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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跑着,任凭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任凭雨水浇在我的身上。我心头的那股火,需要冰冷的水来浇灭。
麻石铺的街道凹凸不平,低洼地上的积水被我的脚踏得往四处飞溅。迎面走来一个打伞的路人,疾速地往一边让着,嘴里冲我不满地咕哝着:“你胀憨了”
我刚放慢了点步子,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到我的跟前,用塑料伞挡住了我的去路:
“庄颜,你跑到哪儿去?”
我一愣怔,站在路中间,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毕雪萌,她偏着脑壳,清朗晶亮的眸子里闪着疑惑的光,抿了抿嘴,又问我:“没找到舒吟吗?”
“找过了”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间怎会变得如此嘶哑,好像拼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
“出什么事了?瞧你的脸色”
“没没啥。”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连连摇头否认。
“去我那儿坐坐吧,雨大,你又没带伞。”毕雪萌建议着,用眼睛征询地望着我。
我默默地点着头,随在她身后,拐进了百货商店左侧的一条窄弄。
毕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货商店楼上,过去我和舒吟、冯士敏也都来过。蛇场坪虽是条乡场上的小街,但街上的干部和职工,差不多都有家有口,偌大的商店二楼,只住着几个女同志,每人一个房间。毕雪萌的单身宿舍在临街的拐角,屋内宽敞、整洁、单调,地板拖得干干净净。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只三抽桌、两把椅子以外,什么陈设也没有,所有的日常用具,脸盆、热水瓶、肥皂盒、锅儿、瓶瓶罐罐,都一溜儿挨墙放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她煮饭的铁炉子,就架在走廊里临窗的角角上。
我在她屋里的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太阳穴,一声也不吭,太阳穴边上的一条筋脉,在那里“别剥别剥”地跳着,我手上也感觉得到。
“看你那烦恼的样子。喂,你吃晚饭了吗?”毕雪萌留神地注视着我问。
光顾着生闷气,哪里还想到吃晚饭,她这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情不自禁摇了摇头。
“你坐坐,我下面给你吃。”毕雪萌说着,走出屋去。
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在舒吟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始终都没提到吃晚饭。这是我和她相恋以来,头一次没受到她的邀请在她那儿吃饭。
只一忽儿工夫,毕雪萌就给我端来一大碗葱花面条,我还是当知青时的老脾气,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不讲客气,撩起面条,就往嘴里扒拉。
“你和舒吟吵嘴了吧?”毕雪萌随口问我,走到临街的窗户边,两眼朝外望着,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还是小呢。
“嗯。”我应了一声,一边咀嚼面条,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她“为了一个学生,钥匙寨上的学生。她只记着这学生出身地主,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镜瞧人家。说人家思想反动、表现不好。她哪里知道,当初为教育这个学生,为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他也能健康成长。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间,我给毕雪萌讲起了房敬贫。这个孩子的出世,就是他灾难的开始。他的祖父,是钥匙寨上的大地主,公社化那年已经死了。他的父亲房思贵,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刚好十九岁,在省城的高中毕业之后,老地主因为大儿子房思荣念了大学就远走高飞,一定要把小儿子留在身边,接他的班。为此,再不同意房思贵进大学。房思贵没有经济支配权,只得遵从父命,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钥匙寨上,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老地主为了稳住他的心,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给他娶了个十七岁的贫家姑娘为妻。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根据党的政策,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给房思贵定的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工作队领导还对他说,只要他热爱劳动,奉公守法,党会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一样对待的。房思贵没被押上台斗争,没被定为地主,相反同样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产业,心里觉得,共产党明察秋毫,自己是该和大伙儿一样,用劳动来养活全家。从此后,他便开始了下田土的生活。几年以后,样样农活他都摸得,并且还能编出一手好篾箩、提篮。他念过书,有点文化,脑瓜子也灵,潮湿背阴的山坡口上出产名贵的天麻,一般的农民靠碰运气,撞上了,挖出来卖点钱。他却经过琢磨、分析,会认天麻。每年四五月间,雨季开始,只要一得闲,他就往山岭里钻,专门寻找开花、冒叶的天麻。在这多雾多雨的时节,生长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长叶开花了。找到了天麻的所在,他并不马上挖出来,而是做上记号,让天麻在地底下尽情发育,长得饱满丰实。直要到了冬腊月间,他才背上背篼,带上一把挖锄,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说来也怪,他挖回来的天麻,不但个个饱满丰实,块茎齐全,而且数量多,满满一背篼,足有几十斤重。拿到场上去卖,收入是很可观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提篮、筲箕去卖,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自己的双手,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
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紧跟着还没结束的“四清”搞起来了,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到了钥匙寨,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权更大了。他一来,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说房思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是“典型的自发势力”是“剥削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么学生?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工作队长一句话,房思贵“漏网地主”的帽子就给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贫刚刚两岁。从那以后,运动年年有,批斗会年年开,钥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贵“活靶子”也是房思贵,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为“社会基础”狠斗猛批一番。至于平时的义务工、脏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头、勾腰、跪在地上走路
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懦弱,胆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时候,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时候,这双眼睛尤其可怖,还露出哀怜的泪光。仿... -->>
我飞跑着,任凭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任凭雨水浇在我的身上。我心头的那股火,需要冰冷的水来浇灭。
麻石铺的街道凹凸不平,低洼地上的积水被我的脚踏得往四处飞溅。迎面走来一个打伞的路人,疾速地往一边让着,嘴里冲我不满地咕哝着:“你胀憨了”
我刚放慢了点步子,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到我的跟前,用塑料伞挡住了我的去路:
“庄颜,你跑到哪儿去?”
