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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地笑了笑，就下车去了。等她都快走进那个在路灯下看起来非常黝暗的过街门洞了，顾立源的那辆奥迪车还没启动。好像到这时候，顾还不信她真的住在这里，非得等着看个究竟似的。一直等到曹楠进了院子，踏上那架直通三楼去的摇摇晃晃的木楼梯后.奥迪车才不甘心似的开走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曹楠都没再去见这位“顾领导”顾立源当然不会主动打电话来找曹楠。不久.顾调到了省里。又过了一段时间，祝也离开了省财经学院.调任省城的副市长。后来，她只是听说，升任副省长后的颐立源.尤其是后来当了代省长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办事虽然依然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干脆利索，但显然要谨慎和稳重得多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她当然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也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祝磊当上副市长后.变化倒并不大，只是忙得厉害，但他还是很愿意抽一点空.找个清静的地方，跟这个“干女儿”待上一会儿。他跟曹稽相处时.从来不像顾立源似的，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过于亲切”的举动。他总是不远不近地坐在小丫头的对面，饶有兴趣地听着她那好听的女中音的发声。(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他想跟曹楠待上一会儿，真的只是想听听她清脆的声音，看看她可爱的笑容，至于她到底在说些什么，笑些什么，对于他完全不重要。但他要比顾立源更懂得这样一种自视较高的女孩的心理。他不会去告诉她，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而根本不在乎你到底在说什么。)
有一回，曹楠去看祝磊，无意中撞见顾立源和祝磊在吵架，吵架后不太长时间，就发生了那起祝磊开枪杀人事件，给她心灵蒙上了极沉重的阴影
当时，她已经感觉祝磊和顾立源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关系已然不像从前那么融洽。这让她感到困惑。因为顾立源到省里工作以后，几乎跟所有的人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人们过去都怕他，现在觉得，他人变得平和了，许多事情拿到他那儿，都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了。惟独以前跟他相处得最为体己的祝磊却跟他疏远了。当然，他俩之间的这种“疏远”并不是一般人能感觉得出来的。但曹楠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回，她无意间跟祝磊谈起，最近常有人在议论“顾副省长”调到省里来以后所发生的变化，想听听他的看法。祝磊对此却显得相当的不耐烦。祝磊在曹楠面前，是很少表现出“不耐烦”的。因为祝磊的“不耐烦”曹楠特别忐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去看望他。她不是生气了，而是不想(不敢？)再去惹祝副市长不高兴。后来还是祝磊先给她打了电话，先是说，他夫人去澳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了；又说这些日子他重感冒了，带病坚持工作了两天。今天实在抗不住了，休息在家。问她，能不能去看望他一下。“病了？咋整的嘛！吃药了吗？我马上就过去。”她惊诧万分地放下电话，打了个出租，就过去了。出租车是不允许进他们那个家属院的。下了车，在传达室办完登记会客手续，急匆匆地往里走去。
院子很大。这里曾是一个很重要的航空研究机构所在地。中苏边境紧张时刻，研究所撤离，这里变成了某主力野战军总部的驻地。边境气氛缓和以后，大批野战部队撤走：研究所又没回迁，院子便空关了一阵。后来由市里接管。研究所时期在院里为中外专家建了些小楼。祝磊调任副市长后.当然要为他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试探着问祝磊，愿意不愿意上“航空所”院里去住。那儿地方大，但就是远一点.房子也旧了一点。不少市领导宁可等着新房子，也不愿意上那儿去“将就”没想到，祝磊挺痛快，去。干吗不去？再远，总不会有陶里根远吧？这样，他就带了个好头。以后，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市级领导，包括一些退下来的副省级干部，住进了这个院落：其实这儿幽静=开阔。四处散布着一些百年大树。后山不远。空气清新：生活嘛，只要有省市一级的领导来住，自有人赶紧来张罗这方面的事，完全不用犯愁。机关事务管理处的同志原先还想着要为祝磊把小楼重新装修一下，被祝磊拒绝了，只是全部粉刷了一下.因为有些边边角角上还残留着什么“打倒苏修美帝走资派”之类的标语.太煞风景。
由于院子大，又是步行，那天曹楠还带了一罐事先炖好的野生菌汤，记忆中，好像走了挺长时间.待走到那幢小楼前，忽然发现，已经有人“抢”在她之前来看望祝磊了。那是一辆黑壳的大奥迪车，车牌号是熟悉的，司机也是认识的。是顾立源来了。
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顾立源了。那时，圈子里的人都在传，顾立源很快要“扶正”升任省长了：她好几次想打个电话去，表示一下祝贺，顺便跟他开个玩笑，说一些诸如“官越做越大了，怎么朋友越来越少啦”之类的话。但.每一回犹豫半天，拿起电话，还是又放下了。不想去麻烦一个快要升官的长者。但这会儿，骤然间看到那熟悉的车号和车身.她还是有些激动的；悄悄地跟司机打了个招呼，又做了个手势.询问副省长和副市长都在屋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便加快步子向小楼走去。小楼的大门果然是虚开着的。在门厅里放下手中的东西.套上塑料做的鞋套，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门前，刚要伸手去敲门，就听到从门里传出一阵阵激烈的争吵声。一开始她以为屋里除了顾、祝，还会有另外一个(些)人在。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假如只有顾和祝两人，是绝对不可能吵架的。她多次见到过顾和祝同在一个场合时的情景。他俩总是相处得十分和谐。当然这种和谐是以顾为主导，祝做配合、协调。他俩主辅分明，相得益彰。即便在什么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总是以祝的忍让和保持沉默，而维护了现场所必须的那种和谐和一致。
但在门外稍稍“侦听”了一会儿，她惊愕地发现，客厅里并无他人，争吵的正是顾和祝两位。这下，她完全愣怔住了，甚至都不敢去敲门了。就这样在客厅门外，呆站了好大一会儿。更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听不明白他俩到底在吵个啥，但是，两人中，嗓门扯得更大、语调更为激烈、滔滔不绝地说得更多的不是顾立源，而是平日在众人面前总是显得温良谦让低调的祝磊。这又是为什么？她整个儿都被弄糊涂了。她听到他俩不断地提到“陶里根”提到“盛唐公司”提到“饶上都”她不时听到顾立源在用嘲讽和挖苦的口吻，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这太可笑了简直太笑了”每一回重复，都会引来祝磊的一阵极其慷慨激昂的长篇反驳。由于祝磊反驳时语速超常地快，语气超常地激烈，说的那些事情又是她完全陌生的，所以，能让她捕捉到的语句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些了：“陶里根”、“盛唐”和“饶上都”还有就是祝磊不断地在使用“我们”和“他们”这个复数的指称代词：“我们”怎么怎么“他们”又怎么怎么其实，如果她要能静下心来细听一下的话，谈话内容大部分还是能够听个八九不离十的。毕竟只有一门之隔嘛。小楼里又比较安静。他俩的嗓门儿又那么大。但是，当时她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她平生头一回接触到这样的场面：一个省里的主要领导和一个市里的主要领导，面对面地跟两个撕破了脸面的中学生似的在那儿扯着嗓门干仗。完全匪夷所思
她知道自己不该在门外这样“偷听”下去，但又不情愿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她知道自己既不该、也没法去过问他二人之间的任何矛盾和分歧。但冲天海啸再嚣张，也总有退潮的那一刻。作为他俩共同的“小朋友”别的事做不了，适时地给他俩火辣辣的“伤口”上敷上一小块清凉的敷料，让跳疼的伤痛稍稍得以舒缓；再递
