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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由一个头戴考究的巴拿马平顶草帽、身穿灰纺绸长衫的特务带领着，先到老板的帐房里去查看房客簿子。
鸿远拿着那包东西蹲在窗户根下，翻开一张一看——还是那份北平地下市委告人民群众书。他顾不得责备常里平，心里迅急地转着各种念头——这么一大包子，吞是吞不下去的；烧掉，会冒出油烟来，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怎么办？他放下那包东西，站起身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天色已经大亮，那个特务正手拿房客登记簿站在院子里，命令警察把住外院各个房屋的门口；然后，他自己带着四、五个警察走进里院去了。看来，敌人是准备从里向外普遍地搜查各个房间。鸿远从这一点断定，敌人并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发觉他这个“永定门事件”的参与者就住在这个院里。这使他稍稍放了心。但是，这些抗日宣传品怎么办呢？自己的门前已经有警察站上岗，把它们拿出去是不可能了。藏在顶棚上？可那又是个灰顶棚。设法弄开砖地埋起来呢，也不保险怎么办？鸿远焦虑地想，这样呆下去，等一会特务来到他的房间里肯定会发现这包东西。后果焦虑中，他想到自己是个从小受党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今天为解救革命同志脱险，为了北平市的党组织免遭破坏，为了广大党员的安全，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反而宁静下来了。他像平时收拾东西一样，把宣传品包得整整齐齐的，轻轻地把它们放到床底下，然后站起身来，又把自己的衣袋仔细搜索了一遍。
这时，已约摸上午八时多，忽然有人敲他的屋门。鸿远不免一怔：特务这么快就来了么？但他无暇多想，走近门边，不慌不忙地问道：“谁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鸿远打开屋门，进来的却是柳明。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敌人正在大搜查，柳明却闯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等鸿远开口，柳明神色慌张地小声问：“我来找你打听什么时候可以走。怎么回事？怎么你们这儿的房间门口都站着警察？”鸿远望着柳明，轻轻回答：“你算来巧了——日本特务正在这里搜查每一个房间。你在大门外怎么不留神看看呢？一看情况有变化，应该赶快脱身才好。”“大门敞开着，我完全没有想到”柳明不安地低下头来。
鸿远觉得柳明缺乏地下工作经验，不能怪她，想了想，附在她耳边说：“既然放你进来了，不搜查完，他们是不会叫你出去的。你千万要冷静、沉着，可装做我的表妹，咱们要做出关系亲密的样子。敌人如果问到你政治方面的事，你一概回答不知道，只说是来看我的”说到这里，他向窗外望了一下——鸿远住到公寓后，为了随时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他在窗玻璃上挂上纱布当窗帘。这样，白天在外边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屋里却可以看见外边。这时，他望见房门外的警察懒洋洋地站在门洞边阴凉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听屋里人说什么话。鸿远笑了一下，让柳明和他并肩坐在床边。
两人沉默着——自从柳明一迈进屋，鸿远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沉重了，又为她的安全担忧起来。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告诉她。他默默地思索着，如何能使柳明既保持沉着、镇定，又表现出天真幼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终于，他打破了沉默，小声说：“小柳，我今天有点感冒，想躺一躺。你坐在床边小凳上，咱们说说话好吧？”说着，鸿远倒在枕卜，身上盖上一条旧薄被，装做发汗的样子。柳明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自从迈进这个门槛，自从明白了她和她所尊敬的这个人，他们的生死、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的内心涌起某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感到恐惧与忧虑，又感到幸运与厄运的混和
两个人轻声说起话来。柳明常常答非所问。鸿远以为她是惊惶的缘故，就又极力安慰、鼓励她。越是这样，柳明的心反而越发跳得厉害。
鸿远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柳明笑笑说，他们来往不少了，柳明还不知道他的身世。趁这工夫，他正好向小柳讲讲他的家世和他过去的生活。柳明精神一振，她也正想多了解这个人呢。于是鸿远讲起他的身世来。他说，小时他家是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的生活。兄弟四个，数他大，也数他嘎气。家里人都叫他“嘎子”一年秋后，地主赶着毛驴来收租，家里仅有的二斗粮叫地主搜去了，几斗糠也搜去了，连几把干菜也装进地主的小毛驴的驮子上。母亲指着一帮红虫儿似的光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对地主说：“孩子没得吃，留下点吧！”地主把眼睛一瞪：“欠我的租就得给！都不交租，我一家子吃什么？”看看屋里除了一条破烂不堪的破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地主这才赶着毛驴“得儿、得”地走了。曹鸿远那年十二岁，看地主那么狠毒，肺都气炸了。