘边贸权’事件后，等中央领导一走，顾立源的日子一下变得非常窘迫和艰难，而且这种窘迫、艰难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对间。为什么？陶里根这地方穷，但大伙都穷惯了.悠闲惯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父母官和普通百姓，都挺认可这个‘穷’的。现在说起来这是一件挺可怕、也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会认可穷.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就一直这么穷了下来。同样是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这穷日子还过得挺悠闲，挺‘有滋有味’的。用大伙的话来说，我们虽然穷，但也没那么些烦心事。串个门啊，上江里去打个鱼，炖上一锅汤，再拿玉米面贴上十来个饼子，从酸菜坛子里捞一大碗酸菜，等那边太阳一落山，这边全家人已经热热和和喝上了吃上了陶里根西部山区还出一种野果子，叫‘壳里红’，酸涩酸涩，却特别提神。据说这里头还含有一种良性的兴奋剂成分，会让人上瘾，但不伤身体。你看一人秋，陶里根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晾着一串串焦黄颜色的小果子。掰开那壳儿，里头有几瓣血红血红的果肉。等大雪封盖住了这个世界，几个熟人凑在火炉旁，沏上一壶酽茶，吧唧吧唧嚼着这血红血红的果肉，有聊没聊地聊上大半天，聊上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再一个冬天聊上一辈子上街上一走，见到的净是牙口暗红的熟人。到机关里一坐，半天也不一定有一个电话铃响。月底万一领不到工资，大伙也不用发愁，这是国家欠下的，党欠下的，都替你存着哩。无非就是存在了‘无锡(息)银行’里罢了，总有一天会发还给你的。况且也不是你一个人没领着，全都没领着哩，连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账上打的都是白条。只要山里还结着‘壳里红’，江里还蹦哒着鱼，粮袋里还剩着玉米面，大坛子里还腌着酸白菜只要大雪没压塌了烟囱，炉子里还有最后一块柴火在熊熊燃烧，这日子咋过不是个过？咋过不都是一辈子？！但现在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年轻人，议论什么‘边贸权，问题。这‘边贸权’是你随随便便能耍的吗？闹得不好，就牵涉国格人格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你能干，我也能干，还要外交部外经贸部干啥？真是的！但没过太长的时间，上头还正经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让陶里根进行边贸权下放的‘试点工作’。上头图省心。只说让你‘试点’，让你‘摸着石头’去过河。可河里的石头多了去了。到底要去摸哪块石头才能顺顺当当地过那河，他却不说了。他不说，我们咋干？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在边境地区工作多年，深知边境地区点点滴滴都跟外交、跟‘对敌斗争’联系着。而敬爱的周总埋说过，外交战线无小事。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负责任的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你顾立源！你说这让人‘烦心不烦心’！这段日子里，顾立源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说啥的都有。红头文件下发两三个月，县里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动。省里老书记再三打电话催问试点情况，还询问那个姓颐的小年轻的情况，把县里几位领导‘逼’得实在没辙了.县长把顾立源找到办公室，说，你现在出足风头了，在老书记那儿都挂上号了，你说吧，这个边贸权.咱们咋个试法？顾立源说，让我想想县长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会儿才开始‘想想’？早干吗去了？你当时给老书记递小条儿的时候咋不想好了再递？你这一递.好嘛，你出名了，把我们全逼到绝路上去了。县里研究定了，这第一笔生意你去做。你给我立军令状。成了，我替你总结经验上报；败了，你承担全部责任。谈完话，给他五千元启动资金.五个从县政府机关分流下岗的中老年干部，由他牵头，独立创办一个‘陶里根边贸有限公司’，去进行这个试点。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县里使的这一招，实在是太高明了。万一事情真成了，是他们与时俱进，大胆支持新生事物，启用年轻人，推进了改革；假如失败了呢！责任全在这个姓顾的小子和他的公司头上，县里的损失也就是这五千元现金，但却又借机把这个给县里捅下大娄子的‘出头椽子’给变相地开除了，还让他带走了五个下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个下岗分流的干部哭天抹泪地谁也不愿上顾立源那个‘边贸公司’去报到，谁也不愿跟这个‘傻小子’一起去承担这责任：拿着五千元的承诺，顾立源足足有好几晚上没法入睡。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维系在这一着上了。他坚信陶里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边贸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坚信边境贸易能把这个沉寂了千数百年的边境穷县方方面面的经济潜力激活起来。但第一笔生意到底找谁去做，拿什么去做，做什么才能真正有利可雷。他不是学经济的，也从没做过生意，再说，区区五千元.真是只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开做，他还得去找资金。可是县城里所有银行的领导那些日子里忽然间都‘出差’了，只要听说顾立源找他们谈贷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包括机关里的那些同事，平时都很熟，跟你谈什么都可以说是谈‘边贸’.对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顾立源纠缠上了，以后要跟他一起来分担这个‘责任’。当时愿意走近顾立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祝磊，另一个就是饶上都。祝磊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分回陶里根以后，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因为同是大学毕业后不得志而分回陶里根来的，他俩平时就有不少的接触。