上一小杯同样清凉的饮料，润润他们焦躁的喉咙，总是可以办得到的，也是应该办的吧？于是在稍稍地迟疑了一下之后，她提溜起那个汤罐和一网兜水果，踮起脚尖轻轻地上了楼梯。在楼梯的一个拐角平台处，悄悄坐了下来。二十多分钟后，客厅里的争吵声终于中止了，而且是突然之间停息的。兢像是晚间从空中俯瞰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突然遭遇雷击，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似的，所有的亮点，瞬间从视界里消失了一样。这样静静地过了几分钟，客厅的门响了，顾立源独自走了出来，并立刻上车走了：祝磊连送都没出来送一下。而后，小楼里就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等曹楠走进客厅的时候.祝磊依旧一动不动地依靠在沙发里，脸色灰暗，眼睛木木地盯着落地窗外那几盆呵护得并不精心的铁树。整个人就像是水泥浇铸的一毁，只是给强行套上了一身活人穿的衣装而已。就这样足足呆了有十来分钟，对于在一旁肃然呆立着的曹楠，则完全不给一点“惠颐”=完全视而不见。一开始，曹楠还以为祝磊没觉察到她进屋来了哩：又过了一会儿，当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时，他突然打了个战。沙发里跳起，对曹楠说：“咱们晚上吃什么？我是一点都不饿。但你总得吃点啥啊”那天，她在那儿待到很晚：她总希望祝磊能主动跟她说说，刚才为什么要跟颐立源吵嘴干仗。他不说，她不便问。但祝磊始终就像啥事都没发生似的，把他夫人从澳洲寄回的照片，一一展示给曹楠看。也许是病后虚弱的缘故.也许是刚才那一阵的余波还在暗中搅扰他的心境，曹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拿照片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着，神情中多少带着些心不在焉的成分。曹楠知道他这时极需要独自一人待一会儿.要沉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跟“副省长”发生的这场尖锐冲突，但又碍于曹捕是自己叫来的，不便马上将她打发了。他这是在痛苦地“敷衍”着自己哩。她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她替他盛出一碗汤.把剩余的那些都放进冰箱里，然后大略地为他收拾了一下屋子，便告辞了。
祝磊果然没表示一点挽留的意思。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祝磊。中间差不多隔了有半年时间吧。那时，顾立源已经担任了“代省长”然后就发生了祝磊开枪杀人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曹楠震惊万分。好几天都转不过弯来。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场噩梦。一种直觉在告诉她，祝这一回的犯事，应该跟那天他和顾在小楼里干的那一“仗”存在着某种蹊跷的联系。为此，她曾去找过一回顾立源。
那天，她先给顾立源打了个电话，使用的还是顾当副省长那会儿留给她的一个手机号码。她一直没怎么用过它，甚至可以说，一次都没用过它。那天，手机里传出顾立源的声音时，曹楠紧张激动得都有一点战栗了。更没有想到的是，顾代省长居然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就答应了她“见一面”的请求。
他俩是在代省长办公室见的面。
那天，他俩其实也没说多少话。不仅是因为曹楠有一点拘谨，也不仅是因为顾立源有些疲惫和沉重，更主要的大概还因为顾立源在当了代省长以后，发生了为众人称道的那种种变化：谨慎了，稳重了，但也没有了在基层工作时的生动和随意。不再生动，不再随意，这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必要的，是有“修养”的表现。但要把他当“人”来交往，可能就会觉得缺失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那天，曹楠觉得他显得有些生分。他已经忘了自己当初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一个手机号给了眼前这个“小丫头”的。
“找我，有啥事吗？”他疲惫地笑笑，并温婉地问道。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省长同志”曹楠不无有点紧张，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打趣道。
“可以。当然可以。”顾立源笑了笑，应道。然后，保持着那个必须的笑容，不再说什么了。似乎还是在等着曹楠说出到底是为了啥事，才来找他的。
“您大概都把我忘了吧？”曹楠略有些难堪地问道。
“曹楠。没说错吧？”顾立源不动声色地点出她的姓名。顾立源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只要他想记住的事情，他能记得很快很多，也记得很牢。
“我曾经还有个身份.您记得吗”曹楠这时渐渐放松了下来。但她知道，此处不是让你闲嗑牙花胡扯支的地方，时机也不对，得赶紧切人正题。
“请说。”顾立源果然已经显得有一点不耐烦了，随手去办公桌上翻了一下待批阅的文件，脸上却还竭力保持着那点微笑。如果不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个年轻女孩、而且还是个气质较为清纯的女孩，他很可能已经很干脆地要请她走人了。他哪有这样的时间来陪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孩子闲扯？！
“我还是祝副市长、祝磊的干女儿。”曹楠很快说道。
“”一听曹楠提到“祝磊”二字.颐立源脸上的那笑纹立刻颤动了一下，并僵持住了.同时在他瘦惫的眼神中，立刻又添加了一丝警觉。当然，不管是那“颤动”还是“僵持”或是“警觉”都只在顾立源的神情中持续了极短的一个瞬间。而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您过去跟我说过.今后我要遇到汁么想不开的事，解决不了的生活难题.可以随时来找您：“曹楠缓缓地提醒道。
“是吗？”顾立源再一次不明所以地笑了笑，眼睛中也再一次闪出了一丝警觉的光泽。
“关于祝副市长他出的那档子事”曹楠刚低声地说了这么半句话，顾立源立即坐直了身子.毫不迟瑟地打断了她的话头，整个人的神情也变得相当严肃起来。他这么告诫道：“这档子事司法部门已经介入。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了。只能静候结论。”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祝副市长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比我们谁都更了解他。他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开枪杀人？怎么可能”曹楠不甘心地问道。
“我说过了，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他再一次打断曹楠的话.然后就听见他问“还有事吗？”这明显在表示“你可以走了”
她站了起来。
告辞。
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种巨大的、从来也没经受过的失望击垮了。是的，他说得全对：司法介入，静候结论，任何人都不得再随便插手，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对。但是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怎么能说得那么冷静(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说一块跟他毫无关系的烂木头似的。谁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最忠实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臂右膀。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内情，但一起来感叹惋惜一下都不行吗？当了“代省长”就必须如此迅速地“划清界线”？如此的“原则”和“坚定”？快走到门口时，她都感到有点窒息，喘不上气来，头脑因为一时间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点晕眩起来。地板开始有一点晃动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门框，又本能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为什么要回过头去？回过头去又想干什么？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驱动，习惯在使然。但随后在这回头一瞥之间，所看到的，却让她大为吃惊，还让她实实地为之心颤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立源呆呆地站在办公桌的一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她的背影，脸色灰暗，神情惨淡，眼光虽然仍在闪烁，但闪烁的却是一种让曹楠无法忘却的愧疚和为难当他发现曹楠突然回过头来看他了，便立即掉转视线，低下头去，同时又迅即拧转身去，拿背去对着曹楠了
原来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这是她当时那一刹那问得出的惟一结论
是的，他有他的难处。的确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在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为”——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再一次回过头来寻找顾立源办公室的窗口时产生的又一个想法，并以此想法来安抚自己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的心灵