他想出口气，报报仇，就拿着几块石头子儿，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地主赶着毛驴从树下经过时，他攥着石头瞄准，像他平日给地主放羊打头羊那样，狠狠地一块接一块地照准地主的脑袋打去。被打得鼻青脸肿、懵头转向的地主发现是佃户曹家的嘎子打他时，小嘎子已经跑得没影儿了。这下可把老地主气坏了！他又跑回曹家的茅草房里，疯了似的用棍子把锅盆碗罐、家三货四全给打得粉碎。接着，又把嘎子妈毒打了一顿，还嚷着：“等捉到了嘎子，非要他的小命不可！”小嘎子知道惹了祸，不敢回家，在深山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在第三天深夜里偷偷地回家来。妈妈赶紧塞给他几个糠馍馍，哭着说：“孩子呀，快逃活命吧！那老地主要捉住你，就没你的活命啦快——快到大同煤矿去找你的二叔去吧！”小嘎子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流着眼泪“妈妈，我走！你别难过”他忍着揪心的悲痛，怀揣几个糠馍馍，离开了妈妈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大同。他不知道叔叔在哪个矿上做工，就每天在几个煤矿外面转悠。终于有一天，听一个老矿工说，叔叔和他爸爸一样，也在煤矿里被砸死了后来，还是这位老矿工把他介绍到一家小矿上当了背煤的童工。他才十二岁，个头又瘦小，一背就是七八十斤，匍匐着身子，一步步爬着陡坡，攀着窑梯，随时都会摔下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这牛马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小嘎子心里燃烧起对那个吃人的世道深深的仇恨，终于和一个小伙伴一同逃到了北平。他讨过饭，卖过报。后来，大些了，就在火车站上扛大个——当搬运（亻夫）。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是北平法学院的大学生，姓张。他叫他老师。他同情小嘎子，时常把小嘎子领到自己住的公寓里，教他文化知识，教他作个有理想的人。从此，小嘎子开始发奋读书——读文化书，也读政治书。他甚至在扛大个休息时，还拿着一本唐诗来背诵。后来，张老师把他介绍到北平医学院去当工友和练习生。他喜欢学习，还到北大旁听过哲学、文学课，也抽空在医学院听些医药学的课程。因为他长得端正，一些学校剧团，还常找他去演话剧。从此，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曹鸿远跟着张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着担任交通员。以后，又由张老师介绍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前，延安派他到北平来买药。但碰到战事，他回不去延安了，所以留在北平
“老曹，原来你有这么坎坷的经历——怪不得你是这样”柳明专注地听着鸿远的叙述，忘了当前的险境，沉浸在一片安谧、新奇的喜悦中。她本想说“怪不得你是这样好”；但“好”字没有出口，被鸿远用嘴“嘘”了一声：“你听——外边”柳明立刻住口，心里又怦怦地乱，跳起来。
察，由一个头戴考究的巴拿马平顶草帽、身穿灰纺绸长衫的特务带领着，先到老板的帐房里去查看房客簿子。
鸿远拿着那包东西蹲在窗户根下，翻开一张一看——还是那份北平地下市委告人民群众书。他顾不得责备常里平，心里迅急地转着各种念头——这么一大包子，吞是吞不下去的；烧掉，会冒出油烟来，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怎么办？他放下那包东西，站起身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天色已经大亮，那个特务正手拿房客登记簿站在院子里，命令警察把住外院各个房屋的门口；然后，他自己带着四、五个警察走进里院去了。看来，敌人是准备从里向外普遍地搜查各个房间。鸿远从这一点断定，敌人并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发觉他这个“永定门事件”的参与者就住在这个院里。这使他稍稍放了心。但是，这些抗日宣传品怎么办呢？自己的门前已经有警察站上岗，把它们拿出去是不可能了。藏在顶棚上？可那又是个灰顶棚。设法弄开砖地埋起来呢，也不保险怎么办？鸿远焦虑地想，这样呆下去，等一会特务来到他的房间里肯定会发现这包东西。后果焦虑中，他想到自己是个从小受党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今天为解救革命同志脱险，为了北平市的党组织免遭破坏，为了广大党员的安全，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反而宁静下来了。他像平时收拾东西一样，把宣传品包得整整齐齐的，轻轻地把它们放到床底下，然后站起身来，又把自己的衣袋仔细搜索了一遍。
这时，已约摸上午八时多，忽然有人敲他的屋门。鸿远不免一怔：特务这么快就来了么？但他无暇多想，走近门边，不慌不忙地问道：“谁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鸿远打开屋门，进来的却是柳明。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敌人正在大搜查，柳明却闯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等鸿远开口，柳明神色慌张地小声问：“我来找你打听什么时候可以走。怎么回事？怎么你们这儿的房间门口都站着警察？”鸿远望着柳明，轻轻回答：“你算来巧了——日本特务正在这里搜查每一个房间。你在大门外怎么不留神看看呢？一看情况有变化，应该赶快脱身才好。”“大门敞开着，我完全没有想到”柳明不安地低下头来。