祝磊研究生毕业时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试论我国高纬度地区边境贸易的现状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边境两边互通有无，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第一份跟对岸进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为顾立源策划的。而饶上都倒卖倒买所谓的名犬时攒了些钱；另外，他在对岸生意界和政府里也有一帮子熟人。他愿意把这些钱和关系，作为‘资源’都拿出来供顾立源使用，条件只有一个：将来如果赚了，请还本付息。‘如果赔了呢？’顾立源当时这样问他。‘赔了，就算我交您这么个朋友付的手续费。’饶上都这么回答。后来租船的钱，买酒和水果的钱，雇船工和搬运工的钱，在对岸疏通关系请客送礼的钱全都是饶上都掏的。饶上都甚至还答应了顾立源这样一个极为苛刻的，不仅‘不平等’，而且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约定：整个过程中，饶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参与了这件事。也就是说，花了他的钱，还不许他对人说这钱是他的。饶上都明白顾立源这么做的原因：饶有前科，政治上有污点。如果一开始就让人知道此事有饶的参与，而且是资金的主要投入者，那么，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压力，很可能就会使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对顾立源提出的这一切，饶上都全应承了。这让顾立源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对用不用饶上都的钱，跟不跟饶上都这样的人打交道，顾立源是犹豫再三的。要把对自己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跟一个坐过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块儿，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且还要有一点大智慧和大决断力。对于顾立源来说，当时已是别无选择。干成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干成这样一档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后顾地花了饶上都的这一大笔钱。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事情干成后所形成的轰动效应，居然使万分激动的陶里根人都无暇去追问顾立源当时是从谁腰包里掏出钱来运作这一切的
“十年后，人们渐渐冷静下来，有人开始追问顾立源跟饶上都的这种种关系，也有人跟顾立源打趣道：‘你小子当年胆儿够大的。刑满释放分子的钱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顾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愿花刑满释放分子的钱。我也.愿意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的钱：但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当时让我花你们的钱吗？’
“顾立源这人讲情义；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饶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干劲儿和聪明劲儿.甚至还可以说看上了他那点‘油劲儿’；虽然是个外来户，但又愿意扎根落户在陶里根。而这些年来.这样的人在陶里根越来越少了：只要有一点能耐有一点办法的.都想方设法往大中城市跑：据于以上这些因素，顾立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设法报答这个饶上都，并有意地为他创造了许多于事的机会和条件。包括那个副市长祝磊，也包括外头盛传的所谓的‘陶里根集团’，他们和顾主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这么历史地形成的。就说那个‘玛里根集团’吧，主要是差不多时间跟顾立源似的从各大学毕业返回陶里根的一批年轻人。当时的这
批大学生还比较‘憨’。比较‘傻’，经不住人家三说两劝地，就回家乡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来了。在他们以后，更年轻的一拨又一拨孩子，从陶里根考出去以后.你看还有谁回陶里根的？大学毕了业，宁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临工，谋个啥自由职业的混混，也不愿回陶里根。因此当初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在当地就成了宝贝。顾立源一掌权.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同龄人拢到了自己身边，委以了重任。但他也不是只用那批大学生。你看我，年龄比他们小六七岁七八岁.拿的只是电大的文凭，不论从哪方面衡量，都是一个土八路.可顾立源不照样起用了我吗？我说到这儿，劳爷马上反驳道：‘这归根结底跟你是陶里根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我又举了饶上都的例子回驳他：‘那你说他看好饶上都是因为什么？饶上都总不是羯里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顾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里头，但谁当政，不用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人？用你是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么敢放手让你去做事？你不亲近他，他怎么放心让你去替他做事？举贤不避亲，古已有之嘛。’
“听我说了这一大段话以后，劳爷呆在那儿，坐了好大一会儿，才低声地问道：‘那么，照你这么说，顾代省长在陶里根时期，十全十美了？可我听到的反映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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