但他为什么会表示出一种“愧疚”？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脸色竟然会如此的“灰暗”？是因为办公室里光线不足，还是这一阶段刚调任代省长，工作过于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楼，她几乎没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现代建筑意味的中心广场.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从下楼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不再上这儿来了.起码不会仅仅为了看望这位姓顾的领导，再进入这个广场，进入这幢大楼。她曾经很偶然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过他们。但仔细想起来，这也就像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曾比较接近过某一颗拖着美丽的长尾巴的彗星。所谓的“接近”只是相对而言，它毕竞还是会呼啸着远离我们而去。同样的“代省长”、“副市长”毕竟离一个“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太远太远。就像我们无论再怎么接近那颗美丽的彗星，宇宙生存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之间仍然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若即若离，是宇宙万物相处的基本规律。又何况远没有摆脱“自私”和“弱肉强食”的噩梦纠缠的人类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铁门时，她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无比轻松。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这样慢慢地从顾、祝这两人沉重的“阴霾”之下超脱出去.就像高纬度地区的人常说的那样：该干吗干吗去了。
事情就发生在祝磊一审被判处死刑以后。有一天，曹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有点低沉。他说他想跟曹楠见一面.商量一点儿事。曹楠问他是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你一个熟人的朋友。曹楠马上问，哪个熟人？他又迟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见面再说吗？曹楠又问，我认识您吗？对方回答得很老实，不认识。曹楠立即说，我既然不认识您，您又不肯告诉我那熟人是谁。我怎么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您见面？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点时间来见我一下。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那位熟人是谁。我担心，现在就说了，你有可能就不愿意出来见我了。但我必须见你一面。这样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会儿到你们图书馆传达室来一下，我当面告诉你是谁委托我来找你的。在你们单位传达室里，你总不用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吧？曹楠考虑了一下，又问了一句，你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当听到对方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说，我是个律师。曹楠的心腾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谁委托这人来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赶紧向传达室跑去。
来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师。他当然知道传达室里安有监控的摄像镜头。他背对着摄像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祝磊”两个字，交给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马上把纸条收了回去。“他让你来找我干啥？”曹楠强抑住心脏的狂跳，小声地问。“能另找个时间认真谈一谈吗？”律师的声音虽然也压得很低，内心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但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散淡的神情，仿佛只是在跟曹楠议论窗外的天气似的。曹楠一点都没犹豫，当即应承了下来。那天下班后，她就直接去了律师约定的一个茶室。在茶室里，律师向她转告了祝磊那个关于把他在监所写的材料安全转移出去的请求
曹楠当然知道这么干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这么干是为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这时刻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一定有助于把某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她就像众人一样，都直觉到这档子事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幽灵似的“谜”扑朔迷离，若隐若现，甚至稍纵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灯”的威力，将真相露布，这一点“风险”当然是值得冒的，这一点“过错”终究也是会被原谅的。一度，她甚至为自己能有幸被选中来参与这样的冒险，而隐隐地激动不已，兴奋不已，当然也忐忑不已。由于这一段时间来，她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所以，后来一旦遭遇那一连串突发事件，一连串重大挫折，她本来就不能算十分坚强的精神防线就“顺理成章”地垮塌了
给她第一个重大打击的是劳叔。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劳叔突然辞职去陶里根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能不惜代价地去干一件自己特别想干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她觉得劳叔“特伟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能够埋头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国男子足球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了。这一帮被丰厚的薪酬供奉着的年轻男子，假如上半场赢了，肯定就开始洋洋得意.开始忽悠，然后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钟”以败北告终：假如上半场就输了，你很少能看到绝地反击的悲壮场面。中国男子足球，不是输在技术和体力上，而是输在没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输在像容志行、高丰文、郝海东、范志毅、李铁那样的真男儿太少了=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总是想去接触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为此，她钦佩劳叔。所以，一旦听到劳叔突然也泄气似的说出这一切都“没用”的话，确实让她很伤心。这些年来，她周边无数的人都放弃了，或本来就鄙视“理想主义”她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们中间，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义者”为乐的，也常常跟池们一趁表现出对此不屑一顾的洒脱，但在潜意识中，在本能的层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执著从事的异性身上。“执著从事”者，也就是上边说到的“埋头死磕”者：他们不一定就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一定裁能执著从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人却常常让她的一颗女孩心怦然而动。大概这也是女孩们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汉气概”之一吧。