鸿远觉得柳明缺乏地下工作经验，不能怪她，想了想，附在她耳边说：“既然放你进来了，不搜查完，他们是不会叫你出去的。你千万要冷静、沉着，可装做我的表妹，咱们要做出关系亲密的样子。敌人如果问到你政治方面的事，你一概回答不知道，只说是来看我的”说到这里，他向窗外望了一下——鸿远住到公寓后，为了随时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他在窗玻璃上挂上纱布当窗帘。这样，白天在外边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屋里却可以看见外边。这时，他望见房门外的警察懒洋洋地站在门洞边阴凉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听屋里人说什么话。鸿远笑了一下，让柳明和他并肩坐在床边。
两人沉默着——自从柳明一迈进屋，鸿远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沉重了，又为她的安全担忧起来。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告诉她。他默默地思索着，如何能使柳明既保持沉着、镇定，又表现出天真幼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终于，他打破了沉默，小声说：“小柳，我今天有点感冒，想躺一躺。你坐在床边小凳上，咱们说说话好吧？”说着，鸿远倒在枕卜，身上盖上一条旧薄被，装做发汗的样子。柳明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自从迈进这个门槛，自从明白了她和她所尊敬的这个人，他们的生死、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的内心涌起某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感到恐惧与忧虑，又感到幸运与厄运的混和
两个人轻声说起话来。柳明常常答非所问。鸿远以为她是惊惶的缘故，就又极力安慰、鼓励她。越是这样，柳明的心反而越发跳得厉害。
鸿远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柳明笑笑说，他们来往不少了，柳明还不知道他的身世。趁这工夫，他正好向小柳讲讲他的家世和他过去的生活。柳明精神一振，她也正想多了解这个人呢。于是鸿远讲起他的身世来。他说，小时他家是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的生活。兄弟四个，数他大，也数他嘎气。家里人都叫他“嘎子”一年秋后，地主赶着毛驴来收租，家里仅有的二斗粮叫地主搜去了，几斗糠也搜去了，连几把干菜也装进地主的小毛驴的驮子上。母亲指着一帮红虫儿似的光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对地主说：“孩子没得吃，留下点吧！”地主把眼睛一瞪：“欠我的租就得给！都不交租，我一家子吃什么？”看看屋里除了一条破烂不堪的破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地主这才赶着毛驴“得儿、得”地走了。曹鸿远那年十二岁，看地主那么狠毒，肺都气炸了。他想出口气，报报仇，就拿着几块石头子儿，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地主赶着毛驴从树下经过时，他攥着石头瞄准，像他平日给地主放羊打头羊那样，狠狠地一块接一块地照准地主的脑袋打去。被打得鼻青脸肿、懵头转向的地主发现是佃户曹家的嘎子打他时，小嘎子已经跑得没影儿了。这下可把老地主气坏了！他又跑回曹家的茅草房里，疯了似的用棍子把锅盆碗罐、家三货四全给打得粉碎。接着，又把嘎子妈毒打了一顿，还嚷着：“等捉到了嘎子，非要他的小命不可！”小嘎子知道惹了祸，不敢回家，在深山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在第三天深夜里偷偷地回家来。妈妈赶紧塞给他几个糠馍馍，哭着说：“孩子呀，快逃活命吧！那老地主要捉住你，就没你的活命啦快——快到大同煤矿去找你的二叔去吧！”小嘎子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流着眼泪“妈妈，我走！你别难过”他忍着揪心的悲痛，怀揣几个糠馍馍，离开了妈妈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大同。他不知道叔叔在哪个矿上做工，就每天在几个煤矿外面转悠。终于有一天，听一个老矿工说，叔叔和他爸爸一样，也在煤矿里被砸死了后来，还是这位老矿工把他介绍到一家小矿上当了背煤的童工。他才十二岁，个头又瘦小，一背就是七八十斤，匍匐着身子，一步步爬着陡坡，攀着窑梯，随时都会摔下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这牛马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小嘎子心里燃烧起对那个吃人的世道深深的仇恨，终于和一个小伙伴一同逃到了北平。他讨过饭，卖过报。后来，大些了，就在火车站上扛大个——当搬运（亻夫）。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是北平法学院的大学生，姓张。他叫他老师。他同情小嘎子，时常把小嘎子领到自己住的公寓里，教他文化知识，教他作个有理想的人。从此，小嘎子开始发奋读书——读文化书，也读政治书。他甚至在扛大个休息时，还拿着一本唐诗来背诵。后来，张老师把他介绍到北平医学院去当工友和练习生。他喜欢学习，还到北大旁听过哲学、文学课，也抽空在医学院听些医药学的课程。因为他长得端正，一些学校剧团，还常找他去演话剧。从此，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曹鸿远跟着张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着担任交通员。以后，又由张老师介绍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前，延安派他到北平来买药。但碰到战事，他回不去延安了，所以留在北平
“老曹，原来你有这么坎坷的经历——怪不得你是这样”柳明专注地听着鸿远的叙述，忘了当前的险境，沉浸在一片安谧、新奇的喜悦中。她本想说“怪不得你是这样好”；但“好”字没有出口，被鸿远用嘴“嘘”了一声：“你听——外边”柳明立刻住口，心里又怦怦地乱，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