我一愣怔,站在路中间,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毕雪萌,她偏着脑壳,清朗晶亮的眸子里闪着疑惑的光,抿了抿嘴,又问我:“没找到舒吟吗?”
“找过了”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间怎会变得如此嘶哑,好像拼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
“出什么事了?瞧你的脸色”
“没没啥。”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连连摇头否认。
“去我那儿坐坐吧,雨大,你又没带伞。”毕雪萌建议着,用眼睛征询地望着我。
我默默地点着头,随在她身后,拐进了百货商店左侧的一条窄弄。
毕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货商店楼上,过去我和舒吟、冯士敏也都来过。蛇场坪虽是条乡场上的小街,但街上的干部和职工,差不多都有家有口,偌大的商店二楼,只住着几个女同志,每人一个房间。毕雪萌的单身宿舍在临街的拐角,屋内宽敞、整洁、单调,地板拖得干干净净。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只三抽桌、两把椅子以外,什么陈设也没有,所有的日常用具,脸盆、热水瓶、肥皂盒、锅儿、瓶瓶罐罐,都一溜儿挨墙放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她煮饭的铁炉子,就架在走廊里临窗的角角上。
我在她屋里的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太阳穴,一声也不吭,太阳穴边上的一条筋脉,在那里“别剥别剥”地跳着,我手上也感觉得到。
“看你那烦恼的样子。喂,你吃晚饭了吗?”毕雪萌留神地注视着我问。
光顾着生闷气,哪里还想到吃晚饭,她这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情不自禁摇了摇头。
“你坐坐,我下面给你吃。”毕雪萌说着,走出屋去。
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在舒吟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始终都没提到吃晚饭。这是我和她相恋以来,头一次没受到她的邀请在她那儿吃饭。
只一忽儿工夫,毕雪萌就给我端来一大碗葱花面条,我还是当知青时的老脾气,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不讲客气,撩起面条,就往嘴里扒拉。
“你和舒吟吵嘴了吧?”毕雪萌随口问我,走到临街的窗户边,两眼朝外望着,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还是小呢。
“嗯。”我应了一声,一边咀嚼面条,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她“为了一个学生,钥匙寨上的学生。她只记着这学生出身地主,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镜瞧人家。说人家思想反动、表现不好。她哪里知道,当初为教育这个学生,为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他也能健康成长。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间,我给毕雪萌讲起了房敬贫。这个孩子的出世,就是他灾难的开始。他的祖父,是钥匙寨上的大地主,公社化那年已经死了。他的父亲房思贵,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刚好十九岁,在省城的高中毕业之后,老地主因为大儿子房思荣念了大学就远走高飞,一定要把小儿子留在身边,接他的班。为此,再不同意房思贵进大学。房思贵没有经济支配权,只得遵从父命,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钥匙寨上,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老地主为了稳住他的心,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给他娶了个十七岁的贫家姑娘为妻。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根据党的政策,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给房思贵定的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工作队领导还对他说,只要他热爱劳动,奉公守法,党会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一样对待的。房思贵没被押上台斗争,没被定为地主,相反同样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产业,心里觉得,共产党明察秋毫,自己是该和大伙儿一样,用劳动来养活全家。从此后,他便开始了下田土的生活。几年以后,样样农活他都摸得,并且还能编出一手好篾箩、提篮。他念过书,有点文化,脑瓜子也灵,潮湿背阴的山坡口上出产名贵的天麻,一般的农民靠碰运气,撞上了,挖出来卖点钱。他却经过琢磨、分析,会认天麻。每年四五月间,雨季开始,只要一得闲,他就往山岭里钻,专门寻找开花、冒叶的天麻。在这多雾多雨的时节,生长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长叶开花了。找到了天麻的所在,他并不马上挖出来,而是做上记号,让天麻在地底下尽情发育,长得饱满丰实。直要到了冬腊月间,他才背上背篼,带上一把挖锄,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说来也怪,他挖回来的天麻,不但个个饱满丰实,块茎齐全,而且数量多,满满一背篼,足有几十斤重。拿到场上去卖,收入是很可观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提篮、筲箕去卖,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自己的双手,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
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紧跟着还没结束的“四清”搞起来了,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到了钥匙寨,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权更大了。他一来,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说房思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是“典型的自发势力”是“剥削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么学生?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工作队长一句话,房思贵“漏网地主”的帽子就给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贫刚刚两岁。从那以后,运动年年有,批斗会年年开,钥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贵“活靶子”也是房思贵,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为“社会基础”狠斗猛批一番。至于平时的义务工、脏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头、勾腰、跪在地上走路
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懦弱,胆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时候,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时候,这双眼睛尤其可怖,还露出哀怜的泪光。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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