但今天劳叔居然也说“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没用”.“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什么”居然改写了祝磊“最后的话”他在精神上“投降”了。这让她已然觉得伤心之至。最后他还是被“谋害”了。如果说，杀一个执著从事的对抗者，还算一个“壮举”.那么连一个已经明确表示要“投降”的人都不放过，那算个啥？那段时同，劳叔经常从陶里根打电话来告诫她，方方面面要多加小心。她说，您已经把祝副市长的那份材料改得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了.还怕啥呢？劳叔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结果.老谋深算的他，却先倒下了然后是李敏分的恍惚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然后是齐神父的“背叛”然后是省公安对自己的反复“审讯”是的，现在还没逮捕自己.但是从他们嘴里不是已经多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逮捕她.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补办个手续就行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让自己实在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为什么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光明，并总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这一生肯定能在光明中前行；把我们推出学校后，却让我们自己单独去面对现实中的疑惑和不解？为什么不在学校里电视上报纸上做出同样的努力去告诉年轻人，我们的现实存在着疑惑和不解，同时又能经常和他们讨论怎么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疑惑和不解？听说，省电视台还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了让更多的人思想保持一致，情绪保持稳定，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和涉及社会黑暗面的涉案警匪片。真是不可思议，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自欺欺人？还表现得如此“弱不禁风”？还使用行政手段干预文艺创作？！
当齐神父跟邵长水谈完话回来，立即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把那份材料交出去以后，她一下呆住了。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日”到了。但那时，她还没想到要离开这世界，只是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说心里的恐慌和郁闷。劳叔不在了。祝磊也已经抱憾地离世了。顾，她是绝对不会再去找的了。还有谁？父亲？老师？图书馆的领导？他们就更不是谈这种层次问题的人。她想到了李敏分，想起了很多回小雨梨花下，傍晚幽窗前虽然他不是个十分有主见的男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人并没有坏心，就像这世界上无数没有坏心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做大好事的男人一样。“制造”他们，让他们最后定型的，只是环境、机遇。他们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仔细想想，他从没有伤害过她。也许能跟他谈谈？她拨通了白杨深处的电话。这是她在给齐神父打电话前，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李敏分在家，在修理一把多年前从古旧市场淘买来的一把硬木藤椅。好些年已经决心洗手不玩古董的他，近来因为家藏一匹唐三彩马被一个行家鉴定为晚唐时的“真品”而再度激发了他收藏和把玩的热情。这时谁要上家里来看到他，一定会认为看到的只是一个修旧货的老工匠——戴着老花镜和深蓝色的
袖套，穿着皮围裙，脚边放着斧凿锯刨一整套工具，手指头和指甲缝里都沾满了腥臭的骡皮胶。李敏分一边接电话，还一边歪过头去悉心地打量着那把只修了一半的椅子。最近也有人拿着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来告诉他，这把椅子很可能是从当年关东军侵华总部流失出来的“珍品”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个电话最后促使曹楠下决心去拿起了刀片。曹楠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那样一种心情.说自己原想能从“你们这些长者和前辈们身上找到自己人生起步的精神依托，想得到一点‘借力’，但是”曹楠刚说到这儿，李敏分抱歉地、但又略带一点讥讽地对她说道：“小楠，能容我技一个别的时间来再跟你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行不？我这儿手头有个急活儿”‘难道说修理您的那些老古董，比跟我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还重要？”曹楠说道。她听出他在“人生哲理”这四个字上所附加的讥讽意味来了。“你你怎么知道我在修理老古董？”李敏分换了一只手拿电话，并把整个身子都转了过来，去面对电话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世界上除了你们的事，好像就再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样下去，你一定吃大亏。”“”曹楠不作声了，李敏分也不作声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你还在听着吗？”曹楠答道：“我听着。”李敏分说道：“你说你希望这些长者和前辈还要怎么对待你？你怎么老是那么天真？你们要‘依据’，你们要‘借力’，这愿望不错：但你把他们当作谁了？幼儿园里的阿姨？中学校里的教师？还是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他们喜欢你，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种种繁复沉重的人事纠葛和经济事务之余，需要一个短暂的清静的歇息。他们需要你这种清纯和单一来消解中和稀释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繁杂和沉重’，你的‘清纯和单一’恰好是这样一种最美妙的‘消解’、‘稀释’的中和剂。你难道从来也没想过.那么多女孩都想接近这些同志，都想进入他们的圈子。为什么偏偏让你进入了.让你接近了？这些话，我本不应该跟你挑明了的。我也不想替他们来说些啥。但我发觉小丫头你近来好像有点不大对头.说话傲事，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时说出话来，还挺刻薄的。这就不好了嘛。你要失去了原先的那点‘清纯和单一’，这些长辈还会喜欢你吗？还能放心地来让你接近他们吗？谁愿意身边搁一个尖酸刻薄的刁蛮婆子？即便再年轻，再漂亮，也不行啊。嗯？你在听我说吗？”“”曹楠没回答。“小楠，我问你呐。”李敏分又问了一遍。“”曹楠还是没回答。等李敏分再问时，那边“咔嗒”一声，却把电话挂了。李敏分还以为“小丫头”犯倔劲了，无奈地苦笑了笑，挂了电话，又去修理他那把“珍品椅子”去了。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有一点说过头了。这个阅历不浅的大男人可能也是带着情绪在跟“小丫头”说话，想借此刺激和教训一下这个“小丫头”压压她的“傲气”如果要放在往常，曹楠也许还能掂出对方话里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蓄意夸张和歪曲的。但这时她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一阵最细微的风也能让她跌落下去。而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恰恰就起到了这阵风的作用。虽然他的原意绝对没有想把她怎么样。如果当时他不急于修理那把椅子，兴许还不会说那么多刻薄的过头话。就像曹楠对他的评估那样，李敏分本不是个不容人的人。
他们只希望我清纯和单一。只把我的“清纯单一”当作一个在繁忙和沉重中能帮助他们稍稍消解和中和那些繁忙、沉重的点缀物。就像某些当官的，在宴席上，常常喜欢叫一些歌星影星或艺校的女学员来陪着吃饭喝酒一样，我就是那饭桌上助兴的“星”？没有人真正想帮助我，真正能帮助我。我倒是也想清纯单一下去。但据此，能清纯和单一得了吗？笑话
然后她终于下决心给齐神父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想了很多方法，怎么死才不丢人不痛苦。她原是想小试一下的。于是拿起了刀片。没想这是一把老头牌的双面刮胡刀片。是谁留在这儿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是男人的用品吧。冰冰凉，麻酥酥。就那么一下，几乎没怎么用力，洁白细嫩的皮肤就张裂开了。这时她才看到，也才知道，年轻人的血一旦不受皮肤和血管壁的阻碍而往外喷流时，是同样可以做到很汹涌，很澎湃，很不可阻挡的
默地笑了笑，就下车去了。等她都快走进那个在路灯下看起来非常黝暗的过街门洞了，顾立源的那辆奥迪车还没启动。好像到这时候，顾还不信她真的住在这里，非得等着看个究竟似的。一直等到曹楠进了院子，踏上那架直通三楼去的摇摇晃晃的木楼梯后.奥迪车才不甘心似的开走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曹楠都没再去见这位“顾领导”顾立源当然不会主动打电话来找曹楠。不久.顾调到了省里。又过了一段时间，祝也离开了省财经学院.调任省城的副市长。后来，她只是听说，升任副省长后的颐立源.尤其是后来当了代省长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办事虽然依然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干脆利索，但显然要谨慎和稳重得多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她当然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也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祝磊当上副市长后.变化倒并不大，只是忙得厉害，但他还是很愿意抽一点空.找个清静的地方，跟这个“干女儿”待上一会儿。他跟曹稽相处时.从来不像顾立源似的，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过于亲切”的举动。他总是不远不近地坐在小丫头的对面，饶有兴趣地听着她那好听的女中音的发声。(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他想跟曹楠待上一会儿，真的只是想听听她清脆的声音，看看她可爱的笑容，至于她到底在说些什么，笑些什么，对于他完全不重要。但他要比顾立源更懂得这样一种自视较高的女孩的心理。他不会去告诉她，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而根本不在乎你到底在说什么。)
有一回，曹楠去看祝磊，无意中撞见顾立源和祝磊在吵架，吵架后不太长时间，就发生了那起祝磊开枪杀人事件，给她心灵蒙上了极沉重的阴影
当时，她已经感觉祝磊和顾立源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关系已然不像从前那么融洽。这让她感到困惑。因为顾立源到省里工作以后，几乎跟所有的人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人们过去都怕他，现在觉得，他人变得平和了，许多事情拿到他那儿，都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了。惟独以前跟他相处得最为体己的祝磊却跟他疏远了。当然，他俩之间的这种“疏远”并不是一般人能感觉得出来的。但曹楠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回，她无意间跟祝磊谈起，最近常有人在议论“顾副省长”调到省里来以后所发生的变化，想听听他的看法。祝磊对此却显得相当的不耐烦。祝磊在曹楠面前，是很少表现出“不耐烦”的。因为祝磊的“不耐烦”曹楠特别忐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去看望他。她不是生气了，而是不想(不敢？)再去惹祝副市长不高兴。后来还是祝磊先给她打了电话，先是说，他夫人去澳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了；又说这些日子他重感冒了，带病坚持工作了两天。今天实在抗不住了，休息在家。问她，能不能去看望他一下。“病了？咋整的嘛！吃药了吗？我马上就过去。”她惊诧万分地放下电话，打了个出租，就过去了。出租车是不允许进他们那个家属院的。下了车，在传达室办完登记会客手续，急匆匆地往里走去。
院子很大。这里曾是一个很重要的航空研究机构所在地。中苏边境紧张时刻，研究所撤离，这里变成了某主力野战军总部的驻地。边境气氛缓和以后，大批野战部队撤走：研究所又没回迁，院子便空关了一阵。后来由市里接管。研究所时期在院里为中外专家建了些小楼。祝磊调任副市长后.当然要为他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试探着问祝磊，愿意不愿意上“航空所”院里去住。那儿地方大，但就是远一点.房子也旧了一点。不少市领导宁可等着新房子，也不愿意上那儿去“将就”没想到，祝磊挺痛快，去。干吗不去？再远，总不会有陶里根远吧？这样，他就带了个好头。以后，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市级领导，包括一些退下来的副省级干部，住进了这个院落：其实这儿幽静=开阔。四处散布着一些百年大树。后山不远。空气清新：生活嘛，只要有省市一级的领导来住，自有人赶紧来张罗这方面的事，完全不用犯愁。机关事务管理处的同志原先还想着要为祝磊把小楼重新装修一下，被祝磊拒绝了，只是全部粉刷了一下.因为有些边边角角上还残留着什么“打倒苏修美帝走资派”之类的标语.太煞风景。
由于院子大，又是步行，那天曹楠还带了一罐事先炖好的野生菌汤，记忆中，好像走了挺长时间.待走到那幢小楼前，忽然发现，已经有人“抢”在她之前来看望祝磊了。那是一辆黑壳的大奥迪车，车牌号是熟悉的，司机也是认识的。是顾立源来了。
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顾立源了。那时，圈子里的人都在传，顾立源很快要“扶正”升任省长了：她好几次想打个电话去，表示一下祝贺，顺便跟他开个玩笑，说一些诸如“官越做越大了，怎么朋友越来越少啦”之类的话。但.每一回犹豫半天，拿起电话，还是又放下了。不想去麻烦一个快要升官的长者。但这会儿，骤然间看到那熟悉的车号和车身.她还是有些激动的；悄悄地跟司机打了个招呼，又做了个手势.询问副省长和副市长都在屋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便加快步子向小楼走去。小楼的大门果然是虚开着的。在门厅里放下手中的东西.套上塑料做的鞋套，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门前，刚要伸手去敲门，就听到从门里传出一阵阵激烈的争吵声。一开始她以为屋里除了顾、祝，还会有另外一个(些)人在。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假如只有顾和祝两人，是绝对不可能吵架的。她多次见到过顾和祝同在一个场合时的情景。他俩总是相处得十分和谐。当然这种和谐是以顾为主导，祝做配合、协调。他俩主辅分明，相得益彰。即便在什么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总是以祝的忍让和保持沉默，而维护了现场所必须的那种和谐和一致。
但在门外稍稍“侦听”了一会儿，她惊愕地发现，客厅里并无他人，争吵的正是顾和祝两位。这下，她完全愣怔住了，甚至都不敢去敲门了。就这样在客厅门外，呆站了好大一会儿。更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听不明白他俩到底在吵个啥，但是，两人中，嗓门扯得更大、语调更为激烈、滔滔不绝地说得更多的不是顾立源，而是平日在众人面前总是显得温良谦让低调的祝磊。这又是为什么？她整个儿都被弄糊涂了。她听到他俩不断地提到“陶里根”提到“盛唐公司”提到“饶上都”她不时听到顾立源在用嘲讽和挖苦的口吻，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这太可笑了简直太笑了”每一回重复，都会引来祝磊的一阵极其慷慨激昂的长篇反驳。由于祝磊反驳时语速超常地快，语气超常地激烈，说的那些事情又是她完全陌生的，所以，能让她捕捉到的语句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些了：“陶里根”、“盛唐”和“饶上都”还有就是祝磊不断地在使用“我们”和“他们”这个复数的指称代词：“我们”怎么怎么“他们”又怎么怎么其实，如果她要能静下心来细听一下的话，谈话内容大部分还是能够听个八九不离十的。毕竟只有一门之隔嘛。小楼里又比较安静。他俩的嗓门儿又那么大。但是，当时她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她平生头一回接触到这样的场面：一个省里的主要领导和一个市里的主要领导，面对面地跟两个撕破了脸面的中学生似的在那儿扯着嗓门干仗。完全匪夷所思
她知道自己不该在门外这样“偷听”下去，但又不情愿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她知道自己既不该、也没法去过问他二人之间的任何矛盾和分歧。但冲天海啸再嚣张，也总有退潮的那一刻。作为他俩共同的“小朋友”别的事做不了，适时地给他俩火辣辣的“伤口”上敷上一小块清凉的敷料，让跳疼的伤痛稍稍得以舒缓；再递
上一小杯同样清凉的饮料，润润他们焦躁的喉咙，总是可以办得到的，也是应该办的吧？于是在稍稍地迟疑了一下之后，她提溜起那个汤罐和一网兜水果，踮起脚尖轻轻地上了楼梯。在楼梯的一个拐角平台处，悄悄坐了下来。二十多分钟后，客厅里的争吵声终于中止了，而且是突然之间停息的。兢像是晚间从空中俯瞰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突然遭遇雷击，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似的，所有的亮点，瞬间从视界里消失了一样。这样静静地过了几分钟，客厅的门响了，顾立源独自走了出来，并立刻上车走了：祝磊连送都没出来送一下。而后，小楼里就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等曹楠走进客厅的时候.祝磊依旧一动不动地依靠在沙发里，脸色灰暗，眼睛木木地盯着落地窗外那几盆呵护得并不精心的铁树。整个人就像是水泥浇铸的一毁，只是给强行套上了一身活人穿的衣装而已。就这样足足呆了有十来分钟，对于在一旁肃然呆立着的曹楠，则完全不给一点“惠颐”=完全视而不见。一开始，曹楠还以为祝磊没觉察到她进屋来了哩：又过了一会儿，当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时，他突然打了个战。沙发里跳起，对曹楠说：“咱们晚上吃什么？我是一点都不饿。但你总得吃点啥啊”那天，她在那儿待到很晚：她总希望祝磊能主动跟她说说，刚才为什么要跟颐立源吵嘴干仗。他不说，她不便问。但祝磊始终就像啥事都没发生似的，把他夫人从澳洲寄回的照片，一一展示给曹楠看。也许是病后虚弱的缘故.也许是刚才那一阵的余波还在暗中搅扰他的心境，曹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拿照片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着，神情中多少带着些心不在焉的成分。曹楠知道他这时极需要独自一人待一会儿.要沉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跟“副省长”发生的这场尖锐冲突，但又碍于曹捕是自己叫来的，不便马上将她打发了。他这是在痛苦地“敷衍”着自己哩。她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她替他盛出一碗汤.把剩余的那些都放进冰箱里，然后大略地为他收拾了一下屋子，便告辞了。
祝磊果然没表示一点挽留的意思。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祝磊。中间差不多隔了有半年时间吧。那时，顾立源已经担任了“代省长”然后就发生了祝磊开枪杀人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曹楠震惊万分。好几天都转不过弯来。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场噩梦。一种直觉在告诉她，祝这一回的犯事，应该跟那天他和顾在小楼里干的那一“仗”存在着某种蹊跷的联系。为此，她曾去找过一回顾立源。
那天，她先给顾立源打了个电话，使用的还是顾当副省长那会儿留给她的一个手机号码。她一直没怎么用过它，甚至可以说，一次都没用过它。那天，手机里传出顾立源的声音时，曹楠紧张激动得都有一点战栗了。更没有想到的是，顾代省长居然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就答应了她“见一面”的请求。
他俩是在代省长办公室见的面。
那天，他俩其实也没说多少话。不仅是因为曹楠有一点拘谨，也不仅是因为顾立源有些疲惫和沉重，更主要的大概还因为顾立源在当了代省长以后，发生了为众人称道的那种种变化：谨慎了，稳重了，但也没有了在基层工作时的生动和随意。不再生动，不再随意，这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必要的，是有“修养”的表现。但要把他当“人”来交往，可能就会觉得缺失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那天，曹楠觉得他显得有些生分。他已经忘了自己当初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一个手机号给了眼前这个“小丫头”的。
“找我，有啥事吗？”他疲惫地笑笑，并温婉地问道。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省长同志”曹楠不无有点紧张，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打趣道。
“可以。当然可以。”顾立源笑了笑，应道。然后，保持着那个必须的笑容，不再说什么了。似乎还是在等着曹楠说出到底是为了啥事，才来找他的。
“您大概都把我忘了吧？”曹楠略有些难堪地问道。
“曹楠。没说错吧？”顾立源不动声色地点出她的姓名。顾立源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只要他想记住的事情，他能记得很快很多，也记得很牢。
“我曾经还有个身份.您记得吗”曹楠这时渐渐放松了下来。但她知道，此处不是让你闲嗑牙花胡扯支的地方，时机也不对，得赶紧切人正题。
“请说。”顾立源果然已经显得有一点不耐烦了，随手去办公桌上翻了一下待批阅的文件，脸上却还竭力保持着那点微笑。如果不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个年轻女孩、而且还是个气质较为清纯的女孩，他很可能已经很干脆地要请她走人了。他哪有这样的时间来陪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孩子闲扯？！
“我还是祝副市长、祝磊的干女儿。”曹楠很快说道。
“”一听曹楠提到“祝磊”二字.颐立源脸上的那笑纹立刻颤动了一下，并僵持住了.同时在他瘦惫的眼神中，立刻又添加了一丝警觉。当然，不管是那“颤动”还是“僵持”或是“警觉”都只在顾立源的神情中持续了极短的一个瞬间。而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您过去跟我说过.今后我要遇到汁么想不开的事，解决不了的生活难题.可以随时来找您：“曹楠缓缓地提醒道。
“是吗？”顾立源再一次不明所以地笑了笑，眼睛中也再一次闪出了一丝警觉的光泽。
“关于祝副市长他出的那档子事”曹楠刚低声地说了这么半句话，顾立源立即坐直了身子.毫不迟瑟地打断了她的话头，整个人的神情也变得相当严肃起来。他这么告诫道：“这档子事司法部门已经介入。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了。只能静候结论。”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祝副市长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比我们谁都更了解他。他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开枪杀人？怎么可能”曹楠不甘心地问道。
“我说过了，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插手过问。”他再一次打断曹楠的话.然后就听见他问“还有事吗？”这明显在表示“你可以走了”
她站了起来。
告辞。
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种巨大的、从来也没经受过的失望击垮了。是的，他说得全对：司法介入，静候结论，任何人都不得再随便插手，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对。但是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怎么能说得那么冷静(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说一块跟他毫无关系的烂木头似的。谁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最忠实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臂右膀。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内情，但一起来感叹惋惜一下都不行吗？当了“代省长”就必须如此迅速地“划清界线”？如此的“原则”和“坚定”？快走到门口时，她都感到有点窒息，喘不上气来，头脑因为一时间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点晕眩起来。地板开始有一点晃动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门框，又本能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为什么要回过头去？回过头去又想干什么？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驱动，习惯在使然。但随后在这回头一瞥之间，所看到的，却让她大为吃惊，还让她实实地为之心颤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立源呆呆地站在办公桌的一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她的背影，脸色灰暗，神情惨淡，眼光虽然仍在闪烁，但闪烁的却是一种让曹楠无法忘却的愧疚和为难当他发现曹楠突然回过头来看他了，便立即掉转视线，低下头去，同时又迅即拧转身去，拿背去对着曹楠了
原来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这是她当时那一刹那问得出的惟一结论
是的，他有他的难处。的确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在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为”——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再一次回过头来寻找顾立源办公室的窗口时产生的又一个想法，并以此想法来安抚自己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的心灵
但他为什么会表示出一种“愧疚”？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脸色竟然会如此的“灰暗”？是因为办公室里光线不足，还是这一阶段刚调任代省长，工作过于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楼，她几乎没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现代建筑意味的中心广场.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从下楼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不再上这儿来了.起码不会仅仅为了看望这位姓顾的领导，再进入这个广场，进入这幢大楼。她曾经很偶然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过他们。但仔细想起来，这也就像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曾比较接近过某一颗拖着美丽的长尾巴的彗星。所谓的“接近”只是相对而言，它毕竞还是会呼啸着远离我们而去。同样的“代省长”、“副市长”毕竟离一个“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太远太远。就像我们无论再怎么接近那颗美丽的彗星，宇宙生存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之间仍然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若即若离，是宇宙万物相处的基本规律。又何况远没有摆脱“自私”和“弱肉强食”的噩梦纠缠的人类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铁门时，她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无比轻松。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这样慢慢地从顾、祝这两人沉重的“阴霾”之下超脱出去.就像高纬度地区的人常说的那样：该干吗干吗去了。
事情就发生在祝磊一审被判处死刑以后。有一天，曹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有点低沉。他说他想跟曹楠见一面.商量一点儿事。曹楠问他是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你一个熟人的朋友。曹楠马上问，哪个熟人？他又迟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见面再说吗？曹楠又问，我认识您吗？对方回答得很老实，不认识。曹楠立即说，我既然不认识您，您又不肯告诉我那熟人是谁。我怎么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您见面？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点时间来见我一下。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那位熟人是谁。我担心，现在就说了，你有可能就不愿意出来见我了。但我必须见你一面。这样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会儿到你们图书馆传达室来一下，我当面告诉你是谁委托我来找你的。在你们单位传达室里，你总不用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吧？曹楠考虑了一下，又问了一句，你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当听到对方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说，我是个律师。曹楠的心腾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谁委托这人来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赶紧向传达室跑去。
来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师。他当然知道传达室里安有监控的摄像镜头。他背对着摄像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祝磊”两个字，交给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马上把纸条收了回去。“他让你来找我干啥？”曹楠强抑住心脏的狂跳，小声地问。“能另找个时间认真谈一谈吗？”律师的声音虽然也压得很低，内心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但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散淡的神情，仿佛只是在跟曹楠议论窗外的天气似的。曹楠一点都没犹豫，当即应承了下来。那天下班后，她就直接去了律师约定的一个茶室。在茶室里，律师向她转告了祝磊那个关于把他在监所写的材料安全转移出去的请求
曹楠当然知道这么干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这么干是为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这时刻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一定有助于把某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她就像众人一样，都直觉到这档子事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幽灵似的“谜”扑朔迷离，若隐若现，甚至稍纵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灯”的威力，将真相露布，这一点“风险”当然是值得冒的，这一点“过错”终究也是会被原谅的。一度，她甚至为自己能有幸被选中来参与这样的冒险，而隐隐地激动不已，兴奋不已，当然也忐忑不已。由于这一段时间来，她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所以，后来一旦遭遇那一连串突发事件，一连串重大挫折，她本来就不能算十分坚强的精神防线就“顺理成章”地垮塌了
给她第一个重大打击的是劳叔。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劳叔突然辞职去陶里根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能不惜代价地去干一件自己特别想干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她觉得劳叔“特伟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能够埋头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国男子足球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了。这一帮被丰厚的薪酬供奉着的年轻男子，假如上半场赢了，肯定就开始洋洋得意.开始忽悠，然后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钟”以败北告终：假如上半场就输了，你很少能看到绝地反击的悲壮场面。中国男子足球，不是输在技术和体力上，而是输在没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输在像容志行、高丰文、郝海东、范志毅、李铁那样的真男儿太少了=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总是想去接触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为此，她钦佩劳叔。所以，一旦听到劳叔突然也泄气似的说出这一切都“没用”的话，确实让她很伤心。这些年来，她周边无数的人都放弃了，或本来就鄙视“理想主义”她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们中间，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义者”为乐的，也常常跟池们一趁表现出对此不屑一顾的洒脱，但在潜意识中，在本能的层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执著从事的异性身上。“执著从事”者，也就是上边说到的“埋头死磕”者：他们不一定就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一定裁能执著从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人却常常让她的一颗女孩心怦然而动。大概这也是女孩们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汉气概”之一吧。但今天劳叔居然也说“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没用”.“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什么”居然改写了祝磊“最后的话”他在精神上“投降”了。这让她已然觉得伤心之至。最后他还是被“谋害”了。如果说，杀一个执著从事的对抗者，还算一个“壮举”.那么连一个已经明确表示要“投降”的人都不放过，那算个啥？那段时同，劳叔经常从陶里根打电话来告诫她，方方面面要多加小心。她说，您已经把祝副市长的那份材料改得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了.还怕啥呢？劳叔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结果.老谋深算的他，却先倒下了然后是李敏分的恍惚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然后是齐神父的“背叛”然后是省公安对自己的反复“审讯”是的，现在还没逮捕自己.但是从他们嘴里不是已经多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逮捕她.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补办个手续就行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让自己实在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为什么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光明，并总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这一生肯定能在光明中前行；把我们推出学校后，却让我们自己单独去面对现实中的疑惑和不解？为什么不在学校里电视上报纸上做出同样的努力去告诉年轻人，我们的现实存在着疑惑和不解，同时又能经常和他们讨论怎么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疑惑和不解？听说，省电视台还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了让更多的人思想保持一致，情绪保持稳定，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和涉及社会黑暗面的涉案警匪片。真是不可思议，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自欺欺人？还表现得如此“弱不禁风”？还使用行政手段干预文艺创作？！
当齐神父跟邵长水谈完话回来，立即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把那份材料交出去以后，她一下呆住了。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日”到了。但那时，她还没想到要离开这世界，只是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说心里的恐慌和郁闷。劳叔不在了。祝磊也已经抱憾地离世了。顾，她是绝对不会再去找的了。还有谁？父亲？老师？图书馆的领导？他们就更不是谈这种层次问题的人。她想到了李敏分，想起了很多回小雨梨花下，傍晚幽窗前虽然他不是个十分有主见的男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人并没有坏心，就像这世界上无数没有坏心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做大好事的男人一样。“制造”他们，让他们最后定型的，只是环境、机遇。他们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仔细想想，他从没有伤害过她。也许能跟他谈谈？她拨通了白杨深处的电话。这是她在给齐神父打电话前，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李敏分在家，在修理一把多年前从古旧市场淘买来的一把硬木藤椅。好些年已经决心洗手不玩古董的他，近来因为家藏一匹唐三彩马被一个行家鉴定为晚唐时的“真品”而再度激发了他收藏和把玩的热情。这时谁要上家里来看到他，一定会认为看到的只是一个修旧货的老工匠——戴着老花镜和深蓝色的
袖套，穿着皮围裙，脚边放着斧凿锯刨一整套工具，手指头和指甲缝里都沾满了腥臭的骡皮胶。李敏分一边接电话，还一边歪过头去悉心地打量着那把只修了一半的椅子。最近也有人拿着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来告诉他，这把椅子很可能是从当年关东军侵华总部流失出来的“珍品”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个电话最后促使曹楠下决心去拿起了刀片。曹楠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那样一种心情.说自己原想能从“你们这些长者和前辈们身上找到自己人生起步的精神依托，想得到一点‘借力’，但是”曹楠刚说到这儿，李敏分抱歉地、但又略带一点讥讽地对她说道：“小楠，能容我技一个别的时间来再跟你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行不？我这儿手头有个急活儿”‘难道说修理您的那些老古董，比跟我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还重要？”曹楠说道。她听出他在“人生哲理”这四个字上所附加的讥讽意味来了。“你你怎么知道我在修理老古董？”李敏分换了一只手拿电话，并把整个身子都转了过来，去面对电话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世界上除了你们的事，好像就再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样下去，你一定吃大亏。”“”曹楠不作声了，李敏分也不作声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你还在听着吗？”曹楠答道：“我听着。”李敏分说道：“你说你希望这些长者和前辈还要怎么对待你？你怎么老是那么天真？你们要‘依据’，你们要‘借力’，这愿望不错：但你把他们当作谁了？幼儿园里的阿姨？中学校里的教师？还是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他们喜欢你，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种种繁复沉重的人事纠葛和经济事务之余，需要一个短暂的清静的歇息。他们需要你这种清纯和单一来消解中和稀释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繁杂和沉重’，你的‘清纯和单一’恰好是这样一种最美妙的‘消解’、‘稀释’的中和剂。你难道从来也没想过.那么多女孩都想接近这些同志，都想进入他们的圈子。为什么偏偏让你进入了.让你接近了？这些话，我本不应该跟你挑明了的。我也不想替他们来说些啥。但我发觉小丫头你近来好像有点不大对头.说话傲事，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时说出话来，还挺刻薄的。这就不好了嘛。你要失去了原先的那点‘清纯和单一’，这些长辈还会喜欢你吗？还能放心地来让你接近他们吗？谁愿意身边搁一个尖酸刻薄的刁蛮婆子？即便再年轻，再漂亮，也不行啊。嗯？你在听我说吗？”“”曹楠没回答。“小楠，我问你呐。”李敏分又问了一遍。“”曹楠还是没回答。等李敏分再问时，那边“咔嗒”一声，却把电话挂了。李敏分还以为“小丫头”犯倔劲了，无奈地苦笑了笑，挂了电话，又去修理他那把“珍品椅子”去了。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有一点说过头了。这个阅历不浅的大男人可能也是带着情绪在跟“小丫头”说话，想借此刺激和教训一下这个“小丫头”压压她的“傲气”如果要放在往常，曹楠也许还能掂出对方话里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蓄意夸张和歪曲的。但这时她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一阵最细微的风也能让她跌落下去。而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恰恰就起到了这阵风的作用。虽然他的原意绝对没有想把她怎么样。如果当时他不急于修理那把椅子，兴许还不会说那么多刻薄的过头话。就像曹楠对他的评估那样，李敏分本不是个不容人的人。
他们只希望我清纯和单一。只把我的“清纯单一”当作一个在繁忙和沉重中能帮助他们稍稍消解和中和那些繁忙、沉重的点缀物。就像某些当官的，在宴席上，常常喜欢叫一些歌星影星或艺校的女学员来陪着吃饭喝酒一样，我就是那饭桌上助兴的“星”？没有人真正想帮助我，真正能帮助我。我倒是也想清纯单一下去。但据此，能清纯和单一得了吗？笑话
然后她终于下决心给齐神父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想了很多方法，怎么死才不丢人不痛苦。她原是想小试一下的。于是拿起了刀片。没想这是一把老头牌的双面刮胡刀片。是谁留在这儿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是男人的用品吧。冰冰凉，麻酥酥。就那么一下，几乎没怎么用力，洁白细嫩的皮肤就张裂开了。这时她才看到，也才知道，年轻人的血一旦不受皮肤和血管壁的阻碍而往外喷流时，是同样可以做到很汹涌，很澎湃，很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